發布時間：2023-03-15 15:03:2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環境問題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由于倫敦的工業化進程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所以其環境問題在不同的階段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工業化的發展與環境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新的工業化階段，往往會在舊的環境問題上產生新的環境問題，新的能源的廣泛使用往往就帶來了新的環境污染。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倫敦的環境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每當倫敦工業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伴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就會出現新的污染源和污染形式，所以其環境問題會在以前的基礎上大大加深。通過總結和分類，本文將倫敦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分為以下幾種。
1.1大氣污染
大氣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煤和石油燃燒所排放的污染物。工業革命的進行帶動了煤炭和石油的使用，煤炭和石油在燃燒過程中往往產生大量煙塵和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毒氣體，這些氣體排放到空氣中后就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大氣污染造成了惡劣的后果，如倫敦空氣質量越來越差、日照時間變短等。
1.2河流污染
河流污染是倫敦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工業化時期，大量的工業污水與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中，造成極為嚴重的河流污染。在河流污染這點上，泰晤士河的例子就十分典型。工業化以前，泰晤士河畔景色優美，綠樹成蔭，但是工業化徹底改變了泰晤士河的命運。隨著工廠以及居民區工業污水與生活污水不斷地排入其中，泰晤士河水質發生惡化，到工業化階段時期，它簡直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臭水溝，河中生物基本絕跡。
1.3人口膨脹、居住環境惡劣
伴隨著工業化的步伐，倫敦的城市化水平也越來越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倫敦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加之缺乏規劃及住房短缺，從而引發人口膨脹和居住環境惡劣。
1.4放射性污染和有機氯化物污染
放射性污染是由于利用原子能和發展核電廠而產生。人類在利用核能不當的情況下會產生放射物質泄漏和放射性污染，從而威脅人類生命安全。有機氯化物污染主要指因大量生產和使用農藥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1.5其他環境污染
在以上幾種環境問題外，倫敦的環境問題還包括固體廢棄物污染、噪音污染、城市資源短缺、城市熱島效應、城市光污染以及城市生物多樣性的減少等問題。
2倫敦環境問題的成因
倫敦城市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既包括工業化進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和消耗，也包括政府和群眾對保護環境的薄弱意識，同時加之技術水平的限制，使倫敦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本文在總結和研究的基礎上，將倫敦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分為一下幾種。
2.1技術水平的限制
工業化進程是技術變革的過程，其中新技術在發明和推廣過程中，主要關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考慮給環境帶來怎么樣的破壞。例如，由于污水凈化水平不成熟，工廠只能將污水排放到河流中，依靠河水的流動來凈化污水，這樣只能加劇河流的污染。再者，受限于沒有成熟的排水系統和固定的管道供水設施，倫敦城市居住環境惡劣以及衛生條件的惡化也就在所難免了。最后，由于燃燒以及凈化設備的落后，加劇了煤和石油燃燒所帶來的空氣污染程度。以上一系列的環境問題都由于技術水平的制約沒有得到良好的解決，從而為環境的惡化埋下了隱患。
2.2環境理論的偏差
“自由放任”理論是由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提出的。其理論核心是對環境污染的行為放任自流，認為工廠選址、工廠的垃圾排放都是私人的事情，政府不能干預和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縮減了政府關于環境保護的職能。在這種理論的驅使下，工廠盲目追求利潤，社會上形成了以犧牲環境來促進經濟發展的風氣，這樣必然會導致環境問題的產生與加劇。
2.3人類對環境問題的意識比較薄弱
倫敦的工業化進程中，人們只顧追逐利益和金錢，從而忽視了生產過程中得環境污染問題，不會有人在生產過程中還用考慮保護環境。
2.4能源結構不合理
倫敦在工業化進程中主要以煤炭和石油為主要能源供給，隨著煤和石油的廣泛應用，各類與之相關的工業部門快速發展，如采礦和汽車工業，煤和石油在燃燒過程中都會產生大量的有害氣體，從而造成環境污染問題。
2.5工業布局不合理
倫敦在工業化的進程中以高度集中的工業布局為主，工廠把大量的工業污染物集中排放到較小的區域中，導致了極為嚴重的環境污染。
3工業化進程中環境問題的對策分析
3.1調整能源結構
積極開發新能源要改善環境問題，首先必須要改變以煤和石油為主的能源消耗方式，積極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發展電力、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從而降低有害物質的排放，降低工業化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3.2完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包括城市供暖系統、排水系統、污水處理、垃圾處理、道路系統和城市環衛設施等方面。應通過不斷完善以上環境基礎設施，減少城市生產和生活廢棄物的排放量，加大環境的消化能力。在城市建設方面，要積極推行以城市綠化為主的城市環境建設。通過不斷大力開展城市綠化水平，極力提高城市環境對調節城市氣候、凈化空氣和減弱城市噪聲的作用，提高城市生態功能。
3.3通過科技進步來帶動環保產業的發展
技學技術的進步在保護城市環境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應通過大力研制和開發先進且實用的環保技術，加大對環境治理技術的投入，加強工業廢水治理，控制汽車尾氣和固體廢物污染等。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的作用，積極促進市場化、產業化的環境治理方法，全方位帶動環保產業的升級，提高環境保護的技術水平和整體支撐能力，并使環保產業逐漸變成支撐城市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3.4加大環境保護的執法力度
政府應充分發揮在環境保護中得監管職能，積極建立一支具有執行力度的環境執法隊。首先，要不斷提高環境管理者的素質和技術以適應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其次，積極吸收和引進國際和國內先進城市的環境保護經驗，努力克服現有體制的弊端，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最后，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科學化、規范化的環境保護體系。
3.5發揮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監督作用
一方面，應努力號召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地參與到環境保護的活動中來，讓群眾樹立起積極保護環境的意識，如杜絕使用一次性產品，積極植樹以及循環使用包裝物等。另一方面，應充分發揮公眾對環境保護的監督作用，對污染環境的企業世家社會輿論的外部壓力，同時監督企業的排污行為，促使企業形成先達標再排放的行為。
3.6開展城市環境綜合整治
要按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努力搞好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工作。可以通過開展以經濟健康發展、改善環境質量為主題的城市活動，結合一些切實有效的綜合治理措施，努力減少城市中得各種環境問題。
3.7調整工業布局和城市布局
在工業布局上，把必須發展的重污染工業盡可能配置在用地、用水條件良好、環境承載能力大、環境凈化能力強的地區上，使同樣的工業污染排放所引起的環境污染盡可能的降到最低。同時，在城市布局上，把工業區配置在城市下風下水區，使工業污染對城市的環境污染降到最低。
4小結
論文摘要：城市化的發展使我們社會發展的速度進一步加快，工業和經濟的增長變得更為便利和快捷。但與此同時，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也產生了一系列環境問題，給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了嚴重影響。本文就城市發展產生的主要環境問題及解決對策進行一些論述。
1城市發展產生的主要環境問題
1.1空氣污染加劇
長期以來，我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為主，各城市主要燃煤量在整個能源結構中一般占80%以上，很多已經超過90%。煤含硫和灰份較高，許多都沒有經過脫硫處理，直接燃燒，加之城市居民家庭小爐灶直接低空排放，產生了大量的煙塵、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導致嚴重的煤煙型大氣污染；迅速的城市化伴隨機動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現了嚴重的機動車尾氣污染，形式嚴峻。
1.2水污染嚴重和水資源短缺
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水環境惡化狀況也相當嚴重，城市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問題將成為我國城市在21世紀面臨的最緊迫的環境問題。
1.2.1水污染嚴重
