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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外科手術； 正畸牽引； 矯治； 兒童埋伏阻生牙

中圖分類號 R783.5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6）16-0139-03

doi：10.14033/ki.cfmr.2016.16.073

埋伏牙也稱未萌牙，多見于兒童上頜前牙。據臨床調查顯示，上頜前牙埋伏阻生發生率達2%以上[1]。前牙為牙列中排列中線，直接關系人們的面型協調性、撕裂功能以及面貌美觀度等。因此，如何有效地矯治兒童埋伏阻生牙，對促進患兒面部容貌、口腔功能以及心理健康的改善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也是臨床醫師探討的主要問題。埋伏牙形式復雜，為臨床治療和復位帶來一定的困難，近來臨床研究發現外科手術與正畸牽引聯合矯治兒童埋伏阻生牙具有良好的效果[2]，因此，為了探討外科手術與正畸牽引聯合矯治兒童埋伏阻生牙的臨床效果和價值，以筆者所在醫院收治的兒童埋伏阻生牙患兒作為研究對象，取得了滿意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6月-2015年2月筆者所在醫院收治的400例患兒，將其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200例，采用外科導萌治療，男102例，女98例，年齡5～11歲，平均（6.7±1.3）歲；52例為萌出道異常，48例為間隙不足，46例為易位牙，54例為多生牙。觀察組200例，采用外科手術與正畸牽引聯合矯治，男101例，女99例，年齡5～11歲，平均（6.6±0.7）歲；58例為萌出道異常，42例為間隙不足，52例為易位牙，48例為多生牙。兩組患兒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觀察組 術前正畸治療，采用方絲弓固定矯治器術前正畸2～3個月，整平、排齊牙弓，開拓間隙，在牙弓上將埋伏牙間隙留置，要充分保持埋伏牙能夠進入牙弓，然后行手術治療，進行患牙定位，利用口腔頜面部曲面斷層掃描和牙片，根據埋伏牙牙冠位置，選擇唇側或腭側手術入路，在牙槽嵴頂作弧形切口，向上翻開粘骨膜瓣，達埋伏牙高度，將骨及部分囊壁去除，并使埋伏牙牙冠充分暴露，為患兒充分止血，粘帶結扎絲的托槽，將創面關閉，根據埋伏牙所承受的牽引需要，從合適的粘骨瓣位置空出結扎絲，牽引導萌。根據埋伏牙阻生方向以及鄰牙關系，行正畸牽引治療，牽引力約為60 g，術后正畸治療3～6個月，待出齦后，將托槽更換，并將牙更排齊。須注意的是牽引過程中要把握力度和方向，避免鄰牙受到損傷。

1.2.2 對照組 單純行外科導萌手術治療，實施局部麻醉處理，將腭側、唇側切開，鑿除埋伏牙表面骨質，充分暴露牙冠，按照手術前設計方向去除埋伏牙萌出阻力，然后行局部壓迫止血，于牙冠上粘結帶有0.2 mm結扎鋼絲的舌側扣，將切口縫合，結扎鋼絲游離端由萌出道牽引并固定在主弓絲上。

1.3 觀察指標與療效評價標準

觀察兩組患兒治療成功率和二次手術率。療效評價標準，治療成功：患者埋伏牙已經同，活髓，無明顯松動，牙齦形態美觀，牙周拳頭上良好；治療無效：患者埋伏牙出現輕度松動、牙列紊亂、牙髓壞死、牙齦腫脹[3]。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0.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成功率比較

治療后，對照組46例牙列紊亂，4例牙髓壞死和5例牙齦腫脹，治療成功率為72.5%（145/200），觀察組2例牙髓壞死，3例牙齦腫脹，治療成功率為97.5%（195/200），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二次手術率比較

