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28 15:48:0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政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區域政策工具沖突政策工具即公共政策主體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過程中所依據的方式或手段，簡單地說，政策工具就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為實現同一政策目標，政府可能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如在區域招商引資方面，可分為鼓勵性政策工具和控制性政策工具。其中鼓勵性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援助（減免稅收、優惠貸款、投資傾斜等），間接刺激手段（加強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區域企業獎勵政策、征地優惠政策等）；而限制性工具則正好相反，主要包括增加企業稅收、禁止污染企業進入、限制貸款額度等。[2]北部灣經濟區尚處于發展之中，相關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使用鼓勵性政策工具偏多，其目的是通過大量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而在近幾年的發展中，由于限制性政策工具運用較少，大量污染性企業進入，使北部灣區域環境破壞嚴重，整體競爭力依舊不高。
（二）區域政策效益沖突同一項公共政策可能存在不同方面的政策效益，在無法有效均衡各方面政策效益的時候，公共政策沖突就會產生。例如，一項公共政策可能會極大地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但是同時也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北部灣經濟區在發展之初引進了大量的船舶制造企業、化工企業等重工業，在促進區域發展的同時導致了區域嚴重的環境問題。當一項公共政策在不同效益間發生矛盾的時候，個別執行者往往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一面，通過曲解政策、肢解政策來鉆政策的“空子”。[6]此外，政策效益沖突不僅局限于同一政策之中，在不同政策之間或不同政策制定部門之間也會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益沖突。
二、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形成原因分析
任何政策在制定到執行的過程中都充滿了沖突，但政策沖突也不完全是消極的，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同時能夠激發政策系統的活力，促進政策不斷完善。作為普遍存在的政策沖突現象，其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區域政府的自利性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主體的素質，政策主體包括相關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代表者，其行為出發點本應是大公無私的，然而在現實社會中，政府卻扮演著“理性經濟人”的角色，追尋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公地悲劇”“囚徒困境”等理論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個體看似最優的選擇，并非集體的最優選擇，個體的理往往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后果。由于一些部門的自利性導致的公共政策沖突現象層出不窮，嚴重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形象與政策的執行效果。目前，北部灣經濟區內各市一些部門為爭奪有限的利益，各自為政現象嚴重，公共政策沖突時有發生。例如，在港口建設方面，北海、防城港、欽州三市具有相同的區位優勢，都有發展大型港口的條件。因此，三市為爭奪資源互打“價格戰”，分別制定了不同的優惠政策。這樣的利益競爭不僅導致主港口吞吐量下降，貨物分流，還使公共政策沖突嚴重，影響了經濟區區域一體化進程。
（二）區域政府職能交叉嚴重，區域政策一體化程度不足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官僚科層制倡導政府行政人員要絕對理性，試圖用無數的規章制度和部門設置來嚴格規定各自的職能權限。然而，現代官僚制在運行過程中，由于職能機構的擴張，一些部門職能變得不明確，遇事相互推諉現象嚴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之間或一些政府各部門之間職能交叉嚴重，機構間缺乏一定的溝通與協調，導致公共政策在制定之初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這種源頭上的政策偏差為執行過程中公共政策沖突的產生埋下隱患。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由于區域內部分地方政府職能不明確，政策實施過程的監督和管理就存在一定漏洞，使政策沖突不能得到及時發現和糾正。
（三）區域政策信息的阻隔政策信息的公開與共享是政策過程良性運行的基礎，政策信息阻隔可能會直接導致政策沖突現象，甚至造成政策失敗。政策信息阻隔的弊端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政策信息阻隔會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公民參與。公民參與體現了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的理念，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引入公民參與更是政策民主性的體現，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政策的科學性，利于政策的順利推進和實施。政策信息的公開透明是公民有效參與的前提，信息的阻隔能夠直接降低公民參與的程度和水平，導致政策本身缺乏科學性，引發政策執行主體與目標群體的沖突。其二，政策信息阻隔影響各地方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和溝通。在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有時需要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就更加需要各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保持信息的暢通無阻。然而，信息的阻隔使各政府部門間無法實現信息相通，形成一個個“信息孤島”，從而導致政策沖突的產生。
（四）區域政策沖突的監控與預警機制不健全當公共政策開始出現一些不協調狀態的時候，即為政策沖突的初級階段，只要及時采取適當的措施加以解決，就不會造成較大的對抗斗爭等深層次的沖突現象。政策沖突治理的成本遠高于對沖突的監控和預警，所謂“防范于未然”。北部灣經濟區還處于發展之中，區域一體化程度有待加強，尚未形成覆蓋整個區域的龐大的監控與預警系統，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策沖突無法得到及時有效解決，導致沖突進一步惡化。
三、區域政策沖突的治理機制研究
適度的政策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可帶來積極作用，但總體而言，政策沖突的危害還是十分巨大的。政策沖突不僅可能直接導致政策失敗，造成資源浪費，而且會破壞政策的統一性，削弱政府權威，影響政府形象，甚至可能造成諸多社會問題，阻礙社會和諧。基于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對政策沖突問題進行治理。
（一）構建利益協調機制，有效協調區域政府間的利益關系俗語有云“：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公共政策沖突的本質是利益的沖突，區域政府間的利益未得到有效協調是產生政策沖突的根本原因。因此，構建一個區域政府利益協調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其一，要建立利益表達和溝通渠道。如2009年將北海、防城港、欽州三個港口統稱為北海港，實現“三港合一”。“三港合一”之后，三市政府針對“三港”開發和管理的相關政策得到統一，但是需要有效地平衡三市之間的利益關系，才能避免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衡引發更大的沖突。政府的自利性導致政策沖突的產生，若政府的利益可以得到表達和溝通，那么就會促進政府之間的政策合作，減少政策沖突。其二，要完善利益糾紛解決機制。可建立一個區域管理委員會，主要負責調解區域內政府之間的關系，當出現利益糾紛時，能及時出面調解。同時，可以引入非政府組織的力量來緩解利益沖突和矛盾。政策沖突的解決方式是融合，而非妥協或者爭斗、對抗。非政府組織作為社會發展的劑，可通過非政府組織論壇、政府合同承包等方式緩解政府之間的利益糾紛。其三，應建立一個利益補償機制。在實際過程中，由于在不同地方之間的發展機會不均等和經濟實力不均衡，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往往是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對其他地區考慮不周，而這往往是政策沖突產生的原因。這就需要一個利益補償機制來平衡發展過程中各方的利益所得，減少因利益爭端而產生的政策沖突問題。
（二）理順政策制定機制公共政策出現沖突是政策制定體制存在漏洞、尚不完備的體現。在體制較完備的環境中，各政策制定主體的職能劃分較為清晰，責任明確，任何一項政策都在法定的程序中運行，政策邊界清晰，不存在政策界限模糊和管理真空等現象，公共政策沖突產生的可能性就會大為減少。首先，應明確區域政策制定部門的職能權限。職能劃分不清是產生政策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想從源頭上減少政策沖突，就必須摒棄傳統的，構建理性官僚制，嚴格劃分各部門的職能權限和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其次，要加強權力監督體制。行政權力缺乏有效監督與政策沖突的產生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有利于規范行政權力的使用，減少權力濫用現象。最后，要加強政策制定主體的能力建設。政策制定主體即相關政府部門及其公務人員，其中，政府公務員的素質和能力直接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果。政府公務人員必須明確自身的角色定位，扮演好人民公仆的角色，并不斷強化自身的角色意識。
（三）加強區域政府間的政策合作，構建政策部門整合機制政策整合，即對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政府職能邊界問題、交叉問題進行統一整合，并采取有效機制進行管理。[3]政策部門整合機制運用“整體性治理”的理念，在明確各部門職能的基礎上，通過區域間、部門間的政策協調與合作，對一些職能邊界不清的公共政策問題進行跨區域、跨部門的綜合治理。例如，在政策制定環節，加強區域政府部門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北部灣經濟區包括南寧、北海、欽州等六個城市，每個城市的地區優勢以及發展模式存在一定的差異，政府部門會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各自的公共政策，導致一些區域公共問題往往出現無人關注、邊界模糊等現象。基于此，可成立北部灣區域政策制定委員會，各市政府政策制定機構派代表參與，建立一種聯合決策制度，統一制定區域的公共政策。2013年，廣西提出“兩區一帶”“雙核驅動”的戰略取向，這是一種全新的區域政府合作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區域政府間的政策合作力度，提升區域政府間聯合決策的水平。
[論文摘要]發展循環經濟對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轉型、優化和升級尤為重要。本文提出了資源型城市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途徑和政策措施。
目前，我國共有400多個資源型城市。資源型城市最大的特點，是以自然資源開發而興起，并以資源開采為主導產業的城市，資源的開采量和利用程度關系著城市發展的前景。但是，資源開采和供給的有限性與資源消耗和需求無限性的矛盾，最終會造成資源的枯竭。資源枯竭不僅會給資源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致命打擊，也會直接影響其它類型城市發展，制約整個世界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期，不少資源已經枯竭或正在走向枯竭，帶來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許多城市正在艱苦探索，努力尋找擺脫困境的新生之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轉型之路。但不論采取哪種思路，都必須避免過去那種對資源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和低產出”的傳統模式，走循環經濟之路，即“減量化、高效率、再利用、再循環”的良性增長模式。這對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轉型、優化、升級尤為重要，更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資源型城市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途徑
1.要大力提高資源綜合開發和回收利用率。資源型城市作為資源的原發地，對資源的開發利用是否科學合理，不僅關系到資源型城市本身的發展，而且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因此，資源型城市把好資源綜合開發和回收利用這一關十分重要。對礦產資源開發要統籌規劃，加強共生、伴生礦產資源的綜合開發和利用，實現綜合勘查、綜合開發、綜合利用；加強資源開采管理，健全資源勘查開發準入條件，改進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實現資源的保護性開發；積極推進礦產資源深加工技術的研發，提高產品附加值，實現礦業的優化與升級；開發并完善適合我國礦產資源特點的采、選、冶工藝，提高回采率和綜合回收率，降低采礦貧化率，延長礦山壽命。大力推進尾礦、廢石的綜合利用；加強對冶金、有色、電力、煤炭、化工、建材廢棄物產生量大、污染重的重點行業的管理，提高廢渣、廢水、廢氣的綜合利用率。
2.要大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資源型城市是以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興起的城市，是典型的重化工業城市，產業結構成超重型，是資源消耗的重點地區。因此，加強對鋼鐵、有色、電力、煤炭、石化、化工、建材等重點行業的能源、原材料、水等資源的消耗管理，實現能量的梯級利用、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努力提高資源的產出效益。機械制造行業要從產品設計入手，優先采用資源利用率高、污染物產生量少以及有利于產品廢棄后回收利用的技術和工藝，盡量采用小型或重量輕、可再生的零部件或材料，提高設備制造技術水平。
