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環境健康關系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建筑設計 城市規劃 相互關系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 城市規劃設計與建筑設計的關系

城市規劃設計是一門正逐步完善和發展的綜合性學科，是一門

在實踐中安排城市發展規劃與建筑設計、景觀設計相對關聯的實用

性學科，它具有相對獨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它主要解決的是城市

的面和線問題。建筑設計是在城市規劃的前提下，根據建設任務要

求和工程技術條件進行全面設想，并根據其功能具體確定建筑物的

空間組合形式和詳細尺寸，構造及材料做法。它也具有相對獨立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主要解決的是城市的點和面問題。同時，城市規

劃設計主要是通過建筑設計、景觀設計來實現的。城市規劃管理是

由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通過政府行為來對城市規劃設計和建筑設

計進行監督、管理，并對二者之間發生的矛盾加以協調解決。

2 正確處理城市規劃設計與建筑設計的關系

城市規劃是對城市空間的分析與設計，也即對人活動的區域空間和各區域空間的關系的協調。建筑設計是解決室內空間的使用、經濟、美觀的要求，同時在外部形體上，具有一定時代特性風格的前提下與周圍環境、城市歷史文脈及城市控制性規劃相協調的結果。城市規劃是動態地解決和協調各類建筑之間的聯系、建筑群的整體形象，以生態的、可持續的觀點延續城市的歷史，展望城市的未來。

2.1 科學對待城市規劃設計

城市規劃設計是一種設計社會空間和物質空間健康發展進程的社會實踐。因此，城市規劃設計應該包括從策劃到維護的所有內容。在城市規劃設計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類型。根據阿普爾壓德的觀點，城市規劃設計內容日趨綜合，方法包容性更強，從單純注重形態的設計發展到綜合設計。

在城市規劃設計中不但要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區，交通流線，而且還要注重建筑物的體量、尺度、比例、色彩、造型、材料、空間等。必須強調“城市規劃設計最基本的特征是將不同的物體（包括建筑物）進行聯合，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設汁者不僅必須考慮物體本身的設計，而且還要考慮一個物體與其他物體之間的關系”。一個城市建設得好壞與城市規劃設計水平的高低有著直接關系，因為城市規劃設計是城市建設的基礎，也是建筑設計的依據。在我國一般一個城市規劃設計經批準后，要執行十年以上，在批準城市規劃設計時一定要采取科學認真的態度。

2.2 建筑設計服從城市規劃設計

美國城市規劃師伊?沙里寧曾經說過：“通常做設計是要把它置于一棟房子中；將一棟房子置于周圍的環境中；將周圍的環境置于一個城市規劃中。建筑師在設計單體或群體建筑時，必須考慮建筑的大環境和開發地盤紅線內的小環境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建筑設計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在建筑創作繁榮的同時，也存在著令人擔憂的問題，在快速發展中，建筑師在建筑創作時對人文的關注、對環境的關注顯然不夠。一味追求“新、奇、特”而不考慮建筑物所處的環境。

例如北京的長安街，雖然每棟建筑單體都采用了中國最好的設計院和最優秀的建筑師的作品，而且在建筑造價上也毫不吝嗇，就其藝術價值本身而言，仍然是業界人士批判的焦點。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建筑本身造型，而在于對周圍環境的忽視，以及強烈的個體表現欲所造成的整體不和諧。再例如希臘的愛琴海上有一座叫伊特拉的小島，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尤其是攝影家和畫家，被稱為“藝術家之島”。整座島上布滿了十分簡單的希臘式的民居，連警察局、醫院、飯店都化整為零，成為民居式建筑尺度。幾百年來，島上的居民始終恪守一個規則：所有建筑均不超過三層，所有外墻均為白色。這種熱愛自然、相互協調的觀點，已經形成了一種設計理念。可見在城市規劃設計的指導下，注重周圍環境的協調，即使是最簡單的建筑設計也能取得好的效果。

2.3 建立建筑設計方案評審制度

重要建筑是一個城市的象征，它的好壞對一個城市的形象影響也是很大的。應該盡快建立建筑設計方案評審制度，組織一些專家對建筑設計方案進行評審，一是看建筑設計方案是否符合城市規劃設計的要求；二是對建筑設計方案本身進行評審，看設計思想是否符合設計任務書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選出好的作品。

在對建筑設計方案進行決策時，不僅要關注建筑物本身，而且還應關注其是否與周圍環境相協調的決策制度，這里的關鍵是提高管理者的決策水平，把握正確的價值取向，不能把獨一無二、標新立異作為取舍的唯一標準。

3 建筑規劃與建筑設計的協調統一

我們做設計時經常的手法是從主觀的感覺出發，通過形體、體量的造型來首先達到視覺上的審美要求，而且設計的大多數時間用在了這方面，對于細部則由于時間的限制而來不及仔細推敲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結合環境總體考慮。

前段時間看了些論文書刊雜志，結合城市規劃考慮了建筑設計

的做法，逐漸明白建筑設計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1）結合環境。從城市區域規劃出發設想建筑與大環境的結合：優秀的建筑設計是不能脫離一定的總體關系孤立地進行的，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的環境之中，去考慮單體建筑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即建筑的整體輪廓上，應與周圍的現有建筑呼應，立面上虛實對比、色彩處理與環境格調相協調，流線上，符合環境的肌理；從人的感覺出發想象建筑局部小環境的處理：通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間。

（2）造型。有自己的風格，整體性強、簡單中體現復雜，不變中起變化。在進行立面造型處理時，一定要從大處著眼，考慮整體效果，要從整體再到局部，從大面到細部，反復推敲，逐步深入，使整個立面從整體到局部都比列協調，互相映襯，形成完整的統一體。這方面筆者喜歡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輕佻。

（3）理性。承傳歷史文脈，用抽象化的手法引用或延續歷史的痕跡。當然，最重要的是把視線集中在人的視覺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思考。視線所能及范圍內著重考慮。高層建筑頂部以及多層不上人屋頂等，視線不能及處簡潔處理，體現一定秩序，滿足可能的俯瞰效果，并從墻面傾斜、局部層高處理等來控制人的視線和控制小環境。比如：曲面玻璃，將天空反射向地面、局部低層或鏤空引進陽光等。

