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0 14:55:2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紀律處分條例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陜西定邊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兼基層辦主任張子棟酒后駕車撞死人，企圖拿出18萬元私了一事，初步有了結果。12日晚，定邊縣委召開常委會，決定張子棟交通肇事案件，交由司法機關依法按程序作出公正處理。當晚，定邊縣交警大隊也做出事故責任認定，張子棟負本次事故主要責任。
13日凌晨，定邊縣委書記尚洪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對于此事的處理，待司法機關做出處理結果后，由紀檢機關按《黨內紀律處分條例》給予張子棟紀律處分；由司法機關提請縣人大常委會，依據有關規定，按程序在案件辦理期間，停止張子棟的縣人大代表職權；免去張子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基層辦主任職務。同時，教育黨員干部以此為鑒，汲取教訓，遵紀守法，努力搞好本職工作。
定邊縣交警大隊教導員李仲生說，事故責任認定剛剛作出，張子棟酒后駕車，會車時占線行駛，肇事前未采取制動避讓措施，負本次事故主要責任。死者李懷招無證駕駛無牌照車輛，未戴安全頭盔，肇事前未采取制動避讓措施，負本次事故次要責任。
摘?要： 高校學生紀律處分在實現教育管理目的和保護學生權利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應逐步建立和完善紀律處分撤銷制度，充分發揮紀律處分的育人功能和價值。現階段，學生紀律處分撤銷制度構建要充分體現處分的公平、公正、關懷原則，實現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關鍵詞： 高校；紀律處分；撤銷制度中圖分類號： G647????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8381（2012）06—0094—04
一、 學生紀律處分撤銷制度
構建的理論依據??（一） 消除制度弊端，實現紀律處分警示、育人功能???? 紀律處分作為一種特殊的教育管理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認，它本身也存在諸多的弊端和不足。首先，紀律處分制度有一種天然的貼標簽的功能和作用。這容易導致受處分學生在同輩群體當中受到歧視和打壓，導致學生性格扭曲和出現心理問題，容易出現冷漠、報復、仇恨等不良甚至極端心態。這既不利于個體的成長和發展，又妨礙和諧校園的建設。其次，紀律處分制度本身有一種負面示范的作用和功能。紀律處分制度作為對學生行為的評價機制而存在，它扮演的角色會對學生群體起到潛移默化的示范作用，處分過程變為一次生動的“表演”和教育程序。這都會影響學生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傳遞對立情緒和粗暴的教育管理觀點。最后，紀律處分作為教育管理技術的一種存在方式，具有技術管理不可消除的弊端。紀律處分是綜合教育管理的一種方式，而且是一種必須謹慎介入教育過程的方式。因此，它必須是在對學生進行長期觀察和教育后方可采取的措施，不能作為高校管理的主要方式，不能簡單地將學生行為或結果與紀律處分直接對接，關鍵是找到學生行為的動機、原因和關節點，找到源頭進行綜合治理和教育。既然紀律處分有這么多的弊端，那么就有必要建立一種處分救濟制度。紀律處分撤銷制度能夠保證紀律處分在起到作用的前提下，彌補對受處分學生心理、發展等方面的負面影響，最大限度地發揮紀律處分的教育功能。???? （二） 高校秉持“以人為本”育人理念，不斷完善學生管理制度???? 育人為本，是黨和國家教育方針的本質內涵，是高等教育貫徹“三個面向”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觀要求，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信念。高等教育應該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育人理念。該理念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一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學生的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尊重學生的個性和價值，保障學生的權利不受侵害；二是教育管理活動要讓學生生活在希望之中，能夠對生活充滿自信；三是要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學生，保護他們的自尊心、自信心，尤其是要平等對待受處分學生，關鍵是要給他們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和建立能夠使他們進取的制度。構建紀律處分撤銷制度，最大限度幫助受處分學生群體重拾信心，改過自新，從學生的角度予以制度關照，最終實現制度管理和學生權益的和諧雙贏。而且，撤銷制度充分體現紀律處分的“寬嚴相濟”和“懲罰和救濟相結合”的原則，將處分對象作為不斷變化和可塑造的活生生的主體看待，給處分對象充分改過的時間和機會。因此，高校教育者除了要樹立“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外，還要堅持為學生終身發展高度負責的理念，并將這些理念貫穿于高等教育活動的全過程。值得反思的是，我們學校的活動，我們教育者的行為，是否做到了尊重學生、信任學生、保護學生，是否遵循了青年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和教育發展規律，是否為學生的可持續發展和提高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提供了最佳的服務。???? （三） 有助于實現學生紀律處分制度育人、程序公正、權利救濟等基本價值???? 