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8-22 05:41: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憲法監督制度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明確檢察機關對行政執法權的監督
我國刑訴法規定了人民檢察院進行刑事訴訟監督的法律職能，保證已然的刑事犯罪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使犯罪行為人受到刑事追究，是刑事訴訟監督的應有義務。行政處罰程序雖然不屬于刑事訴訟程序，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行政執法機關的移送案件與司法機關的立案偵查是刑事訴訟立案程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兩個重要方面，反映了行政處罰程序與行政訴訟程序承前啟后的有機聯系，自然都應作為刑事立案監督的范疇。對其所作的行政處罰決定的被處罰行為就有無涉嫌犯罪的內容進行書面審查，確定是否應移送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檢察機關通過書面審查行政處罰決定書，認為被處罰行為涉嫌犯罪的，可以要求行政機關說明不移送理由。檢察機關認為不移送理由不成立的，應出具移送案件通知書，按照案件管轄范圍，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對于行政執法人員拒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節嚴重的，或涉及其他職務犯罪的，檢察機關可自行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對其他不涉及犯罪的處罰決定不予干涉。
加強與行政執法部門的聯系
召開定期或不定期的聯席會，便于檢察機關、公安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就一定時期內行政處罰、案件移送、審查逮捕、立案監督和等情況進行通報、溝通情況、統一認識，共同研究執法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如是否構成犯罪、相關證據的司法證明力，協調解決疑難問題。一旦有涉眾、涉案金額較大的案件，行政執法機關應及時向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進行通報，檢察機關可以提前介入，協助行政執法部門甄別犯罪，指導行政執法機關收集、保存、移送證據。這樣不僅可以增強對行政執法權的監督力度，還可以促進其及時依法移送案件。
完備移送案件制度
1．擴大備案范圍。縮小行政執法部門在是否移送案件中的裁量權，將備案范圍由其認定的涉嫌犯罪案件擴大至涉眾型經濟案件、涉案金額較大案件，從重處罰案件。一方面，減少行政執法部門“以罰代刑”的情況，另一方面也便于檢察機關的監督。2．加強備案及時性。要求行政執法部門在向公安機關備案的當天即向檢察機關備案，如有困難則以其他方式告知，隨后及時將備案材料送至檢察機關。3．完善備案材料。要求行政執法部門的備案材料中，明確證據門類、證明內容、證明效力，注明證據來源，不能以證據的名稱作為列表內容。
政法委對部門行使法律權利的行為有察看和管理的職責，而這種察看和管理的方法和形式又多種多樣。筆者從涉及法律和政策的問題入手，經過調查研究，略舉縣委政法委執法監督工作的三種方式。一、適時組織執法抽查和檢查。
政法機關是國家的專門執法機關，負有維護國家法律、法規統一正確實施的專門職責，政法委對政法機關的執法監督職權具有明顯的法律和政治屬性。政法委依據法律和事實，通過法定程序，采取法律手段，適時組織執法抽查和檢查，來監察、督促政法各部門的司法活動，以防止司法活動出現法律上的偏差，這是傳統的、有效的執法監督方式，旨在督導政法各部門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此來督促政法各部門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并依法獨立行使其職權，以防止政法工作背離黨的法治軌道。抽查和檢查要著力突出重點，解決難點。為使執法規范，政法委組織的執法監督抽查、檢查，必須堅持適時的原則，以確保效果，可根據每年或某個時期確定的執法工作重點和執法中存在的多發性問題，定期組織全面檢查，糾正違法違紀問題，查處違法違紀干警。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或在執法檢查中發現的突出問題、普遍性問題，也可組織專門的調查小組進行專項調查，實施重點突破、難點攻關，推動執法監督工作向縱深發展。對上級黨委、領導的批示和群眾來信來訪，對其辦理情況可采取有針對性的抽查，督導執法部門依法有效、及時地辦理。
二、組織執法協調和督辦。
政法委督辦、協調的案件主要是有重大社會影響和群眾反映強烈的案件，包括涉法上訪和久拖不決的案件，黨政領導和上級黨委政法委批轉的案件，政法部門之間、地區之間有爭議，確需黨委政法委協調的重大疑難案件等。在不直接介入個案訴訟活動的原則下，通過個案監督發現帶有普遍性、全局性的問題并加以解決。對于督辦案件，要進一步完善督辦程序，建立登記、審批、交辦、督查、協助調查、報告、立卷等制度。對于掛牌督辦的案件，要責任到人，一督到底，對于報請協調的案件，執法監督部門也要認真審核立項，制定協調方案，做好協調前的各項準備工作，要堅持充分協商的原則，組織有關部門認真討論研究，依照法律和政策進行協調，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對協調達成一致意見的，要制作正式意見，經黨委政法委主要領導簽批，印發各有關政法部門黨委（黨組）貫徹執行。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由政法各部門分別報上一級政法部門決定。需要繼續協調的，由上級政法部門報同級黨委政法委協調。要進一步完善執法監督意見的落實責任制和查究程序。對于協調一致的執法監督意見，有關執法部門應堅決執行。
