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5 15:00:3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貿易歷史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具體的保障措施方式則表現為配額管制、提高進口關稅、中止優惠待遇等數量限制和非數量限制的形式,雖然在形式上多樣化,但其產生的背景多是由于某類產品進口數量的激增而使得生產同類產品的國內生產商受到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而目的也都是為了保護本國的同類產業。貿易保障措施實際上是一種限制貿易自由化的措施,但其產生和運行也是符合了實質上的公平貿易原則,因此其合法性得到了WTO成員的認可,在WTO范圍內具有合法地位。
與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相比,保障措施有和它們相一致的地方,如它們都是對自由貿易的一種限制,都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來實施,都有一定的實施期限要求,都可以分為臨時措施和正式措施等,但也有一些明顯的不同之處:
第一,保障措施所適用的對象是不同的,保障措施針對的對象是某類進口數量劇增或者大幅增加的產品,反傾銷措施的實施對象是低于成本價或者低于正常價格的產品,反補貼措施是針對受到非法出口補貼的產品。進一步來看,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針對的對象都是不正當貿易行為,但保障措施限制的對象是正當合法的貿易行為。
第二,三大措施所適用的國家不同,盡管三大措施都針對進口產品,但是反傾銷措施適用面最廣,可以針對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口,也可以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口,反補貼措施主要針對市場經濟國家,保障措施理論上也可以針對任何國家,但在實際操作中更多的是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運用,這與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較低,粗加工產品數量多有關。
第三,三種措施應當滿足的實體條件和程序條件不同,實施保障措施所必須滿足的條件比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實施條件要嚴格得多,必須存在短期內產品進口大量增長的事實,而且造成了進口國國內產業嚴重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而在實施反傾銷反補貼措施時,只要能夠證明相關的國內產業遭到了實質損害或者實質損害威脅。在因果關系上,保障措施的適用要證明進口產品短期內的激增是造成國內產業損害的主要原因或者重要原因,而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實施只要證明其是造成實質損害或者實質損害威脅的原因之一就可以了。
第四,保障措施的具體執行方式不同,不管是反傾銷措施還是反補貼措施,其最終的執行措施一般是兩種:一是是進口國按照傾銷幅度和補貼幅度來計算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二是進口產品的生產和出口企業或者政府提出價格承諾或減少補貼的承諾,以達到進口國認為足以消除損害的程度,而保障措施的執行方式包括修改減讓、提高關稅、實行數量限制或關稅配額等。
第五,保障措施的實施期限一般不得超過四年,而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實施期限一般不超過五年。
第六,反傾銷措施被許多國家視為保護本國工業部門利益的重要手段被頻繁使用,而貿易保障措施的使用頻率就要低得多,適用條件十分苛刻。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國家外貿管理體制的改革,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門檻逐步降低,保護國內產業的必要性也越來越大。在對外經濟貿易全面開展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競爭力較弱的產業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巨大的沖擊,一些具有競爭優勢的進口產品的數量增加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鑒于此,我國早在1994年制定的《對外貿易法》中就將保障措施制度作為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基本制度之一,而在入世后,為了履行承諾,利用WTO規則來加強對國內產業的正當保護,我國在2004年通過了修訂的《對外貿易法》,使得我國對外貿易制度進一步向WTO《保障措施協議》相靠攏。同時,為了使保障措施條款具有可操作性,防止法律濫用,2001年國務院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專門的保障措施行政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障措施條例》,這也是我國保障措施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保障措施條例》第二條規定:進口產品數量,并對生產同類產品或者直接競爭產品的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的,依照本條例的規定進行調查,采取保障措施。從這個條款可以看出,我國保障措施法實施需要三個條件:
(一)進口產品數量的增加
我國《保障措施條例》第七條規定:進口產品數量增加,是指進口產品數量的絕對增加或者與國內生產相比的相對增加。所謂產品的絕對增加,是指產品的進口數量在過去的最近時期相對于過去時段的持續增加;產品數量的相對增加是指在過去的最近時期內,進口產品的數量相對于進口國國內生產而言的相對增加。具體來說,如去年進口數量為3萬,今年進口10萬,這就是進口數量的絕對增加。而相對增加不像絕對增加那樣顯而易見,相對增加也不意味著一段時間內的進口數量絕對地增加了,還是以上面的例子來說,如去年進口數量為3萬,國內的生產量為5萬,今年進口的數量仍然是3萬,但是國內生產量只有1萬,此時就是產品進口的絕對數量沒有增加,但是相對數量卻增加了。因此,產品數量的絕對增加與相對增加都是實施保障措施的條件之一,兩者只要滿足其一就可以構成進口產品數量增加這一條件。
一，國際貨物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的必要性。
知識產權的權利擔保是指國際貨物貿易中賣方應保證對其所出售的貨物享有合法的、沒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識產權，并且任何第三方也不會就該貨物向買方主張任何知識產權。在國際貨物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是非常必要的。