3.要大力回收和循環利用各種廢舊資源。積極推進廢鋼鐵、廢有色金屬、粉煤灰、煤矸石、廢輪胎、廢電子產品、廢舊機電產品、包裝廢棄物等的回收和循環利用；支持機械等廢舊機電產品再制造；建立垃圾分類收集和分選系統，不斷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加工、利用體系。
4.要大力推進結構調整。資源城市經濟結構普遍不合理，成超重型結構，是造成資源浪費大、能源消耗高、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近年來，資源型城市盡管加快了結構調整的步伐，但大多數城市還沒有實現結構的優化、升級。因此，必須按照循環經濟的要求，大力推進結構的轉型、優化、升級。首先要抓好產業結構的調整。當前，我國資源型城市傳統產業仍占主導，多數企業仍使用陳舊的設備、落后的工藝，生產加工“粗老笨重”的傳統產品，資源消耗大、浪費嚴重，附加值低。必須盡快改變這種狀況，利用先進技術、設備和工藝，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促進產品升級換代，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有產業和產品，生產都要貫穿循環經濟理念，做到低消耗、低排放、少污染，能循環、可回收、再利用。其次，要抓好技術結構的調整。資源型城市發展循環經濟必須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支撐，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和優化傳統產業。一是緊緊圍繞發展循環經濟，制定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規劃，加快發展生態科技，集中解決制約循環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重大裝備、新的工藝流程。二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物耗低、能耗少，而且能生成新物質、新能源，潛力無限，效益巨大，應加快發展。三是加快傳統工業技術改造。面廣量大的傳統工業是高消耗、高排放的主體。應制定規劃，分步實施，下決心用新技術、新工藝對傳統工業進行改造，促使其升級換代，步入循環經濟軌道。四是加大資源再生技術的開發。產品深度開發和資源再生利用技術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關鍵，我們要加大投入，組織攻關，力求盡快有所突破。
二、資源型城市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措施
資源型城市發展循環經濟，制定各種政策措施，必須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優化資源開發、利用為核心，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廢棄物排放為目標，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為動力，采取確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加以推進。
1.用循環經濟的理念指導編制各類規劃。資源型城市要把循環經濟作為編制“十一五”規劃的重要指導原則，加快節能、節水、資源綜合利用、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等循環經濟發展重點領域專項規劃的編制工作；建立科學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盡快研究提出發展循環經濟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及分階段推進計劃。
[關鍵詞]網絡經濟、非摩擦經濟、經濟學理論、企業競爭策略
網絡經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熱潮后似乎歸于平靜，然而網絡經濟卻現實地發展著，關于網絡經濟的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止。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有什么不同？網絡經濟的運行規律如何？網絡經濟下企業的競爭策略是什么等問題值得人們深入思考。我認為，網絡經濟是不同于傳統經濟的一種低成本、無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經濟型態。網絡經濟不僅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且對社會制度、法律、政府和人們的觀念形成巨大的沖擊，尤其是對企業的運作機制和競爭策略提出了迫切的更新要求。
一、網絡經濟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挑戰
西方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是要花費費用的，經濟運行是有摩擦、有阻力的，也就是說經濟活動是一種摩擦經濟。只有通過合理的產權界定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費用，減少摩擦，提高經濟效率。由此，如果說傳統經濟是一種摩擦經濟的話，那么網絡經濟就是一種非摩擦經濟。
網絡經濟在大部分情況下就是沒有摩擦的經濟，也就是說，生產、銷售和售后服務等費用要比在傳統經濟模式下低得多，幾乎以接近于零的成本獲得無限資源，無限地提品、服務及創意，從而使經濟狀況大為改觀。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新型的經濟模式就如同一個虛擬的世界，只要產品低成本制造、廉價銷售，就會贏得用戶。可見，網絡經濟是不同于以往經濟模式的一種低成本、無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經濟型態。
網絡經濟向傳統經濟學理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網絡經濟了傳統的供需平衡機制
在傳統經濟學中，生產隨需求而變化，企業根據需求的升降來調整生產。也就是說，傳統經濟是一種“供給支持需求”型經濟，即“看不見的手”努力平衡供給和需求。它的傳導機制是：需求——價格——供給。具體來說，需求下降，引起價格降低，再引起供給減少；需求上升，引起價格升高，再引起供給擴大。而在網絡經濟中，由于沒有什么摩擦，沒有相互抵觸的因素，因而需求毫不費力地隨生產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說，網絡經濟是一種“供給主導需求”型經濟，即“看不見的手”努力“主流化”。它的傳導機制是：供給——價格——需求。具體來說，供給增長，引起價格降低，刺激需求增長；供給增長，又引起價格降低，再刺激需求增長，如此循環往復。可見，網絡經濟中供需平衡的規律顛倒了。
（二）網絡經濟改變了傳統經濟中的“收益遞減規律”
收益遞減規律打個比方說就是，消費者吃得越飽，饑餓感就越小，對食物的需求就越少，因此食品商的收益也就越小。而在網絡經濟中，消費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饑餓。例如，微軟公司的用戶需要越來越多的該公司生產的產品，因為軟件用戶已被鎖定在某一個文字處理系統或排版系統上，他們不愿學習使用新的系統，于是不斷購買原系統的新版本。不久，一種產品、一項服務或一個創意就取得了偶像地位，隨之在消費者眼中變成了一種時尚，從而取得了主流地位。主流化了的產品、服務或創意能自身獲得動力，從而使收益遞增，而不是遞減。
（三）網絡經濟具有不同于傳統經濟的“反饋機制”
這里首先要明確負反饋和正反饋的概念。所謂負反饋就象是汽車行駛太快時的突然剎車，是阻力、摩擦力。在傳統經濟學中，負反饋既是阻力，表現為需求阻礙供給；又是摩擦力，表現為制造、分配和銷售的正常開支，表現為收益遞減。正反饋則截然相反，它是在加速而不是阻礙市場份額的變化。降低價格，鎖定特定的用戶群，發展長遠客戶，所有這一切都刺激了需求的增長。這種正反饋機制促使需求不斷增長，迫使產量持續增長，直到市場飽和。因此，網絡經濟自身具有正反饋機制，這種正反饋機制與傳統經濟學中的負反饋機制或收益遞減規律的運作方式正好截然相反。
但是，網絡經濟雖然不同于傳統經濟，但它仍要受市場力量的支配。正如詹姆士·阿利指出的，“遞增利潤的存在并不意味著遞減利潤就不存在了，這兩種現象將永遠共存，并且起著互補作用。”實際上，網絡經濟僅僅是延遲了遞減利潤開始產生影響的時間。
（四）網絡經濟具有非線性的“混沌”特征
某些具有內在不穩定的系統時而會出現紊亂的態勢，數學上稱之為“混沌”。而非線性則是指人們難以預料的因果關系。例如股票市場價格的波動就是一種混沌狀態，買賣、搶奪市場份額向來就是按非線性系統規律進行的。一個混沌系統就是一個非線性系統。網絡經濟就是這樣一個非線性的系統，它一旦有變化，就不是從一個值均勻地變化到另一個值，而是跳躍式地變化。網絡經濟內在的非線性特征正是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的主要原因所在。
這種現象只能用“混沌理論”來解釋。一個非線性系統即使呈不穩定的混沌態勢，它仍會趨于某個均衡點，系統圍繞該點上下波動，達到該點時，便處于穩定狀態。這個點就是混沌系統的均衡點。運用到股市上，它就成了某種股票價格的均衡點；運用到網絡經濟中就是各公司的市場占有率。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體系的本質不同就在于它內在的數學原理是用數理混沌理論描述的。傳統經濟學理論只揭示了有形物品、貨物的供需以及市場總是從一種狀態線性地過渡到另一種狀態的規律，它無法解釋當代網絡經濟所具有的非線性混沌特征。
綜上所述，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有著明顯的不同，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不再完全適用于現代網絡經濟。
二、網絡經濟的特殊定律
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學的定律不同，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定律。
（一）莫爾定律（Moore’Law）
莫爾定律認為，網絡技術改變了傳統經濟的變化速度（rateofchange），網絡經濟是按照“因特網時”（internettime）的速度運轉的，計算機處理能力每18個月就翻一番。由于這個定律首先是由美國因特爾公司的戈登·莫爾提出并應用的，因此被稱為“莫爾定律”。
“因特網時”是網絡經濟的變化速度，它是以小時為計量單位的，這已接近人類能夠吸收信息并做出決策的能力的極限。通常7年相當于因特網時中的1年。在因特網時，每3~5年就是一個網絡經濟時段。一種產品在3~5年里就會達到主流飽和狀態。為了更鮮明地理解因特網時，可以將網絡經濟與農業、工業、后工業等經濟時代列表對比如下：
網絡經濟與傳統經濟時代的對比
時代延續時間（年）交互速度（英里/小時）環球所需時間
農業經濟3~50003~5（人力）3~5（年）
工業經濟3~5003~50（馬車~汽車）0.3~0.5（月）
后工業經濟3~503~500（飛機）0.03~0.05（天）
網絡經濟3~53~5000（網絡）0.003~0.005（小時）
顯然，每個時代的長短取決于交通和通訊的速度，也就是那個時代的技術速度。根據上表，工業時代比農業時代要短10倍，后工業時代要比工業時代短10倍，而網絡經濟中每個時代則只有3~5年，極其短暫。
極端的“因特網時”給網絡經濟的運行強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學習。莫爾定律是網絡經濟中企業和它的競爭對手必須遵循的一種業績學習曲線（performance-learningcurve）。網絡經濟是給信息增殖的一種經濟模式，增殖能產生更多的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能進一步增殖，這種不斷循環著的特殊的信息收集過程，被稱為學習。學習是運行在網絡經濟中的正反饋機制的核心部分，因為它以技術優勢代替了物質優勢。一般來說，一項新發明、新的電腦程序或新方法問世后，必然會有人對其做出改進，在原來的基礎上巧妙地修改、提高或運用，從而掌握了增殖的奧秘。這促進了更多的革新和改進，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學習，導致了后代產品的進一步增殖。這個發明、學習和增殖的循環會一直持續到技術枯竭或該技術被其他技術所取代。學習導致了全社會都在追求速度，學習過程和與之相適應的正反饋機制是網絡經濟的推動力，因此，控制學習變化速度是網絡經濟的一個關鍵因素。
（二）達維多定律（Davidow’Law）
達維多定律認為，在網絡經濟中，進入市場的第一代產品能夠自動獲得50%的市場份額，因此，一家企業如果要在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就必須第一個開發出新一代產品。與其作為第二或第三家將新產品打入市場，絕對不如第一家，盡管你的產品那時還并不完美。該定律還認為，任何企業在本產業中必須第一個淘汰自己的產品，即要自己盡快使產品更新換代，而不要讓激烈的競爭把你的產品淘汰掉。這實際上是在“因特網時”中生活的一個必然結果。威廉·達維多在因特爾公司任副總裁時，就注意到了提高產品更新速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這一定律。
（三）新蘭切斯特策略（NewLanchester’Strategy）
對網絡經濟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的第三個人是英國的F.M.蘭切斯特（1868~1946），他設計了英國的第一輛汽車，寫了《戰時飛機：第四代武器的開端》一書，并于1916年創立了“數學理論策略”。他的思想影響了運籌學的創始人伯拉德·庫柏曼。W.E.德明在60年代把上述兩人的思想介紹到日本，日本科學院院士申夫田岡博士總結了該理論中的精華部分，并以此為基礎針對日本人的消費狀況制定了一種新的營銷策略，被稱之為“新蘭切斯特策略”。該策略描述的是網絡經濟的競爭規則。新蘭切斯特策略被用于商業時，就成為一整套的指導原則，指點市場部門如何在競爭中取勝。
具體來說，新蘭切斯特策略的運用可以使產品、服務或標準主流化。某個產品一旦主流化，它的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動搖，鎖定了一大批固定用戶，并給生產該產品的公司帶來巨額利潤。因此，蘭切斯特被許多人視為運籌學之父，在網絡世界里，可以稱為網絡經濟的建筑師，至少也可稱為市場交易策略的設計大師。
三、網絡經濟中的生存原則和競爭策略
商場就是戰場。網絡經濟中的市場營銷就象打仗一樣。根據以上網絡經濟的特征以及運行規律，企業必須采取不同于傳統經濟的生存原則和相應的競爭策略。
（一）產品主流化（mainstreaming）：搶奪市場份額
主流化是網絡經濟生存競爭的首要原則。為了贏得最大市場份額而贈送第一代產品的做法就是主流化。主流化所追求的目標就是“鎖定”（lock-in），即通過吸引客戶從而占領主要市場份額的過程。一旦數以百萬計的用戶對該產品有了依賴感，考慮到培訓費用和其他轉換成本，他們就再也逃脫不了；一旦某個產品取得了主流地位，這個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動搖。顯然，主流化有兩方面的意義：它不僅鎖定了用戶，同時還消除了競爭。
免費贈送是實現主流化的具體方式，它通過把自己產品的價格降到冰點，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間升到沸點，從而一躍成為市場霸主。許多網絡公司都是這么做的。這也就是著名的“剃須刀和刀片”原理，贈送剃須刀就是為了長期推銷刀片。
