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4 15:09:0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文學研究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英美文學研究現代化的另一個表現形式是，在評估過程中，進一步淡化其藝術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側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實、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可以說，一個作品是否具有社會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標榜了其文學價值。比如《飛蛾：象征的創造性力量——論佛吉尼亞伍爾夫的（海浪）中飛蛾的象征意義》和《大眾的反叛》兩本書，雖然一個是對社會現象的剖析和對現論進行補充，一個是對西方現代化歷史的反思，但都是通過對一件小事或一段時期的分析，來對社會發展提出值得借鑒的建議，故而受到了專家的充分肯定與褒揚，在社會輿論上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就連各種獎項也對其拋出了橄欖枝。
二、英美文學研究現代化對我國文學的啟示
1.研究英美文學現代化的原因
從五四時期開始，我國現代文學就涌現了大量的新作品，這些作品符合大眾口味，不再像過去那樣生澀難懂，同時，出現了職業作家、明星作家、業余等各種身份，這促進了我國文學和文學研究的現代化，文學的發展孕育了新的體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學研究的變化，而知識分子的身份地位轉變又反過來衍生出更新穎多樣的文學形式。而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又是與這一系列的變化相輔相成的，文學的現代化為文學的現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進著后者的發展，而文學研究的現代化成果則可以給新文學更多的思想、手段，糾正文學發展中的錯誤，促進文學更好的發展。從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開始，我國社會變革的步伐就一再體現在文學作品上，改良社會、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學創作人一般也身兼這研究者的身份，對于文學研究現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鑒英美文化研究現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國文學研究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我國文學發展的重要任務。
2.英美文學現代化的啟示
自John教授因圖書館管理使用繁瑣，而提出了以網絡遠距科技來解決始，文字的計算機化就開始深遠的影響著英美文學的發展。讓圖書館走進網絡，不但使圖書館的存儲空間無限擴增，也解決了它的取放問題。由此衍生的是，整個學術研究中的數據取放問題都得以解決，新形式的出現，也改變著文學研究的方法和習慣，可以說，以網絡分析類化為主的科學思想主導了文學研究的現代化發展。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無一不反映出人們的理性思考和科技發展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種人文關懷，并且充分認識到了科技對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進而更是將計算機和網絡及其相關技術全面運用到文學研究中，這些發展和對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國借鑒的，文字從文言文變為白話文，再變成數字化的文字，這才是應有的變革。我國學者一則對計算機網絡運用到文學研究中這一點的反映不夠敏感，二則對運用方法也處于摸索之中，故而，發展空間還很大，一方面要培養懂技術的相關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鑒學習英美文學研究的成果，利用網絡加強文學和科學的關系。同時最重要的是從根本上認識到文學與科學相聯系對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性，只有將這個思想深植腦中，才能令我國的文學研究獲得長足的發展。
三、結語
空間轉向在顛覆傳統的空間理論方面，并不是對其進行全面的否定，卻是對傳統觀念的一種改造，在空間的轉向理念中，空間和時間在世界中融為一體，共同存在，將時間、空間和存在連成一個整體，而在這一個整體中，空間和時間都并非是靜止的，它們是不斷在變化的。導致我們無法看見事物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并且對于當今時代的剖析，無論是從理論、政治或者是實踐的角度，揭示空間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關鍵所在。空間轉向趨勢理念中，經濟、政治、階級、文化、民族等各種力量集中在空間這種異質性的場所進行較量，而將這種存在于異質性空間中的各種力量的較量發掘出來則是當代的西方的空間理論的最終目的，進而批判資本主義，因此，在當代，空間成為了批判得以實現的新型的平臺。
二、空間轉向與文學研究范式轉型
第一，文學與外部世界在傳統的理論中的關系在空間轉向理論中得到了全新的定義，在傳統理論中文學是作為關照世界的一面鏡子出現的，無論是哪一種敘述，都或多或少跟別的敘述空間產生聯系，另外在傳統理論中文學空間就是對某一固定空間中的時間進行相應的演繹，給人們的觀念就是文學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間沒有其它選擇，雖然在文學空間實際上就是從現實空間出來的，但是就文學本身來說，它就是構成社會現實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就是消費者的社會，就像有些專家所說的那樣，它跟傳統的消費根本區別在于，傳統的消費主要是以“物”為中心而進行的，而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主要是一種“符號體系”或“影像”的消費，因此詹姆遜就將這種消費社會當成信息飽和的社會，也就是在該消費社會中雖然沒有存在著真正的大自然，但是無論是什么樣的信息都已經達到了非常飽和的狀態，因此他就把這種復雜的商品網絡當做成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號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文學。由此可以看出，現實空間跟文學空間經常會出現混雜的現象，這就使得某一種符號空間在該種信息化環境下還能不能以一種文學審美文本來對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態度來決定的，另一方面現實空間和文學空間之間的混雜現象，也使得人們將傳統的文學研究不斷朝著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學文本空間以及文學空間的生產這兩者來說，在傳統理論中，它更重視對文學作品是怎樣產生主導力量這方面的內容，然后在對文學文本空間內部的是否和諧進行重視。然而，當前的空間理論確實這樣認為的，皮埃爾布爾迪厄(PelrreBoudrelu’又譯為皮埃爾布迪厄)所謂的“文學場”(hteraryfield)就是文學本身，而文學空間的生產本身也會構成相應的多元異質性的空間(場)。跟傳統理論上的“環境”、“背景”相比，現代空間(場）有著很大的卻別，當前的空間(場）主要是政治與文學、管理與被管理、先鋒與保守等各種各樣權力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個非常復雜的網絡體系，從而就會直接導致文學的文本空間不能以一個有機整體出現。由此可以看出現代文學在閱讀、解釋以及研究方面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學文本空間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異質性所導致的；而文學文本空間本身的異質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學閱讀和解釋具有更多的重復性，所以現代的文學生產、文學文本、文學研究這三者都已經成為了一種互文性的空間結構。
（一）“歌辭”總體觀念
任半塘在《唐聲詩•弁言》中，用“歌辭”這一總體概念，作為歷史上音樂文學的統稱，因此，就包括《詩經》、《九歌》、樂府、聲詩、詞、曲等音樂文學形態。“歌辭”總體觀念的提出，意在梳理歷史，探尋“歌辭”間的共性與聯系。主要針對歷史上“歌辭”各體研究不均衡的現象，造成千百年來，“唐聲詩”概念無人問津，相關的認識更是誤解諸多，甚至影響到后人對“詞的起源”問題的理解和判斷，如學術界曾流行著“詩體多病”、“詞為詩馀”、“填實泛聲”等觀點，該認識在文學史界至今仍占據著支配地位，其影響之深遠，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聲詩•弁言》中，特別強調了建立“歌辭”總體觀念的重要性，并將“依調填詞”視為“歌辭”概念的總體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較多的誤會和矛盾。進而，對“唐聲詩”體的確立，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二）對“唐聲詩”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辭”總體觀念，任半塘對唐代“聲詩”概念，亦有獨到的認識，即以配合著燕樂的齊言歌辭為研究對象，具體特點為，聯系著辭、樂、歌、舞四事。[3]強調音樂對唐聲詩構成的核心作用，是任半塘《唐聲詩》研究的重要特征。《唐聲詩》著作的編撰，正是圍繞著燕樂曲調名，對各方面材料展開的排比溝通。該認識將“唐聲詩”概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即關聯著辭、樂、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詩研究，重文不重聲的現狀。任半塘對音樂文學的理解，無疑擴大了唐詩研究的范圍，無論是對唐“聲詩”概念的理解，還是對史料的搜集考證，都較以往的純文學觀察更為豐富、科學，也更接近歷史原貌。
（三）對音樂文學的總體構想
《唐聲詩》是任半塘唐代“音樂文藝”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在《唐代音樂文藝研究發凡》中，任半塘將唐代“音樂文藝”定義為，“結合音樂之詞章與伎藝”，因此，相關的研究就包括，對聲詩、長短句、大曲、變文、著詞、戲弄之歌辭、舞蹈、表演等的分別研究和綜合觀察；該定義說明，“音樂文藝”這一大概念，包含著“音樂文學”這一分概念；唐代“音樂文學”的研究對象，乃是唐、五代結合著燕樂的歌辭，根據歌辭體式上的差別，任半塘將唐代“音樂文學”分為齊、雜言兩大類，齊言指聲詩，雜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時并存發展，無所先后。因此，在《唐聲詩》之外，任半塘還計劃對唐代結合燕樂的雜言歌辭進行研究，即后來由其學生王小盾撰筆的《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齊言歌辭與雜言歌辭，是任半塘對唐代“音樂文學”的基本劃分，因此，對《唐聲詩》進行研究，應結合著《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這樣將齊、雜言聯系起來，互相關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樂文學”整體。
二、《唐聲詩》研究方法
（一）“竭澤而漁”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聲詩》著作最大的特點，乃是對唐代歌辭及相關史料的廣泛占有和運用。據統計，《唐聲詩》中引用的國內古今文獻資料，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詩、詞、文、曲集；二是歷代詩話、詞話、文論類；三是各種筆記；四是各種類書；五是各種史書；六是小學類。另外，還廣泛引用了近人有關音樂文藝方面的諸多研究成果。除了對國內古今文獻資料的廣泛涉獵，任半塘還特別關注和引用到國外的一些文獻。《唐聲詩》是基于問題意識下的專題研究，它要回答，唐聲詩是什么、唐聲詩的構成特點、唐聲詩與同時期存在著的雜言歌辭及大曲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選上，能夠避開傳統的“雅正”觀，進而能夠從一個開放的學術視野，關注到與唐聲詩問題相關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澤而漁”的史料搜集方法。該方法的運用，使《唐聲詩》在史料數量上，較以往零星可見、不成體系的現狀，有了很大的提升，擴增數倍；在史料類別上，也較以往更為豐富多樣。
