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08 15: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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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FDI投資撤退隱形撤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不斷擴大，隨著跨國生產經營的不斷擴大和發展，跨國公司從國外撤資的現象也更加頻繁。從近年的情況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撤退的數額和規模仍高居不下。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闭撸幢ｋ娏?，保電價，?；貓?，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梢?，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鐕驹谥袊倪\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
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它通過向外活動來獲得更高的利潤,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條件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包括地形、氣候、自然風光、自然資源狀況、與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條件因素是最明顯的因素,其優良與否,直接關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我國沿海地區如廣東,直接毗鄰香港、澳門兩個國際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鄰香港這個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受到這些經濟先進地區的輻射和傳導,推動了本地區的貿易合作和技術交流,對外商直接投資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為外商直接投資節省了原材料成本及運輸成本。且西部地區不僅有人文景觀,其歷史文化悠久而輝煌,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特色品牌。
(二)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是外商直接投資活動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經濟環境因素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者的投資決策。
經濟環境包括經濟發展狀況,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這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場規模大,盈利機會多,因而能吸引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進行改革開放,尤其有著眾多的海港區,其有著十分便利的交通條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傾斜,使東部沿海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這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基礎設施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物質條件,其是否完備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評價投資環境時,必然考慮基礎設施的完備情況。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運輸、港口碼頭、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通訊信息設備、供水供電設備等。我國沿海地區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進外資,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東海岸線的中段,是長江入東海的出?？?臨近渤海,海陸兼備,有“黃金海岸線”和“黃金水道“之稱,其有眾多的優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寧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組成了我國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國最大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區擁有內陸地區無法比擬的便利交通和優良港口,便于產品原材料的運輸,有利于生產成本的降低和利潤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常常選擇沿海地區,而我國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交通運輸綜合能力低,郵電、通信體系不健全,電力供應還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制約了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政策包括外資政策,一國的外資政策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的領域、規模和效益等;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和行業是限制投資的,而對于有絕對優勢的產業和行業是鼓勵投資的,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其產業政策也是不斷變化的。
貿易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會對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及產業進行一定的貿易保護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資企業的沖擊,加大對外商投資國的依賴程度,從來使其投資者形成獨占優勢,一旦其改變投資政策或者撤資,將會對國家或地區及其相對應的產業產生巨大影響,不但制約了其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社會不安定因素。
財稅政策也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者的利潤及其效益。如果東道國的納稅率低,財政政策寬松,這樣投資者就會進行積極的投資計劃。相反,如果對某些行業征收高額關稅或者報復性關稅,那投資者會繞道而行的。