主流化的直接目標就是追求市場份額的最大化，而市場份額的多少與企業在競爭中的地位有直接的關系。研究發現，一個企業要想在網絡經濟中白手起家，必須先擁有26.1%的份額，再贏得41.7%的份額，最后達到73.9%的份額。這一過程包括以下幾個階段：（1）當一個企業使用高明的計謀達到26.1%的市場份額這一最低目標時，才能成為“競爭者”，即才可被看作是一個可參與競爭的企業。若低于26.1%，則它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只能算是“不穩定的競爭者”，它的地位可能隨時會被競爭者取代。一旦擁有26.1%以上的份額，就開始與其他公司相脫離，處于領導市場產品的地位。獲利能力一改變，市場份額也隨之改變。（2）彌補缺口來進一步贏得41.7%以上的市場份額，這樣就會成為市場“領導者”。所以市場霸主的目標是獵取超出41.7%的份額，這時，該公司與它的競爭對手之間贏利能力的差距才能擴大。在網絡經濟中取得這一關鍵地位的捷徑常常是兼并和收購（M&A）。（3）通過主流化以賺取73.9%的份額，從而成為“壟斷者”。當然，壟斷是每個雄心勃勃的公司的最終目標。但是，但再往上超過73.9%時就會停滯不前，因為其一，很難刺激出更多的商品需求量；其二，會引來與其他產業集團或專業化產品公司的競爭；其三，市場份額與贏利能力兩者之間就會錯位。因此，雖然擁有90%、95%或100%的市場份額，似乎是最理想的目標，但在網絡經濟中不應該是一個聰明企業的目標。
（二）鑄造價值鏈：“黃金定律”
網絡經濟中，許多高科技產業已構成價值鏈上的分支。價值鏈是由基礎科技公司、中等增殖公司及最終用戶共同聯結成的價值增殖鏈條。網絡經濟通過價值鏈實現價值增殖，企業從價值鏈的一個或多個分支中抽取資金，賺得利潤。網絡經濟決定了任何公司若只是贏利，而不實現價值鏈增殖，將難以幸存。
價值鏈中包含有“黃金”，企業擁有或控制的價值鏈上的分支越多，它所獲取的“黃金”也越多，這就是“黃金定律”。任何企業意欲挖掘網絡經濟的潛力，就必須充分利用由一個甚至多個市場空間構成的價值鏈。
網絡經濟下，價值鏈比各組成部分的總和價值要大。單槍匹馬地干無濟于事，所以各企業要聯合起來，形成“價值鏈群”才能幸存。隨著產品的分解，價值鏈不斷整合。各企業應建立合作關系，發揮聯合的作用，竭力從整個價值鏈上獲取利潤。
（三）PICN原則：產品個性化
網絡經濟中產品和服務必須要有個性，即質量和外觀以及感覺要對人性因素具有吸引力。個性也許很難定義，但是有個性的產品就有市場。一個企業要在網絡經濟競爭中獲勝，必須瞄準個體市場，實現產品、服務和創意的個性化，即遵循PICN原則。
PICN是一個縮略詞，由個人化（personalization）、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客戶化（customization）和特定化（narrowcasting）四個詞的英文首字母大寫組成。這里，個人化是指產品恰恰正好符合個人的需要；客戶化是指客戶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剪裁某項產品；個體化是指某項產品是專門為某個特定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設計的；特定化即指客戶是通過單人市場發掘出來的。所有這些，都組成了PICN因素。在網絡經濟中，個人化代替了效率，個體化代替了大規模生產，客戶化代替了客戶支持，特定化代替了大規模銷售。
顯然，PICN原則迫使生產超越了銷售的束縛。網絡經濟中的生產不再是整體地、大批量地生產出普通呆板的產品，或提供僵硬、沒有特色的服務，取而代之的是，它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事后能夠改進。個人化和個體化使價值乘數達到了最大化。總之，在網絡經濟中，個人化、個體化和個人市場這些新觀念正在深入人心，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節約資金這些傳統觀念正在悄然逝去。由于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個性化了，所以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在網絡經濟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四）虛擬社區和部落意識
虛擬社區是由有著相同需要的人組成的群體，隨著科技的發展越來越把世界各地的人們與世界各地的產品和服務聯結起來，虛擬社區這個概念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網絡經濟中，企業首先得找出富有代表性的個人習慣、個人喜好和個人品味，并據此生產出符合個人需要的產品。然后企業必須找出大量的這種類型的潛在客戶，把他們當成一個獨特的群體，向他們出售產品。但是要想吸引住這個群體，就得迎合他們共同的人生經歷、價值觀念和興趣愛好，也就是說，要創造出一種社區意識。一個成功的營銷策略必須迎合他們心靈深處的那種農業時代的部落意識。網絡經濟中的產品和服務不僅要適合一個單個的人，同時要能引起整個部落的興趣。事實上，虛擬社區已超越了社團的范疇，隨著網絡經濟趨于成熟，每個人都將成為某個虛擬社區的一員。這一觀念實現主流化以后，很多后工業時代的做法將被過去的農業時代的傳統所代替，人們的觀念必須領先一步得到更新。
（五）企業產業化
在網絡經濟中，當市場份額增加到最大值時，該產品就成了市場的主導產品，制造該產品的企業就能創立完整的產業。企業就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產品轉變為產業的標準，否則該企業就會失去壟斷市場的機會。發展一個產業與壯大一個公司有天壤之別，區別在于發展一個產業得到的回報比發展一件產品的回報更為豐厚；換言之，一家公司若是轉變為一個產業，其價值就轉化為一個“金礦”。例如，微軟公司已發展成為一個產業，而蘋果公司只停留在一家公司。微軟公司的產業包括了本公司，外加成千上萬個第三方開發商、合作伙伴及追隨者，是最成功的例子。
綜上所述，網絡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和企業內外環境均發生了奇異的變化。企業只有密切注視并適應這種變化，采取不同于傳統經濟的競爭策略，才能在網絡經濟中生存和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T.G.勒維斯[美]，《非摩擦經濟——網絡時代的經濟模式》，卞正東、王宇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3；
【關鍵詞】經濟適用房博弈論商品房
一、引言
在全國商品房價格一路飆升進程中，隨著社會各階層人群收入水平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和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迅猛發展，社會保障中關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壓力越來越大，矛盾也日益突出。中低收入家庭購房可望而不可及已經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經歷了無數期待之后我國出臺了現行的經濟適用房政策，即政府提供無償劃撥土地，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建設經濟適用房供給中低收入購房者。該項政策一度成為社會各界的希望，政府希望能借此消除由于房價過高而導致的不安定因素，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和諧社會。然而經濟適用房在實現其經濟和適用的社會保障特性時并不是一帆風順，出現了許多奇怪現象，諸如開發商不積極履行開發建設合同；經濟適用房最終為富人擁有等問題。這樣就與政府推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初衷相違背。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將用經濟學中的博弈論理論來加以分析。
二、基本假設
1、參與人是理性的,即嚴格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2、僅考慮純戰略的情況。
3、“補磚頭”和“補人頭”。基于2004年5月13日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的《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的界定，目前我國經濟適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優惠，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假設該政策為“補磚頭”；將政府對中低收入購房者僅提供資金補貼假設稱為“補人頭”。“補人頭”時，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過程和普通商品房一樣，只是在銷售階段對有資格的中低收入購房者提供資金補貼，其資金補貼額等于土地出讓金與部分稅費之和，即將“補磚頭”時的優惠補貼給中低收入購房者。
4、“正向努力”和“逆向努力”。房地產開發商積極履行建設合同，努力通過技術改進和有效管理降低開發成本稱為“正向努力”，反之稱為“逆向努力”。
三、模型組成要素
本文應用的是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中的策略型表述，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組成：
1、局中人。即博弈的參與者，他們是博弈的決策主體。本模型中參與者甲指政府，參與者乙指房地產開發商。
2、策略。指每個參與人在博弈中可以選擇采用的行動方案。本模型中參與者甲的策略為s1i∈S1i=（s11,s12）=(補磚頭，補人頭),參與者乙的策略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
3、支付函數。支付是指參與人從各種策略中獲得的收益。經濟適用房中政府的支付函數U(s1i)=R+F-C1-C2-E
R指土地的出讓金，F指相關稅收，C是政府政策的監督成本，可細分為對開發商認真履行合同的監督成本C1和對購房者的監督成本C2，E是政府對中低收入購房者的資金補貼。
作為理性人，開發商的支付函數有兩種，當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
C\''''=（P-∑Cj-C\''''\''''）÷r
式中r為經濟適用房開發中開發商的利潤率，∑Cj為開發商開發經濟適用房的各項直接成本之和，a為常數系數，k為大于1的常數，C\''''\''''為開發間接成本。P為中低收入家庭能夠接受的經濟適用房最高價格。
公式說明：根據《經濟適用住房價格管理辦法》中的規定，經濟適用房開發商的利潤率不能超過開發直接成本的3%，這遠低于一般商品住房開發的利潤率，因此開發商的利潤實際上成了開發直接成本的函數，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會隨著開發成本的增加而增長，當成本增加引起的經濟適用房價格上升到中低收入購房者能夠接受的最大限度時，開發商的利潤開始隨著成本的增加而降低。
當政府采用“補人頭”方式時:
U(s2i)=Q×P－Q×∑Cj－Q×∑Cj\''''\''''
此時將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放入商品房開發建設的大市場環境中,在短期內，市場價格P不變。基于城市規劃對建筑密度和容積率都有限制，以保護居住環境，防止房地產開發商過渡開發所帶來的外部負效應，住房開發量Q應該有上限值Qmax，通常開發商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開發時總是取Q=Qmax，于是此時U-i=Qmax×P－Qmax×∑Cj－Qmax×∑Cj\''''\''''，即開發商的支付函數實際為各項成本之和的函數。開發商的利潤會隨著開發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隨著開發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四、占優戰略均衡分析
1、對于政府。其策略為s1i∈S1i=（s11,s12）=(補磚頭，補人頭)，支付函數U=R+F-C1-C2-E
當s1i=s11=“補磚頭”時，根據《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的規定，土地出讓方式為政府劃撥即土地成本為0，而且稅收優惠1/2，取值F/2，但是沒有資金補貼。于是在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其支付函數U（s11）=F/2-C1-C2。
當s1i=s12=“補人頭”時，由于將經濟適用房開發商視同為普通商品房開發商，相對于“補磚頭”時，政府對開發商的監督成本為0，同時和對待普通商品房一樣政府收取全額土地出讓金和各項稅費(即此時的稅費相當于“補磚頭”時的2倍，取值F)，而根據模型的假設，政府對購房者的資金補貼為E=R+F/2，于是：
U（s12）=R+F-C2-（R+F/2）
U（s12）-U（s11）=［R+F-C2-（R+F/2）］-［F/2-C1-C2］=C1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假如政府采取“補人頭”政策，即使將全部土地出讓金和一半的稅費用來補貼經濟適用房購買者，那么還可以節省下對于開發商的監督成本C1，當然指的是相對于“補磚頭”時的監督成本，并不是說對開發商沒有監督。為了方便計算和比較，不妨將公式進一步簡化，令U（s11）=0；U（s12）=C1（C1為正數）
2、對于開發商。在分析開發商的效用時，直接量化不容易，筆者在此根據支付函數的內涵用量化利潤率來代替說明。
當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其支付函數為：C\''''=（P-∑Cj-C\''''\''''）÷r
開發商的策略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當s2i=s21=“正向努力”時，即開發商按照普通商品房經營方式運作經濟適用房，在提高產品質量的同時努力通過技術改進和管理水平提高來降低成本，但這樣做的結果只是可以降低經濟適用房價格卻并不能明顯增加開發商利潤率，因為按規定最高才是3%，假設開發商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取最高利潤率3%;當s2i=s22=“逆向努力”時，根據此時的支付函數形式，開發商的收益其實是開發直接成本的函數，開發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增加成本而提高利潤，同時通過虛增成本和成本轉移這些在信息不完全對稱的情況下很難查知的方式適當提高其利潤率，比3%高，但不會太高，假設為6%。
當政府采用“補人頭”方式時，其支付函數為：U(s2i)=Q×P－Q×∑Cj－Q×∑Cj\''''\''''
據調查我國目前房地產市場上正常情況下普通商品房的利潤率約為10%，開發商的策略s2i=s21=“正向努力”時，根據支付函數形式，隨著開發成本的降低其收益將會增加，利潤率提高，可超出10%，假設取11%；相反s2i=s22=“逆向努力”時，利潤率將會低于10%，假設取9%。
通過上述博弈分析，將效用組合結果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博弈中的占優戰略組合為（s12，s21）（“補人頭”，“正向努力”），即政府應采用“補人頭”方式，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努力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是經濟適用房的良性循環之路。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積極采取經濟適用房政策來緩解社會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壓力是正確的。但是在分析中，通過與“補人頭”政策的對比，暴露出了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根源，也預示著新的改進方向。
第一，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中規定的3%的利潤大限，違背了開發商的根本利益和市場經濟法則，開發商背負了部分本不屬于自己的職能，這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從而導致了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困難，也出現了許多荒唐的現象，比如將經濟適用房賣給擁有豪華轎車的富人們，比如將經濟適用房建設成大平米的豪宅等等。
