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07 15:04:2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晉商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后進生；賞識教育；策略研究
賞識教育起源于一位父親，他的名字叫周弘。他培育了自己的女兒，使她成為我國第一位聾啞大學生，使女兒離開了聾啞世界，還成為一名能言善辯的女孩。賞識教育方法由此而來，這位父親提出，賞識教育可以定義為認知和欣賞，肯定孩子、理解孩子和包容孩子。在教育中，使用鼓勵的方式去指引孩子，可以使孩子逐漸有自信、逐漸肯定自我，走上成功的道路。
一、后進生的心理特征
后進生指的是在學習能力和行為習慣上表現都不好的學生。后進生出現的根源較多：家長的溺愛、家長粗魯的教育方式、單親家庭等。一般而言，后進生的自卑心理非常嚴重，容易逆反，自信心不夠，在學習上，自我控制能力較差。但是這類學生只要教育得當，一樣可以成才。他們身長有很多閃光點可以挖掘，教師給予這些學生充分的肯定、充分的鼓勵，就能推動學生走向成功。
二、運用賞識教育轉化后進生
1.讓后進生在成功的體驗中進步
教學實踐證明：學生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會投入更多，好勝心理明顯。在實際教學中，教師組織各種興趣班，舉辦多種競賽活動，例如籃球比賽、美術比賽、歌唱比賽等，讓后進生有自我表現的機會，給學生舞臺，他們在大舞臺上受到關注，感受到認可、成功和快樂。學生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在平日里，教師對后進生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勵。這些行為方式能拉近師生之間的關系，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教師要善于使用“你可以做到”“你做得真棒”等鼓勵性語言鼓勵學生。一般而言，后進生的作業錯誤比較多，教師要注重教育方法，讓后進生能看到自己的長處。學生一旦相信自己，就會有很大的自信心。因此，教師需讓學生在肯定中獲得成長，獲得進步。
2.寬容后進生，給其人格尊重
教師要寬容每一位學生，不論學生優劣，都應對學生沒有私心，一視同仁。對于學生出現的錯誤，教師要耐心地講解。教師肯定、理解和寬容學生。在后進生的學習生涯中，學生各個方面表現都比較差，很多地方受到的批評比較多。教師如果不采用正確的批評方式，會加重學生的逆反心理，使學生更加自閉。教師應給予學生充分的認可，用寬容的態度處理問題。學生自然會理解教師，同教師做好朋友。
3.提升后進生的自信心，消除自卑心理
教師要學會欣賞學生，從多個層面、多個角度發現學生的閃光點，用客觀的態度評價學生，評價學生有獨立的思想，有獨立的個性。教師要善于發現學生的進步，哪怕是微小的進步也要給予肯定。教師要欣賞學生敢于大膽地質疑，能獨立思考。總而言之，教師要從微小事件中給予學生肯定，讓學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悅。教師要善于把握機會，在后進生錯誤行為中給予其期望，讓后進生對未來學習、生活都充滿信心。后進生回答錯了，教師可以允許學生有重新答題的機會，回答不夠完整的可以進行補充，沒有想好的學生可以有思考的時間。當第一位學生沒有回答出來時，教師應鼓勵學生，不能依次詢問下去。這樣做的目的是不讓學生有心理負擔，讓學生在寬松、和諧的環境里學習。舉個例子：教師在課堂中提問學生，一位性情急躁的學生聽完之后，沒有完全聽清楚就作答，學生回答牛頭不對馬嘴，引起班級里其他學生的哄笑。教師這時需作出反應，肯定這位學生反應快，口頭表達能力好，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做得非常干脆利落，希望學生今后能更加細心，更加沉著冷靜。在后續的學習中，發現這位學生的學習進步非常快。由此可以看出教師對學生充滿了肯定，充滿了期望，學會欣賞學生，會使學生產生強烈的自信心和進取心，激發學生更大的學習積極性。同時，教師在不斷鼓勵學生的同時，也應該大膽地批評學生，幫助學生更好、更快地成長。欣賞和批評學生不是矛盾體，而是在尊重學生人格、欣賞學生的基礎上給予學生批評。教師要注意批評的時機和場合，才能保障批評效果。
后進生的自卑心理較重，在學習進程中，教師應給予后進生更多的肯定，欣賞后進生，不斷鼓勵后進生，給后進生溫暖，讓后進生在班級學習中找到歸屬感，找到溫暖，克服自己的心理缺陷，敢于面對其他同學，不斷地完善自我，總結自我。在教師的幫助下，讓后進生提升學習成績，提升自我人格魅力，贏得其他學生的尊重和認可。這對后進生而言，是有效的教學方式，值得推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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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晉商；晉商精神；管理理念
晉商曾是我國明清時期最大的商幫，也是當時國際貿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團，在世界商業史上可與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猶太商人相媲美。晉商興盛時期，不但經營食鹽，還同時經營絲、糧食、棉布、銅鐵以及匯兌等業務。尤以鹽商、典商、票商以及壟斷對日販銅貿易的船商最為著名。
這些輝煌成就的背后，體現出的是這個群體的一種精神和文化，其中更蘊含著晉商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因此，本文主要從晉商精神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功的因素，并引用一些典型制度和事例對其精神進行進一步的闡述，試圖找出一些對現代管理的啟示和借鑒。
一、晉商精神
馬克思?韋伯曾經說過：“任何一項偉大事業的背后，都必須存在著一種不易被覺察的、無形的精神力量，它引導人們去努力爭取經濟的果實，鼓勵人們孜孜不倦的去開拓、經營，獲取利潤，積累財富，再創新業。”而晉商正是這樣一個有著其特殊精神力量的群體，這種精神支持他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下面具體從以下四個方面對晉商精神進行分析和闡述。
（一）誠信為本、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
1.以誠信樹立品牌
晉商非常注重樹立和維護自己的品牌，把商號的信譽看成頭等大事，并且堅持用誠信去光大和保持自己的品牌。他們一直用長遠的眼光，用心去經營自己的事業。
俗話說：“無商不奸”這個“奸”應該理解為對市場機遇敏銳的把握，對政策的靈活運用，對對手的巧妙應對，而絕不是損人利己，坑蒙拐騙。中國最早的票號日升昌認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沒有哪一家商號，可以數年、數十年靠耍奸混跡于世”。晉商一直強調做買賣必須腳踏實地，不投機取巧，寧賠本也不做玷污商號招牌的事，把商號的品牌看的非常重要。著名的祁縣喬家大院的主人喬氏在包頭開設的“復”字商號，一次運胡麻油回山西銷售，經手員工為圖厚利在油中摻假，掌柜發現后，立令倒掉重裝，經濟上雖蒙受了損失，卻招得近悅遠來，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
2. 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
把顧客看作上帝，重視服務態度，早在明清時期晉商就注意到了。他們不僅要讓顧客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感到稱心，還要讓顧客享受到優質的服務，用的順心。只要顧客一上門，便笑臉相迎，熱情接待。晉商深知顧客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商家要爭取和吸引顧客，就必須為顧客著想，對顧客高度負責，要以過硬的產品質量和良好的信譽贏得顧客。“寧做一去百來生意，不做一來百去生意”只有這樣，顧客才會增多，生意才能興隆。
晉商早在明清時期就已有了以顧客為中心的營銷理念。他們分析用戶的需求，積極組織貨源，嚴把質量關，滿足顧客的愿望。如太谷的大盛魁商號，蒙民是其主要的顧客，針對蒙民的特殊需求，他們大量購進耐穿的斜紋布，每年冬至以后加工大量白面羊肉餃子，經過自然冷凍，運往蒙古包銷售。在銷售方式上，大盛魁了解到蒙古人手中沒有大量現銀，于是采用賒銷的辦法，到期以牧民的畜產品折價償還。總之，他們是以顧客的需求為中心，不斷調整自己的經營范圍和方式，取得了顧客的信任和良好的商譽，從而有了長足的發展。
（二）褒商揚賈的敬業精神
這是晉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的一種理念創新。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但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因此，晉商子弟早早就“棄仕而就商”，“挾資運游”了。榆次富商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集中數代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素養的商人群體。
在官本位的社會中，褒商揚賈是叛逆，是突破。可以這樣說，是“以商為本”的敬業精神，造就了曾一度雄霸天下的晉商群體。他們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這正是晉商在封建社會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當經商是一種崇高的職業，是一種精神的需要的時候；只有當重商褒商成為社會的主流理念，當商人真正得到社會普遍尊敬的時候，才是經濟真正騰飛的時候。
（三）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
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晉商鏖戰于商場的精神動力。 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巨大精神力量。
晉商的進取首先表現在自強不息、白手起家而成大業的開拓精神。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就是從隨軍而行的扁擔小商販做起，肩挑負販，拉駱駝，歷盡艱辛幾十年，終于創辦了“大盛魁”商號。晉商的進取精神還表現在他們不畏艱辛，敢于冒險。他們北走蒙藏邊疆，東渡東瀛，南達南洋，不僅要經歷天氣多變、環境惡劣之險，還常常遭遇盜賊、野獸襲擊的生命危險。充分表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跋的精神風貌。
（四）相互支持的群體精神
晉商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家族宗法（血緣）與鄉里之誼（地緣）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形式來維系。他們在精神上崇奉關公，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系，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晉幫的形成增強了晉商的對外競爭力。
山西商人篤信“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尤其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保持相互支持和關照。清初至民國初年的山西票號雖在全國“執金融牛耳”，但面對十分激烈的業務競爭，他們并不欺行霸市、排斥異己，而力求同舟共濟、利益均沾，特別對當地的一些規模小、資金少的錢莊、錢鋪、典當、帳局常常從資金上給予幫助。晉商在重視穩妥經營的同時，對于建立起業務關系的商號給予多方支持，善始善終，即使對方中途發生變故，也不輕易催逼欠債，相反總是竭力提供必要的幫助。
應當指出的是，以血緣和地域為紐帶的晉商群體，具有極強的排外性質。他們傾向于家族式經營，對外則缺乏合作精神。正是這種過于強調地域劃分、對外缺乏合作意識的群體精神，在晉商發展后期從根本上阻止了股份制新式銀行的成立，使晉商錯過了一次次重整旗鼓的大好時機。
二、晉商精神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晉商經營的制度和策略是一時的，是在其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但其中蘊含的積極向上的精神及其體現出的管理理念卻能一直指引我們的行動，不論環境的變遷，始終能對我們有所啟示。
1.觀念上的創新
在封建社會“重儒輕商”的觀念籠罩下，他們能夠把傳統社會士農工商居末位的商放在第一位，倡導崇商的風氣，說明晉商在觀念上已不再是農民了，他們已告別了視商人為奸人的傳統觀念，已經具備了真正商人的思維和精神。晉商率先徹底砸爛了觀念的枷鎖，他們通過經商成就了自己，率先做邊貿，率先爭鹽利，率先創立票號，靠的都是更新觀念。
但是創新總是相對的，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需要持續的創新，重要的是保持這種精神和理念。票號創立初期，經理負責制、人身頂股制都對票號中高級管理層產生了積極的激勵作用，但隨著環境的變化，它逐漸喪失了制度的有效性。經理負責制是經理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長此以往形成了家長制的決策方式；而人身頂股制發展到后期，身股超過了銀股，導致產權不清晰。當初期的制度安排不能適應環境的發展變化，而逐漸喪失其有效性時，票號決策層仍然墨守成規，并沒有進行制度創新，錯過了向現代銀行過渡的機遇，而導致其最終的沒落。