對照組26例患兒行二次手術，二次手術率為13.0%，觀察組3例患兒行二次手術，二次手術率為1.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埋伏牙為牙齒發育異常的一種癥狀，在臨床上較為常見，埋伏牙埋伏阻生原因之多，如牙弓間隙不足、乳牙滯留、乳牙早失或者是牙根發育畸形、乳前牙外傷、牙齦纖維性增生、牙胚位置異常、唇腭裂、全身性疾病等，多見于兒童上頜前牙。上頜前牙埋伏阻生患兒占正常人群的1%以上[4]。埋伏牙對人們的面型協調、面貌美觀度、撕裂功能等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并對患兒的面部容貌、口腔功能以及心理健康改善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如何有效地矯治兒童埋伏阻生牙就成這臨床醫師探討的主要問題。埋伏牙形式復雜，為臨床治療和復位帶來一定的困難，以往臨床多采用為患者行局部麻醉將埋伏牙拔出，并對其進行修復，但是這種治療方法對患兒造成了極大的創傷，而且治療周期長，需要患兒承受較大的痛苦，隨著現代臨床診斷技術和治療水平的提升，外科手術與正畸牽引聯合矯治在兒童埋伏阻生牙治療中得到了廣泛推廣與應用，多數的埋伏牙均被保留，并且得到有效治療，恢復正常。埋伏牙阻生的發病原因復雜，患兒的局部因素和全身因素均會可能發病，因此，在治療埋伏牙時，需要對患兒發育進行全面了解，進而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法，以實施針對性的有效治療。

關于埋伏牙傳統臨床認為，只需要去除萌出的軟硬組織，便可自行萌出，但是若埋伏牙若缺乏必要處理，并不能萌出到位，因此，正畸牽引治療是就顯得尤為重要[5]。如本組研究中，治療后對照組46例牙列紊亂，4例牙髓壞死和5例牙齦腫脹，治療成功率為72.5%，觀察組2例牙髓壞死，3例牙齦腫脹，治療成功率為97.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總而言之，患兒就診時，其埋伏阻生牙大多數牙根已經發育完成，因此多不能夠自行的萌出，如果不進行處理，則可能導致其相鄰牙相互擁擠以及擁錯和牙根的吸收。患兒前牙的埋伏阻生如果不能夠萌出到其正常的牙位，則可以造成患兒牙列的畸形；而埋伏阻生牙也可能壓迫其鄰近牙的牙根導致牙根吸收；雖僅少數患兒能夠形成含牙的囊腫，進而造成其頜骨的破壞。外科手術與正畸牽引聯合矯治兒童埋伏阻生牙，能夠有效地清除埋伏萌出道阻力，減少二次手術發生率和并發癥發生率，手術創傷小，并且較易牽引到位，同時牙周附著均良好，經前方牽引后，整體移動患兒前牙向前，從而獲得充足間隙，不但能夠明顯的改善了患兒其反牙合關系，是一種理想的矯治方法，值得臨床推廣與應用。

參考文獻

[1]何文丹，劉英志，古育娣，等.埋伏阻生牙正畸治療的臨床研究[J].中國醫學創新，2016，13（1）：1-3.

[2]張軍.阻生牙小切口拔除術80例臨床效果觀察[J].中外醫學研究，2015，13（7）：67-68.

[3]陳建華，鄧錦娣，陳妙玲，等.阻生牙拔除術后應用膠原蛋白海綿的療效觀察[J].中外醫學研究，2014，12（21）：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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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黃愛萍，張海星，佟麗娟，等.外科手術與正畸牽引聯合矯治兒童埋伏阻生牙137例[J].解剖與臨床，2005，10（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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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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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內容提要: 善意取得制度是非依法律行為引起物權變動的重要類型。自《物權法》明確規定善意取得制度（第106條、第107條）以來，實踐中相關案例頻頻出現，不乏一些復雜疑難案例。針對實踐中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判解研究》（2009年第2輯）特邀多位著名法學家和青年學者，就《物權法》視野下不動產的善意取得若干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涉及到善意取得的諸多具體理論和實踐問題。現將這些討論陸續登出，以供參考和交流。本篇為梅夏英教授的《登記錯誤與第三人的保護》。

[案情回顧] 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

2006年5月，某市居民張煥購買了該市東方家園小區的一套住宅，面積200平方米。2007年5月，張煥在某報紙上刊登了出售其東方家園房屋的信息，一位自稱劉金龍的男士根據該信息提供的方式聯系張煥，商談購宜。在第三次見面和洽談期間，劉金龍將事先準備好的假房產證與張煥出示的真房產證做了“調包”。隨后，劉金龍提出要先期租用一個月，張煥未與劉金龍簽訂租賃合同便把鑰匙交給劉金龍。2007年7月15日，擬買受人李大慶根據張煥的信息中的地址和看房時間，直接到東方家園了解房屋狀況。劉金龍自稱張煥，與李大慶就購宜進行了磋商。雙方初步約定，以11000元/每平米的價格交易該房屋，并約定于同年7月23日一起到房屋登記管理部門辦理過戶手續。一旦房管部門審查無誤，李大慶便立即付款。

