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06 16:01:2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宋代文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白鹿洞書院；教育特點；高中語文
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與封建官學的教學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獨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即使放在教學模式多樣化的當今社會也是具有極大借鑒意義的。尤其是當今高中語文教學中汲取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更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學水平和效果。下面將對高中語文教學借鑒白鹿洞書院的教學特點進行介紹。
一、教學目的方面
從教學目的的角度來看，白鹿洞書院的教學目的不僅僅局限于對學生進行知識的教育，而是將教育學生如何做人來作為教學的最終目的。高中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階段，在語文教學中應該借鑒白鹿洞書院育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師生關系方面
白鹿洞書院中教師和學生之間是一種和諧的關系，學生在選擇教師時通常都是仰慕而來，并且教師和學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這種和諧的師生關系是值得當今高中語文教學借鑒的，語文教師應該給予學生更多的人文關懷，并且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豁達的胸襟來感染學生，促進師生之間的和諧，進而促使教學效果的提升。
三、教學方法方面
在教學方法方面，白鹿洞書院主要是注重培養學生精研、體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體察正是對高中生語文能力的重點要求。因此，高中語文教學應該對白鹿洞書院中的教學方法加以借鑒，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讀、鉆研、實踐等方面的語文學習能力。
四、課堂氛圍方面
白鹿洞書院的課堂氛圍是相當自由寬松的，學生能夠自由地發表見解，與教師進行交流，擴大思維的開放性。而高中語文教學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進學生開放性思維的形成。借鑒白鹿洞書院中的課堂氛圍特點，使高中語文課堂變得更加寬松和活躍，能夠有效提高語文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開放性思維。
白鹿洞書院獨特的教育特點對于當今社會的高中語文教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高中語文教師應該對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進行深入分析和總結，提煉出優秀的教學方法和理念，促進高中語文教學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論文標題
撰寫： 導師：
正
文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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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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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題：簡明扼要，能概括論文主要內容，一般不超過20字。
(2)正文：論文字數應在7000字以上。最好理出幾個小標題進行撰寫，這樣才能脈絡清晰。
(3)引文：引文必須作注，在文中用數字標明，文后注釋，格式參看“參考書目”，并注明引文所在原書(文)的頁碼。如引文并非來源于原書(文)，則須標明“轉引自”，如：[1]轉引自《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
(4)參考書目：序號用方括號標注，格式分別如下：
期刊：作者、文題、刊名、年、期，如: [1]楊海明《唐宋詞中的人生意蘊》，《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
書籍：作者、書名、出版者、出版年，如: [2]楊海明《唐宋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報紙：作者、文題、報名、出版日期，如: [3]楊海明《唐宋詞中的人生意蘊》，《光明日報》1999年3月1日。論文集：主編、論文集名、出版者、出版年，如: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研究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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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原文化；汴宋文化；文化新態；學術眼界；學術境界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中原文化源遠流長，但其概念的固定主要是在宋代以后，汴宋文化奠定了中原文化的特性。中原文化的長期繁榮和走進意識積淀，造成人們的中心文化心態。隨著時序更迭、時代變遷，中原文化心態來到了其社會轉型的當口。
一、認識汴宋
中原大地上處處留有宋代的遺跡。尋找周朝要去安陽，尋找漢唐要去西安，尋找明清要到北京，尋找宋代就得來開封。
開封發生了多少歷史故事，七朝古都――魏、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宋、金――本身就是文化淵藪。而主要是宋文化，在開封留下眾多遺跡，明末黃河決口，更多的埋在了地下。大相國寺為戰國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齊天保六年（555）建為寺，北宋曾留下一條最早的看戲記錄。清潘長吉《宋稗類抄》卷七“怪異”條收錄一條資料，說是北宋仁宗朝有建州人江沔“游相國寺，與眾書生倚殿柱觀倡優”。北宋王安石《相國寺啟同天道場行香院觀戲者》詩則說：“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五文?公文集》卷四十六）證明相國寺里有優戲演出，所以宋王浴堆嘁碲蹦甭肌肪磯干脆就說：“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佑國寺鐵塔為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建，外壁鑲以褐色琉璃磚似鐵色，故名，因黃河泛濫，塔基已埋于地下。繁塔建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為開封市內現存最早建筑物，文獻記載原為9層，明初摧毀，止遺三層，后在殘留的3層塔身上加建7級小塔，形成特殊風格。龍亭原為宋代皇宮后宛的一部分，明代成為周王府花園，山上曾堆放煤炭，故名煤山，明末河決城淹，王府淪沒，煤山獨存，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煤山舊址建萬壽亭，遇皇帝生日，文武官吏來此朝拜，故稱龍亭。龍亭前有潘、楊二湖，則僅僅是傳說。北宋留下的還有宋徽宗宣和畫院里繪畫待詔張擇端描繪汴京的著名界畫《清明上河圖》，在古代繪畫里留下的宋代以前城市只有這一座。與之相配合的是宋人孟元老寫下的《東京夢華錄》，成為第一本城市傳記。
（一）宋代社會的轉型
有人會說，中國古代歷史悠久，選擇宋代來講有什么特別意義？有。因為在整個中國封建史和文化史中，宋是最為獨特的，對今天的影響也最為直接。如果說，春秋戰國以前是上古社會，唐代以前是中古社會，宋以后就進入了近古社會。中國傳統社會的轉型是從宋代開始的――從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過渡，而從此中國傳統文化也來到了它的世俗性階段，熱鬧繁縟的街市景象，殷殷富貴的家庭生活，都在為它涂抹一層人世油彩。我們耳邊的市井喧囂漸漸響起。
與唐代比，宋代經濟社會有了一個大的轉折。宋代社會生產力有了大的發展與提高，例如科學技術有了極大的進步。宋代好像進入了―個集中的科技發明時代，一系列直接影響近代文明的重大成果都在這時涌現出來。票券發展為“交子”，成為紙幣的先聲，使得一種新的商業信用流通手段得以確立，有力地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活字排版的發明，火藥的發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開始使用指南針，天文時鐘的架設，鼓風爐、水力紡織機的運用，船只使用不露水艙壁，都于宋代出現。這種種發明的普及運用，推動社會生產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帶動了經濟的突飛猛進。
