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20 05: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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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證券市場國際化外部風險防范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特別是加入WTO之后,我國證券市場正在逐步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對于中國而言,開放證券市場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選擇。而我國證券市場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新興市場,并且基本上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國際資本的流動及國外金融機構的進入在未來將對我國證券市場、證券監管帶來巨大的影響和挑戰。證券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把國際化的外部市場風險一起帶進來了,資本市場開放相伴隨的國外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國外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張,相伴的是金融風險的逐步凝聚。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和拉美經濟危機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就是明證。因此,在我國證券市場日漸國際化的趨勢下,外部的風險會通過全球經濟和H股市場的走勢傳導至我國證券市場。我國證券市場面臨著潛在的外部風險,這也是整個新興市場面臨的重大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正確認識我國資本市場開放進程中所面臨的外部風險,并且有針對性地采取積極的防范措施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進程中的外部風險
(一)波動性風險
1.證券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較低的新興證券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主體時,國內證券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14個新興國家資本市場實行開放后,其中7個國家波動性風險顯著增加。
截止2007年12月,我國股票市場流通市值約為90652億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外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資產即可達到上千億美元,因此國外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活動對我國證券市場波動性的影響不容忽視。隨著我國QFII制度的不斷完善,海外投資者無論在數量和規模上都將出現明顯的擴張,因此如何擴大我國資本市場容量,增加市場流動性,以防范證券市場開放進程中的市場波動性風險值得市場參與各方的高度重視。
2.本國證券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大量有關新興證券市場的研究表明,在證券市場開放條件下,本國市場和國外市場在資金流動、組合管理等方面的聯系加強使得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相關性增加,并且隨著證券市場開放進程的深化,這種相關性將愈加顯著。因此,國外資本市場出現的波動,可能通過外國投資者在本國市場上投資行為的改變,以及國內投資者心理預期和投資行為的變化等渠道,將這種波動傳導到國內市場,這就是所謂的聯動效應或溢出效應。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明顯上升。這種相關性主要表現為:
第一,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即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7年到2000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第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金融市場波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隨著QFII的引入,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與境外成熟市場如美國市場的相關性明顯增加,溢出效應的傳導主要通過QFII的投資行為以及以基金為代表的國內機構投資者心理預期及投資行為的改變。隨著QFII在我國資本市場的準入門檻不斷降低,放寬了QFII的投資期限,這將使QFII在我國資本市場上扮演一個更加積極、更加活躍的角色,而這必將導致顯著強化溢出效應。如何防范溢出效應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沖擊,增強市場對外部沖擊的免疫力值得監管當局高度重視。
(二)系統性風險
1.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在資本市場開放后,相繼爆發了金融危機。此后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除了當事國經濟結構失衡等基本因素外,外國機構投資者的大規模資本流動是引發東南亞和拉美金融危機一個重要因素。實際上,對于規模尚小、流動性不充分以及避險工具相對缺乏的新興證券市場,短期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對該國的金融穩定構成巨大的威脅。多項實證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對稱等條件的限制,外國機構投資者在新興市場上的投資行為并非完全理性。這意味著一個上漲趨勢可能吸引巨額資金的持續流入,使得資產價格逐漸脫離基本面,最終產生價格泡沫;而一個下跌趨勢可能導致巨額資金的持續流出,最終由于羊群效應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引發或加劇金融危機。
盡管目前我國資本賬戶仍然受到較嚴格的限制,但隨著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加速,尤其是QFII制度的不斷完善和QDII的相繼推出,國際資本的流動性包括流動規模和流動頻率將顯著增強。在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以及市場容量相對較小等固有缺陷的條件下,如何引導國際資本的有序流動將對我國金融監管當局構成嚴峻挑戰。
2.傳染效應。在開放的經濟體系下,外國資本的自由流動是導致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在多國間互相傳染的主要原因。這種傳染效應的觸發因素之一是開放經濟體之間的金融聯系,主要包括多國間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相互聯系,而這種聯系產生的根源在于國際投資者的全球化資產組合動態管理。這種機制將使得第三國的資本市場受到強大的賣壓并引發市場動蕩,從而使得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從發源國傳染至其他國家。傳染效應的另一個觸發因素是國際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對于國際投資者而言,新興證券市場普遍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等缺陷,信息不對稱容易產生和強化羊群行為,如果一國爆發金融危機,國際投資者撤離的羊群效應將導致恐慌迅速蔓延,最終使得類似或相關國家也遭遇大規模的資本撤離,從而將金融危機迅速傳染給其他國家中國-伴隨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深化,我國證券市場正逐漸成為國際投資者進行全球資產配置的一個重要市場,這一點可從QFII在我國股市投資額度的逐年增長得到驗證,我國證券市場與其他新興證券市場之間的金融聯系日益緊密。因而,弱化傳染效應,防范來自其他新興市場的負面沖擊,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穩定顯得非常必要。
我國證券市場國際化進程中外部風險的防范策略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加市場透明度
通過分析周邊新興市場及我國內地引入QFII的歷史可以看出,QFII是注重基本面分析的價值投資者。他們的正反饋交易以及羊群行為等非理性投資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興市場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對稱所致。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廣度和深度,嚴格監管誤導或欺詐性的信息披露行為,有效地增加市場的透明度,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海外投資者的非理性投資行為。
(二)漸進有序地開放資本賬戶
東南亞及拉美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在條件不成熟或不具備時倉促地開放資本賬戶,可能引發巨大金融風險。我國資本市場目前還存在規模較小、發展不規范、監管制度不完善等缺陷,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采取漸進有序的開放步驟:現階段對國外資本應保持寬進嚴出,防止針對人民幣升值的熱錢或套利資本短時間內大量撤出,等到市場規模擴大、監管水平提高等條件成熟時,再逐步減少限制直至完全放開。
(三)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對沖風險