城市水污染主要由工廠排水和城市居民生活污水造成的，近年來城市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年增長率為7%，有50%的污水量是從家庭排放的。目前我國每日排放的廢污水量約1億多噸，這些污水有80%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全國三分之一以上河段受到污染；同時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嚴重，城市大量未經處理或處理不充分的廢污水排入流經城市的河流，使徑流水質惡化。
1.2.2水資源嚴重短缺
由于城市增長快，經濟高速發展，城市用水集中、量大、增長快，因此缺水現象首先反映到城市。在我國目前66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日缺水量達1600萬噸以上，重點缺水城市108座，嚴重缺水城市50多座，如遼寧省的城市每天缺水8.5×105噸，每年因缺水而影響的工業產值達2300億元。
1.3固體廢物排放量大，綜合利用和處置率低
隨著我國城市人口的猛增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垃圾產量大幅度上漲。據有關方面的統計，我國城市垃圾主要是生活垃圾、工業固體廢物和建筑垃圾，年產量已超過5億多噸，并且每年以8％至10％的速度增長，綜合利用和處置率非常低，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僅為1.2%，大多直接堆放在城市郊外，累計堆存量達65億噸以上，占地5萬余公頃，形成了垃圾圍城的惡劣情況，影響城市景觀，污染了城市的水源和空氣，孳生著各種傳染病菌，同時又潛伏著資源危機。
1.4城市噪聲污染嚴重
隨著城市發展的加快，噪聲已成為城市一大公害，嚴重影響人們的生活和健康。城市的噪聲主要來源于機動車輛和建筑工地。目前我國約70%的城市人口遭受到高噪聲的影響，在70個有監測的城市中只有60%的主要城市達標，而一般城市只有33%達到噪聲控制標準。我國城市區域環境噪聲達標率不到50%，90%的城市道路交通噪聲超過了70分貝，社會生活噪聲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大量的統計研究表明，長期處在高噪音中的人，容易造成精神緊張、耳聾等疾病，影響人們身心健康。
1.5天然植被減少，城市綠地覆蓋率低
城市綠地是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由城郊農田、城郊天然植被和市區園林綠地等三部分組成，對促進城市生產的發展和保證居民生活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城市生態環境系統內的物質循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由于城市發展建設，自然環境被開發利用建設工廠、住宅、道路、廣場、果園、菜地等，自然環境中的植被被不斷地砍伐、清除，代之以稠密的人口、建筑物，城市綠地的多種環境功能正在逐步喪失，已經成為尖銳的環境問題。
1.6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欠帳多，排水設施落后。首先，我國目前有50%城市沒有排水管網，現有設施1/3老化；城市燃氣和集中供熱率低；有1/4城市垃圾糞便不能日產日清；城市污水處理率僅為5%左右。其次，由于城市污水處理設施的運行費用沒有著落，雖然在有些城市已開始向單位和居民收取污水處理費，但所收的費用遠不能維持污水處理廠的運行。此外，垃圾的無害化處理的實際情況亦很不樂觀，由于技術的原因，很多城市垃圾處理設施還處于實驗階段，時斷時開，運行不穩定，處理率極低。
1.7大量耕地被占用
城市的發展使大量耕地喪失，50年代以來，全國由于城市用地平均每年凈減少耕地48萬畝，1981年～1985年，全國每年減少約100萬畝。90年代以后，全國每年減少約500萬畝。
1.8城市通風廊道沒有，熱島效應嚴重
大多數城市在建設中缺少總體規劃，沒有從城市整體的角度充分考慮空氣的流動性、散熱性，城市通風廊道沒有或建設不好，空氣流動緩慢，污染的氣體不能及時排掉，熱量散發緩慢，造成熱島效應。
2解決對策
目前，入世使我國城市環境面臨機遇與挑戰。今后一段時期，應該在城市經濟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策略，實現城市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為此，提出對策如下：
2.1確立新的我國城市的環境戰略和目標規劃
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根據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要求，全國城市分布特征、地區經濟的不平衡和因地理條件帶來城市環境條件和環境要求的差異，綜合城市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要求，確立按層次分類的城市發展的環境戰略，指導城市經濟建設和環境的協調發展。按照新的城市發展環境戰略，制定不同類別城市發展環境目標規劃，用于修訂和完善城市建設總體規劃中環境保護目標要求和相應的對策和措施，確保城市建設與環境保護同步行動，達到城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
2.2建立合理的城市體系和城市結構，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和人口增長，合理開發中等城市，積極并加快發展小城市。
2.3制定嚴格的城市規劃和科學的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規劃，依法實施；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嚴格控制資源能源消耗高、污染嚴重的工業在城市發展；轉變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改變落后的城市能源和資源利用方式。
2.4積極籌資，加強和改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
加強控制水體污染的基礎設施建設，普及和完善城市供排水系統，加快建設城市污水處理廠的步伐。實現城市生活垃圾箱式收集、密封清運；建立家庭和社區分類收集體系，實行分類處理、回收利用；建設垃圾處理和綜合利用示范工程。加強市政道路建設，提高道路運行能力；適度發展立體交通，實現街巷路面硬化。對城市進行生態重建(EcologicalRebuilding)，推行以綠化為主的生態環境建設，建立和恢復野生生物的生境，加強舊城、城市廢棄土地的生態恢復，建設立體綠化示范工程，增加城市綠地面積。
2.5加強對汽車尾氣排放的強制性監管，限制小汽車數量，完善并健全城市公共交通體系，開發利用電能、磁能及天然氣等清潔能源，逐步取代汽油。
2.6積極開展城市環境保護和治理技術研究，推廣國外新技術，依靠科學技術手段有效地解決城市環境問題。
推行集中供熱，普及型煤，積極開發燃氣和清潔能源技術，重點解決煙塵污染。研究推廣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技術，使生活垃圾資源化。推行節水和污水治理技術，使廢水資源化。研究和推行城市綠化技術，增加綠地覆蓋率。在工業企業中積極推行“清潔生產”，實現在工業生產全過程中控制污染產生，達到節能、降耗、減污的目標。研究提高城市工業污染防治和基礎設施水平的科學技術，保證城市環境綜合整治有雄厚的技術能力和較高科學水平。
2.7建立健全城市環境法規，適時地推出《城市環境法》和有關標準體系，逐步建立和試行城市環境審計制度，制定強制性的環境管理規定和措施，實施依法管理和保護。
2.8制定政策，鼓勵個人、企業參與城市環境保護與建設。
2.9提高全體人民的環境意識，積極加強公眾參與；讓公眾更加了解環境法律的要求和自己所應承擔的環境責任和義務，自覺維護應取得的環境權益；公眾監督環境污染與破壞的行為，運用法律制止城市環境的惡化。超級秘書網
3建議
3.1建議國家出臺強制性政策，在中央和地方財政建立城市環境保護專項資金，形成城市環境保護投資主渠道，從而加大城市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投入力度。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進入到發展的新時期。在發展過程中，由于不合理地開發和利用資源，農村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立足實際，學者們認為農村生態環境問題主要表現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兩大方面。
1.農村環境污染根據污染源的不同，學者們對農村環境污染進行了分類。有學者將農村環境污染分為農村廢棄物污染、化肥農藥污染、鄉鎮企業工業污染和礦產資源開采造成的污染。還有學者認為農村環境污染是在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我國農村現代化包括生產方式的集約化和工業化、人口分布的城鎮化以及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據此，進一步將農村環境污染分為現代化農業生產手段的過度使用帶來的污染、農村聚居點因缺乏規劃和環境管理滯后造成的污染，鄉鎮企業和集約化養殖場布局不當、污染治理不夠導致的污染。根據污染域的不同，學者們對農村的各種污染進行了具體研究。農村水污染嚴重。農村水污染主要指水體富營養化和有機污染，其污染源主要來自工業污染、農業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早在1989年，就有學者考察了鄉鎮企業對農村水環境的污染。有學者則以太湖流域污染為例，論證了太湖流域農業面源污染的主要影響因素為種植業污染和養殖業污染。還有學者指出，農村生活垃圾會隨雨水進入河流，進而對農村生態環境構成較大的威脅。農村土壤污染嚴重。有學者指出，化肥、農藥、農用地膜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壤污染加劇、土壤環境安全問題日益突出。還有學者指出，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農業集約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土壤污染日趨嚴重。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土壤污染面積只有幾百萬公頃，而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000萬hm2，其中多數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農村空氣污染嚴重。與水、土污染類似，各種來源的有害物質隨著物質循環和流動會進入到大氣之中，對空氣造成嚴重污染。另外，針對農村獨有的秸稈焚燒問題，有學者結合實證指出，農業秸稈焚燒綜合各種不利自然條件，會導致空氣嚴重污染，進而影響到周邊地區甚至更廣泛區域的空氣質量。