高校學生紀律處分撤銷制度有其存在的價值基礎，主要包括育人價值、程序公正價值、權利救濟價值等。育人價值方面，紀律處分是高校針對學生違紀行為實施的否定性制裁，是一種必要的管理手段。但處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教育、挽救學生的手段，其出發點不是束縛人、禁錮人，而是創造條件發展人，是教育、引導、鞭策學生健康成長。紀律處分撤銷制度是紀律處分制度的補充和完善，是高校育人功能的一種表現方式和手段。程序公正價值方面，程序公正的理念要求高校在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應該按照法律、法規及學校相關規定，在保證學校管理秩序和學生個體權利的前提下，實現程序的平等和正義，保障學生個體的合法權利。而紀律處分過程中高校處于主導和強勢地位，大學生則處于弱勢地位，由于程序的不平等容易導致處分結果的不正義。處分撤銷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平衡高校和大學生之間地位的不平等關系，從程序上保障大學生權利的實現。權利救濟價值，當前高校學生紀律處分在救濟程序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如重處罰輕救濟、救濟程序方面缺失等。紀律處分撤銷制度則是對大學生權利進行救濟的一種重要方式，它能夠有效防止學生處分權的過度膨脹，從而構筑學生權利保障的有效壁壘。這就要求我們積極探索和完善高校處分的救濟方式，在保證學生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學生紀律處分撤銷制度，保障學生的正當利益，真正實現處分教育的育人目的。
二、 學生紀律處分撤銷制度
構建的現實依據??（一） 有效發揮高校教育管理制度的激勵功能，不斷提高高校管理水平???? 《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提出高校管理“要依法治校，從嚴管理，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規范管理行為；要將管理與加強教育相結合，不斷提高管理水平，努力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依法治校的根本目的是在保障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的同時，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為此，必須依法健全和完善學校的管理制度，從嚴規范管理行為，從而使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有章可循，免受管理人員主觀隨意性的影響，實現學生管理的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高校在對學生進行管理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強教育。管理和教育相輔相成，要將管理和教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能不斷地提高管理水平。一般來講，健全、完善、高效的管理機制，應是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激勵功能與約束功能從整體到局部、從系統到要素、從過程到環節都是協調統一的機制，缺少約束機制、約束功能的機制，與缺少激勵機制、激勵功能的機制都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從高校學生管理的運行機制看，學生紀律處分制度，主要表現為一種約束機制，主要體現的是約束功能；而學生紀律處分撤銷制度，則主要表現為一種激勵機制，主要體現的是激勵功能。建立與學生紀律處分制度相匹配的學生紀律處分撤銷制度，是對學生紀律處分制度的修錯或彌補，有了這個修錯和彌補，高校的學生管理制度、管理機制才會更完善、更合理、更科學。因此，建立學生違紀處分撤銷制度是現行高校學生管理制度的內在邏輯要求。???? （二） 切實尊重和維護學生個體權益，促進學生個體健康發展???? 高校的責任在于育人，而育人的基礎就是要尊重和維護學生的合法權益，在此基礎上進行教育管理，從而實現學生個體的健康發展。而處分只是一種手段，旨在實現學校管理權力與學生權利的平衡，做到依法管理、賞罰得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學生的權利。一般情況下，學生在受到處分后，心理上會受到較大的創傷，主要表現為后悔、自卑、壓力大，試圖改正又擔心今后發展無望，渴望他人幫助又害怕遭到拒絕和恥笑。當然，還有少數學生破罐子破摔，以無所謂的態度對待自己和他人，從而造成更嚴重的后果。這些都會對學生身心健康產生消極影響，給學生性格發展留下隱患。在此情況下，處分不但不會發揮教育的積極效用，還極有可能會產生相反的結果，導致學生心理問題更加嚴重甚至危及生命。另外，學生一旦受到學校處分，則幾乎無緣于入黨、評優、評獎，就業也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并將終身背上“污點”。這兩個問題成了構建和諧校園過程中嚴重的不和諧因素。這些都影響了學生的全面發展，不利于實現學生權利的尊重和維護。而且，按照現有相關規定，對于學生的獎勵、處分材料應當真實完整地歸入檔案。這種制度本身就存在較大的缺陷，對于大學生來講也存在諸多不公平。因為大學生處于不斷成長和成熟的階段，在校期間難免做出一些過激行為，因此，應該給他們悔過自新的機會。學生違紀處分撤銷制度，作為一種激勵機制，體現的激勵功能則能夠實現對學生權利的全面尊重和維護，有利于消除校園中的不和諧因素，切實加強對學生的全面嚴格的管理和教育，同時也消除受處分學生步入社會之后造成的不穩定和不和諧因素。???? （三） 部分高校的有益探索和嘗試，為紀律處分撤銷制度構建提供有益借鑒???? 