1，知識產權權利擔保對于明確國際貨物貿易中產生的知識產權糾紛的最終責任方非常必要。在國際貿易中，貨物的賣方所交付的貨物可能既沒有侵犯賣方國家所保護的工業產權，也沒有侵犯買方國家所保護的工業產權，但由于買方把這批貨物轉銷往其他國家而侵犯了該轉售國所保護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如果買賣雙方在訂立合同時，賣方已就貨物涉及的知識產權進行權利擔保，那么知識產權糾紛的責任就應由賣方承擔。[1]
2，識產權權利擔保對于減少買方因知識產權糾紛而產生的損失非常必要。在貨物貿易中，涉及知識產權糾紛之后，可根據合同規定的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來減少買方的損失。賣方有義務對該第三者提出，或對第三者的控告出庭應訴；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規定由賣方承擔訴訟費用；賣方如發現有可能引起專利權訴訟的情況，必須及時通知買方，以便買方采取相應的對策，這樣就能減少買方因知識產權糾紛產生的額外費用而造成的損失。
此外，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權利擔保，還可以間接起到減少權利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機會。通過分配由誰來承擔侵權的最終負擔，來減少侵權發生的可能性。[2]
在國際貨物買賣中，第三方以知識產權為基礎就貨物主張權利或要求的情形可能出自以下幾種原因：第一，賣方交付的貨物是沒有得到作為專利技術擁有方的第三方許可而制造的；第二，賣方交付的貨物冒用了第三方的商標，或即使賣方使用的是自己的商標但因未在銷售地國登記注冊，而被第三方搶注的；第三，賣方交付的貨物侵犯了第三方的其他知識產權，如版權等，或在保護服務標記、廠商名稱、貨源標記和原產地名稱的國家，賣方未經第三方許可而冒用的。[3]
鑒于此種情況，如果有買賣雙方當事人自己在合同中約定是很細碎繁瑣的事情，所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第42條對此問題做出了規定，只要當事人運用即可，不必在此問題上花費更多的談判成本。
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2條的制定歷史。
公約的前身海牙《國際貨物銷售統一法公約》（ULIS）第52條是否有包含這樣的權利，對此學者有不同的看法。Honnol認為沒有，但是Dolle認為ULIS也擴展到了知識產權。[4]ULIS第52條題為財產權的轉移，要求賣方提交的貨物不存在第三人的財產權或擔保物權，不允許第三人向賣方提出任何這方面的權利請求。它沒有明確描述賣方是否、如果是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保證所提交的貨物不存在第三人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或第三人在這方面的權利請求。德國的學者認為貨物收到第三人知識產權的煩擾，就是ULIS第52條目的下的所有權瑕疵。[5]大多數的國內法律體系也把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界定為對所有權瑕疵的一般法律責任的一部分。
在國內法中這樣嚴格的責任是恰當的，但是考慮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在一個國際文件中要求賣方在世界范圍內對貨物知識產權擔保承擔嚴格責任，不是那么具有說服力。所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考慮到知識產權擔保問題的復雜性，這個問題就被排除在了公約之外（1976年日內瓦草約第7條（2））。在沒有公約明確規定，而學者有看法各異時，如果雙方當事人有沒有約定時，在實踐中就陷于了比較混亂的狀況。所以大多數國家政府的意見都傾向于制定一個明確的規則對此問題進行規制。在UNCITRAL第10次會議上，特別工作組于是制定了一個關于買方知識產權擔保的條款，本質上對應的就是現在的第42條。[6]其目的就是將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責任限定在可預見的范圍內。[7]我們可以從下述的內容中看出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8]首先，通過適用地域限制；其次，通過引入要求締約時就存在權力瑕疵的時間限制。
三，公約第42條規定的責任。
Ⅰ，公約不規范的。
第三人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的存在與否是否與貨物有關、在這方面有什么可適用的救濟來對抗買方，買方依誠信行事能否使貨物免受第三人知識產權的煩擾，這些問題由法院地的國際私法指引的準據法來決定，作為規則，此準據法多為公司注冊登記地法律。存在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的一大特點是要受到地域限制，相對于貨物本身的所有權不受地域限制的情況而言恰恰相反；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區別是在此領域中的非常重要的國際公約大多要求“國民待遇”和統一基礎保護。
Ⅱ，責任前提。
（一），第三人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
1，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這一點可以從條款的遣詞上看出，公約中并沒有給“知識產權”下定義。它到底都包括什么主題呢？公約第7條指出，解釋公約必須考慮到公約的國際條約性質。然而這會產生一個問題，即知識產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地域性，這意味著不同的國家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可能不完全相同，國與國之間的知識產權制度會相差很大。所以，此時應考察在知識產權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公約，[9]如伯爾尼公約（1967）、巴黎公約（1971），TRIPS中的相關規定。公約秘書處評論（最接近權威的官方解釋）提到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中的第2條第8款。這項規定對界定公約中所說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非常重要?？紤]到公約制定的時間較早，秘書處提到了的是那時相較而言定義最廣泛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定義，由此可見公約的傾向是最大程度的放寬知識產權的外延。而現在，Trips協議對知識產權作了進一步的擴大，且其與貿易相關，成員國眾多，因此宜以其中的知識產權范圍為基準。所以，知識產權的范圍至少應該包括版權及相關權利、商標、專利、地理原產地標志、工業品外觀設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商業秘密這幾個方面的主題。
