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1-02 05:19: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傳播學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當今時代，大眾傳播對人類社會和人們的生活產生日益深刻的影響，身處這樣一種社會環境和傳播環境，文學的存在現狀和發展趨向受其制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并構成了當代“文學場”，在如此時空關系里，文學的生態環境和價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點。一種適應市場經濟時代特點、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學格局正在構建之中。
傳播是“人類關于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過空間傳達它們和通過時間保存它們的手段”。(1)就傳播學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們一種信息的交流和分享。那么，從文學傳播的角度著眼，什么樣的信息拿出來讓大家分享？是誰拿出來這些信息？通過什么渠道或載體？誰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誰？為什么在這樣的時刻和場合以這種方式顯示出來？能產生什么效果？等等。對這些從傳播學原理出發所提出的問題的探究，使我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當前的文學傳播語境上。人們常常用“后現代”或“后新時期”等概念來為當今社會轉型命名。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一體化的時代，伴隨著資本的流通以及商業廣告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鼓噪，人們的消費欲望被點燃起來，在市場流通過程中逐漸衍生成一種“消費主義文化”。那些以守護靈魂家園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銳地意識到“今天時代的熱點不在精神而在物質，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適。形而上的道遠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則有益于生存……我們面臨的將是一個世俗的、淺表的、消費文化繁榮的時期”。(2)這正是當代文學生存的處境和傳播語境，一切都在消費當中，物質的欲求、觀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終都可以視為某種物質的或精神的，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消費現象。大眾傳播媒介多聲道、立體聲的傳播，不僅刺激起消費的欲望，而且正是通過媒體消費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
與這種“后現代”的消費主義與文化相聯系的另一個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費過程中，同時也在進行著消解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價值，消解著傳統的中心意識。社會的文化結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當今中國文學已從結構的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滑落。身處這樣一個消費與消解的時代，正如馬爾庫塞所洞察的那樣，它們“限制著升華的領域，同時也降低了對升華的需要”。(3)受制于時代的語境的變遷，文學的價值被重新定位，現今中國文學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文稿競賣、作家簽約、媒體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讀物、小說百強等等，一一映證了這種文學生態環境和價值趨向正在發生改變。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學領域，對文學的認識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視角、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與之相適應。現代社會是傳播業發達的信息化社會，文學不僅不可能置身于傳播環境之外，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內在規定性還促使其積極參與其中，文學要滿足社會對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來負載它們，使其能往來穿梭于社會大眾之間。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下，文學與大眾媒介傳播之間有著精神文化和物質利益雙重密切聯系。進入市場后的文學，同樣也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所操縱著。其實只要我們掌握媒介的特點和運行規律，對已經出現和將要出現的種種文學現象是能夠把握其脈絡并加以解讀的。由于大眾傳播媒介在市場化背景下的運作，一種新的文學關系出現了，即“作家——傳播者——受眾”，以及與之對應耦合的“文本生產——媒介傳播——文本消費”這樣一種結構功能關系。.