而如果采用“補人頭”政策，將經濟適用房并入普通商品房市場上，對于房地產開發商有足夠的利潤激勵其采用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品，從而節約社會資源和進行良性競爭。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將征收的足額土地出讓金和部分稅費補貼給有資格的中低收入購房者，來實現經濟適用房的職能，保證了開發商利益的同時，也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有效的避免了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中3%利潤大限所帶來的種種弊端。
第二，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加大了政府執行該項政策成本，在低利潤率限制條件下，開發商開發經濟適用房無非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房地產公司通過開發一兩個經濟適用房項目來作為點綴，其實是相當于通過少掙的利潤來作宣傳增加知名度了；第二種便是房地產公司“逆向努力”來增加收益，比如通過虛增成本，成本轉移等方式增加收益和利潤率，或者干脆賄賂政府中不稱職官員改變土地用途直接獲取暴利。對于第二種可能，政府要很好地執行政策必然會付出更多的監督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負擔，降低了政策執行效率。而“補人頭”方式中，政府只需按照普通商品房的監督方法來管理經濟適用房的開發建設，以及對購房受補貼的必要監督，不用再增加成本來監督開發商認真履行合同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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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改革與優化為稅收征管創造良好的實施基礎,有助于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稅收征管是稅制改革與優化的制約因素,良好的稅收征管是保證稅制有效運行的手段,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稅制改革與優化,為稅制改革與優化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只有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才能更好地實現稅收政策的經濟社會目標,充分發揮稅收的作用。
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啟動并且取得相應進展.從2004年出口退稅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統一各類企業的所得稅改革,我國的稅制改革可謂是轟轟烈烈
與稅制改革相比,稅收征管改革卻顯得相對滯后.從以往的實踐來看,我國在1983-1984年、1994年進行兩次重大稅制改革時,都沒有推出整體稅收征管改革方案與之協調.大多數專家學者在研究稅制改革時,都忽略了稅收征管存在的問題.然而,正如維托.坦齊所說“稅收是強調可行性的學問.一種不可管理的稅制是沒有多少價值的.理論上最完美的稅制如果所表示的意圖在實踐中被歪曲,就可能變成蹩腳的稅制“.因此,在進行稅制改革和稅制優化時,必須把稅收征管納入其研究范圍,充分考慮稅收征管能力,選擇可操作的“有效稅制“,使稅制改革和稅收征管均衡發展
一、稅制改革和優化有利于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
優化稅制理論的精髓是,既然扭曲性稅收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是不可避免且可能很大,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盡量使這些損失達到最小.在最簡化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將效率損失降低到最小就是唯一的目標.而在較為復雜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則應在效率損失最小化與稅收公平、社會福利的社會分配等方面尋求一個權衡點.優化的稅制是理論上的一種理想模式,是各國稅制改革追求的目標.通過不斷的稅制改革與完善逐漸向最優化的稅制結構靠攏,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效率損失逐漸降低,稅收公平逐步實現,社會福利分配更加公平,使得納稅人的遵從意識不斷增強,減輕納稅人的抵觸情緒.這樣既有利于征集到適度規模的稅收收入,又能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同時,有利于納稅人對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督,有利于納稅人之間的相互監督.這一切無疑會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與效率（編世界稅制改革的實踐表明,許多國家以復雜的稅制去服務于眾多的政策目標,結果實際執行的稅制往往不同于稅法意義的名義稅制,實際效果也大大偏離了政策初衷.這種情況在我國也很突出.因此,試圖利用稅收工具實現過多的社會經濟目標是不現實的.稅收作為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并不是萬能的.如果賦予它過多的額外的目標,本身也不符合優化稅制的思想,反而會使稅制變得極其復雜.如過多的稅種、過高的稅率、過多地對納稅人的區別對待和繁雜的稅收優惠的形式和數量等.都是直接造成稅制復雜的因素.對過窄的稅基征收高稅率不僅違背了有效和公平課稅的要求,而且也鼓勵了逃稅,啟動了過多的稅收優惠待遇降低了納稅人的奉行.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稅收征管的難度,降低了稅收征管效率.反之,擴大稅基、降低稅率、減少繁雜的稅收優惠形式和數量,則會降低征管的難度,提高征管的質量和效率;同時,也有利于稅制優化,實現經濟社會目標
一般而言,稅制本身包含的區別對待特征越少,稅率越低,稅收優惠越簡單,稅收征管中的漏洞和隨意性就越小,可操作性就越強,稅收成本就越低,就更有助于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墨西哥就是采取了更寬和更加簡單限定稅基,加上更加統一的稅率結構的稅制改革和優化的措施,促進了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為此,世界銀行把通過簡化稅基的確定加強稅收征管作為稅制改革的目標之一
二、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提高有助于稅制改革與優化的發展
稅收征管是整個稅收理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夠使稅務部門高效率地貫徹和執行稅法,使稅收職能真正發揮出效能與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僅有稅率、征稅對象、征稅依據等稅制要素是不足以使稅收發揮其功能與作用的,還必須有稅務部門的征管行為,才能夠真正發揮稅收的各種職能作用。稅收征管對稅制改革與優化具有約束作用.稅收制度是通過稅收征管作用于稅收分配的,稅收征管充當了稅收制度與稅收分配之間的中介.嚴密而有效的征管,有利于稅制的貫徹執行,并能及時發現稅制規定中的不完善之處.相反,超前或滯后的征管會成為稅制正確實施的絆腳石,阻礙稅制改革與稅制優化的過程.如世界銀行2006年11月發表的《全球納稅情況總圖》指出,許多國家稅務征管要求過于苛刻,遵從征管已成為企業的重負.如規定公司年平均報送35頁的納稅申報表,每家公司處理稅務事務平均耗時約322小時.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異較大,巴西的企業填報年申報表要花2600小時,而瑞典的企業平均只需花68小時.復雜的稅收征管體制效率低下,勢必導致稅收收入下滑,無法體現其真實稅負,不能實現稅制改革和優化的目標。
雖然稅制改革與優化會受到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制約,但是政府的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技術進步、法制的健全、稅務人員素質的提高以及管理制度更加科學規范,政府的征管質量和效率會逐漸提高.而政府稅收征管質量與效率的逐步提高則會給稅制改革與優化的選擇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有助于稅制結構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的職能作用。
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課稅采用分類所得稅模式,實行源泉扣繳的方式.它不能就個人各項所得的高低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率,難于體現公平稅負,也不利于對個人總收入水平的調節.所以很多學者主張我國采取綜合所得稅制模式.然而,在稅收征管上,綜合所得課稅模式比分類所得課稅模式要求更高.國際稅收發展的實踐表明,綜合所得課稅模式要求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準確掌握納稅人各項收入;推行非貨幣化個人收入結算制度;建立電腦管理資訊網路,實現與銀行、工商、公安、海關等部門的聯網.而我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些條件,這就造成了部分不透明、不公開、不規范的“灰色“或“黑色“個人收入的存在,妨礙了稅務部門對個人所得稅稅源的確定和稽核管理,而且大量現金交易也使許多個人收入游離于控管之外.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改革以及相關配套改革的完成,征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的課稅模式會逐漸向綜合所得稅模式過渡,這樣,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在調解收入、促進公平方面將充分發揮作用,從而使整個稅制結構更加完善,進而促進稅制改革和優化的實現稅收收入是理論稅制、稅收政策導向及稅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函數.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條件下,稅收征管的水平對稅收收入顯得尤為重要.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稅法規定與實際課稅結果都存在差異.如果理想的稅制超越了現存的征管水平,漏征率比重很大,稅收收入大大低于應征稅款,則稅制的目標就難以充分實現.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稅收的綜合征收率已經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10年間提升了20個百分點.具體到作為第一大稅種的增值稅,其征收率則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11年間提升了28.28個百分點.這是我國近年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實征稅款與應征稅款的差距逐漸縮小,當初稅制設計的目標逐漸顯現。
三、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的對策
綜上所述,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存在兩個層面的關系.一方面,完善科學的稅制可以為稅收征管創造良好的實施基礎;另一方面,有效的稅收征管是實現稅收制度政策目標的必要手段和保證.無論從哪一個層面看,客觀上都要求稅收制度與稅收征管相互協調,均衡發展.也正是因為稅收在幫助促進政府政策目標的實現方面雖然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同時要受到稅收征管能力的限制并存在一定的代價,決定了稅制在確定其政策目標和繁簡程度時,應當以已經或可能達到的稅收征管能力為前提.明確二者的關系,有助于我們充分認識稅收征管對于稅制改革和優化的重要性,它對于我們實事求是地研究制定稅制改革和優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無論是在稅制改革和優化時,還是在優化征管、提高征管質量和效率時,都應該綜合考慮二者之間的關系,使稅制改革和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更好地實現稅收政策的經濟社會目標。
(一)應對稅制進行改革與優化
稅制改革與優化應遵循法制化、簡化稅制、便利征納的原則.首先,要盡快完成稅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稅收基本法應包括各級政府開征新稅種、調整已有稅種的程序、納稅人的權利等內容,逐步健全稅收實體法,將所有稅種完成立法手續.以維護稅收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完善稅收程序法,使稅收執法程序法制化.其次,簡化稅制,以便于征收管理.一項法律要得到恰當地執行就必須既適應環境又便于執行.如果將太多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目標融入稅法,就會造成稅制的復雜,既不便于納稅人也不便于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如果發現他們難以正確確定其納稅義務,就不會自覺遵守稅法進行稅收的自我評估.同樣,如果稅基設計不合理,或者規定了許多減免和扣除等,就會使執行碰到困難.在健全稅收實體法過程中應盡量使稅制簡化.簡化稅制不等于實行簡單的稅制,更不是說稅種越少越好,而是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稅收的本質、特點及作用,科學、合理地設置稅種.我們應注意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作為具體體現稅制主要形式的稅法,必須全面、系統、協調、簡明、清楚,易于理解,易于執行.在不同稅種和同一稅種的稅法規定中,既不要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也不要拖泥帶水,冗長繁雜,更不能存在自相矛盾或重疊等問題.以免出現年年補充解釋、層層補充解釋和“打補丁“的現象.二是稅種和稅基、稅目、稅率以及計算征收制度等的選擇與確定應具體,符合客觀實際.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稅法的透明度、易懂性,便于社會監督,嚴格執行,減少稅收漏洞,降低征管成本,以充分發揮稅收的雙重作用
(二)優化稅收征管,為稅制改革與優化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1、改變整個社會征納稅環境.影響稅收征管的除了稅收制度之外,還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懲治腐敗的制度化程度、公共道德的標準以及對達官貴人遵守法律的態度.盡管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變.而且它們對納稅人依法納稅的影響絕不是顯而易見的,但納稅人的遵從行為很大程度上與這些重要的但又看不見摸不著的因素有關.通過改善這些因素可以使納稅人更好地遵從稅法.具體途徑有:對納稅人進行教育,使其相信稅收是支付給社會的公共費用;徹底改變政府形象,使納稅人相信政府征稅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增加人民負擔;政府對稅款的使用應該公開、透明,并接受社會的有效監督,使腐敗減少到最小.