因此，隨著環境的變化，能夠進行觀念上的突破和創新，企業就能發展，而因循守舊，就會錯失良機。如今的世界瞬息萬變，網絡的普及，社會的發展，每個企業都應該不斷的發現環境的變化，更新觀念，做到與時俱進，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機遇。
2.講求誠信，事業才能做大做強做長久
誠信既是社會經濟良性運行的重要規范和市場有序化的基本條件之一，也是每一個經濟活動主體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經營者只有取得顧客的長久信任，勇于承擔維護社會良好風尚的責任，才能在激烈競爭的經營活動中占領大部分市場份額，處于有利的地位。歷史上的晉商在其商貿經營的過程中深刻地認識到了堅持誠信原則的重要性。
“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是山西商人精神價值觀的體現。晉商恪守仁義，堅持通過正當的經營獲取利益，反對不擇手段撈取黑錢。現今社會“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這也是其事業不能長久的重要原因。如果他們能從晉商的誠信經營的理念中得到啟示，一定獲益匪淺。
3.具有凝聚力的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晉商由于歷史的局限，不可能提出完整的企業文化，但他們以儒家倫理道德為塑造企業精神的文化依據，并融匯于商業經營和企業發展之中，使之成為經營之中的價值觀念、精神激勵和職業道德，并且對之作了某種發揮和改造。例如：晉商把儒家的“修身正己”觀納入職業道德的范疇，并作為薦才第一標準，晉商還把“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作為立行規范。可見，晉商有關企業文化的觀點，雖以傳統道德文化為本，卻有其獨到之處，并且確實起到了企業文化的凝聚感召和激勵的精神作用。
4.競爭中的和諧與聯盟
晉商講求“和氣生財”，即使是同行業之間的競爭對手，也要講“相與”，業務上很好的分工，不搞惡性競爭。這樣才使得晉商這個群體有了更好的發展。現代社會上各行業之間、行業內部的企業之間，為了競爭市場分額，常常采用一些“損人”的手段，而最終破壞了整個行業的規則，也“不利己”。現在倡導和諧社會，其實競爭中也可以找到和諧，比如現在倡導的戰略聯盟、合作網絡等，都是共享彼此的資源，使得雙方共同得到發展。也就是常常說的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增加每一個競爭者的分額。特別是當國內的企業走出國門進行跨國化經營的時候，這一點尤為重要。
5.放眼天下的眼光
有什么樣的眼光，就能做成什么樣的事情。晉商之所以走出了別人不能走出的路，擁有富甲天下的財富，就在于他們擁有富甲天下的眼光。因此，經商不應只圖眼前的小利，而應放眼于長遠的大利。有多大的胸懷，就能成就多大的事業。現今的商人從晉商那里最應該繼承下來的，不應只是經營的方法，而是放眼天下的眼光。
因此，剔除晉商經營管理中的封建性因素，他們所提倡的商業倫理和道德價值原則等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應該是我們順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資利用的最有效的一大社會資源。晉商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幾個大院，而是還有更多的精神財富等待著我們繼承和發揚。諸如觀念超前、開拓創新的精神；講信用，重道義的經營精神；惟才是舉，重用人才的用人擇人思想；忠于國家，服務社會的精神；情、禮、法相融相生的激勵制度以及集體主義觀念等等，均應該為現代企業所借鑒或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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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經管類本科生；現代商務理念；高等教育質量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了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培養什么人、樹立什么樣的質量觀已經成為從事高等教育的專家與學者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根據財經類高校的實際情況，現階段高等教育應當樹立多樣化的質量觀，不同類型的高校應當確立自己的辦學定位，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在定位與特色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質量。作為高等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一般本科院校及獨立學院，應當將其辦學定位確立為“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社會服務為目標，培養適用區域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本科應用型人才”由此可見，培養應用型人才已經成為一般本科院校與獨立學院的共識。在經濟管理類學生的培養目標中，我們認為，其正確的目標定位應當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養適應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具有現代商務理念和現代信息技術的高級應用型人才”，將“現代商務理念”作為現代商務人才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之一，以現代信息技術和現代商務理念的緊密結合作為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的基礎。本文擬就現代商務理念有關的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對經管類學生現代商務理念的養成有所助益。
一、現代商務概念的探討
“商務”一詞在我國相當長的時期里沒有得到廣泛應用。在國內權威性的辭書中，“商務”一詞均極少見。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1982年版)中，共有“商”字詞條116條，其中與商務相關的詞條有三條，即“商務參贊”、“商務代表處”、“商務印書館”，但均無“商務”的直接詞義。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1994年修訂版中對“商務”一詞的釋義為“商業上的事務”。再經過對“商業”一詞的檢索，詞義為“以買賣方式從事商品流通的經濟活動”。把“商務”和“商業”這兩個詞條結合起來，加上對相關詞條的理解，“商務”一詞的定義可以表述為“在買賣商品過程中的事務”。這是從極少的辭書詞條中得到的對“商務”一詞的僅有的釋義。
商務概念在國際上習慣的理解或說法。由北京外國語學院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英詞典》(1980年版)中，與“商業”一詞對應的英文詞匯有三個：commerce、trade、business；與“商務”一詞對應的英文詞組有兩組：commercialaffairs、businessaffairs。
著名漢語言學家梁實秋先生主編的《遠東英漢大詞典》中，將Commerce釋義為“商業、商務、貿易”，將business釋義為“營業、商業、商店”，將trade釋義為“商業貿易、交易、買賣”，并對詞義的應用特別加注：“trade、commerce均指買賣或交易貨物”。
對上述詞典中各詞條的詞例應用進行綜合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上三個英文詞匯都貼近于漢語的“商務”一詞。Commerce更貼近于傳統意義上的商業，泛指一切交易活動，強調的是交易本身；Trade更貼近于貿易活動，強調貿易本身；Business更貼近于商業過程，泛指從事商業活動的企業、商業組織或企業行為等概念，相對比較宏觀、抽象。在Business概念里，相對的漢語詞義既有“商業事務”概念，更有“工商組織行為”概念，強調的是過程。英美國家相關教育機構的名稱，使用Commercial和Business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屬于從事MBA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教育機構，一般都使用Business。比如Harvard BusinessSchool、ColumbiaBusiness School、London Business School等。
BusinessSchool及相關專業系統介紹當代商務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國的商務體系、全球商務環境、人力資源管理、產品開發、市場營銷、財務管理等內容。從事商務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能教育的學校一般都使用Commercial，如AmericanCommercialCollege。國內一些同類大學的英文名稱也叫法不一，如天津商業大學、蘭州商學院、杭州商學院、武漢商業服務學院、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等都使用Commerce，廣東商學院、上海商學院、湖南商學院、大連商務職業學院、北京國際商業大學等都使用Businesso從本文探討的本科院校及獨立學院專業設置與學科建設的特點以及人才培養目標來看，涉及的“商務”概念既有“工商管理”的概念，同時也包含了“商務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能教育”的概念，或者說其內涵更傾向于Business，即以商務管理或經營管理內容為主，同時兼顧商務技能。因此，“商務”一詞，源白英文“BUSINESS”，泛指“企業”、“商業”行為。事實上，“商務”是一個現代氣息非常濃郁的詞匯，包含了存在于各種生產企業和服務企業管理行為中的企業結構、管理設計、決策過程、生產組織、市場營銷、人力資源以及企業文化、社會責任等各個方面的內容。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商務依托信息技術和現代管理理念，更加突出知識與技術密集的特點，具有更廣泛的涵義。現代商務無所不及，無處不在，是現代企業管理行為科學中極其重要的專業知識、操作技能與創新元素。對于“理念”一詞，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新詞語大詞典(1978—2002)》釋義為“在對事物理解和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觀念”。“觀念”一詞的英文對等詞有concept、idea、notion、thought、impression，其中concept用于大范圍內的成形的思想，意思是“系統而確切的思想或觀念”。綜合漢語和英語的用法，“理念”實際上就是我們對某種事物的觀點、看法和信念。
綜上所述，理念即思想認識，是分析與判斷事物的思維方式，是看問題的一種角度和視野。那么，現代商務理念就應該理解為“在現代經濟與社會環境中，審視、分析和判斷商業事務和企業發展的一種思維方式、決策方式”。所以，現代商務理念要研究的內容既不是現代商務的操作技能，也不是現代商務的必備知識，而是研究影響現代商務發展變化、思維決策的主客觀因素。現代商務理念屬于認識論的范疇，是傳授“分析判斷商務事務的思維方法”。
因此，將具有“現代商務理念”作為經管類大學本科生必須具備的專業基礎素質之一，對學生的素質發展、專業能力的形成、走向社會后的應用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現代商務理念的內涵分析
既然我們將現代商務理念定位為“在現代經濟與社會環境中，審視、分析和判斷商業事務和企業發展的一種思維方式”，就需要進一步明確現代商務理念這一概念的內涵，也就是說，具備了什么樣的“要素”即具備了現代商務理念。我們認為，現代商務理念的內涵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良好的道德理念。良好的道德理念是現代商務理念的第一要素。中國古代商人包括晉商很早就提倡“重然諾守信用”，把誠信作為最主要的商業道德一直延續下來，并且不斷有所發展。晉商誠實守信的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在商號內部講誠信；二是在商號之間守誠信，晉商非常重視朋友間的信譽；三是對顧客誠信，顧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所以對顧客誠信尤為重要。晉商堅持誠信為本，做任何一樁買賣，總是腳踏實地，賺了不驕傲，賠了不氣餒，寧肯賠錢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顧客的事情。因此，在商業道德方面要堅持“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事”的理念，要有發自內心深處的誠信觀，而不僅僅是為了商業利益的“誠信”。