2.農村生態破壞對農村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從而導致包括人在內的各種生物的生存條件發生惡化。對于農村生態破壞，學界基本取得共識，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耕地質量下降。耕地質量下降主要由于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導致。有學者指出，我國耕地資源自然質量不高。隨著農田集約化利用程度的提高，農用化學品的大量投入和大型機械的使用，又引發了不少新生土壤問題。有學者則進一步指出，農村傳統農業區和草原地區存在著不同的耕地質量下降問題。植被破壞。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我國天然林覆蓋率低，宜林地因各種占用還在大量減少，林木資源面臨著亂砍濫伐、開發破壞和污染的威脅。同時，草地退化率也在逐年上升。進入21世紀，有學者指出我國農村依然存在森林覆蓋率低，草地資源破壞嚴重的問題。生態植被破壞是導致水土流失、自然災害頻發的重要原因，直接威脅著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安全。水土流失面積增大。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水土流失一直呈發展趨勢,面積不斷擴大,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面對如此嚴峻現實，有學者指出，水土流失也是面源污染的重要來源。另外，水土流失會加劇土壤干旱、導致土壤肥力下降、導致耕層淺薄和土壤沙化，這已成為我國耕地持續利用的一大制約因素，嚴重地影響著農業生產水平和經濟水平的提高。
二、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
對于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學術界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概而言之，已有分析基本從表層原因和深層原因兩大方面進行。
1.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表層原因學界對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表層原因的探討，來自于對各種環境污染源和生態破壞源的分析。鄉鎮企業不科學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發展迅速，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其在發展中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忽視了對農村生態環境的影響。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課題研究結果顯示：我國鄉鎮工業環境污染與鄉鎮企業生態破壞經濟損失自1978年逐年增長，1988年的損失占全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總損失值的1/4。時至今天，鄉鎮企業發展質量提升，但是，對農村生態環境的不良影響依然存在。城市污染蔓延。自20世紀90年代，城市工業污染對農村生態環境的影響日益引起學界關注。有學者考察了沈陽市區1980~1989年的“三廢”排放情況，指出農村是城市“三廢”的主要排放場。有學者以上海為例，談及城市垃圾運往農村形成的垃圾之災、堆場之災。農藥和化肥濫用。有學者以農業大省河南為例，論證了其80年代化肥和農藥高施用量的嚴峻情況。進入21世紀，化肥和農藥的施用量亦是高居不下，成為全國農村的普遍問題。大量化肥和農藥的不合理施用，不僅造成農田、水體和食物的嚴重污染，對人民的健康產生巨大威脅，還對整個生態系統極為不利。其它原因。如礦產資源無序開采、農業地膜濫用、生活垃圾隨意處理、農村養殖場布局不當等。
2.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深層原因在對各種污染源和破壞源進行總結之后，學界進行了深入地理論分析，探討了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深層原因。生產方式不科學。有學者指出，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與農業生產方式休戚相關，認為現代農業大量采用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模式，在提高農業產量的同時，也進一步破壞了生態環境。有學者亦認為農村生產活動、農村發展與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密切相關。消費模式不合理。有學者認為，當前我國農村的消費模式不合理，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生態環境的惡化，更不利于農村生態文明的建設。一些學者亦指出生態環境問題同農村消費模式有關。認為農村總體消費水平偏低，消費所面臨的環境約束日益顯現。環境管理不力。有學者認為我國農村的環境管理體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業污染防治為目標建立起來的。因此，當前農村的環境管理不到位。有學者認為由于農村環境管理缺位，造成環境系統運行缺乏有效引導。另有學者認為，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是由于未建立起系統的農村環境質量監測體系所致。農村環境資本濫用。有學者指出，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中有人口和自然歷史條件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由環境資本濫用造成的。亦有學者認為，資源利用制度和產權管理制度存在弊端是行為短期化的根源，也是生態破壞、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的根源。其它原因。如農民生態和環保意識缺乏、村民利益共同體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中的能動性與自治功能欠缺、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農民價值觀偏差等。
三、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路徑
基于對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表現以及原因的分析，學術界為解決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積極建言獻策。轉變發展觀念。解決農村生態環境問題，需要轉變不合理的發展觀念，提升生態環保意識。有學者認為要抓好環保宣傳教育，特別要注意強化以農民和農村環保基層工作者為對象的宣傳教育工作。有學者認為，要在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中注重農民的價值觀轉換。有學者認為，農村生態倫理建設是農村可持續發展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轉變生產方式。為解決農村生態環境問題，必須轉變不合理的生產方式。有學者提出要發展生態產業，使物質、能量能多級利用、高效產出，資源、環境能系統開發、持續利用。有學者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大力發展農業循環經濟是最有效途徑。針對鄉鎮工業發展忽視環境保護，有學者則提出要按經濟規律和生態規律發展鄉鎮工業。轉變消費模式。有學者認為建設農村生態文明，必須轉變不合理的消費模式，包括農村的生產消費模式與生活消費模式，形成適度性、可持續性、全面性的生態消費模式。有學者亦認為應該轉變農村消費模式，實現生態消費。完善環境管理政策和制度。有學者認為，農村環境管理應當借鑒城市的經驗，逐步形成符合農村特點的環境保護政策和管理制度。有學者亦提出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構建新農村生態環境保護長效機制，促進農村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快速發展。農村生態系統建設。有學者認為，農村是以農業經營為主體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因此，應該運用生態學原則建設農村，實現農村生態化。有學者從農村復合生態系統結構多樣性的角度，提出了農村生態系統結構設計的新思路。還有學者基于對農村生態系統的認同，提出要充分發揮農村生態系統的功能，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技術支撐。有學者提出，要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建設農村生態環境。隨著認識的深化，有學者提出為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要注重技術的系統組合，進行生態工程建設。加強制度建設。有學者提出，為了徹底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必須改革現存的不合理的資源利用和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資源產權制度，制定并完善資源稅費，貫徹有償使用制度。還有學者從公共環境意識、經濟手段、所有權、行政領導責任制，立法和執法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國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的對策。
四、農村生態環境指標體系
究竟什么樣的生態環境才是良好的生態環境？學界基于不同視角，對構建農村生態環境指標體系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基于農業競爭力的農村生態環境指標。一些學者在構建現代農業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時提及生態環境競爭力，體現了對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有學者在構建生態農業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時涉及到了農村生態環境指標內容，其中包括資源利用率指標、生態功能效益指標、經濟功能效益指標、社會效益指標。還有學者在構建農業現代化指標時，涉及到水土質量和產品質量水平、森林覆蓋率等內容。這些研究都不是專門針對農村生態環境指標的研究，但是也反映了農村生態環境指標的一些重要方面。基于農村生態環境質量的指標。有學者們初步探討了農村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并對云南省元謀縣生態環境質量進行了評價。一些學者則具體探討了黑龍江省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考核指標體系及標準。還有學者分析了福建農村生態環境現狀，并構建了福建農村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另有學者則從空間結構、生態功能、協調度三個方面構建了農村生態環境指標體系，用以評價農村地區的生態化程度。基于農村復合生態系統的評價指標。有學者將農村視為一個社會、經濟和自然復合生態系統，認為農村生態復合系統結構的評價應該從系統的競爭能力、共生能力、再生能力、自生能力四個方面進行。
五、總結
論文摘要：環境問題的現代性將環境立法置身于復雜情境之中，環境法的“軟化”正是立法上對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的必要應對。環境法的軟化具體表現為：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讓步于寬泛和靈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導性的規范內容增多，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環境管理職能和行政裁量權。在環境立法的“軟化”趨勢中，協商合意日漸成為環境行政的主題詞。