廣播出現以后，電臺為了吸引更多的聽眾，戲曲作為最受歡迎的傳統娛樂方式自然成為每個廣播電臺不可或缺的節目。由于廣播的娛樂節目種類繁多，在眾多的競爭中，戲曲的表現形式和藝術風格都更加成熟，以不斷改良、創新來迎合大眾的審美趣味，這無形之中促進了戲曲的發展。廣播的出現對戲曲演員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隨著他們演唱的戲曲在各大廣播電臺播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婦孺皆知的名人，逐漸脫離在社會下層表演曲藝來維持生活的命運。廣播的產生給傳統的戲曲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廣播出現之前，人們的娛樂方式只有固定的幾種形式，而到戲院看戲是最受百姓歡迎的，隨著無線電的迅猛發展，收音機的普及，悄悄改變了人們的娛樂方式，足不出戶就能欣賞到多種多樣的娛樂節目，這使得很多擁有收音機的觀眾不再去擁擠的公共場所觀看傳統的戲劇表演，這大大降低了戲院的上座率。無線電的產生雖在某些方面促進了傳統戲劇的革新，擴大戲劇的影響范圍，但無形中成為了傳統戲劇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廣播對唱片的影響
最初唱片僅僅是作為留聲機的附件而存在的，留聲機和唱片都是上流社會的娛樂品，所以唱片作為一種小眾的娛樂工具對社會的影響力很小。無線電傳入中國不久，上海就出現了許多民營電臺，民營電臺的設施不完善、資金不充裕，僅靠一些廣告費來支撐電臺的運營。這樣的條件自然是承擔不起經常請一些名人、演唱家、樂團等來電臺做現場演出，這時唱片就成為這些民營電臺的首選。20世紀30年代中期，百代公司制作一張唱片的成本只需1角六七分，批發價為2元2角。這樣低廉的價格，購買一次后還可反復使用，所以播放唱片就成為了各廣播電臺音樂節目的重要素材。但電臺的這種行為嚴重影響了唱片公司的唱片銷量。1935年6月末，英商電器音樂實業有限公司致函上海交通部國際電信局，以歐美各國頒布的有關唱片的法規為由，要求自1935年8月1日起，各電臺播送該公司唱片須得該公司允可，及預付每月洋一百五十元，并另提出六項規定。直至1935年12月21日《申報》刊載司法院對此事的決議：留聲機唱片，并非出版品，亦非著作物，并無專有公開演奏之權。購買人本其所有權作用，無論如何使用，應任憑自由，出售人、制造人、發行人均不得干涉。通過這次事件，我們足以看到唱片已經不再作為留聲機的附件而存在，它已經成為各大廣播電臺不可缺少的一檔節目。
三、結語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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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占其總數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在第一個問題當中，關于方法論的反思。傳播學研究方法論跟社會科學的整體研究論的研究嚴重脫節，因為在國內沒有人關注這些比較虛的主題，而且在方法論的研討當中非常少，史論流于形式。
哲學社會科學方法論探討過程當中，傳播學幾乎“失語”，史論比較留于形式，就傳播學談傳播學。談適用于滿足從來不談功能主義，談解碼編碼，不談主客體關系。解釋學談的人很多，但是沒有人關注解釋學的鼻祖，像狄爾泰、韋伯。談拉扎斯菲爾德，很少談默頓。同樣，對現代思想家，吉登斯、布迪厄的很少，同樣我們引用文獻的時候，引用國內學者的論述遠遠多于國外學者。學界出現所謂的“引用圈”，同校、同門引用。傳播學雜志圈子化，這時候怎么能做到百家爭鳴。雜志、核心期刊要求的字數很少。
大家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情況。傳播學學會沒有方法分會，使得整個方法的研究受很大的影響。
傳播學研究方法與技術的反思。從方法上來講，實際上最大的問題是研究方法梳理不全，絕大部分老師都不知道有多少研究方法，怎么可能讓傳播學的學生學好。我們先看一下研究方法樹，案頭研究、統計、實地研究、專項技術。文獻法，我們不缺的是文本分析，怎么做好內容分析，必須要應用一個研究方法。深訪，深訪跟采訪的差異有多少？深訪的分析方式是什么？論文當中90%的用深訪的方法跟寫作文沒有什么區別。焦點小組有十幾種方法，有人說這是國外的方法，其實不是。學界在研究方法這塊已經嚴重落后于產業界。
觀察法，方法梳理不全，實際去做的少，沒有體會地分析。觀察法有多少種？十多種，所有這些方法在傳播學當中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作為主流的傳播學方法教育，在這塊是非常弱的。
隱喻技術的主要類型，結構式隱喻技術：品牌畫廊等等。統計分析，這里面忽視了數據和分析的差異，忽視了初級和高級的差異。我們在分析方法和技術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很多的研究不定量也不定性，空想和遐想的很多。定性幾乎等同于作文例證式的引證，而沒有分析的推導過程。定量等同于量化，量化等同于數字，數字等同于百分比，如果都是這么研究下去，那還了得。