其二，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在管理過程中要尊重人、重視人，不僅將人視為管理的第一資源要素，而且是從內心深處認識到人的重要性和生命的寶貴。具體而言，落實以人為本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重視人的需要、鼓勵員工為主、重視培養員工、組織設計以人為中心。通過努力，做到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企業員工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切實保障員工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員工。
其三，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理念。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運營應當公開透明，符合倫理道德，尊重勞工群體，保護自然環境，從而既能為股東又能為社會創造價值，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應當守住經濟底線、社會底線、環境底線跚。因此，作為未來商務活動的參與者與領導者，應當樹立承擔社會責任的理念，認識到商務活動不但不能危害社會，而且要造福于社會，有利于社會環境的整體優化，為社會創造價值。另外，不論是企業本身還是作為商務活動的領導者，都應當積極參與公益慈善活動，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其四，掌握基本的經濟、管理知識。要正確地分析和判斷商業事務，做出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決策，管理者必須具有良好的處理商務的能力，而掌握基本的經濟管理知識是形成這種能力的必要前提。經濟學知識應當包括：經濟學基本原理、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分配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掌握管理科學的基本知識，了解市場營銷、企業生產過程管理的基本環節，熟知企業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管理的主要內容，對于做出高效率的管理決定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五，良好的個人素質也是做出符合現代商務理念決策的重要基礎。這方面的基本能力包括人際交往能力、公文寫作能力、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另外，作為現代企業的管理者，最好能具有突出的專業技術能力，即本人在企業關鍵技術領域具有較高的水平，這對于企業的技術創新與發展、產品的研發均十分有益。當然，對一個優秀的管理者而言，技術不一定是必備的條件，但能夠合理安排使用掌握技術的人或具備整合技術的能力卻是必須具備的素質。
其六，一名優秀的現代管理人員還應當具備寬闊的國際視野。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知識經濟方興未艾、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大到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小到企業乃至個人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誰擁有數量多、素質高、具有國際意識和富于創新能力的人才，誰就能把握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動權，就能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因此，現代商務理念的掌握者應當具備寬闊的國際視野，考慮問題應當從全國甚至全球的觀點出發，形成經得起環境檢驗的正確決策，更好地為企業、社會服務，也有利于個人的成長。
當然，要培養和形成一名具有現代商務理念的管理者，以上只是對其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的一個列舉，我們還需要在這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現代商務理念的培養與形成
前面我們探討了現代商務理念的概念及其內涵，也談到了其在培養經管類大學本科生基礎素質、專業能力中的重要性，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具備現代商務理念就成了需要探討的一個問題。由于現代商務理念屬于認識論的范疇，其側重點為“分析、判斷商務事務的思維方法”，因此，現代商務理念的培養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認為，經管類大學本科生現代商務理念基本素質的培養與形成應當從四個方面人手。
第一，通過營造大學校園的現代商務理念環境來培養學生的現代商務理念。營造一個有利于現代商務理念形成的校園環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工作。在教學實踐中，一方面，可以通過開設相關的公共選修課來培養學生的現代商務理念，這些選修課包括管理思想史、管理學原理、市場營銷、晉商文化賞析、讀史言商、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反壟斷法與企業競爭培育、中國企業管理案例選講等，這些課程對于學生學習現代管理的基礎知識、了解現代企業管理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探究商務管理的歷史與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舉辦校園學術文化系列講座來豐富同學們的思維視野，讓同學們通過與具備現代商務理念的專家學者們的近距離接觸來樹立現念，例如可以邀請相關學者來做相關內容的學術報告，包括老子思想在現代管理中的應用、會計人員應當具備的專業素質、如何加快企業財務信息建設、營銷改變人生、企業文化等。
第二，通過開設現代商務理念相關課程來培養學生的現代商務理念。可以通過開設現代商務基礎課程，使學生掌握現代商務理念所需要的共同的基礎知識。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包括：現代企業商務概述、現代企業商務管理概述、現代企業商務管理模式、現代企業商務活動環境、商務組織、供應商與客戶交易管理、物流交易管理、無形資產交易管理、商務磋商與溝通管理、商務合同簽訂與履行、商務沖突管理、商業機會選擇與風險規避、晉商精神、現代商務理念等，為學生形成現代商務理念打下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
制度是否重要？這無疑是一個早已達成共識的結論。但制度如何重要，以及怎樣的制度才重要？卻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
阿夫納·格雷夫（Avner Greif）的《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雖然將我們拉回到了遙遠的歐洲中世紀時期，但通過對這段歐洲中世紀文明的分岔與商業擴張之路的詳盡考察，卻有助于我們厘清當下經濟改革的路徑選擇問題。
制度研究的新視角：歷史比較制度分析
格雷夫現任斯坦福大學人文與科學Bowman Family講席教授，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系著名的比較制度分析與經濟史研究小組的成員之一。格雷夫發表在1994年《政治經濟學雜志》的“文化信念與社會組織”一文成為了制度經濟學領域的經典之作，而基于該文發展而來的歷史比較制度分析（HCIA）的制度分析方法更是使其享譽經濟學界。
與大多數的制度經濟學家采用的研究路徑所不同，格雷夫始終堅持從個體微觀層面來研究制度變遷的內生性和動態性，從而大大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理論分析框架和現實解釋能力。從研究方法來看，格雷夫堅持將博弈論的分析工具引入到制度分析當中，從而使得對制度分析的個體微觀視角以及內生性分析成為可能。
格雷夫于2006年出版的《大裂變》一書，便是對上述提及的新視角、新框架和新方法予以充分體現的一部理論成果。
“大裂變”與西方世界興起的制度基礎
在歷史學和經濟史領域，有一個存在長期爭論卻又經久不衰的理論命題歷來吸引著無數的學者為之瘋狂，如同數學界的歌德巴赫猜想一般，這個命題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類似的表述還有“韋伯疑問”，但都表達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為什么西方世界會興起而中國會衰落？18世紀中葉出現的工業革命常常被認為是這段歷史的轉折點，因此，許多論者都將工業革命的誕生和資本主義萌芽作為解釋“李約瑟之謎”的突破口。這樣一來，問題又進一步轉換成：為什么西方會發生科技進步？
實際上，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于西方興起之路的分析并不局限于18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而認為這一過程始于中世紀后期（約1050-1350年）開始的歐洲商業擴張。正如著名經濟學家Lopez所指出的，“（遠距離貿易）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最終影響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就像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一樣。”
正如格雷夫所指出的，“貿易擴張不是對稟賦與技術變化的反應，更可能的情況是，新制度為市場和政治單位提供了基礎，它們在推動貿易、形成一個互為補充的制度發展與貿易擴張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對西方興起之路的解釋有必要沿著諾斯的研究路徑，但與此同時必須突破將制度視為規則的觀點，即，要理解中世紀后期的商業擴張，就必須考察國家與市場的制度基礎。
現在我們已經知曉，必須對國家與市場的制度基礎進行內生性考察，才能理解中世紀后期的商業擴張。那么如何分析制度的內生性呢？格雷夫認為，在西方，社會組織在有目的地創建的制度中居于中心地位，這些社會組織是以利益為基礎的、自治的、不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組織。格雷夫一再強調，這種社會組織對中世紀后期的歐洲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在近代的增長時期也是如此。格雷夫進一步指出，一些從過去傳承下來的制度要素推動了這一時期社會組織的出現，比如個人主義的文化信念、不牢靠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組織、國家的制度性弱點以及使自治化合法化的規范。而恰恰是擁有上述特征的歷史傳統，促使社會組織和國家能從合作者獲益并達到建立新制度。
歐洲中世紀晚期穆斯林世界之所以沒有趕上這條商業擴張之路，就在于其一開始就缺乏能夠維持和保障商業擴張的制度基礎。不僅如此，集體主義的文化信念以及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都阻礙了交易規模的擴大與商業的擴張過程。因而從中世紀晚期開始，歐洲與穆斯林兩個世界的經濟發展軌跡開始漸行漸遠，并引發了這場歷史上最為壯觀的經濟“大裂變”。由此看來，西方世界的興起實質上起源于歐洲中世紀晚期的商業擴張，而這又得益于中世紀早期形成的個人主義文化信念和以契約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概言之，契約型的經濟治理模式才是導致西方世界興起的根本性制度原因，這就印證了格雷夫的著名格言：“制度是歷史的發動機。”
大國衰落的制度根源
在歐洲中世紀的同一時期，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也處于強盛時期，很顯然，中國社會的制度和文化特征也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信念和基于血緣之上的關系型治理模式，這種制度基礎在很長時間內維持中國經濟在全球的領先地位。但正如格雷夫的探究所表明的那樣，這種制度基礎終究無法維系長期的經濟增長，因而基于這種制度基礎的大國必然以衰落為結局，當然中國也不例外。
格雷夫在《大裂變》一書中對制度的動態化分析增進了我們對于大國的崛起與衰落這一完整的歷史變遷過程的理解。基于歷史比較制度分析框架，后續的一些研究進一步佐證了格雷夫的觀點。例如，Li在2003年發表的論文“關系型治理與規則型治理：東亞奇跡和東亞金融危機的一種解釋”中分析道，東亞國家所共享的以集體主義、關系型治理為典型的制度基礎締造了東亞奇跡，但又因其內在的缺乏最終釀造了東亞金融危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也。再如，蔡洪濱等人在2008年發表的論文“宗族制度、商人信仰與商幫治理：關于明清時期徽商與晉商的比較研究”中，通過翔實的歷史材料分析表明，基于不同經濟治理模式的徽商與晉商兩大商幫卻擁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際遇。按照格雷夫的觀點，享有集體主義文化的商幫治理模式本質上并不能長期得以維持。這樣來看，中國為何衰落的命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與文化轉型