雖然在東南亞危機期間我國香港股市受到期貨市場投機活動很大的沖擊,然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并不必然產生風險。相反,嚴格監管下規范的金融衍生品如期貨、期權等能夠為海外投資者提供必不可少的風險對沖工具。他們在市場動蕩時可以不用通過直接在當地或其他市場拋售股票來減小風險,而是通過金融衍生品交易來對沖風險,從而在市場下跌時減小市場賣壓,起到一個減震器的作用。對于我國證券市場而言,可適時推出股指期貨,改變只能單邊做多的市場現狀,為海外及國內機構投資者提供有效的避險工具,并且在未來條件成熟時,進一步推出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
(四)加強證券市場的監管與國際合作
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一個漸進過程,應實行審慎的開放政策,防止國際游資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沖擊。回顧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泰國貨幣危機的最重要原因是證券市場的過度開放,泰國政府過早地放松管制,外資大量流入,貨幣當局卻來不及建立相應的金融法規和監管機制,對外資的結構和流向也未加控制,使得大量以投機為目的的短期資本流入。金融市場一出現波動,這些投機資本就迅速撤離,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因此,證券市場國際化離不開政府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管。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經驗和監管手段等還比較落后,在推行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進程中,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加強對國內證券市場的監管,同時加強與其他各國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解決信息交流的障礙,防止證券市場風險在國家間的擴散。
綜上所述,從全球角度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已經進入一個快速發展、不可逆轉的階段。但是,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個過程利弊兼具:利用得當,國際化的證券市場可以為其提供低成本便利的資金來源,加速其經濟發展;相反,如果該過程失控,則可能對其金融體系產生毀滅性的打擊。成敗關鍵在于國際化進程節奏的掌握、市場監管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穩定能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1.崔秀娟.論中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對策[J].經濟研究,2007(1)
2.曹風岐.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應分四階段[N].經濟觀察報,2003
關鍵詞：利率市場化;市場體系;金融改革;進程
中圖分類號：F82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7-0071-02
引言
利率市場化，就是指由市場決定在貨幣市場中金融機構的利率高低，包括利率決定、利率傳導以及利率結構和管理幾個方面的市場化。具體是指各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由資本市場的供求情況自主調節，而不是有上級或中央銀行統一規定，從而形成由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和同業拆借利率為資本市場基礎利率，各利率之間利差維持在合理區間的有效利率傳導體系。簡單來講，利率市場化就是由市場作為主體自主決定市場利率的過程。
推行利率市場化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是十分有必要的。隨著我國的證券交易市場的逐步發展，上市公司數量總數以及市值交易金額逐年增加，各大企業通過金融資本市場成為了主要的一條渠道實現融資。正是由于在資產價格與市場利率之間長期存在著一種比價聯系，金融投資人可以在儲蓄存款與證券投資兩者之間進行對比，從而合理而有效地規劃自己的資本。資本在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兩者之間自由流動而達到所謂的均衡狀態。與此相反，一旦貨幣利率發生變化，就會通過這個比價聯系對資本市場造成影響，而且這個反映是十分敏感的。同時，在市場化程度越高，利率分配越是合理的基礎上，這種影響越是嚴重。也就是說，利率市場化盡早完成將會在更高的角度上把控住金融貨幣政策的主動權，更有效起到金融影響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
一、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發展進程回顧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和《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了利率市場化的基本構想。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穩步中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總體思路為：“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正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
1978年，我國利率主要出在高速利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準許銀行貸款利率在一定區間內自由浮動;1986年允許銀行資金相互拆借，借貸雙方協定期限和利率;1987年，銀行貸款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20個百分點。1990―1992年期間以高速利率結構為主：1990年，規定了拆借利率實行上限管理;1992年，國債首次實行承購包銷標志著利率形成機制正式改革。1993―1999年利率改革逐項開展，利率成為了宏觀調控和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1995年，首次提出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利率改革原則，實現正利率，協調配套的改革目標，和商業銀行把握利率自的改革路徑;1996年，同業拆借業務均由全國統一辦理，產生了中國銀行間拆借市場利率;1997年，正式啟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同時對債券回購和現券交易利率實現放開;1998年，由人民銀行獨立決定再貼現利率，超額準備金與法定準備金開始實行統一利率。2000年，利率市場化進程中的關鍵一步，首先放開外設利率。2001年，債券市場開始引進了做市商制度;2003年，中央銀行擴大金融貸款利率自由浮動空間;2004年，央行實行再貸款浮息制度，同時決定浮動區間不再根據企業規模大小制定，并在同年10月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存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大小，首次允許存款利率下調，實現了“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
自2000年之后，市場操作公開的重要性逐漸凸出，利率作為核心資本價格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市場化方式，這已經成為了我國金融宏觀調控改革的重要發展趨勢。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歷程，我國利率市場化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這些成果對于完全市場化來講，還不足以觸及核心問題。真正的關鍵問題是，我國全面放開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利率市場化。
二、加快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
（一）加快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有利條件
首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為推進利率市場化提供出了較為穩定的宏觀政策和經濟環境。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進行，和政府職能向服務型轉變，在資源配置方面市場由基礎性作用逐漸向決定性作用轉型，市場的調節作用逐漸增強。
其次，我國金融市場的改善。經過多年探索，中央銀行取消了計劃經濟背景下的調控方式。國有商業銀行商業化不斷推進。新型的股份制銀行和地區性商業銀行逐漸崛起，為我國金融行業帶來了一股新生力量，從而將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和效率提高到新的高度。隨著金融市場的逐步完善和發展，金融市場逐漸規范，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已經成了企業融資的重要途徑。
再次，實行利率市場化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隨著我國法制建設工作的不斷推進，我國的金融立法執法工作取得了不錯的成果。金融市場相關法律法規頒布實施，更加確立和完善了我國法律體系的金融方面的體系框架，意味著我國金融市場正在向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方向有序進行。
最后，對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有利的一點是，過去利率市場化改革所做的努力效果顯著。當前，我國利率市場化已得到了相當程度的進展，相對一部分利率已經或者至少基本接近于市場化程度。銀行同行拆借市場規范達到一致，已經形成了統一性的全國范圍內拆借市場利率。市場上開始出現金融債券，對國債市場利率也逐步放開。中小企業貸款利率浮動的范圍和幅度都得到相對擴大。市場業務公開化也在不斷地完善中逐漸發展。這些明顯的金融改革成果都為利率市場化改革得到進一步成效提供了積極有力的支持。