一、從框架性環境立法說起
在國內環境法討論中，經常可以聽到關于我國環境立法“過于原則和抽象，不易操作”的批評之聲，并將之歸因為我國立法機關過于強調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原則。
這一歸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就環境立法領域而言，“宜粗不宜細”原則未必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存在該原則的指導，環境立法同樣可能保有抽象、概括和靈活的特點。這既是一個顯著的事實，同時也可能是立法技術處理的一種必需——事實上，已經有文獻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各國環境管理最顯著的發展在于框架性結構環境法律的出現。框架性立法通常重視環境管理的總體目標和原則的確立，合理的機構設置，環境政策的總體框架和規劃等問題，有利于為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一個概括、廣泛而靈活的法律框架，同時，也留下了可操作性的質疑。
二、環境問題的現代性與框架性環境立法
那么，作為環境問題的立法應對，框架性立法是否可以避免？這得從環境問題的現代性本質說起。對于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有的將之歸為人口增長；有的歸為生活富裕；有的抱怨人的內在進取性；神父抱怨各種贏利，歷史學家抱怨教會，政治家歸罪于技術，環境主義者歸罪于政治家們或者資本主義，還有個別觀察家歸罪于每個人自身。[3]在所有這些原因的背后，我們注意到，現代化仍然難脫其咎。
在加拿大社會學學者大衛·萊昂（DavidLyon）的著述中，現代化是一種與技術導向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演進方式的概括，而現代性，則是那些演進所積累的結果。正如許多學者和思想家所看到的，現代性成功地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但同時它也生產出否定和對抗自身的條件。現代性是一柄雙刃劍，一面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面的陰暗中，除了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背后的暴力、壓迫和剝削；杜爾凱姆指出的混亂和迷失；韋伯指出的官僚制鐵籠的奴役，齊美爾筆下的陌生人社會等等以外，還有日亦凸現的環境危機。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公害事件的發生，往往與工業化快速發展如影相隨。不少城市居民突然發現自己籠罩在光化學煙霧中；農民對有毒的殺蟲劑憂心忡忡；一些人抗議原子彈和核電站的射塵威脅；另一些人則遭受著體內高水準的鉛或汞引起的痛苦。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和工業化快速發展國家日本、美國等國頻頻發生的公害事件，一件比一件讓人觸目驚心。在當今經濟發展已經駛入快車道的中國，水問題已經相當突出：在中國617個城市中，近300個城市面臨水資源匱乏（應當附帶說明的是，這種匱乏并非水資源總量的匱乏，而是水資源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的匱乏）；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中國主要河流5萬公里長，已經有80％的河段由于污染不適合魚類生長。由此可見，環境問題從一開始就作為現代化的副產品呈現于世，其本質是現代性的問題。
環境問題的現代性本質首先決定了其矛盾的社會屬性。用社會學的語言表達，矛盾性是“將某一客體或事件歸類于一種以上的范疇的可能性，是一種語言特有的無序，是語言應該發揮的命名（分隔）功能的喪失”。在鮑曼那里，矛盾性和秩序都是現代實踐的產物，現代實踐的出發點是要追求秩序，消除矛盾，然而矛盾性卻在現代權力的每一次勝利中不斷強壯。現代性的這一性狀在環境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體現——我們不難注意到，環境問題往往當前性和滯后性并存，廣域性和區域性共在，與經濟開發活動相生相克，依賴技術處理的同時卻又纏繞于技術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
環境問題的現代性還意味著環境問題與風險性密切相關。根據著名社會學家貝克（Ulrich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我們正處在從古典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過程中，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是這一過程中的標志性概念。從近年國際國內因溫室氣體削減、瘋牛病、禽流感、致癌物質等諸多環境風險而產生的緊張和沖突來看，各國政府機關在進行環境風險管制時，都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擔負著效率、回應和前瞻使命的公共機構，究竟如何在浩瀚的風險海洋中甄別應當予以管制的環境風險，并選擇明智合理且卓有成效的控制手段呢？不管是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還是環境法學，回答這些問題都無法繞開風險評估的環節，并且在這個問題上都極易陷入不確定性的泥潭。
上述環境問題的風險性、矛盾性的社會屬性決定了環境問題注定了屬于復雜性問題。復雜性意味著非線性、不確定和偶然因素的大量存在，以及人類面對復雜系統的無知。早在20世紀70年代，康芒納即向人們揭示，人口、富裕和技術，都在加劇環境危機。這三個因素并非各自靜止存在、單獨對環境發生作用，而是變動不居，交互作用，以乘積而非簡單相加的方式促使污染增長。現代工業化的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形形的中心，有著不同的規模和特征，從人口密集的城市到人口相對稀少的村莊，生活其中的人們可能都在追求不同合作或沖突的利益。工商業發展、貨物流通和服務、交通聯系、生活方式選擇，各自以不均衡的方式作用于各種環境媒介，構成異常復雜的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我們很難真正了解所有這些作用元素相互之間的關聯性。
了解到自然和社會的這種復雜性和非線性特征，對于環境風險的控制無疑是必要的。至少，需要人們借此反思傳統的線性思維和行為模式，對某一事件或結果事先放棄簡單、唯一的因果論。克勞斯·邁因策爾指出，物理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實在都是非線性的和復雜的，因此應當注意我們的行為的嚴重后果。在一個非線性的復雜的現實中，線性思維是危險的。我們需要一個生態學和經濟學之間有著良好均衡的復雜系統。這要求我們在反思慣有的線性思維方式的基礎上，探索對復雜性和非線性的環境問題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三、環境立法“軟化”的具體表現
從立法實踐來看，環境法的“軟化”正是立法上對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的應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環境法律規范不約而同地體現出這樣一種趨勢。
第一，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讓步于寬泛和靈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導性的規范內容增多。如日本環境法中大量存在的有關公害防止的事業法的規定、有關行政指導和公害防止協議的規定；我國的《環境保護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的規定都明顯具有“軟法”的特點。
原田尚彥指出，如果公害控制只是規定嚴格義務，很多情況下很難達到目的，不少情況下需要參考地方的自然社會條件、產業特點，依靠行政指導、企業合作，適宜地找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在日本的公害控制實踐中，依靠法令和條例的權力性限制不過是極小部分，大多數都是通過行政指導、締結公害防止協定等多種非權力性行政手段的實施才有效地得以實現。
第二，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環境管理職能。環境問題的現代性不僅僅決定了框架性環境立法在所難免，其所包含的廣域性、滯后性和公共性因素還決定了環境損害的事后私法救濟無力，環境問題更多地依賴于環境行政措施解決。在日本，大多數公害受害者不愿通過需要嚴格的程序、耗費錢力的裁判程序，而希望通過行政機關的專門知識和作為公共機關的信譽、有時依靠其政治力量，使問題簡易迅速而且廉價地得到解決。學者因而總結，環境行政的必要性在于：在具有復合性、廣域性的產業公害和城市公害的情形下，通常原因發生者、受害者都是不特定且多數的，基于以個人主義法理為依據的過失責任主義的私法解決辦法有其限度，人們認為需要行政措施；司法救濟原則上是事后救濟，而且以金錢賠償損害。因此，作為對人身生命、自然環境的侵害救濟，是不充分的；通過訴訟謀求解決，需要花費時間，而且對違法性和因果關系作出立證，困難很多；此外，行政施行的各種事業，有時甚至會構成環境破壞的原因。[10]類似的情形在美國同樣存在：法院職能的局限性，以及訴訟和訴訟制度的局限性（訴訟的個別、偶然性、抗辯制的對抗性、舉證障礙、侵權法救濟不足、以及訴訟代價高昂）都限制了通過司法途徑控制環境危機的有效性。由于環境危機的廣泛性和深刻性，控制和消除環境危機成為美國聯邦和各州行政部門的職能。法院在控制環境污染或環境危機方面雖然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同行政部門的規劃和計劃職能和日常管理職能的作用相比就是次要的了。只有全面、系統和持續的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環境危機，而這種全面、系統、日常和持續的控制只有通過行政部門的日常管理活動才能實現。[11]此外，現代環境法中實踐風險預防原則（或理念）也十分需要行政機關的事前介入。典型的環境預防措施如環境政策以及環境行政計劃。[12]因而，環境法律規范的內容側重于規定環境管制體制、措施以及相關責任，主要為環境行政提供依據并進行必要的指導和制約，對環境行政手段十分倚重。