格雷夫的歷史比較制度分析（HCIA）框架通過對制度的內生化和動態化處理，表達了這樣一個簡單又深刻的道理，即以自治、個人主義以及基于契約基礎之上的制度框架才是導致經濟長期繁榮的根本性原因。
對于擁有龐大經濟體量且正處于大國崛起之路的中國而言，無疑是最具可能和潛力的國家重返世界經濟中心的舞臺。當然，這一過程并不會輕易實現，而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道難以避免的坎。來自東亞金融危機的借鑒意義是，中國如何實現從關系型治理模式向規則型治理模式的轉型。當然，這一模式轉型的背后實質上意味著更為復雜的文化轉型過程。在格雷夫看來，制度是由規則、信念、規范和組織等各種社會因素組成的系統，因而制度轉型和文化轉型無非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關鍵詞】上海錢莊；山西票號；銀錢會計；比較研究
縱觀近代中國的金融變遷，在西方新式銀行未傳入中國之前，發揮融資功能的傳統機構有票號、錢莊、當鋪、銀號、錢店等，但是其中的上海錢莊與山西票號發揮的作用最為顯著。票號與錢莊同屬于傳統的金融機構，其組織類似，但是其經營范圍有很大的不同，票號專營匯兌，錢莊則以存放款項為主。從會記史的角度來看，不管是匯兌還是存放款都屬于近代銀錢業會計。
銀錢業會計作為會計學科的一門分支，負責核算銀錢業的現金出納、轉賬、匯款等事項，起源于清代前期的舊式錢業會計。它“用于記載各種業務上發生之事項，并計算銀行經營結果”[1]的一種會計制度。它以貨幣為經營對象，其賬簿管理重在現金及票據核算，還要進行轉賬和匯劃業務核算。近代的銀錢業會計包含了舊式的錢莊業會計和新式銀行業會計兩個方面，舊式錢莊業會計又以上海錢莊和山西票號的會計模式為代表。
一、轉賬結算制度
錢莊與票號根據各自經營內容和內部管理的需要，二者都在長期的生存中摸索創造了適合自身需要的轉賬結算制度，并形成了獨有的賬務處理藝術。
1.錢莊的過賬制度
中國的轉賬結算與銀行劃撥清算最早應該起源于上海錢莊。在晚清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交換也日益頻繁，客戶與錢莊，錢莊與錢莊之間的互相轉賬關系也日益復雜，錢莊的轉賬制度也因此建立起來，并迅速發展。據史料考察，比較完善的轉賬制度，產生于清朝咸豐年間，創造者為寧波錢莊，及著名的過賬制度。
過賬制度的具體操過稱為：每年正月二十八日，各個錢莊的客戶按照規定到開戶錢莊取得“過賬簿”，作為新的一年中記錄樁長交易業務發生的依據。以后，每一交易完畢，付款戶應將付出銀錢數目記入“過賬簿”的上方，并書明收款戶的開戶莊號，加蓋印鑒，收款戶則按照規定將收款數目記入“過賬簿”的下方，并寫明付款戶的開戶錢莊。每日下午四時，雙方將“過賬簿”分別送到各自的開戶錢莊，各錢莊則根據“過賬簿”將客戶應收、應付銀錢數目，登記在特定的“摘草簿”之上，作為日后清查賬目的依據。“摘草簿”上收下付，代客戶收款的錢莊，將應收銀錢數目記入“摘草簿”的上方，而代客戶付款的錢莊，則將應付銀錢數目記人“摘草簿”的下方。當天，各錢莊事先將本莊應付、應收賬款的明細內容一一抄錄，制成清單，第二日清晨，在同業值日錢莊處會齊，逐項進行清算核實（俗稱對家頭），以防范前日過賬可能發生的錯誤。各方清算無誤后，過出錢莊便開出“劃單”作為過賬的依據，將款項劃入過入錢莊。在劃單上須寫明劃出銀錢若干，并加蓋圖章，作為過賬的依據。
上海錢莊的匯劃制度是在寧波過賬制度上發展而來的，但是上海的匯劃制度比寧波的過賬制度多了票據交換這一環節。十九世紀下半期，上海出現了公單清斷制，由各莊開出應收，應付之公單，由棧司送往各有關錢莊核對沖銷，若有差額，再一一繳送現金”[2]后在光緒十六年（1890）左右，上海錢業同業會組織設立“匯劃總會”作為各錢莊之間的公單交換清理的場所“日間各匯劃莊自行收解票據、開發公單，至晚收齊所有公單，送至匯劃總會，由匯劃總會集中清理，俟各莊應收應付之數結算后，再由匯劃總會通知各莊收付”[2]“由于當日票據清算結果為欠為余，各莊于開發公單時即已約略知悉，故各莊均早在錢業市場中借入款項或放出余款，在匯劃總會中大體為軋平之局；若未軋平，則次日由應付之錢莊將現銀送交應收之錢莊”。[3]
2.晉商總分號之間的轉賬結賬
匯差的結算，是山西票號的一項繁雜而重要的工作。實行的是一月一小結，一年一總結的制度，所以分號運用“月清”、“年總結”兩種賬冊，在向總號報賬時進行結算。“月清”每月報送，“年總結”每年十月底結算時報送。“月清”是折紙抄報，故也叫“月清折”；“年總結的賬冊卻是長方形的麻紙裝訂的，用四柱清冊的方法，把一年內收交匯款數、利息、匯費收支數，及分號各項支出綜合登入賬內，最后得出與總號的存欠數。[4]
總號依據分號報送的“月清”或“年總結”，等到與各分號“月清”復核沒有差錯后，按收交差額（即分號與總號往來差額）分別登入總分號往來賬，即完成匯差的清算。就總分號匯差來說，分號收入大于付出的差額，即收存總號銀兩數；分號付出大于收人的差額，即總號短欠分號銀兩數。總分號間這種匯差均不計算利息。[5]
錢莊過賬制度和票號的總分號之間結算制度同樣都有減少現金使用量的作用，都孕育當今銀行金融業的票據轉賬的精髓所在，但是畢竟這二者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票號的過賬僅是內部清算的一種結果，所以不論總號欠分號或者分號欠總號，總號統負盈虧責任，所以總分號間這種匯差均不計算利息。而錢莊的過賬制度其與客戶之間的一種結算方式，它區分現洋和“過賬洋”，過賬洋是虛位的銀洋，客戶要把過賬洋換成現洋，須給錢莊一定的差價補貼，即“現金升水”。從這個方面看，錢莊的轉賬制度更具有前瞻性。
二、記賬貨幣單位
創立記賬貨幣單位是會計核算的第一前提，只有單位統一，會計信息才有可比性。在近代由于銀兩與之前并行的貨幣制度，記賬貨幣單位的統一直困擾著會計核算，同時銀錢比價也不穩定，這加劇了會計核算的復雜性。因此，不管是錢莊還是票號創設記賬貨幣單位的問題就營運而生。
1.錢莊的“虛銀”與實銀的置換制度
錢莊的主要業務是存放款，而且應用過賬的轉賬方式，對錢莊而言“虛銀”與實銀置換更要緊些。實銀是實有其物，無論其名稱、形式、大小、重量、成分如何，而“虛銀”只規定其名稱、重量和成色，“虛銀”是實銀的價值符號，實銀與虛銀的折算比例是錢莊記賬貨幣的一項重要內容。
上海地區通行的主要虛銀兩是“九八規元”，一般華洋交易、銀兩匯兌、行市、轉賬、匯劃都以規元為計算單位，在歷史上，中國標準銀兩為紋銀，含純銀93.5374%，規元含純銀91.6666%，為標準銀成色的98%，故又稱九八規元”。[6]但在實際運用中，虛銀兩必須規定銀的一定成色和重量，但是由于技術無法達到的原因，實際上虛銀標準無法統一，這也為錢莊的會計核算帶來了相當的困難。
2.票號的本平制度
山西票號的主要業務是存放匯兌，收受銀兩。由于“中國銀錠是在一種稱量貨幣”，它沒有形成一種抽象的貨幣單位，“銀兩單位就是重量單位也就是貨幣單位”。[7]，所以每次都要鑒定銀兩成色，稱量銀兩重量成為票號一項日常工作。而且各地的天平砝碼不同意，公私銀爐并存，熔煉白銀的技術差異較大。各地所鑄造銀錠的成色不易。在度量衡沒有國家統一標注情況下，每個票號都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平碼制度，與各地平碼權衡，較出每百兩比自置的平碼大多少或小多少，作為銀兩收交的標準，并憑以記賬，維護交易雙方的利益，這種制度就是票號的本平制度。
三、結論
第一，上海錢莊和山西票號的會計制度都是以民間會計為主導，隨著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民間工商業的活躍，他們都成為當時先進會計方式的代表，造作了多種會計制度與會計思想，使傳統的中式會計趨于完善。如錢莊所創造的過賬制度，開啟近代信用制度之先河，如票號的龍門賬促進中國復式簿記的產生。
第二，近代銀錢業會計在行業間并沒有統一的會計規范或制度，錢莊與票號雖然在會計機構、賬簿組織上、會計方法上有相通之處，但也存在諸多差異，主要原因應為各有專長營業的種類，同時資本的大小，甚至地方的習慣以及各店習慣等都是其成因。形成錢莊與票號隔閡的因素有兩方面：其一近代社會總體上屬于封建經濟，經濟體之間聯系不像現在緊密；其二會計學在中國近代不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由學徒摧升，會計技術依賴口頭相授同時還沒有專門的會計研究人員。
第三，錢莊與票號畢竟都是從中國封建經濟中破土而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創造出中式會計的輝煌，但其身上帶有封建性是必然的。其一，他們地方幫會性質濃厚，各自有其勢力范圍，這種分散的狀態不利于會計制度的統一，而且很多會計方法在自己勢力范圍內運用而不外傳。其二，近代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商品經濟發展而產生的錢莊和票號卻因“資本額小、組織簡陋、墨守成規、人才缺乏”[8]而不得不要么依靠以封建政府，要么依靠外商銀行，這導致了他們衰落的必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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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太原 會展業 品牌化 策略
目前，品牌化、專業化、國際化已經成為會展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國際知名展會如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法蘭克福車展、巴黎時裝展的成功舉辦，使會展品牌成為會展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利器；“后奧運時代”、“后世博時代”也充分展露了品牌會展的巨大拉動效應；而廣州、深圳更是以廣交會、華交會、高交會等知名展會帶動當地經濟迅速發展；除此之外，我國的二線城市如大連、成都、青島等，也把培育當地品牌會展作為決勝市場的重要途徑。由此可見，對于一個城市――尤其是會展業起步較晚、發展不規范的太原市而言，培育城市會展品牌對其發展會展經濟，彰顯會展業市場競爭力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太原會展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太原市會展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效益，成為國民經濟的助推器和新亮點。其中，中國（太原）國際煤炭與能源新產業博覽會、新晉商大會形象展示與產業博覽會、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等規模大、影響力強的會展活動的舉辦，極大地提升了太原市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同時，太原（國際）面食節、太原城市購物節、山西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中國（太原）國際汽車展覽會等一系列關系民生題材會展活動的興起，也在吸引百姓消費的同時促進了太原市經濟的發展。盡管如此，這些會展活動在國內、國際上的知名度仍十分有限，沒有形成明顯的品牌優勢，太原市在會展業品牌化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
二、太原會展業品牌化發展的問題
（一）場館及服務設施不健全
UFI資格認證標準中明確規定，品牌展會主辦者必須提供專業的硬件服務設施，近年來，太原市雖然改造、建設了一批會議中心和展館，但仍無法滿足會展發展的需求。目前，太原市已建成的會展場館如山西省展覽館、太原煤炭博物館、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山西國際會議中心等，面積普遍偏小，不利于引進國內、國際大型品牌會展。另外，會展場館內部及周邊服務設施不健全也是影響太原市會展業品牌化發展的軟肋。酒店、休閑娛樂設施少，與一線城市差距大，對大型會展與會者、參展商的接待能力差。
（二）展會規模化效應低
根據展覽業經驗，展覽面積大于3萬m2的展會才具有持續盈利能力，相比之下，太原市與國內一線會展城市舉辦的展會在規模上存在天壤之別。如太原（國際）面食節第一屆選址迎澤公園藏經樓北廣場，展覽面積7000m2，展位不足200個；第三屆選址銅鑼灣廣場，展位僅300個。中國（太原）國際汽車展覽會前三屆都選址山西省展覽館，室內外展覽面積不足3萬m2，很難舉辦一些大型和特大型車展。因此，太原市在舉辦會展的過程中，招展難進行，參展企業少，分流現象嚴重，使得展會成交量低，無法帶來規模化效應。
（三）知名度高的展會較少
太原市在展會服務、辦展規模、展會成交額方面都很難達到UFI認證所要求的國際化標準，舉辦的展會知名度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展會營銷經費不足，營銷力度小；展會推廣渠道不專業，廣告送達率低，潛在的參展商和專業觀眾無法接觸到展會；組展方只重視對參展商的組織，忽視對專業觀眾的組織，這些原因都導致太原市會展業的品牌影響力不高。
（四）從業人員專業水平不高
目前，太原市會展從業人員大都不是會展專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或者轉行的人，甚至有些是臨時工。會展業內缺乏熟悉會展知識、掌握國際慣例、富有動作經驗的專業人才。具體而言，太原市在發展會展業方面缺乏相應資金，多數從業人員無法參加專業培訓，很多展會在開展之前招募一批大學生，經過短暫的培訓就上崗，下一屆展會再繼續找臨時人員參與，長此以往，太原市在會展人才培養方面缺乏系統性和專業性，難能辦出高質量的品牌會展。
