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7-29 17:08: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轉基因食品安全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998年歐盟暫停批準新的轉基因農產品上市，形成事實上的“轉基因禁令”，更加深了公眾心目中“轉基因食品有問題”的印象。但此后歐盟政策不斷調整，2007年以后，歐盟批準轉基因作物的速度越來越快，目前已經批準了30個轉基因作物品種，有7個國家。
1999年4月，查爾斯王子授權BBC了自己撰寫的反轉基因的文章，同時還在電視上說出了“決不吃任何含DNA的食物”的話，這一言論后來被當作笑談。
1999年5月，美國康奈爾大學洛希實驗室向英國《自然》雜志報告說，他們用沾有抗蟲害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草葉喂養大花蝶的幼蟲，導致這些毛毛蟲死亡。但他們的實驗受到了同行質疑，并被檢查出數據有誤，《自然》雜志最后對論文撤稿。
1999年11月，英國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科學試驗，考察轉基因作物對局部環境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簡單地說，就是對農田雜草和蟲子的影響。試驗報告于2003年出爐，結果出乎人們意料：不是好的，也不是壞的，而是有好有壞的。
2002年6月，綠色和平組織在北京《轉Bt基因抗蟲棉環境影響研究的綜合報告》，聲稱已證實中國種植的轉基因棉對環境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這份報告的可靠性遭到了眾多中國農業專家的質疑，但也成了中國國內“反轉”的序曲。
2007年，維也納大學的澤特克教授聲稱，發現喂了20周的轉基因雜交玉米的小鼠產下的后代數量較少、體重較輕。這一結論立刻被綠色和平廣泛傳播，該消息傳到中國后，被簡單有力地翻譯為“轉基因玉米導致絕育”。不過，這一研究受到科學家及監管機構的質疑，并為此展開調查。2009年，包括歐洲食品安全局在內多家權威機構發表聲明，指出澤特克教授等人的數據分析方法是錯誤的，其研究是無效的。
2010年，《國際先驅導報》發表報道，稱山西地等出現動物異常現象，是因為吃了美國的“先玉335玉米”。該文引起消費者和農戶的恐慌。此后，山西農業廳認定為“該報道所述的因果關系缺失科學依據”。農業部隨后辟謠稱，“先玉335”并未檢出轉基因成分。
2012年，綠色和平組織曝光美國塔夫茨大學湯光文等研究人員在不告知的情況下，利用湖南省衡南縣的25名小學生進行黃金大米（一種轉基因大米）的營養實驗，引起軒然大波。12月6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調查通報稱，黃金大米試驗違反了相關規定、科研誠信。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隨后表示，“黃金大米本身不會對人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2012年9月，媒體廣泛報道法國卡昂大學研究者的一項報告，稱喂食美國孟山都公司NK603轉基因玉米的老鼠的壽命比正常老鼠短，并且前者長腫瘤的幾率更高。歐洲食品安全局對此展開調查，并于12月份表示，卡昂大學研究人員實驗結論不僅缺乏數據支持，而且相關實驗的設計和方法都存在嚴重漏洞。
轉基因大米“品嘗”啟事
為傳播科學精神，北京科技報社擬和華中農業大學科學傳媒中心共同開展轉基因大米“品嘗”活動，現征集讀者報名品嘗，報社將贈送入選者一份由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轉基因大米。
論文關鍵詞 轉基因食品；安全性；預防
論文摘要 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進行了討論，闡述了其對人類的直接影響和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并提出對轉基因風險的預防措施。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關注食品安全。但是，轉基因食品領域的安全性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國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國、阿根廷、加拿大之后，雖然我國已制定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進口安全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但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經常有法律法規較為先進而執行不力的現象，更何況在這方面的制度還做得遠遠不夠。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有其特殊性，因為它較少引起急性中毒而帶來轟動效應，而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局限于知識、財力、時間，不可能深入探討這個問題，只能依靠現行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保障體系，捉襟見肘地應對出現的情況與問題。前些年關于轉基因水稻的那場討論，已暴露出某些學者和官員已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因此，加強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和控制，切實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1對人類的直接影響
轉基因食物對人類本身將帶來一系列直接或潛在的安全影響。
1.1沒有經過長期的安全性研究
轉基因食物從1993年出現到現在僅10多年，改變了人類食品的自然屬性，未經過長期的安全性試驗，沒有人知道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我們知道許多認為安全的藥物可能數年后才顯示出隱患，食物的效應應更為長期。
1.2減少食物的營養價值或降低食物中重要成分
轉基因食物的主要動機是滿足某種商品價值，如更高的產量、更好看的外表，而食物的某種成分的改變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如美國有報道，在具有抗除草劑基因的大豆中，異黃酮類激素等防癌成分減少了。
1.3引起人類過敏反應
轉基因技術會在生物中產生不能預見的變態反應源。如把巴西胡桃的基因移植到黃豆上去，結果卻使一些對胡桃過敏的人在吃黃豆時產生過敏反應。
1.4產生對人類不利的毒素副產品
轉基因作物產生不可預見的生物突變，使原來的毒素水平提高，產生新的毒素或副產品。1999年Losey等試驗發現，在一種植物馬利筋葉片上撒有轉基因Bt玉米花粉后，普羅克西普斑蝶食用葉片減少，長得慢，4d的幼蟲的死亡率變為44%，而對照組（飼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葉片）死亡率為0%。轉基因作物產生的殺蟲劑毒素可由根部滲入周圍，但尚不清楚會產生何種影響。
1.5產生抗菌素耐藥性細菌
基因技術采用耐抗菌素（如抗卡那霉素、鏈霉素等）基因來標識轉基因化的農作物，這就意味著農作物帶有耐抗菌素的基因。英國的研究顯示，轉基因作物中的突變基因可能會進入到生物有機體，突變的基因如跨越種群和轉移至細菌，其結果可能會導致新的疾病；如出現無法治療并廣泛傳播的、對生物造成嚴重威脅的疾病，其后果不堪設想。
1.6 直接引起人類急性中毒
有些基因在治病同時可能引起某些人急性中毒效應。如《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報道，美國一名病人在接受生物藥品臨床試驗的過程中死亡，導致當時正在進行的12個基因治療項目全面遭禁。后來其他的一些病人也因為新增的基因而患上癌癥，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下令中止此類試驗。
2對生態系統（包括環境）的影響
生態系統是各種動物、植物與環境的一種動態平衡系統，而轉基因食品是人為對特定物種進行干預，改變其性狀，因而也改變了該物種在食物鏈和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引起一系列不可預料和復雜的變化。
2.1轉基因技術本身的不足
雖然基因技術發展可以將DNA進行切割，將一異源基因引入另一生物，但不能完全準確地預見作用后產生的新的蛋白質的性狀是否完全吻合我們的要求。
2.2物種多樣性的破壞
基因技術加上商業營銷將使某類作物如超級水稻為某一公司壟斷供應種子，使原來多個品種減少為同一基因的單一品種，當真菌、病毒、蟲害侵襲這種植物時，會發生嚴重的產量減產，也引起生態平衡的變化。
2.3基因的污染
轉基因技術可能使某些基因流入自然界，引起難以預料的影響；基因化的生物、細菌、病毒等進入環境，保存或恢復是不可能的，其較化學或核污染嚴重，危害是不可逆轉的。
2.4引進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種
轉基因技術可能使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種出現，如超級雜草、超級昆蟲等，可能對地壤、野生近緣種、普通作物、相鄰的植物及環境造成破壞。
2.5環保的影響
有資料證明，基因化的農作物對除草劑具有抵抗力，實際耐用藥量高于正常的3倍，農民知道其對除草劑有抵抗力，會直接或不直接地提高除草劑等化學藥物的使用量。
2.6生態系統的破壞
轉基因技術使某種物種的性狀改變，如A昆蟲以B植物為食物，我們認為改變B植物為轉基因抗蟲植物，提高了B植物產量，但A昆蟲因缺乏食物使蟲的密度大幅下降，引起以A昆蟲為食物的天敵C生物的生存危機，進而引起整個生態平衡的破壞，將來可能暴發某種蟲害大面積流行等。
3對轉基因風險的預防
3.1嚴格控制境外轉基因食品進入
對國外轉基因食品進入我國必須嚴格按照相關程序審批，可以在WTO框架下采取必要的技術、措施進行限制，這方面檢驗檢疫系統應有較大作為空間。
3.2加強國內市場控制
雖然我國農業部已一系列對轉基因食品的管理措施，但是我國國內市場的管理是較為混亂，如轉基因水稻還未批準上市，但有眾多報道轉基因水稻已流入市場。因此，必須完善這方面的法規，嚴格執法，重罰甚至采用刑法嚴懲不法商人，當然這也依賴于整體執法環境的改善。
3.3加強轉基因生物的檢測技術研究
目前國內有眾多機構對轉基因生物的檢測技術進行研究，但食物加工從原料到成品經過多個加工環節，要嚴格區分轉基因成分存在較大困難，可采用以下檢測方法：①檢測轉基因成分所獨有的DNA序列。采用人工檢測或儀器檢測對堿基對進行測定，可精確確定轉基因成分。②采用PCR技術進行檢測。《國門時報》曾報道，檢驗檢疫科學院采用“親合吸附-PCE Hyb-ELISA”檢測方法，能特異的檢測35S啟動子和Nos終止子核酸系列，這2種核酸系列存在目前已知的絕大部分轉基因成分中。③基因ID法進行檢測。由John B. Fugan于2000年提出的新方法，或采用異酸胍鹽抽提法以避免DNA的降解和污染。④農作物身份識別系統。美國ADM公司稱他們建立了一套農作物身份識別系統，可以保證向國外供應農產品時，不含轉基因作物。
3.4加強對轉基因作物投入商業應用的安全性評價
如何了解“轉基因”，我們首先要從基因研究談起。
從20世紀40年代起，人們開始研究性狀的控制基礎。1944年，美國科學家艾弗里和他的同事一起證實了DNA是遺傳物質。1953年，沃森一克里克提出DNA雙螺旋模型，由此開創了生命科學的新紀元。通常情況下，高等植物的世代交替途經花粉雙受精過程，實現雄雌配子的融合和子代種子的形成。隨著人們對基因結構和功能的了解，基因工程操作逐漸成熟。在此基礎上，利用超脫常規授粉技術的手段實現遺傳物質整合、培育轉基因植物應運而生。在自然界中，根瘤農桿菌可以將其Ti質粒上的T－DNA轉移并整合到寄主植物中，該原理被廣泛應用于轉基因植物的創建。此外，許多直接轉化方法也被用于轉基因操作。
轉基因操作是一項可以造福人類而不是禍害人類的技術，可以利用它讓作物具有抗病蟲害的特性，提高食物的營養價值，去除食物中的有害成分，增加作物產量等等，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它，不僅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而且可以使食品更安全、更營養、更便宜，對消費者、對環境也都是大有好處的。當然，同其他科學技術一樣，如果使用不當，也會造成問題，比如轉入的新成分可能會導致過敏，可能會對生態造成不利影響，所以轉基因產品在推廣、上市之前都會經過一系列嚴格的檢測，排除這些可能的不良因素。從總體上來說，轉基因技術仍是傳統的育種方法的延伸，只不過比傳統育種技術更為精確，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
1993年，美國第一例轉基因晚熟西紅柿上市，自此，全球轉基因食品蓬勃發展起來。所謂轉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將某些生物的基因轉移到其它物種中去，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在性狀、營養品質、消費品質方面向人類所需要的目標轉變，以轉基因生物為直接食品或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到目前為止，轉基因食品遍及世界各地，其中，發達國家的轉基因產品占世界總量的85％，主要集中在美國和加拿大。據統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確定的轉基因品種已有43種。美國是轉基因食品最多的國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是轉基因的。除轉基因食品還有轉基因植物，如：西紅柿、土豆、玉米等，還有轉基因動物，如：魚、牛、羊等。雖然轉基因食品與普通食品在口感上沒有多大差別，但轉基因的植物、動物有明顯的優勢：優質高產、抗蟲、抗病毒、抗除草劑、改良品質、抗逆境生存等。
掀開“轉基因”面紗的一角，我們再進一步看看它的全貌，它究竟有傳說中的那么“可怕”嗎?