外匯貨幣政策。如果東道國進行外匯管制或沒有可行的貨幣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為外商直接投資者提供便利的融資條件,也不能進行自由兌換,這會限制外商直接投資者投資。
貿易與國際收支狀況。東道國一般歡迎進口替代型投資。經濟制度及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環境與政府的作用和行為密切聯系在一起,它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國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由于與經濟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體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變趨勢往往直接表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預和控制的程度上,從而對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產生影響。
政治穩定性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有無被顛覆和推翻的可能性,其穩定性包括政權的穩定性;政府的執政能力;反對派的狀況;國內一定時期內發生政治沖突的情況;國內民族、宗教及其工會;軍隊警察的狀況等七個方面。
政策的連續性是指一國政府政權發生換屆時,該國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仍然保持一定的連續性。Gwyoo.com
政府及公眾對待外資的態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又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公眾對于不歡迎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往往會示威、抗議、罷工、游行等;政府對于反對的項目則施加更多的額外限制,如在稅收政策方面。
國際地位是指該國在國際中的地位,特別是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在國際政治組織中的態度
(四)社會文化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包括教育水平、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勞動者的素質和社會文明進步的程度,在外商進行直接投資時,教育水平不僅影響勞動力的供給水平,而且影響到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意識、風險意識和管理意識。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沿海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人才開始流向東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優秀的勞動力資源,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且我國本來就有著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得我國東部沿海城市成為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地區。而我國東西部地區,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經濟發展落后,思想觀念守舊,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不完善,人們對教育的認知程度淺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在知識、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沒有能力接受外資,雖然有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難以管理和培訓,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
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實現利用外資的地區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在廣東和福建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隨后其他十幾個沿海城市也陸續宣布對外開放,政府給予這些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在自主權、稅收和資源配置上等優惠政策,使得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同時也造成了東西部之間的差異,這時政府開始實行西部大開發政策,使得政府政策開始向西部轉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西部的投資進程。為此頒布了一系列針對西部的優惠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電訊等投資領域,放寬外商設立代表機構和營業分支機構的限制,對投資于該地區的外資給予稅收優惠等。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雖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東部相比較還遠遠不夠,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加大優惠力度并認真貫徹落實,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資真正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公共基礎設施依賴程度加深,這就需要不斷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高東部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水平,投資環境中經濟環境是關鍵,基礎設施是經濟環境中的關鍵因素,基礎設施無論哪方面達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響該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因此要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準備好首要的物質條件,繼續加強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最近幾年不管是東部還是中西部,交通運輸方面的改善尤為突出,新建、擴建、改建了許多機場、火車站、汽車站,動車、高鐵、地鐵等高科技運輸工具的應用,為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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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山東農業；農業