7月23日，劉金龍攜其妻子前往房屋登記管理部門，冒充張煥夫婦與李大慶共同現場辦理房屋移轉登記手續。劉金龍出示了其與李煥調包的真實的房產證。登記機關經審核認為，確實為真實的房產證，但在劉金龍出示偽造的張煥的身份證（名字為張煥、照片為劉金龍，高仿真）以后，盡管該身份證與登記部門存檔的張煥的身份證復印件明顯不符，且劉金龍冒充張煥的簽字也與存檔資料中張煥的簽字不符，但登記部門對此均未審核。登記機關認為過戶手續齊全，隨即辦理了過戶登記。李大慶于次日按照劉金龍提供的銀行賬號匯付了220萬元房款。

3天以后，李大慶欲了解張煥是否已經收到房款，便按照劉金龍提供的電話聯系，但手機已經關機，無法聯系。其再次來到東方花園，只遇到張煥之子張平。張平告知李大慶，其父張煥已經出差，并且告知了張煥聯系電話。房間內掛了一張張煥夫婦的結婚照片，李大慶并未因此產生懷疑，事后也未與張煥電話聯系。10天后，李大慶前往東方家園，與張煥商量房屋交接事宜，但發現此前與其交易的“張煥”是騙子。張煥認為，李大慶上當受騙應當自擔后果，而拒絕交付房屋。第二天，房屋管理部門通知李大慶領取房屋登記證書（證書上記載的變更登記日期為7月31日），李大慶領取登記證的當天下午，再次持證要求張煥交付房屋。雙方為此發生爭議，張煥首先到公安機關報案，但案件始終未能告破，劉金龍下落不明。三個月后，張煥便訴至人民法院，要求撤銷房屋管理部門所作出的房屋移轉登記，或者登記部門按照市價賠償全部房款。

[焦點筆談]

關于張某就其房屋被非法轉讓訴請法院撤銷登記機關錯誤登記一案，在實務界和學界引起了諸多爭議。就筆者目前所知，傾向與保護善意第三人李某的觀點主要有：善意取得或擴大解釋適用無權處分；類推適用表見。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均有不妥之處，本文將就上述三種觀點進行評析，最后就錯誤登記中善意第三人的保護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李某是否構成善意取得，取得房屋所有權

認定一項交易是否產生善意取得的法律后果，得看該交易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所有條件。

《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一）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價格轉讓；（三）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比照該條，本案似乎符合上述三個條件而構成善意取得，但仔細分析，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該條在設計善意取得的要件時，忽略了合同效力的認定。也就是說，在傳統善意取得的要件中，除了上述三要件以外，還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合同合法有效”或“除欠缺處分權以外，合同符合有效合同的所有要件”。無論采取何種表述，其意思是相同的，即除了欠缺處分權以外，合同不再存在其他的瑕疵，在此情形下，方能適用善意取得。至于為何該法條忽略了此要件，與本文無關。本人想指出的是，若這一要件在實務中被忽略，則會造成善意取得被過度的適用，從而擠壓合同無效、可撤銷或效力待定合同適用的空間。對本案而言，除了劉某非法處分他人房屋這一瑕疵之外，就買賣合同本身而言，劉某偽造身份證件、盜竊他人房產證的行為，已構成對買受人的嚴重欺詐，進而對買賣合同的效力產生了根本影響。在合同存在欺詐這一瑕疵的情況下，合同的效力適用絕對無效規則或可撤銷、可變更的規則，進而與無權處分中效力待定的規則產生直接沖突。這樣一來，基于無權處分而產生的善意取得規則，就無法獨立的發揮作用。

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無權處分人對善意第三人隱瞞了真實所有人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也有欺詐的因素，但是，此時由于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并不直接源于無權處分人的欺騙性陳述，而是基于公示公信原則，對于登記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所有權產生了合理的信賴。善意取得恰恰就是與公示公信原則配套發揮作用，以公信力來認定第三人的善意，繼而在物權變動上維護交易的安全。而本案中，劉某除了出示房產證，使第三人李某產生一定的信賴以外，又通過偽造身份證件和簽名等手段來騙取李某的信任，這種欺詐手段已超出了登記公信力的范圍，由此導致的信賴已稱不上合理的信賴，故在此應適用其他相關規則，因此，本案中合同多個瑕疵的存在，決定了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故不宜適用善意取得。

