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01 16:27:1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哲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生源已經成為教育市場的主體，而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依然停留在簡單化的操作層面，民辦高校招生人員和創辦者日益被人詬病為“逐利者”。造成這一現象的實質是作為民辦高校的管理和招生人員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迷失，缺乏以經濟哲學的視角思考民辦高等教育營銷理論的戰略價值。其主要表現為：
1.大多數民辦高校招生人員的理念還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學生、多賺錢”的層面，學生成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實踐中，由于這種工具理性思維的放大，客觀上造成教育價值的偏移，招生人員往往認為，招生任務的完成要靠與高中班主任教師的交易、廣告宣傳和搞好方方面面的關系來完成，因此多采用“買賣學生”的隱性腐敗、多渠道宣傳推銷和無所不用其極的公關營銷手段來開展工作。事實上，宣傳、推銷僅僅是營銷手段，不是營銷的全部。
2.民辦高校招生人員多由學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員組成
缺乏教育教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對教育教學的價值緯度缺乏認知，造成招生人員教育營銷價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導致其缺失對優質師資、特色專業建設、重點實驗室等教育營銷“軟資源”和“硬資源”的深度挖掘。對于民辦高校來說，招生工作解決的是生源數量問題，教學質量解決的是生源質量的問題。筆者認為，民辦高校忽視對教學質量價值屬性緯度的營銷屬于不完全營銷。具體而言，民辦高校忽視了教育營銷的精髓，即民辦高校必須把教學和科研工作作為教育營銷價值的核心內容，必須全程監控教育產品（學生）的塑造和社會對教育產品的認可度，而這些才是有效教育營銷價值的基礎。
3.從目前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的現狀來看，民辦高校教育營銷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戰術層面而不是促進民辦高校大發展的戰略層面
教育營銷目標只是停留在擴大生源、實現“以學養學”的工具性層面，而沒有上升到促進民辦高校發展的戰略層面。更為嚴重的是，民辦高校的個別領導也不具備教育營銷價值理性意識，對招生工作的重視只是出于生源危機的本能管理動機，而其他職能部門、院系從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對教育營銷理念做深刻思考，這既不利于民辦高校教育營銷實踐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續、健康的發展。
二、教育營銷是對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理論創新
1.教育營銷理論的提出
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營銷作為外企開拓中國市場而引入的一種營銷模式，其市場趨利動機明顯。伴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國際化和市場化的浪潮已經不可逆轉，我國逐漸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建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理論已成為共識。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發揮教育價值功能，提高教育質量和效能的教育營銷理論應運而生。教育營銷從工具理性層面來看是手段，而教育營銷價值本身隸屬價值理性范圍，其價值導向上歸于傳播和推廣等目的，兩者之間的辯證結合有助于指導民辦高校教育機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效發揮民辦教育的價值功能，提高民辦高校的教育質量和效能。
2.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營銷理論的必要性
伴隨我國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持續，民辦高等教育將會成為教育產業化的主戰場，民辦高校的發展將始終伴隨著生源的激烈競爭，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營銷理論將成為民辦高校生存的必然選擇。我省民辦高校引入教育營銷理論既有現實生存的需要，也有內涵式發展的需要。伴隨著河南民辦高校發展的雙重需要，把教育營銷理論提升到民辦高校招生工作的戰略高度，是保障民辦高校在招生戰場上生存下來的重要支撐之一。筆者認為，從教育營銷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辯證綜合上提純教育營銷理論是經濟哲學思考的切入路徑，教育營銷理論貫通于圍繞教育市場核心而展開的一切實踐活動，應當植根于教育學和經濟學的交叉生成過程之中，民辦教育機構有義務將社會需要的產品———人才與科研成果輸送到有關的社會生產部門或機構，其指向是教育目標價值的實現。教育營銷理論在民辦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價值先行性，其應用則集中體現在民辦高校招生工作教育營銷策略的路徑選擇。
三、河南民辦高校招生工作教育營銷策略的選擇
1.進行招生市場調研，實現生源目標細分和準確定位。
事實上，在招生工作教育營銷的實施中，首先要重視對生源市場細分找準生源目標，比如在學生入學前通過調查問卷的形式調研掌握學生學習基本情況及報考意愿，在學生到校學習之后對入學新生進行為期半年的跟蹤服務，然后根據調研信息尋找民辦高校可供給教育產品與生源目標之間的契合。
2.宣傳學校特色專業，提高學校品牌聲譽。
民辦高校要根據自身辦學定位，準確把握自身辦學特色。辦學特色主要體現在辦學的定位、辦學的價值理念、學科的水平、課程體系的構成、人才培養目標、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園文化的建設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學生、培養學生、成就學生是保證學校聲譽的基石，民辦高校學生的質量要接受教育市場終端的檢驗，教育品牌的優劣取決于學生培養的質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傳推廣要重點從民辦高校的特色專業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學校品牌聲譽為導向。
3.樹立教育營銷戰略意識。
關鍵詞：循環經濟；理論研究；哲學分析
“循環經濟”是最近幾年國內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頻繁出現的一個學術詞語。國內學者對循環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量探討，國家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循環經濟的實踐。但是，國內生態經濟學界、環境經濟學界以及主流經濟學界對循環經濟實質的認識至今仍存在較大差異[1]。為深入揭示循環經濟理論內涵，部分學者從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如，董艾輝在分析循環經濟與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觀一致性的基礎上，指出循環經濟是對近代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揚棄，也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2]。張連國等認為，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有二，即知識論基礎與存在論基礎[3]。崔勝輝等則從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在內涵和目標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和經濟倫理觀[4]。
應該說，從哲學角度探討循環經濟，既是對循環經濟理論研究的豐富，也為哲學研究領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課題。但從已有研究來看，循環經濟的哲學研究在哲學分析與梳理上還不夠全面和系統。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角度，比較系統地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展望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
1.循環經濟的哲學涵義
1.1循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和質量的憂慮，也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針對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這種對環境的憂慮逐漸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反思，環境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從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加入這個行列。循環經濟不僅反思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也積極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是提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新的技術經濟范式[5]。這種發展模式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強調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體系的融合，減少單位產出資源的消耗，節約使用資源；通過生產技術與環境保護技術和清潔生產相結合，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生態環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經濟層面上，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方式，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資源供給與生態環境的均衡，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它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社會大眾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它既要求改變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也要求改變環保企業治理生態環境的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實踐性是哲學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性符合的實踐觀點。無論是其思想來源和目標指向都是實踐，循環經濟的理論發展更是離不開實踐，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總結。因此，循環經濟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者實踐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或唯一尺度。
1.2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符合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并對認識起決定作用；人的認識的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總要有一個過程，充滿著復雜性和曲折性。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完整體現了上述觀點。首先，循環經濟在特定時代產生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在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的低級階段，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消耗較少，還不足以使人類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產生像今天這樣的深刻后果。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環境和資源的產生足夠大的沖擊和影響時才可能產生循環經濟思想。其次，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內涵或全部規律，而且，認識的深化不可能脫離經濟和歷史發展階段。最后，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能動的認識。這不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也不是對實踐的簡單反映和被動認識，而是為了應用于實踐，改造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循環經濟的這些特點，可以較好地理解當前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障礙。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國生產方式仍較粗放、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較大等。這是事實，但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脫離我國的歷史前提來談論這些問題。者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的智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者。在實踐的過程中可能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但錯誤本身并不可怕，關鍵要遵循規律，對自身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揚棄，最終解決問題。畢竟，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搞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起步、經濟總量和人民溫飽問題，難以為了保護環境從一開始就放棄經濟和工業發展。