第2篇

論文摘要：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尊重人性，在組織中編織和諧的人際關系網絡，培養高度組織承諾的員工，通過相互信任而促成自發性的合作，是實現企業戰略目標與個人目標一致性的有效方法，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從嚴格意義上講，現代組織行為科學(behavioralscience)發端于霍桑試驗。霍桑試驗對古典管理理論進行了大膽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點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和從物的因素上轉向“社會人”的基本假設和人的因素上。梅奧的人際關系理論(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過對霍桑效應(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應)的揭示，對古典組織管理理論的研究范式維度作了四個方向的拓展〔羅x,2001)，即，單個行為主體的社會性;人是社會人，工作中的人際關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響生產效率的首要因素;組織是人們希望實現自導、自治、自我負責和自我實現的場所;群體(group)總是通過建立他們的價值觀和規范來控制人們的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complexity)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隨著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發展，組織行為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個體行為(價值觀、態度、激勵等)、群體行為(團隊工作、領導藝術、溝通、沖突等)、組織系統(組織結構、工作設計、組織文化等)、組織變革等問題的研究日趨成熟。

    一、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新發展

    目前，對組織行為理論的研究呈現多學科交叉態勢，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運用不同研究視角在廣度和深度上豐富和發展了組織行為理論。

    1.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蘭，1972)。效率概念是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認為在既定物質技術關系的約束條件下企業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但現實中存在的明顯事實是，由于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的不一致，員工并不一定總是盡心盡力地工作，企業的成本也并非總是最小化，總還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產出。這就說明存在著與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問題，即非效率問題。哈維·萊賓斯坦提出x效率理論，指出x效率理論實際上是指一種與組織或動機有關的效率;該理論從個人行為受到從表面看互相沖突的兩種傾向影響，每種傾向都會導致不同行為模式和對環境的反應。

    2、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對人性作了全新的論釋。他摒棄了心理動力學和心理特質論的內因決定論和傳統行為主義的外因決定思想，對個體的行為、認知與主體因素、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提出更為辯證和完善的分析;強調主體因素對人類行為的獲得與表現和對人性潛能發揮的決定性。通過建立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闡明了三者之間的動態決定關系，為進一步研究如何促使個體行為方向與組織目標發展方向的趨同奠定理論基礎。

    3.新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e granovetter)對當代組織行為理論研究有較大的影響。他發展了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的“經濟鑲嵌社會”概念，從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組織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個角度分析了現代組織中社會情感聯系、信任、人際網絡等問題，增加了組織行為理論新的研究維度和研究命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運用契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對格蘭諾維特提出的組織信任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在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風險角度對信任的內涵及類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過建立模型對各種信任類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為學者廣泛重視。“社會資本”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爾曼、羅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傳播。按照韋恩·貝克的解釋，社會資本主要是指人際和企業關系網絡中以及通過該社會關系網絡所能獲得的各種資源，包括信息、構思、線索、商業契機、金融資本、權利與影響、情感支持，甚至還有良好的祝愿、信任與合作。

   二、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

    1.人性研究的淵源及發展。

    “有了人，我們便開始了歷史。”(恩格斯語)但是，人類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們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類意味著什么”(埃德加·莫蘭，1972)的爭議。對人類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的話來說還是一種貧乏的認識、封閉的范式。從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開始，到中國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基督教的原罪說、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塔”理論等，各種人性理論層出不窮，直至今日，人性問題仍促使人們不斷去探索、解析。休漠認為，“人性”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一切科學都離不開以“人性”作為對象。人們希望通過對’‘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質的解剖，通過對人的理解來尋求一種核心的價值觀念，并通過這種核心價值觀念的確立，從而為實踐活動確定合理的方式，再通過這種合理的方式來達到最佳效果。

    早期對人的思考囿于人類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強大，認為人是缺乏獨立性的。在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和人的力量的強大，資產階級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確立了理性權威。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則把這種理性權威推向極至。然而，人類進人20世紀后，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受到動搖。人們開始感到，運用理性的創造活動并不總是給人類帶來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類發出這樣的呼喊。“上帝死了!”代表現代人一種普遍心態，它是人們對傳統價值觀和普遍的道德規范失去信心、對個體命運和前途感到擔憂的表現，它是對理性至上主義的徹底反叛，它也是現代人絕望心態的表達。“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人類根本無幸福可言，理性越發達，痛苦愈深，博愛、平等均是空談”，真正的人生都被人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縱和支配，人類的目的性不見了，人應該更多的是依靠感覺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會轉型帶來的道德缺失、精神“斷乳”和無所適從迫使人們去重新思考支撐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文化價值觀，“實現人的革命”、“重視主體間性”、“人類終極關懷”、“重建人類精神家園”，反映了人類為探尋人類未來發展所作的種種努力。

    另一方面，理論家對人性的理解不僅決定他們的研究內容，也決定了他們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認為，一個現代人應該是“由自身定義的”自我，他或她通過自我發展而發現和開掘自己的真正“人性”;這個命題宣布，人應該從自身而不是從任何其他的淵源尋求生命的神圣，從而為個人的理性主題奠定哲學基礎;在這個原則下，組織中個體有意識、有目的的理性行為被視為理論分析的最終基礎，而社會組織則被視為一種無數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意識的產物。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闡述了理性行為人在“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獲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非出于本意發展的卻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亞當·斯密賦予理性行為人以新的名稱—經濟人，并為后人所繼承，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偉大的管理實踐者、古典管理學家、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繼承了這種人性假設，并采用了物理學最常用的方法—隔離法，通過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擾，把個人從社會中抽象出來，得到一個“理想類型”( ideal type)的“經濟人”。盡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強調勞資合作、雇員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實踐中嚴格科學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沖突無法調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蘭提出應該停止將人簡化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術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應該在人類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話、節慶、舞蹈、歌唱、癡迷、愛情、死亡、放縱、戰爭等。不應該把感情性、神經癥、無序、隨即變化作為‘噪音’、殘渣、廢料拋棄。”理解人性應該“超越對生活狹隘和封閉的理解(生物學主義)，超越對人的島民和超自然主義的理解(人類主義)，超越出無視生活和個人的概念(社會學主義)”，“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物一心理一社會學的整體”。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體因素、行為和環境三者動態相互作用的結果。人類行為是自我系統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人類行為又分別影響外界環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個體的期待、信念、目標、意象、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他的行為;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來決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同樣，在行動與環境的相互決定中，雖然環境狀況作為行為的對象或現實條件決定著行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為也改變著環境，以適應人的需要。三方互惠決定論包含著對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義取決于個體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環境條件的制約而不是無限自由的。

    2.組織嵌人、社會資本及社會關系網絡研究。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反映了人們對人性的重新認識。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利·切克斯贊米哈利經過長達25年的研究發現，決定快樂的秘密在于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系質量。心理學的“新關系論”認為生命的動力在于“參與”，即，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成長和發展。一個人擁有完善的關系網絡就會擁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須刺激員工的動機，發展他們的能力，賦予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其自發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時代，人際關系網絡因為企業與顧客間、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企業內部員工間的自發合作而變得重要。