（二）加快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的不利因素
第一，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發展還不足以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商業化。利率市場化也就是指銀行以貸款的金額大小、發放人和貸款期限等因素來考量確認貸款人的融資成本，對銀行來講必須擁有決定配置信貸資本的自力。就現在的情況來看，雖然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有所進行，但是還沒有完全沖破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束縛，還不能清楚地劃分出政策性業務行為和商業性業務行為。國有銀行商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二，央行的利率調控政策實際實施中難以起到宏觀經濟指示器的功能。中央銀行要通過利率調控貨幣供給量，其關鍵問題是中央銀行的利率調控政策必須通過一系列的傳導機制連續影響從而作用于市場利率，并且要最終實現使各個經濟主體行為在利率主導下向調控目標趨向一致。目前，我國中央銀行還無法實現完全獨立地制定和實施利率調控政策，現在的狀況是基本上全部的利率是由國務院統一頒布實施的，中央銀行在這方面依然處在被動。其他專業銀行和非國有金融機構雖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利率自力，但是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這種自主性很難真正落實。另外，專業性銀行并非按照企業化經營，央行的利率調控政策對于這種性質銀行還難以充分發揮有力的作用。
第三，資本市場體系尚未完善。在我國的市場體系之中，各個市場之間都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利率不僅是貨幣市場的價格指標，同時也反映了其它各個市場是否均衡。目前，除商品市場體系相對完善，其它市場卻有待進一步健全。只有各個市場的價格體系實現有效聯動，才能更加順利地推行利率市場化，增強利率的調控作用。
第四，缺乏風險管理和控制人才。長期以來，利率由官方統一規定的利率調整習慣，使得企業和投資者們缺少對利率風險性的認知。一旦利率實行浮動性調整時，利率風險將會成為客觀性的存在，而企業和投資者個人并不能積極應對。缺乏風險管理人才勢必會影響利率市場化的推進。
三、加快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建議
首先，加快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要從根本上解決市場化的制約因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利率市場化，形成市場化的行為主體。建立現代化的企業制度，要求具有完善的治理結構;進一步建設行為規范化、制度有效化以及實施高效化的政府，完善政府職能，同時健全商業銀行體系的治理方式和有效的管理機制。
其次，要加快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實現資本市場體系健全和宏觀調控機制轉型過渡。這對資本市場提出了新的要求：積極發展直接化融資方式，增加市場貨幣彈性，形成多樣化多層次的市場結構;增加市場交易金融產品的類型，采取更多方式積極鼓勵和倡導金融產品的創新;當前應逐漸慢慢放開長期的大額存款利率，推進SHIBOR逐漸成為被民眾廣泛接受的基準利率。不僅要分別完善好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各自體系，而且要合理地構建好兩個市場之間的通道。隨著金融對經濟的影響不斷深化，貨幣市場供應量和經濟水平之間的緊密聯系一定會受到很大程度的弱化。因此，作為貨幣當局要做好分析工作，提前做好配套制度的完善工作，為從宏觀層次上把控經濟做好積極準備。
最后，要積極做好各項工作之間的協調整合，每一項改革工作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大潮下的重要環節，其中每個問題都要細致深入的研究。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工作，既不能遲遲等到微觀主體與宏觀調控中制約因素全部化解之后才開始進行，也不能在條件還不夠成熟時盲目地進行。只有結合自身情況認真分析，深刻認識到制約因素內在聯系，在此基礎上靈活處理，把握好分寸，才能更早一天實現全面的利率市場化。
參考文獻：
[1] 劉雅然.中國利率市場化及利率政策效應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2] 賀聰.利率市場化與貨幣政策框架轉型[D].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論文摘要:公路養護體制改革的進程，使公路養護這塊蛋糕逐漸從行業保護翼下浮出市場。“十一五”期間我國公路養護總里程將達到230萬公里，在這巨大市場即將成型的階段，必將有一番優勝劣汰的過程。如何在競爭中站穩腳跟，是關系到幾十萬養護從業人員都面臨的非常緊迫的問題，筆者根據近幾年工作中的一些體會，探討一下傳統公路養護部門的在市場化條件下生存發展的一些策略，供大家探討。
1.必須牢固樹立行業優勢地位
養護行業應該說不是資產或技術密集型行業，一般來說很難依靠現行的資產或技術來確立明顯的優勢，目前有很多民營養護企業的崛起就說明了這一點。但傳統養護行業部門目前還是公路養護的生力軍，幾十年形成的管養體系也有它先人為主的優勢，但如果不思改進，這些優勢將逐漸消失殆盡。傳統養護部門在市場化進程下，一般都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難點需要克服:
1.1體制限制:幾十年傳統體系的慣性對眾多養護部門在市場化運做上的影響，暫時難以做到完全的消除，甚至嚴重阻礙了市場化發展的進程。但筆者認為，就是在這大家都在探索的階段，才是樹立行業優勢的最佳時機。激流行舟，奮力者進，懈怠者一落千丈，這比平穩行舟更易拉開距離，同樣道理，誰能做到盡量減少傳統體制的影響，在養護體制改革上作出正確的先行一步，誰就能取得競爭上重要的先手。先手把握住機會確立的優勢，跟進者往往難以達到。所以，在現階段，積極改進和坐等觀望兩種管理心態導致的后果是不一樣的。目前的養護體制改革還沒有出臺一個統一的范本，諸多問題貌似難以解決，但大多數問題是歷史性的、過去式的，與今后發展的方向、方向沒有直接的關系，可以考慮用擱置待辦或其他方式減少糾纏與影響。
1.2規模限制;專業的商業養護需要一定要求的人員和設備投人，在市場化生存中存在一個的盈虧平衡點。目前養護基本按行政區劃分塊進行，很多從業單位實際并不存在單獨生存的足夠空間，所以聯合、兼并、整合市場勢在必行。目前大部分地區可能條件還不夠成熟，但先行的準備工作是相當必要的。
1.3養護的特殊性:
1.3.1養護工程不僅有建造業要求嚴格的特點，還有服務業要求及時性完善性的特點，特別現階段對公路環境與美化要求的提高，使公路日常養護成本陡增。養護從業單位需要在工程質量、服務水平、單位效益三者之間做出很好的平衡。盲目得投人與盲目的追求效益都應予以避免。
1.3.2養護工程施工斷面較長，工程量小而散，很不利于施工管理。從業單位必須要有相當高效和靈活的生產機制，否則就會被高額管理費用或過高的養護成本所淘汰。
1.3.3季節性較強，受外界影響較大，工程量存在不確定性;這會使單位人員與設備處于較高的空置率上，對單位效益影響很大。如果提前做好計劃與安排，通過旺季租人與閑季租出，并拓寬其他市場，是可以降低很多空置率的。
1.3.4工程項目繁多，要求養護技術的全面性。養護牽涉到路基路面技術、綠化、安全等，范圍較廣，且技術重在養護，與建造技術有一定的區別，很多單位對此重視度不夠，養護技術發展與應用遲緩，很多單位還在沿用幾十年前養護的老路子，跟不上商業化生產的需求。科學就是生產力，所有養護從業人員都必須高度重視養護技術的學習與可行性研究。
2.重視營銷策略
酒香也怕巷子深，縱然你再有優勢，能做出比別人更好的產品，找不到市場還是空談。營銷工作的最終目的就是必須要讓業主知道，在一定領域內，除了你他別無選擇。傳統公路養護單位在營銷能力上普遍較薄弱，筆者認為，養護范圍內的營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2.1首先要做得出好的養護產品，一般情況下，這比任何辦法都有效。好的產品，應該是性價比最高的產品，即在提供同樣服務功能的前提下，消耗的資源最少。同樣的經費，養護的效果明顯較別人好，這是單位實力的最佳體現。
2.2培養尋找市場的能力。積極參與現行的養護招投標是一個方面，屬于市場競爭范疇。但一般情況下，發現市場才是利潤最高的商業行為。在買賣雙方都有利可謀情況下，很多市場是存在的，只要你去挖掘。
論文關鍵詞：中西方商業銀行貸款定價模式比較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商業銀行在改革中取得了重大進展，基本建立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現代商業銀行模式，但是在經營和管理方面，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貸款定價就是其中之一。
制定合理的貸款價格是商業銀行經營和競爭的主要手段，對于提高銀行收益、擴大市場占有率、加強客戶忠程度都有重要意義。而在利率市場化的環境中，商業銀行對貸款定價的控制更是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
一、貸款定價的含義
所謂“貸款定價”，即合理的貸款價格的確定。是指通過全面核算貸款能夠給商業銀行帶來的各種收益、商業銀行為提供相應的貸款服務所需承擔的成本、貸款應該得到的目標收益等因素，對每一筆貸款確定具有市場競爭力，并且能夠滿足銀行的盈利性、安全性及流動性要求的綜合價格的過程。
貸款價格的確定要符合利潤最大化原則、確保貸款安全原則、擴大市場份額原則、維護銀行形象原則。國際上，銀行貸款的價格一般是由利息和費用兩部分構成的。但現階段金融論文，我國銀行貸款只能向借款人收取利息。根據《貸款通則》的規定，我國商業銀行在從事貸款業務時，“自營貸款和特定貸款，除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收取手續費之外，不得收取其他任何費用。”因此，在我國現階段，商業銀行貸款的價格就表現為貸款的利息。
二、中西方商業銀行貸款定價模式比較
（一）西方商業銀行的貸款定價模式
銀行在為每筆貸款定價時，應結合貸款定價的模式來考慮影響貸款定價的因素。在西方商業銀行中，存在三種傳統的貸款定價模式：成本加成模式、基準利率加點模式、客戶盈利分析模式。這三種模式是隨西方商業銀行的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而相繼產生的。
1、成本加成模式
這是一種傳統的“成本導向型”定價模式，貸款的價格必須包括：資金成本、貸款費用、風險補償費、目標收益。計算公式為：
貸款利率=貸款的資金成本率＋貸款費用率＋風險補償費率＋目標利潤率