2，知識產權的概念不擴展到人身權利如姓名權或肖像權。[10]此處不涉及使用一個姓名的權利，也不涉及未經照片所有人同意而使用其照片從而引起權利人要求停止使用的權利。在一些國家的國內法中，將這些情況歸于導致所有權瑕疵的責任。那么公約中是否將之歸于第41條的責任還是對之類推適用第42條以便僅加諸于賣方一個有限的責任？后者的方式更好。知識產權因其本身就含有財產權和人身權兩個層面的意義，所以要在知識產權和人身權之間劃一個清楚的界限本身就很困難。與第41條的第三人的屬人屬物的權利相反，人身權不具有具體有形的客體，人身權的功能更像知識產權。此外，兩者的利益是可比的：第42條下賣方的責任有特別的限制，因為知識產權在各國間的差異很大；界定侵犯相關的人身權很難，通常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僅有一線之隔，并且國與國之間的各種界限也千差萬別，所以，很有可能貨物上使用了某個名字在買方所在國接受這筆買賣（即不認為第三人的姓名權會干擾賣方正常的享有對貨物的權利）但是在另一個國家會認為這侵犯了第三人的姓名權、與知識產權接近的所有權外的禁止使用權。所以類推適用第42條是恰當的。
（二），權利請求（claims）。
知識產權的確定存在與否不相關，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例如貨物使用了與受保護商標相似的商標，賣方相信這不會有混淆的危險，但是受保護商標的持有人主張了權利。相似的情形可以想象也會發生在注冊的外觀設計和版權的情況下，假定構成責任的其他條件都滿足，就剩下賣方反擊第三方請求的問題了。
賣方自己的權利和權利請求不適用第42條，它與買方使用貨物是否會受到第三方權利妨礙不相關。
1，不要求第三人主張他的權利，只要有第三人權利的客觀存在的事實，就足以使賣方承擔責任。有人或許會認為，在沒有第三人訴諸它們的權利的情況下，賣方沒必要承擔權利擔保責任，因為買方仍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處分貨物。如果一段時間后，第三方決定訴諸他的權利，買方仍可以要求賣方賠償。盡管如此，第三人的權利就如懸在買方頭上的一把達摩利斯之劍，在未來的某天可能會落下，使得買方不敢充分處分貨物，這對買方而言是商業上不能接受的。[11]此外，考慮到賣方將來失去清償能力的可能性，買方有可能無法行使追索權。[12]所以，第三人的權利的存在足以構成對買方處置貨物的妨礙，賣方必須承擔責任。
2，沒有法律根據的、輕率的權利請求是否在賣方的擔保范圍內。一種觀點認為，第42條的用語并沒有要求第三人權利請求的法律正當性（如法語與西班牙語的公約版本），而只是代表了一種請求。因此，即使第三方主張請求沒有法律根據，僅僅在于惡意損害買方的利益，賣方也應承擔責任。
然而，秘書處評論反對這種過于寬泛的責任?？紤]到第42條的宗旨是限制賣方的權利擔保責任而不是象第41條那樣強調保護買方的利益，對于這種毫無法律根據、目的僅在于貶損買方的信譽的無理請求，賣方不承擔責任。以上第一種觀點無疑是鼓勵買方將商業風險轉移到賣方身上，這也是有損誠實信用原則的。
如此看來，使賣方負責的條件之一似乎是要求第三方的權利請求是善意行使的。這在邏輯上似乎可行，但是在實踐中，買方很難判斷、舉證第三人的權利請求是惡意的、沒有法律根據的，這往往使得買方不知道是否應停止出售貨物或使用貨物以減輕侵權的程度。對于輕率的權利主張，買方有免于承擔花費時間金錢抗辯的風險的利益，并且賣方常常有更有利的地位。如：（1）與專利有關的請求；（2）針對的是一個技術復雜的產品；（3）買方沒有相關的技術知識和技術專家，例如賣方只是一個零售商，只有賣方才有能力判斷權利請求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并且對產品有必要的充分了解來對抗第三人。筆者認為，從政策選擇的角度，賣方處于對抗此種權利請求得更有利的地位，應由其負責在上述幾類情況下的不分善惡意的第三人權利請求。
（三）賣方承擔知識產權擔保的時間范圍。
公約沒有明確規定賣方交付貨物后多長時間內對第三人根據知識產權對貨物提出權利請求承擔保證責任。有人認為正如第41條一樣，貨物不受第三方權利妨礙的時間通常是交貨的時間。如果是在賣方所在國交貨，沒有有關的知識產權存在，但是在使用國有這樣的權利存在，如果第三人基于一個未確定的知識產權提出權利請求并且他主張在交貨時權利就存在。那么這也是在擔保的范圍內。締約的時間僅與買方的“知道”及使用國的確定有關。第三方權利存在于締約時的事實嚴格說來不是產生責任的條件，因為賣方在交貨前可以通過獲得第三方許可或通過一個法律程序來成功的擊敗它的有效性來排除妨礙貨物的權利。[13]實踐中各國對公約的理解和解釋各個不同，因此，對賣方有利的辦法是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做出約定。
（四），有關地域問題。
1，使用地。第42條（1）（a）中對第三人的責任與對貨物本身瑕疵的責任相近，因為在第35條（2）（b）下賣方也為貨物不適用于特殊目的負責，前提是賣方在締約時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該特殊目的。對于第42條（1）（a）的"轉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中的連接詞“或”應該理解成“累積性的”考慮到當事人的締約自由，如果當事人既約定了轉售又約定了使用，那么把“或”理解成互斥性的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如果提到了幾個國家，那不就增大了賣方的義務了嗎？但是，國際貨物銷售合同中通常包含禁止貨物的轉出口的條款，這就限制了賣方的責任。因此，如果賣方不能或不打算在多個國家提供擔保，他可以在合同中作明確地排除。
上述擔保責任僅發生在使用國是締約時雙方可預期的情況下?！邦A期”不必是書面明示的，雖然書面的文件在當事人發生爭議時有助于舉證。如果情況足以表明買賣雙方通過肯定性的行動默示的考慮到了一個國家，則也視為“預期”。如果買賣雙方以前有過多次交易，足以明確顯示出買方的目的，那么除非出現特殊情況，否則沒有必要每次都在合同中對此做出規定。[14]
2，買方所在國（第42條（1）（b））。這一國家的確定通過參照第10條，據此，買方營業地須是一個確定性的因素。締約后買方營業地的改變不能擴展或改變賣方承擔的擔保責任的范圍。第42條（1）（b）和第42條（1）（a）不能同時使用。這一條款的構成模式與第35條（2）（a）（有關貨物本身的瑕疵問題）相似，即在合同沒有約定時要符合貨物的通常目的的要求。
3，賣方所在國。賣方所在國存在影響貨物的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與此相關的權利請求嚴格來講不產生第42條下的擔保責任。因為知識產權是有地域性的，買方不關心賣方所在國的情況，他僅關心自己所在國或貨物目的地國的情況。當然，如果賣方所在國的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與此相關的權利請求導致了貨物在第42條（1）（a）或（b）所指的國家受到了妨礙，就是另一回事了。例如：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某一外國的知識產權在賣方所在國被承認，或根據國際公約如《歐洲專利公約》第64條（1）或《馬德里商標公約》第4條（1）被承認，如果賣方國家的權利持有者直接對賣方提訟，就會導致賣方違反他的交貨義務（第30條）。