    強調員工能夠相互信任并促成自發性合作的關系網絡稱作社會資本。波茨和塞森布雷納認為社會資本是四個概念的有機結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團結”( 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逆境可以成為團體團結一致的動力;齊美爾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在個人化的交換網絡中產生的規范和義務;迪爾凱姆和帕森斯的“價值融合”( value in呵ections )，指價值、道德原則和信念先于契約關系和非正式的個人目標(不是嚴格工具意義上的);韋伯的“強制性信任”( enforceable trust )，指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團體背景使用不同的機制保證實現對已經達成的行為規則的遵守。據科爾曼教授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動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處于其他行動者的控制之下，行動者為了實現各自的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轉讓對資源的控制，其結果就形成了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資本。

第3篇

關鍵詞：組織冗余 企業績效 關系

組織冗余，單從字面意思看它即是組織資源的一種多余或剩余，而且容易使人產生很多不好的聯想，尤其對于當今正處于復雜動蕩的經濟危機環境中的絕大多數企業經營者而言。但從其內涵來探究組織冗余，它并不總是一個單純的貶義詞，組織冗余對于企業也具有一定的價值，它與績效之間存在著比較復雜的關系。從國內外目前的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并深入到組織冗余與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中，而這些研究對于企業如何更好地利用組織冗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國外研究綜述

組織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是組織理論中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現已成為戰略管理領域相關文獻討論的焦點。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它常被用來解釋不同的組織現象，包括目標沖突、權利斗爭行為、效率以及創新（Nohria & Gulati，1996）。

（一）國外研究背景

盡管冗余最早是由Barnard于1938年引入到組織理論中來的，但是該詞是March和Simon于1958年在他們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的。且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對冗余的概念、性質及其與創新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學者們大都從不同的角度對冗余進行界定，因此目前關于冗余資源的內涵尚未達成一致。在這些觀點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Nohria & Gulati關于冗余的論述，他們認為冗余是組織可利用的、超出其給定水平產出量所需最小投入部分的資源。且最近比較重要的有關冗余的研究文獻中，研究者對冗余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Nohria & Gulati對冗余論述的影響。

在冗余與績效之間的關系論述方面，首先理論界是存在較大爭議的。

一些研究者主要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冗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如理論的學者把企業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間一系列的合同關系（Jensen & Meekling，1976；Fama，1980），他們認為冗余是人或經理人不勝任的表現，是導致企業資源配置低效率的原因。還有一些戰略學者也認為組織冗余會妨礙企業的戰略選擇，例如，Child（1972）指出在面對環境變化的時候，冗余的存在會減少企業敢作敢為的選擇，從而錯失機會和降低績效。這些觀點都表明，冗余和績效之間是負相關的關系。

而組織理論學者則認為冗余和績效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即適度冗余能夠提高績效。他們通常認為冗余是組織的一種可利用的潛在資源，它能夠轉化和利用以實現組織的目標，它對績效的有利影響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可作為誘因，代表組織能夠支付給成員的額外報酬（Cybert & March，1963）；可用來解決各種各樣的沖突，因為沖突通常都是由于資源的稀缺而引起的（Moch & Pondy，1977；Bourgeois & singh，1953）；可被當作應對環境變化的緩沖器，使組織的核心技術在環境巨變時不受影響（Cheng & Kesner，1997）；可促進企業許多戰略行為的選擇和創新活動的展開，如不斷地進行新產品的研制和開發及進入新的市場領域等（Thompson，1967）。值得指出的是，冗余對績效的這些有利影響在環境動蕩的時候尤其明顯（D’Aveni，1994；Meyer，1982）。

（二）國外研究現狀

理論界對于冗余與績效關系的論述大都集中于冗余和績效之間是一種線性正或負相關的關系，但最近的研究越來越多地表明，冗余和績效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1.線性正相關關系流派。Singh（1986）使用銷售、管理及一般費用和運作資本中已吸收冗余和現金與證券中未吸收冗余作為組織冗余資源，并以資產報酬率和主觀評估的指標作為績效指標，得出高水平的已吸收和未吸收冗余資源與企業高績效是相關聯的。Hambrick & D'Aveni（1988）通過資產負債率和運作資本占銷售收入的百分比，研究了未吸收冗余與資產報酬率的關系，認為破產公司的潛在冗余的平均值要顯著低于繼續生存的公司。Bromiley（1991）通過研究流動率與權益報酬率、銷售、管理及一般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與銷售報酬率、資產負債率、資產報酬率之間的關系，分別探討了可利用、可恢復和潛在冗余與績效的關系，得出結論：冗余資源特別是可利用冗余和潛在冗余能提高企業績效。Miller & Leiblein（1996）、Reuer & Leiblein（2000）都以應收款與銷售收入的比率，庫存與銷售收入的比率，銷售、管理和一般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率作為冗余指標，探究了它們與資產報酬率以及權益報酬率的關系，分別得出冗余資源的存在能增強企業績效和冗余能夠提高企業抵抗風險能力的結論。Geiger & Cashen（2002）探究了資產負債率與創新的關系，認為組織潛在的冗余有利于企業的創新。Tan & Peng（2003）以折舊基金、儲備基金、企業留利和銷售費用與利潤率的關系，探究出未吸收的冗余資源與企業績效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這一正線性的關系正好符合組織理論學者的觀點即冗余對績效具有有利的影響。

2.線性負相關關系流派。Davis&Stout（1992）研究了現金流與收購風險之間的關系，認為更大的現金流將會增加收購風險。Greenley & Oktemgil（1998）運用主觀評估問卷項目的方法，通過詢問管理人員對資本冗余的主觀看法，得出結論“組織冗余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的關系”。Tan&Peng（2003）也通過實證研究，以大修理基金、庫存和應付款與利潤率的關系，得出如下結論：已吸收冗余資源與企業績效是負相關關系，而且所有冗余資源對企業市場地位都產生正影響。

3.U型關系流派。Bromiley（1991）以企業承擔的風險為績效指標，認為冗余與企業績效存在著“U”型關系。即一開始二者之間是負相關，然后超過一定程度就變成了正相關。冗余與績效之間的這種U型關系表示高或低的冗余都與好的績效相聯系，而中等的冗余則與壞的績效聯系在一起。

4.倒U型關系流派。Nohria & Gulati（1996）通過主觀評估兩個問卷項目，運用回歸分析得出冗余與創新之間是倒U型關系，即太多的和太少的冗余對企業創新都是有害的。Geiger&Cashen（2002）通過對流動率；銷售、管理和一般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等與創新的關系研究，也得出可用冗余和可恢復冗余與績效之間呈倒置U型。Tan&Peng（2003）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冗余和績效之間呈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即組織冗余有一個理想的范圍，低于或高于這個范圍對績效的影響都是負的。George（2005）研究了分散冗余與私營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認為冗余與績效之間呈倒置“U”型的關系：企業的績效最初是隨冗余的增加而提高，但當大量冗余尤其是低分散冗余出現時，企業的績效則是下降的。倒U型的關系則暗示了企業應該注意控制冗余數量的增加。