我國部分高校在反思學生紀律處分制度的基礎上進行了有益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周口師范學院制定了《關于減輕、撤銷學生紀律處分的若干規定》、江西師范大學制定了《關于降低或撤銷學生違紀處分的若干規定》、東北大學制定了《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學生違紀處分解除辦法（試行）》、江南大學制定了《江南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關于撤銷學生違紀處分的操作辦法（試行）》、福建中醫藥大學制定了《福建中醫藥大學解除學生違紀處分實施辦法（試行）》、青島科技大學制定了《青島科技大學關于撤銷違紀學生紀律處分的有關規定》、河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制定了《河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關于撤銷學生紀律處分的有關規定》、合肥劍橋學校《合肥劍橋學校學生違紀處分條例（試行）》、南開大學新修訂《本科學生學則》等。上述學校從學生和學校管理實際出發，體現出學校對學生權益的尊重和維護，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學校教學秩序與學生權利的平衡，做到依法管理、獎罰得當，盡可能或者最大限度地維護學生的權利，有利于受處分學生日后的成長。這些高校的做法，為處分撤銷制度構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能夠為日后該制度的正式確立提供實踐經驗。
[1]（1）案例一：甘露訴暨南大學，5年終獲改判。2005年間，暨南大學碩士研究生甘露提交的考試論文被發現系抄襲，在被要求重寫后，甘露第二次上交考試論文，又被任課老師發現抄襲。2006年3月，暨南大學作給予甘露開除學籍的處分。甘露不服，向廣東省教育廳提出申訴，廣東省教育廳認為暨南大學做出處分在程序上違反相關規定，責令學校對甘露的行為進行重新處理。2006年6月，在重啟違紀處理程序后，暨南大學依然作出將甘露開除學籍的最終決定。甘露于2007年6月，向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請求撤銷開除學籍決定。該院判決結果支持了學校的開除學籍決定。在表示不服后，甘露上訴至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但依然被駁回。隨后，甘露堅持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被省高院駁回。直到2011年，也就是在學校做出處分的五年后，甘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終于，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了甘露的訴訟請求，認為甘露提交的研究生課程論文，屬于一種普通的課程考核形式，即使存在抄襲行為，也不屬于規定中“情節嚴重”的情形。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撤銷了一審和二審的判決，確認暨南大學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作出的開除學籍決定違法。（2）案例二：劉輝訴華東理工大學，學校程序合法被支持。華東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MBA）研究生劉輝，在2012年6月CET-6考試中使用手機接收信息，構成作弊事實。華東理工大學根據《華東理工大學研究生違紀處分條例》第十三條規定，經校長辦公會研究決定，給予劉輝同學開除學籍處分。7月6日，劉輝向華東理工大學學生申訴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請，7月16日，華東理工大學學生申訴仲裁委員會認為學校作出的有關紀律處分的決定事實清楚，依據準確，程序合法。而后，劉輝向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提出申訴。10月10日，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作出復核決定，維持華東理工大學作出的被訴開除學籍處分決定。劉輝不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2013年9月30日，市政府以劉輝的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行政復議受理條件為由，駁回劉輝的行政復議申請。劉輝遂向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院認定華東理工大學對劉輝作出的處分決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依據正確，處理程序符合規定，判決駁回劉輝的訴訟請求。劉輝仍不服，繼續上訴。然而，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然駁回了他的上訴，繼續維持原判。（3）案例三：楊永智訴濟南大學，達到學術水平即應授予學位。濟南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2006級本科學生楊永智，于2007年5月26日與其他宿舍的學生打架，學校給予其留校察看處分，察看期自2007年6月6日至2008年6月5日。2008年7月10日，經楊永智申請，濟南大學批準撤銷楊永智的留校察看處分。2010年，楊永智畢業，濟南大學向楊永智頒發了普通高等學校畢業證書，但因有處分經歷未授予學士學位。楊永智不服，向濟南市市中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原審法院認為，濟南大學并無不當，駁回楊永智的訴訟請求。楊永智不服，提起上訴。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楊永智的全部課程學習和畢業論文成績均合格，符合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并責令濟南大學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一年內，依法履行向上訴人楊永智頒發學士學位的法定職責。然而，到2014年1月10日，濟南大學仍未授予楊永智學位證書。楊永智稱，如果濟大拒不執行，他將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2高校管理過程中的相關法律依據及注意事項
