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03 02:42:0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近代文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對職業規劃認識起步較晚，對自我認識和職業準備不足相較于國外，國內對青少年的職業規劃教育起步較晚。在西方國家，職業教育啟蒙貫穿了兒童成長的不同階段，學校設置相應課程和開放式研究作業，讓學生了解到自己的興趣愛好和不同職業職位特點，并引導學生以此為依據考慮自己的職業規劃。而在我國，進大學前的職業規劃教育內容非常少見，青少年多以升學為目標，只有到了大學才開始考慮自己未來的職業方向。與之相關的最大問題是，學生對自我的認識不夠充分，沒有過相關的探索和思考，無法清晰的界定自己的優缺點，興趣愛好和能夠與之對應的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很容易產生迷茫。
（二）對就業環境和形勢了解不清，產生盲目的樂觀和悲觀心理學生對就業環境和所需的準備認識不夠清晰，有盲目性的特征。近些年社會上多次出現學生“考證”扎堆的現象（3），反應出大學生了解到就業越來越難，出現惶恐，希望準備得越“充分”越好，誤以為職場和學校一樣，以考試成績和所獲證書為標準。他們無法意識到社會所需要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具有職業素養和綜合實力的人才，而這并不能簡單靠成績單和證書來衡量。另一方面，在信息社會里，媒體大量報道“財富新貴”“年輕有為”，也讓年輕人對事業成功的渴望愈加緊急和強烈，認為互聯網新時代下創造性的無限可能，加之對自身價值和定位的不清晰，很容易對就業現狀產生盲目的樂觀和悲觀。
（三）責任認知不清晰，對職業發展和個人成長逃避本應承擔的責任一項相關調查顯示：有73％的受訪大學生都把社會關系當成是自己擇業的最大困難，有81％的受訪大學生把面對擇業信息時的無從選擇歸于擇業信息不公開、企業公司的信息網絡不暢通等社會原因，而不是自身取舍信息的能力問題。（4）這中種歸因和社會的相關現象有所關聯，但成長和個人發展歸根結底是自己的責任，外因要靠內因才起到作用。一些大學生在畢業后并不主動找工作，而是寧愿呆在家里做“啃老族”，或者指望父母親友解決其工作問題，均是對自己的責任認識不清晰，將個人發展職責推卸給他人的表現。
二、從大學生本人出發，解決就業心理問題的對策
（一）盡早開始思考人生目標和職業規劃就業是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統一的起點，是從學校邁向社會的第一步。找工作是僅僅是實現職業生涯規劃當中的一小部分，與此相關的是確定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觀是什么，如何在未來進入社會后實現。這才是之所以讀書和受教育的原因所在，也是應該盡早考慮的核心問題。對于大學生來說，需要意識到思考和規劃未來是一件重要又緊急的事情，有了清晰的人生目標和職業規劃，將是實現順利就業的第一步。
（二）主動了解就業環境和人才市場情況，積極嘗試和體驗真實的工作環境多數的學生長期處于學校這個較為封閉的環境，對外界的情況和真實的工作處于想象狀態之中。而用人單位所需要的人才衡量方式和傳統教育所培養的人才衡量標準并不完全統一。（5）作為大學生，應該認識到這其中的不同，并且積極參與到各種社會實踐當中，并尋找實習機會，體驗真實的社會和職場。除了社會實踐和實習，大學生還可以通過和已畢業的學長交流，和過來人學習經驗，考慮如何更好的準備，積極應對就業市場的挑戰。在獲取就業相關信息時，盡量獲得一手經驗，而不是道聽途說，或者人云亦云。
1．1經濟增速放緩，導致對新增勞動力需求不足
從2008年開始，我國GDP增速逐步放緩，整體上呈現出下降趨勢。2014年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僅為7．4％，遠遠低于“十一五”期間11．2％的平均增長速度，也低于2012年、2013年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對大學生就業的拉動能力減弱。但從2008年開始，高校大學畢業生的人數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到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數量達到了727萬，比號稱史上最難就業年的2013年又增加了27萬，再創歷史新高。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增長與失業率之間存在反向變動關系，即經濟產出越高，失業率越低，這可以用奧肯定律來說明，即相對于潛在GDP，實際GDP每下降2個百分點，實際失業律就會比自然失業率上升1個百分點。因此，我們可以通過GDP的變動來預測失業率的變動情況，而GDP增速的放緩必然使得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從總量上減少了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
1．2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使就業的結構性矛盾突出
所謂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是由于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的變動而造成勞動力供求失衡所導致的就業矛盾。簡單說來就是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不匹配現象，它表現為勞動力的素質、技能與崗位要求之間的不匹配。而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相應地帶動了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大學生就業帶來了新的挑戰，加劇了大學生結構性失業問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原先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來擴大生產規模的外延型增長，轉變為依靠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利用效率的內涵型增長，在這過程中更加強調科技和技術進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對勞動者能力和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生產和服務部門的技術含量增大，勞動復雜程度提高，無論是在制造業還是在服務業中，都需要既有專業理論知識又有較強動手能力的應用型技術人才。社會增加對大學生，尤其是對中職、中專、高職、高專類學生技能的要求，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滯后的特點以及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存在問題，使其培養的人才不能夠勝任崗位需求進而造成大學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突出。
1．3企業規避風險行為，使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更為嚴重