傳播學定量分析方法與技術的反思。第一、數據與分析。不要民意測驗化的簡單描述，要對研究有效的分析。當你把這些看明白的時候，你會發現數字本身給你帶來的陷井是非常驚人的。結論：不要被數字迷惑，數字僅僅是對規律的描述。第二、模型的簡單與復雜。簡單是不是就好？列聯表的錯誤率。逐步回歸有對的嗎？案例：誰會對廣告有較好的容忍度。如果我們用逐步回歸的方式做，結果非常簡單，哪個顯著，哪個不顯著，但是有用嗎？實際的結果是這樣的(PPT)，如果我們把它變成圖是這樣的(PPT)，這是簡單與復雜的關系嗎？不是，它是對與錯的關系。復雜的模型真的是很漂亮，這是關于每周讀書時間的研究，它的結論一張表得不出來，我們快速看它的結論，能看到人們在閱讀過程當中發展的趨勢，小學、初中、高中、大專、本科、研究生，當我們找到這個趨勢的時候，能夠發現原來它是這種規律性，這種規律靠我們用數字去表述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能用模型去分析。實際上，簡單與復雜不是量的差異，是質的差別，簡單的模型可以簡單的處理，但是復雜的，如果你沒有對問題的真正思考是出不來的。
第三、追求數學的形而上學與解讀。在傳播學里面最經常說到的就是SEM和HLM。數學的形而上學確實很漂亮，但它不一定是社會的現實，解讀強于技術，技術模型之后的解讀是追求。
第四，大趨勢與小趨勢。大趨勢用于把握規律性。
中國互聯網創新擴散的歷程。羅杰斯創新擴散研究的弊病。我們看互聯網，CNC拿出來的結果是羅杰斯創新擴散的前版，2000年之前上網的特征是這樣的，基本上是說年輕的文化程度高的人上網，但是到了2001年的時候，中國互聯網的創新擴散發生的本質的變化，原來是以年齡為基礎，以年齡為基礎意味著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當中，出現的是娛樂化傾向。但是，到了2001年變了，文化程度這個變量開始在創新擴散歷程當中攪動整個格局，2001年研究生以上的群體大面積普及互聯網，到了2002年，年輕人全面普及互聯網，文化程度高的社會忙碌群體全面普及互聯網。到2003年開始對互聯網創新擴散發展的一個結束的態勢顯現，到2004年全面結束中國互聯網在城市的重新擴散。這四年的歷程是以文化程度為核心遞進的創新擴散，中國的互聯網還在發展，城市已經結束了，那就是第三個變量——城鄉。
如果以年齡為變量進行創新擴散的時候，中國互聯網出現的特點是娛樂高速路，那時候出現的詞匯是：“80后”、代溝、社會風氣與價值觀念重組。但是到了第二個變量發展歷程的時候，你會發現文化階層的價值觀，尤其是白領的價值觀，在這個時候成為社會主流的討論內容，這個時候是一個價值高速路的展現。但是到了第三變量，城鄉變量開始攪動的時候，基層社會問題暴露、成為社會的安全閥。
比如3G門戶網站，它的形態非常清晰，年輕人使用3G，男女兩性略有差異。現在手機上網當中的手機淘寶已經進入中期的模型。再看開心網，開心網也正處于中期的創新擴散形態，大家知道，不僅僅我們可以看到它發展的規律，可以解決每一個問題，無論是淘寶還是開心。
大趨勢的特點：劉爽說：微博是個屁。但是，每個人都要放屁，所以就是大趨勢，人在手術后必須排氣，所以微博的在特殊時候是異常重要的。大趨勢我們必須明白，小趨勢不能忽略，而且小趨勢可能是未來我們研究攪動社會發展的最最重要的點。
我們不能再以原來大眾傳播的概念來看待互聯網時代下的媒體，意義不同了，所以，堅決地要去看小趨勢，小趨勢穩定思想信息，大趨勢模模糊糊，它雖然大，但是它并沒有那么重要。而任何一個小的趨勢，可能帶來大的事情。
總的結論，解讀強于技術，但是千萬別把分析和數據當成一樣的東西，有分析的模型解讀是最好的分析。
關鍵詞：鄉村現實；城鄉傳播互動；農民工；鄉村大學生；農村發展
項目來源：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項目編號：2009B231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1-0007-2
“城市和鄉村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類型及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類型，它們在產業構成、發展水平、物質構成、職能作用等方面相互區別，但城鄉資源互補、生態共生、經濟發展相互依存，構成了兩者相互作用的前提[1]。”在我國的城市和鄉村之間，存在著一些特殊的流動人群，以農民工和鄉村大學生為代表，他們在溝通城市和鄉村信息傳播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部分彌補了鄉村社會系統在大眾傳播和組織傳播中的劣勢。
1 中國鄉村現實和鄉村受眾的特點
1.1 中國鄉村現實
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但是，我國農村的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與城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來自農業部的數據表明我國城鄉差距正在擴大，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3.31:1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擴大到12022元。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目前仍有4007萬農村人口尚未脫貧。2009年4月，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表示，我國4.9億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1%，接受過農業職業教育的不足5%,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仍屬于體力型和傳統經驗型農民，還沒有掌握現代生產技術[2]。