第三，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裁量權。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環境法律規范的框架化、不確定性和不完備性凸現，環境法倚重行政措施勝過司法措施，環境行政機關的裁量自由得到彰顯。這既是社會環境的客觀需要，也是立法技術上的一種必要處理。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由于現代社會變遷迅速、復雜，現代行政范圍大、技術性高，造成了立法機關面臨立法技術和價值選擇的困難，基于靈活性、機動性、專業性和實驗性的考慮，立法機關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權。[13]美國學者斯圖爾特（RichardB.Stewart）指出，行政裁量權的產生不外乎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在特定領域內享有完全自由的選擇權；第二，由于制定法的含糊、概括或模棱兩可而導致行政機關裁量權的客觀存在；第三，由于立法機關排除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而產生事實上的裁量權。①具體到環境行政領域，由于其相對于其他的管制領域尤為復雜，其所具有的科技關聯、廣度利益沖突、隔代平衡以及國際關聯特點，[14]同時意味著環境問題的處理對專業行政機關和專業行政人員的高度依賴。單就環境標準一項來說，由立法機關直接制定各類排放標準和環境質量標準是不可想象的，只可能由專業機關利用其專門知識識別污染物，并根據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管制污染物可能對經濟的影響而確定執行標準。美國有學者指出：盡管在理論上，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問題完全可能通過由法院實施的私人責任規則而得到解決，但是，該方案實行之中的困難和缺陷已經使得負責的觀察者贊同集中化、專門化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認為其是處理環境問題過程中的一個必要因素。[15]超級秘書網
在復雜的環境問題面前，環境行政裁量權的產生在所難免，不同法治背景中存在的只是環境行政裁量權的行使方式，以及對環境行政裁量權的約束方式和程度的區別。不過，這一點在環境立法中有時難免被忽略，如我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顯然就沒有意識到保留必要裁量空間的意義，以行政法規的方式對“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予以明確確認，雖然實現了法規的明確化要求，但是這一規定實質上存在著對裁量權不適當的限縮，存在管制過度的缺陷，排除了具體執法部門對于淮河治污目標再行調節的靈活性。
我國未受污染的自然水體中Sb含量很低，平均濃度不超過1μgL-1。張立城等編寫的《水環境化學元素研究》（1995）對我國長江水系中元素背景值調查研究結果發現，長江上游通天河水系中Sb濃度范圍為0.07-4.92μgL-1，平均濃度不超過1μgL-1，長江下游水系Sb平均濃度與上游基本相同。盡管我國水體中Sb元素的背景值濃度很低，可是隨著人類活動的影響，部分水體中Sb濃度出現了上升的趨勢，特別是一些礦區周圍的水體中Sb濃度更高。
朱靜等（2009）對湖南錫礦山礦區內冶煉廢水、尾沙壩的滲濾水、某采礦點的礦坑水以及鄰近河流的水質化學基本特征以及金屬離子和非金屬離子含量和污染特征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所有水樣中Sb濃度在4581-29423μgL-1之間，平均值為10068μgL-1.在河流中，銻的含量從上游到下游逐漸降低，表現出正相關性。
Fu等（2011）對錫礦山所處地區周邊自然水體調查研究發現，自然水體中Sb濃度范圍為7.3-163μgL-1，遠高于我國自然水體背景值。張國平（2005）對貴州丫他金礦附近河流采樣測定結果顯示，金礦附近河段中Sb濃度達129-363μgL-1，平均濃度為206μgL-1，為當地河流背景濃度值的644倍，所幸Sb濃度很高的河水僅限于從礦山到丫他鎮的丫他河段，出了該河段后水體與者樓河匯合后很快降至7.6μgL-1，并且在下游由于其他河流的匯入Sb濃度繼續降低，降至1.4μgL-1。
2大氣中的Sb污染
未受污染的大氣中Sb濃度很低，僅有痕量甚至超痕量的銻。而關于Sb在大氣中污染問題研究的很少，目前已知的大氣中Sb的來源主要是礦物燃料（煤、石油等）的燃燒。排放量較高的省份包括貴州、湖南、河北、山東、安徽等。行業貢獻率最高的是工業和電力部門，分別占據總排放量的47.2%和39.9%。同時研究發現中國燃煤大氣銻排放受燃料類型影響，銻排放主要來自原煤燃燒，占總排放量的87.5%。垃圾焚燒也會引起大氣Sb濃度上升。Zhao等（2009）研究發現，醫療垃圾焚燒后飛灰中Sb濃度達22.8-197mgkg-1。
3結語
環境教育按教育目的和教育內容可分為普通環境教育和專業環境教育兩類。普通的環境教育課程是小學到高中的環境教育課程以及大學非環境專業的課程，這主要是培養大眾對環境的整體認識和初步了解，培養學生的環境意識，認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以及環境破壞的后果。面對嚴峻的環境問題，普通教育在教育目的、教育內容等方面都做了嚴謹詳細地研究。國家很重視普通的環境教育，因為它的受眾比較廣泛，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環境，可以培養更多的人的環境意識，這對保護環境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國家教委于1992年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課程計劃(試行)》，該計劃對義務教育階段的環境教育作出了具體規定，即“要使學生懂得有關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基本國策。(楊帆，1998)
小學環境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學生認識環境、熱愛環境、自覺地保護環境的意識，獲得一些淺顯的環境知識和環保技能，初步樹立科學的環境觀，增強環境意識，養成保護環境的行為習慣等。中學環境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理解環境的復雜結構、使學生掌握正確的環境價值觀、使學生參與解決環境問題等。(轉自:楊龍海，2001)我國中小學的環境教育正在步入正軌，在努力加強環境意識的培養和環境知識的普及。環境教育應該從娃娃抓起，我國目前的中小學環境教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有些學校一改環境教育滲透在其他學科的做法，環境教育單獨設課，這足以體現環境教育在中小學已經占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小學的《環境與衛生》，初中的《環境保護常識》等，高中的《環境保護》、《STS課程》、《環境調查》、《環境科學實驗手冊》大學的環境通識教育是培養在校大學生的環境素養，不管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活動上都較中小學的環境教育高了一個層次。大學生是即將走向社會的特殊群體，是未來的管理者、經營者和實施者，對大學生進行環境通識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普通環境教育是鑒于全民的環境素質整體不高而實施的，是在社會上普及環境知識，傳播環境理念，從而提高全民的環境素養，減少環境問題的發生，而不是發生了再去治理。對人類環境素養的培養，環境教育是最好的方式，比政府部門和環境機構的效果都要好。環境教育就是針對環境問題而發展起來的，環境教育的實施也要找準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對癥下藥。目前環境問題的產生人為因素占了很大比重，這就需要對人的意識進行優化，培養人類的環境意識。有人說，環境的污染首先是人類意識的污染。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意識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重要作用，環境教育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培養人類保護環境的意識，正確認識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從理論上來講，也就是從理想角度出發，環境教育能優化人類的環境思想，讓人類認識到環境問題的危害，從而更好的保護環境，甚至杜絕環境問題的發生。但是現實社會中人類出于不同的動機和目的無休止的破壞環境，使得環境問題急劇的擴大化，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環境教育的干預。環境教育試圖尋找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宗旨，這是任何一個集團或組織都無法超越的利益，成為全人類改變現實環境問題的有力也是有效的工具。
專業的環境教育受眾人群數量比較少，但是都是環境專業人員，它對環境問題的響應也是至關重要的。對環境法問題的解決，兩個方面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是對人類環境素養的培養，另一個就是培養人類治理環境問題的能力。而培養人類治理環境問題的能力的培養就需要專業環境教育的開展，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國家環保總局宣教司指出專業教育的主要對象是環保專業的中等專業學校、職業高中和高等院校的學生。主要任務是有計劃地培養環保科技和管理人才。我國的環境教育已有20多年的歷史，專業設置和結構體系都趨勢于合理，基本上滿足了國家經濟建設對環保人才的需求。
一、改善投資環境的基本經驗與總體評價
（一）經驗與成效
近年來，遼寧省各級政府為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在外商投資的軟環境建設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參見遼寧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我省外商投資軟環境建設成就及存在問題》，2003年7月）。
1.提高辦事效率，加強涉外窗口部門服務的規范化和科學化。首先是實行了辦事公開制度，公開和簡化了外商投資的辦事程序和效率，規范了利用外資的立項審批、合同、工商、土地、勞動、稅務、外匯、海關、商品檢驗等主要涉外部門的公開辦事程序，大力推行了“一站式服務、一部門執法、一窗口收費”的作法；其次是推行了社會服務承諾制度，要求公用、城建、供熱、商業、郵電、交通、電力、衛生、金融、口岸、旅游等重點社會服務部門公布社會服務承諾的內容、標準、責任和服務時限等，接受社會監督；第三是實施延伸服務，要求海關、商檢、衛檢、動植物檢、港監、邊檢等部門實行海港口岸國際航行船舶24小時值班制、機場留守待命制、貨物申報放行周六加班制、節假日加班預約等一系列方便企業的辦法；第四是建立了與外商對話例會制度，省政府每年召開一至二次有外資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參加的投資環境座談會，直接聽取外商對投資環境的意見和建議，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和問題。
2.加強依法行政，規范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行為。其主要作法：一是出臺了《遼寧省外商投資企業條例》，對外資企業的設立、變更、解散、組織機構、權利與義務、權益保護與服務、監督管理等都做了詳盡的規定。二是出臺了遼寧省進一步改善投資軟環境若干意見，對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和行為實行辦事“三公開”，提高涉外執法人員素質，對企業進行檢查、培訓、處罰、參觀考察等作出了規范。