一、山東農業現狀
2015年山東農林牧漁各方面平穩增長，農業增加值2900多億元，比上年增長4.7%；特別是種植業增產增量，糧食總產量4700多萬噸，增長2.5%，連續十幾年增產提質。山東省的無公害農產品產地認定的面積已經達到100萬公頃。2015年農業產量在全國居于第一的位置，山東農業產量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山東農業產量的總量較高，同時也保持著較好的外商直接投資態勢。山東廉價的勞動力、農業良好的自然資源和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視，都對海外資本擁有較大的吸引力。
二、山東農業在外商直接投資中出現的問題
（一）農業FDI區域分布不平衡
作為農業大省和農產品出口強省，山東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不平衡，存在“西冷東熱”的現象。80%以上農業的FDI集中在東部沿海，并從沿海向內地遞減，中西部地區的農業不僅FDI投資小，而且發展緩慢。東部沿海的農業發展越來越強勁，而西部的農業發展相對滯后，東西部農業的發展不平衡，已經嚴重制約山東的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
（二）農業FDI來源相對集中
山東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國家和地區比較集中，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較近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并以港澳臺和日韓為主。其中香港比重最大，占據了全省農業FDI的49.5%，其次分別為韓國、東盟、日本、新加坡、歐盟、美國等。這些國家擁有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可利用其其資本優勢，然后結合山東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進行加工和出口。
（三）農業FDI投資結構不合理
雖然山東農業FDI逐年增加，但是主要涉足都說初級型農業，由于附加值較低，對農業帶動性小。缺少高科技含量和精深加工的投資。雖然政府對此加以積極引導，希望投資重心轉向農業科技創新、農業品種改良和資源開發，但收效甚微，現有傳統農業競爭卻愈演愈烈，阻礙山東農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FDI對山東農業的影響
（一）出口創造效應
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山東農業的逐年增加，而投資方式主要以跨國公司在山東建立分公司或者合資方式為主，這些跨國公司在全球擁有成熟的銷售市場和農業技術，同時采購山東當地的農業原材料，利用山東的廉價勞動力進行深加工和農業技術創新。據山東省統計局顯示，外商投資企業還是山東農產品出口貿易的主力軍，出口貿易額占整個山東農產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農業的投資產生連帶效應，如農業技術擴散、產業鏈的延伸、提高山東農業的規模經營和產業集聚，逐步降低山東農產品的成本，增強農貿國際競爭力。
（二）FDI有利于構建和延伸山東農業產業鏈
雖然山東省是全國的農業大省，但并不算是農業強省，農業中仍然存在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農業資源分散，產業結構不合理，勞動生產率低等因素都制約了山東農業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利用當地的優勢企業，連接農業產業鏈的上下游，互通農業生產和消費的中間力量。一些外資企業逐步投資農業流通和農資服務，實現農業上下游、前后關聯性，還影響了農產品的物流運輸方式，構建和延伸了山東農業產業鏈。銜接農戶和市場，農業發展模式向產加銷一體化轉化，成為現代化的“農戶+企業+市場”農業發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資還使得一些非農產業資本匯入農業領域，增強產業鏈上下游的農業企業實力拓寬融資渠道，從而加強農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FDI在山東農業的示范和競爭效應
在外商投資山東農業中，一些跨國公司帶來了先進的農業加工、生產技術，全球化的營銷模式和系統的管理經驗。這些外資企業在山東省當地的企業中起著示范、帶頭作用，在外資企業的帶動下，當地農業企業也積極學習和模仿外資企業的技術、生產產品和管理經驗。當地企業為了增強行業內自身的競爭力，會注重加強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增加科技投入。因此FDI的示范和競爭效應推動了山東省農業技術的進步，間接影響了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
（四）加大農村基礎配套設施
山東當地政府和企業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注重農業的人才、技術等軟條件的投入，還會加強農業的基礎配套設施，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和財政投入。有數據顯示，農業利用外資的投入比為1：7，意思是外商直接投資一美元，需要增加當地的農業配套設施投入七元。農業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范農業風險能力。
（五）乘數效應
除此之外，在農產品加工這一中間環節中，外商直接投資也發揮深遠作用，不僅帶動了產業前后的互補性投資，還產生投資乘數效應。例如總部位于加拿大溫哥華的科奈爾飼料公司，在青島注冊成立青島科奈爾飼料有限公司和青島加宏進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經營農產品貿易和深加工和飼料原料進出口等相關飼料研發與銷售等，產成品有蘋果粉、玉米皮粉、花生殼粉、棉籽殼顆粒、胡蘿卜顆粒等等。其在青島萊西采購原材料時，與食品油公司、食品加工廠、蔬菜經銷商建立產業連鎖關系，帶動相關產業的互補性投資?？颇螤栵暳瞎緸榱送卣故袌銮肋x擇青島萊西當地的企業做其分包商，還與飼料公司、養殖基地等國內外的下游企業建立產業連鎖關系。
參考文獻：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影響要素
1.影響FDI的主要因素
1）人力資源狀況：一個地區人才素質對是否能充分利用外商投資帶來的技術有決定性的意義，對是否能提高外資企業的管理水平起著重要作用。因此，一個地區的人口的文化程度和受教育水平越高，該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就越強。更進一步來說，人力資源儲備越高、技術基礎越好的地區，自身吸收和消化的能力也就越強，越容易在當地形成地區的專業化優勢。
2）進出口總額：進出口總額衡量了一個地區的開放程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開放程度決定了當地的居民和政府對外資的接受程度；決定了是否能較快地、有效地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及它生產的產品是否能夠有效、迅速地銷售到國外市場。這些因素都從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外商是否向這一地區投資的選擇。開放程度這個變量綜合地衡量了這些因素的作用。
3）國內生產總值：GDP是國內經濟環境的綜合反映，GDP的發展速度決定著市場平均的收益水平，因此GDP發展速度快就會吸引更多的外資。