目前，我國農業正處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時期，信息的有效傳播與利用對于農村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鄉村受眾的特點
大眾傳播受眾的一般特點是數量巨大、復雜性、分散性和隱匿性[3]。中國的鄉村大眾傳播受眾除了具有上述特點外，由于我國鄉村傳播的特殊性，還有一些自身的特點。
1.2.1 媒介接觸的有限性與狹窄性 在我國農村，鄉村受眾對于傳播媒介的接觸非常有限，尤其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農業部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戶電話普及率為41.6%,有線廣播“入戶率”占33.2%，有電視的農戶占94.5%，有電腦的農戶只占0.8%，而能上網的農戶僅占0.3%，且多集中在東部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農戶的上網率非常低[4]。
據2002年一次調查表明，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64%來自電視，12%來自廣播，8%來自報紙，還有16%是靠會議、黑板報以及鄰里口耳相傳獲得。所以，廣大農民獲取信息最主要的來源是電視，鄉村受眾媒介接觸具有明顯的狹窄性。
1.2.2 信息反饋的被動性與滯后性 我國的鄉村受眾由于受條件、知識和觀念的限制，他們很少主動對已獲取的信息進行反饋，對媒介傳播的反饋具有被動性。有些鄉村受眾雖然有反饋的意識，但是由于條件限制，使得他們很難及時進行反饋。鄉村受眾對信息反饋的被動性和滯后性，使鄉村傳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2 農民工流動的傳播學分析
2.1 農民工
農民工，是中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的以農民身分擔任工人職務的一個特殊的群體[5]。農民工作為城鄉傳播殊的流動群體，既與農村有著天然的聯系，又與城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而在城鄉傳播互動中起著中介作用。
刁松玲在對廣東珠三角州地區的農民工進行調查后認為，農民工到城里打工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賺錢供子女上學，同時改善自己的生活；二是學到技術，建設自己的家園[6]。調查如下圖所示：
王春光以年齡為主要劃分標準將80年代初次外出的農村流動人口算作第一代農民工，而將90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是新生代農民工[7]。新生代的農民工對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強，城市的民主法律意識使他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獨立性、選擇性日益增強。他們是當代農村社會的“精英”，是農村先進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在先進文化的傳播中具有特殊的優勢。
2.2 農民工在城鄉傳播互動中發揮的作用
文化底蘊、傳統特色、群體性格、地域差異等也深刻地影響著從這里走出去的人們，他們帶著各自的鄉村群體性格和鄉村的文化積淀氣息，一批批來到不同的城市，在與城市人群的碰撞和沖突中，體驗和感受著該城市的文化底蘊和城市特色[8]。農民工作為外出者，他們的眼界和認識明顯高于在鄉者。
在發展農村經濟方面，外出打工者把學到的技術、工藝和管理統統也帶回了家鄉；另一方面他們也在城市發現了市場，把農產品打入城市，反哺在鄉群體，給家鄉帶來了經濟效益。
在轉變思想觀念方面，在城鄉傳播互動中，農民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農民工生活在城市里，作為受傳者，接受城市現代氣息，他們的視野比長期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更開闊，思想觀念在現代化城市文明的熏陶下有了質的改變。另一方面，對于假期返鄉回家的農民工或者是回家創業的農民工來說，他們作為傳者，將新的思想觀念傳播給家鄉人。
因而，農民工溝通了城鄉關系，是城鄉傳播互動中的天然中介，有著傳者和受傳者的雙重身份。
3 大學生流動的傳播學分析
在我國城鄉傳播互動中，數量眾多的鄉村大學生作為往返于城鄉之間的特殊流動群體，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3.1 鄉村大學生與農民工的對比
鄉村大學生與農民工相比，相同的是他們都與鄉村有著天然的聯系，都活躍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但是，他們又不同于農民工，因為鄉村大學生在進入大學后，已經被城市所接納，而且大學是文化和知識的殿堂。回鄉后，作為高文化素質人群，在家鄉是鄰里關注的中心，在信息傳播中具有更多的優勢。
3.2 鄉村大學生在城鄉傳播中的作用
鄉村大學生在城鄉傳播互動中作為特殊流動群體，扮演傳者和受者的雙重角色。
在信息傳播方面，進入大學和城市后，廣泛接觸現代媒介和信息。例如互聯網，在信息飛速發展日益變化的城市，大學生通過網絡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將所了解到的信息介紹給家鄉的人。鄉村大學生對媒介和信息的了解更廣泛、深入，能夠在村民中發揮指導和導向作用。