4，轉運途經國。公約對這個問題沒有涉及，因為幾乎所有的國內立法都規定，專利權人對途經該國的運輸貨物不能行使權利。此種情形下貨物并沒有進入流通領域，是故在此情況下賣方不承擔擔保責任。但是，假如最后的制造過程或對貨物的包裝是在運輸途經國進行的，而這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識產權，可能導致貨物被沒收。[15]這種情況下，責任的承擔取決于誰發起了這些行為。如果是買方指示賣方或由于買方自己使用貨物造成侵權，則由買方負責（第80條）；否則相反，因為此時貨物尚未交給買方，賣方將違反他的義務（第30條）。
（五）賣方知道或可歸責的不知道。
賣方的擔保限制在如果賣方在締約時“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關于“知道”在實踐中爭議不大，但問題是“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賣方有義務對雙方考慮到的國家中存在的第三人權利進行調查嗎？
一種觀點認為“不可能不知道”給了買方一種證明賣方過錯的一種選擇方法，另一種觀點將其解釋為賣方過錯的一個因素，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賣方嚴重過失的表現。這些觀點都有道理，此外我們認為它還意味著一種行動，即如果一個人進行了一定的活動，他就能夠“知道”。這種責任意味著賣方應對雙方考慮到的貨物銷往的國家中是否存在侵犯第三人知識產權進行調查并及時通知買方，這也是確保雙方之間履行誠信原則（公約第8條第2款）所必要的。因此，這種調查是賣方的附隨義務。
1，賣方調查的附隨義務。根據秘書處的評論，如果處于爭議中的知識產權在目的國公布了，賣方就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假定有一個調查情況的義務，至少是在登記了的權利方面。在分析中，解釋就更傾向于問題的實質，因為時常的情況是賣方了解有關貨物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可以預見可能存在的侵權。此外如果賣方的附隨義務被否認，那么賣方就會總是稱其不知道存在侵犯第三人的知識產權的情況，公約第42條就會失去它的法律意義。
然而，一些不同意見利用公約的制定歷史和公約不同的語言文本來支持否定存在這種義務的主張。西班牙文、英文、法文版本都使用了模糊的表達方法，沒有施加給賣方此種特別義務，但是，筆者認為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意思上解釋這個詞語。固然公約第42條的目的在于限制賣方的責任（如前文所述），但主要是考慮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獨立性使得賣方僅可能對特定國家存在的第三人權利作出保證，并沒有否定賣方應采取積極的措施。作為貨物的出售者，其相對于買方更有條件了解貨物是否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識產權，讓買方對所購貨物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是不符和情理的，除非雙方在合同中對此做出相反的約定。如果雙方在合同中約定買方處理在使用國的登記了的知識產權問題，這就減輕了賣方的調查責任。
2，賣方在何種程度上有義務進行調查？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適用于所有的賣方的標準。調查的范圍依賴于特定國家的知識產權的公布情況和方式、賣方的個人能力（是專業的還是小型貿易經營者）以及貨物將被轉售或使用的國家。
多數國家都對專利和商標進行登記，以使得公眾了解到存在的無形權利。當第三人的權利被公開時，賣方的這種調查義務就是無條件的。即使賣方可以依賴于買方所提供的信息，他們也無法逃避這個義務。[16]但是，對于非登記的知識產權，例如版式設計、技術秘密，就很難合理的要求賣方去調查。因為實際上認定賣方主觀上“不可能不知道”依靠的是推定的方法，即在第三人的知識產權已在合同約定的國家被公布的情況下，賣方有調查的義務，如果賣方沒有這么做而造成所出售的貨物侵犯了第三方的知識產權，他應對此負責。如果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沒有被公布，賣方便無此種義務，因為即使他進行調查，也發現不了什么，因而此種情形下賣方不承擔責任。
不是所有的賣方都應該承擔相同的職責。如果賣方是相關國際貿易領域的大公司，它就必須進行大量的調查查清是否存在第三人的知識產權，不管是哪個特定國家。相反，如果賣方只是小型對外貿易商，就不能指望他與前者承擔相同的責任。[17]而且，特定的國家對賣方的這種義務也有很大影響：在與賣方所在國相鄰的國家，這種調查的程度要求就比在離賣方所在國很遙遠的國家要高。[18]當然，網絡時代的到來大大方便了賣方進行的這種調查。特定國家離賣方所在地的遠近或許不會這么重要了。然而，到目前為止，利用網絡檢索知識產權還未方便到足以消除這種地理位置的差別的地步。
3，告知買方的義務。不論賣方的規模大小、是哪一個特定國家，賣方必須告訴對方當事人他的調查結果。如果第三人的權利是在合同簽定后才產生而賣方又知道這一事實，由于雙方互負合理行為的義務，賣方的信息有助于買方改變處置貨物，從而避免損失的發生。例如賣方可以將貨物轉發到一個不存在此知識產權的國家或及時取得一個恰當的許可。賣方違背此義務會導致其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
Ⅲ，賣方擔保責任的排除。
（一）買方知道或可歸責的不知道。第42條（2）（a）規定如果買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存在第三方知識產權時，賣方不再承擔責任。公約第42條（2）（a）的規定結合第42條第1款就會得出一個矛盾的解釋。如果發生爭議，賣方可以首先辯解說他在訂約時不知道第三人所主張的權利存在；買方可能會說專利已經公布、商標已經注冊，賣方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權利存在；賣方這時可以主張，既然憑專利公布、商標登記推定賣方明知，那也應基于同樣理由推定買方明知，買方比賣方更有條件知道第三人知識產權的存在。根據第42條第2款a項，買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經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權利存在，賣方就可以免則。
為了避免產生這種自相矛盾的解釋，有必要討論一下買方的調查義務。
顯然，買賣雙方的調查義務不是對等的，賣方的要大于買方的。但是，如果買方有能力或更容易對約定國的知識產權情況作出估計，他就不應該從賣方的擔保中獲益。因此，對于買方小心謹慎就能發現的以及知名度很高的知識產權，買方不能忽視它們的存在。此外，如果買方締結合同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第三人的權利，他有義務告知對方當事人，這是因為合同當事人之間有合理行為的義務。[19]