4）其他因素：如聚集因素，政府政策，資源稟賦等。
2.研究成果
2.1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FDI：外商直接投資；
WAGE：外商投資單位職工平均工資；
EDUC： =JUNI/POP，大專以上人口比例；
IMEX：外商投資企業貨物進出口總額；
GDP：地區生產總值。
數據取自2004-2010中國統計年鑒。（2003年到2009年的數據。）
2.2回歸結果及分析：
（1）由于工資和教育等兩個變量在時間跨度下變化并不是非常明顯，這也是中國的現狀。因此如果先對變量取對數，而后用FD或者FE的話，數據的變化就非常小，接近常數，導致系數的標準誤過大，導致不顯著。于是未取對數。
（2）各省市有一些不隨時間變化的因素，如資源稟賦等會影響FDI，因此加入了ai到所有方程中用以表示這些變量。
（其中G表示時間跨度上的差值）
STATA結果：
剔除異方差性和AR（1）后回歸結果如下gwage和D.wagesq仍然聯合不顯著（Prob>chi2=0.7694） 。
關于工資和教育的評論：
wage和wagesq不顯著，聯合不顯著。對于中國來說（數據來源于中國），FDI對wage并不是非常敏感，或許是本身回報較高，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國原本勞動力成本比較低廉，工資的增加不太會引起FDI的減少?；蛟S國外的工資還是要高出許多，并不會因為這點提高而被擠走。
但系數的結果是好的：如一階項系數為負，二階為正。并且絕對值上，一階比二階大出很多。這就是說，工資擠出FDI，并且隨著資的增加擠出效應愈來愈明顯。即符合預期，出現了遞減凸函數的關系。
對教育的評價類似，中國整體的教育水平還是比較低的。外商來華投資應該也不會看重教育水平這一點。就比如廣東省和江蘇省的大專人員比例雖然不高，但是FDI依然很高。盡管如此，EDUC的p-value-度達到過14.3%，不算特別的離譜。
關于GDP，IMEX和FDI-1的思考：
這三個變量非常顯著，即使是在剔除了異方差性和序列自相關性后，在5%的置信水平下仍然是顯著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最大的變化莫過于財富的增長，以及同世界的愈來愈不能割舍的聯系。這些反映在進出口和國民生產總值上面。所以，我們認為就是這些顯著的變化不斷地吸引著外商前來投資，發掘中國市場的潛力?？梢赃@樣解釋，隨著GDP越來越高，它對外資的吸引力度會不會變得越來越強。如果中國以后成為了世界的超級大國，能否維持永久不衰的力量。于是，后面我們加入了兩個變量的平方項：
（其中so表示平方）STATA結果（剔除異方差性和AR（1））：
i）聯合顯著性：
ggdp和D.gdpsq以及gimex和D.imexsq都是聯合顯著的（分別為Prob>chi2=0.0159以及Prob>chi2=0. 0000） 。
ii）關于i m e x的拋物線對稱軸：. 0000485/ （2*5.40e-13）=44907407
關于gdp的拋物線對稱軸：.0003873/（2*3.08e07）=628.73377
1mex所有數據全在其對應對稱軸左側，gdp只有13個數據在此拋物線的左側，大部分分布在右側。
最后，所得回歸方程是：FD=8.63+30.84GDP2+3.87GDP+48.5IIMEX_0.54IMEX2+0.43FDI
其中調整了一下計數單位：imex=lmex/1000000gdp=gdp/10000
FDI：萬美元：GDP：萬億元（原：億元）；IMEX：百億美元（原：萬美元）。
在平均值下：
GDP每增長1千億元， FDI增長約5.2（.387+2*30.84*07814608）萬美元： （北京年GDP增長約1千億）；
IMEX每增長l百億美元，FDI增長約45.08（48.51-2*54*3.173344）萬美元：（北京年進出口增長約l百億美元）；
前一年每增加1萬美元的FDI，會使當年的FDI增加約0.43萬美元。
IMEX表示地區進出口，反應了開放程度。
它的影響很合理的存在極值的效應，就是說開放到一定程度，對外資的吸引力度就會變弱，開放程度總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個國家對進出口毫無限制，那會帶來經濟危機的。因為足夠保證設備和技術等的引進了。這也反應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十年，外資的飛速流入。
解釋：GDP的基數越大，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就越成熟，投資風險就較小。最后增加變量FDI_2進行回歸：
可以看到，FDI_1和FDI_2都是非常顯著的，即聚集效應的影響比較長遠。也就是說，像北京，上海，江蘇這種多年受外商火熱青睞的地區，也將延續它們的魅力。
另一方面，FDI 1的系數大于FDI 2的系數，越新的信息，對外商的作用越大。
3.主要結論：
綜合起來，我們的結論有：
一）在中國，工資和教育對外商投資的區位選擇影響不太顯著：
二）GDP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顯著，并且隨著GDP的增加，邊際影響越來越大；
摘要：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數研究沒有注意到FDI的大量流入對于東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影響。雖然FDI沒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它確實對危機國家經濟脆弱性的形成發揮了作用。FDI給東道國帶來的金融風險往往是潛在的，如果不能有效監管，這種潛在金融風險就有轉化成現實金融風險的可能。所以，一味提高FDI的引資比重并不能使發展中國家擺脫金融危機的侵擾，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加強對FDI的監管。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東亞；金融危機
一、引言
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研究已經很多。學者們從各個角度研究了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有的學者從金融領域尋找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認為東亞國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過早對外開放資本市場而又缺乏有效的監控措施，為國際投機力量的炒作提供了土壤，從而觸發了金融危機；有的學者從發展模式和體制方面研究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認為東亞國家政府主導的管理體制和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通過集權型的資源配置培植主導產業和部分經濟利益集團，雖在特定的條件下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這種發展模式在經濟上妨礙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在政治上滋生了權錢交易和政府腐敗，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不僅經濟增長難以為續，而且成為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爆發的原因；有的學者從經濟結構上分析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認為東亞國家基礎工業落后，資本貨物及中間產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難以支撐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則進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導致“泡沫經濟”的形成，最終引發金融危機；另外還有金融監管不力、金融和非金融部門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復雜關系等原因(陳健安，2000)。