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還處于不穩定狀態，國內許多企業尚未完全擺脫經濟危機所造成的沉重打擊，而經濟危機的發生也使得企業的經營行為更加謹慎。在其經營過程中，企業會不斷計算現有工作人員工作時間與新增人員替代選擇之間的收益成本關系，不會輕易招聘新員工。同時，大學生在與用人單位交流過程中可能會隱藏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在這過程中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同時出現，大學生就業面臨誠信危機，大大增加大學生就業的交易成本，這些都將使企業無法為大學畢業生提供高薪酬、高福利的工作崗位。即使是以實習的形式，結果也不盡如人意。有調查顯示，超過70％的企業不愿意接受實習生，其中63％的企業認為實習生不方便管理；81％的企業不會為實習生提供任何補貼，只有34．9％的民營企業愿意推行實習。而大學生受傳統“精英教育”的影響，不愿意屈就于一般行業，在求職過程中，期望值普遍偏高，存在求穩、求富的心理，向往大城市、大企業、高薪水、高福利的工作崗位，兩者之間的不匹配，使得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更為嚴重。
2后金融危機時代，大學生就業措施研究
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已成為一個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促進大學生就業不僅要有量的增加，還要有質的提高，這就需要國家、高校、大學生自身共同努力。
2．1國家應采取可行性措施，促進大學生有效就業
從宏觀上，國家應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加快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對就業有較大促進作用的第三產業，同時加強第三產業與第一、第二產業之間的關聯，加深各產業之間相互促進的發展機制，推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效率，為大學生就業創造寬松環境，從總量上保證大學畢業生就業。從微觀上，國家要培育統一、開放、有序的大學生就業市場，建立、完善全國人才信息網，健全就業政策體系、服務體系和市場體系，出臺更多促進就業的政策。例如，制定鼓勵企業吸納大學生就業的稅收減免政策，通過利益調節促進大學生就業。同時，大力扶植和完善教育市場中介組織，共同為大學生職前培訓、職務發展服務。
2．2高校應轉變人才培養模式，培養適合社會需求的大學生
高校應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推動新一輪的高等教育改革，各類院校都要對自己進行合理的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就高職院校的發展來說，其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為社會各行業培養應用型的技術人才。高職院校應堅持以就業為導向，為企業培養生產和服務一線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增強其不可替代性。在培養模式上應注重通過實踐操作加強學生技能的鍛煉，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和實踐課的開展，建立校企合作，由專業教師帶領到一線企業進行參觀學習，也可以聘請企業的專業人士到學校為學生舉辦講座，讓學生了解自己將要從事的工作崗位，為順利就業奠定基礎。同時，學校應普及職業生涯規劃教育，通過教育，讓大學生進行系統的職業生涯規劃的學習和實踐，為就業作好準備。
2．3大學生應進行自身的調整，實現充分就業
作為就業鏈中的主體，大學生自身的知識能力和就業觀念對其就業結果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大學生對自身正確的認識和反思，以及對就業形勢的分析，將有助于促進其就業。首先，要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在專業學習過程中，要做到學有所長，時刻注意提升自己的就業能力，抓住一切機會鍛煉自己，使自己具有較高的專業技能，為就業做好充分準備。同時注重培養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如環境適應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等，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其次，要轉變傳統就業觀念，不要將擇業目標鎖定在大城市、大企業的高薪、高福利的工作崗位，而較少考慮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等一些具有較強人才吸納能力的工作單位。要轉變就業思路，從基層工作做起，不斷積累工作經驗，再尋求更好的發展，以此來實現就業。最后，要加深對自我的認識和了解，深刻剖析自己所具有的優點與缺點，不過分地高估或低估自己。同時，認清當前的社會需求和就業形勢，樹立全新的就業觀念，并做好職業生涯規劃，以此認清個人的期望值與現實之間會有差距，改變妄自優越感或不切實際的幻想，選擇先就業后擇業。
3結語
我和廣西兄是多年的知交。早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他在河南大學（當時是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就讀時，我在附中讀書。雖然小他數歲，但因我在幼時曾從開封武術名家鮑成功學習武術，他正在調查開封武術的門派傳承，他學的是中國文學，我也醉心于文學，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望年的朋友。后來經過，兩人各自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相見日疏，并漸失音信，只是彼此還將昔日的友情保留在心底。
前年鄭州舉辦世界傳統武術節，我應邀在武術節的科學報告會上作了題為《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武術》的報告，報告結束后，在魏真先生引薦下見到廣西兄。老友重逢，昔日的情景頓時都到眼前，兩人相視，感到他依然體健氣爽，顯得十分年輕。經過交談我知道他已是研究近代文學的專家，先后出版過《佛學與中國近代詩壇》、《左宗棠》，主編過《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散文集》，并發表過《論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近代詩文研究的百年回顧》、《近代文人的抑郁心理》、《近代文人的地理分布》、《中國近代文社簡論》等一系列論文。但對于武術，他仍然情有獨鐘，還在深入研究，并有《中國武術與武林氣質》、《中國武術》、《中國兵》等著作問世。看到他的這些成就，真為這位老朋友感到由衷的高興。后來，每次回到河南故里，總要和他聚談，十分愜意。他還特意將他多年修煉的養生功法傳授給我。
為了推動家鄉武術文化的深入研究，我曾建議魏真先生在他所領導的鄭州大學體育學院組建一個以中原武術文化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機構，并建議由廣西兄出來擔綱。這一建議很快得到河南體育界和鄭州大學體育學院領導的支持，終于在上周末正式舉行了“中原武術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儀式。我被邀請出席這一儀式，和廣西兄都在座談會上作了發言，廣西兄還欣然接受了中心請他出任副主任的聘請。會后我們又一同到安陽殷墟、湯陰里城和岳廟參觀，路上我們在車里促膝而談，對中原武術文化研究作出許多設想和計劃。在我離開鄭州的前一天晚上，我們還相約要把他多年調查的河南各派拳術傳承體系用錄音整理出來，作為口碑歷史保存下來，并用攝像機將他的養生功法錄制下來。哪能想到，我剛剛離開鄭州，他竟然撒手西去，魂歸道山，那晚的相約竟成永訣！
記得廣西兄在他的近著《中國功夫》的《后記》里曾寫下：
“世事煙云，人生如夢，鏡花水月，其名亦空，又何談痕跡？縱有痕跡，又當何如?”