“轉基因”在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諸多爭議，矛頭大都指向其安全性。1998年起發生的“英國普斯塔事件”、 “美洲斑蝶死亡”、 “加拿大超級雜草事件”、 “歐洲轉基因玉米對哺乳動物健康影響”、 “中國抗蟲棉破壞生態”等事件，讓國際上對“轉基因”的安全倍加關注。但這些事件最終被各國政府和權威研究機構一一否定。例如1998年，英國科學家普斯塔個人在電視臺(并不是通過學術論文或者通過權威機構)了他的實驗結果，稱用轉基因的馬鈴薯喂大鼠可以破壞免疫系統。英國皇家學會針對普斯塔的報告，專門組織專家進行了認真評估，最后的結論是，實驗結果不能證明轉基因土豆對大鼠有這樣的一些危害。這是第一個與轉基因生物安全有關的事件，它引發了一場持久的全球性的而且到現在依然沒有平息還愈演愈烈的轉基因生物安全之爭。2009年的所謂轉基因玉米品種對大鼠的腎臟、肝臟的實驗，指法國卡昂大學的研究團隊在國際生物科學雜志上發表的三種轉基因玉米品種對哺乳動物健康影響的報告。為什么說是所謂的事件?一是因為他們并不是做了實驗，而只是把孟山都公司用3個轉基因玉米進行90天大鼠喂養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學重新分析；二是他們的工作受一些極端環境保護組織的資助，其報告發表的動機和結果的可信性也受到質疑。歐洲食品安全局轉基因小組對這些作了分析，并于2009年對這個問題形成了一個決議：論文提供的數據不能支持作者關于轉基因玉米對大鼠腎臟、肝臟造成傷害的結論。關于“Mon863喂養對老鼠造成免疫系統影響”的有關報道問題，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的主管機構、第三方研究機構的科學數據均已表明，轉基因玉米與傳統非轉基因玉米具有實質等同性，未發現額外的安壘問題，以科學事實否定了其不實傳言。國際上數十個國家，長達10余年的安全食用歷史，進一步證明了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全球轉基因作物規模化應用已逾14年，種植面積、作物種類、加工食物種類和食用人群逐年擴大，但由于各國實施了規范管理和科學評價，全世界每年上億公頃土地種植轉基因作物，每年數化人群食用轉基因食品，迄今尚未發生具有科學實證的轉基因食用和環境安全問題。200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關于糧食和農業狀況的報告提到一個共識，目前市場上的轉基因產品可以放心用，并不是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可怕。檢測目前市場上的轉基因產品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科學恰當的，包括中國，包括全世界。迄今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發現可驗證的、因食用由轉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導致有毒或有損營養的情況。數以百萬計的人食用了轉基因作物加工食品未發現任何不利影響。
2009年，25個國家種植了1.34億公頃的轉基因作物，比2008年增長了7％。美國仍然是最大的轉基因作物種植國，種植面積為6400萬公頃。抗蟲和除草劑轉基因玉米占據了美國玉米種植面積85％，抗蟲轉基因棉花占據了美國棉花種植面積90％。美國人的膳食結構與中國人不盡相同，其主食中不僅有水稻，還有小麥、玉米和馬鈴薯等。除轉基因小麥產業化滯后外，玉米、水稻、馬鈴薯均有轉基因品種被美國政府批準種植和食用。2000年以來，美國先后批準了6個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伊朗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商業化種植。加拿大、墨西哥等四國批準了轉基因農產品進口允許食用。同時，美國批準了孟山都公司培育的耐草甘膦除草劑小麥品種。美國國家科學院于2010年4月13日在網絡媒體上發表的最新報告《轉基因作物對美國農業可持續性的影響》最具說服力。該報告從農戶視角對美國發展轉基因作物14年來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作了全面和客觀的分析，指出從總體情況來看，與不使用轉基因技術的傳統農業相比，轉基因技術為美國農民創造了巨大的環境收益和經濟收益。
為確保轉基因食品的安全，防止具有潛在風險的轉基因食品進入消費市場，我國依照《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 《轉基因植物安全評價指南》，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糧農組織和經濟合作組織等制定的轉基
因生物安全評價指南，制定了科學規范全面的評價指標體系，在轉基因食品上市前對轉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進行全面的評估。食用安全性評價主要包括營養學評價、抗營養因子評價、毒理學評價和過敏性評價等內容。
轉基因食品的營養學呼價。人們對食品的需求就在于它為人類提供生存所必須的能量和各類營養物質，因此，對營養成分的評價是轉基因食品安全性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評價的營養物質主要包括蛋白質、淀粉、纖維素、脂肪、脂肪酸、氨基酸、礦質元素、維生素、灰分等與人類健康營養密切相關的物質。評價時，將不同年份或不同生長地點的轉基因食品的主要營養成分和對照的非轉基因食品進行比較，評估轉基因食品在營養上是否與非轉基因食品一樣具有等效的營養價值。除需要與對照非轉基因食品進行比較，還需要參考OECD、ILSI及本國已有的同類非轉基因作物營養成分，確定轉基因食品的營養成分是否在這些范圍內，如果在范圍內，則可以認定轉基因食品具有與非轉基因食品同等的營養功效。
轉基因食品的抗營養因子評價。食品不僅含有大量的營養物質，也含有廣泛的非營養物質，有些物質當超過一定量時則是有害的，稱為抗營養因子或者抗營養素。通常，抗營養素被理解為抑制或阻止代謝(特別是消化)的重要通路的物質，抗營養因子降低了營養物質(特別是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的最大利用，以及食物的營養價值。幾乎所有的植物性食品中都含有抗營養因子，這是植物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自我防御的物質。目前，已知的抗營養因子主要有蛋白酶抑制劑、植酸、凝集素、芥酸、棉酚、單寧、硫甙等。然而大多數抗營養因子的有害作用是由未加工的食物引起的，經過簡單的處理都會消失，如加熱、浸泡和發芽處理等。如我們經常食用的豇豆中由于含有豇豆蛋白酶抑制劑不能生食，需要烹調熟制后，才能食用。對轉基因食品的抗營養因子的安全評價，是將轉基因品種中的抗營養因子含量與其對照非轉基因食品進行比較，其評估方法與營養成分的評估方法一致。
轉基因食品的毒理學評價。轉基因食品是否會由于導入了外源基因而產生對人體有毒的物質，是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產生恐懼的重要方面。對轉基因食品的毒理學評價是轉基因食品上市前重要的評價環節。轉基因食品的毒理學安全性評價主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外源基因表達產物是否具有的毒性檢測和評價；二是對轉基因食品的全食品毒性檢測和評價。我國目前批準的轉基因水稻和玉米均對外源基因表達產物和轉基因全食品進行毒理學檢測和評價。試驗數據證明食用該轉基因水稻、玉米與非轉基因對照同樣不具有毒理學意義上的安全風險。實際上，我國批準的轉基因水稻還進行了遺傳毒性、慢性毒性、傳統致畸、三代繁殖等毒理學試驗，安全檢測指標已經超出了歐美發達國家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等建議的評價內容要求。這些毒理學試驗均證明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及“BL汕優63”是安全的。
神奇的基因變異
從企鵝體內提取抗凍基因，然后植入不抗寒植物中，便可得出抗寒植物；將活躍于昆蟲胃腸道里的抗蟲細菌提取出來，植入農作物體內就可使其產生殺蟲本能……，這些在遠古神話中難以聽到的故事今天卻變成了現實。由于轉基因源非常廣泛，而轉基因技術能夠克服有性雜交的限制，因此，轉基因作物可以通過任何目的基因的重組后產生新的品種。而隨著生物技術撐開轉基因食品的繁衍與伸展空間，人類所能分享到的物種變異盛宴與大餐也精彩地擺列和呈現開來。
英國咨詢公司PG Economics分析了1996年至2011年間的數據后得出了如下結論：轉基因作物額外生產了3.28億噸額外的糧食、飼料和纖維，相當于增加了價值982億美元的農作物產量；與此同時，轉基因作物節約了 1.087億公頃土地，保護了生物的多樣性；另外，轉基因累積減少農藥使用4.73億公斤，等于是與轉基因作物相關的農藥使用量下降了9%；不僅如此，轉基因僅在2011年一年就從土壤中吸收了相當于211億公斤的二氧化碳，等于當年從公路上移走大約1020萬輛汽車；最為重要的是，轉基因食品幫助了超過1500萬小型農戶及其家人，共計超過5000萬人口（他們屬于世界最貧困人口）收益。在許多科學家看來，PG的研究報告是截止目前有關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和環境影響所進行的最全面、最權威的評估。
必須承認，自商業化種植以來，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的國家和種植面積呈持續增加態勢。美國是全球轉基因作物第一大種植與生產國，種植面積達7010萬公頃，占本國可種植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占全球種植面積的40%。緊跟美國之后的是巴西，2013年該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了370萬公頃，達到4030萬公頃，而且連續五年以來巴西都是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的引擎。從排序上看，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是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名列五強的另外三個國家。
動態地分析，目前世界各國已累計批準的可商業化種植的25種轉基因作物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著重于抗性轉基因，如抗除草劑、抗蟲、抗旱、抗鹽堿和抗寒等，它們的特點是通過減少損失而被動地實現產量的明顯增加；第二類側重于改變作物的品質，如增加營養、提高食品的醫療保健功能等，其主要依靠作物自身特性的改善進一步提高產量。目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仍然以第一類為主，但育種重點已從第一代的抗除草劑、抗蟲產品轉向提升抗旱、抗澇等適應能力為代表的第二代產品上，而且多基因疊加的復合性狀逐漸增強。資料顯示，相比于抗除草劑性狀的轉基因作物5%的增長和抗蟲性狀的轉基因作物11%的增長，2012年復合性狀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的增長達到33%.