（二）“以唐證唐”的史料考據法
《唐聲詩》考據工作的最大特點，是以唐代的原始資料來研究唐代的歌辭面貌，即“以唐證唐”的考據方法，這里是取其狹義解釋，實際上，“以唐證唐”應理解為，以當代原始資料治當代史。唐代詩樂的具體情況如何？唐詩歌唱時聲、辭曾如何結合？詞體的成因何在？宋以來文人“以宋喻唐”，臆斷“唐人歌詩一字一聲，因字少聲多，余聲難遣，惟有填字，變成雜言，以守一字一聲不替”之說，該說有何充分依據？針對傳統上習慣從成說中注目立說，從簡冊推實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質疑，認為他們是典型的“唐頭宋帽”邏輯，即引用宋及宋以來的資料，并用宋代的現象來逆推唐代的現象。該方法顯然不科學，任半塘從正反兩面證明了“唐代聲辭結合一字一聲”說是站不住腳的，進而，任半塘根據自己搜集所見的唐代樂譜的實際情況，來排解宋以來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聲辭結合一字一聲”之說。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將聲詩《格調》后附見的各類聲譜信息排比羅列，各譜分別指出其譜字數，及原舉唐辭的字數，然后相互比較，得出結論，一字一聲，實不可能。以此為基礎，任半塘又進一步質疑建立在唐代歌詩聲辭配合一字一聲基礎上，因字少音多，余聲難遣，故而變齊言為雜言，即詩余詞變的理論，拆穿宋人所謂，長短句皆由詩體填字而來的謬說，破和聲、泛聲、虛聲之臆想及明清以來親字、親句之說，實在是一舉多得，為唐聲詩、宋詞研究掃除了關鍵！任半塘“以唐證唐”的考據方法，為學術界提供了，以當代原始資料治當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為唐聲詩、宋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統計學方法的應用
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唐代的歌譜，我們今日已經很難求解，這無疑是對唐代音樂史研究、音樂文學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戰。基于這一現實認識，任半塘決定決定暫時撇開傳譜，轉從傳辭形式，對唐代歌辭聲、辭結合關系進行試探性研究。具體為，借用統計學的方法，比較同調名聲詩與詞，句法變化的痕跡，即增字增句的規律，來探求詩調與詞調之間的關系，欲探明，詞調是由詩調轉變而來，還是自發而生，獨立循樂創新而來？進而雜言詞是由齊言聲詩填實虛聲而來，還是有其自身產生的一條路徑？任半塘統計了目前可見的，唐五代所有的長短句調，確定有傳辭的，共131調；同時見于《教坊記》的，共75調；其中同調名或有關的調名原為聲詩的，共21調；加上《教坊記》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調名的6調，共計唐人同調名聲詩與長短句27調；任半塘用表格將同調名的聲詩與長短句詞相互對照，可以看出同調名的聲詩與長短句詞，字句上的變化規律，主要為，增字、增句、因親字成定型、于和聲上加親字；但這類于聲詩與長短句間確有關系的曲調，畢竟只占長短句詞總數（131調）的十分之一，數量相較于通過其他途徑而來的長短句詞來說，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長短句詞產生的主流，因此，一舉長短句調多由唐人詩句變來的說法。進而確認，“齊言與雜言兩種歌辭，實為兄弟關系。除小部分外，都難言父子關系。”因此，凡主張“詞由詩生”者，必不能通。這是統計分析的方法應用到詞源研究領域的一個極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詞的起源問題，從此尋得一個有客觀、嚴謹的證據可憑的認知模式，擺脫了宋以來文人，對唐代歌辭實際不加考辨，憑空臆斷捏造事實的認知模式，可以說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質的飛躍。此外，《唐聲詩》研究中還特別強調了民間文學、民間文藝的重要價值，以及唐代樂譜、舞譜對唐代“聲”、“辭”結合規律解譯的重要性，遺憾的是，終因專業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該領域，因此先生在書中，誠邀相關領域專家前來共同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并在書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樂譜、舞譜資料，實為珍貴！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任半塘也還嘗試“多重證據法”，多學科相結合等諸多方法的靈活運用，使得《唐聲詩》著作，一方面，擁有較為豐富、全面的史料基礎；一方面，在對唐聲詩的理解認識上，也較為科學、客觀，更接近于歷史真實。
三、結語
［關鍵詞］“知人論世”;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獻辨偽
一、“知人論世”的提出與發展
孟子的“知人論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地位可謂舉足輕重。關于“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來源，有文章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而卿大夫們在引《詩》的時候經常斷章取義，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語，而忽視了詩句在整首詩中的意義。孟子認為這種截取詩句表達思想并不是對詩文本義的正確詮釋，歪曲了原意，正是對這種行為風氣的不滿，他提出了知人論世的觀點。”以這種說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論世”說是為了矯正曲解文義的錯誤行為，達到正確理解詩文的目的，但是仔細探源“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出處，我們發現這種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論世”的提出并不是為了找出一個文學批評的準則。我們且以此說法的出處《孟子•萬章下》為證:“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譯成現今通行的說法，這段話的意思是鄉里的優秀人物就和鄉里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國家的優秀人物就和國家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就和同樣是天下聞名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覺得不夠，便可上溯古代的優秀人物與之交朋友。但吟詠他們的詩，誦讀他們的書，卻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么人，這樣可以嗎?因此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并了解其人，這是與古人做朋友。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孟子在這里認為，不同層次的人交友范圍不同，層次高的人更需要溝通古人與古人做朋友，但與古人做朋友，只讀其詩書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們的生存環境，這樣才能讀懂古人的詩書與其進行心靈的溝通，繼而成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論世”的本來意圖是闡釋尚友的方法，“頌其詩，讀其書”只是一種手段，由“知人論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話同時也客觀提示了一種對詩書的讀解方法，并且后一種的意義為后世之人不斷闡釋發展，它的影響已遠遠超過了本意。
“知人”與“論世”是兩個相互獨立卻又聯系的概念。“論世”是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須“論世”。所謂“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經歷、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論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處時代，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因素對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還有了解激發作者產生創作欲望的臨時動因等等。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會有自己一定的動機。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會因為作者情感體驗、生活體驗、生活環境和時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藝術風格方面，不同的藝術道路，不同的審美風格和不同的個性心理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正如魯迅先生曾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樣才較為確鑿。”［3］如果要論文，最好是能夠在通篇考慮的基礎上顧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跡、處世為人，更要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狀態，兼顧了作者的“全人”和“社會狀態”兩個方面再談論文，才更為全面和確鑿。魯迅先生的觀點實則就是肯定了“知人論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論世”這一認知方法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對歷代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與文學思想的發展、演進過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說的古典文學史(包括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文學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對歷代關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思想的研究的發展、演進過程的研究，這就是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4］但學者開始對某項文學現象分析研究時時，不管是分屬文學史還是文學學術史研究都要以具體的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和媒介，如果沒有實體的創作，研究就無從附著，空談而已。自司馬遷的《史記》創造了為作家寫傳記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經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知人論世作為一種認知方法同樣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兩者擁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們將“知人論世”的方法運用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論世”在古典文學鑒賞方面