他并賦詩自嘲：
“神馳八萬里，夢游六十年。山云來復去，明月印秋潭。”
我原來對他的自嘲是很欣賞的，覺得很有禪意，不想竟然成為他離世而去的讖語。對于廣西兄的突然離去，我感到無限悲痛，他還是那樣年輕瀟灑，怎么會如此輕易棄世？！為了表達我的感受，我擬出一幅尚未來得及推敲的挽聯：
評近世文學，卓識方興，不意忽然喪知己；
談中原文化，宏論未盡，緣何頃刻失故人？
[關鍵詞]中日經典小說研究意義文獻綜述研究方法初步構想
一、選題依據及研究意義
“經典”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釋為“傳統的權威性作品”，《辭海》釋為“一定時代、一定階級認為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著作”。《辭源》釋為“舊作為典范的經書”。由此看來，“經典”是指經過時間檢驗的、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有指導意義的權威性文本，不過。“經典”也是相對的，它也有時代性和區域性。因此，本研究選取的是近代以來中日雙方一致認為是“經典”的小說。通過對這些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史和傳播史的梳理，筆者認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義。
1、文學交流史的意義
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中國文化在日本一直處于優勢地位，所以不僅中國的詩文被視為“經典”，中國的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也先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中國的經典小說不僅被翻譯、改編，而且還以各種形式出現在日本作家的筆下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經濟、文化地位發生轉變后，魯迅的作品也在日本產生了“國民作家”的影響。以后的留日，使中國近現代作家認識到了日本經典小說的魅力，從而催生了日本經典小說的譯介，二戰以后日本經濟地位的提升更為這一推波助瀾。經典小說本身的魅力以及社會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這一文學交流史。因此，我們有必要從中日雙方的角度出發，整體地研究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傳播情況，以便于更宏觀地考察這一文學交流史的軌跡。
2、文化交流史的意義
經典小說的譯介與傳播不只是作者與譯者的問題，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術的進步、圖書貿易、電子網絡媒介的發達、意識形態等社會文化大背景，也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不僅有文學交流史的意義，還有文化交流史的意義。通過考察教育、出版、意識形態等文化原因，我們可以從經典小說這一視角，透視中日雙方的文化交流狀態，從而進一步了解中日經濟地位的變化與文學、文化交流的關系。
3、譯介學研究的意義
目前，學界對譯介學的認識還比較混亂。經常把譯介學等同于一般的翻譯研究。其實，譯介學研究與一般的文學翻譯研究不同，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的具體轉換問題。而是從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學翻譯背后的文化因素。筆者通過整體比較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情況，力圖初步探索一下譯介學的一般規律，以促進學界對譯介學的性質、內容、研究方法有進一步的認識。
二、文獻綜述
關于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與傳播，中日學者已經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們的研究呈現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筆者將吸收前輩學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礎上，重點對“三少”展開研究。
1、局部、單方研究多而整體、雙方研究少
關于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與傳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單部作品以及單方作品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史與接受史方面，而從中日雙方出發的、涉及全部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與傳播方面的研究較少，這就忽視了全部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譯介與傳播方面的共性。據筆者調查，單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在國外》、王麗娜編著的《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馬興國著的《中國古典小說與日本文學》、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說と中國小說》、胡文彬著的《(紅樓夢)在國外》、邱嶺著的《三國演義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魯迅受容史》、高島俊男著的《水滸傳と日本人－江戶と昭和圭と》、雄喉潤著的《三國志と日本人》等，論文主要有王向遠《芥川龍之介與中國現代文學一對一種奇特的接受現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與影響》、邢靈君《村上春樹在中國－當代中國文學思潮下的村上熱初探》、陳鳳川《大江文學在中國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與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學者都對中國四大名著等經典小說在日本的譯介與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經典小說在中國的譯介研究。則主要集中于王向遠著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及少數論文上。筆者以為這一方面與日本小說傳入中國時間較短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學者不太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關系。
2、譯介研究多而傳播研究少
關于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譯介史及單部作品的翻譯研究，中日學者都不遺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遠著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馬祖毅著的《漢籍外譯史》、秦弓《選擇與理解一五四時期譯介日本文學的一種現象》、張鐵榮《關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學翻譯》和《魯迅與周作人的日本文學翻譯觀》、田埸智子《日本二ぅころゎ西游記ゎ翻識――兒童害ゎ中心ゎLろ》、小野忍《中國小說ゎ翻欹――西游記]ろUぅころゎ》、林鼗《竹內好ろ魯迅一翻U[藤野先生ぅころゎ》、林文月《源氏物語ゎ中國語言ぅころゎ》、康東元《清末ぅころゎ否日本近代文學作品ゎ翻識ろ紹介――日本文蕓ゎ中國ぅころゎ入方》等。可是。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傳播研究卻很少見，僅有少數專著涉及到了中國小說的傳播，而且這幾本專著研究的多是中國小說的文本媒介傳播，而電子媒介和網絡媒介的傳播則很少被提及。