3.治理了對外投資企業稅外收費。一是清理了外商投資企業反映比較大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制定了遼寧省外商投資企業行政事業收費手冊和收費監督卡制度，對不合理收費，外商投資企業有權拒絕。對于收費人員到企業收費行為，收費人員必須在收費監督卡上寫明收費項目、標準、依據、時間、金額并填寫收費單位和收費人員姓名。不填寫收費監督卡的單位不得收費。
4.加強了外商及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訴工作。各級領導非常重視外資企業投訴工作，2002年直接批示的投訴案件占投訴中心受理案件的69%。自上而下地組建了外商投訴協調中心，加大對重大投訴案件及積案的處理。建立外商投訴工作負責制和責任制，實施“領導包案制”，將外商投資企業投訴結案率作為省政府考核各市工作的一項指標。建立了政府投訴部門與司法部門的聯席協調制度，以解決司法方面的外商投訴問題。
（二）總體評價
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相比，東北老工業基地在區位、資源稟賦、交通、城市基礎設施、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等“硬件”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力，而差距主要體現在“軟件”方面。從利用外資的總量上看，在東三省利用外資處于領先水平的遼寧省2002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也僅約4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大連和沈陽），在東部沿海地區處于落后位置，甚至低于同年蘇州一市的利用外資水平（48億美元）。不可否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環境的建設方面存在差距。
遼寧省企業調查隊曾就外商投資環境問題在省范圍內進行了抽樣調查。在抽查的227戶樣本企業中，49.34%的樣本企業認為地理位置優越、區位優勢明顯是外商對遼寧省投資環境最具吸引力的首選因素，對遼寧省的交通、通信、航空運輸和港口裝卸便捷度的滿意度較高。同時，樣本企業普遍認為，遼寧省在投資“軟環境”建設上還有待改進，如投資手續、涉外投資管理、市場秩序、法律環境、社會保障體系、融資服務體系等方面還需要盡快改善（詳見表1）。
二、投資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一系列調研座談，我們了解到，目前遼寧省的投資環境還亟待改善。下面列舉各界反映比較集中的幾個方面問題：
（一）以行政性審批為核心的投融資管理體制是影響社會性投資的一大障礙
近年來，遼寧省招商引資工作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一方面是在全球制造業加速向中國轉移的背景下，遼寧省的區位優勢、人才優勢、基礎設施優勢，以及裝備制造業和原材料工業的產業基礎優勢正逐漸顯現，另一方面是省內外一批民營企業快速成長，具備了在遼寧省投資大項目的資金和技術實力。然而，現行的投融資體制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據遼寧省有關人士反映，一是按投資額劃定的分級審批制過于嚴格，限制了一批大型外商投資項目的投資建設；二是審批環節手續復雜，周期過長，無形中也加大了競爭性項目的投資風險。
（二）沉重的“歷史包袱”和較高的金融風險極大地限制了本地和域外資本的進入
東北地區國有經濟比重大，“歷史包袱”沉重，表現為“幾多”：老企業和大企業多，中央企業多，離退休職工和富余人員多，國企內部嵌套的“大集體”職工多，銀行負債多，企業社會職能多，社會保障欠費多。此外，省內商業銀行長期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比率影響了戰略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正常的金融活動。而徹底解決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比率，降低金融風險，單憑一省之力是不夠的。
（三）不同所有制企業面對不平等的政策環境
遼寧省企業界特別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希望國家有關政策更加公平和透明。國有企業代表認為，除了歷史負擔重外，國有企業在行政干預、國有資產處置、經營者激勵機制（如年薪制）、稅收負擔、軍品生產等方面，與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沒有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民營企業代表反映的政策不平等問題則主要集中在國債項目、債轉股、下崗分流補貼、企業破產政策、進出口權、
稅收政策和稅務稽查活動、技術改造項目融資和財政貼息、國家工程研究中心認定等方面，相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總處于“被政策遺忘的角落”。關于“內外有別”的政策問題，內資企業普遍呼吁國家應對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如省政府要求省內內資企業（含國有和民營企業）按銷售額2‰征收河道維護費，而外資企業可以免交，此外，國家應調整外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相比之下，由于目前我國對外資優惠政策較多，外資企業代表反映政策不平等問題不多，問題主要集中在貿易政策、通關效率、政策的及時性與透明度等方面。
（四）貿易政策與通關環境
在調研過程中，遼寧省企業界代表普遍反映國家有關貿易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和調整，如東軟集團反映在數字醫療設備和核磁共振設備等高端產品領域，目前進口政策呈現出零部件和產成品“關稅倒掛”的現象，不利于國內企業零部件生產的本地化和進口替代。出口退稅難也是出口企業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兩家日資企業代表特別談到了國家關于二手進口設備控制過于嚴格，不利于日本企業向中國內地的產業轉移。
（五）工業用地和人才引進問題
據遼寧省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代表反映，與東南沿海其它地區相比，遼寧省的工業用地指標控制偏嚴，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遼寧省新增投資和改造項目。目前，遼寧省農田比例居全國首位，達到87%，而全國平均水平為80%。全省采煤沉陷地區的用地指標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老企業的搬遷改造用地卻很難解決。省內企業還普遍反映，目前企業急需的高技術人才引進還需要政府在一系列配套政策上予以傾斜，如個人收入所得稅政策、家屬就業、子女就學、搬家安置、購買住房、汽車等大件消費品的消費稅政策等需要進行調整。
（六）經濟技術開發區與老工業基地的投資環境不配套問題
調研組在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調研過程中了解到，該區是目前國內投資環境較好的國家級開發區之一。良好的投資環境和軟硬件建設使得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近年來保持了GDP年均增長20%以上的發展速度（據零點調查、前進策略與《智囊》雜志聯合進行的《全國十大開發區投資環境進展》評價中，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綜合指標得分位居第6位。前五位分別是：昆山、北京、天津、浦東、深圳開發區。參見“投資者評各地投資環境蘇州昆山、北京綜合居前”，2002年5月29日《中國經營報》）。但是從投資環境特別是產業環境上看，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與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的開發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這集中體現在產業集群發展水平、產業配套體系、技術環境、物流體系等方面。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主要產品與老工業基地很難配套，特別是對于開發區內的高新技術產品，難以形成“以整機帶動配套，以配套促進整機生產”的“產業生態環境”，以至于開發區內生產的零部件產品也主要是為南方企業來配套。
（七）行政效率和規范性、政策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問題
遼寧省企業代表普遍反映，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資環境方面，除了要放松投資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外，還應該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特別是對于中央直屬企業，受條塊分割體制的影響，“婆婆”太多，職能交叉，程序繁雜，辦事效率不高。有的企業反映，因曾向當地稅務部門提出規范和改進稅務稽查工作的建議，就受到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的刁難。此外，政府還應該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如政府在調整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時，應該為企業留有一定的調整時間，同時，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如通過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及時向有關企業傳達和講解。
三、改善投資環境的若干建議