三、太原會展業品牌化發展策略
（一）整合資源，統籌規劃
要實現太原市會展業的品牌化發展，首要任務在于有效整合太原市會展資源，形成統籌規劃的大格局。一方面，按照現代化、國際化標準改造太原煤炭博物館、山西省展覽館等一部分老舊的會展場館，配合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山西國際會議中心，打造一個輻射力和聚集功能強大的會展中心聚落，使之適應現代會展業的發展要求；另一方面，加強各會展中心內部及周邊服務設施如餐飲門店、休閑娛樂設施、停車場、公共衛生間的規劃建設，與太原市區餐飲、住宿、交通設施有機結合，提高對參展商和觀眾的接待能力，將太原打造成為國際知名的商務和會展中心。
（二）準確定位，專業運作
緊密結合太原市優勢產業，找準會展賣點，加大營銷力度，是提高太原市會展業品牌競爭力的關鍵。太原市會展業品牌化發展應著力于：以太原市優勢產業為依托，大力發展其核心產品和延伸產品為主題的會展；多渠道籌集資金，加大會展業發展投資力度；政府牽頭，對外推廣太原市會展品牌；改變觀念，使得招商工作齊頭并進。
（三）校企合作，儲備人才
太原市會展業的品牌化發展，離不開會展專業人才的支撐。在培養會展專業人才方面，可以采取“派出去、請進來”相結合的方式，把國內、國外的專業會展人才請進來幫助業界提高會展專業水平，把好的員工送到會展業發達的國家深造，逐漸打造一支專業化的會展從業隊伍。與此同時，太原市舉辦會展應與山西省開辦會展專業或開設會展方向課程的高校如晉中學院、山西財經大學、太原市旅游職業學院等進行產、學互送，利用高校委培會展策劃與管理人才，并為這些高校會展專業學生提供實習、就業崗位，形成校企合作、資源共享的良性人才培養模式。
參考文獻：
[1]王惠姣.中小城市會展品牌化發展研究[D].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關鍵詞：商幫文化；江南民謠；當代價值
民間歌謠是人類口耳相傳的民俗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微觀上爬梳江南地域的民間歌謠，研究其發展脈絡可以從宏觀上把握社會和歷史。吳越文化背景下的吳歌研究近年為眾多學者關注，但由于吳歌受限于吳語地區，現將“江南地區”納入研究范圍，將其外延擴展至蘇皖南部及浙江全省，這與明清以來江南地區的商幫形成地域相吻合。
本文擬從商幫文化的視角，從保護歷史遺存的觀點出發，做好江南民間歌謠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從源頭追溯江南民間歌謠的發展脈絡，重點分析江南歌謠反映的歷代尤其明代以來的商業生活和商業倫理，反思當今商業迅猛發展下的商業道德等問題，以期對其當代價值重估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1 研究的意義及其背景
歷史學界對“江南”爭議頗多，李伯重提出劃定“江南地區”的兩個標準：地理上的完整性及該地區經濟聯系的緊密性和經濟水平的接近性。徐茂明撰寫的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模糊界定“江南區域”的做法給本文以啟發，現將其外延擴展至蘇皖南部及浙江全省。
吳歌是吳方言地區的民間歌謠的總稱。江南民間歌謠多集中在對吳歌的研究上。吳歌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南朝樂府的“吳聲西曲”，明晚期馮夢龍《山歌》、《掛枝兒》民歌集成以及近現代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的歌謠收集及研究。對吳歌的研究不乏扛鼎之作，但從商業尤其是商幫文化的視角切入較少。綜合眾多學者意見，現階段對吳歌的研究多集中于詞曲的收錄；吳歌流變與傳承；從文學角度和音樂角度分析詞曲唱法等；另外人類文化及民俗角度也是眾多學者關注的熱點。值得一提的是，徽商與歌謠的關系近年來為學者專門提及，王振忠《新安江的路程歌及其相關歌謠》研究徽商經商的路線歌謠；何根海《從民間歌謠看徽州商業生活習俗》，認為徽州民謠反映了徽商艱苦卓絕、積極創富的心態以及徽商族人相扶、誠信勤儉和以義為利的民俗文化。
商幫文化是地域文化和商業文化的綜合。從國內現有文獻來看，對明清十大商幫中勢力影響最大的晉商、徽商研究較多，其次為福建商幫（閩商）、寧波商幫（甬商）和廣東商幫（潮商）研究，但從數量上已經大幅減少，再次為山西商幫，而山東、陜西、江右、龍游、洞庭商幫，研究文章均不足百篇。眾多學者認為誠信守則，仁德至上是明清商幫共守的原則。中國幅員遼闊，地域商幫文化差異性很大：晉商“學而優則賈”、徽商“賈而好儒”、“鉆天洞庭”審時度勢、寧波商人敢為天下先、遍地龍游“無遠弗屆”。不可回避的是，商幫文化也存在不足：官商結交極易滋生腐敗、缺乏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契約精神等。
江南吳地自古以來就是經濟發展的重地，商業發達，都會繁華。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經濟、民俗民風不同，勢必形成明顯的地域差異，而一個地區的持續發展必定得益于背后的文化因子支撐。吳越文化的尚德明禮、務實進取、利義兼顧、順應時勢、剛柔相濟、兼容并包對商幫文化乃至民間歌謠都有深遠影響。
2 商幫文化與江南歌謠的商幫特征
2.1 江南地域商幫文化
明清以來，興起于蘇州東西兩山的洞庭商幫、浙江中西部的龍游商幫、浙東的寧波商幫以及商業活動主要集中于江浙的徽商深受吳越文化的影響形成各性鮮明的商幫文化。
洞庭商幫尚德明禮、善于審時度勢、順應時勢、把握時機、穩中求成；徽商崇尚程朱理學，“賈而好儒”，講究“以儒術飾賈事”“以義取利”；浙東學派影響下的龍游和海洋文化孕育下的寧波商幫敢為天下先不畏艱險，開拓進取、強調利義并舉。（表1）
2.2 江南歌謠商幫特征
江南水鄉河網密布，太湖流域素來享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水鄉出行主要以舟船為主，由于行船時間長，文化生活貧乏，所以船歌就成為水路販運時主要的自娛形式。船歌、漁歌抒發著船夫內心的酸甜苦辣，表達著離愁別恨，情意綿長，同時也體現商人特有的艱苦創業，開拓進取。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販走于水路之上的商人歌、水路行程歌。《水路歌》記錄了寧波鎮海口到南洋大陳漁場水路交通線路，這條航線也是船老大憑借多年的經驗，將沿途經過的島礁、山頭、岙口、洋面等連綴成口訣，以掌握航向的風土漁歌。徽商《水程捷要歌》“一自魚梁壩，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縣，茶園六十有。九十嚴州府，釣臺桐廬守。潼梓關富陽，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也同樣是行程的口訣。
3 吳歌反映的商業生活及商業價值體現
3.1 吳歌與商業繁華
其一，吳歌的藝術特點是清麗委婉、溫柔敦厚、纏綿含蓄、曲折隱喻，對離愁別緒表現得淋漓盡致，情真意切。明中葉以后，江南商業繁榮，江寧、揚州、蘇州、杭州等地市民聚集，都會繁盛。巨富大賈一時聲名顯赫，引發商業大潮，成年男子自覺自愿出門經商，尋求發財致富的機會。吳歌中專門以離情為描寫對象的民謠占有一定比例，有詼諧幽默的“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腳的也來哭。趕腳的你哭是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里調情也，我的驢兒受了苦。”讀來忍俊不禁的同時，細細品味又有道不盡無盡的心酸與悲苦。男子投身商業浪潮，離家千里，女子獨守秦樓，《詞林一支》卷一《羅江怨歌》中有：“紗窗外，月正收，送別情郎上玉舟。雙雙攜手叮嚀囑，囑咐你早早回頭。熱碌碌難舍難丟，難丟難舍心肝肉。旱路兒去，早早投宿，水路喝ィ少坐舡頭。夜風吹了無人顧，那時節，郎在京都，小妹子獨守秦樓，相思兩下難禁受。”
其二，市民中萌發的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對商人地位和追求財富的積極肯定。
吳歌中有一些直接描寫《工》《商》的歌謠：“手藝人其實有些妙，幼而學壯而行手段精高，白手能賺錢和鈔。不用爺娘本，安分過一生，無憂無慮，無憂無慮，誰不道你好。”“做生涯委實真堪羨，走燕齊經楚粵，天南地北都游遍。江湖隨浪蕩，萬貫在腰纏，四海為家，四海為家，到處堪消遣。”行商坐賈宿妓消遣，縱情聲色、追求奢華的思想對儒家文化及重農輕商的觀念形成巨大沖擊，也對商人經商乃至商幫形成起促進作用。
3.2 重視舉業，低調沉穩，善于審時度勢
江南地區舉業繁盛，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統計清代全國進士總數26815人， 江南七府州3491人，占總數的13.02%。[1]蘇州富庶之鄉盛產狀元，清代狀元占比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洞庭商幫尚德明禮，十分重視教育和人才，隨著高文化素質的士紳加入，與一般的巨商不同，洞庭商幫有別于其他商幫，養成了低調穩健堅忍的氣質，他們善于審時度勢、順應時勢。收錄于《樂府萬象新》的民歌體現了對考取功名的美好祝愿以及高中之后莫相忘的叮嚀：“桂子開時舉子忙，才人收拾赴科場。鯉魚跳在荷葉上，轉身就是狀元郎，白馬紅纓還故鄉。”“一管毫兒送情郎，情郎拿去寫文章。有朝一日登金榜，烈烈轟轟做一場，白馬紅纓還故鄉。”“送郎送到大門東，愿郎此去步蟾宮。月中丹桂名三種，我郎先折狀元紅，金階莫負我情濃。”
3.3 白茆山歌中的商業特征
白茆山歌是吳歌的重要一脈，也是吳歌杰出代表和經典樣本。它內涵豐富，種類繁多，有勞動歌、時政歌、節令歌，搖船歌、地名歌、私情歌等不同種類的歌曲。其中，搖船歌廣為流傳。白茆鎮地處太湖流域，經濟發達，物產豐富，是地道的江南魚米之鄉，水域占全區面積的25%。連接太湖和長江的重要河道白茆塘把白茆分為南北兩部分，舊時商賈從事長途販運，水路漫長，就用唱山歌的方式打發時間，排解寂寞。白茆山歌研究會會長鄒養鶴說：“吳歌跟商貿有關的話就是古代的時候，古代的交通工具這里以船為主，在運送商品貨物的時候都是用船，行船因為它非常慢，搖船也很慢，路程遠就要唱唱山歌，山歌和船運是結合起來的。”比如《搖船歌》[2]：“解纜開船撐一撐，艄公便把櫓來搖，生絲櫓繃搖得寸寸斷，擼人頭出火水來澆。”又如《張網歌》[2]的漁歌：“網船上娘姨苦凄凄，夜夜困塊冷平基。日里張魚拖蝦忙，夜里還要捉田雞。捉著三條臭， 一早上市換麥粞。”
4 徽商民謠反映的商業生活及其商業價值體現
4.1 徽商吃苦耐勞、創業艱辛
民國《歙縣志》：“沿江區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 明清時期，由于徽州地少人多，“七山半水半分田”，為了生計，出門經商成為七成成年男子的選擇：丈夫志四方，不辭萬里游。新安多游子，盡是逐利頭。風氣漸成習，持籌遍九州。素有“徽駱駝”之稱的徽商歷來秉承艱苦創業的傳統，很早就出去學做生意，在徽州流行的民謠：
《徽館學生意》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吃碗面飯，好不簡單。一雙破鞋，踢踢踏踏。一塊圍裙，像塊疙瘩。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雨傘挑冷飯，背著甩溜鰍。過山又過嶺，一腳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轉來轉去到上海，求親求友尋路頭。同鄉多顧愛，答應肯收留。兩個月一過，辦得新被頭。半來年一過，身命都不愁。逢年過時節，寄錢回徽州。爹娘高興煞，笑得眼淚流。
《甜竹葉》：“甜竹葉，朵朵嬌，寫封信，上徽州。俺在杭州做伙頭；一日三餐鍋焦飯，一餐兩個咸菜頭。手磨鐵火箝，嘴磨鐵犁尖。手像烏雞爪，腳如黑柴頭。你要到杭州來看俺，拿個布袋背骨頭。”
4.2 徽商“賈而好儒”、崇文重教，往往以入世博取功名為人生乃至整個家族的終極理想
徽州被譽為“程朱闕里”和“東南鄒魯”，宗奉程朱理說，做生意講究“以儒術飾賈事”、“以義取利”。徽商發達以后往往回鄉大力興辦教育、修建書院。徽俗訓子，上則讀書，次則為商賈，又次則耕種。以至于“十戶之村，不廢誦讀”。
《牽三哥》：“牽三哥，賣三郎，打發仔，進學堂。讀得三年書，中個狀元郎；前門豎旗桿，后門做祠堂。金屋柱，銀屋梁；珍珠壁，象牙床，繡花枕上一對好鴛鴦。”
《上學堂》：“摘茶姐，賣茶郎。一斤糕，兩斤糖。打發哥哥進學堂。讀得三年書，中個狀元郎。金童來報喜，玉女來送房。阿姐做新人，阿哥做新郎。”
4.3 徽商民謠中的商婦愛情觀
“一世夫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由于徽州成年男子外出經商，常年不歸家，所以當地一般都有早婚的習俗，新婚燕爾，短暫的甜蜜之后就是長久的別離，《十送郎》表現了徽商婦送別時的依依不舍，充滿了心酸和無奈，也表現了徽州商婦獨自留守的痛苦命運。《高興嫁個種田郎》表現的就是與之相反的另外一種選擇：“悔呀悔，悔不該嫁給出門郎，三年兩頭守空房。圖什么高樓房，貪什么大廳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寧愿嫁給種田郎。日在田里夜坐房，日陪公婆堂前坐，夜伴郎哥上花床。”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男人出外經商，常年不歸家，甚至孩子已經長大不認得父親。商婦忍耐與夫君分居兩地的相思之苦：“鴛鴦枕，睡半邊；紅綾被，蓋半邊”同時還需要擔負整個家庭的重擔：《采茶謠》“枚乖乖寶，娘去摘茶草。枚乖乖寶，娘去賺茶銀。摘茶草賺茶銀，用來供大供細（小孩）供成人。”
4.4 徽商十分重視家族宗法