代表著未來趨勢的第二類轉基因作物已經在人類面前打開了燦爛的想象空間。黃金大米是一種經過改造的大米，它的獨特黃色來自添加的β-胡蘿卜素，也就是維生素A的前體，借以彌補很多東亞國家飲食中所缺乏的維生素A。自第一代黃金大米問世13年以來，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黃金大米目前已在菲律賓開展田間實驗。無獨有偶，可抗黃葉病并增加了β-胡蘿卜素、鐵等營養元素的香蕉已從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的實驗室走到田間展開實驗，這對于身體微量元素非常缺乏但又以香蕉為主食的烏干達等非洲國家百姓的確是一個福音。
可視的社會經濟價值以及誘人的未來前景引來個各國政府紛紛放松對轉基因食品監管的口徑。在美國，白宮于今年對種植首個轉基因抗旱玉米下放準許證書，同時巴西及其南美洲鄰國政府也將批準首次種植復合性狀大豆；在菲律賓，政府高調宣布將在2013-2014年批準黃金大米的正式上市。受官方政策的激勵，全球轉基因食品的最大制造商孟山度公司放出了到2030年將農作物單產提高一倍的豪言狀語，同時孟山度承諾屆時將使化肥、農藥和水源的用量減少三分之一。
恐怖的“生物魔鬼”
與常規育種是將近緣或種內生物基因進行重組從而遵循了自然法規以能確保產品的安全性有所不同，轉基因技術則跨越了常規育種的自然邊界，將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進行交流重組，其風險的不確定性自然要超過前者。尤其是，當轉基因以及相關的生物技術并不能對轉基因產品的潛在威脅作出充分評估并拿出具有說服力的實驗結論時，公眾自然就能清晰地聽到凝聚于轉基因及其產品身上的質疑和詬病之聲。
如同轉基因擁躉者大力宣揚轉基因技術可以帶來農作物的高產一樣，轉基因的反對者們也從來沒有停止為此證偽的腳步。聯合國相關專家仔細地研究了過去20年方方面面的情況后發現，沒有任何一個案例能夠證明轉基因對提高產量有幫助，不僅單一技術沒法增產，即使有6―8個基因的疊加仍然不會解決問題。印度科學院科學家席瓦在實地考察后得出結論稱，印度運用了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種子后農作物尤其是棉花的產量不增反降，席瓦甚至還指出，轉基因玉米對印度農民產生了400億盧比的經濟損失。無獨有偶，任職于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教授杰克?海尼曼對北美加拿大、美國與西歐兩地農業情況進行長期跟蹤對比研究后發現，轉基因并不能帶來農作物的增產的。海尼曼指出，北美1996年開始的轉基因和西歐的非轉基因種植相比，西歐的農業生態系統能夠向可持續性方向發展，會帶來更多產量。
轉基因會對生態環境形成殺傷和損害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和公認。一方面，由于轉基因技術的特殊性，一些病毒重組現象在轉基因作物中出現得尤其頻繁，即導入轉基因生物的外源基因有可能與感染轉基因生物的某些細菌或病毒雜交，從而重組出新型病原體。另一方面，轉基因作物中很可能會出現抗藥性高的有害生物，或者原有作物內部的害蟲對抗蟲轉基因產生了適應性和耐受性，且由于其基因重組所導致的新型病毒，由此加大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治難度。不僅如此，隨著轉基因產物的廣泛應用，轉基因植物出現在自然環境中的機會必然增加，因為其具有某些野生植物所不具備的抗病，抗蟲，耐寒耐旱性，轉基因植物必然成為新的優勢種群，那些不具備抗蟲抗病特性的野生植物將被轉基因植物取代，因此轉基因植物的引入可能會對生態系統的平衡造成破壞。
對于人類健康可能形成侵害是轉基因食品釋放出的最大風險。一方面，自然界中存在很多過敏原，在轉基因過程中，如果將控制過敏原形成的基因導入新的生物體內，從而使新的品種會對過敏人群產生過敏反應，同時在基因轉變的過程中會形成新的植物蛋白，可能會引發新物種過敏。另一方面，轉基因農作物所表達的某些蛋白質，可能潛移默化的影響人的免疫系統，從而對人體健康造成隱性的傷害。更為重要的是，轉基因食品可能產生不可預見的生物突變，這些突變可能會直接產生毒素，或者含有潛在毒素的蛋白質，引起人類急、慢性中毒或產生致畸、致癌的可怕后果。
俄羅斯全國基因安全協會和生態與環境問題研究所的科學家選擇農業中廣泛應用的含有不同比例轉基因成分的普通大豆，喂養了具有快速繁殖率的坎貝爾倉鼠2年，結果發現，食用轉基因食品的動物失去了繁殖能力。無獨有偶，法國卡昂大學的動生物學家研究小組用兩年時間給200只小白鼠做轉基因玉米喂養實驗，結果這些白鼠的肝、腎被嚴重損害，其中雌鼠70%早死，雄鼠50%早死，而且雌鼠易患乳腺癌。
來自印度的研究報告將公眾對轉基因的聲討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印度環保及女權主義活動組織稱，自從孟山都公司進入印度種子市場以來，已有27萬印度農民自殺，而且印度的人口自殺率逐年升高。令人玩味的是，如此震耳欲聾的結論卻得到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食物政策研究中心的聲援與支持。美方研究人員收集、分析了與Bt棉花和印度農民自殺相關的政府數據、學術論文以及媒體報道，之后得出研究結果顯示，印度人口的年自殺總數從1997年的不足10萬人增加到2007的12萬人，在同一時期內自殺人數一直保持在每年2萬人左右。
認知與監管的分野
一方在竭盡所能地宣講和推介轉基因給人類和社會帶來的積極功用與顯著價值，另一方在旁征博引地佐證轉基因給環境與公眾健康造成的重大損傷與致命危害，科學界對轉基因所表現出姿態與行為從來就是涇渭分明，而且至今誰也說服不了誰。實際上，如同科學界一樣，在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內部，無論是普通民眾的主觀認知還是官方機構的制度監管，凝聚于轉基因作物與食品之上的態度也是莫衷一是或者大相徑庭。
作為全球轉基因食品的最大消費國，美國80%的包裝食品都使用轉基因作物作為原料，而且過去10年中美國人吃了3萬億份轉基因餐食。但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75%的美國人希望知道他們吃的是不是轉基因食品，只有21%的人認為不重要；在評價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問題上，有46%的美國人不知道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25%的人認為不安全，只有29%的人認為安全。另外，有研究報告表明，雖然美國種植的86%的玉米，93%的大豆和95%以上的甜菜是轉基因作物，但這些轉基因作物主要是用于工業材料，比如燃料能源、工業制品原材料，美國的轉基因大豆油有相當一部分用作生物柴油原料和動物飼料。
由于是全球最大的轉基因作物種植國，美國政府的監管政策因而被人們反復提及。觀察發現，在轉基因技術監管上，美國主張“可靠科學原則”，即強調科學才是管制的基石――而非無端的猜測，因此，美國并沒有制定專門法律管制轉基因食品，只是將轉基因食品直接納入現有法律框架內，要求食品生產商確保食品安全。不過，美國政府針對轉基因食品的上市所把持的行政審查程序還是比較嚴格的。按照規定，一種轉基因食品上市至少要經過三個部門的審查：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局負責管理轉基因植物的開發和田間試驗；環保局負責對轉基因植物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而藥管局則負責轉基因食品和飼料的安全性評估。藥管局對轉基因食品的審核在于確保新產品符合傳統食品安全標準，因此對轉基因食品的審核與對傳統食品采用同一框架和同一標準。在經過政府審批后，對于上市的轉基因產品的商品標注，美國并沒有強制性的要求。
相比于美國而言，對轉基因產品實行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管理的歐盟顯然要謹慎得多。歐盟委員會曾做過一項調查，發現70%的歐洲人不想吃轉基因食品，94%的歐洲人希望能自己選擇是否購買含轉基因物質的產品。因此，雖然歐盟目前已經批準了22種轉基因玉米、3種轉基因大豆、一種甜菜、三種油菜以及一種土豆可以用于商業化種植，但轉基因作物在歐盟農業中的實際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種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圍內，歐盟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土地也只占到總額的0.08%，而法國、奧地利、匈牙利、盧森堡、德國和希臘等6個國家還禁止種植轉基因玉米。 不僅如此，最近13年來歐盟沒有批準過任何一種新的轉基因食品上市，從而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禁令”。另外，按照歐盟的規定，如果人用食品或者動物飼料含有0.9%以上的已被歐盟批準的轉基因物質的農作物，產品標簽必須標注。歐盟對轉基因食品近乎抵制的態度，引起了美國等轉基因產品生產大國的強烈不滿，其中美國和加拿大、阿根廷等國曾聯手將官司打到了世界貿易組織。
與嚴格的政策管制相比，歐盟對于轉基因的技術研究則秉持了高度的寬松與支持態度。資料顯示，近20年來，歐盟國家農業轉基因研究單位增加了接近500個，一個完整的研究體系正在建立。也就在日前，為了支持法國卡恩大學使用用轉基因玉米NK603飼養老鼠的實驗，歐盟特別撥款300萬歐元。目前，世界各地監管機構沒有要求進行長期的轉基因食品試驗，而是以公認的90天飼養老鼠實驗證明轉基因安全性，而卡恩大學研究團隊將轉基因的試驗周期延長到兩年，表明歐盟官方希望通過該項研究進一步驗證轉基因是否引致腫瘤的結論。由此不難看到歐盟對轉基因的高度警戒心理。
同歐盟一樣，日本對轉基因作物也表現出慎重對待的態度，其政策監管也趨向嚴厲。對于轉基因食品，日本政府作出明確地規定，如果轉基因含量超過5%，必須進行標識，正是如此，日本商家不大愿意在市場上推出轉基因食品。
關鍵詞：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風險；收益；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of promotional， preventive， permissive and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Basing on this and integrating the risk and incom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of various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mo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as some risk，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com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while ignores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vent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for it abandons all income while keeping away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permiss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doesn’t recognize the specialties of environment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so remediation afterwards is impossib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an give attentions to risks and income， because when it deals with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t can catch hold of their income. Therefore， promotional， preventive and permissive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re irrational， whi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rational.