3、接受研究多而傳播研究少
中日許多學者從中日比較文學的角度，對四大名著、日本近現代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的影響與接受，做了卓有成效的細致研究。例如，張杰著《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李平著《日本魯迅受容史》、磷部彰著《『西游記受容史ゎ研究》、大庭修著《江戶時代二ぅころゎ中國文化受容ゎ研究》、靳叢林《熱情的選擇：近代日本文學在中國》、夏定冠《日本文學在中國(上、下)》、飯田吉郎《明治期中國文學－水滸傳聊齋志異》、胡凱《江戶文ぅころゎ水滸傳受容ゎ形躋》、漢野邦子《江戶文學匕水滸傳》、山田博光《聊齋志異日本近代文學》等。可以說，這些研究主要以接受者、受眾為中心進行了研究，但對傳播者、媒介、材料、傳播效果、社會背景等傳播要素重視不夠，這就不能全面了解中日經典小說在對方國家傳播的全過程。
三、研究方法
1、譯介學
鑒于中日學者對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研究進行了較多探索，所以本研究重心將放在傳播研究方面。但是，譯介是外國小說最主要的傳播方式，而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對翻譯史的整理，所以本文也將運用譯介學的方法，來進一步研究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情況。
譯介學不同于一般的翻譯研究，它注重從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學翻譯背后的文 化因素。譯介學的提倡者之一謝天振認為：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地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關于譯介學的內容，他認為應該包括翻譯文學史、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包括譯者、讀者和接受環境的創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傳遞、誤譯等問題的研究。因此，筆者在研究不同譯本以及譯本的刪改、增添、有意誤譯等現象時，將不單純停留在一字一詞如何翻譯的語言層面。而要探討這些現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譯語文化系統中的教育、出版、意識形態、經濟因素等對文學翻譯的操縱和影響。
2、文藝傳播學
文藝傳播學是一種研究文藝信息在人與人之間、人與他們所屬的群體、組織和社會之間傳遞、接受、反饋的學問。傳播模式雖然種類繁多，描述各異，但是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傳統的線型模式，即將傳播過程確定為以傳播者為起點，經過媒介，以受眾為終點的單向、直線運動。一類是新型系統論、控制論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是在傳播過程中建立反饋系統，即不僅要求傳播者把信息單向傳遞給受眾，而且要把受眾的反應通過種種途徑接收回來，同時這一傳播、反饋過程是在社會文化的大系統下進行的。筆者將采用第二種模式，在社會文化的大系統下，從雙向來研究中日經典小說在傳播者、受眾、媒介等因素作用下的傳播。譯介是本國小說在外國傳播的最主要方式，所以筆者將從傳播學角度對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予以重視，但同時也不忽視原作以源語方式在掌握源語的外國讀者之間的傳播。
3、文學社會學
文學社會學是介于文藝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交叉學科。它以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和原則來探討文藝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它的研究基礎和出發點是文學作品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問題，即文學的社會過程問題。法國學者埃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理論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不僅提出了“創造性的背叛”理論，還注意研究文學事實的物質條件。
筆者將運用埃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理論，具體分析中日經典小說生產、流通、消費的全過程，即作者生產原作，譯者生產譯作，原作與譯作都可以在外國被傳播、消費的這一過程，同時充分重視這一過程中的物質條件和“創造性背叛”現象。
四、研究構想
由于經典本身的相對性，本研究選取了近代以來中日雙方一致認為是“經典”的中日小說，將運用譯介學、文藝傳播學、文學社會學等理論，從中日雙方的視角出發，整體地對中日經典小說的譯介和傳播情況進行研究，所以該研究有著將中日雙方、譯介與傳播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研究的綜合、立體特色。鑒于譯介研究已經有了一些成果，本研究將把研究重點放在傳播研究方面，并作為本研究的創新之處。本研究將采用“總分總”的三段式結構，先整體后具體地對這一課題進行多角度研究。
總論部分分為四章。第一章將研究作為傳播者的原作者和譯者的創作與經典小說、經典譯本的關系，以及受眾的接受心理和對同時代作家、翻譯家的反饋情況。第二章將分別探討書籍報刊等印刷媒介、電視電影等電子媒介、網絡媒介與小說原作、譯作的傳播關系，以及中日之間的圖書貿易情況。第三章將考察國語教育與小說傳播、外語教育與小說譯介閱讀、圖書館與小說傳播之間的關系。第四章將研究民族文學、文化背景、意識形態與經典小說譯介、傳播的關系。
1對“文學自覺說”內涵的理解
認同“魏晉文學自覺說”各家說法,大多從魯迅、袁行霈等著名學者的相關“魏晉文學自覺說”表述中找到統一認識的。筆者認為各家認為的“文學自覺說”是文學走向獨立的一種表述方式,指文學掙脫了政治、強權和經史、諸子得束縛,超脫了過多的功利目的,擺脫了附庸和從屬地位,開始自主、自覺地表現作者生活的時代和社會,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喜怒哀樂,可以較少約束地表達某一階層或某一利益集團對社會時政的看法,較為自由地記述作家想要記述的事件或故事。它以袁行霈先生提到的“文學自覺說”的三個標志為特征。然而“魏晉文學自覺”的說法,能否稱得上定論,仍然值得審思。接下來,筆者將以此為論證對象,進行分析。
2魏晉“文學”到底指什么