歙h《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中有“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記載，已經言明徽商的商業價值觀和財富觀，以家族為核心，致富以后資助子弟族人讀書業儒，光宗耀祖。生意的成敗不僅關乎個人的前途，也與整個家族的榮辱緊密關聯。《寫封信啊上徽州》：“叫爺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兒在蘇州做伙頭。兒在外頭學生意，心中記住爹娘話：‘茴香蘿卜干’，不能自己端，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徽商非常忌諱“蘿卜”（落魄）和“茴香”（回鄉），對前途發展抱著悲壯的理想，要么發達，要么客死他鄉。
《火焰蟲》：“火焰蟲，低低飛，寫封信，到徽州。一勸爺娘別掛念，二勸哥嫂不要愁。一日三餐鍋焦飯，一餐兩個腌菜頭。面孔煙抹黑，兩手烏溜溜。今朝吃得苦中苦，好的日子在后頭。火焰蟲，節節紅。公公挑擔賣胡蔥，婆婆織絹糊燈籠，兒子開店做郎中，新婦織布做裁縫，一擔米桶吃不空。”
5 浙商民謠反映的商業生活及其商業價值體現
5.1 浙東漁歌與敢為天下天的海洋文化精髓
寧波民謠有：“鉆天龍州遍地徽州，還讓寧波人奔上前頭；山東蠻子、紹興師爺、福建郎、江西唱班，得寧波人銅錢活神仙。[3]寧波商幫在明清十大商幫中興起最晚，卻積極適應時代，成為近代轉型最成功的一個。擁有曲折海岸線的寧波歷來是貿易通商的口岸。 由于地少人多、靠近海洋等特殊的地理生態、氣候環境，浙東沿海地區的歷史風貌、生產生活、民俗習慣、民歌民謠等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海洋的烙印。正所謂“天外天，海外海，山外山，灣外灣，風夾風，雨夾雨，浪里浪，礁底礁”（《天外天》）。寧波及其周邊的舟山漁歌道盡大自然的變幻莫測、漁業的艱辛兇險，同時也突出漁民堅韌豪邁與昂揚向上的斗志：
《漁民十煞》：“有風嚇煞，無風搖煞；有雨淋煞，起暴餓煞；熱天曬煞，冷天凍煞；兩腳奔煞，戶胛挑煞；三杠拉煞，老少哭煞。”
《人命歌》：“天呵天呵天呵！發風落雨不留情呵！海呵海呵海呵！浪打礁觸無人命呵！四面大海白茫茫呵，軋煞u魚人呵！”
《金塘謠》：“無風無浪，升米過金塘；有風有浪，斗米過金塘；大風大浪，石米也難過金塘。”
《老大歌》：“天上北斗高高照，千船萬船風蓬飄。南洋北海任我走，走遍天涯好居家。”長期的熏陶形成了寧波商人勇往直前，敢為天下先，銳意創新的商幫文化。在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條件下，漁歌中依然閃耀著漁民不畏艱險、開拓進取的頑強的生命意識。所有艱辛都比不上滿載而歸及其對勤勞致富的美好愿景的向往。
《起網號子》：“一拉金嘞格，嗨唷！ 二拉銀嘞格，嗨唷！ 三拉珠寶亮晶晶， 大海不負u魚人，嗨嗨唷！”
《追著風尾撈一網》：“坐慣船，嚇大膽，三級風浪小白菜。一櫓壓倒六級風，八級回港把魚賣，追著風尾撈一網，浪里白條滿船載”
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商埠碼頭的搬運號子、行船號子等。
5.2 輕松舒緩的三江船歌與山地茶歌
與豪邁的漁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流傳于江河中下游地區的韻律流暢的平和閑逸、情調舒緩，有時略帶調侃、幽默和睿智的船歌。
《四季漁歌》：“春季黃魚咕咕叫，要叫阿哥踏早潮。夏季烏賊加海蟄，猛猛太陽背脊焦。秋季雜魚由儂挑，網里滾滾艙里跳。北風一吹白雪飄，風里浪里帶魚釣。一陣風來一陣暴，愁煞多少新嫂嫂。”
與漁歌船歌相對應的是浙西浙南的以對唱和獨唱為主的山歌。“七月采茶秋風起，賺來茶錮買布機，買起布機織續羅，織起絞羅做新衣。”浙江南部的地理條件很適合茶葉生長，名茶有雁蕩毛峰、松陽銀猴等。《盤茶》是專門販茶的茶商在外漂泊生活真實寫照：“我去販茶十二年，你頭上金釵哪里來？ 哪里來？郎去販茶十二年，我頭上金釵娘家來，娘家來。”
5.3 “遍地龍游”“無遠弗屆”行商四方的經商理念
龍游商幫地處浙西，姑蔑文化發源于此地。龍游“八省通衢”、“通浙孔道”，交通便利，商業信息靈通，游走四方、長途販運便成為龍游人重要謀生的手段。龍游商幫崛起于山地丘陵， 地少人多的自然環境和獨特的地理條件使得四方行商成為必然選擇。
《龍游窮北鄉》：“龍游窮北鄉，十年九年旱。鐮刀壁上掛，肚皮餓癟蕩。”
原屬廣東小調《賣雜貨》：“離別家鄉五六春，到處找情人，飄洋過海賣雜貨，貿易小客生，難得這般人。”在浙商中傳唱可見其對游走四方商業理念的認同，遍地龍游“無遠弗屆”便也不足為奇。
5.4 浙江民歌與商業生活
浙江民歌在篇幅上相對短小精悍，多反映市井小民的平庸生活，其中不乏以販夫走卒為歌詠對象，直接描寫商業生活。比如《進城關》描述了集市的熱鬧場景：兄弟雙雙進城關，兩邊店口多熱鬧！走過一間又一間，對面正是魚咸攤。魚咸攤上擺魚鮮，窮人買魚嘸銅錢！這邊是間水果行，柑橘荸薺擺滿堂。又如《賣酒》，講述了女子擺攤賣煙酒的生活：大姐住在大路邊，又賣燒酒又賣煙。有錢哥哥吃杯酒，無錢哥哥吃筒煙。錢打酒，四錢賣煙，買賣要現呀現錢。再如《小販歌》羅列出豐富的商品： 正月二月，荸薺甘蔗；三月四月，烏飯印 ；五月六月，涼粉西瓜；七月八月，菱角山楂；九月十月，青柴烏炭；十一月十二月，筅帚筷子燈盞架。
5.5 生死離別的愛情漁歌
寧波舟山一帶漁民島嶼眾多，遇到惡劣天氣出海打魚生死未知，正所謂：“十口棺材九口草，島斗棺材坑，留下多少小孤孀。”因此，漁夫與漁婦的愛情漁歌與其他情意綿綿，郎情妾意的溫柔情歌不同，多了哀傷的基調。由于出海捕魚的風險極高，夫君平安歸來成為婦人最大的愿望。相思離別，怨恨埋怨，而生離死別的悲苦和絕望成為愛情漁歌的主調。
《小哥哥儂要早回家》“小哥哥儂要早點回家，勿要u到日頭落西山。小哥哥儂要早點回家，勿要u到白鷗歸沙灘。小哥哥儂要早點回家來，天暗了大洋里廂要出水妖怪。小哥哥儂要早點回家來，風起了蝦公惡煞要來把船翻。小哥哥儂好回來啦，我灶火已經添過三把。儂再勿來啊，冷了妹的心窩冷了飯和湯！”
《愛妹妹儂勿要愁》： “愛妹妹，儂勿要再呆啦棕樹底望我望發愁，儂昨夜頭吩咐我格說話，我全記在心頭。我u得大鯊魚，來給儂買三錢胭脂四兩油，打格一副白鐲子，帶啦儂格手彎頭。愛妹呀，要是龍王爺今朝請我去吃酒，儂也勿要哭，心愛相好盡管去求。就說我是儂啦爹娘手里結下的干哥哥，過年過節海灘頭上你輕輕來嘔三嘔。”
《漁民老婆實在苦》：“鵓鴣咕，咕咕咕；漁民老婆實在苦。頭戴青藍布，破褲露屁股，喝喝臭魚鹵，吃吃六谷糊。腳踏黃泥路，困困板凳鋪。”
6 江南民間歌謠的當代價值――以白茆山歌為例
吳歌有四個嫡系，分別是相城陽澄漁歌、常熟白茆山歌、吳江蘆墟山歌以及張家港的河陽山歌，而在留存至今的吳歌之中，從保存的相對完整性和樣本的經典性來說，當屬白茆山歌。白茆山歌是白茆人在田間勞作、長途販運、商業叫賣時即興演唱的山歌，內容豐富，種類繁多，主要分儀式歌、勞動歌、情歌和時政歌等。
1995年建成的白茆山歌館是全國第一家山歌館。2002年6月常熟市文化局，常熟市文化館編輯整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國?白茆山歌集》，同年9月成功舉辦首屆白茆山歌藝術節。2006年12月白茆山歌作為吳歌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今，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依托于江南農耕文化的山歌生態演唱環境正慢慢消失，所以，從文化保護的角度來講，把這樣一種演唱形式保存下來，并使其發揮當代價值，其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有幸采訪到白茆山歌研究會會長鄒養鶴先生，他認為白茆山歌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社會價值；研究價值；審美和史學價值；教育價值。他同時指出白茆山歌的傳承與創新主要有四個途徑：一是大學講座；中小學音樂課傳承教學；二是傳承人講座；三是山歌培訓；四是“走出去”的活動包括山歌比賽，文藝匯演、舞臺展示和時政宣傳等。
參考文獻：
[1]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南京大學學報，1997（2）.
[2] 江蘇省常熟市文化局，江蘇省常熟市文化館，白茆鎮人民政府.中國白茆山歌集[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3] 民國鄞縣通志（第4）[A].文獻志[C].
[4] 浙江省民間文學集成?舟山市歌謠諺語卷[M].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
文化是一個歷史范疇，因時而異，即文化的時代性。大陸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種文化隨著時代變化可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也有的被保留下來，或融合、滲透在新誕生的文化之中，構成文化層次結構，如同地層古生物一樣，層層積壓，呈現文化縱向剖面。眾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嶺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港澳被英國、葡萄牙統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區大量滲入、傳播，與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為特質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為底層文化沉淀下來，形成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疊加現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層，本土文化在下層。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歸以后，內地文化更多地進入港澳。這一文化層次，是港澳新歷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強烈的時代性。港澳文化的層次結構說明了文化概念的動態性。這恰如著名史地學家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指出的“：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內。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題，古代海洋文化以海產捕撈、海涂圍墾和海上航行、海上貿易為主，到了近現代，海上貿易成為海洋文化一項最主要內容。我國在唐宋時代，海上貿易很興旺，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冊的大事，只是明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海上貿易萎縮，海洋文化發展大受打擊，與西方國家比較，相形見絀。當代，開發海洋已成為一項規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產業，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個最高發展水平。同文化的時代差異一樣，文化還有地域差異，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環境不同而產生的。譚其驤教授也同樣指出“：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中國文化。”[1]基于此，近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地域文化叢書，把全國劃分為24種地域文化，即為文化地域差異的反映。誠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點，如渤海海洋文化、黃海海洋文化、東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質和風格。但海水是流動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個整體，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來，這決定海洋文化相對大陸文化具有較多的共同之處。一般說來，凡是臨近海洋的地區，海洋文化都應為當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也有例外。山東古代漁鹽業很發達，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切斷了與海洋聯系，到明中葉，山東人甚至不吃魚，海洋經濟式微，海洋文化大為萎縮，山東這時不屬海洋文化區域[2]。而在同樣“海禁”背景下，廣州仍維持一口對外通商地位，嶺南沿海百姓仍冒險出海，從事海事活動，海洋經濟和文化從未斷層，嶺南也就屬海洋文化區域。
二、我國海洋文化研究現狀