2、加強稅收征收管理.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稅收征管經驗,加強稅法宣傳,提高納稅咨詢服務質量.應積極開展稅收經濟分析和企業納稅評估,建立稅源管理責任制,嚴格稅務登記管理,深入開展納稅評估,切實加強對納稅人的稅源監控.同時與稅務評估相配合,開展稅務約談和經常檢查,充分發揮納稅評估的作用.應加大稅務稽查力度,它不僅是避免稅收損失、增加稅收收入的有效辦法,而且是加強稅法剛性,確保稅制優化的重要保證.應將對偷逃稅、騙稅、抗稅等違法者的違反稅法行為的處理作為硬指標,以保證稅務檢查雙重目的的實現.同時,稅務部門應與檢察機關、法院配合,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狠狠打擊涉稅違法者,保障稅收法制的權威性、嚴肅性.應積極穩妥地推進多元申報納稅方式,方便納稅人自行申報.通過簡化辦稅程序,減輕納稅人的遵從成本
宏觀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是頗有爭議的，主要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對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如何解決，在經濟學家間往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形成許多學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經濟方面的作用，學派之間的主張分歧甚大。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如果實行“無為而治”，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減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預，宏觀經濟的局面會更好。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現代經濟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聽任市場經濟的自發波動會使宏觀經濟的目標難以達到。誰都不否定市場經濟和政府的作用，但每當出現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時，總是有兩派意見，一派強調市場的作用，另一派強調政府的作用。至于談及政府的干預時，對政府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干預，在什么時候干預，以及實行什么樣的政策等諸多方面，在經濟學家間又爭論不休。
我們在這里將考察近代宏觀經濟思想的演變過程。由于宏觀經濟學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經濟的社會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國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在實行市場經濟中必然會碰到宏觀經濟調節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已經歷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兩方面的問題，了解國外宏觀經濟學派以及在不同時期政府所實行的不同的經濟政策和效果，是不無益處的。
宏觀經濟學派爭論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
1.價格和工資是剛性的，還是靈活的？
一般說來，主張政府減少干預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認為價格和工資相對是靈活的，也就是價格會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有漲有落，市場會很快出清。根據他們的觀點，失業現象是暫時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從長期來說，市場的力量會使勞動力嚴重過剩現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業（這部分人的失業是正常的，無需政府關心）。對一時出現的勞動力過剩現象，他們主張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讓企業和勞動者對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及時作出反應，對勞動職位的空缺及時信息，鼓勵勞動者在不同地區間和不同職業間流動。
他們認為，價格和工資從短期上說是有一定的剛性的，所謂剛性也就是不夠靈活，固定不變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會的力量比較強大，要把工資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這種情況下，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會持續存在一段時間。他們的政策主張是，對工會的權力要有所制約，使工資水平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使剛性消失，非均衡的失業現象也就會隨之消失。應該說，持這種觀點的人可稱為右翼觀點。
左翼和中間派的觀點對價格和工資的靈活性的假設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他們的基本假設是，價格和工資是剛性的，也就是相對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對勞動的需求發生疲軟現象，要削減工人的工資必然會遭受到工會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對工資作了削減，但也不足以解決非均衡的失業問題。而且削減工資的結果反而會減少總需求。
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樣對需求變化的反應顯得很不靈活。隨著市場的結構變得越來越集中，壟斷程度明顯增加后，企業對需求不足的反應不是通過削減價格來增加銷售數量，而是通過別的辦法對付之。如果企業認為需求不足是一種暫時現象的話，他們就增加存貨，減少現在的銷售，或者減少生產，從而減少就業。如果企業認為需求不足會持續一段時間的話，他們就會采用成本加成的辦法，把經濟損失轉嫁給消費者。如果工資是剛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資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話，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也會是剛性的。因此，他們批評右翼觀點，認為要依仗市場的力量解決失業的問題是一種奢望。
2.總供應是固定的，還是可伸縮的？
如果總需求發生變化，國民產出會發生什么反應？會對就業發生什么影響？
右翼的觀點認為，總需求的變化，對總供應只有在短期內會作出一些反應，從長期來說是不會作出什么反應的。總供應是不受需求因素決定的。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和數量，也就是整個經濟的生產能力，而不取決于總需求的水平。總需求水平的擴張只會引起通貨膨脹。它不能造成國民產出和就業水平的長期增長。同樣，總需求的萎縮從長期來說也不會導致國民產出的下降和失業的增加，它只能引起價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過擴大總需求來實現總供應的增加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是一種良策。他們主張，要直接鼓勵企業的發展和競爭，不要妨礙市場的正常運作，只有這樣，總供應才會增加。這種主張，通常被稱為供應學派經濟學。
與右翼的觀點相反，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促進總供應的增加，如果總需求有足夠的擴大，失業率會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種較高的擴張的總需求，國民產出和就業水平的增加就會持續到長期。被擴張的總需求刺激的市場會變得充滿活力和不斷擴張，從而刺激企業充分利用生產能力，雇傭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資，進而增加整個經濟的生產能力。
他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政府不能“無為而治”，不能對市場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強對總需求的管理，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波動要及時調節，確保經濟穩定、持續的增長，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同觀點主要表現在對總供應曲線的性質的理解上。
右翼觀點認為，總需求的擴大幾乎不會對總供應產生什么影響，所以總供應曲線是一條垂直的曲線，總需求曲線的擴大，不會使總供應曲線向外移動，結果只能造成價格水平的上升。
反對右翼觀點的人們認為，社會生產能力是存在過剩的，總需求曲線的向外移動（擴大）會使國民產出增加，從極端的角度說，總供應曲線是一條水平線，總需求擴大的結果會使國民產出顯著增加。
不偏之為中的觀點是總需求的擴大，既會使國民產出增加，也會使價格水平上升。如果經濟特別不景氣，有大量的生產能力過剩，開工率甚低，失業率很高，總需求的擴大會使國民產出增加很多，價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總需求擴大的效果不是始終如此的，隨著生產能力的利用率逐漸增加，生產能力趨向于飽和，總供應曲線就變得陡直起來，企業會發現要增加產出會很困難，對總需求擴大的最直接、明顯的反應就是提高價格水平。從長期來說，如果總需求的擴大導致了社會投資的增加和生產能力的增加，總供應曲線會向右移動。從這點來看，長期總供應曲線比短期總供應曲線更有彈性。
3.預期的作用
人們有各種各樣的預期，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預期主要是指人們對價格和產出的變化會有多快的反應和多大的反應？他們預期的內容是什么？這些預期對經濟產生什么影響？
持右翼觀點的人認為，人們對經濟環境和經濟政策變化會反應很快，特別是對價格變化的預期。他們特別強調價格變化預期的作用。如果總需求擴大了，人們就會預期價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對工資的增加理解為物價的上漲，名義工資的增加只是一種幻覺，因為工資的增加部分很快會被價格上漲所吞噬。企業對產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為是通貨膨脹的信號，開始以增加產出作為響應，后來發現用提價而不是增產的方法更為“有效”。不多時，企業紛紛仿效，整個經濟提價成風。企業不久發現工資、原材料等外購物品都漲價了，成本明顯提高，企業以此為由，又進一步提高價格，結果價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國民經濟的產出不會增加，因而就業人數也不會增加，只是價格水平提高。他們認為，總需求的擴大對增加產出和增加就業無濟于事，它只是通貨膨脹的代名詞。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話，那就是使企業喪失生產的信心，不敢輕易投資，結果長期的經濟增長受到嚴重的影響，就業水平不會因此而提高。
與右翼觀點相反的經濟學家則認為，預期的內容不是如此簡單的。人們是否預期總需求的增加會導致通貨膨脹，這要看現行經濟的狀況，以及擴張總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經濟處于嚴重蕭條的時期，失業率很高，社會生產能力嚴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資于基礎設施、醫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擴大總需求，國民產出和就業人數就會迅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預期的效應是有利的。企業對擴大總需求不僅僅預期為通貨膨脹，而是預期經濟會得到復蘇，企業會得到發展，市場也會擴展。于是，企業就愿意投資，結果經濟進一步得到發展，國民產出進一步增長，就業人數進一步增加。
因此，對預期理解的差別反映在對總供應的看法上，右翼觀點是總需求的擴張不會產生新的國民產出和就業人數，總供應曲線是無彈性的，是一條垂直的線，所以，其效應是直接導致通貨膨脹；反對右翼觀點的人認為，總需求擴大的結果會增加總供應和就業人數，企業因而會預期國民產出增加。
對這些基本的宏觀經濟學問題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兩種觀點的。凡是認為總需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人就主張政府不要干預經濟，實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讓市場經濟發揮充分的調節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護市場的正常運作，比如，限制大企業的壟斷，限制工會的壟斷等。從長期來說，國民產出會增加，非均衡的失業率會降低到均衡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擴大總需求的做法，如同飲鴆止渴，毫無益處，從長期來說會影響國民產出的增長和就業。凡是認為總需求會有助于國民產出的增長和就業的人認為，如果聽憑市場調節，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會長期存在，而且會相當嚴重。因此主張政府干預，擴張總需求，從而促進總供應的擴張和就業人數的增加。
二、宏觀經濟思想的演變和發展過程
在19世紀，經濟學家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持著一種悲觀的態度，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代表，認為人口是以幾何級數增長，而國民產出則以算術級數增長，生產力存在的收益遞減的規律會抵消技術進步和新資源以及原材料的發現所得到的益處。在此情況下，政府最好是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勵企業的發展，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擴大國際貿易，擴大市場，增加就業機會，實現國民產出的增長。
到了20世紀，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了些改變。主要是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國際貿易也很興旺，對國民產出的長期增長不再那么悲觀了。在此情況下，經濟學家更主張政府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讓經濟自行發展。當時大多數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都相信市場經濟的魅力，把資本主義經濟描繪成一架精妙的機器，會把社會稀缺資源引導到社會最有利的用途上去，會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就業不會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不必多此一舉，干預經濟。政府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過多發行貨幣，以免引起通貨膨脹。
古典學派對依靠市場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要求堅信不疑，任何非均衡的失業現象是摩擦性的，經過一定時期的調整，它終將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不是很嚴重，所以，古典學派的觀點是占主流地位的，即使有爭論也不會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工人失業率驟然上升，上升到了兩位數，英國在1932-1933年達到了22%，工廠的開工率普遍不足，國民產出明顯下降，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美國華爾街股市崩潰，國際貿易額大幅下降。
經濟大蕭條與實行通貨緊縮的政策有關，它使失業現象加劇。回顧這次經濟危機，許多經濟學家指出，如果實行放松銀根的政策，本來的經濟情況會好得多。但是，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和理財當局堅持反對把失業現象歸咎于需求不足的觀點，也不主張放松銀根或擴大需求（比如增加政府開支）的做法。
根據古典學派的觀點，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不會導致失業，面對失業率上升的現實，他們認為是勞動力市場沒有出清的緣故，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沒有下降到足夠低，使其達到供求平衡的水平。因此，他們主張勞動力的價格應當進一步下降。如果貨幣工資（勞動力的價格）下降的幅度大于總的價格水平下降的幅度，說明實際工資下降。實際工資下降，會使就業人數增加，從而使商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下降，市場商品的需求增加，同時出口品的價格也隨之下降，增加出口，使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也得到改善。
古典學派因此主張政府應堅持實行平衡財政預算，甚至不惜削減社會福利，增加失業人數，企圖以此“短痛”避免今后的“長痛”。事實證明，古典學派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所采取的政策是錯誤的，高失業率與需求不足同時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人們逐漸懷疑其理論的正確性和以該理論所制訂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凱恩斯認為勞動力的價格（工資）是很難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達到供求均衡的水平的。當需求不足出現的時候，社會對勞動力的總需求下降，但勞動力的價格仍維持在原來水平，結果勞動力出現過剩（失業）。凱恩斯的觀點是，即使將工資水平可以壓到均衡的水平，但工人工資的減少，會進一步使總需求減少，而且工資減少的幅度難以抵消總需求的減少，從而使市場出清難以做到，非均衡的失業現象將持續存在。企業主可能會發現勞動力的價格的確是便宜了，但由于總的經濟狀況不好，他們就不會貿然增加生產和增加雇工。結果，經濟蕭條現象越發嚴重。
如果總需求嚴重不足，就會產生經濟蕭條和高失業率。如果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潛在的生產能力和失業后備軍的話，通過擴大總需求的方法會使國民收入增加。凱恩斯認為，可以從財政政策上去促使總需求的擴大，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政府如果在經濟蕭條時期，總需求不足，漏出大于注入的時候，仍然采取緊縮的政策，必然會使經濟更加蕭條。在此時，政府的正確做法是，不再固守財政預算平衡的政策，而是為使注入大于漏出，這就要求實行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換言之，要減少財政收入（稅收），增加財政支出，也就是實行財政赤字，以擴大總需求，讓乘數效應發揮作用，達到增加國民收入的目的。
凱恩斯指出，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大性的貨幣政策不如財政政策有效。因為增加貨幣供應會有相當數量的資金用于紙面資產（證券等）的投機，而增加政府支出會直接增加對實物資產的投資，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在經濟蕭條時期，最好的辦法是雙管齊下，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擴大貨幣供應，這就不發生擠出效應，較有效地促進國民產出的增長。
如果總需求擴張過度，總需求曲線外移，社會上閑置的生產能力和資源越來越少，已逐漸接近極限，此時，如果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會導致價格的較大幅度的上漲，而對國民產出增加的貢獻很有限。對此種情況的出現，凱恩斯主張實行相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減少總需求，比如，財政政策方面，減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稅收；貨幣政策方面，減少貨幣供應。在減少總需求時，他還是認為財政政策最為有效，當然他仍主張財政政策應當與貨幣政策同時實施。