①資金成本：銀行獲得這筆貸款資金所付出的利息費用和籌資費用。
②貸款費用：由貸款產生的非利息支出費用。如信貸人員工資、設備成本和折舊等。
③風險補償費：又稱“貸款的風險溢價”，即對貸款可能發生的違約風險做出的必要補償。
④目標利潤：銀行從每筆貸款中獲得的最低收益。
成本加成定價法簡明、直觀的表明了商業銀行貸款價格的結構。但是，成本加成定價模式要求銀行內部有精確的成本核算系統，要求能夠精確的歸集和分配成本，但銀行往往由于產品的多樣化，很難進行成本分配。另外，成本加成模型屬于“內向型”模式，是以自身情況作為出發點，很容易脫離市場，失去貸款價格的市場競爭力。第三，成本加成模式適用于單筆貸款定價，而銀行與客戶往往存在著多筆業務，所以不利于建立穩定的客戶關系。
2、基準利率加點模式
基準利率加點模式也稱為“價格領導模型”，是國際銀行廣泛采用的貸款定價方法，是建立在中央銀行基準利率上的一種定價法。在市場基準利率的基礎上加上不同水平的利差，使得銀行能夠對不同風險程度的客戶、不同的貸款種類確定不同的貸款利率。公式為：
貸款利率=優惠利率+風險加點
或貸款利率=優惠利率×（1+系數）
這種定價法重點考慮不同貸款的違約成本，屬于“外向型”的定價模式。與成本加成模式比，更加貼近市場金融論文，是以市場一般價格水平為出發點，因此確定的價格更具市場競爭力。此外，該定價法還考慮到了貸款品種、貸款規模對貸款價格的影響，比如在實際操作中貸款額度小的零售業務，貸款利率就高；貸款額度大的批發業務，貸款利率則相對較低。但是，該模型并不能作為獨立的定價模式來確定貸款的價格，并且在確定“風險加點”幅度時，沒有充分考慮到銀行的資金成本。
到了20世紀70年代，基準利率作為商業貸款基準利率的統治地位受到了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的挑戰，貸款定價模型優化為：
貸款利率=同業銀行拆借利率+違約風險溢價+期限風險溢價
3、客戶盈利分析模式
客戶盈利分析模式是一種“客戶導向型”模式，它并不是從某項貸款本身出發來確定其價格，而是將貸款定價納入客戶與銀行的整體業務關系中考慮。即全面考慮客戶與銀行各種業務往來的成本與收益，以及銀行利潤目標。計算公式為：
（貸款額×利率×期限＋其他服務收入）×（1－營業稅及附加率）≧為該客戶提供服務發生的總成本＋銀行的目標利潤
銀行的這種定價模式體現了“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并考慮的是銀行與客戶的整體業務往來，所以更有利于確定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貸款價格。但是，此種定價方法對商業銀行的成本計算與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做到“分客戶核算”，加大了銀行的工作量，提高了銀行服務的總成本。
（二）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定價模式
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市場競爭的激烈日益突顯，各商業銀行要想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必須提高其經營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必須從以前的“規模經營”向“效益經營”轉變，必須考慮到每筆貸款的成本是否回收，貸款的風險費用是否得到補償，并獲得預期收益。
我國目前所采用的貸款定價方法是由中國人民銀行規定不同期限、不同主體的貸款基準利率金融論文，商業銀行在此基準利率基礎上，對貸款價格進行浮動，浮動區間在人民銀行規定的范圍內。由于要適應利率市場化的發展需要，我國政府對商業銀行的貸款定價進一步放開，取消貸款利率浮動上限。商業銀行可以根據自身的資金成本、借款人的風險、效益狀況、與商業銀行的關系等因素，在利率浮動區間內自主定價，在不同的操作過程中采用不同的定價方法。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定價方法主要有基準利率加點法、貸款成本定價法、市場參照法和客戶關系定價法。
1、基準利率加點法
這種方法是以人民銀行規定的基準利率加上或乘以浮動比率作為貸款價格的方法。這種方法與西方商業銀行的價格領導模式相類似，是我國商業銀行廣泛采用的一種貸款定價方法。具體步驟方法為：①組成利率浮動參考指標。該指標是由一筆貸款的各項風險指標和其他相應指標構成。②參考指標分檔次。商業銀行將第一步做出的利率浮動參考指標分成若干檔次，根據以往企業歷次貸款利率水平，將參考指標的檔次分別對應相應的利率浮動系數，并依據指標的重要程度設置不同的權重。③計算利率浮動比率。計算公式如下：
利率浮動比率=∑（風險指標對應的浮動系數×權重）+∑（其他指標對應的浮動系數×權重）
則貸款價格=基準利率＋利率浮動比率
其中公式中的風險指標包括：資本金比率、還款期限、貸款擔保方式、信用等級、資產負債率等影響銀行貸款風險的重要指標；其他指標包括存貸率、單筆貸款數額等。
這種定價模式的優點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市場競爭力，是以央行的基準利率為出發點，結合各種風險指標來定價，屬于“市場導向型”定價方法。但是，由于構成貸款風險的因素有很多種，銀行不可能全面加以計算，所以銀行就無法通過貸款定價全面管理貸款的風險。
2、貸款成本定價法
商業銀行采用貸款成本定價法，目的在于使確定的貸款價格能夠彌補銀行提供貸款服務的成本，并且使銀行能過獲得貸款相應目標利潤，實現經營利潤最大化。貸款成本定價法的計算公式如下：
貸款價格=資金成本＋風險準備金＋分攤的營業費用＋目標利潤
①資金成本：銀行獲得這筆貸款資金所付出的利息費用和籌資費用。
②風險準備金:對貸款提取的一定數額的呆賬損失準備金。銀行的貸款存在風險，存在著形成壞賬損失的可能性，銀行為防范風險，降低銀行遭受損失的可能，將從貸款中提取一定比例資金，作為風險準備金。
③營業費用：由貸款產生的非利息支出費用。如信貸人員工資、設備成本和折舊等。
④目標利潤：商業銀行對貸款的預期收益。因為銀行作為經營信用資產的企業，以營利為主要目的金融論文，所以在計算貸款價格時也應考慮。
貸款成本定價法與西方商業銀行的成本價成模式相類似，是從商業銀行自身角度出發對貸款進行定價的，屬于“成本導向型”定價模式。商業銀行采用這種方法優點在于能夠保證貸款的盈利性，獲得貸款收益。但是，由于其出發點是商業銀行自身，存在著內向型特點，可能會影響其市場競爭力。
3、市場參照法
市場參照法指的是商業銀行在確定貸款價格時，參考的因素來源于市場。此時，銀行參考的因素是同類競爭者對同類貸款產品提供的價格、貸款產品的特性、服務水平等。通過這些因素，來確定自身的貸款價格。
運用這種方法制定出的貸款價格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商業銀行在預測成本有困難或競爭者不確定時，通常采用這一方法。但是，市場參照法忽略了銀行自身的成本和利潤，很可能出現市場份額增大，而銀行利潤減少的現象。
4、關系定價法
這里的關系指的是客戶與銀行的業務往來、客戶對銀行的貢獻、客戶對銀行的潛在價值等。商業銀行采用的關系定價法，就是根據這些關系的程度對貸款進行定價。
關系定價法適用于銀行的長期客戶及大型客戶，也是銀行吸引關系密切客戶的有效方法，可以使長期客戶的忠誠度提高。但是，這種定價是優惠定價，價格通常比一般價格水平低，所以會對銀行的盈利水平造成影響。
（三）中西方貸款定價模式的比較
相同點：①在我國與西方定價模式中，都存在“成本加成定價模式”，這種定價方法能夠簡明、直觀的反應商業銀行貸款價格的結構。但是，這種定價模式屬于“成本導向型”，是從商業銀行自身角度出發對貸款進行定價的，很容易脫離市場，失去貸款價格的市場競爭力。②“基準利率加點模式”也是中西方國家商業銀行廣泛使用的定價方法金融論文，屬于“外向型”定價模式，與成本加成定價模式相比，更加貼近市場，因此確定出的價格更具市場競爭力。但由于貸款風險因素有很多種，銀行不能全面加以計算，所以這種方法不能單獨使用來確定貸款的價格。
不同點：①西方國家商業銀行重視“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因此西方商業銀行會采用“客戶盈利分析模式”為貸款定價，通過考慮銀行與客戶的整體業務往來確定出的貸款價格更具市場競爭力。②與西方定價模式不同，我國商業銀行在貸款定價時，還會考慮到“市場參照法”，這種方法是在商業銀行預測成本有困難或競爭者不確定時采用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容易忽略商業銀行本身的成本和利潤，造成市場份額增大但利潤減少的現象。
從上述中西方商業銀行貸款定價方法比較可以看出，每一種定價方法都有它自身的優點，但又都存在著缺點。可見，沒有一種定價方法是萬能的，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我國商業銀行在進行貸款定價時，應該對現有定價模式的改進，以適應整個市場環境的發展。
關鍵詞：公司治理 審計獨立性 控制權市場
公司治理結構是解決現代公司由于控制權和所有權分離所導致的問題的各種機制的總稱，它既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徑、要素市場、公司控制權市場、聲譽市場等外部控制系統，同時包括激勵和約、董事會、債務融資等內部控制系統。公司治理從狹義上看就是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如何通過制度性安排監督和控制高層經理人員的經營，近年來，已有不少研究探討了上市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然而迄今為止，還很少有學者探討外部控制系統，但這對于公司治理問題的解決，同樣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筆者認為，在討論公司治理與獨立審計關系上時，不僅要考慮公司治理內部控制系統，更要關注公司治理外部控制系統，本文就是從第二個角度討論了公司治理與獨立審計的關系。
一、公司控制權市場與獨立審計的關系