文學是社會的產物，時代在變化發展，文學創作也在跟著變化發展。我們今天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種文化現象彰顯的不僅僅是各個朝代文學創作的代表成就，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文學創作與時代的關系，文學發展與歷史演變的關系。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中的記載“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代的變遷，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變都會影響文學的興衰，作家的情感體驗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相應地變化，繼而這種變化會反映在文學創作中，造成的文學現象就是文學隨時代變遷而變遷。所以說，文學是時代的鏡子，能夠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論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讀文學作品時有助于更準確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龜雖壽》，對詩中“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這一句的解釋涉及到“天”這個字的含義。究竟“天”是解釋為自然還是天命呢?這對把握詩詞的主旨非常關鍵，二者雖然均可解釋得通，但闡釋出來的意思卻截然相反。理解這個問題就需要“知人論世”。通過查閱記載曹操生平事跡的史料文獻，我們發現曹操是一位樸素的唯物主義論者，可見他是不會相信天意、天命這些東西的。如此可見，“天”在這里應該解釋為“自然的”，這樣我們在解讀這首詩歌的時候就不會曲解詩歌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了。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更明確作者的感情傾向。在中國詩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時代環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他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隱晦地將情感暗含詩中，令讀者好像墜入了云霧中，不知該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感情。但是經過知人論世這一環節之后，了解了詩人的生平遭遇及寫作的時代背景，就能撥開云霧，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傾向。比如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整首詩中并沒有出現明顯表現情感的字眼，也并沒有提出想通過張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題目又為何是贈張丞相呢?我們若能“知人論世”，對孟浩然的生平有個簡單的了解，就會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卻一直無官可做的焦急，這樣作者通過詩中“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表達的急切之情就不難理解了。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在閱讀詩詞時有助于明曉其寫作方法，把握主題。有的作品意旨深遠，作者往往會采用多種手法含蓄地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讓人難以理解其真實意義，此時就需要我們“知人論世”來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詩》“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通篇用比興的手法以豆自喻，實則是表現詩人自身處境的艱難，沉郁憤激的感情。我們若能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斷出作者運用比興的緣由并且揭開它的本體，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層含義。
(二)“知人論世”在古典文獻學方面
文獻學是研究文獻與文獻工作的諸多方面的一門學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類、編目、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編纂、校點、翻譯和流通等各項內容。在古典文獻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實踐方法是考據，考據通過對文獻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斷考證對象的真偽是非、謄清其相互關系及發展脈絡以發現或解決問題。可以說考據在文獻工作中的地位極其重要，清代的樸學、乾嘉學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們又不能過分夸大考據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實上古典文獻整理工作的開展也實非考據一種方法就能完成。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開放的、多元的學科，就應該打破研究方法的單一格局，拓展多種方法，融合現代學術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國古典文獻時如果能把考據的實證科學方法和文學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結合，研究或許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們且以《二十四詩品》的辨偽為例。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首次提交《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兩位先生認為《二十四詩品》不是唐代司空圖所作的第一個證據可以說就是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提出的，“《詩品》與司空圖生平思想、論詩雜著及文風取向的比較是顯而易見的悖向。”司空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但《詩品》卻是以道家思想為主旨，書中可以很輕易看出作者對道家學說的由衷贊許和自覺認同;從文風取向上來講，司空圖認為作詩要達到圓融之境，作者應該深思極慮，但《二十四詩品》卻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傾向于人為雕鏤;從審美取向來說，司空圖在它的論世雜著中更稱許“澄澹精致”的詩風，尤其對那些沉郁遒舉的詩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詩品》卻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詩風。從這幾個方面來看，二者的確是大相徑庭，讓人不由懷疑《詩品》的作者是否確為唐代的司空圖。陳尚君、汪涌豪兩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詩品》作者之偽說正是對司空圖“知其人”的結果，可見“知人論世”對于古典文獻辨偽中觀點的“破”與“立”十分重要。
總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是一門開放的、多元的學科，我們應該突破單一的研究方式，嘗試多種方法和風格的實踐，但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貶低“知人論世”這一研究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學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據之功，也應重視人文方法的價值，既要提倡嚴謹的學風，又要鼓勵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與詩性、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這樣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研究才能長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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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學空間；現代漢詩；文體學；共時性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項目：2013年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當代詩學空間批評理論研究”（13Q08）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黃雪敏（1978-），女，廣東潮州人，副教授，文藝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文藝學與現當代文學。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間是有形與無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載體，“文學空間”同樣包含著文學生產、文學傳播和文學消費的全過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空間問題己經逐漸成為當代社會理論的一大熱點，西方學術界也發生了所謂的“空間轉向”，“空間理論”成為文化研究的主要認知范式之一。在“空間轉向”的學術背景之下，從空間的維度出發對文學活動進行重新詮釋，無疑是當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途徑。盡管時間和空間都是構成文學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傳統的文學研究中，人們都只對時間傾注了過多的熱情，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空間。將“空間批評”作為解讀詩歌的理論角度，一方面意味著承認現代漢詩對于古典詩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題材的、價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風格的等方面的空間創新；另一方面也將從文體自身或比較文學的角度，探析個體與公共、鄉土與都市、精英與民間、心理與現實等詩歌空間的內在關聯，進行全新的以空間為坐標的詩歌文體理論體系探索。
一、詩學空間反思與探索
20世紀文學的研究，一直以來學者們習慣于采用時間線性研究或派別、思潮的歷時性研究途徑，這兩種研究途徑雖然描述起來簡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漢詩的整體風貌。進入20世紀后期，文藝研究在經歷“語言論”、“認識論”、“人類學”等轉向后，呈現出“空間轉向”的新面貌，學者們紛紛將以前給予時間、歷史、社會的青睞轉向空間上來。空間研究在當代知識和政治發展中日益呈顯學之勢。在多元交織、互相滲透的后現代動態語境中以空間理論深入文學學術研究無疑是一個重要新維度。因此，“文學不再是觀照世界的一面鏡子，任何一種個別的敘述，都難分難解地涉及到其他的敘述空間。文學空間不再是對某種固定空間之中時間演繹（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現或表現，文學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間之中，文學空間固然來自于現實空間，但同時，更重要的是文學本身就成為社會現實空間建構的重要組成。”[1]
目前，從“文學空間”視野出發去研究文學的做法，己經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見到的資料來說，國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國的文藝理論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首次把哲學層面的時空體用于文學意義上的轉義。法國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發表的《鄉村與城市》一書考察了有關“城市”和“鄉村”空間關系不斷變化著的“情感結構”，從16世紀的田園詩一直延伸到當今的全球文學。其后，克里斯丁?羅斯1988年的《社會空間的興起：蘭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蘭波的詩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產；另外，邁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學》中以“文學景觀”為題，辟專章討論了文學中空間的含義，認為文學，諸如小說、詩歌、戲劇、傳奇等，都體現了以不同方式進行的對空間進行闡釋的努力，文學景觀是“文學和景觀的兩相結合。”