宋代城市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唐代都市實行的是城坊制度，把城市劃為一個個方格子，平面就像圍棋盤。我們在文獻里經常見到唐代長安坊名，如長樂坊、永寧坊之類，一共108個坊，每個坊都有自己的名字。方格子外面砌上墻，墻外是道路，騎馬走車人行。要開市貿易買東西怎么辦？固定一些坊市，定時定點在那里做生意賣東西。可是城市還普遍實行宵禁。到了晚上要關城門。為了防范壞人和盜賊，宵禁開始后不準在街上行走，有執金吾巡邏，碰見就抓。你去坊市買東西，看見日頭偏西就得趕快往家趕。否則會被堵在路上回不去。宋代不同了，宵禁名存實亡，我們在《清明上河圖》里看到，坊市被臨街隨便開商鋪所代替，什么孫記正店、十千腳店、劉家上色沉檀香鋪、王家羅錦匹帛鋪之類，人們走在街上就可以隨便買東西，和今天一樣了。這樣城市就熱鬧起來。進入市民社會，市井生活的豐富多彩也開始露頭。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幅社會生產與生活的生動圖景：在從南到北的地域幅面上，綴滿了星羅棋布的大小新興城市和市鎮。這些城鎮中，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種類繁多的商業貿易現象，“每一交易，動即千萬”（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為了支持這些貿易，鼓風爐、紡織機的聲音在全國大地上到處回響，稠密的鄉間驛路上蹄踵交道、運貨的大車絡繹不絕，蛛網般的內陸河流風帆繁密、載物的舟楫頭尾相銜。市鎮上各行各業、五花八門的店鋪座座相連。構成一道道繁華的商業街，每日銷售著品類繁多的貨物，各類服飾、絲織品、谷物、肉鲞、菜蔬、茶酒、飲食果品、藥材、香料、印版書籍、花鳥蟲魚、竹木家具、瓷器、漆器、金銀器、日常用品、年節應景之物等等應有盡有。這種與前不同的歷史圖景，標志著一種嶄新的物質文化生活的展開，一種與以前單純農業社會內容、節奏、觀念、情趣都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誕生，標志著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序幕的開啟。
（二）開封的繁華
開封自從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登基，建立起宋朝，成為北宋國都之后，經過150多年的發展。成為東方最大都市。
宋初禁軍駐扎，又把滅掉的后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七國遺民迂徙至此，加上眾多的商販聚集，汴京很快成了一百多萬人口的東方巨都。現在開封170萬人，是個小城市，但那時卻是世界級的大都市。我查了下材料：公元前的大城市，希臘底比斯8萬人，巴比倫城20萬人，西漢長安40萬人，公元775年薩珊王朝的巴格達第一次突破100萬人，然后就是ll世紀的開封了，以后明清時期北京也就是100萬人，世界上另外只有奧斯曼帝國的伊斯坦堡100萬人。到了1825年倫敦510萬人，1925年紐約650萬人。
其人口成分除了駐軍、皇親國戚、達官顯宦之外。大多是商賈攤販、小手工業者、船夫腳夫、藝人、僧尼奴婢、日者郎中、叫化子、無業游民等，形成龐大的市民階層。元豐（1078―1085）以后汴京城擁有160種商行，約6400余家店鋪，已經成為東方最大的商業化城市。汴京從事手工業的工匠，僅官營的就有八萬多人，其總數不會少于十幾萬人。以經商為業的有兩萬多戶，約十幾萬人，另外還有大量妓館、勾欄，以及經營小食攤、水果攤、零食擔兒、雜貨擔兒、測字算卦的普通民眾。汴京很快發展到歷史上的極盛。
南北宋之交時人孟元老，曾經于北宋末在汴京渡過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在《東京夢華錄》自序中說：汴京因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到處是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寶馬，羅綺飄香，弄管調弦，簫鼓喧空，八荒爭湊，萬國咸通。就在這萬眾集聚、游風熏染的文化環境中，市井藝術茁長而出。
宋仁宗朝以后，汴京成為一座東方最大的游藝場，市井中產生了大大小小的游藝IX--瓦子，每個瓦子里有許多專門供表演用的勾欄棚。平日都有眾多的“富工”、“閑人”在游蕩，往往聚集數千人觀看雜劇以及各種伎藝表演。只要過節，元宵、上巳、中元和皇帝誕辰、神祗生日等，勾欄民間藝人和宮廷藝人都在大街上搭臺演戲，引得萬人聚觀、城市空巷。
汴京城里有眾多的藝人。官籍的教坊、云韶部、鈞容直、東西班樂人達千人，開封府衙前樂和軍隊樂尚未計算在內，瓦舍勾欄里的藝人則無可計量，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77記載，金人攻陷汴京時，一次即索要“露臺祗候千人”。藝人受捧、能掙會花，弄得民間重女輕男。宋廖瑩中《江行雜錄》說：京都小民不重生男，每生女則如捧璧擎珠，從小讓她們學歌舞、說唱、雜劇，十幾歲就去市肆上演出。在這蹈詠升平、尋歡作樂的時代里，就日益產生出新的世俗文藝品種來，小說、陶真、吟叫、嘌唱、雜扮、影戲等都是此時興起。
通俗文藝的興盛與文化生活的普及，市井繁華的現實人生樂園對于人們的誘惑，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時代心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人們都沉溺于對現世物質享受和世俗歡樂的追求。宋徽宗更是在年節時縱民游賞，賜小民金杯飲酒，與百姓共觀散樂百戲演出。稱作“宣和與民同樂”。
（三）文人的天堂
宋代的都市繁華，為文人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溫床。宋朝汲取晚唐藩鎮割據、擁兵自重造成天下大亂的教訓，猜忌武將，排抑武人。趙匡胤登基后，馬上“杯酒釋兵權”，解除了自己的擁立者、禁軍統帥石守信等一批有功之臣的軍事指揮權，卻把軍政大權都交到文人手中。不僅文官系列由文人主持，即使是武官系列中的要職，例如中央掌兵的樞密使、各地統兵的都統制，也同樣由文人充任。這樣，文人集團把持了全國的政權、軍權、財權，成為宋代最具實力的社會階層、，宋代又大力進行科舉考試，士子們一旦考中，立即得到極高的榮譽與優厚的待遇，躋身于官僚階層而成為社會上層人物。考中狀元、榜眼、探花，皇帝賜袍笏、賜宴、賜騶從游街，屆時城市人民傾巢出觀，萬民空巷，盛極一時。北宋尹洙曾經評論說：“將軍領兵數十萬，恢復幽薊，把強蕃趕到大漠，唱著凱歌回來，全城歡迎，也比不上狀元及第的榮耀。”（田況《儒林公議》）考中狀元者，自然成為天下注目的對象，為皇帝所重用，日后官階升轉極快，有時三五年便至公卿。迅速上升為上層官僚。于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話在宋代變為了現實，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讀書做官的道路上來。
科舉造就了眾多的文官。我們比較一下下面的數字就可以看出：唐代開元年間每年在京師應舉的士子為一千人左右，宋代嘉佑年間每年在京師待試的士子為六七千人；唐代每科取士不過數十人，宋代達到四五百人。宋代又設置大量的冗官，翰林學士宋祁說，當時“州縣之地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見三費疏》）。宋代文官的生活待遇十分優厚，俸祿多，賞賜重，除定例的祿米外。還得到綾、絹等實物和職錢。種種優渥條件，把宋代士大夫階層置身于一種飽食雍容的境地。這種條件培植起一個廣大而特殊的社會階層――士大夫階層。他們既然衣食無憂，不需要從事其他具體的實業和實踐，便有充裕的條件、時間和精力來開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讀書寫作、琴棋書畫以及其他文學藝術創作。北宋文人最有藝術氣質，士大夫中詩書畫樂兼擅、藝術修養全面發展的大有人在。蘇軾能詩能文能詞能書能畫俱成大家，在諸多方面都開一代之風、卓有建樹，成為北宋文人藝術稟賦高絕的突m代表，成為中國古代難得的一位藝術全才人物，
市井文娛生活的興盛，為宋代士大夫文人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陶冶環境。他們耽溺于市井冶游，醉心于享樂、放縱的生活，終日消沉于歌樓酒館之中，吟唱著“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的倚翠偎紅曲調，把理想建立在世俗享受之上。詞人柳永更是視功名而不顧，滿足于伴酒眠妓、吟唱艷曲的生活，“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鶴沖天》）。這樣的艷冶環境，對于熏染士大夫文人的人品格調，促使其創造出新一代的文風，甚至推動其直接參與市井創作，起了重要作用。柳永的長調慢詞就產生于這種都市冶游中。澤州孔三傳首創諸宮調，深受士大夫喜愛。蘇軾、宋祁等文豪也都為宮廷雜劇和歌舞演出寫作“勾隊詞”、“放隊詞”，盡管是應景之作，以蘇軾一代文豪的筆力，仍然寫得一氣灌注、情景交融。