在文化教育方面，鄉村大學生在大學里接受高素質的文化教育，學習先進的科技技術，因此，他們自身的素質不斷提高。在假期回家鄉后，將在大學的所見所聞講訴給在鄉者，將先進的觀念帶回了鄉村，在城鄉傳播互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科學技術方面，鄉村大學生給鄉鄰們帶回科學技術和致富信息，例如在大學涉農專業的學生，把科學的種植和飼養技術帶回鄉，運用到實踐中，有助于鄉村發展。
同時，他們也將鄉村風貌帶回城市，更多地以人際傳播的形式傳播給同學，讓城市更加了解鄉村。
從社會學視角看，鄉村大學生在城市讀大學，是介于城市與鄉村的一個特殊的群體。從傳播學的視角看，鄉村大學生在城鄉傳播互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于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和所處的環境，在城鄉傳播互動中，鄉村大學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城鄉傳播互動中，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發達地區向貧窮落后地區輸送技術、傳播信息，對于中國鄉村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農民工與大學生作為特殊流動群體，他們“離土不離鄉”，“根”在農村，他們在觀念、習慣、行為等方面對長期居住在農村的人起到了一種推動與示范作用，他們的存在對于城鄉傳播互動有著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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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碩博網
[OL].,200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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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譚英.中國鄉村傳播實證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36-137.
[5] 陸學藝.“三農”新論[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262.
[6] 刁松玲.城市化進程中外來農民工群體信息需求分析[J].圖書•情報•知識,2007(4).
[7] 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7(3):63-76.
只有當學生全身心投入學習，他才是一個主動的學習者和知識的建構者，因此，學生的學習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教學的質量，決定著教學活動的有效與否。學生的學習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又與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地位有關，因此，學生地位問題一直是教育領域重點關注的話題。
從傳播學的視角看，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是一種信息傳播活動，由于傳播過程與教學過程存在這種天然的相似性和聯系性，傳播學的研究與發展對課堂教學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從傳播學的視角審視教學活動，考察和研究學生的地位，有助于我們拓寬教育視野和不斷提高教學質量。
一、信息傳播過程與教學過程
布雷多克在哈羅德·拉斯韋爾“5W”公式的基礎上提出了傳播過程的“7W”模型。用“7W”模型審視教學過程，可以發現，教學活動和傳播活動具有共同的構成要素。
教學活動和傳播活動的構成要素
具體到教學活動來講，“7W”基本上可以對應為：教師為了什么目標，在什么環境下，使用什么內容，通過什么媒介與方法，對誰進行了信息傳播以及這些傳播活動收到了什么效果。顯而易見，這些內容基本上涵蓋了教學的幾乎全部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也正是我們研究教學問題中所關心的重要內容。
傳播學理論揭示了傳播過程中各種要素之間動態的相互聯系，如果把教學過程看作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傳播過程，那么，傳播效果不是由傳播過程中某一要素決定的，而是由組成傳播過程的信息源、信息、渠道和受眾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共同決定的，傳播過程中每一構成要素又受到自身內部各種因素的制約。傳播理論還強調傳播過程的雙向性，即信息反饋。這些理論對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并且必須通過教師和學生雙方的互動才能實現信息傳播的教學過程來講都很重要。
二、傳播學視域下的學生地位
從傳播學視角審視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地位，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和深刻領悟教與學的相互關系，開啟我們進行課堂教學改革的基本思路。
1.從“信息傳播的雙向性”看學生地位