在國內，對于空間理論的研究相對來說尚處在起步階段，主要是一些學者對外國理論家的相關論述的譯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亞明主編的《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和《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王文斌譯的《后現代地理學》等著作，主要是從社會學角度對空間理論進行翻譯和介紹。而運用空間理論對文學進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國還比較少，主要有閻嘉主編的《文學理論精粹讀本》，其中專門介紹了“空間批評”；朱立元主編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2005年的增補版也增加了由陸揚所寫的《空間理論》一章。可以說，空間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正在逐漸被我國學術界接受，對社會學理論、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學研究等都產生了影響。進入新世紀，傳媒詩學與文化傳播模式嬗變問題日益引起國內學者的興趣和關注，國內知名學者如王岳川、歐陽友權、金元浦、黃鳴奮等人側重對傳媒與消費社會、公共空間、文化及權力話語、全球一體化的文化意識編碼、媒體的狂歡等做了多維度、多層面的探討，但專門針對現當代漢語詩歌采用“空間視域”進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濤《“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張桃洲《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部分采用了現代漢詩的“空間性”理論進行研究，是這方面具有代表意義的創新之作。
從目前在“中國期刊網”能檢索到的論文來看，當前已有的涉及漢詩及其文體的空間化研究的一般性論文約190篇和15篇碩博畢業論文，如楊有慶《空間詩學――對后現代文學活動的空間化研究》、盧楨《現代中國詩歌的城市抒寫》等。專題論文還有：周云鵬《新詩詩性空間的開拓（1917-1937年）》、敬文東《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文學的“空間主題”》、沈天鴻《時間、空間與詩》等，還包括《江西社會科學》的學術專欄“文學地理學：文學研究向空間維度延展”等。這些作品或理論研究，一方面承認了“文學空間”的合理性，對研究對象進行歷時性的空間研究或者是對某一類型的文學體裁進行空間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將現代漢詩看作一個整體系統進行共時性空間思考和闡釋，也沒有對其多維審美空間的研究和觀照。因此，本課題基于后現代文學活動的空間化，力圖從“文學空間”的維度，即從與時間的歷史性向度相對的一種共時性的視角出發，對一直以來以時間、流派為尺度建立起來的那種文學觀念進行“空間還原”。具體地說，就是把研究的重心從以往的歷時研究轉移到現在的共時研究上來，以一種橫向超越的方式對后現代語境中的現代漢詩的基本問題進行思考。
二、文學空間的多元化構建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一直存在著“理論缺失焦灼癥”，而“空間批評”作為當代學術的一種新穎的理論尺度和方法論，有必要引入文學研究尤其是詩學研究。空間理論以空間區域（有形和無形）為模塊，補充或者改變傳統上以時間、派別、思潮為軸心的詩歌史研究，提供一種新穎的理論視野和批評方法，更全面、更細致地理解現代漢詩，因為“空間批評”理論蘊含著哲學思維范式的嬗變與詩歌美學理論概念的焦點轉移，為中國詩學特別是二十世紀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觀照可能和問題框架。
構建文學空間的理論，探索“空間詩學”，所要進行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確立“文學空間”理論及其“空間視域”的內涵和外延。
“空間理論”的內涵在于，“文學作品不只是簡單地對地理景觀進行深情的描寫，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個包含地理意義、地理經歷和地理知識的廣泛領域。將文學評價成主觀的恰恰遺漏了這個關健問題。文學是社會的產物，事實上，反過來看，它又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發展過程。”[2]而進入文學場域后，“空間理論”進入文學研究而形成的“文學空間”理論即“空間詩學”，就從外在表現上被學者界定為三個彼此聯系并逐層遞進的“文學空間”層次，即以“文學地理學”為中心的現實關系層次，以“文學場”為中心的文本空間層次和以“文本互文性”為中心的審美文化層次。
其次是具體分析“空間詩學”所采用的具體批評手法，從更實際的意義上說，就是普遍的“空間詩學”如何應用于特殊的現代漢詩研究，如“文學空間”三要素（背景、場景、場面）、三類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詩歌創作論和鑒賞論中的審美和批評價值，以及“空間視域”在詩歌文體批評方面的獨特性應用優勢。
再次，以現代漢詩為基礎，追溯古典詩學的藝術空間理論，打通古代詩學話語和現代詩學理論之間的藩籬。古代詩學的空間意識，不僅在“言――象――意”三者之間展開，也在從“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間展開，構建了我國詩歌審美空間的經緯。古典詩歌的“養氣說”、“胸中有丘壑”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說，以及鄭板橋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論，都不同程度地從創作主體、創作技巧、作品構成或藝術鑒賞等角度，涉及了文學藝術的審美空間的創造方式。這也是我們審視20世紀詩學與古代詩歌之間脈絡發展問題的一個主要途徑。
最后，在空間批評理論的指導下，通過細致的文本閱讀、比較與舉證，分別探析現代漢詩在語言、題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個層面對于古典詩歌以及西方現代詩歌的繼承、突破和創新。20世紀現代漢詩這種文體在這六個方面開拓了新的詩歌書寫空間。
三、詩學空間的藝術探索
20世紀中國文學，尤其是伴隨著“白話文運動”而蓬勃興盛的現代白話詩歌，始終伴隨著政治和革命的車輪，從一開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跡，在神州大地上進行了無數次的思考、探索和斗爭。因而，從內容層面看，詩學空間探索如果以20世紀詩歌，即現代漢詩為研究對象，那么就必須具體解決一下這些詩學及相關文體問題。
第一，現代漢詩的地域空間論。這是空間詩學最直接的、最本源的問題所在。因而，所要討論的對象，一是包括鄉土詩歌與都市文學中的空間話語異同，如黃禮孩等主編的《出生地：廣東本土青年詩人作品》和《異鄉人：外省青年詩人作品》詩集影響深遠而廣泛。二是“西部文學”（于堅等人提出）及“西部詩歌”對于文學空間的拓展，其中糾纏著諸多地域主義、民族主義等復雜情懷。三是“詩分南北”觀念從古代到當代的發展脈絡。從顏之推《顏氏家訓》中的“詩分南北”一說提出后，這種觀念一直在古代文學中頗有流傳，南方婉約而北方剛健的詩風的認識得到了認可，在“京派”、“海派”文學的對比與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現。四是在20世紀末期，“打工詩歌”在當代詩壇中的獨樹一幟，開辟了“當代詩史”（楊克語）。五是港臺詩歌的審美空間拓展，尤其是臺灣詩歌中的鄉土情懷的抒發。六是“文學空間”理論視域觀照下的古典詩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現在現代學術版圖的“坐標”中（如“唐詩地理”、“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的研究等）。這種“詩歌地理學”的理論范式也反映在現代漢詩的“版圖”研究中。
第二，現代漢詩的個體與公眾空間論。個體空間是作家和讀者個人的、私隱的空間，是藝術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間。而公眾空間是群體的、國家的、政治的空間，是泛化的、開放的、革命的廣場空間。因為20世紀中國的獨特歷史階段，因而個體空間與公眾空間存在著契合、疏離、矛盾和對抗。因而，涉及的具體問題包括：一是分析現代漢詩對于“個體空間”（私人的、隱秘的、藝術的空間）的尊重，強調和突出個體情感在詩歌抒情中的“在場”，以及20世紀詩歌中個體抒情對于傳統詩美的繼承和發揚；二是分析現代漢詩對于“公眾空間”（大眾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間）的參與，通過文本細讀來展示現代漢詩在20世紀中國革命進程各個階段的歷史性使命（“啟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現代漢詩在個體和公眾空間中的游走、對抗、妥協等，反思現代漢語詩歌的“公眾空間”對于“個體空間”的侵蝕、干涉和占領，以及現代漢詩的先天不足和藝術缺失。
第三，現代漢詩的傳播空間論。傳播空間是詩歌或文學賴以存在、發展的物質通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詩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須著力于探討民刊、選本、詩集、論壇等傳播空間的內在邏輯以及建構作用。這個方面，大約需要深入挖掘的問題有六個方向：一是文學期刊和雜志、報紙等傳統媒體中的漢詩傳播（如《星星詩刊》、《羊城晚報》“花地”副刊等）；二是個人詩集和詩群詩集的傳播（如艾青《歸來者的歌》、黃禮孩《一個人的好天氣》及《東莞青年詩人30家》等）；三是詩歌民刊的傳播（如黃禮孩主編的《詩歌與人》及《大象詩志》《九月詩刊》等刑物）；四是詩歌選本傳播（如楊克主編的《中國新詩年鑒》、王光明主編的《年度最佳詩選》等）；五是詩歌論壇的傳播（如“詩江湖”、“詩生活”網站等）；六是理論專刊中的漢詩傳播（如黃禮孩《詩歌與人》的“完整性寫作”專刊等）。這六種播途徑共同構建了現代漢詩的物質化存在和傳播空間。
第四，現代漢詩的接受空間論。按照陳文忠先生的意見，人們對經典文本的接受可區分為相互聯系的三個維度：作為普通讀者的純審美的閱讀欣賞（效果史）、作為評論者的理性的闡釋批評（闡釋史）、作為創作者的摹仿借用（影響史）[3]。現代漢詩的接受空間就由欣賞審美空間、闡釋批評空間和影響創新空間組成。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探討現代漢詩在港澳臺地區和海外空間的接受問題。因為現代漢詩在中歐、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間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現代漢詩在域外文學空間中的傳播和接受而引發的多種詩學問題。
由此可見，在“文學空間”理論視域中，采用不同于時間、派別的空間視野（也會比照思潮和流派），審視現代漢詩在體式、題材、風格、傳播、接受等空間領域所進行的突破，我們會發現它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對于中國現代文明的進程所起到的極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幾乎超越自身的）美學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貢獻。
綜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已經獲得了較大成就，但是歷時性的闡述模式過于機械，缺乏空間性、邏輯性，也存在著諸多的爭議與缺陷。因為文學的創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進行，而是充滿著“天才式”、靈感型和偶然性的創作。文學的研究，必須在傳統的歷時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礎上，引入新的“空間批評”理論。近百年來，我國文學的形式、題材、形象及其所處的文化、社會、時代環境等等都出現了的空間上的巨大遷移和變化，因而以“空間批評”理論重構二十世紀文藝學的理論體系是值得嘗試的學術探險。
參考文獻：
[1]劉進.“空間轉向”與文學研究的新觀念[M].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5（3）：42-45.