封建帝王也大多有深厚藝術修養。宋太宗、真宗、仁宗皆洞曉音律，自己能度曲。宋真宗還愛寫雜劇詞。宋仁宗則“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又善書，曾作飛白書答謝遼興宗所贈繪馬。宋徽宗更是一位鐘情于藝術的皇帝，他對藝術無所不丁，能書善畫，獨創的“瘦金體”書堪稱一絕，花鳥畫獨造其妙，山水畫則有“徽宗山水”之名。更有甚者，微宗創辦起皇家繪畫學院，仿照科舉制度，用命題取士的辦法招收學生，并親作教授，用皇室收藏的大量書畫珍品作教材，培養出眾多高水準的畫家。至于他在節慶時到市廛與萬姓共觀散樂百戲演出，創九五之尊“與民同樂”之風，此舉成為南宋歷代皇帝的定制，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事例。
宋代藝術的審美主導心理是士大夫審美心理。在傳統社會里，士大夫藝術永遠是一個時代的精英藝術。它領導著時代的潮流。因而，士大夫自發創造并自我欣賞的藝術，成為宋代審美趨勢的主流，它影響著市井藝術，導引著宮廷藝術，發揮了潛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四）宋代文化成就
宋代由于國土狹促，形成了內趨性的文化心理。宋人放棄了對外在事功的追求，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知識積累、提高文化修養、探索宇宙觀和從事文學藝術創造。這種特殊的社會條件，為宋文化的走向集歷史之大成奠定了基礎。于是，宋所當然地成為一個文治爛然的朝代，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創造出輝煌的成就。人們在談到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的歷史成就時習慣于用朝代相標舉，而宋朝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講學術思想時說漢宋，講詩歌、散文、書法時說唐宋，講繪畫、話本小說、南戲時說宋元，講理學時說宋明，詞則以宋朝獨標一代之幟。可以說，宋代文化是中國文化史上最為輝煌的一段，它既是繼往開來、從歷史的縱深走向近代坦途的中繼點，又是總匯古典文化結晶、開辟近代文化先聲的中轉站。宋代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這種特殊位置，也為宋代文化的性質作出了定位。
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重大歷史成就首先體現為學術之盛。與唐人昧于經學、諸子學、史學的研究相反，宋人在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宋學的奠定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重大歷史轉折與發展，它總結了此前千余年的儒學之道，而成為后世千年社會的支配思想。宋代史學處于一個開創的時代而高度發展，在中國傳統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征一是在撰史體例上有新的突破，二是在史著總量上有大的增加。北宋司馬光編撰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294卷，是中國古代有關中國歷史的第一本編年體通史性著作，司馬光之所以能夠以一人之力完成這部著作，得益于他淵博的學識，歷史、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無所不通，而這種堅實飽滿的知識基礎，則是宋人文化水平整體提高的產物。南宋袁樞在《資治通鑒》基礎上編纂的《通鑒紀事本末》42卷，是第一本以歷史事件為軸心撰寫的史著，它標志著傳統歷史編纂學史新紀元的開始。宋代史學發達的標志還體現在史學著作的浩繁與眾多，北宋歐陽修編的《新唐書》225卷與《日唐書》并行，南宋鄭樵編纂的《通志》200卷成為有關中國古代典章制度重要文獻的“三通”之一，滿地別史、雜史、野史的大量涌現助長了史學的興盛，輿地與金石學的發展則推動了史學進人新的天地，至于類書編纂進入高峰時期，《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玉海》《事物紀原》《太平廣記》，林林總總，動輒上千卷，為文化與學術留下了豐厚財富。
文學藝術的興盛體現了宋代文化的另一個歷史成就。宋代的詩、詞、古文、書法、山水花鳥畫、瓷器、建筑、園林皆繼承前人而臻于完善，或發展至純熟階段，或別出一格。宋代文學是與唐代并駕齊驅的一代文學，詩不如唐而量超之，文勝之，詞過之。宋詩雖缺乏清新，但多了跌蕩，雖少了天然，但多了思理。宋文以抒情議論見長，較之唐人，紋理更為細致周備，文氣愈加流動貫通，與唐文并立起“唐宋家”。宋詞獨為一代天驕，以其輕飚倩俊、曲致婉轉的細膩筆觸，捕捉住人們日常稍縱即逝、難繪難描的心緒意態，遣詞造意，開中國詩歌之新境，啟曲詞暢達之先聲，其立意之峭、造境之幽，后人最終也難以企及。宋代山水花鳥畫都在五代基礎上走向高峰。山水畫鉤皴點染各種技法成熟，求境重神內在氣韻充沛，建樹卓著，成績斐然，得以取代唐代占統治地位的人物畫而獨領畫界。花鳥畫奠定工筆設色的規范，生機盎然、絢麗華彩，開元明清千年畫壇之風。宋代書法雖不如唐人工穩嚴謹，但抒卷逞意過之，蘇黃米蔡四家皆備一格，各領時尚。宋代工藝、建筑皆發展到精審細密、巧奪天T的地步，其中宋瓷為絕妙代表，以其冰晶雪瑩的色澤、質地與神韻而留名青史。市井瓦舍勾欄眾多通俗文藝品種的簇花般興盛，造成宋代藝術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其中戲曲、小說的泉涌汩汩，成為元明清滾滾而東一條滂沛大河的源頭。
宋代文化成就的根基之一是教育的興盛。宋代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為適應科舉選士、培養人才的需要，宋王朝從中央到地方，在全國各地設立了眾多的各級學校，一時國子學、太學、州學、縣學林立，另外又有專門的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專科學校。此外，宋代官私書院盛極一時，著名的有六大書院，為白鹿洞書院（在廬山）、石鼓書院（在今湖南衡陽）、應天府書院（在今河南商丘）、岳麓書院（在今湖南長沙）、嵩陽書院（在今河南登封）、茅山書院（在今江蘇句容），都是當時的文化與學術中心，聚集了眾多一流的名師，培養了一代人才。這些書院的規模很大，有時生徒多至數千人，它們對于宋代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不容低估。
與上述所有文化成就相輔相成的，是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書籍的普及，這是科技發展與商業繁榮給宋文化帶來的一股強勁的生命液。五代之前，書籍被視為難制品，通過抄寫來流通與傳承。雖說雕版印刷術已于中唐時期誕生，但尚未開發出印書的商業用途，一般讀書人手中的書籍還是靠自己去抄寫。可以想見，在那種條件下，擁有眾多圖書是一種奢侈，普通寒門土子根本不敢想象，這就阻礙了文化知識的普及。北宋慶歷（1041―1048）以后，各種刻本書籍開始大量刊行，價格日減，特別是建本書籍，盡管因為質量低劣而遭致譏評，但它的低價位與高銷量，給文獻的廣為流通帶來極大的便利條件。印本書籍的大量出現，使得讀書與藏書不再成為奢侈行為，公方和私方為了閱讀的方便開始建立大大小小的藏書樓，從中央的三館、秘閣到各州學、縣學以及民間書院，都擁有眾多的書籍，提供給讀書者閱覽。私人藏書家開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知名者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人都藏書數萬卷。書籍的廣為流通大大擴充了讀書士子的文化視野，使得宋人所掌握的歷史文化和科技知識大大超過前人，如果將唐宋一般文人的學問層次進行對照，可以很明顯地得出前者淺陋、后者閎博的結論，這種情形有力推動了宋代藝術的發展。
書籍刊刻與流通的便利，反過來又刺激了宋人著書立說和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興趣，一時各類著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內容從史書、政書、農書、工書、文書、詩書、樂書、佛書、道書一直到雜流百家，樣樣都有刊本。宋代的私家著述量遠遠超過前代，動輒幾十卷、上百卷；宋代的野史筆記極其盛行，人輒一記；宋代的許多文人把刊印自己的文集當作畢生宿愿來對待。尤其是，宋代市民社會的膨脹及其精神需求，使得通俗唱本、話本、劇本等類印本書籍，風俗畫、節令畫、招貼畫等年畫的先聲，也廣泛進入商業流通。這些書籍的流通為民俗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條件，作為中國普通民眾了東漢二百年江山。聽父親講，他小時候曾聽說清代南陽過大象，因為南陽處于緬甸進貢大象的進京官道上，但現代南陽風光不再，因為沒有了交通優勢，淪落為偏僻的地方。云貴高原通的茶馬古道也一樣，過去十分熱鬧，今多荒頹。
國都，往往會成為商業社會中心城市。最典型的例子，古代是開封，近代是倫敦、東京。歐洲各國亦多如此，墨西哥城則作為歐洲延伸，成為當今世界最大城市。然而，一些國家將首都與傳統王權分離分置，例如日本首都是東京，天皇卻住在京都。