1.3循環經濟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學的普遍聯系規律
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正是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孤立地探討經濟問題，或單純采用經濟手段分析解決問題。它要求綜合考慮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與進步。循環經濟深刻分析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對人與自然和諧模式進行大量有益的探討。同時，將生產和生活各個領域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作為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加以考慮，既注重分析經濟生產領域各個部門、行業及其相互聯系，又注重生產流程的各個階段及其相互聯系，還注重生產與生活兩大部類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中的具體情況與相互聯系，統籌考慮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工業與農業、國內經濟與對外經濟等在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方面的關系。循環經濟在分析問題和提出對策時，也認識到單純經濟知識和經濟手段的局限性，強調學科間的聯合，強調經濟社科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學科領域的統籌并重。
1.4循環經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為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認識論基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范式，強調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代際公平以及國際視野，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思想體現了哲學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既包含科學的邏輯推論，也汲取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正反經驗；既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向歷史、向子孫的負責態度。循環經濟是在環境已遭受重大破壞、資源過度消耗的情況下產生的。根據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歷史教訓、現代科學和經濟學的推斷，如果這種趨勢不加以阻止和逆轉，造成的后果將不堪想象。但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趨勢并非不可逆轉，通過循環經濟的途徑，人類完全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分析和對比揭示了人類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體現了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2.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
循環經濟的定義是目前國內學者爭論的焦點，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問題。筆者認為，只有解決本質屬性問題，學科的理論基礎才能更加扎實，學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質屬性問題解決了，相應的內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環經濟哲學內涵已為探討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作了鋪墊。
2.1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
筆者贊同齊建國教授關于循環經濟的描述，即循環經濟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是中國新興工業化的最高形式，是通過制度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形態[6]。齊教授認為，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微觀上，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的定義，所謂技術范式可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的技術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宏觀上，技術范式可定義為社會生產主導技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對應不同的技術范式。在技術層次上，與傳統經濟活動的“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相對應，循環經濟是“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態環境的利用效率，本質是生態經濟。
筆者認為，在齊教授定義的基礎上，還可從哲學高度對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作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根據的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變，每個社會歷史階段都有與其相應的社會形態。因此，循環經濟應是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技術范式。循環經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產生和發展，承載著特定的歷史使命。可以預見，循環經濟將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程起重大的歷史作用；同樣可以預見，循環經濟絕不是萬能的，不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技術范式的最高形態或終極形式。
2.2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
2.2.1特定的時空觀念。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確特定的時空觀念。我國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21世紀開展循環經濟，離不開立足自身現實發展循環經濟。要花大力氣研究我國的實際，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問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勝利。同時，要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有著足夠的心里準備。
2.2.2統籌觀點。發展循環經濟需要統籌的觀點和系統的觀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但由于資源有限，只能統籌加以考慮。要把握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定重點領域和優先發展領域，循序漸進，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論聯系實踐。發展循環經濟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以此指導實踐，然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理論。如此反復，推動經濟與社會向良性方向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實踐的學科，循環經濟理論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書本中、文件中、口頭上，不能在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會是水中月、鏡中花。因此，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的觀點，尊重客觀規律，努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同時反對把循環經濟夸大化、萬能化的傾向。
2.2.4公眾參與。循環經濟涉及全社會的各領域，離開公眾參與的循環經濟將難以成功。目前，我國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尚有待提高，特別需要在社會上進行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啟蒙，通過政府政策宣傳，引導社會生產和消費觀念。公眾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覺醒將是循環經濟得以貫徹落實并取得成功的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
3.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
3.1系統的工作思想
發展循環經濟特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立足現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五個統籌，制定系統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綜合協調區域、行業和部門利益，以長遠發展和大局為重，抓住主要問題，確定重點領域、優先領域和戰略步驟。
3.2制度和技術并重
要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既注重制度層面的政策設計，也注重技術層面的政策設計。加強對現有經濟模式、生產技術與過程、管理方法的改進和創新；加強對項目立項進行充分論證以及項目中、后期的評估；加強對節能減排領域重大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同時，開展大量調查，掌握循環經濟的動態發展，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3.3建立長效機制
根據循環經濟的不同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大學、公眾等，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同時，探討建立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有效聯系機制，完善政府考核機制和人才激勵機制。
3.4自主創新與學習借鑒
既要立足自身國情積極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理論和政策，又要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國外經濟、管理和政策實踐的成果；既要發揚自主創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術支撐體系，又要進行必要的技術引進和模仿消化。
4.未來展望
發展循環經濟是歷史的必然。這個必然既凝聚著人類對自身處境的深深憂慮，也包含了對更高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美好愿望。認為，盡管過程往往充滿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發展的。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有著自身發展規律，雖然當前還有很多爭論，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將促使循環經濟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環經濟在中國已經啟航，并將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進程長期相伴。盡管道路充滿艱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1]李兆前，齊建國.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綜述，《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輝.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張連國.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東岳論叢》，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勝輝，洪華生，黃云鳳.關于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科技進步與對策》，2003年10月號（下半月）.