Key words：Na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Pattern; Risk; Income; Rationality
Robert L.Paarlberg對美國、歐盟、中國等1999年-2000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進行了分析，認為可分為四種政策模式：鼓勵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許式的(permissive)、預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這四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對此進行探討，目的是為國家制定恰當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一、鼓勵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潛存較大的風險
這種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為了加速轉基因生物技術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它建立了比較低的生物安全標準，甚至沒有生物安全標準，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不進行生物安全檢查或者僅僅采取象征性的檢查。所謂象征性的檢查就是對那些已在其它國家得到認可的作物都給予生物安全認可。
這種模式的政策合理性關鍵在于：如果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不產生風險或只產生少量的、微弱的風險，如果在其它國家得到安全性檢驗而被認可的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證，則該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則，就是不合理的。
事實上，轉基因作物的田間釋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環境風險的：“轉基因逃逸”（花粉的傳播）引起的“基因污染”，會誘發害蟲和野草的抗性問題，誘發基因轉移跨越物種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種群的改變以及食物鏈的破壞；轉基因作物作為外來品種進入自然生態系統，往往具有較強的“選擇優勢”，其本身可能會演化為“超級雜草”，淘汰原來棲息地上的物種，影響植物基因庫的遺傳結構，致使物種呈現單一化趨勢，造成生物物種數量劇減， 甚至會使原有一些物種滅絕，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對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樣性的話，單一的品種抵御病害和惡劣環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發作起來往往是全軍覆沒。”[2]
不僅如此，轉基因食品對人體也可能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導入的基因并非原來親本動植物所有，該外源基因及其表達產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則可能使轉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對人體產生毒害作用；導入基因的來源及其表達的蛋白氨基酸序列與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產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則可能使轉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過敏原，引起人體的過敏反應。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選用的載體大多數為抗生素抗性標記。抗生素抗性通過轉移或遺留轉入食品而進入食物鏈，是否可能使進入人和動物體內外的微生物，產生耐藥性的細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則使人體產生對抗生素的抗性。轉基因食品中的主要營養成分、微量營養素及抗營養因子的變化，是否會降低食品的營養價值，使其營養結構失衡？轉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達出蛋白質，是否可能會引起生物的代謝發生變化，造成該生物營養成分的改變？如果這些是可能的，則會導致食物的營養價值下降或造成體內營養素紊亂。
不可否認，以上概括的轉基因作物的風險只是理論上的論述，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當前的科學研究還沒有足夠的和充分的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是否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但是已有跡象表明，這些風險存在著由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比如，在轉基因作物雜草化問題上，國外已有相關的報道：“近幾年，在美國中北部地區，隨著轉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自生的轉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雜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轉基因抗性油菜發生率已達11%，轉基因抗性春小麥種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達5.2株/m2，這是始料未及的問題。”[3]。在轉基因作物影響生物多樣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國和品種資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報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數據，確認墨西哥玉米受轉基因污染的事實，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確認了本土玉米品種受轉基因污染這一事實。其國家生態研究所所長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過10％。”[4]在我國，也有一些轉基因抗蟲棉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的相關報道。同樣地，轉基因作物的健康風險也存在著現實化的可能性。比如有報道稱，美國孟三都公司生產的抗除草劑大豆含有一種類似雌激素的化學物質，人食用后會對人體荷爾蒙有一定影響，導致生殖器官異常和免疫系統障礙；菲律賓的兒童食品中含有轉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嬰兒對其中的一些蛋白質產生了不良反應[5]。
至于對那些已在其它國家得到認可的作物都給予生物安全認可，作象征性的檢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學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存在局限性
從目前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的主題看，涉及基因工程，“畢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領域，對于轉基因生物出現的新組合、新性狀及潛在的危險性缺乏足夠的預見性。”[6]而且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很復雜，存在知識差異和數據缺乏，“知識差異和缺失的數據（質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幣的兩個方面。一些缺失的數據可以通過研究產生，其他的可能會因為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出現潛在負面影響的時間框架或者這些影響的間接特性等而很難獲得。”[7]
從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評價方法看，有關評價的原則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領域內已經取得一致，而有關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的具體方法尚處于初級階段，評估手段多為定性描述，很難進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適當的方法學、基本的知識及關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資料，環境的研究通常很難進行。”[8]
從評價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水平看，“21世紀之初，世界科學的水平還不可能完全精確地預測一個基因在一定的新遺傳背景中會發生什么樣的相互作用。而且轉基因生物是過去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和遇到過的新鮮事物，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轉基因作物在環境中的行為、邊界條件、影響過程和機制、各種因果關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難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對轉基因作物的環境安全性還沒有一致的結論，特別是缺乏田間試驗結果，尚不能作出精確的評價。”[10]
從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的結果看，學者們已經對第一代轉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風險進行了詳細討論，但是，還有更多的風險沒有討論，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當前使用的抽樣和探測方法可能無法探測食品和飼料中的轉基因材料[12]，這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公共衛生后果，如能及時地被探測到，便于采取有意義的預防行動。[13]
所有這些表明，對于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有很多領域的研究被遺漏，并且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進行準確評價，有些潛在的影響還無法預測。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風險，也不是能夠被科學完全認識到的風險，而是科學不知道的或科學不能完全知道的，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確定和達成一致認識的風險。也就是說，科學在認識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上具有不確定性。那些在目前還沒有鑒定為產生環境風險的轉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業化應用過程中產生環境風險。鑒此，被他國經過轉基因生物安全鑒定而被認可的轉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證，仍然應該保持警惕，而不應該像鼓勵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樣，對此失去警惕，加以認定，僅作象征性的檢查。
（2）別國的轉基因食品安全檢測并非完全可靠
現在對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檢驗普遍采用的是“實質等同性原則”，即“如果一種新的食品或成分與一種傳統的食品或成分‘實質等同’，即它們的分子、成分與營養等數據經過比照而認為實質相等的，則該種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視為與傳統品種同樣安全。”[14]而現實的情況是“由于現有科學研究和知識的限制以及時間的限制，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時還難以斷定，需要充分的科學依據和長時間的實踐檢驗，需要時間來檢驗。”[15]
就拿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來說，一是很難收集、建立適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數據庫，因此也就很難把需要檢測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檢測出來；二是還未能給出精確的檢測手段，這就使得這一檢測原則實際上成為一種模糊性原則，對不斷出現的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的檢測是無能為力的；三是沒有大量的經費來建立作物安全認證和安全追蹤體系，不能進行全面、深入、長期、復雜的檢測操作。在這種情況下，某些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所謂的“轉基因作物與傳統作物‘并無不同’，轉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實際上它比常規作物經過更加全面的科學測試，因此應當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經費支撐下和一種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確定的操作下認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其目的一是利用這種貌似正確實則錯誤的原則，避免進行昂貴、耗時的長期檢驗，節約成本；二是為在短時間內取信于人，推銷他們的轉基因作物以獲取利益。
從邏輯上看，只有當一種轉基因食品與另外一種傳統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與營養等數據都實質等同時，才能將該種食品或成分視為與傳統品種同樣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或生物技術公司都不可能達到這一點。因此，對別的國家或生物技術公司根據這樣的安全檢測原則而給予生物安全認可的轉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懷疑地給予相應的生物安全認可的。
（3）作物安全與否是相對于具體的生態環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慮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的局限性，而認定某些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對某種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認定是確定的，即某種轉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們仍然不能就認定它是安全的。因為，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與否是相對于具體的生態環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種在一個環境中（特殊的生活環境、氣候帶或者地理區域）可能被看作是嚴重的雜草，而在另一個環境中則被認為是一個幾乎沒有生態學和經濟上的重要性的物種、一種令人喜歡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6]。鑒于此，一種作物在某個國家獲得了生物安全認可，這只是表明它們在這個國家的生態環境中是安全的，而這樣的作物在別的國家的生態環境中也許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壞性的外來物種，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對別國所給予的生物安全認可的作物也給予同樣的生物安全認可，是不可行的。