美國則成為一個另類。美國是兩三百年前才建立的新興國家，本原就是脫離傳統思維的異教徒開創的新大陸，因而它的政治首都是華盛頓，商業中心卻是紐約：因此，“9?11”恐怖事件攻擊的對象不是華盛頓的白宮和五角大樓，而是紐約曼哈頓的“雙塔”世貿大廈。
而中國的傳統中心，高踞金字塔頂端。中國離開首都，就感覺離開了中心，就天高皇帝遠，就是偏遠邊鄙。但今天世界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例如美國，這樣一個擺脫了歐洲傳統王權控制的國家，把國家政體的金字塔結構變為板狀的平鋪結構，因而生活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的民眾都不感到自己是偏遠邊鄙之民。加之現代化的通訊手段迅速普及，美國的每一個國民坐在家里，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中心。現代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的重組正在證明：這將成為世界趨勢。坐在家里辦公，可能成為主宰這個世界的未來網景。
那么，學術呢？
（四）學術界域
學術歷來不受界域限制，學者只要胸懷天下，就能坐在家里指點江山。古人云：“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為什么？有書，掌握信息資訊。
學術還歷來避開世俗的鬧熱。中國古代許多書院都避在一隅，因為士子們要靜心讀書嘛。河南的嵩陽書院，在中岳嵩山登封市城北三公里峻極峰下。歐洲大學從中世紀修道院而來，修道院與寺院一樣都建在山上。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都不在中心城市。我留學的伯克利大學，建在美國西部繁華都市舊金山海灣對面的一片原始松林里，至今還保留了松林的一角。只要有了圖書和學者積累，就有大學；只要有了資訊，我就是世界中心。
但中國現代大學卻走了背道而馳的路，基本上都建在大都市中，以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圍與校園的物資供應，可眼下卻都被城市的膨脹和擁擠堵得喘不過氣來。當初北大、清華建校時離城極遠，出北京德勝門北40里，保留了較大的騰挪空間，但今天也被城市囊括了。
然而，過去學術還是有限制的。例如，由于種種原因，出現過學術遠離原發地的情況。古埃及、兩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字研究，蒙古學的研究，中心長期在歐美，印度梵學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歐洲，中國的敦煌學長期在日本，納西學長久在國外。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一是資源掠奪，二是興趣與眼光。這說明，當學術擴大到比較易得的書籍之外，需要擁有更多特定資訊時，受到存量限制也就是界域限制。
（五）存量限制的打開
存量限制，過去是學術的一大障礙。以往河南大學發展的障礙，一是傳統存量不足，二是現時資訊不足，最終歸結于開封小城的偏僻與閉塞。然而，現代傳媒一夜之間把障礙消除了。網絡為學術構筑了一個板狀的世界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人人享有相同的權益，不同在于，你是否能夠更加熟練地駕馭和運用它。過去我在北京圖書館啃干饃喝涼水查閱一星期的資料，今天你坐在家里鼠標一點，十分鐘就出來了；過去我用十三經索引，辛苦費時查找一年也找不到一些經典例句的出處，今天你用搜索引擎一分鐘就找到了；過去我要帶著介紹信到各個圖書館去查目錄、填單子、打條進去長久等待，然后拿到書一看不在這一冊，又得把整個程序重來一遍，但管理員吃午飯去了只好下午再來，今天你電腦上可能就裝有《四庫全書》《古本戲曲叢刊》，一點即來；過去，我要按照搜集到的目錄到圖書館里去翻閱各種書報雜志，尋找我要的論文然后付費一張張復印，現在你在知網里一點就出來，而且可以很便宜地把文章下載。
因而，以往中心城市、大都市里的大學的資訊優勢被打破。一個突出的例證是：過去北京、上海、天津的名校壟斷，開始被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等突破、超越、跨越。
存量限制被無限打開的結果，是研究界域的無限制擴張。無論你在哪里，無論是在牛津、哈佛、清華、北大還是在河南大學，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興趣愛好去發現和跑馬圈占自己的領地。前提是，你要打開眼界，擴展心胸，你要走出中原！
（六）學術眼界
所謂走出中原，不是指身子而是指眼界要走出去。
身子走出去，非常重要。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多讀書好理解，為什么要多行路呢？行路是另外一種社會實踐，親身看一看，才有真知灼見，是謂經多識廣。許多事情一定要親臨現場，才能有特殊感受。所以，余秋雨先生倡導“行走文學”是有道理的。我這么多年也喜歡到處走到處看，前后到過20余個國家，受益匪淺。
但是，身子走出去是需要物質條件的。身子即使走不出去，眼界也要出去。所以，擴大學術視野更重要。有了廣泛的學術視野，就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
河南大學奠基之初，就是要走出去的，不僅是要走出開封，而且是走向世界。河大前身是1912年在開封清代貢院舊址上創辦的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與清華學堂、南洋公學一起，成為當時中國三大留學培訓基地之一，為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創奠定了基礎。
過去我們常說要放眼世界，這是針對觀念往往囿于地域限制和文化限制而說的。今天，我們都已經成了世界公民，中國打噴嚏世界就感冒的時代已經到了，“西潮東漸”的勢頭也早已逆轉，開始進入到“東潮西漸”的階段了。過去我們對西方的研究可以說是深入骨髓，今天世界對中國的研究也已經條分縷析。一個美國的博士，可以去研究廣東粵劇的表演或是它的方言和音樂。文學傳播方面，奠言獲諾貝爾獎是一個開端，麥家的小說《解密》又開創了在歐美2l國同步發行的先河。
眼界決定了你論文的選題范圍和立論角度，決定了你的閱讀對象和研討對手，決定了你的應用條件和適用領域。在立論時，你是針對河大發言、對中國發言還是對世界發言。角度是不一樣的。你的參考文獻和征引書目范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國內出版物上了，因為隨便一個選題，都可能已經是世界性選題，有著眾多的中國港臺地區和外國研究者。你要站在世界平臺上，與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同道討論問題。
20世紀80年代做學問寫文章，可以不征引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美國的論文，90年代就會讓人感覺你落后了，21世紀再這樣做就成為你論文的硬傷。
前天，英國是日不落帝國：昨天，美國是世界公民；今天，中國人也來了。
（七）學術境界
過去做學問，首先要求學術心態的純正。大家很熟悉王國維的學術“三重境界說”：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這是說，做學問必須先有孤獨感；第二重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是說，做學問要長久不懈地堅持、努力；第三重境界，終于有一天，“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到了一定階段，頃刻之間豁然開朗。“三重境界說”強調的是學術專一與心境沉潛，但那是傳統學問家的追求。
今天。多棱的世界和多學科的學術布局，特別是新興學科與新興社會發展的千絲萬縷聯系與同步，要求學術觸角八方展開，廣為延伸。學術培養的目的，也不再是重塑一批老學究，而是要培養更多的建設者，因此境界要求也就不一樣了。過去說“專”與“博”的關系。更多強調的是“專”，今天就不一定了。
我想，今天可能更多應該強調的是高瞻遠矚、極目遠眺，把世界放在心中，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間。那么，第一重境界就應該換成“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強調站得高；第二重境界應該換成“山隨平野盡，江人大荒流”，強調看得遠；第三重境界則相應換成“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強調學無窮盡，學無止境。
眼界有多大，學術就有多大；眼光有多遠，學術就有多遠；境界有多深，學術就有多深。
（八）補充說明
“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是宋代文化極盛的一個重要表征(語出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2頁)。因之，欲于宋代文學的繁榮發展獲得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必須關注理學。圍繞宋學與文學關系這一研究論域，張文利博士已于2004年出版了其博士論文《理禪融會與宋詩研究》，并獲得學界贊譽；2008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她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報告《魏了翁文學研究》。因有長期的積淀和深刻的思考，故這部專著的誕生顯得游刃有余、水到渠成。在我看來，優點頗多，特揭示如下：