[關鍵詞]生態文明；經濟理性；經濟價值；生態理性；生態價值
[中圖分類號]X1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8-0143-05
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歷經300余年演化，日益涌現出其自身無法調和的系統性矛盾。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顯現，正是人類為更好地確保其自身類存在而不懈探索出路的行動寫照。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價值是生態文明內涵的三個主干概念。其中，生態文明范域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概念是對工業文明范式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擇要進論，誠如盧卡奇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命題所言，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自然本體只不過是社會本體的前史。本文著重討論的生態價值不僅基于價值的主體性和歷史性，而且基于價值的社會性。生態文明范域內生于自然限制退縮與勞動社會性增強這對矛盾；特別是在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人類勞動能力因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和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得到空前發展，勞動目的設定的實現程度依此同比大幅提高。這使得人類在為高樓大廈和先進技術等勞動成果歡欣雀躍之時，卻觸動了自身賴以生存的地球母親之“奶酪”——環境惡化和極端氣候等生態系統性問題正在不斷拷問著人類生存發展的底線。由是觀之，生態價值所映射的自然生態環境問題根源于經濟價值指向的人化自然，卻又高于人化自然，是一個十足的社會問題；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及主導二者價值判斷的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之辯證關系在21世紀不僅是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場域，更是一個關乎人類生死存亡和發展前途的根本性問題。
一、資本主義話語范疇中的經濟理性與經濟價值
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是近代經濟學鼻祖英國亞當·斯密1776年在《國富論》中提出的。斯密憑著自己對人性的觀察，認為每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經濟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觀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展開競爭，客觀上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使整個社會福利增加。“理性經濟人”的論點成為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支撐點和方法論原則。①經濟學對理性范疇的運用，采取了一種簡捷的方法，即借用其他學科對理性的定義和解釋，主要是在分析假設前提上來考察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②進而言之，人的生存需要與利益的存在使人的發展有了驅動機制，經濟活動的動力性主要還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來呈現的，而利益取向又時時由人的需要指數的不斷增長、人們對生存質量的不斷尋求所掌控。驅動機制的形成往往使經濟活動顯示出過程性與結構性的統一，而最終由效率指數來展示其結果。③由此足見，經濟理性是指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指向的價值理念。第一，從主體角度講，經濟理性是單一主體，是一種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視人們的需要，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映。第二，從價值角度講，經濟理性是看重交換價值，在交換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第三，從目的合理性角度講，經濟理性是支配目的合理的工具理性，它主要是選擇有效的手段去達到既定的目標，是可以精確計算與預先算計的。④總而言之，這種經濟理性及其所主導的經濟價值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范疇，集中體現著資本增殖的本性；在康德和黑格爾哲學中，這種所謂的經濟理性是不夠格的理性，其外顯的現實效應就是直接危及到人類自身的安全與幸福的系統性生態環境惡化。
進而論之，要想深入理解主導當今世界發展的不夠格的經濟理性，準確理解從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邏輯發展，必須認真探考理性這個哲學概念的外延與內涵。任何概念都是具體的和歷史的，脫離歷史和現實的所謂概念只能算作描述性語詞。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理性概念從柏拉圖起始的溯源性討論，直接汲取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孕育的兩位哲學巨匠康德和黑格爾對理性概念的研究成果，用以扼要說明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被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康德認為，在實踐理性范圍內，人們常常在“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的指引下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不但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健全常識，也包括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有益的觀念。但當人們運用它來追求幸福時，發現自己會陷入更多的煩惱之中，而那些接受“單純的自然本能的引導”的人，反倒覺得自己獲得了更多的實在的幸福。在進行這樣的比較以后，人們也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某種程度上的“理性恨”。但這里的“理性恨”的對象是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盡管這種道德理性知識也包含著來自各門具體科學的某些知識，但并不專指這些知識。總之，一方面，康德批判了實踐理性范圍內的“理性恨”現象，因為它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即退向非嚴格理性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康德又揭示了這種“理性恨”的積極意義，因為它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即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和幸福觀念都不足以承擔起準確地引導人們行為的重任，而準確的引導乃是“哲學的道德理性知識”，即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強調的（純粹理性的）絕對命令和道德法則。⑤
相較而言，黑格爾話語體系中的理性是通過現象與本質、有限與無限、有條件與無條件、部分與總體的辯證關系來把握這些超驗的、無限的、總體性的對象，即理念或自在之物的。⑥其“理性”內涵有兩層含義：一是與“精神現象”或“意識形態”是同義語的“理性”；二是結合歷史發展，涉及許多道德倫理問題的“理性”。因而在黑格爾那里，“理性”既與意識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同時又表現為一種方法，即歷史的、辯證的方法。黑格爾的理性概念具有特殊的批判性即自我否定性。理性的這種“自我否定性”表現為概念的運動原則，在黑格爾那里，這個原則被叫做概念辯證法。⑦誠如康德研究所示，理性真正偉大的使命是用來探索和實現理念（即靈魂、世界-自由、上帝這三大理念）的，而不是用來追求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⑧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實際上只是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因為這種經濟理性誘使人們退向“單純的自然本能”。黑格爾更是在《精神現象學》上卷理性的確定性與真理性論述中指出理性的自我意識通過自身的活動而實現：理性自我意識的直向運動即倫理世界，理性自我意識的反向運動即道德世界。雖然馬克思后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批判黑格爾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為抽象的利己主義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純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維的利己主義”。⑨但是，黑格爾將倫理與道德內涵納入理性概念的本質規定，是對柏拉圖“理性，是靈魂中最高貴的因素”這一哲學命題的系統展開與深化。一旦考慮倫理和道德問題，資本主義范疇的經濟理性便難以立足，揚棄以資本增殖為終極目的設定的經濟價值負面效應便據此具備了邏輯與歷史的合理性。
總之，康德話語體系里的“理性恨”概念以及黑格爾將理性自我意識指向倫理與道德世界的理論構建對我們研究從資本主義范疇經濟理性到社會主義范域生態理性的創造性轉化過程具有重要的樞紐價值與環節意義。
二、社會主義話語范域中的生態理性與生態價值
隨著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由盛到衰的歷史轉變，人類對生態危機、生存危機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理性觀照，人類正在資本主導的社會形態中以國度性、區域性和國際性組織的形式，借助輿論、政策、國策、外交以及法律等手段，不遺余力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然而，我們應該辯證地認識到，這一社會現象其實在反復重申著這樣一個真理：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包容的積極因素釋放殆盡的時際已經到來，新的產業革命與新的社會形態取代現有工業革命成果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已經無法避免。回到現實，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業已不期而遇，并以生態社會主義為名，在歐美綠色運動與生態運動中產生并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具而言之，生態社會主義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逐漸成為一個異軍崛起的社會主義思潮和流派。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點是將生態主義世界觀引入社會主義理論；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們主張只有徹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拯救人類的生存環境。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主要有：主張社會公正和自然界的公正，主張基層民主和非暴力，主張建立生態經濟，其國際主張同樣依據其生態學、社會責任感、基層民主和非暴力原則。生態史觀同社會主義的耦合絕非偶然，生態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生態理性、生態倫理與生態史觀合理內核的外化，生態經濟學由此應運而生，這其中蘊涵著深刻的哲學與歷史必然性。
擇要進論，生態理性是資本主義經濟理性自我否定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舊事物中孕育生長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新事物之萌芽。一方面，倘若沒有危及人類生死存亡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系統性矛盾的顯現，也就不會生成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概念；另一方面，倘若沒有社會主義思想以及承載這種思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作支撐，生態文明的核心——生態價值亦將停留在萌芽狀態因而無法得以充分實現。不同于傳統的推理或決策模型只注重認識過程的有序性和連貫性，關注認知過程是否符合內部標準即邏輯規則，生態理性觀把認識方式與環境信息結構的適配性作為判斷認識合理性的標準。⑩進而言之，生態學有一種不同的理性，它使我們知道經濟活動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賴于經濟外部的條件。尤其是，它使我們發現，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試圖克服相對匱乏的經濟上的努力造成了絕對的、不可克服的匱乏。但結果是消極的，生產造成的破壞比它所創造的更多。當經濟活動侵害了原始的生態圈的平衡或破壞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時，就會發生這種顛倒現象。生態學無疑是從另一側面揭示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理性的內在矛盾，即在追求更多、更快的利潤時忽視了造成利潤的外在自然條件的損耗，它必然引起新一輪的能源、資源的競爭，而競爭在追逐利潤、資本的欲望下不斷擴大，愈演愈烈，自然資源的不斷減損不但沒有使競爭的腳步放慢，反而加劇了競爭，結果造成一種不可再生、不可挽回的局面，資源的嚴重匱乏打破了生產的企圖，人類進步最終淪為空話。11由此可見，生態理性、生態倫理和生態史觀的歷史任務主要是批判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內在桎梏，進而超越資本增殖為主要目的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形態，在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中高揚生態理性，確立生態倫理，端正生態史觀，實現生態價值。