傳播學認為，傳播是一種信息共享活動，同時也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過程。也就是說，在傳播過程中，信息的流動并不是單向度的。雖然傳播者通常處于主動地位，但傳播對象并不是單純地處于被動受傳地位，受傳者可以通過信息反饋來影響甚至改變傳播者的傳播行為以及傳播內容。
教學信息的傳播同樣是經過教師和學生雙方的行為來實現的，所以，教學過程的設計和實施必須注重教與學兩個方面。教師要充分利用來自學生的反饋信息，通過反饋環節隨時對教學活動進行調控，以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把“以學生發展為中心”作為課程的基本理念，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等學習方式的運用，十分重視對學生學法的研究，這些教學行為的轉變與傳播學理論對傳者與受者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彰顯了一種對信息受傳者地位的尊重。但目前我國高校對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尚重視不夠，研究不多，高校課堂更多的還處于一種“滿堂灌”的狀態。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公正”課程《謀殺的道德側面》一課的前半小時幾乎都是在提問和討論中度過的，學生發言甚至超過了教師講解，但正是這師生間的互動，對學生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使他們聚精會神，全神貫注，成為學習活動的全身心參與者。因此，如何在教學中尊重和凸顯學生的主體地位，如何改變學生被動接受的學習狀態，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深刻反思，應成為提升課堂教學效果的重要突破口。
2.從“受眾的選擇權”看學生地位
傳播學理論認為，受眾基于某種目的而產生通過媒介獲得信息的行為，受眾在傳播過程中有很強的目的性和主動性，受眾擁有各種各樣的正當權利，例如傳播權、知曉權、傳媒接近權以及選擇權等。有傳播學者認為，受眾的地位正在朝著由被動接受向主動選擇甚至影響傳播者的方向演進。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學生無疑是一群接受知識技能信息傳播的受眾，但他們并非是被動接受知識的簡單容器，他們擁有自己的權利，渴望在某些知識與技能的傳播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滿足個性化的精神需求。傳統教學不管學生水平高低，無論學生興趣何在，都要在同一進度下學習同一內容，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學生的主動性和選擇權。而實際上，當學生對學習內容采取拒不接受的學習態度時，這就等于是關掉了學習者這部“接收器”的開關，任何信息將無法被接收，教師的教學行為將處于無效或低效狀態。但是，教師如何在有限的條件下為學生提供可選擇的學習內容，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和時間內滿足不同學生的多樣化需求，尚都是值得探索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教師應當注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處于積極、主動的學習狀態，把學習者這部“接收器”的開關打開并調準頻率，從而收到高效的教學效果。
3.從“內向傳播”看學生地位
人體的內向傳播，是主我（I）同客我（Me）之間的信息交流活動，是生理自我、情感自我和智力自我之間交互影響的過程。自我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人的思維活動，具有心理學性質。“符號互動論”的創始人、美國社會心理學家H·布魯默認為，社會生活中不但人與人之間存在互動，人還能與自身進行互動——自我互動。這“自我互動”就是一種在“人內”進行的自我傳播活動。
從內向傳播的角度看，教學活動要與傳播對象的心理成長環境和心理需要相適應，唯有這樣，學生在積極主動的學習過程中，內向傳播的作用特別強烈，情感性和認知性的信息處理交織互動，學生可以從中感受到強烈的情感和認知體驗，并在這種體驗和互動中建構起新的經驗、知識與技能。教師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揮學生的自覺積極性，使他們成為知識技能的主動建構者。
索緒爾與結構主義符號學fSemiology)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創立的以符號分類的方式為特點的符號學是20世紀知識領域的學術高峰結構主義的源頭之一。早在1894年，索緒爾就提出了符號學概念，他的主要理論集中體現在他身后的學生根據課堂筆記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論著《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同屬于現代符號理論，但比起繼承自皮爾斯，側重邏輯，帶有濃厚的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色彩的美國符號學，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更重視結構主義分析。