2.1明確高校是可訴的行政行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學校作為教育機構，行使的權利包括：（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三）招收學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五）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四條也規定，“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學校可以給予開除學籍處分：違反憲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破壞安定團結、擾亂社會秩序的；觸犯國家法律，構成刑事犯罪的；違反治安管理規定受到處罰，性質惡劣的；由他人代替考試、替他人參加考試、組織作弊、使用通訊設備作弊及其他作弊行為嚴重的；剽竊、抄襲他人研究成果，情節嚴重的；違反學校規定，嚴重影響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場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個人、組織合法權益，造成嚴重后果的；屢次違反學校規定受到紀律處分，經教育不改的。”由此可見，高校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在行使法律法規賦予的授予學位證、頒發畢業證、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等職權時是行政主體，從法院角度來看，其所作的開除學籍處分決定是可訴的行政行為。
2.2高校實施處分應遵守程序、把握尺度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四十三條中，規定了受教育者應當履行的義務包括：（一）遵守法律、法規；（二）遵守學生行為規范，尊敬師長，養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為習慣；（三）努力學習，完成規定的學習任務；（四）遵守所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的管理制度。《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五條也明確指出：“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應當做到程序正當、證據充足、依據明確、定性準確、處分恰當。”由此可見，高等學校有權對違紀學生給予相應的處分，高校學生應當遵守相關規定，并遵守高等學校依法制定的校規校紀。但與此同時，《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第五十二條至第六十六條，專門就學生的紀律處分、處分流程、申訴制度進行明確的規定，其中第五十二條規定了對有違法、違規、違紀行為的學生，學校應當給予批評教育或者紀律處分。而且“學校給予學生的紀律處分，應當與學生違法、違規、違紀行為的性質和過錯的嚴重程度相適應。”因此，學校在給予學生相應的違紀處分時，一定要注意遵守程序、把握尺度。
2.3高校學位授予不應另外設置門檻
論文摘要:學校作為法律法規明確授權的公益型事業單位,具有行政法上規定的行政主體地位,其根據此授權作出的對當事人資格的重大處分理應符合《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本文聯系現實中的高校學位授予所產生的矛盾,分析高校在實施上述法律法規授權時應該具有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一、學校的行政主體資格問題
無論是民辦大學還是公辦大學,都不是行政機關,但是其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事業單位具有某些行政職能,比如學位授予,當其作出對當事人(學生)授予與否的決定時,該行為是不可否認的行政行為,這就導致了其具有不可否認的行政主體地位。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受“學校不是行政主體和學位授予的最高機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也僅是議事協調機構而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觀念的影響,學生狀告學校屢屢被法院以訴訟當事人不適格為由不予受理,學生的合法權益一直沒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作為國家法律法規明確授權的事業性組織[1],在做出具體行政行為無論是程序不合法還是行政行為不成立的情況下,作為行政相對人并且通常是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大學生也只能徒嘆奈何,可見大學教育的行政法是如何被踐踏和無視的。