三、生態價值是對經濟價值的辯證否定和積極揚棄
人類活動總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指導的。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的全部成就及其問題都根源于一定形式的價值觀念。因此，從本質上看，建立生態經濟、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樹立統一的生態價值觀念。利用市場激勵機制建立生態經濟，在經濟層面上，需要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在政治層面上，需要政府以強制力保障產權的自由轉讓；在倫理層面上，需要確立生態價值觀。這三者之間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12生態理性主導的生態價值體系內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內在矛盾性，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天然具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不斷出現體系性危機，人類社會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知識集成和綠色新能源產業為主導的工業革命）和第三次社會形態大變革（囊括生態文明全部內涵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已現端倪的21世紀10年代，探討社會主義范域生態價值與資本主義范式經濟價值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揚棄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構建包含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一切合理因素的社會主義生態經濟體系的必要一環。
概念具有積累性。抽象的理論概念皆來源于具體的歷史與現實，脫離具體社會形態和歷史演進的概念討論只能是壞的抽象。生態價值不是抽象的憑空產生的概念，而是在具體的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對既有經濟價值概念的辯證否定，是繼承了經濟價值合理內核的嶄新概念。生態學思想只具有相對的有效性，它們必須吻合于并扎根于它們所處的時代。13只有通過認識經常變化的過去——人類與自然總是一個統一整體的過去——我們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類理性幫助下，發現哪些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而哪些又是我們該防備的。14本文將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置于不同文明范式和相異社會形態中展開論述，力求邏輯與歷史在具體、整體和時空三個向度上實現內在的統一。
辯證察視，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兩大概念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性，同時又存在質的差別性。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范域的生態倫理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經濟制度的道德性取決于兩個因素：是否有利于增進人與自然作為一個有機和諧整體的生態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進人類社會自身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所要求的善。15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態只能是技術上的開放，無法改變的是危機背后的原因，因為改變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因此，這種制度下的生態觀充其量也只是利益擴大化的幫兇，而不是救世主，這樣的生態化解決的不只是暫時的危機，很快新的危機便會出現，當人類解決問題的速度遠遠小于危機出現的速度，適度的崩盤便可想而知。16以經濟理性為出發點的傳統經濟學，以人類為自然萬物的主宰，認為自然界除了滿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沒有其他價值。經濟理性把人的財富積累和物質消費視為最高價值，以大量占有高檔奢侈消費品為榮耀，置自然資源的枯竭于不顧。大規模的生產對自然界大規模采伐，大規模的消費對自然界大規模排廢，構成對自然界的大規模戕害。與經濟理性不同的是，生態理性把生態系統視為母系統，把經濟系統視為子系統，視大自然為萬物之母、人類之母。生態理性承認人類是萬物之長、萬物之靈，承認人在自然系統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認人類是萬物的主宰。人類要想從大自然那里獲取生存、發展所需的使用價值，就必須保全和養育自然萬物的生態價值。因此，生態理性強調把人類的物質欲望及對自然的改造、干預限制在能為生態系統承受和恢復的范圍之內。經濟活動須得考慮生態環境的規模約束，在經濟系統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較小增量的情況下，改變自身的結構和功能，從而維護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17上述這些論點皆屬于生態理路。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對全球氣候及環境問題的認識不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繼承了馬克思和盧卡奇的理論精華，將社會主義范域的生態價值概念牢牢構建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話語主體刻意遮蔽的社會性基礎上，從而深刻揭示并批判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的內在桎梏與單向度，進而積極全面地揚棄了資本主義經濟價值及由其衍生出的資本主義生態倫理。
生態者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生態系統，作為其構成要素的精神內容使人類社會比其他任何生態系統都更為復雜。在這個系統中，作為主體的人對環境的適應是人在改造客體、改造實踐方式以及改造主體自身的過程中實現的主動適應。無論對主體、客體還是實踐方式的成功改造，都是以人對相應對象的正確認識為前提的。18人與自然必然不是簡單的結合，人和自然只有在一種“正當”關系之下的相互成就才能造就真實的人類社會，才能在這樣一種人類社會中凸顯人對自然作出生態化的努力，即不單一追求自然的采伐的利已層面，更要顧及在雙方關系中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與人性的合力彰顯、適時的發展。無論是高茲還是馬克思都看到了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發展就是人性持續退化的根源，人性的退化又不單單表現在人性被物性遮蔽的事實，更重要的，人性的異化已經由一種被動形態轉向主動趨勢。而生態理性的提出恰恰為一切異化的根源得以回歸應然的尺度提供了可能。生態理性秉持著“更多不一定更好”的原則，就是要求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時，量度而行，以“關系性”的維度為大方向，不以一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為原則的“求和”，這種“求和”也正是生態理性的根本目的。19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話語主體片面認為：“自然之被破壞、環境問題之產生，究其根源，是傳統倫理學的狹隘和偏執性所致。因為在傳統倫理學的視野中，除人類以外的非人類生物被認為是不具備主體資格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權利，才是道德關懷的惟一對象。生態中心主義認為，正是傳統倫理學的這種狹隘和偏執性導致了人類對非人類生物的冷漠和殘忍，導致了人類對大自然的粗暴奴役和無情破壞。基于此，生態中心主義指出，把道德關懷的界限固定在人類的范圍內是不合理的，傳統倫理學必須突破對人的偏愛，把道德義務的范圍擴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上去，‘設定’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承認其他生物物種的‘道德權利’。即不僅要對人類講道德，而且也要對非人類生物講道德，并認為只有這樣，人類保護自然、維護生態平衡才會有確定的基礎和內在動力”。20這種生態中心主義論具有極大的真理遮蔽性和意識形態迷惑性；其主要采用的方法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萌芽和上升時期的理論代言人們曾經使用過的對抗上帝觀念的自然觀念，其根本目的是避免人們把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之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本身。
然而，誠如沃勒斯坦對“發展”概念的批判——他指出“發展”這一概念只不過是“工業革命”這一概念的簡單變種而已。基于此，他強調時空多元性對社會學科研究的重要性——“時空”不僅是純內生變量而且還是我們理解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的關鍵所在。21通觀歷史，發展是間斷性的質變，而非連續性的量變，可持續發展概念在哲學語境中是值得商榷的。要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所孕育的經濟價值看似合理，實際上卻是資本所有者借可持續發展之名，潛在認同更多就是更好的資本積累邏輯，實質為資本所有者精心編織的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觀念系統與游戲規則。更進一步，盧卡奇研究指出：“勞動的事實和它的結果在社會存在中造成了一個完全特殊的結構。因為，雖然一個目的性設定的全部產物是因果地產生和起作用的，以致它們的目的論起源似乎在效果中被消除了，但它們卻具有僅僅是社會性的特征”。 22鑒于此，研究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必須要到主導人類生存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與生產方式中去尋求原因。反之，生態價值只有在打破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得以真正彰顯；同時，也只有在全世界勞動者聯合的理性作支撐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全球體系中才能生成完全意義上的生態經濟。
[注 釋]
①17姜亦華：《用生態理性匡正經濟理性》，《紅旗文稿》，2012年第8期。
②何大安：《行為經濟人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③蓋光：《生態文化與經濟生態結構》，《鄱陽湖學刊》，2011年第6期。
④王若宇、馮顏利：《從經濟理性到生態理性：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創新》，《自然辯證法研究》，2011年第7期。
⑤⑥⑧俞吾金：《從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哲學研究》，2010年第8期。
⑦陳愛華：《黑格爾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頁。
⑩18唐本鈺：《論生態理性》，《濟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111619韓秋紅、楊赫姣：《高茲的生態理性——社會主義的另一種闡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2期。
12費平、盧風：《生態經濟與市場激勵機制》，《常德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1314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89頁。
15田海平：《應當確立經濟倫理的生態理念》，《吉首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20王云霞：《生態中心主義與生態之比較及啟示》，《思想戰線》，2012年第2期。
2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頁。
22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社會存在本體論引論》，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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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敏.生態學與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探源[J].長沙大學學報，2001，（3）.
[3]樊勝岳，高新才.中國荒漠化治理的模式與制度創新[J].中國社會科學，2000，（6）.