(一)公司控制權市場現狀分析英、美等國家的研究人員對于上市公司治理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層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沖突，即英、美等國資本市場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股權結構高度分散，其問題也主要存在于管理層與外部投資者(包括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然而在新興市場國家，往往呈現出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在這種股權結構下，由于大股東可以對企業實施有效控制，尤其在我國目前轉軌經濟背景下，上市公司大都通過脫鉤改制和資產剝離等方式形成，使其與大股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大股東隨意占用上市公司資產，采取關聯方交易等手段嚴重侵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唐宗明等(2002)從實證角度證明了我國上市公司侵害小股東的程度遠高于發達國家。公司中的控制性投資者(如股份公司的大股東等)憑借其實際控制的股票數量和由此形成的控制性地位，通過要約收購、權之爭以及在公司董事會選舉中發揮影響，一方面，緩解了由于分散投資者在監督經理人過程中的相互“搭便車”而無法實現對經理人的有效監督的狀況，使經理人與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所產生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則可以利用控制性投資者地位對經理人施加影響，或者與經理人合謀牟取私利，使分散的非控制性投資者，即中小股東的利益受到損害。我國的股份公司大部分是由傳統的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由于歷史的路徑依賴和社會體制的影響，造成了國家持大股或控股，上市公司經營者的行為嚴重背離廣大股東的利益。
(二)公司控制權市場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對于外部中小股東來講，預期到內部大股東的利益侵占動機，將愿意聘請高獨立性的審計師對大股東的行為進行監督，但對于大股東其選擇審計師時未必如此。這樣小股東與大股東在審計獨立性上的需求存在分歧。我國屬于轉型經濟國家，對中小股東的法律保護措施不完善，控股股東侵占小股東利益的情況頻頻發生，此時控股股東的低獨立性審計需求占主導地位，誘使審計師參與合謀對審計獨立性產生負面影響。
(三)審計人員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獨立性風險存在的原因是以判斷為基礎的決策，因為以判斷為基礎的決策涉及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如果沒有以判斷為基礎的決策，即使誘因存在一般也不會導致低質量的審計報告。隨著經濟環境的復雜化，除了需要面對會計分析、判斷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影響外，審計人員在審計的整個程序和過程中，也必須面對大量不確定性因素，需要審計人員利用其職業能力及經驗進行分析判斷。在審計人員的專業判斷受主觀因素、“有限理性”及不同利益博弈取向的影響下，可能會傾向于做出與其利益相符的報告，并同時運用模糊的語言來表達與其選擇的報告決策相一致的審計標準，在外在利益的情況下，有可能故意做出與正確審計結果相異的判斷結果，甚至有可能使其專業判斷出現錯位。因此，由審計人員專業判斷所帶來的主觀判斷而引起的不確定性必然存在。
二、要素市場化程度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
要素市場是一種與商品市場具有明顯區別的市場。要素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從社會再生產的循環過程來看待要素市場，認為所有的商品都是生產要素。企業組織生產購買的所有商品都是生產要素，其投入即作為生產要素的投入，其中用于生活消費的則構成勞動力再生產的生產要素。這種觀點是廣義要素市場的引申，在確認經濟系統是大的生產要素市場的前提下，按不同特性將生產投人品分為商品、資本、勞動力與信息(包括技術)等類，要素市場也就是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等市場。我國經濟轉軌已有二十余年的歷程，市場機制已經開始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力量，但我國市場化進程的突出特點在于產品市場化，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市場化速度較快。在產品領域，傳統的計劃模式已經破除，國家計劃已基本上不再規定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定價、如何銷售，而是由各類企業根據市場供求變化自主決定。而要素市場化，包括資本、土地、技術等市場化進程遲緩。在要素領域，政府一方面仍然作為要素資源的配置主體，集規則制定者、執行者、參與者和仲裁者于一身，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阻礙了市場競爭主體的健康成長；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能嚴重不到位，在一些需要政府管理的領域中呈現出混亂與無序的狀態，市場競爭缺乏誠信與公正。當前社會中出現的大量不和諧現象，大多與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滯后有關。而要素市場化是提高要素質量、提升要素效率、支持技術進步。另一種觀點，從要素市場化程度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從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出發，土地、資本、勞動力市場中的每一個細微變化，都會引發經濟運行中的波動，政府必須嚴格掌控要素資源配置；從社會穩定的需要看，要素資源配置意味著權力的自由交易，涉及到利益結構的重大調整，若將配置權力交給市場主體，將會導致社會矛盾的激烈沖突，因此必須由政府通過配置資源來協調各方利益。而審計師的執業行為，與其他活動一樣，受所處環境和制度的影響。審計師執業環境對審計執業行為起著規范和和約束作用，這既影響審計師的執業行為，也影響審計師的執業理念。當外部職業環境對注冊會計師執業行為進行限制時，注冊會計師的執業行為只能屈從于外部環境的壓力。審計師執業面臨的外部執業環境眾多，其中市場化程度、政府行為以及法治建設狀況是審計師執業的重要外部環境。審計師素有“經濟警察”之譽，市場化程度越高對審計師行業的需求越大，有利于推動審計師行業的發展，審計獨立性越高。縱觀世界各國審計師行業的發展現狀，審計師的行業發展現狀及其執業質量與市場化進程是相匹配的。可見，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提高，對高質量審計需求市場也逐步擴大，這直接誘發審計師提高審計獨立性，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目前我國要素市場化程度偏低，導致了要素價格低廉，扭曲了市場秩序和主體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獨立性。
三、相關法律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
我國的產品市場體系尚未完善，市場約束起不到相應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約束的作用就顯得更加重要。與市場化進程、政
府監管相關的是法治建設環境，法治環境對審計師執業的意義一是在一個依法行政的區域，法治環境約束了地方政府的過度干預，這為審計師獨立執業，客觀發表審計意見營造了良好的執業環境；二是隨著法治建設水平的提高，審計師出具虛假審計報告被查處、處罰的可能性加大，審計風險增加，這迫使審計師不得不考慮審計風險，提高審計獨立性，謹慎地出具審計報告。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分權讓利”，在不改變政治權力基本結構的條件下，中央和地方實行經濟上的分權，也就是下級政府承包一定的稅收，上繳稅收達到一定份額后，剩下的就歸自己支配(紀寶成，2003)，這時的地方政府變成了一個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主體，上下級政府關系形成了“創造市場的準聯邦制”(weingast，1995)。地方政府為了應付上級考評和與其他地方政府競爭，需要對管轄區域內的資源進行限制和保護。上市公司對地方政府意義重大，不僅可以通過證券市場融資，而且在稅收、就業和社會穩定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所以，對所屬上市公司的保護也就成為地方政府的必然行為。無論是在初期“額度管理、計劃控制”的審批制下，還是在后來的核準制下，上市資格都是非常稀缺的資源，也包括上市后的再融資資格等。可見，地方政府有強烈采用行政手段干預企業的動機。審計師面對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支持當然也難以保持獨立性。我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大多是由政府任命的，其更多地關注于自身的仕途，而與公司的發展并不一致，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愿將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企業發展戰略、改善經營管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長期成長能力上，而是放在如何爭取上級部門的關注，為此不惜采取短期化行為或操縱會計利潤、粉飾會計報表的不當手段，對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施加的壓力也隨之增大。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陷對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構成了巨大的壓力。
四、聲譽市場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
聲譽是企業或某一團體在公眾中所留下的一個總體印象，它是行為主體的各方面行為能力的綜合反映，既依附于主體又相對獨立于主體，是行為主體的一項無形資產。其對主體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即行為主體過去的行為所形成的聲譽將影響行為主體隨后的行動環境，當前的行為所形成的聲譽對當前的行為環境影響較少。聲譽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通過行為主體的積累努力才能形成良好的聲譽。企業可以通過大量、密集的廣告宣傳來擴散信息，在很短的時間內提高它的知名度，但具有較高知名度的企業卻不一定具有良好的聲譽。較高的知名度只能說明其他行為主體對該企業的認知度較高，而聲譽是其他行為主體對該企業長期行為的認可度的一個重要標志。