[關鍵詞]廢名 思想研究 方法論 傳統文學轉型 地域文化
廢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史中的思想異類,具有自身獨立的人格精神、與眾不同的審美價值體系、探索性的文體實踐、前衛且個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觀念,日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廢名文學作品的解讀日益增多,對廢名遺稿的發現整理日益完善,對廢名美學價值體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對廢名的文學創作、個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廢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豐滿。
1935年,魯迅編寫《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在導言中對廢名在文學史整體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并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于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文中所選《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說,均出自《竹林的故事》,為廢名早期作品。而魯迅作為思想與時代結合最緊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對廢名在文學創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觀時代、另辟蹊徑從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趨向不以為然,尤其是對廢名后期作品愈加內轉表示不滿,批評廢名的文學創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發軔,中國文壇對廢名小說中所表現的實驗性和與眾不同,開始發出了各種不同聲音。比如,1936年,劉西渭(李健吾)就在《畫夢錄》中評價廢名,“在現存的中國文藝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偉大的,生動的,新穎而且時髦的,然而很少以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創造。”五四以降,現代文學史中并不缺乏以現代西方文明來批判中國鄉土社會的作家,也不缺乏通過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描寫多重壓迫下農村的衰落破產與農民的生活多艱,魯迅、彭家煌、臺靜農、許杰均以反傳統的現代姿態對鄉土社會作出各種批判,但是,唯有廢名,是站在傳統的視角,包容的態度來看待傳統宗法社會,有意無意的沖淡悲哀殘酷的氛圍,在黃發垂髫、阡陌交通中尋找傳統社會中留存的人性美與自然美。在這點上,廢名無疑與時代的主流唱了反調,表現出與時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獨立文化思考與文學關照。因此,逢增玉先生與美國學者史書美,均認為廢名的小說無論在內容主題上還是文體形式上均體現出了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反現代主題,是頗有道理的。尤其是史書美以“傳統中的現代”來概括廢名的文體演變與思想追求表達了廢名在中國文學傳統內部求新求變的不懈追求,體現了廢名與眾不同的“現代性”特征,也是頗為精當的。
而格非通過其所擅長的敘事、文體研究,也對廢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進行了總結與概括,并認為廢名的作品是我們豐富現代文學資源、反思當代文學軌跡的重要支撐。“研究中國現代的抒情小說,廢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敘事學及問題研究角度研究廢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從傳統文學角度來觀察廢名,在傳統文學的實際概念下對廢名文學的思想源流進行闡釋,理清脈絡,廓清格局,“廢名在繼承中國文化和和敘事特點的同時,他多少有點極端化的嘗試與探索,也豐富了這一傳統。”;其二,廢名文學作品與時代的互動,“廢名作品側重于表現現實或時代精神的關系,擺脫機械反映論的束縛,避免作品的簡單化和功利性具有相當啟迪作用。”在這種意義上來說,廢名的文學作品高于時代,對時代的病痛與疾苦進行了某種文學的隱喻,通過信仰、民俗的雙重思考來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對中國鄉土社會進行某種反思。所以,廢名作品并不是單純脫離時代的試驗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種理論架構,建立分析廢名作品與時代關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廢名“為豐富漢語寫作的形式表現技法、修辭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廢名的文學作品中的文字脫胎于中國傳統詩歌,尤其與唐人詩歌聯系尤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敘的美學特征更為明顯,這種清新雋永的敘事風格與文體形式尤其值得文學研究者細致爬梳,細致辯駁,從而歸納梳理出廢名文字美學特征的探索方向。
對于廢名文學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禪思想作為解釋。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演進、轉變的過程中,佛禪思想都是一個重要的思想維度,比如蘇曼殊、豐子愷、蕭乾、許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論及與佛禪思想聯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糾結最長久、態度最真誠,則非廢名莫屬。陳國恩認為,廢名受佛禪思想影響可以從三方面來考辨:其一,是禪宗思想中“空諸一切”的“色空論”和廢名自身對于文學作用“自娛―解脫”的目的論,滿足了廢名在時代激變中尋求精神安寧、消極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學敘事的角度,將禪宗之“萬法盡在自心”理論應用至文學創作中,造成了廢名文學作品中時間的混沌與空間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學效果;其三是深受禪宗佛法修行中“旗動、風動、心動”的機鋒訓練影響,在文學創作中追求言有盡而意無邊的禪趣。而李俊國則更是認為,廢名行文構句的冷峻清奇、言簡意邃的語言特甜,主要來自禪宗佛法中“直觀性、暗示性與頓悟性”。依筆者拙見,廢名研究中的佛禪思想影響研究固然是學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向度與增長極,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論更深層次的探討,則尚需兩個重要研究向度的豐富與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廢名佛禪思想的形成。目前學界研究者對廢名佛禪思想的來源多歸結為三點點,其一便是廢名家鄉的地域文化與童年經驗,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氣質,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輩的熏陶與啟示。論及具體演進過程,則多以抗戰時期的經歷為分割點,經歷了由“觀心看凈”至“無相、無念、無住”的變化。其研究關注點多在其佛禪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對廢名與黃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動缺乏專門而深入的論述。應該說,將廢名與地域文化、地域氣質的研究作進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為了凸顯其背后廢名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而從方法論的角度講,將地域文化中的佛禪思想置于廢名思想與佛禪思想、傳統社會關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從顯性脈絡轉向隱性影響,抽絲剝繭,細細品讀廢名的佛禪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一文中說:“我國和外國的不同情況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羅馬帝國外一國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個洲,更不止一個國。巴爾干半島包括了幾個國家。國別研究,分開或結合,已經是地域學研究了。有的大國,如東方的印度,一國包括了十種以上有文史的語言,互相不相下。古代雖有較統一的文言,好比中國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別和地方語言分歧使規范文言不及中國漢語文言的勢力大。各語言的文學自然帶有地域性。”“唯有我國,漢語覆蓋的面積本來很大,漢文在全國文化中的勢力更大,而且一脈相傳幾千年,縱的歷史的線不能不結合橫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覺得不論外國如何,我國的漢語文學也可以有地域學研究。藝術也可以在民族的和歷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金克木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構想可以從近代諸多學者的研究論斷中找到原型,如梁啟超、王國維以及劉師培。由此以降,魯迅在編寫《中國新文學大系》時對中國鄉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對文學思想地域構成論做了初步的實踐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里面的身體和靈魂”,正如他在《花邊文學.“京派”與“海派”》中所言:
籍貫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
通過此種在理論研究上合法性的構建,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論基礎對廢名故鄉的精神氣質,尤其是其中源自禪宗而又滲透著鄉土社會世俗化的佛禪思想展開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廢名文學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禪思想研究為中心的“地域文化場”的研究與構建。具體分析模型試論如下:
借鑒美國人類文化學家魯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書中,運用“格式塔心理學”提出:從整體出發而不是部分出發的完型心理現象,可以用來闡釋“文化的整合”,一方面歸納提純黃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禪思想,描述其嬗變過程;另一方面,將提純的文化精髓置于廢名文學創作的文本細讀與歷史現實之中,以求“完型”。從而重構廢名精神結構中的“地域文化場”,在黃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禪宗文化的品讀中,更加合理的闡釋廢名文學思想中清奇悠遠、亦詩亦畫的禪思之氣。
其二是在思辨具體問題時區分“哲學的廢名”與“文學的廢名”。如前所述,學界目前分析廢名文學創作中佛禪思想的專著、論文不在少數,但是卻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趨勢,在具體研究中僅僅將廢名所能涉及禪宗思想目錄化,而后通過廢名的具體文學創作圖解禪宗思想條目,過于穿鑿而牽強附會。廢名的禪宗思想僅僅是其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文學向度,與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傳統文學的轉變與儒家傳統鄉土觀等等,期間不乏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思想因素,我們所能確定的僅僅是廢名在具體創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場與思想態度,至于具體的思想影響研究,更應慎之又慎,區別對待。而作為“哲學的廢名”,則是用來指代《阿賴耶識論》中所表露廢名對于禪宗理論的思考。抗戰時期,廢名避難黃梅。既是其文學思想的轉變時期,也是其佛禪思想的轉變時期。在這期間,廢名創作《阿賴耶識論》,具體闡述其對于佛禪的認識并將其初步體系化,而后又通過發表于《世間解》雜志上的《佛教有宗說因果》、《體與用》將其佛禪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張“佛教的因果是說體的,世人的因果是說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廢名的佛禪思想體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現代中國禪宗研究中的,而是帶有其自身強烈的人文化色彩與個人化色彩;同時,也要注意,廢名的佛禪思想體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為代表的近代“唯科學主義”以及“進化論”辯論基礎上的,認為“中國的幾派人都是中了進化論的毒”、“佛家的真實是示人以‘相對論’”,這就給我們對廢名佛禪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參照譜系,即能夠通過比照中國近現代“唯科學主義”的演變,來觀照廢名佛禪思想體系的立論、駁論、概念構成、價值體系以及思維邏輯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題,但遺憾的是,至今尚未見學界有深度探討的范例之作。這不能不說是廢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廢名研究的另外兩個研究熱點便是小說中的詩化創作與詩歌研究。“詩化”概念是廢名小說創作中最為鮮明的文體特征,也是眾多研究者的共識。主要學術關注點有四:其一,廢名文學創作中的夢幻色彩與幻境營造。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灌嬰即認為廢名的文學創作“不是著者所見聞的實人世的,而是所夢想的幻想的寫象。”時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為題不斷進行學術拓展(具體研究成果我會在后文分章詳論時涉及);其二,廢名文學創作中的夢幻色彩與幻境營造得益于其自覺借鑒中國傳統詩歌的以景代情的寫作手法,以簡潔、凝練的文字將讀者帶入唯美的閱讀體驗當中,在中國現代文壇獨樹一幟;其三,廢名的小說創作體現出強烈的文人小說特征,具有筆記小說的基本特點,最明顯的便是其小說創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說創作中,廢名有意將“互文性”作為自身文學實踐中的標志性審美價值與敘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時,常常拋開小說的人物刻畫與主線情節,嵌入一個與之相關的其他文本,或詩歌、或古文、或民謠、或方言、或歷史、或外文、或戲曲,從而形成一種敘述人與講評人“聲口”的互換,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學魅力;最后,便是廢名創作中的“晦澀性”。周作人就評價廢名作品“晦澀”,“晦澀的原因普遍有兩種,即是思想之深奧或混亂,但也是可以由于文體之簡潔或奇僻生辣。”而陳建軍則認為廢名小說創作中的晦澀主要來自其“文學即夢”的文學創作觀。