三、事前防范、事中監控和事后追究相結合，經常性監督、定期監督和不定期監督相結合，形成全過程、多功能、廣覆蓋的監督網絡，滿足不同層次、不同對象、不同內容監督活動的需要。要結合政法隊伍建設，將執法監督情況納入政法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進一步完善執法責任制的配套措施，對因監督管理不力，發生重大違法違紀問題的，要追究相應的責任。
（1）預防警告。若發現被監督者有輕微的錯誤行為，應發出預防警告，提醒其不要再犯類似錯誤。
（2）指導意見書。若發現被監督者司法工作出現偏差或存在不足，應發出指導意見書，要求其限期修正或彌補，并書面報告整改情況。
（3）糾正通知書。若發現被監督者有一般違法行為，應及時發出糾正通知書，勒令其立即糾正，并書面報告糾正結果，同時予以通報。
（4）建議罷免。若發現被監督者違法失職不再勝任司法職務，應建議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依法予以罷免。
（5）建議黨紀處分。若發現被監督者的行為有違黨紀，應建議黨紀檢查部門給予黨紀處分。
（6）紀律處分。若發現被監督者有違反司法道德和紀律的行為，可直接作出紀律處分。
沒有完善的監督程序，監督就難免越權和失職，被監督者也將無所適從。因此筆者認為，應在政法委執法監督工作的檢查、指導、協調、督辦等各個方面，分別明確監督關系各方的職權與職責及其行使職權與履行職責的程序要求，以嚴格規范和約束監督者和被監督者的相關活動，從而使執法監督工作各個環節做到有章可循、嚴謹有序。
政法委在做好宏觀指導工作的同時，對執法工作的特點和規律進行研究，是確保執法的嚴格、公正、文明和高效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孝道文化；社會變遷；養老保障制度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4）03-0103-06
2013年7月1日，備受爭議的包含“常回家看看”等“軟約束”條款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頒布實施，有地方法院①根據該法做出了包括“至少每兩個月到老人居住處看望問候一次，重大傳統節日至少看望兩次”等帶有明顯道德性和倫理性內容的判決條款。然而，羊羔跪乳、烏鴉反哺等這些原本屬自然倫理的道德行為在法律的干預和強制下能否達到其預期的效果呢？面對“銀色浪潮”的洶涌來襲，亟須社會各界對法治化語境下如何平衡協調孝道傳承問題予以審慎和理性對待。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1.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所謂人口老齡化，是以老年人群體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作為劃分標準而進行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一般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以上，作為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按照此標準，我國在1999―2000年間就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如果說20世紀是人口暴漲的時期，那么21世紀則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5號）指出，2012年底，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94億人，2020年將達到2.43億人，2025年將突破3億人。屆時，我國不僅是一個老齡化社會，而且是一個高齡化社會，這必將對我國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制度、經濟結構及增長、國民收入分配、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調整等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2.老齡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面對無法逃避的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新挑戰，社會需要用新思維和新創造來正確對待。老齡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必將帶來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的變動，從而直接對生產消費品的產業結構產生影響，它是與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相互作用的。老年人曾經作為社會變遷和發展的歷史主體發揮過積極作用，也是老齡化時代到來的直接動因，但由于老年人群體擁有優越于青年群體的固態智力②，所以理應成為這種時代變化的受益者。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勢頭猛、規模大、程度高、發展不均衡和“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等劣勢，面對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公共政策體系嚴重滯后于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構建滯后、城鄉二元化結構背景下農村老齡問題日益突出、老年人群體人口不斷增長帶來的社會需求與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等現實問題，人口老齡化不僅對我國的人口養老能力、社會資源支撐能力、社會保障體系和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等形成嚴峻挑戰，而且也大大侵襲著以孝道文化為基本理念的家庭養老保障模式的傳統文化土壤。