凱恩斯理論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它最有力的沖擊是現代貨幣主義。現代貨幣主義是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為代表。他以古典貨幣數量說為基礎，適當吸收現代經濟學的觀點（包括一些凱恩斯的觀點），對經濟中出現的滯脹現象作了獨特的分析。
貨幣主義的核心內容是說明價格水平與貨幣供應數量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弗里德曼分析了美國歷史上價格水平和貨幣供應數量的關系后，得出結論，即：通貨膨脹總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長期的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超過國民產出潛在的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則不可避免。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只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因為它使人們對今后的投資前景發生懷疑，失去信心，從而減少投資；也因為通貨膨脹使本國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所以，他們主張政府要對貨幣供應實行嚴格的控制，即主張確定貨幣控制目標。溫和的、公開的貨幣供應目標會有助于減少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率。除對貨幣供應實行嚴格的控制外，根據貨幣主義者的建議，政府應盡可能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限制工會的壟斷權力，以排除人為的障礙，使市場經濟能夠正常的運作，發揮市場的效率。按此主張，企業和工人會對市場作出反應，增加產出和勞動，結果使總供應得到增加。貨幣主義的刺激供應的政策主要精神是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讓企業盡情追求自身的利益，使社會生產能力得以充分的利用。
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他們認為自然失業率之所以上升（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向右移動），主要是工會的作用和對失業福利救濟的增加，從而使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增加。滯脹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們在1970年代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人們增加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結果國民產出不僅沒有受到刺激，而且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國和英國政府都采用了貨幣主義（供應學派）的觀點，對總需求有所遏制，花費了一段時間，調整了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預期通貨膨脹率下降），在短期內，失業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為工資上升的調整較慢，需要有一個過程。但從長期來看，根據貨幣主義者的觀點，通貨膨脹率會明顯下降，最終自然失業率也會明顯下降。
堅持凱恩斯觀點的學者對貨幣主義的觀點不是完全排斥的，他們也認為，如果總需求擴大過猛，會使通貨膨脹率急增，有一部分失業率是不可能靠擴大總需求的政策得到解決的。無論是社會的總供應或社會的失業率都存在著某種極限。到了這種極限，一味擴大總需求就會產生不良的效果。總供應曲線是向上傾斜的，到了生產能力利用完畢的時候就變成垂直的了，說明是擴大總需求政策有效性到了極限，再采取擴張性的政策只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對國民產出的增加無濟于事，國民經濟存在一種潛在的產出水平，這就是社會所有的資源基本上得到充分利用的產出水平，這種產出水平不是完全可以依靠擴大總需求的辦法來達到的。通貨膨脹率上升在一定范圍內會導致失業率的減少，即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呈反比關系，說明在這個范圍內擴張總需求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自然失業率不是靠擴張性的政策所能解決的，如果在這時繼續實行擴大總需求的政策，只會引起通貨膨脹的繼續上升，而對失業率的下降毫無作用。
盡管凱恩斯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貨幣主義者的觀點，但在基本立場上并沒有改變。他們認為，通貨膨脹的確是與過度的總需求擴張有關，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般性的總需求擴張引起的，過度的需求集中在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過度需求的部門的通貨膨脹壓力不能被需求不足的部門的通貨緊縮的壓力所抵消，因為工資和價格都存在著剛性，于是需求轉移型的通貨膨脹就發生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也要歸咎于成本推動的壓力，大型的跨國公司過大的經濟權力，大型工會的談判權力和發生的能源危機致使石油價格上升，都是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通貨膨脹的連續發生，工人對每年工資的增加產生預期，但工資的名義增長趕不上國民收入的實際增長。所以，從長期來看，主要問題不是人們對價格上升的預期，而是人們對實際生活水準提高的預期。
凱恩斯主義者對1980年代出現的高失業率歸咎于總需求的不足。總供應對總需求的減少呈現出較大彈性的下降。企業對總需求的下降的反應是減少產出和減少對工人的雇傭。企業減少庫存，企圖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的做法，加劇了這種情勢。
凱恩斯主義者對貨幣主義者的觀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過分依仗市場的力量，認為只要把企業和工人都推向市場就會解決問題；二是把通貨膨脹、失業率上升和經濟蕭條等復雜的經濟現象簡單地歸為貨幣供應的控制問題。
他們認為，現實的市場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市場的不完全性使“看不見的手”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不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最佳化。市場供應和需求條件的變化往往反映短期的投機情況，不能正確反映長期的成本和效益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象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它們對短期的壓力反應十分激烈，而且過分，對企業的長期投資非常不利。比如，外匯匯率的激烈波動，怎么會使企業家對長期投資出口市場持有信心呢？因為無論匯率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都會損害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經濟的自發波動會對將來的需求、供應和價格產生許多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會使企業減少投資，從而減緩經濟的增長。據此，他們認為政府對干預經濟責無旁貸，以促進投資和經濟的不斷增長。凱恩斯主義者常常引用日本、法國和德國等例子，說明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近幾十年是經濟學家十分活躍的時期，如果把經濟學家一分為二，不是貨幣主義者，就是凱恩斯主義者，未免太簡單了。如同經濟現象是復雜的一樣，經濟學家也是流派紛呈，主張各異，面對各自的觀點，不是互走極端，而是在堅持自己的主張的前提下，公開的或不公開的吸收合理的成分。當你在一個學府問及一位經濟學家的時候，他可能會滔滔不絕，但不會給自己貼上什么學派的標簽。學派的劃分，在很多場合，是評論家的分析或者歸納。
三、對我國宏觀調控政策選擇的啟示
以上簡要地概括了宏觀經濟思想的發展和演變，以及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所依賴的理論基礎。客觀經濟現象過于復雜，不同的經濟學派的政策主張所依賴的假設又各不相同，所以，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很難走到一起來的。不過，全面理解宏觀經濟的各種思想，對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是有借鑒意義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點啟示：
1.以總量調控為主，還是以結構調控為主？
既然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漸形成，那么單單利用總量調控，就會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判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形成與否，至少有三個標志：一是企業是否能按企業規則行事。比如企業是否有定價的自，也就是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企業是否有用工權，根據需要雇傭和解雇雇員；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國市場上自由流通，不受人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護和歧視；三是企業的形成與發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別是民營企業是否能夠根據市場競爭的原則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四是社會資本是否可以根據市場信號自由轉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行政、稅務制度與法規。根據這些標準衡量，我國市場經濟的形成尚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觀的總量調控，就會遇到許多的人為障礙，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為總量調節的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有一個暢行無阻的傳導機制。比如，國家增加財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過乘數效應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業對總需求的變化反應十分敏感，這樣才會產生連鎖反應，達到國民經濟倍數增長。如果其中某一環節，對總需求的反應并不敏感，就會使乘數效應大打折扣。
可以說，我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有著計劃經濟的痕跡。國家對許多重要的商品價格還實行著嚴格的控制，國有企業的用工權還受到很多的限制，地方主義還時有抬頭，民營企業在行業進入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國有企業的資本的大部分是不能流通的，我國的行政和稅務制度和法規很多是沿襲計劃經濟的一套。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恐怕宜以結構性調控為主比較有效。結構性調控的做法，似應表現在：對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即“瓶頸”行業注入必要的資金，使其緩解供應緊張的局面；對生產能力過剩又沒有發展前途的“夕陽”行業實行關停并轉，對新興的行業政府宜采取扶持的政策，從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取消“禁入”的規定，使它們能較快地進入短缺的行業（在市場經濟中，短缺行業是賺錢行業的同義詞），既增加投資的有效性，又緩解社會對特殊商品的供應不足。
2.宏觀調控側重需求管理，還是供應管理？
自凱恩斯以來，宏觀經濟的視野確實有了很大的拓寬。他所強調的需求管理在調節西方經濟方面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副作用，不然，宏觀經濟思想不會像現在那樣混亂。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的好處是對經濟的調節比較直接，對解決通貨緊縮特別有效。換言之，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只對經濟發生大蕭條時十分有效。問題是，現在經濟的運行并不象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那樣低落。尤其是西方國家的經濟結構與政府調控能力與那時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也就是說，不太可能產生像那時出現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消費嚴重不足的尖銳矛盾。可以這樣說，經濟大蕭條只是一種特例。它說明，如果不分經濟情況的好壞，一味強調需求管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可能會出現弊大于利的結果。它的好處仍然是拉動總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它的弊病是，如果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已無多大剩余的話，就會引發通貨膨脹。從微觀層面看，會出現嚴重的“擠出效應”，排斥私人投資，阻礙國民經濟的增長。供應學派的興起是對片面強調需求管理的一種糾正。
我國真正借鑒西方宏觀調節的做法可以說從1999年始，那時我國的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疲軟，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提法和做法正式出現在政府的報告和文件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一詞，雖然沒有什么標新立異之處，但隱喻著擴大總需求的政策意圖十分明顯。顯然，擴大總需求，就是實行需求管理政策。從近兩年的實踐來看，需求管理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是有一定貢獻的，有的學者估算，大概使國民經濟增長一到二個百分點，但與人們對它的預期效果還是有較大的差距。人們對它產生的疑問有：為什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只有發行國債一途？我國屢次增發國債的效果究竟如何？當然要說清楚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我的看法是，發行國債后籌集的資金主要用于公共工程，是一種正確的做法，要比用于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好得多。問題是，一方面公共工程是否對國民經濟的總供應產生明顯的效果，另一方面公共工程的乘數效應究竟如何。恐怕兩方面的效果都不令人滿意。前者，只具有總量調節的意義，對解決國民經濟中的“瓶頸”不十分明顯（說實在，在需求疲軟的時候，“瓶頸”在哪里也難以說清）；后者，沒有引發新一輪的增產和投資熱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國有企業對需求刺激的反應不敏感。事物總有它的兩面性，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沒有促進國民經濟的有力增長，也沒有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回過頭來看，如果我們把宏觀調控的重心放在供應管理方面，也許效果會好得多。所謂供應管理，從我國的國情出發，主要是要把國民經濟的微觀基礎搞好。我們不能不看到，我國國有企業的潛在的生產能力是很有限的，尤其在停產之后，要再把生產重新組織起來，困難重重。有許多國有企業實際上是不破產的破產。在這種情況下要靠需求管理政策來拉動國民經濟，使國有企業的機器重新開動起來是難上加難。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使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也就是對宏觀調控的信號十分敏感的企業，有了這個條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把企業潛在的生產能力“拉動出來”。
3.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增長，更多地利用市場，還是依靠政府？
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思想的分歧爭論在很多問題上主要集中在對市場的看法上。
我們不會也不能對西方的兩種學術觀點作出裁判。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任務是，聯系我國的實際，如何正視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治理經濟的對策。我國長期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習慣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雖然我國已正式宣布實行市場經濟，但在許多方面還是依靠行政命令指導和調節經濟。我國肯定了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但對如何實現這個功能，或者了解甚少，或者做得很少。我們知道，在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寫得很清楚，依靠市場要解決三大問題，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計劃經濟何嘗不想較好地解決這三大問題，但計劃經濟實踐的結果是災難性的。這是現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們要在建立市場經濟和完善市場經濟上多下功夫，政府應當減少不必要的干預，讓市場成長和發育。應當看到，西方國家是市場經濟的國家，它們的市場基礎遠比我們深厚，他們尚且注意或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我們還有什么顧慮，認為讓市場發揮自身的作用會使國民經濟失控呢。恐怕即使讓西方的凱恩斯主義者對中國的現狀發表意見，也許他們也會發出“政府干預太多”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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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適用房;政策偏差;政策缺陷
中圖分類號:F29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2-0097-02
一、經濟適用房政策的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對舊的住房制度進行改革,至今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階段,1980―1985年,進行了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同負擔購買住房的試點;第二階段,1986―1990年,進行了以提高住房租金為突破口的住房體制改革;第三階段,1991―1993年,以公房出售為重點,住房制度改革在我國全面鋪開;第四階段,1994―1997年,以住房公積金、安居工程為依托,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進;第五階段,1998年至今,全面停止了實物分配的福利分房制度,住房體制開始探索市場化運作。至1998年國務院發文以“經濟適用住房”的提法代替“安居工程”,并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體的住房供應體系,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經濟適用住房政策正式出臺。
二、經濟適用房政策失效的表現
(一)政策目標異化