5.其它相關關系流派。除上述研究結論外，還有一些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冗余和績效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線性或非線性的關系。如Cheng&Kesner（1997）通過研究各種冗余與企業對環境變化的反應能力的關系，得出冗余對企業應對環境變遷的能力具有正或負的影響作用。Greenley & Oktemgil（1998）研究了派生冗余和投資冗余的績效特征，認為冗余和績效的正相關關系在高績效公司中存在，但在低績效公司是不成立的。

組織冗余資源的來源

（一）權利行為來源觀

企業好的績效會導致企業的冗余增加，而不好的績效會導致冗余的減少（Singh，1986；Bromiley，1991），但人們并不清楚，經理們怎樣做才能使冗余的數量發生變化（Nohria & Gulati，1996）。有些研究在分析具體的問題時涉及到冗余的來源問題，通常都毫不例外地將其視為組織內部權力斗爭行為的產物。這種觀點確實已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比如，Schiff & Lewin（1970）的案例研究顯示，由于委托—關系產生的信息不對稱，經理們通常采用“高估成本和低估產出”的方法來創造冗余。這表明，有意而為的“權力行為”確實能產生一定的冗余。

（二）有限理性來源觀

冗余來源的“權力行為”論可能并不是冗余來源的唯一解釋。因為若冗余真的完全是“權力行為”產生的，那么，企業要提高效率就必然需要通過有效的管理來實現減少冗余，提高組織的績效。企業績效與冗余之間的關系應是負相關的。然而，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卻顯示冗余與企業的經營狀況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即企業效益越好，組織的冗余越多。

按照有限理性理論的觀點，人們在對不確定的狀態做決策時，由于受某些條件的限制，通常總是追求滿意解，而并不苛求獲得最優解。這種有限理性的決策思維模式反映在非常規性業務活動的資源配置行為上，一般會表現為留有余地，即保證活動有足夠的、最大可能的資源需求量。然而在實際的運行中，資源的實際控制者往往又可能會在每個具體的環節上最大限度地節約使用這些資源，以應對隨后可能出現的一些不確定情況所產生的資源需求，因而，最終可能會使這些資源產生一定程度的冗余；并且當那些不確定情況所涉及的環節越多、經歷的時間越長，產生的冗余也可能越多。由于受時機、利益關系、價值偏好、組織學習以及一定的決策機制和決策技術等因素的限制，在非常規性的業務活動中，企業在這種有限理性支配下的資源配置行為，可能也是產生組織冗余的一個重要來源。因此，企業的冗余資源可能不僅來源于經理們的權力行為，而且更可能來源于組織決策的有限理（方潤生，2003）。冗余來源的擴展，有利于我們從新的價值維度來認識冗余在組織中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提高組織的產出效率。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國內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關于冗余資源的系統研究還比較少，而且對冗余往往存在著誤解。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企業對冗余尤其是人力資源冗余即組織“冗員”往往是采取一刀切式的“減員”策略。這不僅不利于人們對冗余資源的深入理解，更難以使企業經理人員認識到可以通過充分利用企業的冗余資源來提高企業績效的觀念。

（一）國內研究背景

在處于轉型經濟中的中國，人們通常認為組織的績效將隨著冗余的增加而降低，組織冗余是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低績效的共同原因。確實，中國國有企業的低績效常常都被歸咎于冗余所導致的低效率。經理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常常被建議通過裁員等措施來減少和消除冗余。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冗余與績效的關系研究是十分鮮見的，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線性正相關關系。方潤生、李垣（2003）研究了冗余與創新之間的關系，并基于資源和能力整合的觀點運用知識創造等理論，通過對多家企業的問卷調查和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企業內部，不同的組織冗余與不同類型的企業創新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組合冗余的利用與企業的過程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分散冗余的利用與企業的產品創新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研究對企業充分認識冗余的作用，尤其是對創新的影響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轉置“S”型曲線關系。蔣春燕、趙曙明（2004）認為，在轉型經濟中，冗余與企業績效之間并不總是線性或非線性的關系，也可能是“U”型或倒“U”型的關系，他們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278家中國上市公司長達8年的數據（1994-2001年）進行分析，構建了一個冗余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三階段模型（或稱轉置S型關系模型），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處于不同的階段時，二者之間的關系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如圖1所示）。

3.倒置“U”型關系。鐘和平（2009）也分析了企業冗余對績效的影響，采用問卷調查和多元回歸分析，認為企業冗余與績效之間應呈倒置“U”型關系，即當企業的冗余未過量時，企業冗余與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當企業的冗余過量后，企業冗余與績效之間呈負相關。這一研究成果與Nohria&Gulati（1996）、Tan&Peng（2003）以及George（2005）的結論是一致的。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研究意義

由于經理們有意無意的“權力行為”以及組織決策的有限理性（方潤生，2003），使得冗余的產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冗余資源，使其充分發揮對績效的有力影響，成為企業提高效率乃至戰略變革的重要路徑之一。因此組織冗余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這為企業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冗余資源的價值，從而為其處理各種由于資源稀缺引起的沖突、更好地應對環境的巨變、抵抗各種經營風險，以及更有效地提高績效等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尤其是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更為冗余資源的價值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這將成為決定企業能否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組織冗余與績效的關系研究正逐漸成為組織行為學以及企業管理學研究的新熱點，也正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它們的關系研究將成為企業如何有效分配和利用企業資源尤其是冗余資源的一個新視角。這一研究強調的是組織冗余與績效之間存在的關系不是單純的線性（正或負）關系，而可能更是一種非線性的復雜關系。它的最終目的，即是探索出不同類型的冗余資源與績效之間的關系，使冗余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和發揮最大的價值，從而提升企業的整體績效。

組織冗余與績效關系的研究述評

前面分析的國內外現有組織冗余和績效關系研究的方法和模型，不難看出國內外研究者雖然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方法和思路，但他們在研究中也同樣存在著局限性和不足，如已有文獻中對組織冗余的研究主要關注于通過組織有形資源冗余的相關變量如流動率，銷售、管理及一般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庫存，資產負債率等與績效之間的關系，而較少地對無形資源如知識資源、關系資源等與績效的關系進行研究；目前大多數研究者的研究樣本來自發達國家，只有少數研究者如Tan和Peng（2003）、方潤生（2003）和蔣春燕、趙曙明（2004）的研究樣本來自中國，缺乏對轉型經濟時期組織冗余和企業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是目前關于冗余研究文獻中一個缺陷；現有的研究很少考慮環境變量，如不同的產業、所有制結構、企業年齡和所在地區等可能對冗余與績效的關系產生影響的因素，如Tan（2001）的研究結果表明了17個產業中有8個產業對冗余與績效的影響是顯著的等等。