買方知道或可歸責的不知道的相關的時間是締約時，買方后來才知道不會導致此條款的賣方責任的排除，但是可以引起發出第43條（1）下的通知的期限的開始。
（二），根據買方的指示。
1，賣方責任的排除。第42條（2）（b）明確所指的是遵照買方提供的技術圖樣、設計、款式或其他規格。買方給予的一般信息以及表達的愿望給賣方留有空間去實施賣方自己的決定，特別是允許賣方去選擇一個替代性的、非侵權的生產方式，不能排除賣方的責任。但是無論如何賣方的責任仍以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相關的權利請求為條件。另一方面，此條款的運用并不要求以買方知道遵照他的指示會導致侵權為前提。
但是，如果賣方認識到第三人權利可能會遭到侵犯，誠信原則苛以他將事實提示買方注意的義務。[20]如果他未能如此（并且假定他在締約時知道這個權利）他就不能依第42條（2）（b）而獲得責任免除。他的隨后的知道并且未通知買方可能導致違反輔助義務的損害賠償。但是如果通知之后買方仍然堅持賣方要遵從他的指示行事，賣方的責任終止。
2，賣方救濟。第42條（2）（b）沒有表述賣方可以以什么救濟對抗買方。如果后者的指示導致了賣方在其所在國侵權，能夠很容易指向CISG第61至65條，不應該援用其內國法（公約第7條（2））。[21]
買方提供技術圖樣等是一個附屬義務，同時買方還隱含地有義務保護賣方不會因遵循其指示而受到傷害。如果賣方認識到遵循買方指令會導致侵權，他可以首先要求買方以一種避免這種侵權的方式來履行賣方的義務（第62條）并且指定一個寬展期，在此期間內買方改變其指令或者有可能的話去獲得許可（第63條（1））。如果不能以一種非侵權的方式來完成貨物或買方堅持要賣方遵循他的可能導致侵權的指示，買方就構成了根本違約，賣方由此而獲得解除合同的權利（第64條（1）（a））。期待賣方審慎地侵犯第三人權利并且因此將自己置于可能受到損害賠償請求的地位是不合理的。但遵循買方的指令已經導致了侵權的時候，買方因違反他的附隨義務而按照第74條對賣方的損失負責；賣方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民事責任總是第74條第二句下的一個可預見的后果。但是如果賣方意識到侵權的可能性，買方負擔的損害賠償必須根據第77條第二句相應的減少。
（三），未能發出通知。
如果買方未能根據第43條（1）發出通知，他就喪失了他由于第三方知識產權對貨物造成的影響而產生的權利，除非他有根據第43條（2）或第44條的例外。
（四），免除責任條款的效力Ⅰ。
通過第6條的功能，當事人自由的決定整個或部分的排除將第42條適用于他們的合同，這種排除條款的有效性取決于根據國際私法指引的國內法的規定。（第4條（a））。但是各國法律大都有一個普遍的規則“一個人不能免除自己對因自己的過錯甚或是疏忽大意造成的后果的責任”。因為僅在賣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情況下才產生責任，所以他不可能通過合同排除自己的責任。
[1]蔡四青：《對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的認識》，《學術探索》，2003年第6期，第47頁。
[2]不能限制第三方權利人針對賣方還是買方主張權利，只能安排后果的最終承擔者，并且這種安排并非無限制的，本文后面還會涉及到這個問題，此處不再贅述。
[3]徐俊、朱雪忠：《論知識產權擔?！罚犊萍寂c法律》，1998年第4期，第35頁。
[4]FritzEnderleinProfessorofLaw,Potsdam：《RightsandObligationsoftheSellerundertheUN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此案法官認為對賣方調查義務的要求因賣方的規模、類型而定。
[18]JosephJ.SchwerhaIV：《WarrantiesagainstInfringementintheSaleofGoods:AComparisonofU.C.C.§2-312(3)andArticle42oftheU.N.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Reproducedwithpermissionfrom16MichiganJ.Int''''lL.(1995)441-483，]。
[論文摘 要]在國際貿易人文化發展這種重要趨勢的背景下，研究其對未來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諧社會的構建所帶來的影響有著重大的意義；探討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把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與應對貿易壁壘列入“人文貿易”的系統化研究范疇，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貿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內涵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世界經貿的變化和發展，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正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悄然形成，即貿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貿易）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它通過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貿易與環境”等問題納入wto新一輪多哈發展議程，使國際貿易活動不僅重視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問題，而且關注人類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在傳統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國際貿易的指導思想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和對物質財富的最大限度占有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義理論，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h-o原理都只是重視貿易的總量，很少顧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社會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導致人類發展與自然發展的對立，使人類社會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失衡、貧富分化等。