[4]康芒，斯塔格爾.生態經濟學引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5]黑格爾.精神現象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6]劉永佶.勞動主義[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彈指一揮間，大學四年已經接近了尾聲。當自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這篇畢業論文的時候，自己也從當年一個從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變成了一個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幾年的求學生涯，雖然只是一個本科畢業，但也實屬不容易。首先，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就不是一個小數目，這當然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農民，沒有他們的勤勤懇懇和細心安排，我是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學生活。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經濟學第二專業的學習。當然，一個農民家庭要同時供兩個大學生上學，沒有別人的幫助和接濟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要感謝那些在我求學時對我經濟和精神上幫助的親戚、朋友、老師和同學們，我的生活因你們而精彩和充實。
華中科技大學，這里嚴謹的學風、優美的校園環境使我大學四年過的很充實和愉快。我第一學期是在哲學系度過的。在這短短的半年時間里，我有幸和許多優秀的同學一起學習，聽睿智的哲學老師講授哲學。后來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時沖動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離開了哲學系，離開了親愛的哲學系的老師和同學們。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時光，但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識，尤其是對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導。這些有用的東西一直對我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我相信，這些東西將伴隨我走完整個人生的道路。現在回想起在哲學班的日子，還是那么的溫馨和愜意，我不能不感謝當時哲學班的每一位同學和老師，跟你們在一起學習、生活，那真是其樂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學期，我轉專業來到了一個新集體，開始了新的專業。雖然老師和同學都是新的，專業是新的，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種來自老師和同學們的熱情和融洽!這對我融入新環境，對新專業產生興趣是非常重要的。公管院的老師更是讓我難忘，他們嚴謹的學術態度，幽默風趣的授課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篇論文構思和寫作過程，我的論文指導老師王國華教授，對我論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沒，王老師每次給我的疑問給予細心的解答并給出寫作建議，對我的論文進行細心的修改，使得我的論文結構一步一步的完善，內容日趨豐滿。沒有王老師的細心指導，這篇論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書到用時方恨少，在這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還非常的欠缺。生命不息，學習不止，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學習和完善的過程，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本科論文致謝詞
致謝論文
在本篇論文完成的同時，我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XX老師。在X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的論文才能如此順利的完成。并且得到了其他老師的肯定。在本篇論文的完成過程中，X老師對我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指導意見，細心地和我講解論文中出現的問題，給予專業上的指導，信心上的鼓勵。我能順利完成本篇論文和老師的認真指導和辛苦的批改是分不開的，在此我由衷論文寫作的向X老師表示感謝。
同時我也要感謝學校和學校的領導給我們創造的良好的學習環境，讓我們能夠在良好的氛圍中完成論文。感謝同學和家人在這期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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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研究及學位論文是在我的導師鄭建立副教授的親切關懷和悉心指導下完成的。他嚴肅的科學態度，嚴謹的治學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深深地感染和激勵著我。從課題的選擇到項目的最終完成，鄭老師都始終給予我細心的指導和不懈的支持。兩年多來，鄭原創文秘網站：文秘知音教授不僅在學業上給我以精心指導，同時還在思想、生活上給我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在此謹向鄭老師致以誠摯的謝意和崇高的敬意。
在此，我還要感謝在一起愉快的度過研究生生活的電工樓105各位同門，正是由于你們的幫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個一個的困難和疑惑，直至本文的順利完成。特別感謝我的師妹葉秋香同學，她對本課題做了不少工作，給予我不少的幫助。
在論文即將完成之際，我的心情無法平靜，從開始進入課題到論文的順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師長、同學、朋友給了我無言的幫助，在這里請接受我誠摯的謝意!最后我還要感謝培養我長大含辛茹苦的父母，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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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XX學院的老師對我的教育培養。他們細心指導我的學習，在此，我要向諸位老師深深地鞠上一躬。
感謝給我提供參考文獻的學者們，謝謝他們給我提供了大量的文獻，使我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有了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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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XX學院的老師對我的教育培養。他們細心指導我的學習，在此，我要向諸位老師深深地鞠上一躬。
感謝給我提供參考文獻的學者們，謝謝他們給我提供了大量的文獻，使我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有了參考的依據。
關鍵詞：過程論;動態過程;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哲學
一、作為動態過程的技術
美國技術哲學家米切姆區別了四種類型的技術概念,即作為客體的技術,作為過程的技術,作為知識的技術以及作為意志的技術。關于作為過程的技術,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師注重制造的一面,社會科學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傳統的人類活動就劃分為制造和使用兩類。工程師認為技術的基礎內容是發明和設計[CD2]制造的原初意識,社會科學家則認為是生產和實用,技術的社會應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經把技術理解為包含發明、設計、生產、使用的不同階段的過程。
東北大學遠德玉教授是國內較早探討技術本質的學者之一,1981年11月,遠德玉教授參加在蘇州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技術是一個過程[CD2]略論技術史與技術論研究》,首次提出了技術過程論的觀點。1982年,遠德玉教授在《技術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把技術列為科學的一個層次是不妥當的,需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研究技術與社會、生產、經濟、哲學的關系［2］。1983年,遠德玉教授又提出,技術是一個人類實踐的動態過程,技術在人類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才體現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遠德玉教授向第三屆全國技術史會議提交了題為《歷史中的技術》的論文,分析了原始時代、工匠時代和近代技術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點,提出技術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它本身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術形態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時期人們側重于技術的某一形態,便產生了不同的技術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論技術》一書中,他進一步論證了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思想,并把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術是從無形技術向有形技術轉化、從潛在技術向現實技術轉化的過程,是技術軟件與技術硬件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是知識、能力、物質手段不斷更新的過程［4］。2003年,在《技術過程論的再思考》一文中,遠德玉教授對技術是一個過程又增加了一條概括,即技術是目的與手段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目的性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相應的手段也在變化,由此才有技術形態的變化［5］。
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思想,是理解技術本質屬性的關鍵。在《過程論視野中的技術本質》一文中,筆者從技術目的實現的過程性與技術形態轉化的過程性兩個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個技術系統發展的動力,是支配技術各要素的靈魂,技術的目的性指的是人們有意識地把某種自然對象轉變為受人影響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對象,使技術成為變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術本身就是目的。在技術逐漸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的過程中,技術目的性也逐漸地得到實現,即技術目的的實現也是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技術目的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技術目的的變化就會導致技術手段的變化,由此產生技術的不同形態。由潛在的知識形態的技術到現實的物化形態的技術的轉化過程,就是技術的目的性具體化的過程:從抽象的技術目的性轉化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進一步轉化為符合特定經濟性和社會性的目的性。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本來就是表現為多種形態的,諸如知識形態的技術與物化形態的技術,有形的技術與無形的技術,潛在的技術與現實的技術,一品技術與多品技術,等等。技術形態的轉化就是它向生產力的轉化過程,也是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由主觀技術構想、創意而產生的技術發明是技術的初始形態,必須經過設計、試制和試驗加以客觀化、物質化,才能納入到生產勞動過程中去,成為現實的生產技術。而單一的生產技術仍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因為它只能完成產品生產的一部分或一個環節,必須有許多與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產技術才能形成產品和服務;只有多種生產技術的綜合,即完成生產技術的體系化或形成產業技術,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