（一）盡快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和振興工作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鑒于目前東北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和振興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輿論形勢，我們認為，中央政府應下決心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和振興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上來推進，使之成為繼浦東開發開放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后的我國又一個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是一項艱巨、復雜和長期的系統工程，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和援助政策被以往經驗證明存在很大局限性，需要整體規劃和全方位推進，以發揮政策的整體效能和協同作用；第二，老工業基地改造和振興是全方位的制度創新，涉及到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各類企業、社會組織和城鄉居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不從國家戰略高度上推進有可能會導致改革目標和政策初衷被既得利益所阻斷的困境；第三，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在某種程度上將形成“政策感召力”，增強境內外投資者的信心，有利于本地區吸引和利用各種形式的戰略性投資；第四，浦東開發開放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模式和經驗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提供了現成的體制模式和政策參考；第五，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造和振興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為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轉變政府職能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二）加強法制建設，依法治政，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規范性和科學性
改善投資環境，轉變政府職能，說到底是一個如何規范、約束政府行為，使政府決策更加規范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過程。在成熟市場經濟社會，法律是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的最可靠的制度安排。在現實生活中，之所以出現屢禁不止的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的“三亂現象”，繁文縟節的行政程序，拖拉低下的行政效率，一個根本原因是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完善、規范和透明的、規范政府行為的法律環境。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由于計劃體制的長期作用，經濟與社會管理體制明顯地帶有“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特征，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干預范圍和程度都要高于東部發達地區。可以預期，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和振興的國家戰略，必將給當地政府及職能部門以更多的事權和財權，如果沒有健全的規范政府行為的法律環境，政府行為“錯位”、“失位”和“越位”的負面效應將更加突顯，的腐敗行為將愈演愈烈。因此，建議：（1）國家立法機構應盡快出臺《行政程序法》等規范政府行政行為的基本法律；（2）盡快出臺《國家公務員法》，實施以政務類和業務類分類管理為重點的公務員分類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首長的職務任期制、辭職制和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3）加大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力度，重點解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設定行政許可、行政收費、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措施，違反上位法規定或者自行設定實行地區封鎖的內容，違反上位法規定，或者自行設定增加管理相對人義務的內容，或者自行設定降低或者減少管理相對人合法利益的內容，以及超越本地區、本部門的權限規定行政管理的有關事項和內容等問題（“國務院法制辦:行政立法五大問題法規審查當立行”，2003年8月13日《中國青年報》）。
（三）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增強政策統一性和透明度，加強監督，完善政績考核制度，塑造“親商、親民”的“服務型誠信政府”
行政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一個地區的
政府形象和制度環境，是商業投資環境的“窗口”。遼寧省被調研企業的代表普遍認為提高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簡化行政程序是改善投資環境和轉變政府職能的頭等要務。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在簡化行政程序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借鑒和推廣的。通過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和行政許可制度，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在行政性放權過程中存在的“放小不放大”、“放輕不放重”和“放虛不放實”的問題。政府應通過多種渠道及時向行政相對人公布有關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提高政策透明度，并適時召開社會各界參加的溝通座談會，傾聽行政相對人的意見，接受社會監督和問責。在政績考核制度上，要改變只重經濟業績不重經濟、社會、環境、教育等經濟與社會事業協調發展的考核體系，結合公務人員的行政效率建立完善的綜合考核體系。要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政府形象，塑造一個“親商、親民和誠信”的“服務型政府”形象，為社會投資者營造寬松良好的投資環境。
（四）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試點，放松市場進入限制，為老工業基地充分發揮裝備制造業和原材料制造業的基礎優勢創造寬松的條件
目前我國正著手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試點，為此，我們建議可以將東北地區確定為投融資體制改革的試點地區。（1）在投資額度審批上，放松中央政府掌握的內外資項目審批的投資額度限制，如投資總額2億美元以下的外資項目可以由省政府自行審批，但要到中央政府備案，以吸引一批大型外商投資項目的進入，培育起新的增長點，并以此帶動東北地區產業結構的改造和升級。（2）在投資領域方面，不僅要充分放開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準入限制，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道路、橋梁、城市軌道交通等）和公用事業（如供水、供電、供氣等）領域，也應逐步向社會性投資放開。但對于具有一定自然壟斷特征的投資領域，政府應加強價格和市場行為的監管，以維護正常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3）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強的領域，嚴格限制財政性投資進入競爭性領域。政府的公共投資要實行嚴格的招投標制度，充分利用社會中介組織（如國際知名的會計、咨詢、法律等機構）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公開和充分論證和審查，接受社會監督。（4）完善多渠道的、開放的融資體系，允許民營和外資企業利用股票、債券、基金等多種金融工具進行項目融資，對于一些重要基礎設施項目，允許地方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債券進行項目融資。（5）政府審批內容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強的領域。
（五）盡快解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沉重“歷史包袱”問題，開展“降低金融風險改革試點”工作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離不開原有裝備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基礎，而這又涉及到存量資本的“歷史包袱”問題。長期積累下來的不良債務、富余人員安置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缺口、解除“企業辦社會”的資金缺口、資源型城市發展持續產業的資金缺口和環境保護的資金缺口等“歷史包袱”，特別是高負債率造成的金融風險必須盡快加以解決。建議在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前提下，制定并實施一個整體規劃的、資金來源多渠道的、分階段實施的解決方案。可以先確定一個試點地區（如大型重工業企業相對集中的沈陽市鐵西區），授予地方政府處置國有資產的必要權力，與財政部、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協調與合作，通過增加核撥“核呆指標”、債轉股、破產、拍賣變現、債權交易、出讓土地使用權、發行專項債券等多種形式，集中解決多年遺留的不良債務問題。
（六）為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民營經濟發展遲緩是東北地區與其它發達地區存在較大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長期來看，無論是培育新增長點還是利用民間資本來改造國有企業，都需要在政策上為民營資本營造寬松的環境，這樣的政策環境包括競爭性領域的市場準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性和商業性融資、國債項目、下崗分流補貼、發行企業債券和股票并上市交易、兼并破產政策等等領域。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政府應該積極予以政策引導和財政扶持。特別是在先進適用型技術的研發、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技術領域，政府應該在研發投入、人才待遇、土地使用、企業孵化、風險投資、產業化融資和所得稅等方面予以扶持，并充分利用園區經濟的作用，積極引導中小型科技企業形成集聚式發展格局。允許合格的民營科技型企業被認定為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并享受相應的扶持政策。放寬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入股和對外投資的限制性條件。
（七）實行傾斜性的區域產業政策，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營造“政策高地”
可以考慮比照西部開發政策，允許《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的“限制類”和“允許類”有條件地（如規定3至5年期限）享受“鼓勵類”項目的優惠政策，免征進口設備關稅和進出口環節增值稅。提升裝備制造業和原材料制造業的技術含量，鼓勵民間資本和外資對東北老工業基地裝備制造企業和原材料制造企業進行兼并、聯合與重組，對技術升級和重組后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政府加大財政貼息和政策性貸款的力度。