隨著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聲譽對企業的發展乃至生存有著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聲譽好的上市公司出具虛假財務報告的動機小，因為在競爭性的市場上買者也就是社會公眾有選擇權，盡管無法判斷各種產品也就是財務報告的真假，但可以從中選一件最放心的產品進行投資，一旦買到了假貨也就是投資失敗，以后就不會與其合作了，因此作假的上市公司必須考慮被人識破后的利益損失。同時，投資者與被投資者之間的博弈也相應轉化為被投資者與被投資者之間的博弈，賣真貨者的信息比賣假貨者的信息要充分。因此，在競爭性市場上，出具虛假財務報告的上市公司一方面要與投資者博弈，另一方面要與出具真實財務報告的上市公司博弈，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由于聲譽對企業帶來的重大影響，一般情況下聲譽好的上市公司更傾向于出具較為真實的財務報告，對注冊會計師的審計獨立性影響較小，因為一旦作假被識破將會產生沉重的代價，由此造成的惡劣影響將會使其花費很長時間建立起來的良好的聲譽毀于一旦，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估量。
作者簡介：
康霞(1980-)，女，河北元氏縣人，河北經貿大學會計學院助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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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高等教育體系近二十年來面對市場的一系列改革，使用的是政府和市場雙方面配置資源的方法，雖然具有中國特色，但依然是一種類市場化（quasi-market）模式。[22]從同屬于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說，肯尼亞高等教育市場化與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一定的相似性。我國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進行的招錄自費生、高校擴招等改革，導致大學基礎設施跟不上進度、資源配置不足、教師編制不夠的現象屢見不鮮。肯尼亞公立大學的教訓似乎在提醒我們，高等教育的市場化的進程不能忘記大學的使命，而當代大學的使命就是培養高質量的學生和進行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同樣，高等教育市場化需要優先考慮到大學的容量問題，只有保證充足的教師資源，運行良好的基礎設施以及教學資源的供給，才能保證大學平穩健康的運行。
一、引言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市場化趨勢在各國間迅速蔓延。這場源于歐洲的高等教育政策和體系改革的運動，原本是用來提升各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總體競爭力和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的公共教育資金緊縮的問題。歐洲各國將市場競爭引入高等教育體系，使得傳統的“政府主導”模式轉向“市場主導”。這種轉向與新自由主義倡導的“自由放任”不謀而合，從而也促使了后者迅速取代社會民主思想而成為全球范圍內的社會主導意象。新自由主義意象以“自由市場”為基礎，倡導利益增殖而將社會福利置之腦后的主張，導致公共領域本身內涵和外延的破裂甚至是瓦解，從而使原本作為公共產品的高等教育體系出現諸多缺陷。大學已經不再追求洪堡時代的文化訴求，而轉向追逐全球化競爭時代的工具價值。更嚴重的是，發展中國家未能充分考慮到各自高等教育系統在社會、經濟、政治等傳統方面的巨大差異，對全球范圍內掀起的這場“市場化”浪潮，采取盲目跟風和機械復制的策略，使得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許多國家出現“東施效顰”后的適應不良現象。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烙印”，進一步加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整體競爭力的差距。肯尼亞的公立大學為了應對政府公共資金的緊縮和教育全球化趨勢的沖擊，也開始尋求市場化的解決之道。本文描述了肯尼亞現有高等教育中的各種弊端，試圖闡釋在某種情境下，被認為不僅是資金困境的解決之道，還是化解公平、效率和質量危機的靈丹妙藥的市場化改革，有可能演變成威脅大學作為民族振興和國家發展中核心角色的“惡性腫瘤”。文章最后運用兩種教育質量評估模型對肯尼亞高等教育市場化進程進行分析，并且對我國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實踐提出建議。
二、肯尼亞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內外背景
（一）內部背景：公共資金的緊縮全球范圍內公立大學總體預算中的政府資助部分正在連年下降，大學也因此正在面臨所謂的“延緩緊縮”(creepingausterity)，即緩慢但日益加重的財政危機。［1］國家預算的持續減少對高等教育機構的生存構成威脅，促使后者采取各種措施來保證持續性生存。正如斯波恩(Sporn)指出的：考慮到資源供應的問題，高等教育機構需要尋求合適的戰略去滿足新形勢下的需要。[2]肯尼亞的高等教育系統也未能幸免。研究者通過分析肯尼亞高等教育1996—2005年的公共資金資助發現它的緊縮走向。例如，從1996到2000年，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0.94%，而到2001—2005年則削減到平均每年的0.74%。[3]由于公共資金的削減，幾乎所有的公立大學都遭遇到嚴重的財政危機。從1997/1998到2000/2001年度，艾格頓大學（EU）就遭遇巨大赤字和負資本運行的情況，因此被肯尼亞審計長描述為“技術破產者”［4］。即使在2002和2003年艾格頓大學有了盈余，它還是不能承受巨額的法定扣減和退休福利，分別是Kshs.276，000，000(US$3，942，857)和Kshs.138，427，362(US$1，977，534)。[5][6]其他的大學也在經歷資金緊縮的“寒冬”。報告顯示，肯雅塔農業科技大學(JKUAT)在2001—2004年同樣在經歷財政危機。[7][8]納洛比大學(UoN)也已經積聚了多年的債務，到2005年5月底，大學已經負債Kshs.1，626，007，778.55(US$23，228，683)。［9］肯雅塔大學僅在2004/2005年度就負有Kshs.2，000，000，000(US$2，857，143)的債務。[10]總的來說，肯尼亞公立大學的公共資金部分一直處于不充裕和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導致大學頻繁陷入財政危機的窘境，這使得大學采取相應的策略以保證生存成為必然。而從資金的角度考慮，市場化恰恰是這么一種過程，能夠從私有資源中攫取資金，從而成為解決政府對公立大學長期供給不足的合適方法。[11]因此，肯尼亞公立大學由此轉向投入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洪流，這也成為了肯尼亞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內部背景。（二）外部背景：全球范圍內的高等教育市場化浪潮上個世紀80年代，西歐遭遇過度膨脹的社會福利狀態、經濟的衰退和政府財政赤字的加大等問題，從而孕育了撒切爾主義。此后，經濟學中的私有化、市場化等概念被引入公共服務領域，如醫療，交通，社會福利以及教育系統等等。另外，西歐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所帶來的學生潮，使傳統政府主導模式下的高等教育系統不堪重負。各國政府紛紛找尋脫困之路，這直接導致其高等教育系統從傳統政府主導模式向大學自治模式的轉變，高等教育市場化便誕生于這種轉變之中。[12]此后的三十年里，這股市場化的潮流再沒有停止。在北美的美國和南美的加拿大，歐洲的英國、法國等，亞太地區的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等地區，都出現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教育市場化。學術資本主義盛行，全額自費生的招收，私立大學的創辦等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普遍發生的現象。在相對落后的非洲國家，高等教育市場化同樣很普遍，例如坦桑尼亞、馬拉維、烏干達和贊比亞。烏干達的馬里克爾大學在1992年成為非洲第一個招收自費生的大學[13]。馬里克爾大學因此成為測試案例并且獲得“成功”，這使得烏干達及非洲的其他大學采取市場化的策略變得更具合理性。肯尼亞的公立大學也因此開始順應世界和非洲范圍內的市場化潮流。大學開始運營自有公司，同非大學機構合資，開辦農場和運行校園貿易，允許招錄全額自費生等。[14]其中，像非洲其他大學一樣引進的一種“平行項目”，即招收全額自費生所獲得的學費和其他收入，占據了公立大學額外經費中的絕大部分，極大地緩解了各個學校的財政危機。這種“平行項目”采取新自由主義取向，開始把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商品任顧客購買和一種產品任由大學兜售。
三、高等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質量危機
“平行項目”的引進，成為肯尼亞高等教育市場化的主要部分。它既是高等教育市場化全球進程的一部分，也是肯尼亞政府財政壓力和全球化背景結合下的特殊產物。市場化進程雖然促進了資金的獲得和資本積累，卻引發了肯尼亞高等教育的質量危機。（一）教師資源短缺雖然肯尼亞本土有納洛比大學(UoN)教師超編的聲音，而且這種超編的張力“普遍存在于其他大學”[15]，但這種聲音受到了來自UoN(2005)和JKUAT(2005)兩所大學調查數據的反駁。[16][17]這兩組數據顯示以上兩所大學教師資源嚴重短缺，尤其是在高年級階段。例如，盡管UoN有311名副教授的編制，但卻只有145人在崗，有543名高級講師的編制卻只有294人在崗。許多因平行項目開設的“流行課程”，例如MBA，使本來就不充裕的教師資源雪上加霜。在許多系部，很多因離崗和去世而空出來的編制仍然沒有被替換。肯尼亞公立大學不能聘用足夠教師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幾乎所有大學都提供類似的“平行項目”，從而使得執教這類項目的教師非常緊俏。許多大學為同樣的職位招聘多次，卻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最后導致聘用不合格教師的現象非常普遍。其二，大學考慮到雇傭教師的成本問題。在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之后，大學在各方面都會考慮到經濟因素，盡可能做到低成本高收益。在一些系部，為了進行“原料再利用”，教師短缺滋生了現有教師負擔起額外教學量的現象。由于在“平行項目”中有利可圖，許多教師情愿擔當2倍或3倍的教學量。巨大的教學量和全年教學使得教師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因教師短缺而打在教育質量上的“烙印”是沉重的。