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不是學校的任何處分處罰學生的行為都是行政行為,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學校做出的行為都不是行政行為,只有在實施少數法律法規授權的行為時,才能認定為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學生與學校之間的矛盾沖突大多數情況下是要靠《民法》的特殊侵權和《教育法》的相關規定來解決。我們在研究學校行政行為時絕不能一葉障目,無視其他法律。
二、學校依法行政的正當性
依法行政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并不是絕對分開的,兩者之間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作用。現實情況的緊張性決定了依法行政的必要性,依法行政的正當性也是公眾對學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的社會期待和法律期待。“正當性觀念不僅經歷了從古代自然法到近性法、道德法的轉變,而且法律實證主義的合法性、有效性觀念也是正當性觀念發展的結果。”[2]
(1)學校依法行政具有社會期待的正當性。社會公眾對法律的評價和期待形成了自然法學派的研究對象,只有最終的評判結果與公眾根據道德倫理的評價相一致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和自覺遵守。大學教育作為我國的最高教育形式,肩負著培養高層次、高素質人才的重任,學校的依法行政起著身先示范的作用,無論是校內師生還是社會各界,都對學校依法行政不僅有著法律層面的期待,更有著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等道德要求的期待。
(2)學校依法行政具有法律期待的正當性。我國的《教育法》以及教育部的相關部門規章賦予了學校行政性的職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但是法律法規賦予各高校具體操作的權力,并不表明高校可以為所欲為,而應該符合我國《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即具有法律的正當性。如果這些具體操作即各個高校的《學生手冊》或者《紀律處分條例》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就不具有法律的正當性。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法律效力并不代表所有的處分都不合法或者無效,因為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闡述的那樣,絕大多數的處分(除非相關法規有規定)雖然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但是完全有可能具有社會效力或者道德價值評判的效力,比如學生檔案中可能有這個學生的違紀處分記錄,那他的校內獎學金等各種獎勵評定也會受到影響。
但是涉及資格授予問題,如大學本科生的學士學位,如果符合法規規定的授予條件而不授予則是違法的,即使這種不授予符合本校授予條件細則的規定。但是從現階段來看,我國各高校的規定真正符合現行法規的幾乎不存在,主要問題是將學位授予與紀律處分掛鉤,或者與考試作弊掛鉤,更有甚者與學生談戀愛、違章用電掛鉤。這些細則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既違反了社會期待的正當性,也違反了法律期待的正當性。
三、學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依法行政通常是政府行政部門作為執法者所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學校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如果未經法律法規的授權是不具有行政職能的。教育部的部門規章《學位條例》恰恰賦予了大學相關行政職能——授予行政相對人學習科研的資格。
(1)學位證書授予必須符合行政法相關規定是由其性質和社會作用決定的。學位證書到底有什么用?我想這個問題不用問學生,就是很多老師也回答不上來。我國的大學教育實施的是學歷和學位的雙軌制度,學位的授予相比學歷證書(畢業證書)的授予更加嚴格,學位并不是我國的原創,而是為與外國高等教育相互接軌和交流所設置的一個證書,其性質是為了證明被授予者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專業具有了某種程度的水平和研究能力,能夠得到本國的認可,同時也能得到絕大多數留學目的國的承認。除了留學的作用外,現在很多招生(如在職研究生)也把有學位作為資格條件之一,甚至某些用人單位在招收員工時也看應聘者是否具有學位[3],這嚴重混淆了學歷證書與學位證書的區別。這種制度是否可取姑且不論,我們可以看出學位證書在現今的生活學習中起著越來越重大的作用,作為關系到行政相對人如此重要的資格授予的行政許可,其授予規定和程序必須符合《行政法》的規定。
(2)學位授予必須符合行政法律相關規定的必要性還由絕大多數學校實施細則與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決定,即現實的必要性。我國《教育法》和《學位條例》的相關規定非常不具體和模糊,根據《學位條例》第二、四、五、六條[4]的規定,通常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即:①成績優良;②較好地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③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能力。這三點的規定是非常寬泛的,需要各個高校或者科研單位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去制定實施細則,但是一般情況下,各個高校規定的學位授予條件通常包含以下條件:大學本科畢業、修到必要的學分、思想政治條件合格、大學英語四級通過(非藝術生和特長生)、績點達標、未受到過留校查看以上紀律處分、沒有考試作弊等[5]。根據我國《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原理,作為下位法的學校實施細則是不能與作為上位法的《學位條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相沖突的,制定的實施細則只能在上位法規定的范圍內作出具體規定,而不能超越法律法規規定的幅度范圍或者添加其他條件。仔細研究這兩部部門規章我們可以發現,考試作弊和受到學校處分而不予授予學位在這兩部規章中都找不到相關依據。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學校制定的這些實施細則擴大了行政權力,通過自己制定的規定,限制了相對人的權利,這是明顯不合法的,這也是現階段學位訴訟中學校屢屢敗訴的原因之所在。