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從根源上改變了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對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錯誤價值導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旗幟鮮明地將可持續發展寫入前言，作為一個重要宗旨，這是對gatt宗旨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牢記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目標，是著眼于全球的長遠利益和子孫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時期生產與貿易的發展，而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以至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貿易的基礎，降低人類的生活水平。從gatt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演變成wto對世界資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尋求的人類對資源利用能力的擴大主要表現在對資源利用質的提高，而非對資源利用量的擴大；從更深層次上講，也是現代人文主義思想在國際貿易的體現，是貿易人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動搖
第一，對指導國際貿易理論價值取向的哲學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發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與起點。經濟學研究主要建立在人們受自身利益驅動并能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基礎之上。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在國際貿易內形化的新價值取向。人文貿易的哲學基礎現代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關注人的發展與完善，強調人的價值和需要，關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努力實踐這種價值和意義的精神。其哲學價值取向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對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嚴重挑戰。
第二，對傳統自由貿易能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質疑。關于自由貿易可以改善經濟福利的論斷是經濟學中最古老和最廣泛接受的原則之一。它在構造國際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單一市場地區，如歐盟和wto）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傳統自由貿易理論論證的條件假設中都沒有把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計入生產成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的“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其實是一種“虛擬”、“現時”的增長，其增長的背后忽略了“現實”、“延時”的補償成本，如果考慮環境成本帶來的財富和福利的損失，傳統的自由貿易會增進社會財富和福利的增長的結論實際上可能站不住腳。
（二）國際貿易人文化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挑戰
隨著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如何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許多基本原則提出了挑戰。如生產過程和方法（ppm）問題和雙重環境標準的爭論對現有國民待遇原則提出了質疑；環境補貼和與環境成本內在化有關的生態傾銷問題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公平貿易原則；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環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發展，將從新的角度思考兩者的協調問題。
三、建立以人文貿易為基礎的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初步探討
（一）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必須以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對外貿易的人文化發展。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與人文化發展方向內涵是一致的。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應跳出傳統意義上的片面追求貿易額的“可持續”增長，而是在關注貿易總量的同時還應關注貿易的實際質量，從以物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從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續發展到追求長期綜合利益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可持續貿易發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審視對外貿易效益來源，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必須重新審視外貿效益來源。首先必須建立人文貿易的評價體系，在衡量外貿效益的經濟指標體系中增加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客觀評估外貿對國家經濟、生態、社會帶來的整體影響。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外貿效益的來源，對資源投入與貿易收益嚴重失衡的產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其負外部性，促進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貿收益的現實增長。