［7］。
二、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
從技術動態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術活動并不僅限于技術發明,它至少包括兩部分的內容,其一是技術發明活動,即技術知識的創造、積累,科學知識的拓展;其二是技術創新活動,即把技術發明活動的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技術的目的性。這兩部分內容對于技術活動來說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實際上,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也會伴隨著技術發明的出現,這樣的技術發明仍可申請專利,而且其應用于技術創新過程的時滯也許更短,因為這種發明是更加接近和適合市場需要的。因此,只有兩者的結合,才能完整地理解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技術。正如英國牛津版《技術史》一書的主編T·I·威廉斯在該書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能把技術的發展與管理部門和工會的作用分割開來。在當代,曼哈頓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實現,代表了技術發展的頂峰。但是,公正地說,這些成就既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以精湛的技術能力工作的結果,同樣也是這些極為復雜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勝利［8］。
熊彼特最早對“發明”與“創新”進行了區別。他認為,企業家的職能是把新發明引入生產系統,創新則是發明的第一次商業化應用。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的應用,那么它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實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創新,是同它的發明完全不同的一個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發明創造同技術創新相區別,被認為是熊彼特的重大貢獻之一。日本學者森谷正規認為,創新與發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為從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術發展,包含創新與發明兩方面的內容。作為這個時期標志的創新是眾多發明的產物,一系列革命性的發明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動力,掀起了滔滔不絕的技術創新的洪流［9］。我國理論界也探討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的區別。陳昌曙教授與遠德玉教授合著的《技術選擇論》一書,較早地初步區分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提出企業技術活動的中心環節,是如何把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實現經濟增長,即做到技術創新。他們認為,技術發明是技術創新的一個環節,而不是技術創新的全部和實質。技術創新是研究、開發、工程設計、市場分析和管理決策等相互交錯的全過程,是把發明應用于生產并實現經濟增長的全過程,是過程創新［10］。陳文化教授則把技術發明比喻為“雞下蛋”,把技術創新比喻為“孵小雞”,認為技術創新是“孵化企業”的過程,只有不斷地孵化出企業,才能實現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相反,如果把創新等同于創造,就是了創新的本質和靈魂,其結果又會退回到科技與經濟相分離的老路上去［11］。對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進行的這種區分,其意義在于指出了技術(經濟)活動包括的豐富內容不僅僅局限于技術發明,事實上停留于技術發明的技術活動是不能為一國或一地區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的,技術活動還有其更為重要的一面,即技術創新。由此必然會合乎邏輯地過渡到技術創新的研究,因為技術創新實質上就是在技術原理基本不變的情況下的技術形態轉化過程。
就目前所見到的技術史方面的著作來看,重點是研究技術發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法發明了什么新技術,而且對做出過發明的人物生平進行較為詳細的敘述。這種研究是很必要的,因為只有從這些發明家身上總結并吸收更多有規律性的東西,才能有利于我們在今天和未來的實踐中做出更多的發明來。然而,僅有這種研究又是不夠的。從過程論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術創新的內部,揭示技術創新活動的規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術過程,因為在當代社會,發明家的創造性成果只有經過技術創新主體的創造性活動,形成技術商品而直接被最終消費者所使用和體驗,技術發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術發明物的價值才能得以展現,才能實現技術的現實過程。在這種意義上,技術創新成為唯一能夠揭示技術存在的方式,人們正是通過對技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或環節的具體把握,才能領會技術的真實含義。不弄清技術創新問題,就談不上真正理解技術的本質問題;脫離對技術創新過程的理解進行的有關技術本質和意義的探討,也是缺乏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活力的［12］。
三、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創新的內容可以理解為技術本身的、經濟的以及管理的創新的結合。技術創新首先是技術本身的過程創新,包括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又包括該項技術同相關的一系列技術結合實現體系化的過程;其次是經濟的過程創新,包括一系列的經濟決策與經濟行為的創新;再次是管理的過程創新,它使得生產過程中技術的諸要素、生產力的諸要素得以完善地組織、協調、平衡和配置,實現生產經營系統在功能和結構上的整體優化。三種創新在技術創新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和側重點是不同的。技術的過程創新在創新的開始階段比較強,隨著創新過程的發展,技術的創新內容呈現弱化趨勢,而經濟的和管理的過程創新則呈現日益強化的趨勢。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技術成果的商品化,使技術變為直接生產力［13］。由于技術創新是一種呈現為某些階段性的連續的漸進過程,因而研究不同階段的創新特征、內容和方法,對于人們弄清技術創新的規律和規則,并按照這些規律和規則進行創新,從而縮短從發明到商業應用的時間,都是極為有益的。正因如此,遠德玉教授積極倡導進行技術創新的工藝性研究,并提出了創新工藝研究的課題,包括如何對技術的、經濟的、管理的三類過程創新的結合及其階段性的研究,如何認識創新的內容隨著創新階段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特點、規律,如何探求創新過程中不同階段所采用的創新方法和手段。
沿著過程論的思路,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這種新范式以技術創新的經濟學研究、管理學研究、技術學研究、政策學研究等為基礎,認為技術創新既不是純經濟學范疇,也不是純技術學范疇,更不是純管理學范疇,它是經濟與技術相互結合的,既具有經濟特征又具有技術特征的技術—經濟范疇。在實現技術與經濟的結合過程中,管理起著關鍵性作用。從企業來看,技術創新是把發明成果創造性地應用于生產經營活動,使之向產品化、商品化不斷逼近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函數的多次轉移,技術在形態上的多次改變,最終成功地把創新產品推向市場,并獲得顯著的經濟效益,才是完成了技術創新的一個周期。技術創新一開始就是技術實踐、生產經營實踐、管理實踐結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具有技術實踐、生產經營實踐與管理實踐的三重屬性。盡管在整個技術創新實踐活動中的不同階段,上述三者的表現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構成現實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創造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使技術成果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為企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技術創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線性思維的誤區,需要充分把握技術創新過程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充分調動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各種途徑對已有的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必要的認識和總結,從中發現不同創新活動在其實施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以及遇到的具體問題,從而根據這些創新活動暴露出來的共性問題,預見現實技術創新過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況,以便在創新實踐過程中加以特別注意,減少技術創新活動的盲目性。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是技術創新研究視角改變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確立的方法論基礎,也是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同經濟學的和管理學的技術創新研究區別開來的標志。
劉則淵教授在《試論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一文中指出,以陳昌曙教授為代表的技術哲學專家在20多年的研究歷程中逐漸形成了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他們基于技術本質、特征、體系、結構以及相關范疇的哲學分析,并把這種哲學的分析應用于技術選擇的現實活動。其中,技術創新哲學理論是技術哲學東北學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論技術》中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率先提出“技術形態的過程創新”思路,在技術創新實踐中實現技術、經濟、管理三方面的過程創新［14］。這種評價從過程論的視角來看,是比較中肯的。
四、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新進展
技術創新哲學的興起和發展,本質上反映著技術創新對哲學發展的影響。在這里,技術創新哲學并不是從最普遍的哲學或“元哲學”中發展派生出來的,而是從技術創新研究和實踐提出的問題中引導出來的;同樣,也不是技術創新研究需要有哲學轉向,而是哲學研究需要有技術創新的轉向。從哲學的視角研究技術創新,就是要對各有差異的技術創新實踐中遇到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進行哲理性的思考,從中揭示技術創新的本質規定和基本特征,探討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活動的根本因素,研究促進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動力機制,以便為技術創新實踐及其理論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