歸根結底，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由于經濟中潛在的脆弱性引發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當外部環境急劇惡化時就轉化為現實的危機。東亞經濟中潛在的脆弱性主要指國際收支中的經常賬戶赤字。如表1所示，1996年泰國經常項目逆差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9，18％，遠遠高于國際公認的5％的警戒線。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經常項目逆差也比較大，分別為GDP的5.99％和5.86％。1997年爆發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都是FDI的主要接受國。那么，FDI的大量流入是否是這些國家經濟脆弱性產生，從而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呢?筆者認為FDI對東亞國家經濟脆弱性的產生發揮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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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國內投資 擠出效應 作用機制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4－0029－08
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研究一直是國內外FDI對東道國經濟影響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擠入、擠出和中性三種效應。如果FDI增加導致國內總投資(等于FDI與國內投資之和)增加的數量超過FDI本身增加的數量，則說明FDI的流入促進了國內投資，此時稱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入效應。如果FDI增加導致國內總投資增加的數量小于FDI的增加額，甚至出現國內總投資的減少，則說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國內投資，此時稱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若FDI增加導致國內總投資等量增加，則國內投資保持不變，此時為中性效應。
FDI究竟在宏觀上是促進還是抑制東道國的國內投資呢？國外代表性的文獻有Lubitz（1966）［1］，VanLoo (1977)［2］，Manuel R. Agosin與Ricardo Mayer(2000)［3］，Jan Misun與Vladimir Tomsik (2002)［4］，Manuel R.Agosin與Roberto Machado(2005)［5］等；國內代表性的研究有楊柳勇和沈國良 (2002)［6］，張倩肖(2004)［7］，王志鵬和李子奈(2004)［8］，薄文廣(2006)［9］，雷輝(2006)［10］，徐穎君（2006）［11］等。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可以發現，關于FDI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影響研究呈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國內外關于FDI對東道國國內投資影響的理論研究文獻較少，深入剖析FDI對國內投資作用機制的很少，更多的是對FDI與國內投資關系的實證檢驗。第二，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計量方法和樣本國家（地區），這些文獻在FDI到底是促進還是抑制國內投資的問題上，并沒有取得一致結論。第三，針對中國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全國范圍內或分區域（如我國東、中、西部及長三角和珠三角比較）FDI對國內投資擠入擠出效應的研究，專門針對某個特定省份進行深入研究的幾乎沒有。
由于FDI與東道國的資本形成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性，FDI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效應會受到東道國技術水平、東道國金融市場、外資產業分布及外資政策多種因素的制約，因此，本文認為，為更好地激發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入效應、減少擠出效應，有必要選取典型區域，對FDI與國內投資的關系進行系統的實證檢驗，并深入挖掘其作用機制。
鑒于上述情況，本文選取江蘇省作為研究對象。江蘇省近幾年在引資上的成功已成為全國各地學習的榜樣，2007年，江蘇省實際利用FDI 218.9億美元，占全國的29.3%，連續五年保持全國第一。因此，針對江蘇省的相關研究將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大規模的FDI流入究竟對江蘇地區的國內投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江蘇省蘇南、蘇中、蘇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FDI流入量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三個地區的FDI與國內投資的關系是否相同？FDI對江蘇地區國內資本的作用機制又是什么？本文將針對上述問題展開研究。
摘要：本文運用1985―2009年的實際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FDI）與重慶市產業結構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重慶市產業結構升級在長期內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短期效果并不明顯,而出口對二、三產業的產值和就業推動有明顯的滯后效應,在此基礎上,文章就這一結論提出了簡要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5-0106-02