總之，轉基因作物風險存在著由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而一旦這樣的風險成為現實，那么將會給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鼓勵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無視這些方面，盲目地引進并種植轉基因作物，其結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環境代價，使其所獲得的收益失去意義。因此，鼓勵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關注收益不關注風險，潛存著較大的風險，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過猶不及
這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導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轉基因農作物技術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在這種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證實的風險，要么是由于尚待證實的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對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不進行生物安全檢查，而僅僅基于轉基因作物的新穎性，就簡單地拒絕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和進入市場。[1]p.24這種政策是另一種極端，僅僅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棄發展轉基因作物技術的應用。
這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現之一是它沒有區分各種轉基因作物的風險水平，雖然從目前科學研究領域對轉基因作物認識水平來看，還很難定量地評估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但是，在評估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時，可以依據評估程序，在遵循科學性（Science-based）原則、熟悉性（Familiarity）原則、逐步評估（Step by Step）原則和個案評估（Case- by -Case）原則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保風險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以識別風險的種類，推斷風險發生的概率、所產生的潛在危害程度和風險水平（限于篇幅，具體內容不再詳述）。各種轉基因作物釋放所引致的風險情況是不同的，我們應該在進行堅實的風險評估基礎上，確定相應的對策，決定是否禁止某種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或使用，而不應該像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樣，僅僅基于轉基因農作物的新穎性就簡單地拒絕所有轉基因農作物的種植和進入市場。因為，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較大的經濟效益
由于通過轉基因技術把優良的基因轉入到了轉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產量，減少了生產成本，所以轉基因作物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據ISAAA的統計，2005年全球共種植轉基因作物9000萬公頃，直接的農業收益大約是50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種植的第二熟大豆所產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將增加到56億美元。
（2）具有一定的環境效益
在過去，種植傳統的作物，需要噴灑大量的化學農藥，這就給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壓力，嚴重影響到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而抗蟲、耐除草劑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減少了農藥的使用，降低了環境影響指數 ，從而減輕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據ISAAA的統計，從1996年開始，種植轉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農作物的農藥總量減少了7％，環境影響凈減少了15.3％。自1996年開始，由于轉基因耐除草劑大豆的種植，相比于種植傳統的栽培植物，除草劑的使用量減少了4.1％，環境影響減少了20％。從1996年開始，轉基因抗蟲棉的種植，相比于種植傳統的棉花，殺蟲劑的使用量減少了19％，環境影響減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轉基因作物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是很明顯的，如果一國放棄了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及其產生的效益，將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3）有利于維護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營養成分、消除過敏原和抗營養因子的轉基因作物為代表的第二代轉基因作物將提高民眾的健康水平，使消費者直接受益。比如，人體無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們只能從動物性食品中獲得，而美國培育的轉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體必須的營養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這種轉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現代人的飲食質量，而且也給素食主義者帶來福音。 [19]再比如，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表明，每年全球大約有50萬兒童因為缺乏維生素A而失明，英國科學家新開發出的一種富含貝塔胡蘿卜素的轉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兒童維生素A缺乏和因此導致的失明等情況。因為人體能夠將貝塔胡蘿卜素轉化為維生素A，所以長期食用這種新型轉基因稻米可以使兒童避免維生素A缺乏和因此導致的失明。[20]
轉基因作物不僅對消費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維護生產者的健康。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可以減少農藥的噴灑量，這就可以減少農民在噴藥過程中的中毒現象。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對中國華北和長江流域棉區農戶進行了實地調查，其中1999年對283戶棉農的調查表明，種植Bt轉基因棉花的棉農農藥中毒現象比例為5％，而種植常規棉花的農戶農藥中毒比例高達22％，2000年所調查的407戶棉農中，種植Bt轉基因棉花農戶農藥中毒比例僅7％，而種植常規棉花的農戶農藥中毒比例達29％。[21]
（4）為保障糧食安全作貢獻
要解決糧食問題，就必須提高糧食產量。而提高糧食產量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擴大耕地，二是提高單產。對于第一條途徑，是行不通的，因為各國的城市化、工業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態破壞減少了大量耕地，這使得各國未來耕地面積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現在持平（通過努力開墾更多新的耕地）。對于第二條途徑，即通過使用大量的肥料、農藥和運用傳統的植物培育技術（比如通過雜交來培育新的優良品種）提高單產，這在“綠色革命”中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功效，解決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但發展到現在，出現了很大的“瓶頸”，很難再有大的突破。[22]
在這樣的情況下，糧食問題的解決需要訴諸新的現代科技力量。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縷曙光，因為它在提高糧食單產上很有潛力。
綜合上面的論述，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實際上抹殺了各種轉基因作物風險的多樣性和差別，而將之統一認定為具有高風險水平的、高發生概率的和嚴重危害程度的，這是不科學的。而且，如果一旦實行了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會僅僅因為轉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風險而不進行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推廣應用，雖然這可以將風險系數降到了零，但同時其各種收益也被完全放棄了，顯然這是不恰當的。因此，實行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顧此失彼的，過猶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補救不可行
這種應對轉基因技術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這種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較高的生物安全標準，運用標準化的試驗進行個案分析(case-by-case)、檢測新的品種的轉基因作物的風險；第二，對轉基因作物風險的檢測只是基于產品本身（product-based）或產品的預期用處，而沒有考慮到產品的生產過程，即轉基因農作物技術的新穎性。所以不會認為轉基因作物由于其獨特的特性而比傳統農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類型的風險；第三，對轉基因作物風險的認定采取“可靠科學”(sound science)原則[23]，即認為在當前的科學水平下，沒有發現風險就是不存在風險，而不會考慮那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第四，沒有專門針對轉基因作物的法規和管理機構，而是把轉基因作物同傳統作物一樣看待，用傳統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國家，比較典型的是美國。因此，有些學者也把這種政策模式稱為美國模式。
根據允許式的國家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內涵，這種模式的政策依據有三點：一是轉基因技術無新穎性；二是轉基因作物沒有特殊的風險；三是沒有發現風險就是不存在風險。
深入考察，以上三點依據都是不牢靠的。
（1）轉基因技術具有新穎性
轉基因技術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遺傳物質，在體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載體拼接重組，然后把重組的DNA分子引入細胞或生物體內，使這種外源DNA（基因）在受體細胞中進行復制與表達，按人們的需要繁殖擴增基因或生產不同的產物或定向地創造生物的新性狀，并能穩定地遺傳給下代。”[24]據此，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技術是不同的，雖然它們都是進行基因重組或轉基因，但是，后者所進行的基因重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發生，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不能自然發生，但這樣的基因轉移仍局限于近緣種屬。“而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使基因可以在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跨界相互轉移，甚至可以將人工設計合成的基因導入植物體中實現表達。”[9]p.128如此打破了物種界限，擴大了作物基因的來源，產生了在自然狀態下完全不可能產生出來的轉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轉基因技術的這種新穎性，可能致使轉基因作物產生不同于傳統農作物的特殊性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于傳統農作物的風險檢測技術、方法以及相關法規和管制機構都已經不適合轉基因作物的風險評價和管理了。
（2）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具有特殊性
這種特殊性典型地體現在其環境風險的級聯性、擴張增殖性上。
轉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能夠在生態環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這就致使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不斷地積累，從而發生級聯效應，即前一次影響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反應，而后者又將前者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轉基因作物能夠侵入非農作物棲息地上的物種，最終可能會導致區域植物組成的改變，生物多樣性的降低，甚至使原來的物種遭到滅絕，這種現象產生的結果是一些物種種群數目下降，繼而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鏈式反應，還會影響到原先以植物為食物的昆蟲，以這些昆蟲為食物的鳥類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賴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說，“轉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態學效應外，還會引起間接生態學效應，即它們進入自然界（如農業生態系統）后可能會導致‘小環境’的變化（田間管理，如除草劑和殺蟲劑使用措施的改變），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會影響到生態系統內的生物多樣性及其他生物的種群動態。”[26]