就國內學術界對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來看,陳其榮教授在對不同的技術創新觀點進行歸納、比較后,根據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哲學角度把技術創新界定為“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在創新環境條件下通過一定的中介而使創新客體轉換形態、實現市場價值的一種實踐活動”,并說明了技術創新的五個基本特征,即創新性、實踐性、社會性、歷史性、不確定性［15］。肖信華以范式思維方式為研究方法,從技術創新的特點、機制、方法、途徑等研究入手,對技術創新的哲學理性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討,并提出了技術創新的三對范疇,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形式與內容［16］。夏保華教授則呼吁自然辯證法學者應特別著力于進行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并為發展一門技術創新哲學而努力。他還開列了關于技術創新的本質、客體、活動、主體、動機、知識、條件、方法等八組哲理性問題［17］,并探討了作為哲學范疇的技術創新,認為技術創新是一種在人與自然、
人與人、自然與自然之間展開的由新技術構思到新技術物品生產的創新性社會活動價值系統［18］。宋海龍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藥、火器理論及技術的發展為例,討論了哲學思想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認為哲學思想通過影響技術創新主體的創新意識、創新題目的選擇、創新方法的設計以及創新成果的理論解釋等渠道,滲入技術創新的全過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實驗為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對于技術創新具有積極意義,中國“經世致用”、“天人合一”等傳統哲學思想對于技術創新具有消極影響［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東北大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自1993年獲得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學位授予權以來,遠德玉教授和關士續教授就開始招收“技術論與企業技術創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導完成有關“技術創新主體”、“技術創新的制度安排”、“產業技術生態化”、“技術創新的歷史階段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技術改造”、“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的整合”、“基于信息過程的技術創新研究”、“技術創新的契合模式”、“企業技術創新的多層次分析”、“產業技術范式的演化分析”、“產學研合作創新體系的歷史與實踐分析”、“技術創新與產業變革”、“IT企業的知識管理與技術創新”、“創新系統中的知識流動分析”等14篇博士論文,另外陳昌曙教授、陳凡教授和婁成武教授分別指導其博士生完成了技術創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學位論文,內容涉及企業持續技術創新的結構、技術創新組織及其演化、企業孵化器創新功能及其實現機制、企業形象及其創新、民營企業技術創新、創新系統中的多主體合作及其模式、技術創新過程中的創造性思維及其培養模式。這些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與完成,均以過程論作為方法論指導,從不同的層面深化了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仍然繼續招收“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和“技術創新哲學”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區自主創新、技術創新的價值取向、技術創新柔性激勵機制、技術創新過程的協同創造、技術創新文化等內容展開哲學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也是以過程論為方法論的,正如李宏偉博士在自己的學位論文的致謝辭中所說的,過程論思想已經上升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觀念和思想方法,成為貫穿論文始終的思想基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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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文社會科學 科學數據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數據時代，以科學數據為主要學術資源的數據密集型科學正改變著當前的科學研究模式。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科學數據的作用和價值，定量研究也越來越得到重視。在一些數據科學的國際會議上，人文社科的數據管理也成為研究者討論的重點之一。
各種翔實、可靠的數據為以各種社會對象為研究主體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支撐，推動了社會調查方法、計量學方法、可視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應用和發展。中國管理科學與工程學會理事長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學與工程學會年會暨第十一屆中國管理科學與工程論壇上指出，必須不斷研究大數據的形態變化規律，利用大數據來研究、認識和預測客觀世界及人類自身的發展變化趨勢。同時，科學數據也影響著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轉型與創新。復雜的經濟統計模型、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豐富的科研數據處理和分析工具等，都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提供了條件。科學數據的使用使得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性”顯著增強。
雖然科學數據推動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發展，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科學數據并未與人文科學結合起來，比如一些學者在從事人文研究時，常使用“絕大多數”等空泛概念的名詞。在數據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者對科學數據的使用習慣是怎樣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學科的研究者更擅長利用數據？他們獲取數據的來源、處理數據的類型和方法以及數據表現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對科學數據的使用而增加了“絕大多數”等空泛概念名詞的使用呢？
本文圍繞以上問題，對《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的全文論文進行內容分析，探討我國部分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在科學數據使用上的特征。重點分析研究者獲取實證數據的主要來源，所要分析的數據類型，處理數據的常用方法，以及數據分析完成后的表現形式。另外，針對學者提出“絕大多數”等空泛概念的名詞在人文社科學科中使用的問題，本文將分析研究者在這些名詞使用等方面的習慣。最后，根據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學數據使用上的特點，為圖書館提供科學數據服務給出建議。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獻調查法采集論文資料，用內容分析方法統計論文中所用到的數據、中文數詞，分析其中的問題。人文社科數據主要指調查數據、網絡公開數據、政府統計數據和指標等，本文研究的數據對象除以上這些外，還包括實驗數據、文獻數據和圖片數據。文中討論的實證研究數據是指狹義實證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數據。狹義實證研究是指僅依靠統計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絕大多數”、“差不多”、“若干”、“大量”、“無數”、“少量”等詞語定義為模糊數詞。
本文的數據來源是《中國社會科學》的全文論文。《中國社會科學》是綜合性社會科學期刊，所刊登的論文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也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風向標。選用該期刊的全文進行分析，不僅可以了解我國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學術成果在科學數據使用上的特點，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學科的學者在科學數據處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筆者于2014年12月通過CNKI數據庫收集該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論文522篇，剔除其中“編者按”之類的7篇文章后，最終得到全文數據515篇。
3數據分析
3.1 總體概況
筆者對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國社會科學》進行分析，共有全文數據515篇，把它們按研究內容分成、哲學、社會學、管理學、人口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傳播學、語言學、文學、歷史學這12個學科。但由于人口學和傳播學的樣本數都小于5，統計的數據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統計這兩個學科的數據。
首先對論文的引用數據和實證數據進行分析。除去人口學和傳播學的論文，在剩余的論文中，僅引用數據而未進一步統計分析的論文168篇，占總數的33%，進行實證研究統計分析的論文113篇，占總數的22%。統計發現（見圖1）：除了哲學學科的論文沒有引用數據外，其余學科的論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數據。而實證數據主要集中在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幾個學科上，其中社會學和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比例分別達到67%和73%。這里政治學的數據值得注意，雖然該學科的論文沒有實證研究的數據，但引用數據的比例卻較高，達到53%，顯示了該學科數據使用的特點。
3.2 實證數據情況分析
本節主要對社會學、管理學、法學、經濟學、語言學和歷史學這六個有實證數據的學科進行分析，分別調查其使用數據的類型、來源、處理方法及其表現形式。這里，語言學和歷史學的實證數據由于是小樣本（樣本數小于5），因而需辯證看待這兩個學科的數據。
（1）數據類型
從使用數據的類型上看，這六個學科使用的數據基本上是數值型數據，經濟學還使用了部分圖片數據（表1）。
（2）數據來源
本文根據數據來源把實證數據分為一手數據和二手數據，其中一手數據是指研究者通過訪談、直接觀察、間接觀察等方式首次親自收集并經過加工處理的數據，二手數據是指來源于他人調查和科學實驗的數據。本文中，把一手數據分為調查數據、實驗數據和文獻資料數據；二手數據分為政府公開數據（如全國普查數據、各類統計年鑒）和數據管理機構（如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等）的數據。
從數據的來源分析，社會學中44%的論文采用的是一手數據，而在經濟學中這一比例只有15%，經濟學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開數據等二手數據（圖2）。