第二，對于上述法條的第三個要件，即“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應如何理解，本人的看法是，該要件強調的是物權變動本身應該是合法、無形式瑕疵的。這是因為，對于不動產登記而言，登記的變更應嚴格地根據交易雙方的真實情況進行核對，方進行變更登記，這樣才能反映交易的真實信息。若在形式審查上存在缺陷，導致錯誤登記，這時強調第三人利益的保護，便缺少一個最起碼的形式上的合理的基礎。嚴格講來，仔細分析第三個要件，也不應該適用善意取得。

二、可否通過擴大解釋適用無權處分

基于上述缺陷，也有觀點認為，在此情形下可以擴大無權處分的適用范圍，因為無論如何，詐騙人劉某終歸是在無處分權的情況下，非法處分他人的財產。因此可以比照無權處分的規則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此種傾向也有不足。就無權處分的法律關系講，在傳統民法理論和立法上，針對的是三方關系，即所有人、無權處分人和第三人。也就是說，三方當事人在主體上是沒有瑕疵的，如果主體產生了重合，那么就只能是雙方關系而非三方關系，也就不存在善意第三人保護的問題。而本案恰恰在主體上產生了錯位。具體講來，本案事實上只存在雙方的關系，即所有人張某和買受人李某，買賣合同在形式上是在李某與張某之間產生的，而劉某只是冒用所有人張某的名義而與李某交易。也就是說，劉某的身份一直是被隱藏的，他使第三人李某一直誤認為劉某即張某，從而堅信自己的交易相對人是張某而不是劉某。由此分析，無權處分解決的是無權處分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效力問題和所有權是否轉移的問題。而本案第三人與欺詐人劉某并沒有形成無權處分制度中的買賣合同，因此也就無從認定其處分有效或無效的問題，留給我們判斷的只是所有人與第三人的合同效力認定問題。顯然，本案中的買賣合同是否有效與無權處分沒有關系，因為至少在合同形式上，賣方為真實的所有人，也是有權處分人，因而沒有適用無權處分的余地。在法律關系僅存在于所有權人和第三人之間，又不可能適用無權處分或善意取得規則的情況下，第三人欲取得所有權只能依賴于合同依法有效這一前提。但事實情況如何呢？此合同漏洞百出，可以通過多種判斷標準認定該合同無效，如真實權利人沒有進行任何意思表示，導致意思表示不一致；又如合同的形式中的當事人簽章系偽造，導致形式存在重大缺陷；又如合同違反國家強制性規范等等，而歸于絕對無效。

三、本案是否可以類推適用表見

在一般性的討論當中，也有學者認為，為了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可以類推適用表見，作為第三人取得所有權的依據。當然，本案中張某和劉某之間因欠缺最起碼的要件而不存在任何關系，是不爭的事實。之所以提出類推適用表見，大約是源于第三人對于劉某的身份產生了合理信賴，故而應對這種信賴進行相應的保護。本人認為，從對當事人的合理信賴角度提出對第三人的保護，至少比主張善意取得和擴張無權處分更高明一些。因為在本案中，第三人李某在其有限的判斷范圍內，很難甄別當事人身份的真偽。至于案中所提到的“房間內掛了一幅張煥夫婦的結婚照片，李大慶并未因此產生懷疑，事后也未與張煥電話聯系”這一情節，無法使李某對房屋的所有人產生合理的懷疑，因為房屋的承租人通常也會這么做。但本人并不贊成類推適用表見，以人為地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其原因如下：

第一，本案交易合同的形式存在缺陷，這與表見的機理不符。所謂表見，即第三人在形式上沒有否認人身份的理由，也就是說，人所提供授權書、簽章或空白合同書，在形式和手續上都是真實、沒有瑕疵的。正因為如此，法律對這種形式上的信賴給予保護，此即“表見”的真實意義。而本案并不完全符合這種“表見”的意義。因為本案中第三人并不具有信賴的充分理由。具體說來，對于形式的判斷，第三人李某并不是完全沒有過錯的。在判斷劉某是否具有真實所有人的身份這一問題上，李某主要是通過房產證來認定的，而依據常識，房產證僅僅是房屋所有權的一個憑證，它必須通過對出賣人的身份進行核對和登記查詢，才能最終確認房屋所有人。李某恰恰在真實身份的核對方面，沒有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依據常識，在簽訂一項重大不動產交易合同時，核對當事人的身份是最基本的注意義務，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偽造身份證的情況下，當事人應當花費一定的征信成本去核實交易相對人的身份。況且本案中，變更登記時雙方當事人都在場，登記機關因為疏忽沒有注意到相片和簽名與真實情況不一致，這并不能免除李某的注意義務。如果因為登記機關的存在，我們就認為李某不負相關的注意義務，并且保護他的交易安全的話，那么在無需登記的類似的詐騙合同中，法律一味保護受害方的“合理信賴”，將會導致不合理的結果。比如甲作為某公司的工作人員，冒充該公司的董事長乙，并偽造乙的身份證件、合同書和簽章，騙取丙的信任，誘使丙與其簽訂買賣合同，出賣公司的產品，如果產品已經交付，依照第一部分的分析，此時不能適用善意取得，是否也應該保護買受人丙的利益，是值得考慮的。顯然，此時我們不能認為丙已完全盡到了注意義務，而取得產品的所有權。因此，本案中第三人李某并沒有盡到形式審查意義上的注意義務，也沒有形成表見意義上的“合理信賴”。