第二，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加強貿易與環保法規、政策的協調，充分考慮貿易政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及環境政策對貿易的扭曲代價，實現貿易與環境的雙贏；其二是建立人文貿易措施保護體系，推行綠色貿易行動計劃，合理建立中國產品綠色標準體系，既可以增加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的實際競爭力，又可以實現以人為本，自然、社會的協調發展的保障體系。
第三，構建應對國際貿易“人文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國際貿易的人文化發展伴隨著“人文壁壘”的產生，為了防止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需構建相關的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對人文貿易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壘”的變化因素進行監測、識別、評價、預測、預防控制并及時矯正不良發展的趨勢，以保證國際貿易人文化的健康發展。
參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喬治.經濟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美］馬克a盧茲.經濟學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1.注重學生專業綜合素質培養的同時，突出強化專業外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近幾年來，為了適應我國對外開放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上海“四個中心”建設對國際化人才的大量需求，我們加強專業基礎教育、專業技能教育，注重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以及拓寬學生的專業知識面，鼓勵學生參加多種多樣的課外活動，使其成為一專多能的綜合性人才的同時，更加突出強化學生專業外語的聽、說、讀、寫能力。除了基礎英語外，我們還開設雙語課程，并聘請外教上專業課，提高學生的英語應用交流能力。
2.注重學生專業基礎理論知識學習的同時，更加突出強化貿易實務和金融證券業務等實踐操作能力。
在考察、學習國內外各層次高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建設情況的基礎上，結合上海電力學院人才培養定位和服務面向，我們將人才培養定位為：“寬口徑、國際化、實用性、行業化”，基于這一定位，我們在注重學生專業基礎理論知識學習的同時，更加突出強化貿易實務和金融證券業務等實踐操作能力。在課程設計上，我們利用學院較為完善的各類實驗設施，開設了綜合性的大型作業“會計模擬操作”、“國際市場營銷”，還開設了“進出口貿易實務”、“進出口單證及結算”等國際貿易實踐類課程，同時還開設了股票、期貨、外匯等金融交易的模擬操作課程。
3.依托上海電力學院電力、能源的行業學科優勢，突出體現電力、能源貿易人才培養特色。
作為電力、能源行業高校，學校要求從事教學的教師必須具有相應的電力能源行業經驗，不少教師都會安排專門時間在電力行業與電力企業掛職或兼職，通過校企合作模式，本專業學生每學期至少可以聽到6～8學時的具有電力、能源行業背景的專家講座。他們不僅為學生提供了電力能源經濟理論、電力國際化與電力行業產品國際貿易的相關政策，也提供了來自一線的電力能源貿易實踐案例。在課程設置上，本專業開設了多門“觸電”課程，比如電力發展概論、電力生產概論、電力金融市場、電力系統優化與決策、國際電力市場、電力國際貿易等。在實踐課程環節，安排和組織學生到電廠及電力公司等實習單位實習。通過以上途徑使本專業學生在學好國際經濟與貿易共性專業知識的同時，接觸、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電力、能源特色知識，從而提升專業學生的競爭優勢。
4.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提升專業學生創新、創業能力。
學生的創新思維是學生走出校門、適應社會、迎接挑戰、開創輝煌事業的基因。本專業從大一新生抓起，要求本專業學生必須踴躍參加學科競賽和創新創業活動，參與各課外興趣小組，參與教師科研，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第二課堂。在課程設計上，開設了大型實踐課程《創業之星》，讓同學們進行創業模擬實踐。經過幾年的努力，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自2011年以來，每年至少有3個團隊參加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和全國性的學科競賽活動。自2011年以來，共有15項涵蓋校級、市級以及國家級的創新和創業項目立項。
二、實施特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模式現存問題
1.教師的科研能力和教學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還缺乏本專業領域學術造詣深、知名度高的教學名師。
大學肩負著人才培養的重任，人才培養質量取決于教師的業務素質，教學和科研水平是衡量教師業務素質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兩者同等重要。教學是立足的根本，科研是保證。教學和科研應該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本專業教師在科研和教學上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科研方面，表現為高質量的論文偏少，國家級、省級的科研項目還比較少。尤其是還缺乏本專業領域學術造詣深、專家級的專業帶頭人。這種狀況的出現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主觀方面在于教師普遍缺乏科研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陀^方面的原因在于，繁重的教學任務和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使得他們很難抽出時間靜下心來關注學科發展前沿并從事科研，科研精力不夠。在教學方面，本專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教師教學的積極性不夠高，與學生溝通交流不夠充分，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教學團隊，還沒有知名度較高的教學名師。這種狀況的出現也是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主觀上，教師對教學工作重視不夠，教師敬業、愛崗、樂教的思想覺悟有所降低；客觀上，面對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大學教師的收入相對較低，影響教師的教學積極性。