在對一、二手數據的進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會學和法學的一手數據主要來自調查數據，經濟學的一手數據主要來自實驗數據；對于二手數據的來源，管理學、法學和經濟學主要以政府公開數據為主，而社會學稍微偏向于管理機構的數據（表2）。
（3）處理方法
本文把數據處理方法分為初級方法、中級方法和高級方法。初級方法是指平均數、頻數、方差、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方法；中級方法是指回歸分析、參數估計、假設檢驗、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高級方法則是指模型計算等高等數學方法。
從數據處理方法上看，這六個學科的大部分論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統計方法之類的初級方法，社會學比較注重對回歸分析、相關分析、假設檢驗等中級方法的運用，而經濟學則更擅長運用高等數學方法（圖3）。
（4）表現形式
本文把數據的表現形式分為統計表、統計圖和特定軟件繪制的圖形這三類。
從數據的表現形式來看，比較常用的是統計表形式，折線圖、柱狀圖和散點圖之類的統計圖在管理學、社會學和法學中的應用也比較廣泛。除此之外，經濟學和語言學還有一些利用特定軟件繪制的圖形（圖4）。
3.3模糊數詞使用情況分析
本節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論文使用“絕大多數”、“差不多”、“若干”、“大量”、“無數”、“少量”、“很多”和“很少”這八個模糊數詞的習慣，以及這些模糊數詞在部分人文社科學科論文中的使用情況。
首先統計以上這八個模糊數詞在一些人文社科學科論文中使用的比例（圖5）。筆者發現社會學、經濟學和文學這三個學科使用到以上八個模糊數詞的論文比例最高。相對來說，哲學的論文中出現這八個模糊數詞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統計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數詞的篇均使用次數后發現，人文社科的學者在模糊數詞的使用上趨于穩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數基本在2.0到2.5的區間內，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數值波動相對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數的數值趨于2.3（圖6）。
隨后統計這八個模糊數詞的總使用次數及其篇均使用次數（圖7）。筆者發現，“大量”這個詞在論文中的總使用次數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數也最高（達3.14），這說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歡使用這個詞，使用范圍也比較廣。其次是“很多”這個詞，研究者也比較喜歡使用。而“若干”這個詞，雖然總使用次數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數卻很高，這說明該詞的使用范圍比較集中。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絕大多數”這個詞上。最后討論一下“差不多”這個詞。雖然，先生提出中國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馬馬虎虎，不求精確，但是這個詞在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論文中卻很少使用，其總使用次數和篇均使用次數都是這八個詞中最低的。
這八個模糊數詞在部分人社科論文中使用分布情況見表3。表3中“一”表示該詞未在該學科中使用，“√”表示該詞在該學科中有使用，“”表示該詞不但在該學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頻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個“”分別代表使用該詞的論文比例最高的前三個學科。從表3可以看出，管理學的論文對模糊數詞的使用頻率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個數詞在其學科論文中高頻率使用，其次是社會學。相比之下，哲學和語言學的論文對模糊數詞的使用頻率相對低一點。
4結果討論
本節依據以上數據分析我國部分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學者在科學數據使用上的特點，為圖書館今后開展科學數據服務給出針對性的建議。
4.1人文社科學科對數據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對象決定
我們知道，社會學和經濟學是以社會現象或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學。從上一節圖1的數據也可以看出，大多數論文（67%的社會學論文和73%的經濟學論文）都使用了基于數據的實證研究方法。在這些學科里，研究者尊重數據，把數據當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過調查統計和模型計算使數據和學科發展有效結合在一起，推動了新知識和新規律的發現。而且，這些學科研究者的數據意識也比較強，對數據需求也更為迫切，獲取數據和處理數據的能力更強。比如經濟學，這個學科的論文有較高的實證數據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開數據等二手數據的獲取，二手數據的使用率比其他學科的使用率更高（圖2）。這就是由于研究者數據意識強烈，數據需求迫切，從而使他們獲取數據的渠道要比其他學科的研究者更廣。
相比之下，、哲學和文學這些學科是依靠思維邏輯的研究學科，主要是對傳統文獻資料的探討，很少討論實證或經驗現象，因而對實證數據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爾會引用一些數據，數據來源也只是依靠文獻。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仍較為傳統，主要以文獻為主，對數據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學數據服務作為圖書館的一項創新服務，首先應該明確服務的對象。諸如以上這些人文社科學科，如果圖書館對其全面鋪開科學數據服務，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圖書館首先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者提供科學數據服務，為他們提供數據獲取、處理、共享方面的服務，則可能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筆者建議，針對人文社科的科學數據管理服務，首先可以把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者作為主要服務對象，把政治學的研究者作為潛在服務對象，在服務得到一定認可后，逐步向其他學科展開。對于主要服務對象，圖書館可以提供常規的檢索、收集、存儲、分析等數據情報服務和數據技術服務；而對于潛在服務對象，則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學數據在該學科中創新應用的情報信息，待研究者對科學數據服務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規數據服務。
4.2人文社科學科對實證數據的處理以初級方法為主
在人文社科類論文的實證研究中，為了讓讀者了解數據和研究對象的特征，進而更好地了解統計分析結果，研究者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會選取不同的數據處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對數據處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統計等初級方法為主，初級方法在法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實證數據研究中占了較大比例（圖3）。
相對而言，一些實證研究比較多的學科在數據處理方法上則更為多樣。比如社會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學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統計等初級方法外，對回歸分析、參數估計、假設檢驗、相關分析等一些中級方法也運用自如，而經濟學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數學方法進行模型計算的能力更為突出，數據的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除了常用的統計圖表外，還有由各種特定軟件繪制的圖形，這些都顯示出他們優異的數據素養。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數據處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論文的研究目的和對象決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數據素養決定。對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圖書館的服務范圍，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數據素養，圖書館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筆者建議圖書館為研究者提供有針對性的數據處理方面的開放課程等信息，幫助研究者掌握更多關于數據處理的知識。除此之外，也可為研究者提供本學科在數據應用上創新研究的情報信息，讓他們了解本學科最新的數據處理技術，并提供相應的數據分析工具，促進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時，圖書館也可以與數學、統計學等院系合作，為研究者提供數據處理方面的專業講座，一方面增強對研究者數據素養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為研究者跨學科合作提供平臺。
4.3模糊數詞的使用與研究對象和傳統文化有關
模糊數詞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領域比較常見，并且各學科在使用上并沒有體現出明顯的差異。諸如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這些數據使用比較廣泛的學科里，研究者并沒有因為使用了數據而減少對模糊數詞的使用，反而模糊數詞在這兩個學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學科更多（圖5），而且各年模糊數詞的篇均使用次數也較穩定，沒有很大波動（圖6）。因而，模糊數詞的使用并不能說明科學數據沒有與人文科學的發展結合起來，這主要還是與研究者的研究對象和受傳統文化影響下的用語習慣有關。
比如“大量”這個詞，該詞使用總量和篇均使用量在這八個模糊數詞中都是最高的，說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習慣使用該詞。然而進一步分析顯示，該詞在經濟學中的使用頻率最高。一方面，經濟學論文中存在的各種數量關系需要用“大量”這個詞來表述，另一方面，由于這個詞所代表的數量本身較難考證，再加上力求精確的數據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詞習慣，使得研究者摒棄了數據化表達而使用了這些模糊概念的詞語。
模糊數詞在人文社科領域的使用還是比較廣泛的，這與其研究對象有一定聯系，有些數量關系難以考證，無法精確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傳統文化影響下的用詞習慣也是模糊數詞使用廣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者建議圖書館在為人文社科學者提供科學數據服務時，要考慮到不同學科研究對象的影響，既要提倡數據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時要注重收集有學術價值的科學數據，并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詢的數據平臺。與此同時，也可以根據研究者的需求，幫助他們收集和統計相關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數據，以盡量減少模糊數詞的使用。但作為科學數據服務的提供方，圖書館也應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學數據作為一種補充材料，與現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結合，相得益彰。
5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