第二，假設第三人李某已經盡到注意義務，在本案中也不宜類推適用表見對其予以保護。其原因在于，通過違法或犯罪行為取得權憑證的無權行為，原則上不應成立表見。某些人出于各種卑劣的動機，采取偽造、盜用、盜竊或者假冒本人，甚至采用威脅、脅迫或暴力等手段取得權憑證而與相對人為民事活動的，即使相對人為善意且無過失亦不成立表見，應由無權人自己對其行為負責。就本案而言，如類推適用表見，也因受上述例外的限制，本案中劉某采取偽造身份證、盜用他人房產證、冒用他人名義等方法進行非法交易，其行為已經構成刑法上的詐騙，應比照表見的例外情形，對該交易不予保護。

四、因審查不嚴而登記錯誤情形下的交易安全考量

本案與善意取得最大的不同在于，善意取得適用的前提條件是，變更登記本身沒有形式上的瑕疵，而本案則是因登記機關審查不嚴而造成錯誤登記。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在登記機關錯誤登記的情況下，是否也應該保護善意第三人，確認物權變動的效力。對此問題，本人持懷疑態度。

登記錯誤存在著諸多情形，主要體現為兩種情況：一是初始登記錯誤，如甲的財產被登記為乙的財產，或夫妻共同財產登記為夫妻一方的財產；二是因審查不嚴而造成變更登記錯誤，如本案的情形。對第一種登記錯誤，法律認可在符合善意取得構成要件的情況下適用善意取得，但其前提在于登記機關已經盡到相應的形式審核義務，登記環節不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在此情況下，真實權利人可以通過異議登記的形式主張自己的權利。若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則應直接申請更正登記。本人認為，更正登記和異議登記分別糾正的是登記中形式上的瑕疵和實體上的瑕疵。在更正登記的情況下，登記機關通常因審查不嚴，而具有一定的過錯（當然也存在因當事人資料提供不全，登記有缺漏的情況，此時登記機關并沒有過錯）。但在形式上都可以通過更正登記來予以補正；在異議登記的情況下，雖然房屋的產權存在爭議，但登記機關已履行了合理的審查義務，故不存在過錯，因涉及實體問題，只能通過異議登記來解決。對于因審查不嚴而造成的變更登記錯誤，與初始登記錯誤沒有實質上的區別，應采取同樣的方法予以補正。

對于更正登記，《物權法》第十九條規定：“權利人、利害關系人認為不動產登記簿記載的事項錯誤的，可以申請更正登記。不動產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書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證據證明登記確有錯誤的，登記機構應當予以更正。”

同時，《房屋登記管理辦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更為詳細：“權利人、利害關系人認為房屋登記簿記載的事項有錯誤的，可以提交下列材料，申請更正登記：（一）登記申請書；（二）申請人的身份證明；（三）證明房屋登記簿記載錯誤的材料。利害關系人申請更正登記的，還應當提供權利人同意更正的證明材料。”

很顯然，更正登記解決的是形式上的錯誤，但上述兩條會帶來一種合理的疑問，即如果登記簿上的所有人本身的身份存在瑕疵的情況下，是否也應比照上述兩條適用更正登記。這種疑惑來自于第七十四條中的“利害關系人申請更正登記的，還應當提供權利人同意更正的證明材料”，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登記簿上的權利人申請，或經其同意，更正登記便無法進行。本人認為，更正登記應適用形式上的登記錯誤的各個要素，即主體、客體或內容的錯誤，都可適用更正登記。只對客體或內容方面形式上的錯誤進行更正，而不對主體的登記錯誤通過更改而補正，是沒有任何邏輯依據的。對此，《物權法》第十九條規定的顯然比《房屋登記管理辦法》更為周全。其一，該條肯定了利害關系人也可以申請更正登記；其二，該條規定了在有證據證明確有錯誤的情況下，無需登記簿上的權利人書面同意也可申請更正登記。