近年來，研究者已從客觀數據和主觀認識等方面對組織冗余和績效的關系展開了大量研究，越來越多的研究也已證實了組織冗余對績效具有有利的影響。但目前，關于這一研究的理論和模型均不太深入，仍有許多問題急待進一步研究。首先，應更多地關注于企業的人力資源冗余，尤其是他們所具有的知識資源的冗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在轉型時期我國企業“冗員”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在國有企業，它已嚴重地影響了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效率，考察冗員變化與績效如組織創新等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將十分有利于從企業全面健康發展的高度來處理減員工作中的具體問題。其次，應關注轉型經濟時期組織冗余和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研究轉型經濟時期迅速發展的市場和激烈動蕩的環境中組織冗余對績效的影響作用，對于企業更好地應對環境的變化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最后，應關注處于不同環境中如不同的產業、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地區的企業其冗余與績效之間關系的差異，以豐富相關研究成果，為企業實現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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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關鍵字：基本原則，國家干預，市場行為原則，高效市場原則

經濟法基本理論中有很多重要的問題，基本原則是重中之重。基本原則是聯系宗旨和規則的橋梁，而且，基本原則最集中地體現一個部門法的特征。可以說沒有經濟法基本原則，就沒有經濟法部門。因此，在停止了經濟法概念的爭論之后，經濟法學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經濟法基本理論的實質性研究，其中，非常多的經濟法學者對經濟法基本原則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試圖從法理學、民法學的研究入手，另辟蹊徑，對基本原則理論做出詮釋，進而提出經濟法基本原則，并進一步對經濟法基本原則進行闡釋，以期對實踐中的經濟法問題進行解釋、應用于實踐。已經有多篇論文面世，而且新近出版的經濟法基礎理論方面的論著中都有這方面的論述。

一、分析方法及標準

首先來看在法學理論中對基本原則的定義：

張文顯主編的《法理學》中給出的基本法律原則的定義：體現法的根本價值的法律原則，它是整個法律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構成法律體系的神經中樞。

周旺生編著的《法理學》中給出的法的基本原則的定義：這是體現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價值取向的原則，是法的原則體系的上位階原則。他給法的原則下的定義：法中所存在的可作為法的規則的基礎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原理和準則。

其他法理學著作大同小異，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體現出幾個方面：1、體現法的根本價值，作為部門法的基本原則則應體現該部門法的根本價值；2、在法的體系中具有上位階性質，具有指導、規范法的規則的性質；3、是一定的法的體系的中樞。

在法律英語中，法的基本原則包含兩層意思：1.法律的諸多規則或學說的根本的真理或學說，是法律的其他規則或學說的基礎和來源；2.確定的行為規則、程序或法律判決、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對之證明或反駁，它們構成一個整體或整體的構成部分的實質，從屬于一門科學的理論部門。

綜上，筆者將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定義為，體現經濟法宗旨和根本價值，對經濟法的活動具有普遍指導作用，集中體現經濟法的特性，是經濟法最高的法律原則。

民法理論研究在法學理論中是最成熟的，我們非常有必要對民法關于基本原則的研究進行分析。其他法律部門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徑對我們研究經濟法有非常強的指導、借鑒作用。在開始經濟法基本原則探討之前，我先分析一下民法的基本原則的一些情況。

民法基本原則初時有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錯責任原則。在民法最典型的子部門法-合同法中，我們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出，這三大原則分別是：構建制度前提的基本原則，行為的基本原則，以及后果責任的基本原則。那么這中三大基本原則，跟法理學中關于法的規范的構成要素：前提假設，行為模式，法律后果。（當然法律學界現在較流行二要素說，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分析，“前提假設”部分可能是一個很強的制度，而制度在任何一個法律條文中沒有必要反復的重述，否則有失精煉）現在我國民法學理論中有許多的基本原則，但是這些普遍適用的法律原則，作為基本原則欠缺根本性。比如，在民法實務中被視為“帝王條款”的誠實信用原則，雖然它在實務適用甚廣而且普遍適用于各個子部門法，但是它跟三大基本原則仍然無法匹敵。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法律原則仍然可以由上述三大基本原則推導得出（推導過程還是比較簡單的），所以原則要想作為基本原則，除了要具備高度、普適、特色等特征外，還必須具備根本性，就是在本部門法的至上性，由此，可以得出各個基本原則的獨立性和整體的自足性。

上述分析方法恰好與西方管理學中的“結構—行為—績效”理論在基本構架以及分析方法上想吻合。法律中的結構表現為制度；法律規范中的行為是模式化的行為；行為績效在法律中就是法律對該涉法行為的評價，即法律后果。因此，兩種分析方法具有內在的統一性。這兩個方法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因為法律所關注的是一定制度下，一定主體的一定行為的法律判斷（即在法律上的后果），而管理學中的“結構—行為—績效”理論，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企業環境）下，企業（或企業中的員工）的行為能夠如何產生的效用。理論的契合的原因載于實踐中評判標準的制度化，只能對外在的表現進行評判。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分析基本原則的方法，就是從本部門法法的規范的各個構成要素群中各提煉出一個基本原則，由此構建部門法的基本原則體系。即，分別對經濟法制度進行分析，并得出關于制度構建方面的基本原則；對經濟法主體的行為進行分析，讀出在經濟法主體行為上的基本原則；對經濟法的法律后果的產生以及形式等進行分析，得出構建經濟法法律后果的基本原則。

回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分析中來，現在中國經濟法學界基本上取得共識，經濟法的產生在于市場失靈的突顯，因此政府（除非特別說明都是指廣義政府）進入市場進行干預，根據傳統公法理論，政府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即對政府失靈的事前控制），即“無法律授權即無行為”。由此，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中產生了經濟法。因此在許多經濟法學家看來，經濟法就是政府干預經濟之法。當然，許多經濟法學者對于“干預”一詞的稱謂進行了諸多探討，得出了管理、協調、調制等等政府行為的稱謂，，在探討的過程中，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的特征進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對經濟法行為理論的構筑，以及經濟法其他基礎理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和指導。在此，筆者使用干預而不用其他（因為其他三個詞我認為都有所缺憾：管理不能突顯行為的經濟性，協調排斥了不當行為的法律管轄，調制似乎不夠包容（經濟法體系寬狹，雖屬觀點差異，總覺有缺憾））。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一、經濟法基本原則有三個；