而且，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影響還具有擴張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質就是基因復制。天然生物種中被強制摻入的人工重組的基因，可隨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隨被污染生物的傳播而發生擴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種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險的環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轉基因作物的這種擴張增殖性，使之產生的危險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獄的邊緣》一文中比較了核裂變和基因工程的危險性，指出“人類可以直接控制核裂變副產品（放射性廢物）的產生，甚至一些所謂的核事故也處于我們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設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會使核污染的影響逐漸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變，因為一旦基因被導入生物體內就會自我復制，我們又無法對其加以控制，而且這個基因還會從 ‘工程’生物體自由地轉移到親緣關系相近的物種中（比如有機的非基因工程農作物）。”[28]
（3）沒有發現的風險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從目前科學發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科學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是有限的和不確定的，這給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的增大和擴張創造了條件。而且從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本身的表現看，它又具有時滯性。所謂時滯性，就是轉基因作物一開始往往沒有任何跡象，也沒有任何預兆表明其對環境產生了不良影響，所以在短期內很難監測到轉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態系統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轉基因作物潛在的安全性問題就會逐漸暴露出來。“轉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會引起生態環境的蠕變，即自然生態環境受到人為干擾和脅迫之后，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緩慢的悄悄變化；當人們察覺和認知之時，自然生態環境已在組成、結構、機制和功能上變得無法或很難修復，已成為不可逆的演化和變異。”[9]p.113
正是由于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時滯性、級聯性、擴張增殖性，以及科學研究領域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們將轉基因作物及其風險與傳統作物及其風險加以區別對待，制定相應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嚴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環境風險的發生。但是，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沒有考慮到這些，堅持在科學證明轉基因作物及其釋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從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發生了，或有了確定性的證據表明有害事件即將發生之后，才會采取保護行動，予以干預、調整。這是事后補救式的，有可能導致劇烈、廣大、不可逆的環境風險的發生。而一旦這樣的風險現實化了，就當前的科學水平來說，是很難尋找到有效措施來應對的，要想減弱、消除這些風險就會困難重重，甚至不能實現。因此，在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處理上，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顧風險與收益
考慮到轉基因的生物安全，該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轉基因農作物技術的發展，但并沒有完全禁止這種技術的應用。現在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問題上，都持謹慎態度，采取了這種預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歐盟，因此也有學者把這種政策模式稱為歐盟模式。從這種政策的內涵看，是合理的。
1、該模式的政策能有效應對轉基因作物風險
（1）突破了傳統風險評估的局限性
傳統的風險評估主要依靠科學方法來分析風險問題，對風險問題進行量化。它主要關注的是這些問題：多大的危害是我們愿意接受的？怎樣的安全算是足夠的安全？[29]p.9傳統的風險評估是存在欠缺的，沒有采取積極的措施來徹底解決風險問題。首先，在“可接受的風險”掩蓋下允許危險的行動繼續進行，風險評價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許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為繼續進行；其次，以不確定和不充足的證據為理由，風險評價事實上延遲了采取約束的措施和行為。[30]而預警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對轉基因生物進行評價時不是這樣，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將其看作是一種潛在的威脅，而傳統的風險評估僅將其當作可懷疑的理由。“傳統的風險評估范例常常把證據的缺失看作是缺失（傷害）的證據，而預警式的風險評估把證據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傷害）的證據。”[31]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它主要關注以下問題：基因工程使我們失去了什么？轉基因農作物是否在農業中扮演著一個獨一無二以及必須的角色？基因工程聲稱將解決什么趨勢或問題，基因工程將可能使得什么問題永遠存在？[29]p.9由此，該模式的政策一改傳統的風險評估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常常不作為、不采取針對性措施，而主張用實際行動積極地應對不確定性。與其說它考查的是環境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經濟，還不如說它是為了減少或徹底地消除風險，并且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尋找各種可能的方法，包括放棄原先計劃進行的轉基因作物商業化行為。
同時，在面對復雜的或難處理的不確定性形式的情況下，預警式的風險評估程序不只是允許科學家和管理專家的觀點影響環境風險（與一項具體技術的使用有關）的鑒定和評估，它還允許公眾廣泛地參與。這種開放性的決策程序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因為與轉基因生物釋放的決策制定有關的許多不確定性在本質上是復雜的或難處理的，所以一個更加‘開放’(open)的風險評估程序，對于確保這樣的不確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義地’考慮，是至關重要的。”[32]
（2）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風險
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慮到了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和轉基因作物及其風險的特殊性，把轉基因作物同傳統作物區別對待，認為由于轉基因過程的新穎性，轉基因作物風險是不同尋常的，傳統的檢查程序可能會捕捉不到轉基因作物的所有風險，所以不僅建立了較高的生物安全標準，對新的種類的轉基因作物要進行個案檢查，而且建立了特別的管理機構和評價機構，制定了一整套專門針對轉基因作物的法規、安全評價標準、方法以及規則，基于轉基因過程(process-based) 而非轉基因產品本身，來對其安全性進行評價，目的是通過轉基因作物風險的檢測對轉基因作物進行針對性的管制，所以，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夠有效應對轉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風險。
（3）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不確定的潛在的風險
風險可分為確定性風險和不確定性風險。確定性風險是指，通過科學研究能認識到某件有害事件發生的概率、范圍和嚴重程度。不確定性風險是指，通過科學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發生的概率、范圍和嚴重程度，但通過種種跡象已經知道存在這樣種類的風險以及知道可能會發生如此的風險。轉基因生物風險就是這類風險。為了應對這類風險，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預警原則：①保護公眾健康和環境，這是預警原則的首要目標。②鑒定潛在的風險。③承認科學的不確定性。④盡管存在科學的不確定性，但要采取預防性的行動，這是預警原則的核心準則。⑤轉移舉證責任，即要求有著潛在危險的技術的開發者去證明要采取的這項活動是必須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術。[29]p.1-2由此，該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確定的、具體可證明的風險，更要考查推測性的、潛在的風險，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不確定的、潛在的環境風險。
（4）能夠“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在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處理上，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證安全防后患”的理念為基礎，改變了過去那種未被證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對安全的，未被證明有害就是無害或相對無害的思維觀點。[33]強調的是，當存在嚴重的威脅和不可逆的傷害的情況，以及確定性的缺失，即對所可能產生的潛在不利影響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關科學資料和知識，因而缺乏科學定論，不能成為拒絕采取預防性行動的理由。因此，在某項行為做出之前，就要對其可能的影響做出評價，并制定應對策略，采取預防性的行動，對有關的問題要有所防范。這不是為了解決那些可識別的、已為人所知的風險，而是為了應對那些推測性的、還未被科學證實的風險。它的決策程序是這樣的：①識別可能的威脅和描述問題的特征；②關于威脅的確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對問題進行再組織從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評估替代性方案；⑤決定策略；⑥監控和采取進一步的行動。[34]而采取的進一步預防性行動包括：有條件的批準（要監控）、暫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項技術[29]p.17-19。可以說，預警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獲得確鑿的證據之前就充分評價，制定預警方案，處理突發性的環境問題，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轉的環境災難，它避免了鼓勵式的、允許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該模式的政策能夠獲得轉基因作物收益
在處理轉基因作物風險與收益方面，預警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張力的。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前，它要求對轉基因作物進行特殊的安全評價，并要求采取針對性的預防性措施來應對那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當安全評價或者這些預防性的措施沒有完全落實之前，它會要求暫停或有限度地進行該種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但一旦其通過了安全評價并對可能的風險采取了相應的預防性措施后，它又會批準其商業化種植。因此，這種模式的政策不會由于一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而完全禁止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而只是考慮到其風險的新穎性、特殊性以及風險評價、防范上的一些技術性問題，適當地放慢轉基因作物的發展。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夠有效應對和防范轉基因作物風險，但與此同時，它并沒有完全放棄轉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風險的防范中積極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見，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學（sound science），而是為了有效地應對科學認識的不確定性，克服科學的局限性和缺陷，減少乃至杜絕難以修復的、不可逆轉的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出現。同時，這種模式的政策能夠抓住轉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較恰當地處理了轉基因作物不確定性的風險與確定性的收益之間的關系，在保證轉基因農作物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能夠保障公眾健康和環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種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簡短的結論及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鼓勵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雖然可以加快轉基因技術的發展，在短期內能產生明顯的效益，能解決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饑餓問題、貧困問題，但這不是明智之舉，因為它忽略了環境風險、不顧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發生了環境問題，就會造成嚴重的代際不平等，這不是一種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雖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時也喪失了發展現代生物技術的機會，這是一種顧此失彼的政策，對建立現代農業，保障糧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沒有考慮到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忽視了轉基因作物風險的不確定性、潛在性、級聯性、擴張增殖性等，顯然很難保障生物安全；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對風險有科學的認識，既認識到了確定性的風險，又認識到了潛在的、不確定的風險，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做好了應對準備，能協調好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化種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能兼顧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應該是最合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上面僅僅是一般性的論述，沒有就某國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一旦涉及到這一點，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復雜。