索緒爾提出：為什么在語言中，盡管說話人本身、表達方式、遣詞造句、觀點看法等各不相同，人們還是可以相互理解?語言中相互理解的基礎是什么?他首先指出了言語(speeeh)和語言(language)的差別。前者是符碼(code)，是實際說出來的那些話；后者是信息(message)，是語言系統，來自于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群體所擁有的可以使他們進行交流的知識。簡言之，言語是社會成員運用語言能力創造的具體產物；而語言是一種抽象系統，存在于集體心智之中，成為每個社會成員別無選擇的社會慣例。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和言語是相互依存的，語言既是言語的工具，又是言語的產物。
索緒爾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剖析了符號的結構。他將符號(sign)分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兩部分。能指是符號的外形，可能是某種聲音、形象等。所指則屬于一個精神或心理的范圍，是關于一個事物的思想，構成了符號的思維方面。而實物叫做參照物freferent)。在結構主義符號學中，符號就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一個雙面統一體，即符號不是實物。地圖不是地域。比如,我們說單詞“樹”的時候，實物可以使具體存在于現實當中的樹。而符號“樹”是由發出聲音的“樹”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痕跡伴隨腦海中的“樹”的精神意義構成的。索緒爾強調，能指和所指的鏈接基本上是人為的、武斷的或約定俗成的。
索緒爾的符號學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能指和所指分析多半限于語言符號，不能解釋繪畫、音樂和戲劇等表現當中的所指如何構成。后來，法國符號學家巴特和意大利符號學家埃柯把符號學研究轉化為研究傳播的大眾文化形式。盡管如此，沿著索緒爾的足跡，葉爾姆斯列夫、雅各布森以及語言學的布拉格學派對語言等符號體系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并與結構主義思潮相結合，對人文社會科學等諸多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包括英國的伯明翰學派。這對于傳播學研究而言意義重大。
皮爾斯與邏輯符號學(Semiltics)
在傳播學研究領域，符號學的另外一條學術演變軌跡就是發端于美國符號學家和數學家皮爾斯的符號學。盡管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是皮爾斯在大量的論文中對符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給“符號”概念下了確切的定義，即“所謂符號，是某種對某人來說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種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東西”。
皮爾斯指出，人類的一切思想和經驗都是符號活動，因此符號是關于意識和經驗的理論。所有的思想靠符號，思想是對符號的操縱。所有的符號過程是三個部分的關系：符號自身、被表現的物體(Repre-sentamen]和闡釋義(Interpretant)。一個意義是符號、闡釋、對象三者之間的關系。任何事物只要它單獨存在，并和另一事物有聯系，而且可以被“解釋”，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號。沒有任何傳播是可以在符號系統之外進行的，我們總是將符號翻譯成其他符號。符號系統的陳規控制了產生意義的方法，也將意義范圍限制在我們所能利用的范圍。
按照皮爾斯的思路，同一對象可以有不同的再現和符號，這完全取決于主體的符號環境，如語言環境。在使用符號時，是主體將其與現實事物或者其他意義相聯系，并賦予符號以一定的意義。不同的主體對同一符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和理解。這取決于主體對符號的經驗和解釋水平。正如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符號傳播過程中，編碼者和解碼者都不能離開解釋這一中介要素。正因為如此，符號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對應并非一次性的簡單關系，而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體現出人類認知活動的主體性。
相較于索緒爾的符號學，皮爾斯的符號學的積極意義在于，它沒有從先驗存在又能夠自我運轉的符號系統H{發，去肯定能指與所指的符號意義的穩定性和確定性，而是把意義建立在人類的感性基礎上。
皮爾斯認為。人類所有的經驗都組織在三個水平上，可以分別稱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第一性指的是可以獨立的、不需要涉及他者而存在的實項；第二性指的是依靠同他者相互作用而獲得存在的實項；第三性指通過連接其他實項而獲得存在的實項。比如，男人、女人是第一性的，夫婦是第二性的，婚姻登記處就是第三性的。在關于意識和經驗的理論中，這三種水平分別對應感覺性、活動經驗以及符號。
在分析非語言符號和語言符號的關系和意義產生的過程中，皮爾斯提出符號和對象的關系如下：
第一，使聯系過程開始的東西如跡象(jndex)，是其所代表之物的原因或結果。跡象組成一個現象感覺得到的東西。如雪地上的腳印或火的灰燼。我們可以說，人的臉色蒼白暗淡是病態的跡象，揮動的拳頭是威脅的跡象，風向標是風的方向的跡象等。在所有這些例子中，跡象符號是那些被表明的事物的直接表達：他們或者是事物的一個片段或者切片。或者是從事物的相互反應中提取的。或者是由事物的原因所支配的機械效果。跡象符號的特點是與指涉對象之間沒有明顯的相似之處，缺乏對事物的再現。