在宋代文壇。魏了翁算不上一流的文學家，但在南宋思想領城。魏了翁則是繼紫陽之后卓越的理學家之一。更值得重視的是，在眾多理學家中，魏了翁文學作品數量頗豐，詩十四卷，詞三卷，散文九十三卷，質量也不錯。選擇這樣一個典型的理學家兼文學家進行個案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究宋學與文學的互動關系。“魏了翁文學研究”之選題，體現了作者突出的學術敏感度。全書由五章和附錄組成，第一章討論魏了翁的生平、交游、著述及版本源流，第二章總結魏了翁的學術思想，第三章分析魏了翁的詩歌，第四章考察魏氏的詞作，第五章梳理魏氏的散文。以上安排。使全書結構清晰，邏輯簡明。論述全面。
全書的論述建立在作者對相關學術研究史和基本文獻的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例如關于魏了翁詩集的傳刻，彭東煥《魏了翁年譜》說：“清光緒二十八年，貴池劉氏玉海堂用淳?本影刊魏了翁《渠陽詩》一卷，《附錄》一卷。”彭東煥據《現存宋別集版本目錄》，云此本現存國家圖書館等處。《魏了翁文學研究》指出彭說頗可疑，“《鶴山集》之淳?本自開慶本以后已不見記載，何以在光緒年間突然出現?既為宋淳?本，刊布者當知其珍貴，何以僅影印《渠陽詩》一卷而不及其余?姑存疑俟考。”(第22頁注釋1)又關于魏氏《肩吾摘傍梅讀<易>之句以名吾亭且為詩以發之用韻答賦》一詩，文利指出，門人王德文曾為鶴山渠陽詩作注，并說明自己于國圖古籍閱覽室得鐵琴銅劍樓影宋版集部《注鶴山先生渠陽詩》一卷，后又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資料室得嘉業堂善本書影之同書，兩本文字略異，所收即王德文所注鶴山此詩。文利提出自己的疑問：“王德文注鶴山詩，上述所見兩版本。俱只收這一首及注。按諸常理，一卷詩注當不惟一首，何以如此，姑存疑俟考。”(第75頁注釋)這都體現了作者篤實嚴謹、多聞闕疑的學術態度。
當下文學研究雖然格外強調學術視野之宏通和對文學的歷史文化背景的熟諳，但基本的文學審美能力和文本閱讀能力則同樣需要重視。本書第三章“魏了翁的詩作”，在分析魏氏詩歌的思想內容時，拈出“直將天理感人心”、“徑斬賊頭報明主”、“起傍梅花讀《周易》”三個醒目的標題。來闡釋魏氏詩歌所表現的理學觀念、愛國情思、意趣情理，顯得別出心裁。在分析傍梅讀<易>的意象畫面在魏氏詩歌中反復出現的因緣時。作者指出：“鶴山于梅，則不僅看重梅對于士大夫文人的一般精神寓意，還有另外一層獨特用意，即從梅中體悟
轉貼于
自然之理，體悟天理之運行流動。……<易)是天理精邃幽玄的理論凝聚，梅乃天理生動直觀的外在象征，傍梅讀《易》，高雅而深邃，既體現品質的高潔獨立，又代表思想的精深邃密，是作者著意為自己設計的一個理想的人格形象，因此才會在詩里反復出現。”(第59-60頁)又鶴山詩句“山色如逢故人語，松聲仍作去年香”，作者分析其藝術手法說。“以聲狀色，又以香比聲，將聽覺、視覺、嗅覺打成一片，仿佛感覺器官的，大換位，新鮮奇特。”“敝貂沖寒馬聲濕”，作者又云，“以‘濕’狀聲，用身體感受比擬聽覺感受，寫冬日早晨凌厲潮濕的寒氣中，馬蹄聲似乎也聽起來濕漉漉的，新穎而生動。”(第64頁)這些都表現出作者對文學作品極高的感悟鑒賞能力。
學術研究必然要面對過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推進一步，既要求后來者具有更高的學術素養，同時這也涉及到研究策略。本書第五章“魏了翁的散文”，在學界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大大推進。前此，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一書，注意到魏氏散文創作的發展演變，從宏觀的角度揭明其散文特點；朱迎平《宋文論稿》(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考量魏了翁和真德秀文學思想的差異，略析魏氏記類、奏議、序跋等文體特點。并指出魏氏一部分文章追蹤蘇軾的特點。文利獨辟-蹊徑。采用分類研究的方法，統計了魏氏散文的類別和數量，并細致分析箋表奏議、記人、書信等五大類文體特點，注意到謀篇布局、情慷發抒、旬式詞法等方方面面，可謂考量細致，分析入理，頗為難得。
理論思維，文學研究者尤其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往往重視不夠，本書對理學家魏了翁詞的研究卻表現了作者突出的理論思維能力。本書認為，理學家的詞盡管藝術價值未必很高，但從理學家的身份考慮，對他們的詞進行研究極為必要。一般認為：詞與理學的關系較之詩文顯得疏遠，作者指出，“詞于鶴山，如同詩文一樣，也是他申談、傳播理學見解的手段之一種”，“從一定意義上說，以理入詞，擴大詞體堂廡，正是理學家魏了翁對詞的獨特貢獻。”(第79-80頁)作者又指出，魏氏詞作以現實功用為主，這種做法“一方面因突顯實用性而造成對詞體文學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又恰因其廣泛的實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詞體價值地位的提高。輕視文學的理學家卻很大程度地提升了詞的價值地位”(第82頁)。對于這種目的動機和實際效果相悖的現象，在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上屢見不鮮，張文利給出了自己的闡釋。謝桃坊《論魏了翁詞》一文提出：“宋詞中真正的別調與變體應是理學家之詞，它是自理學營壘侵入詞壇的異軍，尤其是它帶著對詞體敵視的心理和載道的觀念，似乎在威脅著詞的體性”；本書認為：理學家詞與詞人之詞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較大差異，但理學家對詞體卻不完全敵視，“從程頤到朱熹，理學家對詞體的態度越來越寬容，他們在言志載道的前提下，賦予詞體和詩文同樣的地位，這是理學家對于詞體地位的提升。當然，這種提升是有條件的，這就是理學家們以傳統的儒家詩教理論為準則，對詞的體性的改造式接受。”(第89頁)這個觀點非常富有見地，對理學家于詞的關系做了準確的評斷。以上體現了作者極強的思辨能力。
問題意識以及學術方法的自覺性和多元性對于學術研究是否獲取進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書的一個鮮明優點在于其結論的獲得建立在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之上，因而顯得確鑿可信。第四章“魏了翁的長短句”，作者細致地統計了魏氏詞的內容，指出有壽詞、感懷言理、詠物、紀事、送別等9類，其中壽詞101首，占魏氏詞作總數189首的53.4％(第79頁)作者分析道，“這與他注重自省涵養的理學家身份是非常契合的”(第93頁)。作者還發現魏氏壽詞中詞語類似重復者、句意類似重復者、句式類似重復者，并一一摘列出來，給予合理的解釋。另外。作者統計了宋代重要理學家詩詞作品轉貼于
的數量(第82頁)，發現幾乎所有的理學家都有詩歌作品傳世，而總體上理學家的詞作數量卻少得可憐。作者認為，理學家對于詞的態度值得深思。而魏了翁的詞作數量居理學家之冠。更值得深入考究。這些無不表現出作者強烈的問題意識。可以說。本書在研究方法上，成功地實現了文獻學、哲學、思想史和文藝學研究的有效結合。
本書的優點如上所述。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瑕疵和值得商榷的地方，略述如下，以供參考。首先，個別地方語意重復。本書第37頁，作者寫道：魏氏對陶淵明的稱譽是出于理學家的眼光，……評價的標準乃至用語，與邵雍《擊壤集自序》何其相似!第46頁又說：魏氏對陶淵明的評價，與邵雍《伊川擊壤集自序》中的思想乃至語言非常相似。其次，個別地方校對未精。如第7頁：“魏了翁上書認為，金人雖是強弩之末，但地廣形疆”，“疆”字誤，應作“疆”(強)。其三，個別統計有誤。本書第四章統計宋代重要理學家的詩詞作品數量，列舉了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楊時、朱熹、魏了翁、真德秀、金履祥、陸九淵(第82頁)，在這些人當中自然魏了翁詞作數量最多，毋庸置疑。但本書第四章第一節又說：“鶴山詞存世者共一百八十九首，在兩宋理學家詞作中數量位居第一”(第78頁)。此說法承襲了謝桃坊先生在《論魏了翁詞》中的觀點．謝氏說：“魏了翁在理學家之中是詞作最多的。而且最能代表理學家詞之藝術特色。”似不確切。據張春義《宋詞與理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351頁)一書的統計，南宋理學家詞人中，劉辰翁存詞354首，劉克莊存詞265首。吳潛存詞256首，陳允平存詞209首，韓浣存詞197首，都高于魏了翁的189首。其四，有些地方論述有待深入展開。本書第五章論述魏氏奏疏時。“發現他對元榷時期似乎有著特殊的感情，姑且名之日‘元?情結”(第119頁)，文利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特征，惜未深人論析，可進一步展開論述。又如魏了翁《題謝耕道一犁春雨圖》：“床頭夜雨滴到明，村南村北春水生。老婦攜兒出門去，老翁赤腳呵牛耕。一雙不借掛木杪，半破夫須沖曉行。耕罷洗泥枕犢鼻，臥看人間蠻觸爭。”作者通過語言學的細致考索指出：“不借”指草鞋。“夫須”指蓑衣，并云魏氏作詩有意使用方言俗語，使其詩句生新別致。(第66頁)其實，作詩使用方言俗語。乃宋人化俗為雅的一種手段，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目的在于使詩句爽健有力，北宋詩僧惠洪就曾評價過蘇軾作詩用方言俗語的效果，可參看。