如在政策實踐中，一些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們受技術水平的限制，自身沒有能力對轉基因作物進行生物安全檢查，而且一旦發生轉基因作物風險事件，它們也沒有能力去應對；也可能由于這些國家對轉基因技術有一種先天性的恐懼，認為轉基因技術是魔鬼，它會破壞歷經千載歲月發展起來的可持續農業系統，所以，為了確保國家的生物安全，它們排斥轉基因技術，寧愿完全放棄發展轉基因技術的機會及其產生的收益；還可能由于它們是以農作物出口為主的國家，為了使得農產品能順利出口到一些反對轉基因產品的國家，所以就拒絕轉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國家的無轉基因化(non-GM)……這告訴我們，某一主權國家在選擇并制定什么模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這一問題上的考量是異常復雜的，涉及到技術力量、糧食安全、政治穩定、國際貿易等多個方面，需要我們深入細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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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在美國進行數月走訪調查而成的紀錄片終于。在這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紀錄片中，崔永元一行人通過人物訪談、實地調查等方式，以自己的立場為基礎，記錄了美國轉基因食品的現狀和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觀點。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于這部紀錄片，持不同觀點的人會看到不同的東西。對轉基因支持者而言，這部紀錄片算是粉碎了“美國人不吃轉基因”的謊言，明確了轉基因在美國并不需要強制標示，也體現了美國官方和主流學界對轉基因的支持態度；而對于轉基因的懷疑者和反對者，也能看到美國內部也存在強大的轉基因反對聲音、不少人排斥轉基因食品并歡迎有機食品等。
然而，作為一部紀錄片，它存在太多的漏洞和偏頗，使之無法完整客觀的呈現美國農業和食品工業的真實面貌。事實上，片中存在的大量漏洞甚至謠言，已經被眾多科學傳播界同仁辟謠過多次。本文并不想引用太多專業論文來進行辟謠，畢竟，一來這是重復工作，二來結論性的文字是一個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東西。本文的寫作目的是與各位讀者探討應該如何進行一個科學的調查，以及如何對調查結果進行更為理性的思考。
統計和謬誤
對統計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抽樣的樣品越多、分散的越隨機，越能反應總體的規律，反之則會陷入錯誤之中。紀錄片中，“超市采購”案例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們可以注意到，采購者在一座超市中，只購買了一件玉米制品和五件大豆制品。那么，只在一家超市取樣，隨機性就不能保證——畢竟在美國甚至有只販賣非轉基因食品的專門超市。此外，購買的產品種類太少，且不能保證是否經受了非隨機的挑選——因為即使是轉基因和非轉基因食品都進行販賣的市場，非轉基因食品有著明顯的標識，這對于商品選擇有著顯著的影響。事實上，在存在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就必須采用盲法進行采樣，來保證取樣不受影響。例如，告訴第三方人群購買產品，而不告訴購買產品的標準，這樣的調查也許會更具有說服力。
對消費者群體的采訪也存在取樣偏差。與大范圍的問卷調查相比，采訪調查雖然互動直觀，但是由于樣品量太少，無法客觀的顯現總體消費者的態度。從片中可見采訪群體大多是家庭主婦人群（尤其是那個“家庭媽媽組織”，從穿著已經能看出是一個明顯的轉基因反對組織），而統計上對轉基因持支持態度比例較高的如大學生等知識分子群體，卻很少出現。
有了大樣品量、取樣隨機的調查，其結論是否就一定可靠呢？非也。在很多統計中會出現具有相關性的數據。而如何從相關性推斷兩組數據間存在的因果關系，這是影響結論的重要因素。在片子一開始，就請出一位名叫南茜·斯萬森的大學教授，展示了所謂“草甘膦使用量和疾病高相關性”的關系圖。在圖中，南茜·斯萬森聲稱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其相關系數可達0.96以上。片中以此暗示了草甘膦是導致這些疾病的元兇。
那么，實事真的如此么？這里，斯萬森說過的一句話其實已經點出了問題所在：“有相關關系，不代表兩者一定就是因果關系。”事實上，混淆相關性和因果性的關系是在統計中經常犯到的謬誤。它會造成諸如“冰淇淋銷售量增加導致溺水人數增加”、“索馬里海盜數量下降導致全球氣溫上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
讀一讀斯萬森發表在一個類似于博客性質的網站上的報告原文，我們可以發現根據她的計算，草甘膦使用量和幾乎所有疾病都有高達0.9以上的相關系數。在科學上，如果一個變量能引起幾乎所有其他變量的改變，那么人們首先懷疑的是二者間的相關性計算是否存在問題。事實上，斯萬森的報告的確存在的這樣的問題。她使用的相關系數計算方式是經典的皮爾遜相關系數（Pearson's Coefficients），而該算法體現的是兩組數據的變化幅度（如上升和下降），對趨勢本身并不敏感（例如一同升高的斜率）。換句話說，如果兩組數據都以接近的比率增長，那么二者計算出的相關系數都是非常高的。例如，筆者計算了2004年到2011年有機食品銷售額和糖尿病發病率之間的關系，其相關系數高達0.992——這是否足以說明有機食物的銷售增加了糖尿病發病率呢？
事實上，對于高相關性數據，我們更需要做的是發掘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聯系。例如疾病發病率的增加，直接原因可能包括檢測技術的進步、人口老齡化、環境中有害物質的增加等等。然后通過實驗，確認另一變量（如本例中提到到的草甘膦使用量）是否能直接導致該現象的發生。如此才能確定相關變量間是否真正存在因果性。總之，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高相關系數也不能說明因果性更強。
科學事實的判定
對樣品進行正確的統計和分析是得出正確調查結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實驗得到的結果則是形成科學事實的重要部分。那么，這里就牽涉到對于科學事實的判定。一個好的科學事實，需要有設計和操作良好的實驗、符合邏輯的分析，并且其結果能接受其他同行的檢驗和重復。
在片中多次談論到的核心問題，就是草甘膦和轉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問題。這是展現如何判定一個結論是否科學的窗口。目前，已經有相當多的科學結論，證明已經批準上市的轉基因作物生產的食品，其安全性和常規作物相比并不會更低（這也是眾多包括歐盟在內的國家和地區批準種植轉基因作物和銷售轉基因食品的依據）。同時，也不時有一些聲稱發現轉基因食品或草甘膦對生物體健康造成影響大的報道。那么，判斷這些繁雜的信息是否科學，是否可被證實的依據，就是上面提到的“好的科學事實”所需滿足的條件。
事實上，有很多此類正是由于不能滿足這些條件而被認為并非科學事實。例如，2012年轟動一時的法國轉基因玉米飼喂導致大鼠腫瘤事件，由于實驗設計的缺陷和統計方式的錯誤導致其在2013年被撤稿。而片中多次提到的“MIT教授沙姆索和塞內夫發表的證明草甘膦影響腸道菌群從而影響健康”的文章，經筆者查詢，系發表于一份尚不被PubMed收錄，影響因子僅為1.3（這對于健康和生理領域屬于相當低的水平）的期刊《Entropy》（熵）中，因此其同行評議的質量相對較低。細讀此文可以發現，其闡述中草甘膦劑量-菌群紊亂證據極少，而更多的是采用斯萬森的方式，用相關性代替因果性進行論斷。前述已經被撤銷的法國大鼠飼喂實驗證據，在此綜述中被引用了5次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作者中，沙姆索自稱“獨立科學家”，而塞內夫則出身電子工程專業，二者均沒有生物學學習經歷，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這篇文章中沒有涉及任何作者本人獲得的實驗數據。
對于普通人來說，也許并沒有多少機會接觸學術文獻，因此很多人面對一個科學結論是依靠是否符合的個人經驗來判斷是否正確的。然而，雖然個人經驗對于自己本身印象深刻，但在沒有良好設計和統計的前提下，是無法作為科學事實的證據的。這是基于兩個原因，一是個人體驗會帶有個人的主觀因素，二是由于個人體驗存在個例現象。例如，片中采訪者提到的“Bt蛋白能殺死害蟲，所以一定對人體有害”，其實是一種簡單的聯想，而沒有考慮到昆蟲和人體消化道內截然不同的環境和細胞表面受體。再如，片中提到的“玉米喂鳥”實驗，雖然感官上看到轉基因玉米剩下的更多，但是這一觀察并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很多轉基因玉米相對普通玉米籽粒脫水更快，這是一個優良農業性狀，然而含水量更低的玉米籽粒相比于含水量高的籽粒對鳥類啄食的吸引力更小。再比如，片中有人聲稱“吃過一兩個月有機食品感覺更健康”的言論，即使這一現象成立，也無法說明轉基因食品“不健康”，因為注重挑選有機食品的人，會在生活方式上也更加注意，從而使得個人體驗變的良好。而對于個例來說，片中一段“轉基因作物如果對某些最脆弱的人群不安全，它就是不安全的”的表述是個極好的例子。因為在美國，每年就有約200人死于花生等堅果及水產引起的過敏性反應，而對谷物中麩質過敏的人數據估計超過數百萬。而這些“脆弱”的人群并沒有妨礙其他人群將堅果、水產和谷物視作“安全的”。
科學事實的判定的底線，是尊重客觀事實。如果不尊重客觀事實，那么判定就成為了空中樓閣。此片很多結論雖然有不科學，但還算是有拍攝到的“證據”為基礎（比如前述“斯萬森報告”，雖然荒唐，但也算有個影兒），然而還有一些結論的提出則純粹是玩弄觀眾。例如片中后半部分表述的“現在的玉米教材將有病害的玉米描述成正常玉米，以此掩飾草甘膦影響”中，那位種植園主描述的所謂“如同腳上的壞疽”的玉米根部，事實上是幼苗早期生長出的不定根形成的致密維管組織區。而片中開頭出現的所謂“吃一個月有機食品后腫瘤消失”的言論，套用片中的話來說，那就是“如果你不信，那就來親自看看吧”。
不能忽視的市場選擇
片中除了采訪普通消費者外，也采訪了不少從事農產品生產的農戶，詢問了他們對于轉基因作物的看法。其中有的人表示了支持，而另一些人則表示了反對。
為什么同是種植者，而對于轉基因作物種植的態度差別如此之大呢？仔細看一下二者間的差異就能發現問題所在。支持轉基因的農戶，其家庭農場的面積廣大，可以達到數百甚至上千英畝。那么此時除草和除蟲的壓力就變得非常大。如果采用傳統的除草和殺蟲方式，那么需要耗費的人工和精力是不可想象的。這就是為什么大型農場的農場主歡迎轉基因作物的原因。因為減少的人工費用可以大為降低作物的生產成本，減少殺蟲劑的使用對環境也不無裨益。
而支持非轉基因作物的種植者，則多以家庭庭院種植或小面積種植戶為主。較小的耕種面積使得人們有能力來通過人工或有機方式進行生產。而生產出的作物，則由于其自身較高的售價，使得種植者獲得更高的利潤。
事實上，這種差異可以回答一個顯而易見、但在這部紀錄片中沒有涉及的問題：為何在眾多反對聲中，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仍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在增長？
農作物的最終去向，仍是作為一種商品投向市場，因此其生產和銷售一定符合市場規律。對于美國、巴西等國來說，由于人口較少而耕地面積廣闊，因此糧食處于供過于求狀態。農戶為了能夠獲取更多利益，必然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降低成本或提高價格。而農作物生產中，人力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可高達30%以上。對于難以有效減低的土地成本和物質成本來說，降低人力成本是增加收益的有效手段。而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則正是依靠其抗性的存在可以依靠大面積機械化噴灑廣譜除草劑來降低人工使用。而對于抗蟲作物來說，則減少了農藥帶來的物質成本和潛在的環境成本。方便、少人工、能在大面積種植情況下保證收益，這正是目前廣泛種植的第一代轉基因作物得以興起和推廣的原因。
另一方面，人口眾多，耕地面積相對較低的國家如我國，糧食的供需則較為緊張，而糧食的需求則仍在增加——增加的人口、提高的生活水平，甚至所消耗的能源，都需要越來越多的糧食進行支撐。對糧食需求的增加和供給緊張導致的直接影響就是農作物價格的上漲和對農作物的進口需求。以大豆為例，2013年我國大豆需求量超過7500萬噸，而生產量則為1200萬噸左右。高達超過6300萬噸的大豆缺口只能依靠進口彌補。而我國龐大的進口需求量又推動了世界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的增加——畢竟，面對國內的缺口，唯一可行的選擇是進口國際價格較低的轉基因大豆。所以片中那位大豆種植戶明確表示，中國的需求變動可以直接影響其種植品種的選擇。而這種變動帶來的更具深遠意義的價格波動問題，卻在片中被有意或無意的忽視掉了。
那么，有機農業能解決這一問題嗎？答案是否定的。有機農業的性質決定了其生產成本無法有效的降低，因為它必須依靠足夠的人工管理才能夠良好運轉和生產。這使得有機農業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只占到極小的比重（對于美國來說約3%）。而高成本帶來的高價格，使得選擇有機食品的消費者需要承擔更多的開支。這也決定了有機農業只能成為小部分人的選擇，在家庭庭院之外販賣或專營店倒是可以做到，而要成為現代農業的主流則是無法實現的目標。
所以，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其本質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就和任何一項新技術一樣，新的高生產力替代舊的低生產力，這是正常的發展的趨勢。如果僅僅將轉基因作物的興旺看做少數公司陰謀交易的產物，那么未免太瞧不起市場這只看不見的巨手了。
政策：脆弱的平衡
到這里，我們已經看到如何看待統計數據、如何判斷科學事實，以及了解市場對轉基因作物產業的影響。那么，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轉基因的挺反之爭。
這部紀錄片所反映的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和中國一樣，對轉基因作物的態度并非鐵板一塊，反對者大有人在。事實上，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的近20年來，美國人并非是“放心的”吃，而是“渾渾噩噩”的吃——多數人根本不了解轉基因，甚至聽都沒聽說過。如果聽到轉基因這個概念，對于這樣一個新的食品類型，出于人類的本性自然會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只不過在兩國情況還有些不同——美國民眾更加信任政府權威部門的認定，且近20年來并沒有明顯而普遍地感到壞處。遺憾的是，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并不存在。