與廢名小說中的“晦澀”研究相同,在廢名的詩歌研究中的“晦澀”同樣引起關注詩歌研究的眾多學人的探討,其成因眾說紛紜。劉半農在日記中即評鑒廢名的詩歌“有短詩數首,無一首可解。”,自此,“難讀”、“難懂”便成了廢名詩歌的標簽。孫玉石在《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中認為廢名的詩歌是一只“迷人而難啟的‘黑箱’”。而如何開啟這“黑箱”,學人亦是各辟蹊徑。朱光潛認為,深入的理解廢名詩歌背后的文學思想構成與文化意識背景,是品讀廢名詩歌的不二法門,“廢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禪家與道人風味。他的詩有一個深玄的背景,難懂的是這背景。”而蔣成則認為理解廢名的詩歌創作,“不應限于‘知人論世’的傳統解讀法,有必要對詩歌本體,即對詩的語言、結構、意象、和體式進行研究。”,即主張用綜合分析的方法將廢名詩歌納入其對中國現代詩歌的整體研究之中。與蔣成主張構建理論分析模型的主張不同,馮建男依然主張體悟式的研究方法,“讀廢名詩,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礎,不求甚解是超脫。”而體悟的對象與手段便是“禪中求禪”,運用禪宗的思維方式去解讀廢名詩歌中的禪意,“廢名詩歌就是禪家的靜觀、心像、頓悟、機鋒,與李商隱溫庭筠詞的感覺,幻想、色彩、意象的現代化的融合。”持此觀點的還有王澤龍,認為“不從禪理、禪趣、禪思來解讀他的詩,是難以深入其堂奧的。”還認為“廢名以禪入詩,并非就是以詩寫禪,與傳統禪詩中追求的那種水中月、鏡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詩境與詩思特征依然有別。”。
在我看來,對于廢名詩歌的理解,應該建立在對廢名詩歌理論的系統而深入研究基礎之上。在中國現代作家中,以詩人身份而著書立說,闡明自身對于新詩理解并將其理論化的,只有廢名先生一人,著作也僅有《談新詩》一部。在書中,廢名先生系統闡釋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國文壇較有影響的新詩作者及其代表作,細致梳理其脈絡,深入探討其得失,進而提出新詩“詩的內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詩審美價值體系,既有繼承中國傳統詩歌審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文學傳統在自身的轉變過程中所體現的現代性色彩。但遺憾的是,學界目前尚無專門論述廢名新詩理論的專著付梓,其新詩理論體系及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尚欠公正而明確的定位。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論而輕品讀的怪圈,西方的諸種文藝理論思潮、哲學概念闡釋、美學觀念體系,都可以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找到對應的具體研究。這種趨勢一方面有利于學界以更加開闊的思路來思辨中國現代文學的成敗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維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嬗變轉折,有利于以更長的時態來考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歷時性變化,但是,伴隨而來,也會使我們對現代文學史的認識與敘述產生某種空白與殘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選擇廢名文學思想作為研究對象時,希冀把自己的關注點著重放在被各種理論所忽略的歷史細節,并盡可能以一種后來者的超越姿態來敘述、勾勒廢名先生的文學思想,力圖歸納廢名先生文學思想各因素的價值體系與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間復雜而糾結的脈絡關系。當然,我始終堅持,作家的文學思想研究不會完全符合理論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磚對縫”,打磨現實存在的思想棱角,強行歸納進既有理論體系,既不符合歷史現實,也不利于學術研究的進步發展。譬如,廢名與周氏兄弟之間在文藝理論上的繼承與爭辯,在現實人生中的影響與糾結是廢名文學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環,依然需要進行“知人論世”式的整理思辨,針對學界現有廢名研究的某些問題,釣沉某些歷史細節,豐滿人物思想,認識其復雜性與多面性,使文學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歷史主義的窠臼,能為文學史研究進行某種豐富,不枉廢名先生晚年獨立北國邊陲憔悴心力。
對廢名文學思想的研究,應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對復雜多變的時代思潮時所采取的思想反應,進而探討在他思想中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及文學價值觀在西潮洶涌和時代滄桑的雙重變奏下的調整和嬗變。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理查德.羅蒂曾經對“文學”做過這樣的當代思考:“‘文學’一詞現在所涵蓋的書籍幾乎無所不包,只要一本書有可能具備道德相關性――有可能轉變一個人對何謂可能和何謂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學的書。這與該書是否具備‘文學性質’毫不相關。現在文學批評家不再從事所謂‘文學性質’的發掘和闡述,而應該建設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顧問的準則,建議如何緩和這傳統中的壓力,或如有必要,加劇這些張力――來促進人們的道德反省。”文學與思想維度的多樣性、道德價值準則的差異變遷、文化自身的沿革與轉變等“文學之外”的關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個方面導致了文學范圍的不斷擴大,從而使文學從館閣之內進入紅塵之內,孰是孰非,暫且不論,這種變化的本身使文學有可能成為當代人對歷史與社會產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會乃至人類自身的不斷變化。所以,我們共同面臨的巨大問題也就成了如何把握這已不似文學的“文學”,如何從百絮千頭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脈絡,進而對一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態、生活模式、道德判斷、價值標準、審美趣味進行我們自己的闡釋,進而對當下進行某種理解之上的批評與總結。一得之愚,我對廢名先生文學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過對傳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開一個觀察其時文人思想嬗變的窗子,勾勒并總結其對于文學觀的思想特征與美學觀念,探討在西潮東漸、東學式微的時代大背景下各種思想激蕩在個人層面的沖突、妥協、理解與融合,揭橥傳統的文學觀念、價值標準在歷時性時段中的調整與嬗變,如何應對挑戰、求存求變。可以說,廢名先生的文學思想在時代背景下的特立獨行,宛如長衫料峭,地處邊遠、觀察中央的傳統文人的背影,留給我們太多思考的空間。
在某種意義上,廢名文學思想研究就是廢名先生個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這個命題上進入廢名的思想世界與美學世界,研究他對于時代、知識、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達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構成思想概念的命題、立論、體驗、論證乃至最后結論的文學作品;研究一段時期以來對他作品所產生的各種闡釋以及歷代前輩研究者通過對廢名作品的解讀、與廢名思想對話而產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廢名在其時語境下對美學、價值、理論、信仰的建構方式以及其對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研究廢名對于社會文化的思想、認識是如何形成、前進、調整、嬗變、增長,從而使我們后來人能夠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來看這個世界,意識到我們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識到在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對話,面對時代沖擊時我們并不孤獨。以此發軔,從而在吸收前人經驗與認識的基礎上回應這個世界帶給我們的挑戰,使我們的思想能夠作為一個時代的聲音,展示我們思想前進的步伐以及我們如何前行。不僅如此,在另一方面來說,帶著以上的命題來進行廢名文學思想研究,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以釋道儒思想為核、以世俗社會為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怎樣的思維特征,他們在嬗變過程中拋棄了哪些文化模塊,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學觀點在面對西潮沖擊時被徹底瓦解,哪些又經過“創造性轉變”而歷久彌存,煥發出新的光彩;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以廢名為代表的一代學人,在思想被沖擊、洗禮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價值,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化進步,能夠起到哪些規范性作用,進而在整體上理解我們這個文明以及其傳統文化的特質。
另一方面,對于文學思想的研究應與關于中國當代文化思想的討論產生某種密切的聯系。新世紀以來,學界通過翻譯、引進乃至西方學者直接參與中國研究,形成以現代性討論、詩學討論、思想史討論、文化史討論為特征的新一輪思想激蕩,這種西方哲學、社會學理論的引進,拓寬了學界的研究視野,也激活了對于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動力。作為以思想表述為主要目的的文學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現代化理論、韋伯理論、東亞文化研究在學界內的受關注度的持續提高,“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化”這樣的命題開始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并衍生出了文學傳統中對西方文學思想的回應、文學傳統中的宗教意識與西方基督教思想對話、文學傳統對現代性的態度、文學傳統與現代西方倫理學價值、自由主義以至人權思想,等等。但是,我在這里要表達的觀點就是,所有這些研究都不能脫離作家、時代文學思想研究的基礎,不能為了理論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學理解有意無意的忽略,而應該注重學理思辨,在現代哲學、文學的視野中分析與把握作家的文學思想,注重對思想本身的細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時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學思考、價值理想與人生體驗,并在此研究基礎上,適度的通過與西方學術理論思想的對話,展開比較研究,從而把對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運用以上方式進行本文研究與推理的同時,仍然希望能夠把握作家的文學文本與思想文本,在我看來,無論對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時代作出何種解釋,這種關聯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們研究過程中的基礎。沒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對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屬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難免淪為某一理論的可有可無的墊腳石或某一先賢命題的應聲蟲,無法做出扎實的學術研究,無法為學術研究的進步做出某種實質貢獻,更談不上文學研究的學科性與學術性。