近年，“文化熱”在我國方興未艾，海洋文化實際上也是一種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視，在開發海洋、發展海洋產業熱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廣東省炎黃文化研究會主持過五次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出版海洋文化論集，不少學者提出“時代呼喚開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這片呼吁聲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繼涌現，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資料，1979年以來，發表在各類期刊上海洋文化論文226篇。專門性學術著作也漸見問世，如曲金良主編《海洋文化概論》[4]、宋正海著《東方藍色文化——中國海洋文化傳統》[5]、徐曉望著《媽祖的子民——閩臺海洋文化研究》[6]。但這些論著，不但數量少，而且內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學和考古學、歷史學范圍，包括我國海洋文明起源，海洋歷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權益、海洋文學藝術[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漁業史、外貿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問題。而從文化地理，甚至范圍更廣一點人文地理學視野出發，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論著，可謂鳳毛麟角。檢索美國“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統收入1861－2007年約170萬篇高校博碩論文，也未見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論文，可以說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荊棘叢生的處女地，有待她們的哥倫布們來開墾。
三、海洋文化研究內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對象是海洋，這個占地球表面70％面積的最大地域單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持著人類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從事貿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9]雖然黑格爾在這里否定了亞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對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的區別、海洋文化的本質和內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來，這個論斷被人們反復引用，特別是海洋環境對海洋文化產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業性，已成為不刊之論。從這個文化視角來觀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內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海洋文化賴以產生的歷史地理基礎
恩格斯說“：如果地球是某種逐漸生成的東西，那么它現在的地質的、地理的、氣候的狀況，它的植物和動物，也一定是某種逐漸生成的東西。它一定不僅有在空間中互相鄰近的歷史，而且還有時間上前后相繼的歷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與任何一個區域文化面貌一樣，總是由多種多樣的元素長期作用形成的。這包括了自然、政治、歷史、技術、經濟、心理等元素的特定歷史過程的產物。創造海洋文化的主體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陸，所以海洋文化必須以大陸為依托而產生，由此決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須同時研究大陸環境，而不僅僅是研究海洋環境。大陸與海洋環境的統一或者綜合，加之它們各自歷史過程，共同構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歷史的地理基礎。
（二）作為海洋文化經濟基礎的理論總結
舉凡人類涉及海洋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屬海洋文化的經濟基礎。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業、海洋礦業、海洋工業、海洋手工業、海洋漁業、海洋種植業等[11]。海洋文化是在這些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但這些經濟基礎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這些經濟基礎的科技成果，是在這些基礎上產生的理論總結、規律性升華、更多的具有理性層面的原理、價值等，而不囿于這些產業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為一項產業，涉及海洋經濟眾多領域，但從海洋文化立場，只研究與之相關密切的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導航技術，以及航線、港口的技術進步水平，反映某個時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別于海洋交通經濟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貨流結構、經濟獲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與它有聯系，但不能取代和混為一談，否則海洋文化覆蓋范圍過廣、外延過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內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會結構和景觀
創造海洋文化的主體是社會人類群體，包括農、漁、商、工、軍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會結構。他們各有自己的職業、行為、性格等，成為海洋文化景觀重要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為田”，從事海產采集、捕撈或圍墾海涂為田，是海洋農業文化主體；在海上漂泊，以舟楫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為一個特殊群落，生產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開，婚姻、習俗等都異于陸上居民，文化景觀自成一體。嶺南商幫集團，既浪跡天涯，遍設會館于神州大地，也“以海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為最富冒險、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區別于我國徽商和晉商。南海中有些海島長期為“海盜”盤踞，其中不少是失地農民，無以為生，飄泊島上，靠打劫往來商船為生。他們桀驁不馴，敢與官府對抗，引導得當，可成為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堅強力量，同樣是海洋文化一個載體。舉凡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們的社會分層、家庭、家族構成、文化稟賦、生活習俗等文化景觀，無不彰顯著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與地理環境關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內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觀
海洋精神文化即狹義海洋文化，包括人類對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話、信仰、宗教、戲劇、藝術、歌謠、舞蹈等，它們都與海洋文化的傳承有密切關系。例如華僑作為海洋文化一個特殊群體向海外漂泊、開拓，使中華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在海外弘揚、綿延、傳播，為中國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積極貢獻。故華僑文化的語言、建筑、風習、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觀也屬海洋文化范疇。又如南海神、媽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為沿海地區一種風俗活動，其景觀研究是海洋風俗地理一個重要內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與空間分布
海洋茫無際崖，人類活動多處于漂流、自由狀態，不易約束。海洋生活的這種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規范。翻開海洋史，海盜出沒，劫掠客商之事時有所聞。毋論古代或近代，實際上在原始資本積累時期，歐洲殖民主義者在亞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為，多為海盜行為，幾無法律可言。隨著海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地位日益凸顯，尤其是海底油氣資源的發現和開采，海洋權益爭端成為當今世界不安的一個根源。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和后來的實施，特別是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劃分，使臨海國家在海洋權益上的矛盾和爭端日趨復雜尖銳，所以臨海國家自定海洋法規與國際海洋法規之間的不整合，更需要通過平等協調方法解決。我國海洋法制的建設嚴重滯后于大陸法制建設，也同時面臨著與國際海洋法的對接等問題，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擺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濤，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風。不少志書都說生活在海邊的古越人好斗輕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間也拳腳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區村斗之多，在中國是罕見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趕來助斗，往往釀成幾千人手持兇器，你死我活的大廝殺。造成嚴重傷亡的村斗，在歷史上例不勝舉。”[12]這種現象在沿海地區帶有普遍性，其深層根源仍是法律意識薄弱，無視或蔑視法律所致。無論何種海洋制度，它們的實施都有一定空間范圍，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專屬經濟區，從制度文化而言，即屬功能文化區，有確定邊界；某種商品進出口也有規定流通地區，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區，實際是一種功能文化區，為海洋文化地理主題之一。
（六）海洋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
在海洋文化發展的長河中，留下許多寶貴的海洋文化資源，既有物質形態，也有非物質形態，都蘊含有豐富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等價值，可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學史、海洋文學史、海洋藝術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區域開發、海洋觀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項海洋開發事業提供決策上重要參考。例如已在南海陽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號”的綜合研究，就有非同尋常的科學價值。前些年發現珠海高欄島寶境灣摩崖石刻，保留了許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動文化信息，有待人們破譯。珠三角經濟起飛，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崛起，港澳經濟領先、法制觀念深入人心等許多人文社會現象，都需要從它們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們的發展規劃，更需要從它們海洋文化寶庫中借鑒經驗和教訓。至海洋風光之勝，海洋魅力之強，更是發展海上旅游、振興海洋產業的有力杠桿。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力非常巨大、實用價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應用研究一個重要領域。
（七）海洋文化區域分異