(3)學校必須依法行政的必要性還由現實中學生與學校之間的矛盾沖突決定。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之中,狀告學校不僅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在道德上也承受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因此1999年之前的此類訴狀中,法院多以被告不適格為由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其中最早的當屬1999年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田永訴母校學位訴訟案[6]。這個案件的典型性不在于其勝訴與否,而在于其開創性和全面性。就本案的開創性來說,其具有三個第一次:這是第一次媒體報道的學生因學位授予而狀告學校并最終獲得法院支持的行政訴訟案件;是第一次有關學位訴訟的行政訴訟案件,開創了學位訴訟的先河;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認了高校在學位授予上所具有的法律法規授予的行政管理職能。其全面性體現在本案的訴訟請求包含了畢業證、學位證、畢業派遣手續——報到證。其訴訟理由涉及考試作弊、學籍管理和學校處分,當然中心議題在于是否具有學籍,但是起因卻是考試作弊。可以說本案對這些理由的行政性問題都作了一定的梳理,學校的那些管理作為學校行政職能的認定都具有開創性,雖然之前理論界對其學校行政管理職能的研究和爭議早已沸沸揚揚,但是作為法律實務操作還是第一次!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個案例公開報道之后,為由于各種原因被學校剝奪學位授予資格的學生點亮了一盞明燈,全國各地的學位授予案件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如:“1999年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學位訴訟案、2000年王純明訴南方冶金學院學位訴訟案、2001年廣州暨南大學學生武某訴母校學位訴訟案……”
第二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例是1999年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學位訴訟案件[7]。這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分別是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和我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這個案件的代表意義,是其他學位訴訟案件很難超越的。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北大作為我們國家最優秀的最高學府,學校的規章細則,卻與法律法規的規定不相符,我想這不僅是北大的悲哀,還是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悲哀。北大法學院在全國法律理論學術研究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但是其自己的學生管理條例和學位授予細則卻不合法,這讓人感到莫大的悲哀。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在高等教育制度、學校的規章制度、實施細則的制定者通常是學校的領導層。這些人的學術水平我不敢質疑,但是法律水平我不敢恭維。他們雖然也在學習法律,甚至有些人也在教授法律的公開課,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搞不清楚《行政法》中的上位法與下位法、法律法規授權和行政機關委托之間的區別。經歷了這兩個典型案件之后,學生因學位授予狀告學校才被人們認為合情合理,也不再是人們議論的焦點。到目前,全國學位授予的訴訟案件不下百起,其增長速度是非常迅速的,但是這并沒有引起學位授予主體——學校的足夠重視,各個高校對自身細則的修改還遠遠不夠,這種現實的激烈矛盾沖突決定了學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4)學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還在于社會發展和道德觀念對學校的期待。高校作為高素質人才培養的搖籃,對整個社會發展、國家富強、民族興盛具有無可替代的推動作用,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動機,是優秀民族文化傳統道德的繼承者,其在依法行政方面更應該起到表率的作用,在資格授予上做到依法行政,嚴格遵守程序法和實體法的規定,大力推動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文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發展!