郭紹虞是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成就最大的人。他說:“近人之論文學者,每謂古人囿于傳統的文學觀,對于文學的含義,辨析不清……我們假使看到各時代對于文學見解之不盡相同,那就不能一筆抹煞,謂為辨析不清。”②從中我們可以知道:文學含義的理解,各個時代不盡相同的;如果要辨析文學含義,可以辨析清楚。文學之名,始見《論語》。《論語?先進篇》講到孔門四科,有“文學子游子夏”之語。邢昺《論語疏》謂:“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文章博學統攝在“文學”一詞之中,亦即最廣義的文學觀念;一切書籍,一切學問,都包括在內。時至兩漢,文化漸進,一般人亦覺得文學作品確有異于其他文件之處,于是所用術語,遂與前期不同。該時期的“文學”指學術,相當于周秦時“文學”一語中的博學。“文章”則相當于周秦時“文學”一語中的“文章”一義,相當于近人所指的廣義的文學。至魏晉南北朝間,遂較兩漢更進一步,于同樣的美而動人的文章中間更有“文”“筆”之分。也即是,該時期所謂的“文學”則相當于兩漢的文章之義,即近人所指的廣義的文學,它包括“文”與“筆”,也即是近人所說的“純文學”與“雜文學”。純文學:和雅文學、嚴肅文學概念相近,與通俗文學相對而言。除此之外,純文學還有兩種含義,一是表明文學的特征和獨立性。凡是以藝術形象為手段反映生活,表現情感的語言藝術,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稱為“純文學”,以區別于政治、歷史、哲學等著作。一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別稱。在我國新文學發展的歷史上,曾多次有人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主張,他們以文學藝術的特征為借口,宣揚“無目的論”,實際上是反對文學為人民大眾服務。在他們看來只有與政治無關的文學,才是所謂的“純文學”或“純正文學”。③而歷來各家所稱的“魏晉文學自覺說”的支撐理論之一就是“純文學”的概念,“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以及與此擺脫功利主義的說法。郭紹虞、方孝岳等各種文學史、批評史均以此為理論支撐。④所謂“雜文學”是相對于純文學而言的。明晰魏晉“文學”的含義之后,我們不難看出包括純文學與雜文學的魏晉“文學”,在“魏晉文學自覺說”面前是站不住腳的,也即是,概念內涵的本身就否定了“自覺”這一個說法。
3前人對論證依據的誤讀與現代人對前人說法的誤解
曹丕在《典論?論文》里所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不是指以詩賦為主的“文學”,而是“文章”。在曹丕所列出的八種文體中,今天我們看來真正屬于“文學”的詩賦兩類,被排在了最后。把曹丕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之說看成是對“文學”自身價值的重視,顯然是一種誤讀。其次“詩賦欲麗”的觀點并非曹丕首先提出。追求華麗的辭藻是漢賦寫作的基本特征,這一點,龔克昌先生有過比較詳細的論證。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論及曹丕的文學見解時,有一段極其精辟的論述,他說:“孝文帝曹丕……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為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⑤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關于魏晉時代是“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學術觀點有自己獨定的前提。他強調的是此說應在“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也就是說僅僅限于近代的文學眼光,超出了這個范圍或許他是不能肯定的,況且這只是他在一次演講中的敘述,并沒有經過周詳的論證。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而已集》)一文中說,“純文學”的概念與“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是“自覺論”最早的理論依據。中國在魏晉時期是否有“純文學”的產生呢?魯迅在《魏晉風度》里除了說過“文學自覺”之外。還說過這樣的話:“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詩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由此看來,魯迅并不承認在魏晉就有超出人世間的所謂純文學的存在。
4“對文學審美特性有了自覺追求”的質疑
1917年新年伊始,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在國內引發了一場文學革命的狂飆,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古典文學至此宣告壽終正寢,中國現代文學由此拉開序幕。
能夠扮演這樣的歷史角色,是時勢、個人資質,還有長達七年的留學經歷這三者互動的結果。1910年9月初,作為第二批庚子賠款留學生的一員抵達美國這塊新大陸,入東部紐約州綺色佳城康乃爾大學農學院。一到美國,他就受到這個國家最善良、最有教養的人士的厚待。這種歷史性的僥幸,基本上鎖定了認識美國的眼光和態度。一部《留學日記》記錄了作者異域生活體驗,可謂豐富多彩,從教堂婚禮、圣誕彌撒、郊外野餐、大學田徑運動會、畢業典禮,到總統大選、公民聽證會、女權主義大游行……盡管作者一開始處處以“中國人的眼光”解讀美國,中西方兩種文化在內心博弈的過程中已分出高低:面對尼亞加拉大瀑布雄偉的氣象,頓覺描寫瀑布的中國古詩“一條界破”的說法語酸可嗤;讀美國的獨立宣言,認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棱,且處處為民請命,義正詞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去劇院看《哈姆雷特》,贊賞不已,反思中國戲劇,發出這樣外行的議論:“吾國之唱劇亦最無理。即如《空城記》豈有兵臨城下尚緩步高唱之理?”其中最具象征性的,是對美式足球先厭后喜的變化。后來皈依杜威門下,成為杜威“實驗主義”的忠實信徒,是順理成章的事。
才學出眾,理性清明,志向遠大,除了缺少一點藝術細胞,沒有什么令人遺憾的地方。尚在留學時,他就立下“他日為國人導師”的宏愿,然而沒等到他日,就開始扮演導師的角色,發表了洋洋灑灑的《非留學篇》,對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體制的建設作了高屋建瓴的構想,《文學改良芻議》是繼《非留學篇》之后的又一次發力。
《文學改良芻議》與此前各種主張文學革命的文章不同,它沒有空洞的主義和慷慨激昂的口號,而是開門見山,提出八條改良中國文學的主張: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五、務去陳詞濫調;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然后逐條作具體的解釋,由此不難發現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論對的深刻影響。然而,明眼人亦可看出,這是按照西方近代文學的美學標準對中國古典文學所作的價值判斷,而且是以前者的上品對比后者的下品,結果肯定是否定性的。如果就中國文學的特殊規律而言,就文學論文學,這八條主張大有商榷的余地。比如其中第一、四、五條,就頗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這三種毛病并非中國舊文學獨有,新文學中同樣存在,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切文學中皆存在;第二、三、七、八條撼動中國舊文學的根本,中國舊文學主張從摹仿入手,在摹仿的基礎上創新;說文言不講文法亦不對,文言有自己的文法,而且是一種更加靈活、層次更高的文法;不講對仗,意味著主動放棄漢語特有的句法音韻之美,從藝術的角度看,頗有釜底抽薪之勢;而不用典,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連自己都不得不用很多話來解釋。爭議最小的是第八條,然而“俗字俗語”在舊文學中早就有人用,并非首創。