二、這三個基本原則分別屬于制度、行為、后果范疇；

三、它們都是經濟法中最高的原則，可以推導出一系列子原則，包括一些普遍適用于經濟法的原則；

四、三個基本原則普遍適用于經濟法各子部門法。

本文關于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觀點：

一、制度范疇的基本原則：國家“干預”市場失靈原則；

二、行為范疇的基本原則：市場行為原則；

三、后果范疇的基本原則：高效市場原則。

二、原則各論

本文對經濟法基本原則重在闡釋，對其論證從簡，以節約篇幅。而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闡釋也盡量全面，但是由于基本原則規范的范圍非常的廣泛，因此，闡釋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全。本文將盡量展現基本原則規范的主要內容。

（一）國家干預“市場失靈”原則

該原則在滿足高度、普遍原則方面毋庸置疑，在根本性至上性上來說，也是沒有問題的，經濟法根源于市場失靈，直接來源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即授權國家干預并對干預行為進行規范。因此，從制度層面來說，國家干預市場失靈是整個經濟法建立的基礎，其他經濟法制度的都是因為干預的需要而建立的。從該原則出發，經濟法必須遵從以下制度原則。國家干預“市場失靈”原則，首先體現在，國家對市場基礎的認同；其次，體現在國家在引進新制度時的態度必須優先考慮市場機制；再次，國家干預主體事關經濟全局，其職能、行為方式必須由法律規定；最后，經濟法的干預行為必須本著干預的目的而作為，即以維護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為直接目的。

本原則從它的反面進行解釋也就是，非市場失靈部分國家不應干預。因此，可以得出經濟法是處于不斷的變動狀態的。經濟法存在的基礎即市場失靈，市場又是不斷變化的，此時的市場失靈到彼時市場也許就運行正常了，此時市場無法自我調節，到彼時市場就可以自我調節了。因此，經濟法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不安定性，法律制定和執行部門應當對經濟法存在的基礎進行監控、條件改變以后必須相應改變相關法律制度。在市場主體來說，有權要求在市場能夠自我調節時要求放寬或者取消國家干預，或者改變干預方式。

1、市場基礎原則

一國只有先建立市場經濟才有所謂的市場失靈，才稱得上干預市場。在非市場經濟國家，指計劃經濟，國家統一計劃，各個企業單位都只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其存在就是執行國家計劃，沒有獨立的行為能力，根本就無所謂市場，那么在這樣的國度中，國家對于資源配置的調整，收入分配的改變，投融資制度的存廢，以及經濟運行中的破壞秩序的行為的規制都通過行政行為來完成，即使有市場，也是嚴格限制的不反映市場基本調節機制的半市場。該原則在“國家干預市場失靈原則”下，為國家的干預圈定了一個范圍。它要求國家在制定法律，或者其他一切行為時，都絕不能破壞市場的基礎調節作用。這點在我國尤其應該強調。戰后，世界分裂為兩大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實行了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許多實例（如東西德，朝韓）都表明，在現在的生產力條件下堅持市場的基礎地位是國家經濟健康穩定增長的需要。市場機制的堅持，是經濟法立法必須首先堅持的原則。其次，在其他經濟力量破壞了市場的基礎地位時，國家就應當介入進行干預。

2、市場優先原則

國家干預的是失靈了的市場，那么市場失靈與否由誰說了算就是關乎市場基礎地位的問題。國家干預市場失靈原則，就是要求國家應該在市場失靈時予以干預以期矯正，也就是說，市場失靈在先，國家干預在后。國家干預的是被市場證明了市場辦不到或者辦不好的事（當然是在當時的條件下），而不是國家任意圈定范圍，設置莫須有的限制。在中國，對該原則的違反比比皆是，但凡有點權力的部門亂設關卡，各地方亂設許可，辦事瞎吹風憑長官個人意志。前一階段中國金融法學界最引人關注的問題是，金融業對內的開放問題，中國決策層考慮的不是如何開放而是是否開放，不是進入門檻有多高而是是否該有門，不是監管問題而是扼殺。在沒有經過市場的洗禮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如果是因為畏懼市場會破壞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封鎖市場，那么這個市場將問題百出，最終被市場所否定。因此，市場優先原則可以明確我國在市場經濟建設中關于國家不敢放開的制度上的行為。

3、機關職能法定原則

由于經濟法涉及國家市場秩序和制度建設，因此，對于經濟法的執法機關必須由最高權力機關指定法律。首先，突顯機構建立的程序以及各種因素的充分考慮。國家對于國家機構的建立，尤其是涉及經濟秩序公民財產安全的重要部門的建立，必須以法律形式予以規定。法律的制定有嚴格的法定程序，經過辯論，協商，投票，有的甚至公布草案公開討論，對于各方面因素考慮比較周全，能夠比較正確的反映市場的需求。機構建立的任意性，必然導致市場的反對。其次，機構的職能由法律規定，可以明確分工，明確職責，避免有利爭權力，無利相推委，搞得國家機構逐利行為滋生，辦事效率低下，權力的自由性導致機構權力的膨脹，國家權威的喪失。最后，根據公法原理“無法律授權既無行為”，沒有法律依據的國家機構的建立將導致其任何行為因無法律依據而無效，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在此可以舉出一例：證監會。證監會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定位于事業單位，如此重要的一個國家職能部門竟然是一個事業單位著實無法滿足設立的初衷，因此，國務院以及最高院認可了它的規章制定權，使其擁有地地道道的部級機關的權能，但是設立它的依據僅僅是行政法規。經濟法中的干預主體比如中央銀行、反壟斷機構，從各國實踐看，都是具有非常強的獨立性，為了保證其獨立性，必須以法律形式規定其組織機構和行為方式，以保證其獨立行使職權。

4、公共目的性原則

國家進入市場是為了矯正市場失靈，建立有效競爭并穩定增長的市場秩序，并非為了獲取收益，一般情況下是為了讓大部分市場主體從國家的行為中獲益，以刺激他們繼續留在市場中，增強對市場的信心。現在中國還有許多國家部門借口干預市場從事營利性活動。在此要區分消費性活動和經營性活動。經營性活動是違法的，而消費性活動并不是干預市場的行為，而是本部門作為一個民事進行的民事活動。經濟法規范所期望的干預行為，必須是以經濟法為依據，以公共利益為目的，對市場進行干預的行為。干預的公共目的性，是區分公法主體市場行為的主要標準，也是連接國家干預“市場失靈制度”與市場行為原則兩大基本原則的橋梁。

（二）市場行為原則

經濟法的兩個特性：經濟性和規制性，其實就是國家經濟行為的兩個特性。國家的市場行為既是市場行為必然具有經濟性，由于是出于國家意志，是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同時具有規制性，所以國家市場行為是經濟性和規制性的統一。下面將就國家的市場行為種類以及其權源作一探討。