四、學校學位證書授予問題的思考
我們也應該看到,部分高校在此類訴訟中采取的寬容態度值得肯定。但究其本質,學校并不是行政機關,其主要精力當然不能放在應訴上。以行政訴訟來解決高校與學生之間的糾紛并不符合行政訴訟的目的,也不能達到維護學生合法權益的目的。學位只是對學生學術水平的評價,學位證書是學生達到某種學術水平的證明。如何達到學術與學位以及對違紀學生處分之間的最佳平衡,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研究。毋庸質疑的是,學校應該對過去的處分條例實施細則進行必要的修訂,以符合現階段法制社會的要求。同時我個人認為,學校在制定學位授予實施細則時,應該征求廣大師生的意見,并應該經過法學院教授們必要的合法性審查才能公布和施行,以免除學生與學校雙方對簿公堂的尷尬與無奈。總之,依法行政不僅是國家行政機關的事情,學校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主體也必須依法行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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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至今，可謂碩果累累。然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即便在當前反腐“高壓”態勢下，一些基層干部仍管不住自己的嘴，將吃喝地點轉移到了企業。
在當前反腐“高壓”態勢下，竟還有基層干部“仍管不住自己的嘴，將吃喝地點轉移到了企業”，這既說明一些基層干部對于“吃喝風”的“留戀”之深，也折射出反“”任務之艱。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之言，可謂一語中的：“由‘公款吃喝’變成‘老板請客、老板買單’，最后損失的還是公家利益。沒有一個老板愿意白白買單，既然讓那些老板掏錢，個別干部就要把國家、集體的利益輸送給老板。”
如果說，“吃企業”現象的出現，是因為一些基層干部有權，尤其是其權力尚有隨意運作的空間――“很多環節公事公辦或者按照最后時限辦理”，企業的“成本就增加了一大塊”的話，那么，要杜絕“吃企業”首先必須將權力置于陽光之下。只有開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建立起公開公正公平的環境，讓基層干部只有為企業服務的義務而沒有為自己謀“吃”謀利的權力，企業也才能理直氣壯地拒絕一些基層干部謀“吃”謀利的行為。
一些基層干部面對“高壓”態勢而依然故我，其中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因為覺得“吃公款”是犯大忌的，到企業去吃一頓則無關緊要。其實，《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早已明確規定：不得將公務消費轉嫁給所管轄范圍內的企業，也不得向外轉移。然而，因為“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缺乏一個具體、明晰的實施機制”，導致一部分基層干部“渾水摸魚”。為此，有必要將對“吃企業”等轉移“三公”經費消費行為的處理與有關廉政準則和紀律處分條例相銜接，進一步加以細化，使上述《條例》的施行更具可操作性和實效性，從而打消一些基層干部的僥幸心理，切實防止“吃企業”等行為的發生。
作風建設任重道遠，“永遠在路上”。我們只有“以變應變”――咬住目標不放松，保持力度不松勁;只有“以變應變”――不斷創新提升，不斷完善提高，我們才能打勝這場作風建設的持久戰。
基層法院黨風廉政建設是法院隊伍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廉政建設工作做得好壞，直接關系到基層人民法院和法官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關系到審判工作服務黨的中心工作的職能作用的發揮。實現司法公正，就必須確保司法廉潔。
為此，法庭在廉政建設工作中堅持“防線前移，防患于未然”的工作思路，領導垂范，加強教育，完善制度，強化監督，文化熏陶，推動了黨風廉政建設的全面發展，隊伍建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態。法庭主要在以下三個發面加強廉政建設：
第一、抓好思想教育。認真及時組織全庭干警學習市中院、縣法院關于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會議精神，使廣大干警進一步認清形勢，增強公正執法意識，打牢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礎。同時，用“五個嚴禁”嚴格要求干警，并要求全體干警要妥善安排好八小時以外的活動，另外堅持每周一次重大典型案件警示教育，引導干警算好政治賬、經濟賬，筑牢全體干警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
第二、抓紀律教育。以開展的“人民法官為人民”“司法作風大檢查”活動為契機，認真組織開展“五個嚴禁”和黨的紀律處分條例的學習討論活動，進行黨紀條規知識的書面測試，積極開展堅決禁止“說情打招呼”、“泄露審判秘密”專項教育活動，做到防微杜漸、警鐘長鳴。