盡管如此,我們絲毫也不能否定《文學改良芻議》的巨大價值。歷史發展到這個生死攸關的坎兒,“新”與“舊”的問題變得頭等重要,刻不容緩,而“好”與“壞”的問題變得次要,可有可無;中國的舊文學再好,在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不能起積極的護佑作用,要它做甚?魯迅當年說得斬釘截鐵:國粹不能保存我們,我們憑什么保存國粹?確實,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好”與“壞”的問題,只有到“新”與“舊”的問題解決之后,才能提到議事日程。這一切當時未必清楚地意識到,他只是根據西方現代文學的樣板,對中國的舊文學實施變形手術,這其中,藝術細胞的缺乏應當說幫了他不小的忙,使他毫無心理負擔地對舊文學下手。平心而論,《文學改良芻議》與當時那些情緒化的、大而化之的文學革命論比起來,要實在得多,也理智得多:貌似平實的論述中,包含著嚴密的學理和全新的知識背景。它擺脫了根深蒂固的“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在世界文學的坐標中衡量固有的中國文學,設計未來的中國文學。由于“八事”條條針對舊文學的負面而發,具體而可操作,首先在游戲規則上杜絕了舊文學再生產的可能,為新文學的誕生掃清了道路,中國文學從此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關鍵詞：中國文學；柏格森；生命哲學；直覺；綿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紀上半葉法國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西方現代美學史上著名的美學家之一，是現代法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而他的影響也超出了哲學范疇，影響到文學、藝術、宗教等各個方面。他的生命哲學理論在五四文學革命的背景下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的理論和創作的現代轉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思想
縱觀哲學的發展史，20世紀上半葉法國生命哲學代表柏格森是諸多生命哲學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學理論以生命哲學為基，并在“生命沖動”的觀點下相繼提出了直覺和綿延理論。他的生命哲學觀具有一定的主觀主義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時提出了認識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認為世界的本源和基礎是“生命沖動”，它是一種不受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所制約的“創造意志”，是一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動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沖動的觀點下，柏格森還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沖動所激發。他深受達爾文一般進化論思想的影響，認為生命是不斷進化的，但進化不是生命發展變化過程中的簡單疊加，亦不是舊的生命為適應環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轉化：“生命”是不斷創造變化發展著的。生物在自然社會中進行著殘酷的生存競爭，在生命沖動推動下不斷改變自身適應環境需要。這正好說明了內在“生命沖動”造成了各種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和變化。他還認為，生命是一種“心理的”東西，是主觀的，像意識一樣具有無限的創造力，它不僅創造了有意識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創造了無意識的物質。有意識的生命沖動推動著萬物進化，促使萬物不斷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不斷進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創新過程。雖然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但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并不完全贊成。他認為生命進化不是一條朝著同一方向的線性軌跡，而是向四周飛散，不斷運動和變化著。因此，生命的創造具有不可預測性。(一)直覺直覺是人類的一種意識活動，在科學認識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認為，直覺是突然頓悟而來，是主觀的。對理智進行批判，宣揚直覺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學的重要內容。他認為事物的變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認識它，依靠直覺才能進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來，直覺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本能，一種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預知，是人的主觀的行為。人靠理智而生，而沒有理智的動物則依靠本能。直覺的對象是人的深層自我和世間萬物。因此，直覺不是不變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種靈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導的直覺哲學歸結為：“這是一個轉移注意力的問題，一方面把注意力從根據實際的觀點看使我們感興趣的那部分宇宙轉移開，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轉回到不適用于任何實際目的東西。注意力的這種轉換當會成為哲學本身”。他的直覺主要是一種認識人自身存在主觀形式，而要達到直覺，首要的是“心靈必須違背自身，必須平常在思想時所習慣的地方，必須不斷修正它所有的范疇”，“進行哲學思維，就是逆轉思維活動的習慣方向”。（二）綿延除直覺理論外，在提出生命沖動的過程中，他還認為人的生命就是一種意識的“綿延”，不能分割的整體；“綿延”是一種心理過程，不僅創造意識，也創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進化過程也就是意識的創造過程。他最初是從時間方面給綿延下定義的。柏格森認為，哲學上的大多數錯誤的根源在于“一種錯覺”，即“把陸續出現與同時發生，把綿延與廣度，把性質與數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這種錯覺，把抽象的時間與具體的綿延分開，才能解決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哲學與科學的關系等問題。柏格森認為，真正能夠用來表示人的生命的時間是一種心理的時間。這種時間不能用過去，現在和未來衡量，在這種時間里，不同的剎那匯集在一起，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世界不斷綿延的原因就在于過去通過回憶的方式不斷地進入現實世界，每一時刻不斷更新，產生新的事物，這樣每個時刻世界都是完全嶄新的。過去，現在，未來相互滲透，不斷融合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連綿不斷的流，而這就是綿延。因此，宇宙萬物都就具有綿延的性質。他說：“人的心靈是一種毫不間斷的，永不停息的意識的川流”。
二.對中國近代文學理論進化的影響