如何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正確的解讀？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的原則和方法。《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1］孟子認為，文學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時代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只有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寫作的時代背景，才能客觀地正確地理解和把握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孟子的這一原則對后世的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歷代文學批評家所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今天，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情況跨越了兩千多年的滄海桑田以后，要向學生介紹當年的文學，單純分析文本更是行不通的，學生會產生諸多的疑問。例如，魏晉隱逸山林的詩人們為什么要去談“玄而又玄”［2］的玄言詩？詞為什么鼎盛于宋而非唐？宋代士人為什么有那么多牢騷，使得一代詩風出現“以議論為詩”的鮮明特色？這些問題，如果只是就文學論文學，很難解釋得清楚，必須把文學作品還原到其產生的歷史年代當中，引領學生把思維回退到當時的情境之中，去體會作家在獨特的政治背景、風俗習慣、社會準則、人生經歷之下，創作出獨特文學作品的必然性，以及作品因此在當時具有的難能可貴的開創性或代表性的文學價值，即其文學史價值。這樣文史結合的古代文學教學，能夠使學生深刻地理解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并在頭腦中真正形成文學“史”的脈絡，這才是我們所期待的理想的古代文學史教學效果。而這一效果的實現，僅僅依靠教師口述或文字課件來評說，效果往往不佳，制作精良、融匯心血的多媒體課件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例如，我們可以使用畫家范曾的《竹林七賢》圖，讓學生直觀感受魏晉隱逸山林的詩人們的放蕩不羈，在學生驚訝于詩人們的衣冠如此不整時，解釋其原因在于他們服用了很多的“五石散”，需要解衣“發散”［3］，而這種類似吸毒的行為背后，是他們對黑暗政治的懼怕與失望。那么，同樣由于對黑暗政治的懼怕，本來用于“言志”的詩到此時便不敢再做，于是，只能做“玄而又玄”的玄言詩聊以排遣。這是玄言詩產生的根源。一幅《竹林七賢》仿佛帶學生回到了那個貌似縱情灑脫實則苦悶難言的時代，使學生從根本上理解和接受了即使在當時也是晦澀難懂的玄言詩［4］。講到宋代詞體的興盛原因，我們必然會提及宋代城市經濟的大繁榮，酒樓妓館的遍布使得當時用來佐酒的宋詞吟唱這樣一種表演形式興盛起來，因而使得“詞”這一文學樣式隨之興盛了。此時學生的疑問是，我們歷來所熟知的大唐盛世，經濟空前繁榮，為什么唐人就不需要在工作之余的午夜聚會中唱“詞”助興呢？我們可以在課件中用《唐代都市城坊圖》與《清明上河圖》兩幅圖的對比來讓學生一目了然地明白這一點。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閉”，即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封閉式的，不準沿街設立商鋪，首都長安、洛陽商業活動只限于東市和西市兩個規模不大的市場里，且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受到限制，夜色中的長安城坊市關門，人聲絕跡。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宋朝的居民區與商業區都是開放式的，商業活動的時間、地點都不受限制，酒樓妓館通宵達旦。唐朝最盛之時人口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過10萬人以上的城市竟發展到52座。這樣的清晰對比之下，差別立見，而“詞”這種文學樣式，依靠著城市繁榮的需要在宋代應運而興，并因此具有諸多區別于傳統詩歌的當行本色。文史結合的講解，容易為學生所理解，這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多媒體課件可以帶給學生的學術享受。再如宋人的牢騷議論，固然因為宋代的寬待文人，允許其發言，也更因為宋代政治的積弱，使得宋文人多愿深思，故其詩多議論。到底大宋朝羸弱的程度如何，口說無憑，北宋版圖回縮與南宋偏安一隅的地圖可以帶給學生震撼的感受。學生在課件中觀看這兩幅地圖后，往往恍然大悟，進而表示，若是自己生而為當時文人，版圖零落，朝廷退讓，自己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向內自省，故發而為詩者，多為議論，表現出與唐詩截然不同的藝術特色。這樣直觀地感受歷史，品味文學，進而激發青年學生的愛國情懷，也是精致的多媒體課件帶來的優質教學效果。
二、添加有效音視頻，為古代文學融入審美體驗
文學與藝術的關系密不可分，很多古代文學作品在當時的年代就是藝術表演的底本，如上文所述的宋詞，如消失得只剩文本的元雜劇。音視頻欣賞的有效加入，圖、文、音、像四位一體的古代文學課堂，能夠幫助學生理解文學作品的全貌，并以其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帶給學生美的熏陶與享受。這里強調音視頻添加的“有效性”，絕不單單為了使課堂有趣起來，而是要精選音視頻材料，使每一分鐘的播出都對學生理解作家作品具有切實的效果。講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時候，為學生播放古箏配樂朗誦，以古箏悲涼凄楚的音色襯托李煜的故國之思與亡國之痛。講到岳飛《滿江紅》的時候，為學生播放1983年港版《射雕英雄傳》中羅文的歌唱演繹。學生每每聯想劇情，心潮澎湃，與文學作品深度共鳴，久久不忘。講到元代雜劇的時候，由于年代久遠，學生總會覺得對這種文學樣式霧里看花，不甚了了。在課堂上引入京劇《竇娥冤》《西廂記》選段播放欣賞，配合雜劇內容行當特點進行講解，告訴學生不同劇種之間的差異更多在于唱腔，著名劇目的故事情節和戲劇沖突多數已經較完整地傳承下來，因此，雖然元雜劇的唱腔已經失傳了，如果僅從文學的角度考量戲劇底本的人物塑造與情節沖突，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欣賞當代其他劇種的同題故事來增進對元雜劇的理解。同時，這種劇種間的文學傳承關系反而帶給學生更多的啟示，也讓我們的青年學生直觀地走近傳統文化，接受一次心靈的震撼和洗禮。這些良好的教學效果，都是簡單的文字課件所無法比擬的。
三、繪制結構性圖表，使古代文學呈現發展軌跡
古代文學作品的欣賞會帶給學生文學藝術美的體驗，但作為中文系一門重要的專業必修課程，課堂教學的意義絕不僅止于此，同樣重要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能夠很好地了解文學歷史的傳承和發展的軌跡，把握其演變的脈絡和規律，進而清晰地認識文學的發展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密切關系與相互作用。在這方面，有很多細節的東西往往不是見諸教材，而是來源于教師自身教學及科研經驗的積累，清晰地顯現于教師自己的頭腦之中，文字和語言難以訴清，可以借助多媒體課件繪制結構性圖表，清晰直觀地將其展示給學生。講到謝靈運與謝朓，其重要的氏族背景極具時代特色，對其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影響深遠［5］。在講授中，可以為學生繪制謝氏宗親文學圖譜（如圖1所示），幫助學生理解那個獨特的時代背景對作家及作品風格產生的影響。講到元雜劇的時候，為了突出其作為中國戲劇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的重要地位，以線路圖的形式為學生展示：原始歌舞春秋戰國的俳優漢代百戲唐代參軍戲宋代雜劇、金代諸宮調元雜劇、南戲明清傳奇（昆曲）京劇這些結構性圖表，展示直觀，清晰易懂，課上效果明顯，其優勢為簡單的文字課件所無法企及，而課前資料積累分析和繪制準備工作也相當繁重，往往耗時甚多，需要教師精心準備。
論文提要 李夢陽認為詩歌用形象表情，經史傳記也用形象弘德言理，詩與文都應該具有形象性，情和理是文學作品的本體。