第三、抓示范教育。組織全庭干警認真收看一些優秀先進人物的事跡報告會，充分發揮先進人物、先進事跡的激勵作用。加強警示教育，教育全庭干警從違法違紀事件中汲取教訓，自覺加強自身修養，約束業外活動，構筑廉政防線。同時，注重廉政小結。
此外，經常開展勤政廉政為主題的文體活動，陶冶了全庭干警的情操，展現了法庭良好精神風貌，營造了濃厚的廉政文化氛圍，不斷增強了彭集法庭廉政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滲透力。
一、加強學習，深化認識
作為一名黨員、一名基層領導干部，我深知強化廉潔自律意識，加強自身作風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身處區委辦公室這一特殊的窗口位置，由于接觸的事物和情況較多，對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也有著更深一層的理解和認識。針對自己對黨風廉政建設有關規定掌握還不夠深入、透徹的實際，在平時學習中，我著重加強了對中央及地方有關廉政建設制度、規定的學習，特別是重點學習了《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紀律處分條例》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通過學習，我對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有了更進一步地理解，宗旨意識、服務意識和大局意識不斷增強。
二、嚴肅紀律，自律律人
為官之道，廉為根本。在日常工作中，我時刻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增強自律意識，實現了由被動接受監督向主動自覺約束的轉變。辦公室工作性質十分特殊，需要承擔一定的日常接待活動。在公務接待過程中，我始終本著厲行節約、好事辦好的原則，在充分表達我們心情和意愿的前提下，又從不搞超標準接待。今年在接待XXX、XXX等重要客商時，我都是這樣做的，既節省了接待花費，又圓滿完成了各項接待任務。雖然由我負責承辦的接待活動和會議活動很多，但我從來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努力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樹立一名黨員領導干部的良好形象，為整個辦公室樹立廉潔自律的楷模。在工作時間之余，我始終嚴格堅持“八小時以外”的廉潔自律。我深知有些犯錯誤的領導干部，大多是沒有管好自己“八小時以外”的交往，沒有凈化自己的生活圈，抵制不住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誘惑，逐漸放松了黨性原則，而淪為人民的罪人。因此，不能因為“八小時之外”就放松了法律、法規和黨性的觀念，淡薄了黨性原則。自己在這一點上能夠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不在“八小時之外”搞違反規定的活動，凈化了自己的生活圈、社會圈，做到了不該去的地方堅決不去，時刻敲響拒腐防變的警鐘。
三、嚴格要求，強化責任
一是加強理論學習，提高思想素質和理論水平
隨著國企和油田各項改革的不斷推進，提高個人思想素質和理論水平顯得更加尤為重要。一年來，積極認真學習黨的十和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學習《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關于中石化推進油公司體制機制建設的指導意見》等多層次多方面的文件精神，并緊密結合工作實際，深刻領悟精神實質，以更高層次的政治思想水平投入到工作中去。
二是把握機遇，讓掛職學習取得實效
根據組織安排，于今年五月底到分公司人力資源處編制科掛職鍛煉。掛職以來來，在黨委組織部和人力資源處領導的關心和幫助下，自己始終珍惜機遇，認真學習，主動參與，深入思考，積極轉變工作作風，得到了較為全面的學習鍛煉。
首先，學到了“兩種精神”。一是鉆研精神，領導安排一項任務，不再像二級單位那樣事務性的工作多，可以立刻下去執行，而是要仔細思考領導的想法和目的，要結合當前改革的實際情況，從思想高度出發，先想后干；二是實干精神，所謂實干，就是要實實在在的抓執行，鼓實勁、辦實事、求實效。干工作最講效率，衡量一個干部的標準，不是會說不會說，而是看到底干了哪些事，結果怎么樣。處里的領導在這方面對我們年輕干部的要求都比較嚴格，他們對于交給我們的每項工作，總是有計劃、有部署、有匯報、有檢查，以最高的標準嚴格要求我們，激勵我
們不斷成長。
其次，我提高了“三種能力”。一是溝通能力，在原來采油廠，我們和二級單位間的溝通協作比較少，業務往來也不太多，但是來到處里掛職以后，我們的角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不管是分公司還是管理局還是工程公司，需要溝通協調的單位近70個，通過半年工作的鍛煉，溝通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二是協調能力，由于原單位工作人員較少，工作繁忙，加之掛職期間個人事務也比較多，往往手頭有很多需要協調的工作和事情，這種毫無頭緒的情況在原單位是很難遇見的，在處里領導和同事的幫助下，教會了我如何分清輕重緩急，如何統籌安排，“會道者，一縷藕絲牽大象；盲修者，千鈞鐵棒打蒼蠅。”有了這次的經歷，以后再遇見類似的問題應該就可以做到忙而不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