做廢名文學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標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礎確是文學,是上文中提到的經典性作品。這種研究與全景式的紀傳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過對傳主某一方面的人生體驗、思想觀念、觀念價值的提綱挈領來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經驗,但還是要盡可能關照伴隨而來的傳主人生經驗中的枝節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體系,從而提供比較真實客觀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學思想研究在一開始就設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疇,規定了以傳主所表達、所闡釋思想觀念為主要聚焦方向。具體說來,有三個問題需要注意:
其一,現代作家文學思想研究,并非經過深耕細作的田園,依然有相當的學術研究潛力,值得我們從文學本體論的維度出發,對文學進行某種內部觀察,總結整理作家對于文學本質、特征、標準、外延、內涵、文體、心態、功能等的認識與理解,以期在總體上把握現代作家的文學觀、文章觀、文體觀,進而了解時代的文化觀。以廢名為例,其引人注目之處不僅僅在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表現出的探索性、實驗性、前衛意識與個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學觀中所體現出的某種中國傳統思想觀與文學觀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發展方向的某種必然趨勢。這種趨勢并不是后來者在當代文學思想與當代文化理論語境比照下的總結歸納的比較文學研究結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諸種特征在時代變奏下自身進化使然。
其二,與同時代其他作家不同,廢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現“獨語”的特征,與時代話語主題的交集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學世界中尋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尋求的過程中又呈現多層次、雙層面得思維特點:一方面是作家尋求心靈與大自然的和諧融合,在山水田園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學體驗與傳統中國社會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進行美學探索的同時,又經歷著現代社會的喧囂與不可知、現代文明對傳統鄉土文化的蠶食、傳統社會中宗法觀念的殘酷等現實體驗,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無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傳統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圓滿來抵御現代文明帶來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現代文明的火把來照亮現實鄉土社會的殘酷黑暗現實,傳統與現代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信仰與現實之間、文明與蒙昧之間――精神撕裂的痛苦,莫過于此。
其三,歷史宛如一個巨大的旋轉舞臺,總是把相同的歷史命題和文化選擇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們手中,但是“人不能兩次跨過同一條河流”,“這一次”與“上一次”之間,相同文化選擇再次出現時,已經歷了太多概念的替換、思想的曲折和價值的位移,這都需要我們抽絲剝繭,對期間的細微變化有一種敏感的發現和理性的思辨。作為作家個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觀念也常隨時代話語、社會思潮、知識結構、價值體系的變化而產生變化,何況是素以敏感、細膩著稱的詩化文人,常常出現“回望來時路,不知身何處”的情況,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傳主思想的“時態”變化,通過對作家在文本中表達的文化意識、審美特征、思想體系的歷時性思辨,探討并歸納其思想變化的某些軌跡,從而透視一代文人的思想變遷,進而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想的種種趨向做出某種自己的認識。這種歸納與總結無異于梳理麻絮,將一團麻的活動漸行歸納出幾條合乎歷史現實與文化演變邏輯的軌道,同時也需要通過融化現代哲學理論與社會理論,進行多學科的知識結構進行交叉研究與復合,其學術成果也應是具有突破性和創新性的,但我限于學識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種初步的嘗試,高山仰止,留待后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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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心理環境心理成長共生
1環境的確認
心理學對人的心理行為的研究顯然要涉及到人的心理行為所處的環境。然而，不僅怎樣對待環境的影響對心理學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怎樣理解環境的含義對心理學家來說也同樣是十分重要的。如何理解環境，或者如何確定環境的含義，這對于不同的心理學家，可能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注：谷船華、張文新：《情境的心理學內涵探微》，《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99-102頁；王亞南：《情境心理學的若干問題》，《心理學動態》，1996年第4期，第34-38頁；葛魯嘉：《對心理環境的考察與探索》，《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5期，第51-54頁。）。其實，在心理學的發展歷史中，不同的心理學家對環境就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注：申荷永：《心理環境與環境心理分析》，《學術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8頁；劉建新、高嵐：《簡述環境心理學的形成與發展》，《學術研究》，2005年第11期，第9-12頁。）。其實，環境心理學是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的學科分支，并且有著非常迅速的擴展（注：伍麟等：《國外環境心理學研究的新進展》，《心理科學進展》，2002年第4期，第466-471頁；伍麟：《時代精神與當代環境心理學的應對》，《南京師大學報》，2005年第5期，第96-100頁。）。對于心理學的研究來說，環境可以具有不同的含義和類別。基本上，可以區分出五種不同種類的環境，即物理的環境、生物的環境、社會的環境、文化的環境、心理的環境。
物理的環境。環境在通常的意義上是被理解為物理的環境，或者說是物理意義上的環境。物理意義上的環境，是把環境看作是物理的存在，是物理的刺激。物理的環境是可見的，是直接的。所以，物理環境就成為心理學家所最為關注的，甚至物理環境成為了環境的唯一的含義。在許多心理學的研究中，所涉列的環境因素就是物理的環境。其實，不僅人所處的環境具有物理的性質，而且人也可以被當作是物理客體。例如，對人而言的物理的力。環境是受地球引力的制約，人也就會承受地球的引力。物理客體的打擊會使人體受到直接的傷害，如骨骼的斷裂等等。
生物的環境。物理的環境僅僅是最基礎意義上的環境。涉及到心理行為，就必然要涉及到有機體，也就是生物意義上的存在。那么，與生物有機體直接相聯系的環境并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環境，而是生物意義上的環境。生物意義上的環境是直接關系到有機體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或者說是對于生物有機體來說，具有最直接生物學意義的環境。例如，食物對于生物有機體來說，就不僅僅具有物理的意義，或者說是物理的存在，而是具有生物的意義，或者說是生物的存在。食物是生物有機體獲取營養和能量的最基本的來源。在心理學的研究中，有許多的研究者就是把人理解成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進而涉及到與生物有機體有關的環境，就是生物的環境。
社會的環境。人不僅是生物意義上的，而且也是社會意義上的人。人是個體化的存在，每個個體都是相對的。但是，人又都是群體化的存在，個體又結合成社會群體。那么，每個個體都是在社會中生存和生活。所謂的社會至少包含如下的含義，即社會是物質的存在、社會是關系的存在、社會是心理的存在。人類的生活是由物質生活作為基礎的。因此，人類社會從事的必然是對自然物的攝取和改造的活動。
人類的生活又是以社會生活為源流的文化的環境。人通過改變和改造自然而獲得了屬于自己的、或自己創造的、或具有意義的環境。這就是文化的環境。文化是人自己創造的。人正是通過創造文化，而創造了自己的歷史。文化是具有意義的。文化的存在內含著人所創造出來的含義和意義。文化是傳承延續的。文化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互動，而在不同代際之間傳遞生活的意義和價值。文化是決定生活的。文化通過特定的方式來定位生活和塑造心理。文化是心理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重大的和根本的問題（注：葛魯嘉、陳若莉：《當代心理學發展的文化學轉向》，《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5期，第79-87頁；Cole,M.Culturalpsychology［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Nisbett,R.E.,Peng,K.,Choi,I.,&Norenzayan,A.CultureandSystemsofThought［J］.PsychologicalReview,2001,108(2):291-310；Stigler,J.W.,Shweder,R.A.&Herdt,G.Culturalpsychology:Essaysoncomparativehumandevelopment,［M］.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心理的環境。生物的環境是對生物有機體來說的環境。那么，對于心理的存在，對于意識的存在，特別是對于自我意識的存在來說，環境還不僅僅是生物意義上的，而且還是心理意義上的。所謂心理環境，就是被覺知到的、被理解到的、被把握到的、被創造出的環境。心理環境是對人來說的最切近的環境。這種環境已經超出了物理、生物、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環境。就心理環境來說，它對人的影響是最切近的和最直接的。（注：葛魯嘉：《心理學研究中環境的性質、類別和功能》，《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17-21頁；葛魯嘉：《心理環境論說——關于心理學對象環境的重新理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第103-108頁。）人可以在心理上分離出自己所處的環境，并針對這樣的環境調整或調節自己的心理行為。所以說，意識覺知到的或自我意識到的環境是人構造出來的環境。當然，心理環境加入了人的創造性活動，這就使得心理環境的含義遠遠超出了物理環境和生物環境的界限。人的創造性活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意識的創造性構想，這可以突破環境的限制。二是意識支配下的創造，這可以實際改變物理環境或生物環境。環境對于人的生存、成長和發展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不可能脫離環境。其實，對人而言，環境是人所依賴的。2環境的影響
環境對于人的生存、成長和發展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不可能脫離環境。其實，對人而言，環境是人所依賴的。環境對人而言，可以把環境稱之為情境，也可以把環境稱之為境遇，也可以把環境稱之為處境。但是，無論何種理解，環境都被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是外部的條件，是外部的影響。如果把環境看作是外部的，那環境對人的心理具有的意義就是特定。如果把環境看作是由人的心理所理解和把握的，那環境對人的心理具有的意義就是不同的。