為了應對當前嚴重的形勢，教師和系部開始發展相應措施。第一，派遣低水平的教學秘書來教學。以往他們往往被分在低年級，而現在高年級教學中也頻繁出現他們的身影。第二，使用“小型研討”（minordissertation）的模式指導研究生。肯尼亞現行的研究生培養模式主要是“全論文”模式和“小型研討”模式，前者注重研究而后者側重于小型的研討會。但后者的論文不需經過“質量保證體系”（qualityassuranceprocesses），而“全論文”模式卻需要。自從引進“平行項目”，許多系部開始拋棄“全論文”模式代以“小型研討”進行批量生產，研究生培養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紙上談兵”。研究生數量的爆炸與相對較少的導師隊伍形成劇烈張力。許多導師要一次指導20個學生，以便學生被迅速分配而為下一批學生騰出空間。教師指導的研究生數量甚至變成晉升的重要標準，許多不合格的講師也開始指導研究生，有些教師希望通過指導更多的學生來掩蓋他們在研究領域的“無能”。似乎一切都在追求經濟場中的利潤。對嚴格學識的追求因利益的限制而變成“海市蜃樓”；學術剽竊也被巨額利潤所掩蓋，學生們開始雇傭“學術公司”(academicentrepreneurs)，知識成為真正的“商品”被隨意買賣。第三，運用“大組研討”。在排山倒海的學生潮到來之前，每個研討小組只限制在3-5個人，而現在成倍的增長到每組15個學生。第四，中斷指導老師的供應。指導老師原本是幫助學生理解課程，發展交流活動中的思考和表達能力、批判性思維、團隊合作以及獨立學習等能力，中斷指導教師意味著學生只有依靠更少交流的大堂課，整個學習中僅有的參與過程就是記筆記。這對通過“平行項目”注冊的學生危害更大，因為他們大多是后進生。“平行項目”同樣將一種拜金文化帶入大學，“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capitalists）在大學教師中普遍盛行。[18]盡管在這之前教師兼職很普遍，但“平行項目”還是成了教師的“產金莊稼”，使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去賺錢。教師從事三份兼職的現象很普遍，這樣過分消耗自己導致他們很容易遭受職業倦怠。教師幾乎沒有時間和學生交流，很多教師經常缺席講座。為了彌補他們自己的過失，很多人取道“考試區域”（examinationareas）型的授課方式。這意味著僅有的幾次課程內容幾乎覆蓋所有的考試范圍，以幫助教師掩飾缺席講座的過失，藉此來營造一種學生在他的課堂上表現良好的假象。（二）基礎設施損耗“平行項目”所引發的學生潮，導致肯尼亞公立大學基礎設施配置嚴重不足和過度損耗。大學的主校區雖然能夠滿足一定數量的學生需求，其他的基礎設施卻不能滿足因“平行項目”而數量激增的學生需求。雖然各個大學都在建設分校區以安置這些自費生，但是建設速度還是跟不上注冊人數的增長。最緊張的基礎設施資源是教室。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對此都很絕望。有一些課程特別是教育類（教師培訓）課程，原本標準的教室里擁擠不堪。雖然他們用學校里最大的教室來授課，但500人容量的教室擠滿800人的情況還是很常見，以致于許多學生站在教室外面聽課。這樣的境遇給教師和學生都造成很大的挑戰。對教師來說，如何在設備供應不充分的巨大教室里授課成為難題；而對學生來說，在當前的慘烈條件下要想獲得有價值的教育性經驗非常困難。因為擁擠的教室不僅使教學異常艱難，學生專注學習也幾乎不可能。一個教師這么描述教室緊缺的情形：“我和我的碩士生第一次上課是在樹下。我們找不到任何地方。我們試圖擠在一個小房間里，但開始呼吸困難。所以我們想不如到戶外找一塊陰涼的地方。找這樣的地方需要很多時間，我們逛遍了整個大學，期望找到也許因為取消課程而騰出來的教室。許多次你正在上課，教室的‘所有者’回來了，我們又得重新找尋。”[19]教室的緊缺引發課程安排的“撞車現象”(lecturesclashing)。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課程由于需要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上課而撞車的事情時常發生。同樣的，學生的課表也經常在同一時間安排了兩節不同的課程。由于教室稀缺，在兩節課程之間奔波也成了教師和學生頭疼的大問題。他們要花費很多時間從一個教室趕往另一個教室。對學生來說他們有兩個選擇，要么把第一節課上完而遲到第二節課，這樣他們就會沒有座位；要么在第一節課中途退出而趕往第二節課。但不管怎樣，學生的學習都會受到影響。（三）教學資源配置不足配置不足的教學資源包括實驗課程和圖書館資源等。盡管這些問題在新校區異常普遍，但歷史較久的主校區也不能幸免。對于實驗課程配置不足的問題，其嚴重程度從不充足到完全不提供。理工科的學生只能擠在只有很少器材或者什么都沒有的實驗室里，許多人只能站著觀看。由于缺乏實驗資源，學生們缺少足夠的實踐機會，不能做自己想做的實驗。包括實驗耗材在內的科學器材的短缺對學生的科學訓練影響巨大，而自己動手練習卻是實驗教育的主要特征。圖書館里的書籍也成為稀缺資源。雖然在“平行項目”引進之前大學的老師就指出過這個問題，但許多針對“平行項目”引進的課程的利益化還是加劇了書籍的稀缺程度。教學過程的困難導致這些課程的許多學生都在依靠課程筆記來學習。圖書館的基礎課程練習冊也因此經常被全部借光。肯尼亞公立大學的圖書館也因為配置不足，不再是檢索和查閱資料的平臺，而逐漸淪為學生自習和復試考試的場所。
四、對我國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啟示
論文關鍵詞：城市經濟 城市經濟集聚 城市經濟擴散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我國城市經濟已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城市經濟的研究深度和廣度也在向前推進，現擇其要者介紹如下，以達拋磚引玉之目的。
一、城市與城市經濟
1.城市的緣起。城市是人口、資金、產業等的聚集區。一般認為，城市的緣起需要具備如下條件：農業生產剩余，即城市以外的人口必須生產足夠的糧食來養活他們自己和城市居民；城市生產的發展，城市居民必須生產相應的勞務或產品以和城市之外的居民換取所需生活資料；運輸體系的發展，城市與城市以外區域的產品交換必須依賴有效的運輸體系。城市的出現打破了原來經濟發展的平衡，城鄉之間的分野就此開始。縱觀城市發展的歷程，運輸體系的每一次重大革新都會對城市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現代技術體系及運輸體系使城市密度增加，城市規模急劇擴大。
2.城市經濟。城市經濟是以城市為中心考察稀缺資源配置狀況的學科。城市經濟學屬于地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主要研究市場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犯罪和公共政策、住宅和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支出與稅收（阿瑟·奧莎利文，2007），而我國學者的歸納略顯不同，包括城市土地利用及其空間結構、城市住宅經濟、城市交通、城市物流、城市的環境與污染、城市政府（周偉林等，2004）。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規模的日益擴大，城市經濟已成為一門重要的交叉學科，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二、城市經濟理論
1.區位理論。中心地帶理論認為城市體系包括N類不同的產出品、N類不同的市場區域和N種不同的城市中心，級別高的產品在對應的級別高的市場區域被出售，每一城市體系都有以一個主要城市為中心的中型城市或小型城市群（克里斯泰勒，1933）；最小費用工業區位理論認為，經營者一般在所有費用支出總額最小的空間進行布局，影響工業布局的區位因子分為一般因子和特殊因子，導致集聚的為集聚因子，導致擴散的則為擴散因子（韋伯，1909）；市場空間競爭理論認為，企業在選擇區位時，都想盡可能占有更大的市場空間，這樣的市場空間的位置和大小受到消費者的行為和其他企業的區位決策行為的影響（霍特林，1929），而生產者占有的市場空間大小將對其獲得的利潤產生影響（帕蘭德，1935）；利潤最大化區位是收入和費用之差最大點，區位均衡取決于兩個基本因素，即對個別經濟而言，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就整體經濟而言，是獨立經濟單位數最大化；前者是內部努力經營的結果，后者是外部競爭的結果（勒斯，1995）。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非最佳化行為，產業區位布局不是一蹴而就的，隨著信息的增加，產業布局逐漸接近最佳區位（普賴德，1967）。出于對市場空間、經營利潤、產業競爭以及經營成本的考慮，各種產業都有向城市集中布局的趨勢。
2.聚集經濟理論。早在1926年，黑格就充分討論了集聚經濟對城市形成的影響，在黑格的啟發下，許多經濟學家對城市經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集聚經濟有兩種基本形式，即本地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前者指單一產業集中程度的外部經濟，后者是反映城市規模的外部經濟（胡佛，1990），在產業集聚的基礎上，形成產業集群（某一特定領域中，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波特，1998）。新經濟地理理論認為，在內部規模經濟與運輸成本的綜合作用下，企業趨向于將全部生產活動集中在接近大城市的地方，企業的區位選擇又會影響市場的分布，并吸引上下游企業的集中（藤田昌久等，1999；克魯格曼，2000；藤田昌久和蒂斯，2004），有學者對城市產業集聚的原因歸納為投入共享、知識溢出、勞動力市場共享、本地市場效應、消費、尋租等（羅森塔爾等，2003）。城市因經濟要素集聚而產生、壯大，城市規模的擴大進一步提升了其市場潛力，從而吸引更多的生產要素。區域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階段論認為，任何區域的經濟增長都存在相同的發展階段，即自給自足階段、鄉村工業崛起階段、農業生產結構轉換階段、工業化階段、服務業輸出階段（胡佛和費希爾，1949），而與此相對應的劃分是傳統社會階段、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羅斯托，1991）。我國學者的概括是待開發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和衰退階段（陳棟生，1993），階段論描述了區域經濟增長的結果和城市經濟崛起與繁榮。