我國制定經濟適用房的初衷是為了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保證“人人享有適當住房”社會目標的實現。在我國多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中,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政策是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主要手段。具體而言,低收入者通過政府的廉租房或廉租房補貼解決住房問題,中低收入人群通過有限產權的經濟適用房購買有限產權住房。經濟適用房政策推行至今已有11個年頭,不但“中低收入人群通過有限產權的經濟適用房購買有限產權住房”、“調控房地產市場運行”的政策目標沒有實現,而其因為經濟適用房戶型不合理、價格過高、質量問題嚴重,經濟適用房交易黑市活躍,高收入階層也投機購買的突出現象等問題的出現,使得經濟適用房政策還遭到了來自多方的質疑。
(二)政策表面化現象凸顯
目前,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規模遠遠小于社會需求量。從2001年開始,我國的經濟適用住房供給持續減少,從投資建設的面積來看,每年經濟適用住房新開工面積占住宅新開工面積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2000年,經濟適用住房新開工面積占當年住宅新開工面積比重達到最高值,為21.77%。從2001年開始,這一比重開始出現下降。到了2005年,該比重僅為6.37%。從投資規模來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國房景氣指數”表明:2006年1―11月,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16 416億元,完成商品住宅投資11 550億元,其中經濟適用住房投資526億元,經濟適用住房投資規模占住宅投資比重為4.55%,如果以月平均值換算,2006年的經濟適用住房投資規模占住宅投資比重也不過是4.97%[1]。對絕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來說,經濟適用房可望而不可及。
(三)政策扭曲化現象明顯
一些地方政府在執行政策過程中使經濟適用房政策的調控對象、范圍超越了既定的要求。按《經濟適用住房價格管理辦法》之規定:“經濟適用住房要嚴格控制在中小套型,中套住房面積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住房面積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市、縣人民政府可根據本地區居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等因素,合理確定經濟適用住房的戶型面積和各種戶型的比例,并嚴格進行管理。”但事實上,一些經濟適用房的面積大、價格高,經濟適用房的“不經濟”弱化了經濟適用房的社會保障作用。此外,經濟適用房一般建在交通條件差、配套設施不完善的遠郊地區,導致購房者生活成本增加,一直以來備受追捧的經濟適用房在一些城市受到人們的冷落,出現無人問津的現象。
三、經濟適用房政策失效原因分析
(一)政策缺陷
1.政策目標偏差
政策目標偏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策目標缺乏有效性,經濟適用房政策將中低收入人群納入保障范圍,按照收入水平劃分,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和廉租住房的住房供應體系覆蓋人口范圍大約分別是15%、80%和5%,而如果將80%的中低收入者和5%的最低收入者都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無疑是與商品化、社會化的改革目標存在矛盾的[2];統計數字顯示,我國大多數家庭屬于中等收入家庭,約占城市家庭總數2/3左右,范圍如此之大,使得經濟適用房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力不從心,政策目標難以實現。“中低收入者”的標準過于寬泛,現實操作過程中較難確定中低收入者的具體標準。二是政策價值目標偏差,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制定涉及“公平”與“效率”,政府為保證“人人享有適當住房,社會目標的實現”,通過政策補貼等措施,完成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實現社會公平,但這種公平在現實操作過程中難以實現,即使實現了也是一種低效的公平,而將房地產市場一份為二,實行二元體制,這與當前我國正大力推進的市場經濟體制相矛盾,人為對市場的劃分必然造成市場分割,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
2.政策執行機制存在缺陷
就政策執行機制而言,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執行,實際上是國家請客而地方政府買單,因為作為經濟適用房的土地是無償劃撥的,相關費用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所以,地方政府建設經濟適用房的積極性不是太高,直接造成政策表面化、扭曲化現象出現。
3.政策過程的監督難以實現
經濟適用房政策是涉及政府、房地產企業、目標消費群體三大政策主體的多過程的復雜政策。現代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提出,人們在市場行為和政治行為中都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地方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政府官員不是簡單的政策解釋者和執行者,而是在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去解釋政策和執行計劃[3]。政策參與的各個主體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決定了,決定了政策的高效執行需要對各主體的行為進行有效限制,監督必不可少。
(二)政策執行主體動機偏差
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不規范的分權及地方官員政績評價體制,導致地方政府自利性動機的膨脹,尤其在經濟適用房政策領域更加明顯。當前,地方財政的收入主要包括預算內收入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三類。地方財政由土地所產生的收入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預算內的土地帶來的相關稅收的收益構成了地方政府財政預算內收入的支柱。現行分稅制下,城市擴張和土地占用帶來的稅收包括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營業稅、所得稅及耕地占用稅等則全部由地方享有,近年來已經成為地方政府預算內的支柱性收入。第二是土地收益已經成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在現實的開發過程中由于無法核實相應的土地開發成本,土地出讓的收益幾乎全部留歸地方。1994年之后,土地出讓的收益完全留與地方政府不再上繳中央財政。土地出讓的收益成為政府預算外收入的支柱性來源。“東部一些發達地區城市土地出讓金幾乎占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5]第三是一些部門征收的土地規費和制度外收費,比重相對較低。
四、對策及措施
1.明確經濟適用房政策在保障性住房政策體系中的角色
經濟適用房政策是具有過渡性質的住房保障政策,是我國住房政策領域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產物。經濟適用房具有保障性與商業性雙重屬性,由于政策制定本身存在缺陷,執行主體利益驅動機制偏差,監督成本過高等方面因素嚴重制約了經濟適用房地保障屬性了發揮,政策目標偏離和政策效率低下。從我國國情出發,應推行廉租房政策為主逐步淡化經濟適用房政策角色住房保障體系,在促進社會公平的基礎上更好地分配社會資源, 真正幫助弱勢群體解決住房問題。
2.強化政策執行主體的公共服務動機
地方政府有義務承擔社會責任和謀求公共利益,制定并高效執行住房保障政策,解決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但不可忽視的是,在現有體制之下地方政府的自身訴求利益與其應承擔的公共服務角色存在矛盾,致使政策執行出現偏差。追究其原因,我們“不能單純地從官僚的個人品質上去找原因,而是因在充分認識官僚個人需要和利益的同時,提供一種良性的壓力,引導官僚的理做出有利于組織的選擇。”經濟適用房政策在出現政策表面化、擴大化、扭曲化等問題,其主要原因是作為政策執行主體的地方政府缺乏執行政策的激勵機制,即所謂的“良性的壓力”。因此,我們在政策設計的過程中體現為對各方利益的考慮和均衡配置。譬如中央適當分擔地方財政負擔,或者將土地的無償劃撥變為低償劃撥,從而使地方也有利可圖。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體現為選擇性激勵機制的配套建立。例如,在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中,納入對經濟適用房市場規制職能履行的內容,使這些因素也直接影響其晉升。如此雙管齊下,從政府官員個人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建立利益動機。
3.推進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市場化運作
在經濟適用房政策過程中,堅持市場優先原則,運用供給、價格、競爭、稅收等多種手段,靈活選擇各種政策補貼工具,最終使經濟適用房步入正軌,發揮其保障效用,真正實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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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概念的界定
所謂開放經濟是與經濟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緊密相連的一個經濟概念,是與封閉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形態,其主要特點是:其一,一國經濟納入了國際經濟的運行范圍;其二,宏觀經濟政策既要實現內部均衡目標,又要實現外部均衡目標。所謂貨幣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取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
(二)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開放經濟和貨幣政策是不同性質的兩個概念,但兩者之間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相對封閉經濟而言,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慮國際經濟的影響。這是因為一國貨幣政策的實施,必須依賴于具體的經濟和金融環境。換句話說,如果客觀經濟金融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那么貨幣政策也應該相應地做出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金融創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等變化趨勢共同改變了貨幣政策實施所依賴的整個金融環境。盡管市場的開放、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在微觀層面上改善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但是在宏觀層面上卻給政府當局制定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帶來了困惑: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獨立性受到沖擊,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顯得不能適應新的金融環境,貨幣政策目標(包括中介目標)以及傳導機制也受到了影響。也就是說,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比如,貨幣當局不僅要考慮內部均衡還要考慮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上,不得不放棄總量指標(貨幣供應量)而轉向價格性指標(利率);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來實現政策目標。當然,更為重要的變化體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方面。傳統觀點認為,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各國將重新獲得利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國內實際產出水平和實現各自宏觀經濟目標的能力。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貨幣政策實踐證明,即使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貨幣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是很大的,差異性貨幣政策所誘發的國際資本流動同樣嚴重地干擾了各國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
既然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一系列影響是如此之大,那么,這種影響有解決之道嗎?可以說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國際貨幣理論及實踐都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即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這種影響,盡管國際經濟學界對協調的收益大小尚無定論。
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定義及前提條件借鑒30國集團1988年對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所給出的概念,對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含義做出以下界定: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就是“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貨幣政策”的過程。這種協調通常分為兩種,即以規則為基礎的協調和隨機協調,前者是以各種制度為基礎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歐洲貨幣體系;而后者主要是指為應付某一具體事件,有關國家進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續時間有限的特殊協議,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腦會議、1985年的廣場協定以及1987年的盧浮宮會議等。
那么,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協調一定是在利益主體(國家或經濟地區)之間發生了利益沖突的條件下才會發生的合作行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是一種常態,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難免有沖突,那么協調就有必要。但是,這里依然存在一個問題:什么樣的主體之間才需要協調呢?回答當然是大國與大國之間才需要協調,因為對小國來說存在一個談判地位與力量問題,這里隱含的意思就是有一個協調的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問題。同樣地,當所有的國家都是小國的時候,一個國家實行的政策措施,對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都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其次,只有在通過沖突雙方的協定或者說妥協可以使雙方都獲利,亦或說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況而另一方不受到損害的條件下,協調才會發生,如果說只有一方獲利,那么這種協調不會進行下去。
(二)為什么要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
1.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實要求———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國際經濟學界廣泛認為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是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一個外在動因。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解,這種相互依存主要體現在結構上的相互依存,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國家之間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筆者在這里想強調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個國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實現,更多地取決于其他國家的行動。當然我
并不否認其他方面的依存,因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結構上和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種對外開放和相互依存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好處,比如,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加深了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從而優化了世界資源的配置。但是,不爭的事實也有力地說明,國際間經濟依存度的加大極大地降低了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國的溢出效應。盡管理論分析表明,一個國家的政府可通過國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調整來實現其經濟的內外均衡。但實際上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中,一國貨幣政策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國家的政策、行動和做出的反應。由于自的減少,其政策的作用與效力便難以預測。所以說,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是世界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必然要求。
2.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在動因。如果說開放經濟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當一國獨立地制定貨幣政策就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的政策運行施加顯著的影響,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通常地將這種效應稱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應很早以來就被國際經濟學界所認識,許多學者如哈馬達(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薩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萊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應。溢出效應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傳遞,一般認為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以貿易渠道為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的需求緊縮。溢出效應產生于各種原因,包括那些將國外政策誘發干擾的影響傳遞給國內經濟關鍵宏觀經濟變量的各種貿易與金融聯系。