1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與外商的聯系也逐漸緊密起來,外商直接投資（FDI）力度日益加強,從各國的發展歷程上來看,外資的引入對一國的經濟發展是有促進作用的,同時,可以影響一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重慶作為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自1997年直轄以來,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強,以其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投資環境,吸引了大量外商前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越來越大,據統計資料顯示,1997-2009年,重慶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38466萬美元增加到401643萬美元,增長了10.44倍,與此同時,各產業產值在這些年間也有十分明顯的上升,第二產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33.1%,第三產業年平均增長率26.8%,對于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努力探索的重要問題之一,因此有一定的實際研究價值。
2 文獻綜述
在已有國內外文獻中,許多學者都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一直爭論不斷。在國外,Rodriguez-Clare和Eva Kippenberg（2005）指出FDI通過與國內企業的關聯性,最終影響東道國產業結構。Akbar和Bride（2004）指出,東道國對外來投資要有所選擇,因為以市場為導向的FDI有利于轉軌經濟國家的長期發展,而以資源為導向的FDI不利于東道國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因此如何利用FDI至關重要。Borensztein等（1998）構建的內生增長模型較好地闡釋了FDI主要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對發展中東道國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而Hunya（2002）的研究則發現,外資的進入并不能改變東道國傳統的優勢產業。Zhou Dongsheng,Li Shaomin和Tse K D（2002）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東道國企業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證實,FDI對同一地區而非同一行業的企業發展有積極影響,但對同一行業的其他企業的發展卻是消極的影響,原因在于FDI通過技術、市場、管理等多方面的溢出促進了同一地區的發展,但同時也搶奪了東道國同行業的市場份額,造成后者的競爭力弱化。據此得出了東道國應盡力將FDI引向相對空白產業的結論。此外,國內理論界也有不少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其中,黃日福、陳曉紅（2007）從外資的資本供給和技術外溢的角度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并進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并利用中部地區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江小涓（2000）則指出在我國生產能力和國內資本都過剩的情況下,內資不能取代外資的原因就在于外商直接投資能對我國的經濟起到改善資產質量、促進技術進步和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等作用。陳迅和高遠東（2006）通過協整分析等方法對FDI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指出FDI與我國產業結構變化在長期內的確存在穩定的協整關系,但產業結構的調整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變化而非FDI的引入來完成。
從大多數研究中可以看出,意見大致分為三類,部分學者認為FDI的引入促進了一國產業結構升級,另一部分學者發現FDI對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不利影響,還有學者則認為引入FDI有利有弊。雖然學者們對產業結構升級與FDI的關系已有較為深刻、豐富的研究,但仍有值得探討的地方：目前大多數文獻中,對產業結構的實證研究多選擇第二產業產值或者二、三產業之和作為實證變量代表,這難免有所疏漏,因為產業結構的變遷不僅反映在產值上,也反映在資源上,因此,將資源上的變化包括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是必要的,鑒于此,本文選取二、三產值與就業（資源）之和作為反映產業結構變遷的標準進行研究。
3 數據、模型設定與研究方法
3.1 變量選取與數據處理
根據以往文獻顯示,大多學者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衡量產業結構變化,但產業結構升級不但表現在由低級產業向高級產業的轉變,同時配合相關生產要素的轉移和優化配置,因此在衡量產業結構變動時,所用的指標應綜合反映產值以及要素的變化。鑒于此,本文選取1985―2009年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占GDP總值的比例衡量產值變化,二、三產業就業人數之和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衡量就業結構的變化,用以反映要素的變遷,兩指標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實證分析。另外,解釋變量方面,由于出口對產業結構調整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除了FDI以外,本文還將采用出口額占GDP的比重作為控制變量加入到模型當中作為解釋變量來衡量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3.2 模型設定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構造以下兩個半對數模型來考察各變量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DGDPα+β0LNFDI+β1LNEX+μ（1）
DJYα+β0LNFDI+β1LNEX+μ（2）
其中,α是常數項,β0表示FDI的產出彈性,β1表示出口的產出彈性,DGDP代表產值結構變化,DJY代表就業結構變化,FDI表示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EX表示出口額,μ是隨機擾動項,為了消除異方差,以上部分實際值均經過對數處理。
3.3 實證分析方法
本文運用重慶市1985―2009年的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為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現象,本文首先將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的變量進行差分處理使之平穩。如果變量是單整的,再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檢驗,考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關系,本文將采取Johansen提出的JJ檢驗來判斷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得出結果后,如果存在協整關系,進一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進行短期因果關系分析；如果不存在協整關系,將利用變量的差分平穩形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展開對變量間關系的進一步分析。檢驗中最優滯后階數是按照AIC準則確定的。