就目前來看，支持轉基因的一方，支持的理由包括降低農產品價格、增加市場競爭力、減少高毒除草劑和殺蟲劑的使用量等，而反對轉基因的一方，理由則包括潛在的生態風險、信奉“天然”的心理或宗教因素，以及聲稱的潛在健康危害。目前主流科學界已經認為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并和傳統作物有著無差異的營養和安全性，并且每一個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在商業化種植前都需要經過數年的審批過程來驗證其食用和環境安全性。可以說，對于轉基因作物的審批是最為嚴格的作物品種審定程序。相對應的，各國也都對轉基因作物研發過程制訂了嚴格甚至嚴厲的法規，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研發和推廣都必須依照規章而行，任何違規違法的行為都理應且必須受到懲處。
片中講述了一個試圖提交偽造實驗證據的種子公司被處以刑罰的事例，這正表明了在對待轉基因作物審批這件事上給予的嚴格管控。但盡管如此，在政策考察和制定時，反對的聲音仍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事實上，作為一個理性的政策制定者，總是需要在爭論的各方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在涉及轉基因作物經營和銷售中存在爭議的諸多方面，如農產品補貼政策、轉基因食品的標注政策、進出口檢測標準制定等等，莫不都是各方相互平衡的結果。
小結
這部紀錄片，從宣傳上看是成功的，而從科學角度看則是失敗的。在宣傳上，神奇的個例、豐富的個人體驗和對一些轉基因支持者激烈的反擊，讓這部紀錄片具有很強的煽動性。但其背后，無論從被采訪者的構成、所表述的觀點還是其論述的科學性上看，無不流露著縱和選擇的痕跡。這也許與隨同他一同進行調查的著名轉基因反對者有密切的關系。
隨著中美農產品貿易的不斷加強,在農產品貿易中引發的爭端也日益增多。這些爭端嚴重影響了中美農產品貿易的正常發展。
中美農產品貿易的摩擦不僅是由于極高的關稅征收所導致,更多的是來自那些隱形的非關稅壁壘。首先是對農產品的高額貿易補貼,2002年美國《農業法》修改,使得政府補貼巨幅增加至1900億美元,范圍包括棉花,大豆,小麥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羊毛,蜂蜜等。
其次是強制性技術標準,這里面主要又包括轉基因作物問題、綠色壁壘與食品安全問題以及環境壁壘。2002年我國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法規利用了世貿組織允許的技術壁壘,限制了美國轉基因作物的出口,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同時由于中國水果的品質差,安全性低,常常受到美國的綠色壁壘阻礙,使得中國水果競爭力不斷減弱。對于環境壁壘,例如美國對許多食品的包裝要求可降解包裝,盡量減少對于環境的損害,這也使得貿易的成本增加,實現了美國的貿易保護。
最后就是關于傾銷與反傾銷問題。我國頻頻遭受農產品的反傾銷案件困擾,涉及反傾銷的商品有蜂蜜,大蒜,小龍蝦,濃縮果汁等,被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使得中國本來具有比較優勢的許多商品失去了競爭能力。
面對各種各樣的貿易爭端,使得我國的農產品出口成本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我國農產品走向美國市場受到了阻礙,不斷引發的貿易爭端也使得兩國在農產品領域的貿易交往受到損害,最終不能最大化的獲得國際貿易的利益。
2中美農產品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貿易自由化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但是由于國家利益的沖突,貿易產生摩擦在所難免。其爭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2.1中美經濟實力差異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對于貿易發展的影響不言而喻。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實力強,其政府就能通過補貼,生產標準,競爭條例上的政策提升其農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WTO規則和許多貿易協定都是建立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之上的,特別是關于技術性壁壘的設置,由于發達國家技術優勢明顯,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發達國家制定的標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由于達不到其技術標準而經常發生摩擦。
2.2國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農產品的特殊性必須要求國家加以保護,維護政治的穩定。另一方面農產品的競爭在于一國擴大了某些農產品市場,另一些國家就會失去一些市場。每個國家都想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開發國外市場,就會提供各種各樣的鼓勵出口的措施,如補貼,并且推行限制進口的措施,如高關稅,技術壁壘等。貿易爭端的出現實際就是國家利益沖突的表現形式。
2.3農產品貿易協定WTO協議約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國家對于WTO協議和其他貿易協議的條款理解有著差異,任何國家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是正確的,這樣以來必定造成各國的糾紛。另一方面貿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由于發達國家科技水平高,制定的標準相應高,這些都說明國際貿易的體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種談判的協議對于貿易保護主義的約束力是有限的。
2.4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和質量問題
由于國家不合理出口補貼的政策,使得很多企業為了那道出口補貼,甚至虧本出口造成不規范的價格,致使美國對中國產品提出傾銷,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落后,致使出口的農產品質量不過關,遠遠達不到美國的技術標準,環境標準。從而多次出現中國出口的農產品被禁止進口通關,而且還屢次發生食品安全問題。
2.5我國企業的自我保護能力不強
我國企業的自我保護,預警機制都不完善,也沒有強有力的解決貿易爭端的有效措施。出口企業缺乏敏銳通暢的信息機制,傳導分析信息系統,致使競爭手段單一,國際營銷能力不足。出口企業之間的混亂競爭,也導致了本國出口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的惡性競爭,而且國家,商會等組織機構,對于企業的約束管理能力不強,使得企業之間的凝聚力不夠,這也從一個方面增加了農產品貿易的摩擦可能性。
3小結
中美兩國在農產品領域的摩擦爭端接連不斷,但是從整體上看,中美農產品貿易互補的特點,而且國際分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發展,中美農產品貿易的前景仍然是十分看好的。當然中美之間的摩擦可能會繼續成為阻礙兩國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問題,中國應該從政府,企業,商業協會等多方位考慮解決措施,形成完善的解決機制。為中美農產品貿易掃清障礙,獲得雙贏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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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食品安全;“檸檬”市場;逆向選擇
從“蘇丹紅”到“毒豇豆”,從“三聚氰胺”到“地溝油”,食品安全上暴露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問題讓消費者憂心忡忡,并進而指責和詬罵企業的不端行為和道德敗壞,認為問題出在企業的內部,企業的管理者們都是些“黑心老板”,他們唯利是圖,不講誠信。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會發現除了人們普遍認為的因素之外,食品安全問題更深層的根源出在企業的外部,是市場的運行機制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催生的悲劇。
一、“檸檬”市場
經濟學上把這種劣質商品充斥的市場稱為“檸檬”市場。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于1970年發表了論文《“檸檬”市場:質量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文中阿克洛夫闡述了市場機制下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并分析了這種逆向選擇的結果和它對市場有效運行的影響。這是對信息經濟學具有奠基性貢獻的論述,之后“逆向選擇”理論和“道德風險”理論被廣泛運用,分析各種各樣的信息不對稱市場的運行失靈和政策選擇。與金融市場上的“格雷欣法則”十分相似,產品市場上也有劣質商品驅逐優質商品的現象,并最終形成“檸檬”市場。“檸檬”市場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第二,市場上產品質量高低不同。當賣方擁有比消費者更多的信息,消費者在對產品質量把握不準的時候,他們會對市場上的產品有一個總體的平均估價,產品價值高于消費者的這個預期價格的商品會無利可圖,賣者將不再在這個市場上出售商品,市場上商品的總體水平又趨下降,消費者的預期價格也隨之下降。
二、食品安全問題的經濟根源
(一)食品市場擁有形成“檸檬”市場的特點
在諸如食用油、酒和牛奶制品等市場上,具有形成“檸檬”市場的兩大主要特點。在這兩大特點的支配下,市場機制的無效運行致使產品質量逐步下降,最終陸續出現了用工業酒精勾兌假酒,三鹿奶粉中嚴重超標的三聚氰胺,以及消費者無從察覺的地溝油等等聳人聽聞的食品安全問題。
1.食品市場的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尤其在我國發展還不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上的經濟主體魚龍混雜,技術條件高低不同,產品質量自然也就參差不齊。尤其在物流發達的現代社會,各地的產品在市場是匯聚是最常見的事情。武漢一個小小的蔬菜市場就可能同時出現來自全國各地的產品,不同的土質、氣候,甚至不同的化肥、農藥指標使得產品的外觀和內在品質都有巨大的差別。前段時間在南京、武漢接連檢驗出來自海南的“毒豇豆”,農民使用了禁用的農藥水胺硫磷,因為它殺蟲效果好且價格低廉,但卻不管它對人體有劇毒這個事實。武漢的奶制品市場亦是如此,蒙牛、伊利、光明、友芝友和垮掉了的三鹿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前都可以在同一個超市內出現,在此事件之后又有許多國際品牌趁機進駐國內市場,奶制品市場上的產品質量更是各不相同。純牛奶、酸牛奶、兌水了的牛奶和加三聚氰胺的牛奶都堆在市場上。
2.市場上買方信息不完全。市場上各種各樣的食品,從生產、加工、物流、倉儲、銷售,到最后被擺上餐桌消費掉。消費者掌握的信息嚴重的不完全,甚至不知道酒店后面的廚房里是個什么情況。比如前幾年曝光的山西假酒事件,致使許多人飲用之后失明,消費者對于酒的質量和酒的生產過程的了解完全不夠,他們甚至在失明了之后都不知道是酒有問題,產品的質量和各種成分的檢測是消費者難以獨自完成。
(二)市場機制的無效率
市場的價格機制對同質商品的調節是有效的,但是當市場上的商品質量不同的時候,價格機制就出現了問題。比如二手車市場,市面上二手車的價值為0～2000元不等,平均價值為1000元,買方并不知道二手車的真實價值,所以只肯支付1000元,這樣一來那些高質量二手車(≥1000)的賣主就會拒絕出售,市面上就只剩低質量的二手車了(≤1000),反過來買方知道現在市面上二手車的平均價值為500,只肯出500,500～1000的二手車市場也消失了,只剩500以下的二手車,如此反復,最后整個二手車市場上就只剩下了劣質的商品,這是“檸檬”市場的經典案例。在食品市場上會出現比這復雜的多的情況,激烈的價格競爭促使生產者努力的壓縮成本。處于劣勢地位的生產者想方設法的以次充好,惡性競爭一旦出現,各參與競爭的主體會紛紛效仿,于是牛奶里的水越兌越多,三聚氰胺也越加越多。這就是信息不對稱市場的失靈。
(三)食品市場上質量監管困難
經濟學對于市場失靈的研究由來已久,政府的干預已經成為共識。但是食品市場上對于產品質量的監管和檢測的技術困難特別大,市場上各種各樣的食品,從生產、加工、物流、倉儲、銷售,到最后被擺上餐桌消費掉,環節特別多,時間特別長。操作起來難度特別大,需要的技術支持也難以達到,特別地,在傳統食品之外又興起了轉基因食品,質量的檢測方面更是面臨新的挑戰。
三、食品安全的調控手段研究
1.完善質量認證體系。檸檬市場的最大特點就是信息不對稱,而解決食品市場信息不對稱最直接和可靠的辦法就是完善食品質量認證體系,所以通過完善質量認證體系可以緩解食品市場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情況。一方面努力完善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HACCP認證、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等管理體系認證;完善無公害農產品認證、綠色食品認證、食用農產品安全認證等產品認證體系;在農產品中推廣QS認證,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社會責任標準SA8000認證等。另一方面通過理順各監管部門的管理職責和規范部門的運行程序來提高監管效率。
2.鼓勵優勢企業打造值得信任的品牌。鼓勵優勢企業打造品牌,建立厚重的企業文化和商譽資本,以提高企業不端行為和惡性競爭的成本。鼓勵品牌企業提升消費者消費學習能力,努力引導消費者理性消費,明明白白消費,同時運用差異化和個性化的戰略進行競爭,向客戶提供真正有獨特價值或超值的產品或服務。許多企業的售貨員在介紹產品時,無論問到什么檔次的產品,以及無論問到什么產品屬性,則一定是王婆賣瓜,統統是最好的,而且會屏蔽有關產品的一些負面信息,這種介紹方法等于自夸,而非介紹。便宜的,不知道便宜在哪里;貴的,也不知道貴在哪里。當弄不清楚品牌間的具體區別時,大多顧客的消費決策模式是:同等功能的產品,選擇價格偏低的品牌,或者選擇大品牌同系列產品中的低端定位產品。這是品牌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3.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的公眾參與。消費者是食品安全最大的受益者,理順渠道引入公眾的監督,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的公眾參與機制是最明智的選擇,作為受益者的公眾消費者的監督將會是最不遺余力的。公眾參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1)鼓勵NGO和志愿者參與宣傳和公益活動,加強對消費者的食品安全知識宣傳和食品安全意識教育,從而提高公眾在食品市場上的信息優勢和食品品質鑒定能力,提高他們的公眾參與能力。(2)發揮消費者和優質商品生產商的監督作用,通過舉報有獎等激勵使他們對食品生產、加工、物流和銷售的全過程進行監督,從而改善食品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情況,進而打破“檸檬”市場格局。(3)為社會公眾參與立法和管理決策鋪設渠道,對轉基因食品等新的產品的立法和管理獻言獻策,發表意見。一方面使得食品市場監管和立法的決策更能夠代表廣大社會公眾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得立法和決策的實施更有保障。
參考文獻
[1]喬治?阿克洛夫.“檸檬”市場:質量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J].經濟導刊.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