關鍵詞： 農村環境問題 特殊性 原因 建議
1.引言
在環境問題已經引起社會極大關注的今天，人們開始把視野從城市轉向更為廣闊的農村。在中國，農村人口高達9億，且分布地域廣闊而分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脫貧致富與保護環境的矛盾日益凸顯，已經暴露的各種環境問題也亟待解決。因農村環境問題特有的重要性與特殊性，目前已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針及國家環保總局的《國家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都已明確了解決并改善農村環境問題的目標。
2.農村環境問題概述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生活污水、垃圾、農業生產及畜禽養殖廢棄物排放量增大，農村環境日益惡化，直接威脅著廣大農民群眾的生存與身體健康，制約著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市污染轉移及鄉鎮企業排污造成的環境污染。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一些耗能高、污染重、難治理的企業遷往農村，而農村為圖眼前快速的經濟增長大多欣然接受。這些遷入的企業和當地自身發展的鄉鎮企業一樣，大多規模小，資金技術力量有限，污水處置設備不完善，布局分散不利監管，加之地方保護主義情況存在，使得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排、偷排河流及農業灌水渠道難以根除。由此造成的水體污染，不僅會影響農作物生長，還會危害到農民及畜禽的健康。此外，約90%以上的城市垃圾在郊外農村填埋或堆放，這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污染當地的土壤、水體和空氣，影響到附近居民的生產生活。
（2）由化肥、農藥和地膜等不合理使用造成的農業污染。據統計，我國化肥年使用量達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噸每平方千米，遠超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每平方千米的安全上限。不僅如此，化肥利用率僅為30%―40%，其余60%―70%進入生態環境，導致土壤有機質降低、理化性質惡化、肥力下降，還會加劇湖泊、海洋的富營養化。我國地膜年使用量超過60萬噸，多為價廉的一次性產品，不利回收，據調查，平均殘留量為3.78噸每平方千米，因此，造成的減產損失可達產值的20%。
（3）農民生活污染及由農村規模化畜禽養殖業帶來的環境問題。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不斷增加，農村生活垃圾逐漸集中化，且其中多為難分解的塑料制品等。農村每年產生的約1.2億噸生活垃圾和2500萬噸生活污水，在無處理堆放及隨意排放的情況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荀彥平、張有賢，2006）不僅如此，規模化養殖業的興起帶來了一種新的污染方式：養殖業的糞便直排。據統計，我國每年養殖畜禽排放的糞便糞水總量已逾17億噸。據國家環保總局在全國23個省市的調查顯示，90%的規模化養殖場未經過環境影響評價，60%的養殖場缺乏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由于點多面廣是這類新型污染的特點，對于該類污染的治理難度較大，效率偏低。在一定程度上，由此導致的水體污染與工業污染的總和相當。
（4）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在廣大農村地區，地處偏遠及開發度不足限制了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很多地區被迫選擇過度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這種掠奪式的開采會破壞當地的局部生態環境，進而提高自然災害發生的幾率。該類環境問題有：水土流失問題，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問題；局部地區土壤鹽漬化問題；草地面積的減少；河流斷流及湖泊綠洲的萎縮，地下水位的下降；礦產資源開發造成大面積土地破壞。（荀彥平、張有賢，2006）
3.農村環境問題的特殊性及其原因
為區別于城市中的各種環境問題，總結農村環境問題特點有：污染源分布點多、面廣且分散；缺少必要的污水、固體廢棄物集中處置設備、場所；影響地域廣、人口多、時間長，且潛在危害性大。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經分析總結有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生存困境。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相對于城市的日趨繁榮，農村的經濟發展遲滯，已是不爭的事實。對于部分自然條件較差地區的農民而言，迫于生計，常以開山修路、毀林種田、過度放牧、開采礦藏等方式改善生活。隨之而來的，如水土流失、草場退化、沙漠化、鹽堿化等環境問題也因此加劇。較之城市生活，農村的工作機會偏少，農耕生產回報較慢，因此，陷入生存困境的農民們傾向于通過發展工業致富。在資本引進方面，因農村地區投資環境偏差，多以土地及礦產資源吸引資本。以此模式進入農村的各式企業，常常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犧牲了當地生態環境，加劇了農村環境問題。（荀彥平、張有賢，2006）
（2）環境意識薄弱。環境意識尚未在農村地區深入人心，而政府管理層環境意識的缺失造成的危害則更大。基層政府常關注傳統職能，偏重短期經濟收入，對環境問題則相對忽視。農民群眾對環境權認識不深，在切身利益未受損時多輕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必要時則對自身權益的法律救濟不甚了了。
（3）環境投入不夠，法制不夠健全。由于農村經濟欠發達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當地政府可能尚無力組建全面的環境保護體系。中國農村人口數量龐大，完全由國家財政補貼環保支出顯然不現實。我國現有的農村污染防治法律體系亟待完善，在部分環保領域依然存在立法空白。目前，立法上對于各個不同類型企業的環境保護規定，普遍缺乏針對性，導致實際操作中的執法難度較大。（張浩，2007）
4.從農村環境規劃角度提出解決農村環境問題的建議
環境規劃是為使環境與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而對自身活動和環境所做的空間和時間上的合理安排。此類規劃于城市中的應用已初見規模，但由于農村環境問題關注度不夠，因此，農村環境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部分先富起來的農村已有環境保護意識，自覺采取一些環保措施，然而因缺乏科學的規劃和必要的引導，往往加大了環保投入卻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對廣大農村地區實施環境規劃，是近幾年我國環保事業亟待采取的措施。
農村環境規劃應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為農村居民提供讓他們長期發展和逐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環境保障。良好的農村環境規劃方案將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徹底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其中，筆者認為以下幾點需予以重視。
（1）從宏觀上規劃整個區域的農業生產結構，并注意整體與局部的協調關系，避免過度重復影響其經濟性，大力提倡發展生態農業與循環經濟。在生態農業中，以生態學和環境經濟學原理為指導，應用系統工程的方法把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技術相結合，充分利用當地的自然和社會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地規劃設計和組織開展農業，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使農村環境問題的惡化得到有效的遏止。
（2）規劃要保證經濟性并盡量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避免過多的管理成本與稅賦壓力，必要時可采取政策傾斜、財政扶持。由于農民最為關注的是增收致富，因此，規劃的可操作性要求農村環境規劃建立在經濟性的基礎上。應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給予農民關于環境規劃的各類指導意見，改善現有制度以激勵環保新技術的開發、農業技術推廣，并輔以政策資金扶持、合理的生態補償、有效的環境質量監控管理。（葉安珊，2006）
（3）注重節水節能，從源頭控制污染，加強產前預防，弱化產后治理。水資源規劃應開源、節流、治污并重，在西北缺水地區盡量回用中水，實行錯峰調蓄補充河湖水源；農業上推廣節水灌溉技術，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切實加強鄉鎮企業污水排放監管，避免未經處理直接排入飲用水、灌溉水取水河道。同時，加強農業環保技術推廣，建立農業污染監測網絡與控制體系。對化肥、農藥、農膜使用者加強教育和培訓，減少施肥盲目性，推廣高效、低殘留農藥和可降解地膜的使用，提高化肥、農藥、地膜利用率。
（4）對農業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注重基層干部素質培養，完善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保護。相關職能部門應統一協調農業資源的配置，對各企業布局合理化統籌，同時因地制宜地開展地方生態旅游。在干部素質問題上，應將環境保護的相關目標納入干部選拔與考核指標中，加強基層干部的環保意識。在立法完善問題上，應推動環境保護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推動環保法制進程的同時，也應加強環保意識宣傳、教育。（鄭環，2006）
5.結語
農村環境保護乃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百年大計，雖因短期效益較低一度被忽視，所幸現已得到政府及公眾的關注。相信在全民關注與良好的環境規劃之下，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1］荀彥平，張有賢.對當前農村環境問題的深入研究.農業環境與發展，2006年第4期.
［2］李世元.新農村建設中農村環境問題研究.農業環境與發展，2007年第2期.
［3］葉安珊.論中國新農村戰略規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選擇.桂海論叢，2006年11月第22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