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大量的研究證明這種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協調可以降低這種溢出效應(這已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承認)。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政策的溢出效應就是國際協調存在的一個內在動因。但是,國際協調是怎樣減少這種外部性影響的呢?下面將更進一步地談到。
(三)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基本方法———博弈論分析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經濟學家運用各種方法對各國間貨幣政策的沖突與協作進行了分析,并產生了運用博弈分析的戰略決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從而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論依據。
博弈論(Game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理性的決策主體之間在其行為發生沖突時的決策方法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也是研究理性決策主體之間的沖突與合作的理論。其主要特征是決策主體之間的行為是直接相互影響的,因此,決策主體在決策時必須考慮其他決策主體的反應。在相互依存性很強的開放經濟中,各國貨幣政策的外部性越來越明顯,作為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主體,一國的貨幣政策會影響到他國的社會福利函數,反過來,又受其他國家政策的影響。因此,各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選擇過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國在制定貨幣政策以及實施經濟行為時,不得不考慮它國的反應以及將會采取的措施,以盡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而這種決策取決于雙方博弈的結果。博弈理論研究的結果顯示:國際間經濟政策不協調是無效率的,而通過國際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內,協調收益的分配取決于博弈雙方的談判力量。而在長期內,隨著博弈雙方地位的此消彼長,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勢必被打破,雙方又開始一輪新的談判與協調。
三、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否有效
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可以實現帕累托效率,使各國的福利均接近最佳點,整體經濟福利也高于非協調狀態。但世界經濟的現實卻與此大相徑庭,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往往不能順利實施,“以鄰為壑”的自利行為經常發生。為何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出現現實失靈呢?
首先,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不確定性。要進行國際協調,首先要了解相關國家的經濟現狀,一般是根據各國所用的模型來判斷各國的產業結構,在此基礎上協調各國的利益。近年來,許多學者對外國貨幣政策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國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種多樣,在某些具體數值上很難達成一致結論,由此導致協調利益的不確定性,使合作協調很難形成。
其次,違約沖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即使知道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能夠獲利,也不能保證協調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如果采取協調以外的政策的獲利大于協調政策時的獲利,就會出現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如果很難監督貨幣政策的話,那么每個國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辭地證明它堅持了協議政策的同時違約,由此,出現不協調的結果將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協調是在多個國家之間進行,那么違約的動機會更強。要消除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可以采取兩項措施:一是使協調經常化,即博弈不僅僅限于一次,這樣參與國就必須在背棄協議政策的預期收益與下一期對方國不合作行為的可能成本之間做出比較選擇;二是引
進客觀指標,完善協調政策的監督體制。
最后,政策協調中分配利益和分攤協調成本的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經濟學者的研究結果還不能計算出成功的政策協調所帶來的收益,而且對成功協調的收益分配與協調成本分攤的研究也還很少,對協調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決定仍未達成一致意見。這樣一來,即使關于協調的論證再詳細,也很難為實踐所接受。在這種局面下,要說服任何獨立自主的一國政府,為了一些不完全歸自己所有且數量不確定的國際協調收益而放棄自己的某些目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更多地流向其他參與國,而不是本國。盡管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由于上述不確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現了失靈,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靜態的一次性博弈的最優化假設下建立的協調模型存在著潛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動態結構模型中也存在著政策協調障礙(比如說政策協調的連續性問題或者說可維持性問題),但是,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權威貨幣當局之間彼此協調對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也許比政策協調的本身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信息交換不需要規范的政策協調,并且交換也不會使貨幣蒙受伴生性的損失,它可能是一個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實現的目的,即使大多數實證經驗顯示政策協調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結果依然非常顯著。根據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設下的估計,政策協調收益對美國和歐佩克其他國家來說,大約相當于每年額外GDP增長的3%～5%和4%～6%。在這里之所以要列舉這樣一個數據,只是想表明一種觀點: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目標的奮斗軌跡與合作協定本身應該是同樣重要的,也許今后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會更充分地證明政策協調在經濟福利方面所產生的顯著收益。四、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現狀、存在的問題和原因以及對策研究
依據中國近2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以及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證明,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具備了開放經濟的特點。但是,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顯示,從封閉經濟過渡到開放經濟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貨幣政策制定與執行也會同樣地受到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經濟體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國也應充分重視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一)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體現在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性組織在資金貸款、政策對話、技術援助、法律協調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當然,中國與IMF的合作與協調更為重要的表現還在于與IMF的積極配合方面。比如在東南亞危機風波中,中國對危機所采取的“同舟共濟”的態度,特別是中國政府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對國際社會所做出的“人民幣不貶值”的慎重承諾,這種承諾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緩解以及國際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次,體現在中國與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合作與協調上,比如說,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合作與協調。中國還積極參與區域性貨幣合作,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各國或地區中央銀行的合作,進一步鞏固“10+3”(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三國,簡稱“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時根據“清邁倡議”,加快了成員國之間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進程。目前,中國已與日本、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涉及金額共計85億美元,與其它國家的貨幣互換協議也正在談判與磋商之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加強各國貨幣合作的機制。
2.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匯率協調問題。匯率和匯率政策的協調一直是各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核心。中國自1994年實行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官方一再說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央銀行的任務就是穩定人民幣匯率。但IMF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屬于固定匯率制。那么中國目前的這種匯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說在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中,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是為了顧全大局(因為如果中國也實行貶值政策的話,那么只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報復性反應,這對各方都沒有好處,只會使景況變得更糟,按照國際協調理論,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機過后,是否一定還要履行這種承諾呢?換句話說,中國是否要以匯率穩定作為唯一目標呢?筆者同意何澤榮教授的觀點:穩定匯率是匯率政策的一個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當然,這里不是說中國貨幣一定要貶值,只是想表明這樣一種觀點:中國至少應該尋求一種在國際社會能夠承受的合理限度內調整匯率的機制。
(2)利率協調問題。國與國之間的實際利率差異會引起國際間的套利行為,從而導致國際資本的流動,并進而會直接影響到匯率的運動。也就是說,在國際間(特別是經濟大國之間)存在利率協調問題。這里有一個問題,即是不是國外(特別是美國)利率調整了中國也應該相應的調整呢?當然不是,中國連續8次下調利率,事實上對內需的刺激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也許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在這里要說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動的環境、條件、因素及其范圍,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相比較是有質的區別的。由于中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因匯率變動幅度過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我國歸到固定匯率制),因此對未來匯率變動是一種靜態預期;另外,中
國還沒有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資本是不完全流動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目前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沒有形成一種利率的市場反應機制;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利率政策從短期來說應該自主性地決定。但這絕對不是說中國不需要進行利率協調,只是說存在一個自我決策問題。
(3)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問題。由于獲得協調利益的大小取決于協調雙方的談判力量,而這種力量從根本上來說又取決于一個國家自身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這樣一個10多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中國的經濟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頓森林體制崩潰以來,在國際貨幣領域沒有一個專門負責貨幣國際協調的機構(在崩潰以前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在這種背景下,由于“八國集團”在經濟實力和能力上對世界經濟的重大影響,因此它們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與協調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是當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盡管這種協調機制只是一種隨機協調行為,但在新的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這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為一種最佳選擇。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尚未被吸納為該組織成員,這對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響的。
(二)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對策
1.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積極參與國際協調。由于中國匯率市場不完善,不是有效的匯率市場,存在封閉性和壟斷性,人民幣匯率變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無法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實現。針對目前經濟現狀,可以采取人民幣適度貶值,刺激出口,擴大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緩解失業壓力,與此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協調,注意國際社會的反應。
2.有步驟地開放金融領域,有效管理國際資本流動,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加入WTO,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不可避免,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速度取決于諸多因素,比如經濟發展水平、金融體制改革進程、金融法規的完善程度、國家對金融業的監管水平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能力和競爭力。因此,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應該是一個有步驟的、漸進的過程。隨著經濟金融開放的深入,國際資本流動將加快,由此必須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國際資本流動沖擊的機制。隨著國際資本流動加大,必然會對資本項目可兌換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不能急于求成,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歷程。
3.探索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國目前貨幣供應量與產出、物價之間仍然具有很大的相關性,而且可以通過利率、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對其加以調節。因此,中國目前仍需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標。但是,從長期來看,也要認真探討其他參照指標,研究新形勢下中介目標的選擇問題。今后幾年中國應該穩步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以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奠定基礎。
4.加強國內金融監管,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貨幣政策國際協調也體現在對國際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為此,中國要加強國內監管,規范銀行業務,實現與國際接軌;還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建立強大的信息網。同時,面對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要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
5.采用多種政策工具,實行政策的相機抉擇,保證經濟目標的實現。我們知道,一國經濟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并不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應該同時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財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說可以尋求通過財政政策來控制經常性帳戶,從而調整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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