市場行為原則要求經濟法的兩大主體，國家和市場主體都要遵循市場行為原則。市場主體的行為必須遵循市場運行的規律，一旦破壞了市場競爭的的原則，就會收到國家的干預；同時國家的干預行為也要本著市場行為的原則進行，采取一切可能降低對市場秩序的影響，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的不干預，市場調節不好的適當干預，市場無法調節的主動承擔，第二，要求國家的干預行為能夠遵循市場行為原則就是要求，能夠用市場行為解決的用市場行為，能夠不限制市場主體權利的不限制其權利。

遵循市場行為原則最主要的是要遵循產權明確和價格決定機制。國家市場行為，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信息相關、交易、財稅、贈與、訴訟。這些行為的性質在下文會逐一詳細分析。

1、信息相關行為

現代社會被稱之為信息社會，足見信息在我們社會的重要性。國家在社會信息的采集、公布、預測等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信息相關的行為，權力來源主要是，市場主體的知情權。雖然，市場主體是獨立的個體，但是作為市場的構成元素，必須公開一部分作為獲得市場信息的交換，必要的信息公開時市場交易進行的前提和基礎。同時，有關市場的信息越充分，市場主體做出的市場行為就越理性，良好經濟秩序就越容易得到維護，也更容易傳導國家的政策傾向。市場信息的良好把握是進行其他經濟法行為的前提，因此，國家必須非常重視、并做好信息相關行為。

經濟法學研究的信息相關的行為，主要有：國家關于市場主體的信息公開以及國家的要求，該部分構成了企業法、監管法、規制法的主體；國家對于市場信息的收集、公布和預測等，該部分構成了統計法、預算法、計劃法等。

2、市場交易行為

交易行為是國家市場行為的主要形式，也是經濟法主要子部門法宏觀調控法的調整對象-宏觀調控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

交易行為權力來源于經濟的波動性和國家的公共性。由于經濟規律的作用，任何經濟體的經濟都帶有明顯的波動性，而且這種波動具有相當的規律性，這就為國家對經濟進行調節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時國家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和信息中心而存在，擁有國內其他機構無可比擬的財力和信息，其行為在一國最具有中立性和可行性。因此，國家調節經濟成為各國的主要職能之一。

該行為要求國家在進入市場時應當作為交易的一方，當然由于國家進入市場的公共目的性，也有一些區別于一般市場主體交易行為的特征。

（1）公共目的性：國家的交易行為并非為了賤買貴賣，謀取經濟利益，而是為了維護一個穩定增長的市場，避免市場的大起大落。由于經濟規律的作用，使得任何經濟都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波動性，由于國家擁有巨大的財力和最充分的信息，賦予國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從西方社會的發展來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對市場都進行一定程度的調節，只是調節的程度和方法有所不同。

（2）反周期性：由于國家的調節行為是為了熨平經濟周期，所以它的交易行為應當是在經濟過分高漲時打壓，經濟低迷時拉升。由于經濟周期的原因，是的價格普遍低于正常價格時，國家予以高價的收購，保護生產者利益；同樣在由于經濟周期原因使得價格普遍過高，國家通過大量平價投放基礎資源，如糧食、原油等等儲備物質，通過降低生產成本來抑制經濟過熱。

（3）基礎性：由于國家調節經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選擇一些比較重要而商品進行，比如，基礎生活資料-糧食、汽油；基礎生產資料-煤、石油、鋼鐵、棉花等；金融交易行為，如貨幣、期貨。

由于交易行為市場化程度最高，因此，其執行機構必須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因為市場信息瞬息萬變，如果沒有充分的權限，則很有可能貽誤最佳的調節時機。

3、財稅行為

財稅行為是國家的主要經濟行為，稅收是組建國家的經濟基礎，財政則是國家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財稅行為是國家取得和支出的主要形式，其方向可以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而且其對市場的扭曲是基于國家的強大信息庫的分析基礎上得出的，是對市場長遠發展的一種適當扭曲市場的行為，這樣引導其向有利于經濟法目標的方向發展。由于財政和稅收的對于國家的特殊意義，而且該行為的特殊性質，無法歸入其他行為種類。對于財稅行為，論述頗豐。

4、贈與行為

國家的存在意在保障人權，而人權中最為重要者不外生命和健康。另外，由于穩定增長市場的存在必須以穩定社會為前提，因此，為了獲得穩定的發展機會，收入高的人群必須忍受國家對于收入過低人群的資助。同時，國家這部分支出可以使國家的經濟選擇權轉移到個人手中，使得國家的經濟增長更加理性。該行為的理論基礎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主要在于以眾人之仁代替個人之仁。

國家的贈與行為，主要是有關社會保障方面的行為。

（1）失業救濟：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每個企業都擔負保障職員的生命健康養老等等問題。我們應當以國家的公共利益行為基點，釋放企業在這方面的負擔，讓所有的市場主體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國家應當盡量引導企業注重經濟效率，不斷的開發新技術提高經濟效益，同時發揮國家的優勢，擔負起企業在員工正常的使用而造成的失業，而給這部分人以一定的資助。

（2）救助：個人沒有義務負擔其他人的生存所需，而國家則有責任。國家對于該國的國民的社會救助義務已經為很多國家的憲法所肯認。個人的財力都是有限的，我們不能有求任何個人承擔如此的義務。

5、訴訟行為

市場行為中難免引起糾紛，所以，訴訟行為作為市場行為的附帶權利也是實體權利實現的保障。除了國家為了執法引起的訴訟之外，國家還擔負著涉及面廣、眾多個人提訟會造成極大的非效率的訟行為。這部分訴訟行為的權力來源于被侵害人的訴訟權利，以及社會秩序遭受破壞而引起的自身的訴訟權利。這部分可以借鑒外國的集團訴訟以及公益訴訟制度。該部分訴訟行為在我國可以設計為經濟法中的公訴，它構成了經濟訴訟制度的基礎。

（三）高效市場原則

經濟法法律后果范疇下的基本原則歸納為高效市場原則。此處后果范疇的基本原則被稱之為后果原則，而非歸責原則或者責任原則，主要是基于如下考慮：歸責原則是民法或者刑法中的稱謂，是法的后果原則在民法中的具體化，在民法中，法律后果的主要問題的法律責任（即不利后果）的分配，法律后果中沒有其他的有利后果。因此，民法中的后果原則稱為歸責原則。而經濟法則不然，經濟法中后果模式的分類應當以獎勵、維護、否定、制裁為主要，并不以簡單的合法和非法為根據。民法體現個人意志，國家在其中只是扮演糾紛裁判者；而經濟法中，國家卻是最主要的行為主體，體現自己的意志。因此，經濟法中的后果范疇的有對市場主體行為的評判，也有國家行為的評判。