2.專業實踐教學環節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校企合作缺乏深度。
依據本專業人才培養“寬口徑、國際化、實用性、行業化”的定位，專業實踐教學環節已經給予了高度重視，但由于主客觀原因，這方面做得還不夠，仍需進一步加強。主觀上，本專業教師大多畢業于國內名牌重點高校，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依然偏好理論教學，致使教學中自然而然偏重理論教學，而淡化實踐操作教學。客觀上，一方面課時總量有限制，扣除各類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留給實踐教學環節的課時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實踐教學的場地、教學軟件、實習基地等條件有限，尤其是校企合作，目前大都流于形式，僅限于實地考察、聽報告，還沒有真正將合作融入專業實踐教學。
3.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方面仍缺乏經驗。
“高分低能”是當前中國大學教育普遍存在的問題，其核心癥結就在于培養的學生缺乏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主要是由于大學的教學還是填鴨式的教學模式，學生比較被動地在接受教育，缺乏積極主動性，教和學是相分離的，同時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與時俱進，在進行理論教學時不能很好地理論聯系實際。本專業在人才培養方面同樣存在這些共性問題，如何發揮教師教的指引作用和學生學的主體作用，在教與學的良性互動中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仍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今后亟需解決的問題。
4.專業建設經費的投入不是很充足，分配不均衡，使用不盡合理。
目前普遍的看法依然是，社會科學類專業建設和發展不需要太多的經費投入就可以建好，尤其是在以理工科為主的高校，社會科學類專業會更加遭受建設經費投入的“歧視”。本專業作為上海電力學院中為數不多幾個文科類專業，在專業建設經費投入上還不是很充足，教師的辦公備課條件還不是很好。同時，有限的專業建設經費在使用上還不盡合理，體現在重硬件設施投入輕軟件投入，一方面，因為這是可以用定量化指標進行評價和考核的。另一方面，實驗室引進的部分教學軟件，與現實管理存在差距且需要進行二次開發研究。
三、解決特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模式現存問題對策措施
論文關鍵詞：WTO，CPI，PPI，影響力
CPI與PPI的變動關系反映了WTO時代的相關協議對我國生產環節、消費環節的影響狀況，同時，供求市場和營銷網絡的變化又反作用于PPI和CPI，從而影響著PPI與CPI之間的長短期影響力。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加入WTO以后的CPI與PPI間影響力進行再識別和分析以及時地了解兩者之間影響力的變動狀況。
一、 WTO時代CPI與PPI的波動狀況
CPI是對一定時期的消費品籃子價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費環節的價格水平，目前一般被作為衡量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PPI是對一定時期各種商品在不同生產階段的價格變動情況的衡量指標，主要反映生產環節的價格水平，是衡量生產環節價格水平的重要經濟指標[1]。圖1、圖2分別代表2002年1月到2010年7月我國CPI與PPI同比漲幅的原始數據和經過X12季節調整方法調整后的最終序列循環-趨勢圖。
圖1 02.1-10.7CPI、PPI同比漲幅原始數據曲線圖 圖2 02.1-10.7CPI、PPI同比漲幅最終序列循環-趨勢圖
從圖1、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在2002年即我國加入WTO后的第一年，我國的CPI、PPI同比漲幅都紛紛出現了負數國際貿易論文，并且CPI的同比漲幅一直保持在PPI同比漲幅值的上方。隨著宏觀政策和市場的不斷調節，到2003年，我國的CPI與PPI的同比漲幅開始出現大幅增長，CPI、PPI價格指數的同比漲幅轉變為正值。2002-2004年，我國CPI、PPI同比漲幅大部分時間在不斷增長，2005-2007年，CPI、PPI同比漲幅基本保持穩定，2008年出現一個小的波峰。2003-2008年，CPI同比漲幅基本上保持在PPI同比漲幅的下方。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CPI、PPI同比漲幅出現一個WTO時代的最大低谷，并且使得CPI同比漲幅再一次位于PPI同比漲幅的上方。到2010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經濟開始復蘇，我國的CPI、PPI同比漲幅再一次開始趨于平穩，PPI同比漲幅又一次高過CPI同比漲幅。不難看出，WTO時代，我國CPI與PPI的關系呈現復雜多變的特性。
二、WTO時代CPI與PPI間影響力的識別
考慮到CPI與PPI同比漲幅受季節變動和不規則變動的影響，為真實地反映CPI與PPI的關系，本文利用EVIEWS5.0中X12季節調整方法對2002年1月到2010年7月的CPI和PPI同比漲幅原始數據進行調整，得到新的最終序列循環-趨勢CPI_TC和PPI_TC，具體步驟如下：
1、 回歸模型的建立
CPI與PPI間影響力識別分析主要采用WTO時代即2002年1月到2010年7月的CPI_TC、PPI_TC數據，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其中表示常數項國際貿易論文，表示參數，代表誤差項。
2、變量平穩性檢驗
為防止偽回歸的發生，利用ADF檢驗法對和進行單位根檢驗。在10%的顯著水平下，和中的不能通過單位根檢驗，但一階差分和在10%的的顯著水平下均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和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可以對和進行協整檢驗。
3、變量間協整關系檢驗
在10%的顯著水平下，和不都是平穩序列，但是和都是一階單整，為避免出現偽回歸，還需要再對和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對進行ADF檢驗，結果見表1：
表1 殘差ADF檢驗
變量
ADF test Statistic
Test critical values
檢驗結果
1%
5%
10%
-2.475424
-2.590910
-1.944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