李夢陽對于詩、文等文學作品的本體特征是如何認識和思考的呢?從他所寫的文書詩序中可以看出，李夢陽對于詩、文等文學作品的本體特征有他自己的深刻認識，這些認識比明代以前古人對于文學藝術的認識更為深刻、更為準確。
李夢陽認為詩與文都應該具有形象性，這是他一貫的文學主張。李夢陽在《空同集論學上篇》中說：“知《易》者，可與言詩。比興者，懸像之義也。開合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兇者，察乎氣。”②③④
李夢陽：《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易》是講哲學思想的，對于深奧的哲學思想，如開合、往來、發揮、大小、悔吝、吉兇等自然現象，《周易》作者認為它們都包含有陰陽之道，這些自然現象都是陰陽之道的形象。《周易》對其哲學思想的闡述，巧妙地立像以表義。就形象性這一特點來講，《周易》用形象表示抽象的哲學道理，詩歌用形象表示情感，二者有相通之處。李夢陽把詩歌與《周易》做比較，看到了形象在《周易》與詩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認為：“知《易》者，可與言詩”。
在《論學下篇》中，李夢陽又說：“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則直陳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②在這里，“形容”即是形象之義。所謂“古詩妙在形容之耳”，就是說古詩好就好在具有形象性。宋人做詩，只言理性，不述形象，其作品缺少形象之妙，李夢陽是極力貶斥其拙的。
李夢陽不僅僅認為詩歌具有形象性，而且還認為散文也應具有形象性。在《論學上篇》中，他說：“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花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③在這里，李夢陽認為，詩文不能沒有形象性。古之文“賢者不美過，愚者不竊美”具有真實生動性。如同圖畫一樣，逼真神似。宋人之文章描寫人物、敘事說理，皆欲合道，沒有真實生動的形象性，即沒有把握住藝術的基本特征。所以，“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
對于寫人記事的歷史，說理傳道的經文，李夢陽認為它們也應該具有形象性。他說：“夫文者，隨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不必該，太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意象，具且如，如麗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
④引文中之“形容”、“意象”，均表示形象之意義。在這段引文中，李夢陽認為：盡管經史殊體，經主約，史主該，但是，它們都不應該太該太約。太約、太該都要損傷藝術形象。它們都應該象繪畫一樣，要有形象性，要追求其形象的逼真和神似。經史然有別于詩文藝術，但是，從廣義的藝術觀點講，它們也有寫人敘事的內容，也是一種文字藝術，它們也應該具有形象性。李夢陽評論經史作品，亦講形象性，由此可見，李夢陽對于文學藝術之本體特征——形象性有相當深刻的認識。
李夢陽談論文學藝術，首先能抓住藝術的基本特征，能從藝術的形象性入手，可算是高人一籌了。
在肯定文學具有形象性的同時，對于詩歌和散文兩種文學形式的本體特征的區別，李夢陽也有很清楚的認識和精辟論述。關于文的本體認識，李夢陽認為文是主理的。
“文主理”的文學本體觀與“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是有聯系的，中國古代有“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南北朝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就有《明道》《宗經》《征圣》的專篇論說。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和北宋歐陽修等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都主張“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道”，可以指客觀事物的自然規律，也可以指社會生活的道德規范。李夢陽主張“文主理”，他講的“理”不是程朱理學認為的封建道德的“理”，他講的“理”與傳統文化的“道”有相通之處。包含有自然規律和道德規范兩種意義。所以，“文主理”和“文以載道”是有相通之處的文學本體觀。從這一點講，李夢陽的“文主理”的文學本體觀是對“文以載道”的文學本體觀的繼承，這與中國古代文人的文學認識是一致的。形式表現內容，內容體現形式。任何一種藝術，都是與它的形式相適應的內容。有韻之言適合于抒情，無韻之音適合于說理。
關于詩歌的本體認識，李夢陽一貫主張詩是言情的。由于李夢陽是詩人，所以，我們要重點談談他對詩的本體認識。在《鳴春集序》中，李夢陽說：“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時動，物以情征。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詠之，而詩生惡。故詩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注：李夢陽：《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這段話從詩歌的產生說明了詩歌的本體特征。所謂“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就是說，自然界的竅隙如果遇到氣息，就會發出聲響；人的精神世界如果產生情感，就會發出吟詠之音，就會產生出詩句來。所以，吟詠之章是“情之自鳴者也”，詩歌的本體是人性情感之表露。
在中國文學史上，很早就有詩歌言情的觀點。《尚書》中有“詩言志”之語。“志”指人的思想精神狀態，與“情”有相通之義。“詩言志”其實就是詩詠性情之理論。《禮記樂記》中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音”既指音樂，也可以指語言文學，這里所談的亦是詩詠性情的道理。魏晉六朝時期，文藝理論家都講詩歌是言情的。鐘嶸就非常重視詩歌的言情特征，在《詩品序》中，他說：“感蕩心靈，非陣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宋代嚴羽也明確地提出：“夫詩，吟詠性情也。”和文主言理的理論繼承關系一樣，李夢陽之詩歌言情理論是對古之詩歌言情理論的繼承。但是，李夢陽的詩歌言情理論與古之詩歌言情理論又有完全不同的時代意義，它蘊藏著明代文人反叛程朱理學的時代意義。
詩人做詩主要是依靠情感的。當客觀事物激發了詩人的情感時，詩人才能產生詩的靈感，才能產生豐富的詩意。當情感橫溢之時，做詩也是開口成章的事情，對于真正的詩人來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李夢陽經常做詩，他對詩之特點有深刻體會。他理解情感是詩之生命的道理。所以，他對詩與情的關系，才有上述深刻認識。李夢陽對主張詩是言情理論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形成了明代轟轟烈烈的前七子文學復古運動。李夢陽主張文學復古運動之后，明代“后七子”、唐宋派、公安三袁都也主張詩歌是吟詠性情的。直至今天，堅持詩言情之理論已是常論。所以，李夢陽判定詩歌的本體是情感，這是比較普遍的文藝觀點，它對明以后文學歷史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意義。
參考文獻
劉勰的時代是文學真正自覺的時代。然文人圈子內，“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文學批評“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曹丕《典論?論文》)各從所好，或“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或“才實宏懿而崇己抑人”，或“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文學批評呈混亂局面。鍾嶸《詩品?序》里也說：“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這種據己之好惡，衡文之優劣的不良狀況，肯定不能客觀公正地評價作家作品，也不利于文學創作的繁榮與發展。有鑒于此，劉勰試圖為文學批評領域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以便批評者“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文心雕龍?知音》)。于是，劉勰“一方面要‘彌綸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綱領，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無標準者得以折衷。”(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