第二，類像符號(icon)，類像的關系表明是通過類似或者是一種泛義上的類似來延續對象，但接觸被中斷了。例如，一幅素描、一張照片、一座雕塑等都是類像符號。一個與事物本身同質的符號是跡象，而一條對角線、一個圖表、一個路標、一個電影片段則是類像。類像的表象后面，是有動機和酷似原物的，但與原物沒有接近性，并不是事物現象本身內在的一部分。類像是對事物的增加和補充。而跡象是通過換喻式的脫離來對對象進行提取。類像符號通常指那些和對象有類似或者類像關系的符號，比如，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
時空中的視聽傳播符號。
第三，象征符號(symbol)，是符號的符號。它與連續性和接近性都沒有關系，而是重新聚合了任意性的符號：大部分語言符號、交通符號、數理符號等。象征符號的標準在于它的歧視，與對象沒有自然的、必然的聯系，是完成意義表達的主要符號。和類像不同的是，象征符號是通過排他性來進行自我建構，同時是隱秘的和非連續性的。功能上，象征符號要在“是”與“不是”之間作出決斷，排除中間狀態。換言之，一個詞在場意味著所有其他的詞在同一位置的缺失。
按照皮爾斯的分析方法，信息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信息是跡象信息，是一個事物所留下來的能夠被感覺到的痕跡：第二類信息是類像信息，作為真實的表象：第三類信息是象征信息，是針對真實事物的話語。利用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現象。大眾媒介所負載的信息洪流更接近類像式的傳播，引導受眾和媒介建立一種依戀的、接觸的、想象的和信仰的關系。跡象符號和類像符號可能包含有對想象的暗示和指引，而象征符號則體現了主體思維。事實上，在所有的傳播形式中，是象征符號在一般意義上建立了傳播的秩序、穩定性和環境框架，可以說，是在原水平上發揮了傳播的組織作用。而在大眾傳播的層面上對符號的生產機制的闡釋，成為符號學不斷更新的出發點。
羅蘭?巴特與“神話”
符號學理論的主要創始人是索緒爾和皮爾斯，但把符號學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當首推法國當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號學家羅蘭?巴特。他所說的符號包括影像、姿勢、音樂、物體、儀式、景觀，都有自己的意義系統，這其中的核心是符號。總的來看，巴特對符號學的建樹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基礎理論方面，二是實際應用方面。他在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對符號內涵意義的分析，這是巴特符號學實踐的根本。他在應用上的最大成就是對許多時尚領域如服裝、飲食、廣告等所做的符號學分析。這些集中體現在他的兩部著作中：《符號學原理》(Elementso Semiology)和《神話集》(Mythologies)。前者主要是符號理論的建構，后者主要是符號理論的應用。
《符號學原理》是一本系統嚴密、敘述簡練的學術論著。它的突出貢獻在于第一次明確界定了源于索緒爾的符號學基本概念，同時清晰地梳理了符號學的主要理論，提出了符號學的四對基本范疇：一、語言與言語；二、所指與能指；三、組合系統(即橫組合與縱組合)；四、外延與內涵。另外，他還提出“意指”的概念，即“意指(slg-nification)則可被理解為一個過程，它是將能指與所指結成一體的行為，該行為的產物便是符號”。為此他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玫瑰，在表達愛慕之際是一個符號：其能指是作為植物的玫瑰。其所指是愛情的意念。作為能指的玫瑰和作為符號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空洞無物的，后者卻是充滿意味的，而使之充滿意味的正是意指。
《神話集》中有一個羅蘭?巴特對一幅《巴黎競賽畫報》的封面做分析的例子。這張封面上是一個身著法國軍服的黑人青年敬著軍禮，兩眼向上，可能在凝視飄揚的法國國旗。圖片的第一層能指，就包括拍攝該圖片時相機的角度、色彩、景別、燈光、構圖等因素，而所指就是相機前面的事物(即凝視飄揚的法國國旗。身著法國軍服的黑人青年)。二者共同構成了表意過程的第一個層面，即外延意義。而表意系統的第二個層面是內涵意義，它以第一層系統，即外延意義，當成它的能指，并將另一層意義附加其上，而成為另一個所指。在這個例子中，也就是整個封面作為內涵意義上的能指，而它的所指在羅蘭?巴特看來卻是：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她的所有子民，沒有膚色歧視，忠實地在她的旗幟下效力。這里，內涵意義隱藏了畫面(也就是第一層表意過程)作為一個符號的地位。
【關鍵詞】 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主權：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主權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 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 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 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占其總數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