在經濟法中，高效市場有其比較特定的含義，指一種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增長的經濟秩序，很多學者歸納的平衡協調原則也是應有之一。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增長的市場秩序是各國追求的有效經濟環境，因此，以此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為的適法性判斷標準體現了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和法制目標，在具體的案件中，也有利于法院在審判時使用法律。高效市場有別于有效競爭市場，有效競爭市場是一種競爭狀態，而高效市場是一種動態的有利于長期高速發展的市場狀態。

在適用該基本原則中，雙方當事人提供其行為對經濟秩序的影響的證明，由執法機關綜合考慮法治、社會環境以及市場經濟秩序來評判其行為的法律正當性。比如，反壟斷法中，對壟斷行為定義的易變性就是高效市場原則的具體體現，充分考慮市場環境和壟斷行為對市場的影響，而對壟斷行為的定義作出適當的修正。

以下就高效市場原則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后果產生的原因、后果的作用原則、后果的種類。

1、導致經濟法后果的原因

經濟法中后果的產生原因在于主體行為對高效市場（具體指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增長的經濟秩序）的影響。獎勵的行為是對高效起到創建、促進作用的行為；維護的行為是與國家追求的高效市場精神相符合的行為；否定的行為是與高效市場相違背的行為，但是國家法律尚未明文禁止的行為；制裁的行為是違反高效市場社會的要求，法律明確規定其違法性并做出制裁規定的。

2、經濟法后果作用的原則

對于國家法律有明文規定的行為，則依法辦理；如果該行為是新出現的行為，則應當視其對高效市場的作用對該行為予以評價。由于經濟法規范一般都比較原則，因此，在經濟法中，不必拘泥于其他公法中嚴格的后果法定原則，而可以適用類推。由于經濟法執法機構一般兼具司法、行政性質，因此，在法的規范創制方面可以給予比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以更好地促進持續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

3、經濟法后果的總結與設計

后果種類設計中，筆者一秉高效市場原則，在此處體現高效市場原則的最主要的的方面是，保護現存生產力，并進行高效率的改造，同時盡最大可能的保護私法的主體地位，而限制其亂法行為的可能性。對經濟法主體的不同性質的行為設計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且法律后果的涉及考慮到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最小損害原則，這樣對社會經濟發展是最有利的。

對經濟法主體的后果模式設計主要著眼于市場主體，對干預主體關注較少，是由于，公法主體的法律責任形式基本上是一樣的，經濟法沒有必要特例獨行另搞一套。而對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后果則必須重新進行設計，是因為經濟法的特定法律價值和目標以及作用方式。

（1）獎勵：

物質獎勵：獎金、免稅、資源（含土地等）優惠使用

精神獎勵：授予榮譽稱號

獎勵后果是對市場主體的行為對高效市場起到創建、促進作用，而由國家代表社會對其進行表彰獎勵的法律后果。在經濟法上，這種法律后果的實現主要是通過國家對其所控制的資源進行優惠分配，這樣可以給國家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引導市場主體行為的行為方式。這也是各國都廣泛使用的方法。

（2）維護：確認、保護、引導

維護后果是對市場主體行為的認可，或者追認。私法上所謂“法無禁止即是自由”，但是近代法制對私權主體，在經濟法上體現為市場主體，基本上是被框定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才被視為合法。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市場行為工具日新月異，因此，有必要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創造性，在經濟法中規定對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市場行為予以確認和保護，并進行引導。

（3）否定：僅僅制止該行為，不予處罰。

由于市場主體的投機性，很可能引至市場主體的行為違反市場經濟規則和經濟法精神，破壞高效市場經濟秩序。對于法律未明確做出制裁規定的行為，國家只能否定其法律上的正當性，而不能要求其承擔公法上的制裁。

（4）制裁：

①積極制裁：強制提高技術水平、強制合作

經濟法中的制裁行為，同樣本著有利于促進生產力，建立高效市場的原則，對市場主體能夠但是殆于促進生產力時，強制其采用提高生產力水平的一種制裁措施。這也是在現代社會，防止壟斷者在榨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同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是基于公共利益，對私權的一種干涉，但具體實施仍是市場主體。

②消極制裁：

Ⅰ、行為能力限制：

定價權：我國價格法的規定就可以看出，還應擴展到壟斷行業；

股權：表決權的限制：法國等已經在法律中明確做出規定：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票在一定條件下不得行使表決權；

交易權：國家可以限制其交易對象，主要是外國交易者；

收購權：反壟斷法關于兼并的規定；

人事權：董事制度，從業資格的規定，特殊行業董事的任職資格

資金使用權：法律關于收益的用途的規定

在市場主體行為違法法律，并且有進一步違反法律的可能性時，法律可以設置其行為能力限制，這樣，可以即保證市場主體的相對獨立地位，又保護公共利益，而且，這種制裁方式對生產力發展的弊端相對于其他方式來說更加小。有進一步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Ⅱ、市場主體資格否定：強制分拆、國有化、解散

對市場主體資格的否定，是在市場主體的存在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對高效市場的秩序無法協調時，所采用的制裁性最強的制裁方式。這些制裁措施在各國已經廣泛使用，反壟斷法中要求的分拆；早期各國對承擔部分央行職能的私人銀行進行國有化成為獨立的公法組織；現在行政法對主體的否認。

三、結語

該三大基本原則，全面揭示并體現了經濟法產生的基礎、經濟法主體行為的規范、以及經濟法主體的責任體系。三大基本原則分別統管經濟法規范構成要素的一個方面：制度前提、行為模式、后果模式，為經濟法立法和司法活動提供強有力的基本原則規范。基于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經濟法的獨立性不言自明，其與民商法、行政法的區別顯而易見。

本文限于篇幅，未對經濟法基本原則同經濟法的其他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交叉研究。經濟法基本原則問題的解決，將對經濟法其他基本范疇理論帶來革命性的突破，也將更好的銜接各主要的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比如，經濟法上的主體理論、行為理論、訴訟理論，筆者將陸續在本文基礎上推出自己的觀點，希望不啻批評指正。

注釋：

[1]傅智文（1981—），男，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經濟法碩士研究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金融本科畢業。

王淇（1980—），女，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民訴碩士研究生，該校經濟法專業本科畢業。

[2]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P79。

[3]周旺生編著：《法理學》，北京大學法學院組編，北京大學遠程教育法學試用教材，P86。

[4]轉引自：錢玉林：經濟法基本原則之初探，《法學》1995年第1期，見《布萊克法律辭典》“原則”條，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

[5]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P28。

[6]張守文，經濟法基本原則的確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7]張守文，經濟法基本原則的確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8]應飛虎，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論，中國法學2001年第2期。

[9]張守文：《論經濟法的現代性》，《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

[10]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的價值和基本原則芻論，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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