在“五四”文化開放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柏格森哲學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識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間，它較為系統地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柏格森哲學傳入中國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首先，一戰后，西方哲學家開始對當時的物質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理性的對比，使知識分子產生了心理上的認同。一戰給人類文明極大的毀滅，戰爭帶來巨大的災難，引起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反思，他們認為，以“直覺”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學產生了。隨著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國早期雜志《東方雜志》，率先介紹了非理性主義的柏格森哲學，它在中國的傳入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必然，但更為重要的是其生長的土壤。20世紀初的中國，幾乎西方各種思潮都在中國得到介紹，然而有些思潮因與傳統文化的結構相距甚遠，或因與中國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曇花一現。柏格森哲學雖然來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學與傳統儒學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傳入不但不會破壞儒學基本內容，相反還能增強儒學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國學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學創立“新儒學哲學”。張君勵利用柏格森哲學創立“人生觀”體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學易于在中國傳播。五四時期中國雜志發表了很多論文，充分地表明中國思想界在有意識地學習柏格森哲學思想。如譯作《如合力》有重點地介紹了柏格森的思想。傳播柏格森哲學最突出的學者是李石岑和張東蓀。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學與羅素哲學、杜威哲學進行了對比研究，發表《柏格森哲學與實用主義之異點》等文章，他在擔任《民鐸》主編時，把《民鐸》作為宣傳柏格森哲學思想的主要陣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鐸》雜志第3卷第1號，李石岑把它編成“柏格森號”，共刊出18篇文章。他還把介紹和研究柏格森的學者團結在《民鐸》雜志的周圍，使他們成為宣傳柏格森哲學思想的中堅人物，在推動柏格森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張東蓀也是一位傳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過翻譯柏格森的哲學原著來向中國讀者介紹柏格森哲學，對后來柏格森著作的翻譯和研究產生過很大影響。在柏格森哲學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幾位知識分子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運用柏格森的哲學理論來重新佐證傳統的儒學思想，建立了新儒學。杜威在中國宣傳自己學說時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學，提高了人們對柏格森理論的興趣。杜威介紹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現在還在巴黎當教授，這一年正值達爾文的《物種由來》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學，就是發揮進化論哲學的一部分意義。杜威在中國的講演，使更多的青年學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柏格森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比較全面地介紹柏格森思想體系的，是191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書。其中，柏格森哲學作了詳細的介紹。由于商務印書館在當時中國知識界的聲譽和影響，這本書的出版無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學在中國傳入的步伐。“五四”時期新創辦的一些雜志刊物，也發表了不少宣傳柏格森哲學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鐸》、《哲學雜志》、《改造》等。這些雜志充當了傳播柏格森哲學的媒介，成為宣傳柏格森哲學的陣地。著名學者馮友蘭在《新潮》第3卷1期發表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在附記中說：“此文前段有論智識主義的一段，似乎可以對于國內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點貢獻。”綜上所述，對柏格森哲學在中國傳入后，文學開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簡單描繪到人的主觀感情的書寫，開始了真正意義上對人的發現。
三.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對中國近代文學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詩歌
一、浪漫主義文學的背景及淵源
浪漫主義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普遍流行的一種文藝思潮。它是法國大革命催生的社會思潮的產物。大革命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推動了個性解放和情感抒發的要求，對個人獨立和自由的強調，成為浪漫主義文學的核心思想。[社會背景]
德國古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為浪漫主義文學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康德、費希特等古典主義哲學家強調天才、靈感和主觀能動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對浪漫主義文學強調主觀精神和個人主義傾向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尖銳批判、對未來理想社會的展望預測，也對浪漫主義文學有不小的影響。[思想基礎]
在文學傳統上，中世紀的騎士傳奇與浪漫主義有直接的淵源關系，浪漫主義一詞即來源于傳奇一詞。而18世紀英國的感傷主義文學和盧梭對感情抒發的崇尚，為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和繁榮鋪平了道路。[文學傳統]
二、浪漫主義文學的思想特征
1、偏重于表現主觀理想，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浪漫主義對法國大革命后的現實極為不滿，往往把非資本主義的生活加以理想化；浪漫主義作家深感古典主義所宣揚的理性對文藝創作是一種枷鎖，于是強調創作的絕對自由，反對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要求突破文學描繪現實的范圍，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他們特別重視愛情題材，對人的夢境也進行了大量的描寫。