4 檢驗結果分析
4.1 單位根檢驗
本文利用Eviews6.0軟件,首先對模型（1）（2）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表示相關變量的一階差分值,從表1可以看出,原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穩序列,而經過差分后的所有數據序列都是平穩的,同時都是一階單整的。
表1 單位根檢驗
注：**表示在5%顯著水平下拒絕有單位根的原假設
4.2 協整檢驗
由于上述變量都是1階單整的,因此可以進一步對其進行協整檢驗,判斷它們之間的符號關系。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分別對模型（1）、（2）進行檢驗,得到結果如下：
表2 協整檢驗（1）
表3 協整檢驗（2）
注：*表示在5%顯著水平下拒絕零假設。
從表2、表3可知,DGDP與LNFDI、LNEX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DJY與LNFDI、LNEX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協整方程分別為：
DGDP 0.028220LNFDI+ 0.310578LNEX（3）
［-3.13918］ ［-8.22297］
DJY 0.110186LNFDI+ 0.200372LNEX（4）
［-10.2525］ ［-5.76994］
由方程（3）（4）可知,1985―2009年之間,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與GDP和就業之間都存在正向的促進關系,這說明在這期間,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的增加,有利于GDP和就業的增長。FDI每增加一個百分比,地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增加0.028個百分比,就業增加0.11個百分比；出口增加1%,二、三產業GDP增加0.31%,就業增加0.20%。
4.3 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在得出GDP、就業和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過后,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我們采用Engle和Granger（1981）兩步法建立ECM模型進行分析。首先,對方程（1）、（2）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計,得到殘差序列,令誤差修正項ecmt,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GDPβ0+αecmt-1+β1LNFDI+β3LNEX+εt（5）
JYβ0+αecmt-1+β1LNFDI+β3LNEX+εt（6）
表4 誤差修正模型結果
注：在10%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
經過檢驗,發現GDP與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并無明顯的短期動態關系,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是在長期的過程中對重慶的GDP起促進作用的,短期內效果不明顯。而就業與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的短期關系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誤差糾正機制發生作用,模型中差分項反映了短期波動的影響。對就業的影響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短期內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波動的影響；另一部分是這兩個變量偏離長期均衡的影響。短期內FDI和出口對就業的影響都為正,進一步證實了其對就業的促進作用。誤差修正項系數的大小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從其系數（-0.05）來看,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0.05）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拉回,糾正機制發揮作用較弱。
5 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結果:（1）重慶GDP、JY、LNFDI、LNEX均為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一階差分都為平穩序列；（2）Johansen協整檢驗表明變量之間均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從協整方程可知,FDI與EX對GDP和就業有促進作用；（3）誤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上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作用較小,而出口對產業結構調整有滯后效應。
針對以上結論,本文認為,對重慶市而言,外商直接投資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對重慶市產業結構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可能是因為重慶本身的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投資環境欠缺的因素,導致外商直接投資效率低。因此,政府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同時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商,引導投資流向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的產業,避免外資產業分布不合理,影響重慶市產業結構調整進程。此外,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技術外溢對地方經濟起促進作用,因此,應加大技術的吸收和創新能力,充分發揮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培養本土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唯有此外商直接投資才能真正服務于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黃日福,陳曉紅.FDI與產業結構升級:基于中部地區的理論及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7,（3）:154-155.