心理的成長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心理行為不是真空中的存在，不是隨心所欲的結果。那么，環境對于人來說，或者對于人的心理行為來說，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心理學研究中一直非常重視環境對人的心理的影響，但是其所理解的環境卻只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是客觀的存在，是外力的作用，是獨立的作用。那么，重要的就是對環境的理解和把握。這就是心理環境，是人在心理上所理解和把握的環境。這種對環境的理解，就會導致重新確定環境對人的心理具有的意義。其實，對于環境來說，有物理的環境，有生物的環境，有社會的環境，有文化的環境，有心理的環境等等。例如，文化心理學對文化環境的探索，也提供了對人的心理行為的獨特的理解（注：Ratner,C.Culturalpsychologyandqualitativemethodology［M］.NewYork:PlenumPress.1997；Shweder,R.A.Thinkingthroughcultures:Expeditionsinculturalpsychology［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1.）。在過去，有許多關于物理環境、生物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探索，但卻缺乏對心理環境的探討。這導致的就是環境對人的心理所具有的意義在理解上的片面性。
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如何理解環境的含義，如何確定環境的作用，研究者存在著十分重要的差別。心理學發展史上有環境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環境對于人的心理行為來說是主導的、支配的、是不可抗拒的、是決定性質的，認為只有承認了環境的地位，只有理解了環境的作用，就可以理解心理的性質特征和發展變化。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環境條件，就會有什么樣的心理行為。在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后，西方心理學就分裂為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學派。古典行為主義就是一個重要的心理學派別。古典行為主義就是環境決定論的提倡和主張者。心理學發展史上也有自主決定論的觀點，認為人的心理是自主發展的，是自我決定的。那么，環境的作用實際上就被忽視了，環境就被看作是可有可無的。這導致的是在心理學的研究中，環境被看作是無所作為的，是固定不變的，是忽略不計的。
可以說，在心理學的研究中，長期以來并沒有把環境本身看作是心理學所要研究的對象內容，而僅僅是將其理解為人的心理行為的附屬的條件。那么，無論是物理環境、生物環境、文化環境、社會環境，都不過是作為揭示人的心理行為的附加的背景。對這些環境因素的涉及，不過是其他相關科學門類的任務，而與心理學的研究無關。或者說，心理學并沒有義務去涉及心理行為之外的存在。這實際上是心理學科學觀存在的問題，是心理學的小科學的限定。（注：葛魯嘉：《大心理學觀──心理學發展的新契機與新視野》，《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年第9期，第18-23頁。）所以，在心理學的研究中，環境都是外在的條件。無論是物理的環境、生物的環境、社會的環境、文化的環境，都是對人的心理行為的外在的影響。有了某種環境，沒有某種環境，環境的某種變化，存在都是現實的，作用都是固定的，影響都是外在的。
3外在的干預
對于心理學的研究來說，它的研究對象是人的心理行為。相對于人的心理行為，環境只是外在的影響，或者只是外在的干預。問題在于，無論是普通人還是研究者，人們都已經習慣了把環境看作是外在的干預，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力量。那么，環境就成了異己的力量，就成了強加于人的奴役，就成了無法擺脫的神喻。人的心理行為不過是環境任意所為的對象。因此，所謂的環境就是天意，所謂的環境就是強權。
其實，無論是把環境理解成為是物理的環境、是生物的環境、是社會的環境、還是文化的環境，普通人和研究者都常常是把環境看作對人來說是外在的存在，是自足的存在，是異己的存在，是現實的存在，是變化的存在。那么，人在環境面前，人只能是受到制約的。相對于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外在環境來說，人不過是非常渺小的，是非常無助的，是非常軟弱的，是被動接受的。
如果從環境對人的影響來說，人只是環境的產物，人只能順應環境。環境的影響被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就有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和主張。環境決定論是把環境的影響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人的心理行為都是環境塑造的，都是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變化的。早期的或古典的行為主義學派就是環境決定論的代表。在行為主義的創始人華生看來，人的行為并不是本能決定的，或者說就不存在什么本能。所有的行為都是由環境刺激所引起的反應。沒有什么中間的過程，沒有意識的存在，沒有內在的心理。那么，通過揭示刺激與反應之間的關系，就可以通過控制刺激，來控制人的行為。
盡管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心理學家非常重視環境的影響，非常重視環境的因素，但是對環境的理解卻大多是把環境看作是外在的影響和外在的干預。這種對環境的理解支配了心理學的研究，并決定了對人的心理行為的理解和研究。但是，把環境看作僅僅是外在的干預，顯然無法完整地理解環境的內涵和作用，或者說只能是片面地理解環境的作用。這也更進一步決定了和限定了對人的心理行為的理解。問題在于，人們已經習慣了把環境看作是外在的干預，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力量。那么，環境就成了異己的力量，就成了強加于人的奴役，是無法擺脫的神喻。人的心理行為就是環境任意所為的對象。環境就是天意，環境就是強權。但是，把環境看作僅僅是外在的干預，顯然無法完整地理解環境的內涵和作用，或者說只能是片面地理解環境的作用。4心理的成長
人的心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但是，心理的變化并不是零亂的和紛雜的，也不是片段的和無關的，而是有序的和豐富的，是系統的和關聯的。所以，更能夠說明這種有序的、豐富的、系統的、關聯的和變化的術語，就是心理的成長、心理的擴展和心理的豐滿。這都是關系到人的心理成長的非常重要的術語。人的心理的擴展或心理的豐滿就是說人的心理成長是沒有止境的。所謂不斷地成長就是不斷地擴展或不斷地豐滿。所以說，人的心理成長是伴隨終身的。
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原有對心理成長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或者是有很大的缺陷性的。例如，一個局限或缺陷是僅僅把發展理解為是在個體的早期就已經完成的，是伴隨著個體的機體發育的過程而進行的。當個體完成了機體的發育，心理的發展也就停止了。現在的心理學研究則開始強調人的一生的發展或全程的發展，把人的心理看作是不斷的成長的過程。再一個局限和缺陷是僅僅把發展理解成為是個體的發展，而將其與人類文化、人類社會、人類群體的發展分離開。這也就是說，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把自己限定在了個體心理的狹小范圍之中，并沒有將個體心理發展與社會文化變遷看作是一個共同的過程。現在的心理學研究則開始把個體的心理成長看作是與社會整體的發展一體的或共生的。個體的發展組成了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也同樣包含了個體的成長。
心理的成長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環境影響的結果。所以，心理行為不是真空中的存在，不是隨心所欲的結果。那么，環境對于人來說，或者環境對于人的心理行為來說，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是，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如何理解環境的含義，如何確定環境的作用，研究者存在著十分重要的差別。心理學發展史上有環境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只有理解了環境的作用，就可以理解心理的發展變化。有什么樣的環境，就會有什么樣的心理行為。古典行為主義學派就是環境決定論的提倡和主張者。心理學發展史上也有自主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心理是自主發展的，自我決定的。環境決定論與自主決定論成為了理解心理成長的對立的兩極。這實際上根本無法合理地理解人的心理成長。人的心理成長要么成為了環境的犧牲品，要么成為了自由的隨意性。
其實，心理成長的概念表明了，人的心理是在個體化的過程中，容納了自己，容納了他人，容納了社會，容納了環境。這也是心理成長的概念與心理發展的概念的重要的區別。心理的成長就是心理疆域的擴展，就是心理境界的提升，就是心理意義的豐厚，就是心理彈性的增加，就是心理容納的寬廣。
5共生的歷程
把個人的心理行為與環境的影響作用分離或分裂開來，顯然不利于對個體心理和對生活環境的合理的理解。那么，在心理學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是應該把環境與心理理解為交互作用的過程。這種交互作用就不僅僅是環境對人的心理的影響，而且人也會作用于環境的變化。如果進一步地去分析，就會發現，這種交互的作用實際上就是一體化的過程。這種一體化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共同生長的歷程。任何一方的演變或發展，都會帶來另一方的演變或發展。或者說，心理與環境就是共同的變化和成長的歷程。那么，心理環境的概念就是有關共生歷程的最好的描述。
在目前的社會和人類的發展進程中，人類已經開始意識到，現實世界中，沒有單一方面的任意發展，沒有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沒有消滅對手的成長機會，沒有互不往來的現實生活。正與之相反，有的是互惠互利的彼此支撐，有的是共同繁榮的生存發展，有的是恩施對手的成長資源，有的是互通有無的現實社會。其實，在科學的研究中，無論是研究自然的、是研究生物的、是研究植物的、是研究動物的、還是研究人類的，都要面對著各種不同對象之間的關聯性。生態學的興起就是反映了這樣的趨勢，生態學的方法論則成為了引導科學的研究能夠在相互關聯的方面去揭示對象的原則。
人的心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地發展變化的。但是，心理的變化并不是零亂的和紛雜的，而是有序的和系統的。更能夠說明這種有序和系統變化的術語就是成長或心理的成長。與心理成長相關聯的另一個重要的心理學術語就是心理的擴展或心理的豐滿。也就是說，人的心理發展是沒有止境的。不斷地成長就是不斷地擴展或不斷地豐滿。所以，心理的成長是終身的。
[關鍵詞]厭學情緒教育家庭社會
根據調查統計，目前學生厭學比例不斷上升，厭學情緒絕非個別，在一些學校相當普遍。正確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認真思考，采取有效措施，改變和杜絕這種現象，由厭學變為好學，應是當前教育界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
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還是中職生與高職生厭學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家庭環境因素
1.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父母外出打工，無人管教，周邊環境影響，不明是非，朋友造成厭學現象。當今社會一些家庭不穩定，父母離異，單親家庭，重新組合的家庭增多，這些家庭對子女教育問題處理不當，失去父愛或母愛，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加之一些父母本身不注意言傳身教，也是造成學生厭學的一個重要因素。
2．由于物價上漲等原因，致使教育費用增加。加之有些學校收費項目過多，標準過高，有些家長望子成龍，對學生提出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這樣使學生壓力過大，又難以達到，家庭經濟又特別困難，也是導致學生厭學的一個客觀因素。
3．當今的學生中，幾乎是獨生子女一統天下。他們生活環境的優越是無與倫比的。首先是物質生活的優越，在物質生活優越的同時，他們享受到了祖輩父輩的百般呵護。他們從出生起，就儼然成為本家庭的小皇帝，從小生活在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呼風喚雨的環境中。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學生，首先是身體素質的低劣和生活能力的欠缺。更重要的是他們缺乏必要的意志品質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們往往因學習的一點小小困難而喪失信心，產生頹廢情緒而導致厭學心理。在很多獨生子女家庭中，由于過分溺愛和隔代教育的負效應，又加劇了這種現象的蔓延。所以現在很多人一直心存疑慮，現在生活條件越來越好，但孩子卻越來越難教，原因就在這里。
二、社會環境因素
當前，由于市場經濟的負效應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中出現的局部問題，我國目前還存在著社會分配不公，腦力勞動嚴重貶值的現象，使有些學生認為讀書“沒有出息”，“劃不來”。故而產生厭學心理。其次，一些不良場所，如不健康網吧、營業性舞廳的誘惑和吸引。再次，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教育資源尚不豐富，目前還不能保證中學畢業生人人都能升學，大學畢業生人人都能找到工作。這樣，勢必有一部分初、高中甚至大學生畢業后不能繼續升學或沒有工作，致使一部分學生感到前途渺茫，喪失信心，不愿意學習，也是一些學生產生厭學心理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