海洋雖然是一個整體，不像大陸那樣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觀不一，區域差異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陸不同，特別是各海區所屬人類對海洋認識、開發利用歷史早晚、方式方法、創造物質財富形態、景觀有異，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們的空間結構與地區分布問題。要弄清海洋文化現象這些空間分布特點和規律，必須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異研究，即劃分海洋文化區。海洋文化區綜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環境、歷史過程、景觀特色、海洋文化傳播和海洋生態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間上組合表現，應視為海洋文化區域研究的高峰和終結，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義。例如南海周邊臨海居民分為廣府、福佬、客家民系，他們對海洋依賴、開發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較大差異，有論者認為可以劃分為粵東、珠江口、粵西南、海南島、北部灣、南海諸島六個海洋文化區。透視這種分區，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區特點和地域分異規律，不但具有重要學術意義，而且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也提供了決策上重要參考。近年珠三角經濟崛起全國，并成為全球產業轉移一個中心，其中一個強大因素即為珠三角擁有嶺南文化海洋性最大優勢，故能在地區競爭中遙遙領先，且立于不敗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區域分異研究，無論對南海還是其他海區，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長期的研究任務。
四、海洋文化特質與海洋環境關系
文化史專家馮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文化產品的創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簡而言之，文化特質是指文化的價值，它一方面體現了自然界在人類創造文化過程中的作用和變化，另一方面也蘊含了人類自身性質、內在特點及其變化，是兩者緊密關聯和互動的產物。文化特質的這一界定，用于大陸文化，是大陸自然資源和環境對文化產生的參與，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在其中的能動作用，最后制造出來的文化產品，體現了自然和人類活動的統一。而海洋是沒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據此認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陸而產生，無論大陸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環境和資源特點，這不能不影響到海洋文化同樣有地域個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較，前者畢竟是第一位的。廣西民族大學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歸結為外向性、開放性、冒險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來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德融和，變通在我。”還應加上一個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這些特質與海洋環境關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個不可或缺內容。
（一）外向性
作為海洋文化載體或介質，海水永遠處于無休止的運動中，處于從不間斷的流動中。人類必須適應海洋這種屬性和環境來進行創造海洋文化活動。因海水不停頓地在一個海區與另一個海區之間交換，具有穩定的外向運動特點，所以海洋文化也從它產生的海區或大海邊緣向外傳播。特別是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海洋是人類往來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發生，這比大陸要容易得多，這也決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質。古代孤懸海外的海南島，不但沿島居民生活資仰于海洋，而且深處五指山區的黎人，也以輸出檳榔、椰子為經濟來源。宋人王象之在《輿地紀勝•瓊州》指出“：瓊人以檳榔為命，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千百萬也。又市舶門曰‘：非檳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檳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經濟發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個范例。
（二）開放性
海洋是一個大系統，這個系統下的某個海區、海島、海灣、海峽、海岸帶等都是它的子系統，不但在這些大小系統內不斷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以維持各自生存、運動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陸之間，也發生同樣的過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產生，這就決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開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這種開放性，海洋文化的結構、功能、景觀等才不斷得到調整，其文化勢能、動能得以消長，產生勢位差，形成文化運動，即文化交流，產生文化區域效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海洋文化這種開放性，是它優越于大陸文化特質之一。日本是個資源貧乏的島國，完全依賴海外資源、技術等發展起來，海洋文化為其立國之本。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韓國）或為海島、或為半島，同樣敞開自己的大門，吸納四海各種資源，充實、壯大自己，在世界經濟版圖上贏得一席之地。
（三）冒險性
海洋風波險惡，變幻莫測，歷被視為畏途。宋代坡過瓊州海峽，“艤舟將濟，股栗魂喪”[16]，直到海上交通頗為發達的明代，據正德《瓊臺志•雜事》說，進入海南的人“稍有識者，當少知避”，瓊州海峽仍是一道巨大障礙。近現代航海技術進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許多風險。在這種海洋環境下創造的海洋文化，冒險性是它的一個顯著特征。明清時期，海上走私貿易十分興旺，實際上這些商人集團不少是海盜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裝自保，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掠奪。史稱明嘉靖年間“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17]。以后，“自外夷通商以來，商船大半歇業，前之受雇于訪商者，多以衣食無資，流而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險性，就是指海上活動要有冒險心態，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的價值觀，以及敢于面對大海、挑戰大海的大無畏精神。研究這種冒險性產生地理環境、社會基礎、景觀特色等，構成海洋文化地理一個必要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談到西方海洋文化，實際就是海上貿易，說中國沒有海洋文化，沒有分享海洋賦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貿易。這種悖論，雖不足取，但也說明，海上貿易確是海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內涵。海上貿易不僅發生在沿海，而且穿過海洋腹地，抵達遠方港口，是最富于商業性、冒險性的活動，因而是海洋文化一個不可或缺的研究內容。嶺南人自古以來，從物質形態到精神形態都充分表現出對商品的價值取向。廣州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長外貿中心，唐代有著名“廣州通海夷道”，宋代與40多個、元代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明清時形成近乎全民經商狂熱。屈大均《廣東新語•事語•食語》說廣東“無官不賈，且又無賈不官”，“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儒從商者為數眾多”，“而官之賈日多，遍于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東）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無不有也”。近年改革開放，廣東商品經濟大放異彩，一方面是“廣貨”節節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嶺北人南下，形成“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時代潮流，將各種地域文化帶進廣東，使廣東文化景觀非常豐富多彩，即為嶺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當代一種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溝通或與江河對接，接受多種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質。嶺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緣于南海海洋環境，主要還有假道南海傳播而來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榮，形成一種復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內地許多地域文化。當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獨有的，許多地域文化都有這種特性，但海洋的寬廣無涯、強大親和力等環境性質，卻是大陸難以相比的，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個背景，也是這種交流的一種結果，都與它們的海洋文化環境息息相關。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萬物的自然屬性，且不停地流動、交換。海洋這種作用可以將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處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夠相互容忍、自由地發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態，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嶺南文化發展史上，絕少出現因文化特質差異而發生重大沖突、對抗事件。自明末西風東漸以降從西方傳進被北方一些人喻為“奇技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開放傳進新鮮事物，無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陸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顯、強化了它們的排他性，結果由文化沖突導致政治、軍事沖突。中東地區近年暴力事件不斷，從深層根源來說，與文化的排他性不無關系。實際上，海洋文化這些特質，都是一個整體，相互之間不但可以溝通，而且相互影響。上述外向性與開放性的關系如此，多元性與包容性的關系也一樣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業貿易為主流，商品生產和流通具有強烈的外向性和擴張性，目的是追逐利潤，由此必須要有勇氣、有膽識、有謀略去挑戰大海，渡過驚濤駭浪，航行到利潤所在一切地方，為此，也必然要承擔風險，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險性與生俱來。在商業貿易背景下，商品價值觀念、交換觀念、競爭觀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為海洋民族最為本質的一個文化個性。
五、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