江蘇省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中要地區。自從江蘇省趕超過超過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量，位居第一后，在之后的幾年里，江蘇一直保持著全國吸引外資總量首位。
二、外資投向領域不平衡
外資投向大量投向在第二產業，第一產業所占總額比重最小，第三產業占總額比例在逐步增加
三、江蘇引進外資的特點
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一直以來，第二產業占據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左右，說明第二產業的基礎穩定，發展穩定，實力雄厚。并且，江蘇的蘇南地區屬于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勞動力密集，制造業起步較快，奠定了制造業占據第二產業首要位置的基礎。
四、利用外資對江蘇產業結構的影想
4.1正面影響
第二產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于外資的投入。提升了高新產業的層次
一般地來說，外商直接投資資本的質量比本省高，有些外資傾向于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使得本省資本質量得到提高，資源配置得到優化，促進了這些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紤]到跨國公司對利益的追逐，外商直接投資趨向于回籠資金快、利潤高的高新技術產業，促使其迅速發展。近幾年，外資加大了在生物醫藥高新技術產業、電子信息以及光機電一體化等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的投資力度。又因為眾多的電子信息產業集聚在一起，形成一個電子信息產業生產基地。電子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勢頭越來越大，對本省經濟的增長及發展的作用也愈來愈大。
4.1.1優化了本省產業的結構
外商直接投資必定為本省帶來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以及豐富的管理經驗，在諸多方面影響了本省的產業結構，從而促使產業結構優化，甚至升級。本省一些企業在尋求轉型或生產新產品時，若本土資金不足，很可能造成資金斷裂或轉型失敗，而外來資金的補充，彌補了資金缺口，從而促進了本土產業與經濟的發展。
4.1.2提升了江蘇的產業的集中度
隨著眾多跨國公司進駐本省市場，江蘇的規模經濟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跨國公司在于本省企業生產合作過程中發生產業關聯效應。在前向關聯中，跨國公司作為供貨方，向本省企業供給質量高的中間品，那么，本省企業的最終產品質量也會得到提高。
4.2負面影響
4.2.1加劇了產業分布發展不均衡
雖然FDI提高了我省的經濟實力，加速了經濟發展，但是外資對產業投向的不合理，造成了外資在產業投向的不均衡現象。特別是外商投資主要投向于第二產業，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是最多的。
4.2.2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化
由于地區的經濟差異，使得外資直接投資的區域性差異成為區域產業結構偏差的重要因素。多數外資一般流向經濟發達的地區，希望在短期內能夠獲得較高的資金回報，然而對欠發達的地區，外資投資較少。這就致使經濟本就發達的地區擁有了更多的發展資本，掌握了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等良好的發展機遇最終經濟與產業的發展更進一步。發過來看經濟欠發達的地區產業結構單一不合理，吸引資金不足，掌握的技術與管理經驗與經濟發達區差距也越來越大，地區間的產業經濟差異愈發嚴重。
五、對策及建議
1.制定合理有效的外資引進政策，加強有效引導
根據產業結構不均衡的狀況，政府應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第一產和第三產業。首先，政府應該完善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基礎。引導外資投向農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推動第一產業的結構優化。其次，政府要鼓勵FDI在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以及新興能源產業方面積極投資，減少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促進本省新型可持續發展產業的發展。再者，引導外資投向于相關配套的產業，使之形成完整的產業群，加強內外企業的生產合作。
2.提升產業投資的質量和水平
雖然從2005至2014年江蘇利用外資總額不斷增長，規模不斷擴大，但利用外資的質量與水平卻不高。外資投資方式由合資與獨資，但獨資的比重大于合資。然而，對于本省來說，獨資企業對于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吸引有不利影響，不能有效地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因為本省外資的質量不高、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差，致使外資不足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并且外資引進過程中應有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夠清楚。因此，為了提高產業投資的質量水平，不能盲目追求外資利用的數量與規模，要加強外資投向有效引導，提高企業消化吸收能力與再創新。
六、加強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把新興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深度結合，進一步推動新的產業革命，結果形成戰略性重要產業。它是在技術重大突破和發展重大需求的根基上，很大程度地引領帶動了對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對社會經濟局面有關鍵影響，具備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耗損少、發展潛力較大、綜合效果收益好的產業。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重點領域集中力量，堅持強化科技創新，并且積極發展市場。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