至此，對于本案如何處理應有一個明確的結果，即本案中真實所有人張某可以登記權利人的身份證及簽名與原始登記不符為由，直接要求更正登記，以回復自己的真實所有權。本人認為，因審查不嚴而導致的登記錯誤，無須適用實體上的規則和程序，而直接予以補正，是登記規則的基本原則和必要的指導思想，因為形式上的錯誤本身不涉及實體權利的爭議，通過形式即可糾正。若不如此，因形式上的錯誤而導致實體權利的變更，對于權利人的利益是一個極大的戕害。至于在登記存在形式錯誤情況下，是否還應保護第三人利益，使其獲得合法的所有權，其結論是明顯的：若因登記上的疏漏而產生實體權利的轉移，則會導致一個直接不利的后果，即除了通常的無權處分以外，登記環節也將成為所有權流失的一個新的出口。

五、由此案引發的兩點感想

本人對于本案的上述分析，不一定會獲得普遍的贊同，多數學者會傾向于保護買受第三人的利益，而一定程度上忽略所有人利益的保護和嚴重違法對交易的影響。由此引發了本人的兩點感想。

（一）對于交易第三人進行保護應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對于交易安全進行保護，是民法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由此民法設立了一系列的規則，作為保護第三人的制度依據，如表見、善意取得、公示公信原則、無因性規則等等。但在對交易安全進行保護的同時，不應忽略所有人權利保護這一基本價值取向。可以說，所有權保護和交易安全的保護歷來存在一種緊張關系，但所有權的保護是基礎，而交易安全的保護是例外，這是我們在制度設計和司法實踐中必須堅持的基本觀念。這種觀念指導我們在處理實際問題時，應該從三個方面進行考量：

第一，由于對所有權進行充分的保護是民法的基本規則，故而在衡量是否保護善意第三人時，應尋找其確切的法律依據。也就是說，對所有權的保護不需要充分的理由，而對交易安全的保護則需要充分的理由，因為交易安全的保護在民法上并沒有形成一個一般性的制度，可供裁判者直接援引適用，或在此基礎上通過解釋進行延伸，它是通過類型化的方式鑲嵌于民法的各個部分，事實上，對于民法在設立交易安全保護的制度時，是經過嚴格的利益衡量和使用條件的嚴格限制來審慎地予以保護的，這些制度都沒有太多擴張的余地。故此，筆者對于應對本案中買受第三人的利益進行保護的觀點，其依據源于何處存有疑惑。

第二，在涉及交易第三人的情況下，應對買受人和第三人的利益進行充分的考量。在復雜的民事法律關系中，裁判者不應只關注某一種價值的維護，以免受前見或成見的影響，而忽略了另一種基本價值的維護。在本案中，所有人在主觀上并沒有過錯，也未實施出賣行為，也無法支付任何防范成本來預防特殊情形下的侵害，在此情況下，當其所有權受到他人惡意侵害時，法律的基本態度應該是保護他的合法權益。而對第三人而言，如上文所述，其在交易過程當中是具有一定的過錯的，且面對復雜的交易，第三人花費一定的征信成本去獲取信用應該是合理的，況且，登記本身還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在此情形下，再強調第三人利益的保護，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三，在判斷是否保護第三人利益時，應綜合考慮案件的各方面因素。由于在民法上對第三人的保護是采取類型化的方式實現的，在確定是否保護第三人利益時，應嚴格參照相關規則的構成要件來進行判斷。一般說來，諸如表見、善意取得、無因性規則等保護第三人的制度，對基礎法律關系的要求較高，即上述制度通常針對的是存在特定瑕疵的交易（如無權處分、無權等），通過利益衡量來平衡各方利益。除此以外，交易本身不應該再存在其他瑕疵。若存在其他瑕疵，尤其是形式上的瑕疵，便不宜適用該項制度，因為其他瑕疵自有其相應的規則予以調整。就本案而言，由于存在著登記機構因審查不嚴而導致錯誤登記這一因素，完全可以通過更正登記來予以補救，僅就此而言，其它相關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分析已經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