劉勰論文，持論平穩，長短兼顧，“同異是非，稱心而論，本無成見，自少紛紜。”(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篇中說：“有同乎舊說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茍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折衷，即折中，取正之義。宋代朱熹曾經說：“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取其中，若《史記》所謂‘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是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折中就是要持論公允，不以一己之好惡來衡文，不做偏激之論。
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說：“南朝的批評家才是純粹的批評家……正因為當時的批評家是純粹的批評家，所以要對各項問題加以持平之論，對各種方法也要適當運用，于是要分析，于是要博觀，于是要從分析、博觀的結果獲得公正的態度。”劉勰正是通過博觀、比較、分析，對他以前著名作家作出了客觀公正的評價。如時人對曹丕和曹植評價，抑丕而揚植，“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他以為這是不公平的。他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于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文心雕龍?才略》)兄弟二人，在文學創作方面各有所長。曹植“思捷而才俊”，他的詩，文采飛揚，他的表，灑脫俊逸；曹丕“慮詳而力緩”，他的樂府詩，清新悠揚，《典論》，議論精要。說曹丕相去曹植千里，“未為篤論也”。他評司馬相如和桓譚說：“相如好書，師范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論，不及麗文也。”(《文心雕龍?才略》)既看到作家的長處，也看到作家的弱點。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曹丕《典論?論文》)，每位作家都有所長和所短。
劉勰運用“折衷”的方法評價作家作品最典型的是《辯騷》篇。對屈原《離騷》的評價，劉勰之前各執一端。劉安以為“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漢宣帝以為“皆合經術”，揚雄亦言“體同詩雅”。劉勰認為這些評論都不夠全面，不符合實際。他說：“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他從考證《離騷》原文語義立說，認為屈原述說堯舜的光明偉大，稱頌夏禹、商湯的虔敬嚴肅，符合典誥的體例；譏諷夏桀、商紂的行為荒誕不檢，感傷羿、澆的滅亡，符合規勸諷諫的意旨；用虬龍比喻君子，用云霓比喻讒邪，這是詩經“比興”的義例；不忍離去而又不能不離去，每一回頭，都掩面流涕，感嘆君門之高，難以進入，這是忠怨的話。這四方面是與風雅之義相同的地方。至于那些“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之意”是與經典不同的地方。所以說，《離騷》與經典有合有不合，“雖取經旨，亦自鑄偉辭”，這是因為屈原既取法于夏商周三代，又受戰國時諸子思想的影響。單從宗經這個角度說，《楚辭》“乃雅、頌之博徒”，但從文學的角度看，《離騷》“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奇文郁起”，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實。”“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成為“辭賦之英杰”。總之，《楚辭》繼承了《詩經》精神而又受時代的影響，用經典這把尺子衡量有同也有異，但其文采華麗，敘事含情，寫貌傳神，對后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該4件金葉子1992年4月23日出土于溫州市鹿城區人民路水倉組團基建工地，同時出土的還有金鳳凰、金釧、銀釧、金釵、銀釵、銀戒指圈等婦女妝飾用品和銀鋌貨幣，盛裝于一件宋代醬釉瓷罐內，曾一度流失，后由公安機關陸續追回。5月29日，由鹿城公安分局三中隊移交給溫州博物館。因此，從出土性質來看，應為窖藏。
金葉子一，完整，高101.5、寬75mm，未攤開數層疊加厚度0.7mm，重37.9g。正面（插一圖1）朝背面沿邊折疊。正面右半四角各有一處宋體陰文“霸北街西”（插一圖2），中央有一處文字“韓四郎十分金”；左半右角有兩處“霸北街西”印痕。背面（插一圖3）無字，但有“霸北街西”和“韓四郎十分金”印痕。顯然，金葉子文字是先正面右半向左半折疊成長方形，再于右半敲打鑿印上的。
金葉子二（插一圖4）高102、寬47mm，厚度不等，重18.9g。數層折疊后再向背面三折。背面分別有四處和二處緊挨的橫行文字“霸北街西”，上邊角有剪切痕跡。正面能依稀看出一處“霸北街西”。
金葉子殘件一（插一圖5）被揉折成不規則長條形，高100、最寬處32mm，厚度不等，重12.2g。表面能依稀看出三處“霸北街西”。金葉子殘件二不規則，高98、最寬處39mm，厚度不等，重10.8g。表面未見文字。
上述4件金葉子，從形狀來看，均為書頁狀，是南方常見的葉子金形狀。其中3件有“霸北街西”銘文。“霸北街西”是南宋金銀鋌（牌）貨幣上常見銘文，1985年溫州洞頭縣北沙鄉九廳村窖藏出土南宋銀塊③上有“霸南街北”銘文，1955年湖北黃石市出土的南宋銀錠④上有“霸北街西”銘文。據《咸淳臨安志?界分》記載，霸北位于今杭州市區西湖以東、吳山以北的修義坊附近。第一件金葉子上的“韓四郎十分金”銘文比較模糊，筆者不是十分確定，但李小萍老師仔細辨認后，認為應是“韓四郎十分金”，與她所著《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⑤一書中的金葉子銘文相同。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粱錄?鋪席》記載，當時京城臨安城內有上百家金銀鋪，韓家是其中之一。《夢粱錄?鋪席》還記載臨安城內有彭家溫州漆器鋪、黃草鋪溫州漆器等，當時是否有溫州金銀鋪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來源看，該4件金葉子應是杭州制作后攜帶或流通到了溫州。第一件金葉子的重量接近40g，相當于黃金一兩，根據屠燕治先生在《南宋金葉子考述》一文中的考證，可以兌換銅錢35千文。
據史料記載，溫州兩宋時期社會經濟有著較快發展，商業逐漸繁榮發達。據南宋戴栩⑥《重建三十六坊記》記載，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溫州城區設五十七條街坊。紹圣二年(1095)，知州楊蟠改定為三十六坊，并有詩道“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障繞畫樓。”⑦“過時燈火后，簫鼓正喧闐。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圓。”⑧到了南宋，溫州城市更加繁榮。咸淳(1265―1274)年間，知州史煥章增設狀元、袞繡、祈報和豐和四坊，共四十坊，“觀其博棟竦楹，翼以楗礎，飛榱延鰨被之藻彤。”葉適⑨《東嘉開河記》載：“環外內城皆為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弈局。”溫州城市的繁榮可見一斑。金葉子出土地點市區水倉巷，在五馬街以南的小南門一帶。據清光緒八年（1882）溫州城池坊巷圖分析，位于南城門永寧門和古倉基附近，南宋時期已比較繁榮。
總之，溫州出土的4件金葉子貨幣從形狀、折疊方式、文字、重量等多方面豐富了我國南宋金葉子貨幣研究的實物資料，也為研究南宋溫州城市經濟提供了重要資料。
注釋：
①《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輯第326頁，2002年中國錢幣學會編。
②彭信威著《中國貨幣史》，引用元代佚名著《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寶貨辨疑》說：“文獻中還提到馬蹄金、沙金、橄欖金、瓜子金、麩子金、胯子金、葉子金等”，并解釋“葉子金應當就是金葉子”。
③鄭永清《浙江洞頭縣發現一批宋代銀器》，《考古》1987年第11期。
④程欣人《湖北黃石市西塞山發現大批宋代銀錠》，《文物》1955年第9期。
⑤李曉萍著《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第46頁，2004年浙江大學出版社。
⑥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嘉定元年（1208）進士，為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后為湖南安撫司參議官。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安略》、《浣川集》。
⑦明弘治《溫州府志》楊蟠詩《永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