3.增長極理論。增長理論中的平衡增長理論認為，為了使經濟從低水平的均衡轉向更好的均衡，可以在經濟中的許多部門同時進行協作性投資（羅森斯坦—羅丹，1943），但這對資本極度稀缺的發展中國家是難以承受的。因此，有意識地培育增長極，利用增長極的推動效應和產業之間的連鎖效應帶動全局的發展，但需要以創新為前提（佩魯，1988）。循環累積因果論指出，社會經濟的變動是由技術進步、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傳統等多種因素決定的，經濟發展不是單純的產出增長，而是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但首先需要產生一個初始變化，如城市經濟發展，而后產生次級強化，最后產生上升或下降的結果，反過來又影響初始變化，呈現出一種循環累積的演化過程（繆爾達爾，1991）。
這些理論為我們了解城市經濟產生和發展壯大的市場路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隨著城市的急速發展，城市病日益顯現，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的理論不足以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健康城市理念、緊湊城市理論、精明增長理論、理性增長理論相繼出現，引導城市經濟發展合理利用城市空間，優化各種要素配置，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為城市居民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生產生活環境。
三、城市經濟在我國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經濟研究逐漸展開，至今已取得豐碩的成果。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源于城市問題的需要（陳柳欽，2008）。隨著農村改革的啟動，農村經濟活力逐漸得到釋放，改革重心隨之轉移到城市來，城市經濟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城市就業、基礎設施建設、企業改革等問題，對城市的研究日漸加深，主要體現出版的學術專著增多，研究內容日益擴展，研究手段更為多樣化，對城市經濟的影響和指導作用增強。
四、我國城市經濟集聚與擴散
關于我國城市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兩種路徑的爭論，即以政府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和以企業為核心的市場主導，這與所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路徑的爭論是一致的。
1.行政化集聚與擴散。我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府層級之間的權力與責任是逐級授予的，權力大小與地方政府的行政級別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而行政權力的大小將涉及制度壟斷程度和所覆蓋的范圍，城市作為地方政府發號施令的中心，自然形成以大管小的城市行政級別體系，造成城市建設資源沿行政層級向大城市集中，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具有更多的自（弗農·亨德森等，2007）。這種現象在改革開放前以典型的計劃經濟形式實現對資源的配置，國家取代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中心，由于建設資金的不足，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村抽取城市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等資源，并且附以戶籍等計劃手段加以固化，城市經濟的集聚效應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特色。政府集體意志對資源的配置具有決定性作用，如“三線建設”時期產業布局的“山、散、洞”特征就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集聚規律截然相反，這一僅有的擴散效應帶有非常明顯的行政化特征；改革開放后，農村改革首先啟動，城市改革繼之，實行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但前期側重計劃手段，采用價格“雙軌制”對經濟增量部分進行資源配置，這種雙軌制逐漸過渡到單軌制，繼續先前的剪刀差和農村稅費等形式推動農村資源向城市的集聚，這一過程持續到上世紀末期。21世紀始，城市經濟的集聚與擴散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基本上實現了社會資源配置的單軌制，城市從農村抽離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轉變，由于產權的未定，政府通過壟斷的資源抽取城市發展所需的資源，對農村資源有選擇性的抽取，特別是對土地資源獨占權使得城市“土地財政”現象非常明顯，城市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表現為城市基礎設施大幅改善，經濟規模日益擴大，但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經營城市現象，有研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對城市化進程行政干預的導向逐步從限制轉為積極推進，中國的城市化也因此取得了高速發展的顯著績效，但同時也產生了明顯的城市化泡沫以及較高的社會總成本（徐琴，2004）。同時，21世紀開始實行的以城帶鄉、以工補農政策與上述抽離現象同時并存，兩種相對的力量博弈結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在資源等關鍵領域沒有重大突破，城市經濟行政集聚效應將進一步強化。
2.市場化集聚與擴散。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村為先導的改革激活了市場力量，城市經濟向鄉村擴散，鄉鎮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繁榮就是明證，隨著改革進程的向前推進，市場力量逐漸強大，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區位條件占優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城市政府強力規劃引導只是順乎時勢之舉，工業園區、高新技術園區等規劃使城市集聚作用增強，這種人為推動使城市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具有引領作用，城市化推進對第一產業的優化作用、對第二產業的提升作用及對第三產業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同樣需要以城市為載體（張魁偉，2004）。為推動城市經濟平穩發展，必須革除市場化進程中的各種制度障礙，促進資源在城鄉之間流動，只有加快市場化進程才能發揮城市經濟集聚和擴散效應。
[摘要] 當前，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到最關鍵同時也是難度最大的階段，商業銀行應當充分認識利率市場化可能帶來的沖擊，加快構建利率定價與利率風險防控機制與體系，提高應對利率市場化環境的能力。
[關鍵詞] 國有商業銀行; 利率市場化; 對策
前言
一、利率市場化改革向縱深發展過程中對國有商業銀行形成的利弊分析
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對我國金融業的改革意義重大。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在人行工作會議上指出，要進一步發揮利率、匯率的杠桿作用，穩步推進利率管理體制改革。提前做好這一改革給國有商業銀行帶來的利弊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正面因素。
目前國有四大商業銀行也擁有利率浮動權，即下浮10%，上浮30%。若比照央行對農信社的政策，存款利率最高上浮50%，貸款利率可上浮50%-100%的話，這無疑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營銷價格空間。筆者認為，利率市場化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帶來的積極影響至少有以下幾點：
1.可以更加有效地從社會上吸收資金。顯而易見，利率上浮對存款大客戶的閑置資金有更大的吸引力，特別是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適當地把握時機應用存款利率上浮，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吸收相當數量的資金以備今后的發展。
2.可以增加獲利能力。合理應用貸款利率上浮，做好存貸差的測算，能夠獲得更多的貸款利息收入，從而創造更多的利潤。
3.可以進一步完善信貸準入退出機制。科學地運用利率市場化的杠桿，能夠給優質客戶創造更多收益，同時使質量不高的客戶收益下降甚至無法獲得收益，從而迫使這部分客戶主動地加以自我改進;而風險隱患較高、低信譽度和零信譽度的客戶將被迫從信貸市場主動退出。
(二)負面因素。
我國長期實行低利率管制政策，利率的變動和存貸款利差均由代表政府的央行確定，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沒有多大的變通余地，只能被動接受，以至于形成利率波動無風險的思維定式，即使對利率波動風險有所意識也只是淺層次的。最典型的例證是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連續多次降息，其間包括利差的縮小，這種大幅頻繁的利率調整事實上已經構成了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利率風險。然而，據調查，銀行等金融機構對頻繁大幅下調利率的風險，有意識地防范和規避者卻寥若晨星。金融機構這種利率風險防范意識和定價能力的缺失，使之在利率市場化后的經營面臨著的沖擊和壓力不可小覷。可以預見，利率市場化后，利率風險將是我國金融機構經營的主要風險。
利率市場化后，我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的利率風險主要有：一是存貸款利差縮小的風險。根據國際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經驗，利率市場化后，利率的總體水平會升高，但并不意味著存貸利率的同步升高，而往往是存款利率升幅大于貸款利率的升幅，造成利差縮小，商業銀行的表內業務獲利空間變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