2、描寫自然風光，歌頌大自然。由于厭惡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反感庸俗丑惡的現實，對工業化的恐懼和憎惡便成為浪漫主義詩人共有的特點，而雄偉瑰麗的大自然和遠方奇異的情景，則成為浪漫主義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們的筆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惡鄙俗形成強烈的對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沒在大自然中間或奇異的和具有異國情調的環境里。他們標舉盧梭的“回歸自然”的主張，把自然看作一種神秘力量或某種精神境界的象征。浪漫主義作家不僅歌吟本國自然之美，而且樂于描繪異國風光，如美洲的叢林和大草原，地中海沿岸各國，少數民族的生活風俗，哥特式的建筑，古代的廢墟等等。
3、酷愛描寫中世紀和以往的歷史。從司各特開始，至雨果、大仲馬等浪漫派小說家，許多以歷史題材為描寫對象。他們的描寫不重在反映歷史真實，而在表現自我的想象，往往只是擷取歷史的一個小插曲，這個小插曲在史書上語焉不詳，可以任憑作者自由馳騁。有的浪漫主義者美化了中世紀封建宗法制度，把中世紀當作“黃金時代”以與資本主義來對立。
4、重視民間文學，尤其是中世紀的民間文學。在德國和英國，浪漫主義都是從搜集中世紀民間文學開始的，為此還提出“回到中世紀”的口號。這是因為中世紀的民間文學不受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的束縛，其想象豐富，情感真摯，表達自由，語言通俗。
三、現代主義文學
現代主義文學又稱現代派文學或先鋒派文學，是20世紀前期歐美各種反傳統的資產階級文學流派的總稱。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原則可以說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美學原則在新時代的繼續和發展。現代主義作為一種由多種流派組成的文學思潮，其觀念演變和價值取向是多元、復雜的，不同的流派與團體往往各有各的主張，但它作為20世紀極富創新和反傳統精神的文學思潮，在總體上又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現代主義文學突出地表現異化主題。文化是人的外化與象征，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志。現代主義傾向于文化批判，本質上基于對人的生存狀況、人的本質問題的探索。
第二，現代主義文學強調表現內心生活和心理真實，具有主觀性和內傾性特征。在一些現代主義作家看來，傳統文學那種看似逼真的人物和物象描寫其實是一種假象。因此，必須擯棄對人物性格和一切相關的附屬品的描繪，使讀者進入人物的心理現實，這就拓展了文學表現的領域，改變了傳統的藝術思維模式。
第三，現代主義文學普遍運用象征隱喻的神話方式，追求藝術的深度模式。神話式象征的意義在于對未知領域的詩性揣摩，是將最內在的、最深刻的心靈體悟轉化為認識的對象，因而，它的價值不在于對象本身，而在于它所包含的內在體悟，這種體悟往往是多義性的。
第四，現代主義文學提倡“以丑為美”、“反向詩學”，大量描寫丑的事物。現代主義作家處在20世紀那個失落、傳統價值觀念失落的社會，他們往往從更深層次上思考著人的命運、人的本質和人類前途問題。他們覺得人類自身具有惡的根源，人的本質力量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因而希望通過藝術來表示與人性之惡的抗爭，表示對丑惡的反抗。但是他們反傳統的個性又使他們不愿像古典藝術家那樣一味地高唱人性美的贊歌，而是著意于描寫丑，暴露丑。現代主義作家對死亡、黑夜、墮落、犯罪、畸形、變態、瘋狂、瘟疫、尸體等的描繪大大超過了傳統文學，表現出“以丑為美”、“反向詩學”這一新的美學傾向。不過，現代主義作家的“以丑為美”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為美來肯定，而是無情地解剖、否定現實與自我平庸，通過與丑的撕斗來表達對美的追求。因此，在這種美學追求的背后，蘊含著對人生的嚴肅而崇高的愛。
四、浪漫主義詩歌與現代派詩歌的聯系和區別
從總的藝術方法來看，現代派采用表現法，而非白描法。這里所謂的表現法是指現代派作家用歪曲客觀事實的方法來曲折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像浪漫主義者那樣描寫客觀事物或直抒自己的胸臆。不妨舉兩首詩來做對比：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 and noon a purple glow /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I will arise and go now /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 I hear the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 or on the pavements gray /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這首葉芝早期的著名作品是典型的浪漫派后期唯美主義的詩篇。他直抒胸義的道出要離開這個充滿的痛苦的世界去過隱居生活的愿望。他對因納斯弗利島景色的描寫也是一種白描法，沒有加以主觀色彩的渲染。雖說因納斯弗利島只是愛爾蘭的一個小島葉芝是把他當成是隱居生活的象征，但這是擺在紙面上的，顯而易見的。雖說他抒發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但只是一種白描的藝術方法。請讀另一首詩：
豹――在巴黎植物園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鐵欄 / 纏得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 它好像只有千條的鐵欄桿 / 千條的鐵欄后便沒有宇宙 / 強韌的腳步邁著柔軟的步容 / 步容在這極小的圈中旋轉 / 仿佛力之舞圍繞著一個中心 / 在中心一個偉大的意志昏眩 / 只有時眼簾無聲地撩起―― / 于是有一幅圖像浸入 / 通過四肢緊張的靜寂―― / 在心中化為烏有。
這是里克爾1903年的作品，與其說他在描寫被困籠中的豹子形象，不如說詩人是在體會豹子的心情，甚至還可以說是他借豹子的心情來表現自己當時的心情。這里的擬人化自然是常見的藝術手段，但從常理看，即使把豹子當成人來看也不可能有這么復雜的感情。顯然是里克爾發掘自我的結果。整天關在籠中的豹子無疑會討厭身后的鐵欄桿，但他不可能感受到這么深刻的程度，以至認為“千條欄桿后沒有宇宙”他可能感到有力無處使的苦惱，但不會認識到力之舞的中心一個偉大的暈眩。這些詩說明里爾克是用自己的思想歪曲了豹的感受能力來表現他與現實世界的矛盾。這還是他以對客觀的忠實描寫著稱的早期作品，如果拿他后來書寫主觀情思的杜伊諾哀歌來作比較，浪漫派與現代派在創作方法上的差別就更明顯了。在寫法上，里克爾不像早期的葉芝那樣直抒胸臆，而有曲折隱含地把把抽象觀念和具體形象相結合的特點。
總起來看，現代派文學的藝術特征與近代文學中出現過的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文學是頗為不同的。現代主義吸收了其他文學的特征---------特別是浪漫主義---------的某些因素，但他與浪漫主義的區別大于其聯系。雖然浪漫主義中有些作品已開風氣之先，具有象征主義或表現主義色彩。
參考文獻：
[1] 宋寒冰.元雜劇與佛教母題研究[D].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8)
[2] 柳東林.西方文學的非理性特點及禪意研究[D].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