聯合國《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指出，尊敬和照顧年長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類文化中不變的價值因素之一，它反映了自我求存動力同社會求存動力之間的一種基本相互作用，這種作用決定了人種的生存和進步。因此，妥善對待老年人群體是社會正義的要求，是群體反哺的必然邏輯，只有從人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和法律等多方面立體考察和實質應對日益突出的高齡群體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才能有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實現聯合國《世界人口老齡化（2009）》報告所提出的確保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日益老去的時候有安全和尊嚴相伴，并且在參與社會生活時還擁有作為公民的全部權利的目標。“生存還是毀滅”的“哈姆雷特式悲劇”讓我們有必要認真對待傳統孝道制度的現代法治語境構建。每一個人都是社會有機組成的重要部分，只有理性適應這種動態的社會發展范式，將老齡化問題融入社會常態發展軌道上，與市場經濟體制形成良性互動的共存發展局面，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合理轉化為社會新的發展機遇，才能真正建立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和諧社會。
二、社會變遷與孝道文化傳承的失范
社會變遷對生態環境、個人人格、社會發展模式、社會價值重構和制度建構等都會帶來巨大影響。現代有關社會變遷的理論主要有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和以中國為代表的轉型理論。③可以說，20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將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性質上區分開來，而隨著這種社會制度的改革和變遷，必然使社會群體在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占有方面產生明顯的“結構緊張”④，在包括個人主體地位評估、社會歸屬感認知和社會角色扮演等方面出現倫理或道德的失范可能。當前，中國的孝道文化在面臨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這一重要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不僅受到功利主義的價值沖擊，而且因為工業文明所內含的社會分工使得人們以傳統家庭、家族為中心的人際依賴往轉變為現代以個人發展為中心的人際相對獨立性的交往，家庭本位讓位于個人本位，傳統家庭功能被大大弱化，讓包括孝道倫理等的傳統代際文化傳承在空間上陷入了無法延續的困境。這種時代轉型變遷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沖擊必然造成各學科的研究范式危機。
1.社會變遷導致孝道文化土壤日漸貧瘠
第一，社會變遷對家庭和親屬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中國古代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經濟的特征是“靠天吃飯”、“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給自足狀態是那時候的典型生活方式寫照，孝道理念所倡導的“積谷防饑、養兒防老”是代際循環的主要銜接信條。然而，工業革命的出現將人類世界徹底改變，以機器社會化大生產為典型特征的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將傳統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生產生活方式沖擊地支離破碎，人的社會解放被引導為人類在一個物化世界中通過物、私有財產這個中介而獲得的解放。⑤伴隨該種經濟發展與進化邏輯，工業化時代帶來的另一個巨大的社會結構特征是“社會分工”。同時，這種社會分工也經由傳統的機械團結走向了有機團結⑥，加之迅速增長的人口破壞了原有的“人口―土地平衡”，這種以市場經濟為主要調控方式的社會機制導致了包括以勞動力為主要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傳統村落和社會共同體方面帶來的沖擊就是傳統的以家庭、院落和宗族為紐帶的社會結構逐漸崩潰，而新的社會共同體尚未形成，老齡化的席卷與“四二一”家庭模式的現實，導致“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成為農村、城鎮甚至城市中難以接受卻無法否認的社會存在，讓以封閉性區域和民間法約束為傳統要件的孝道文化土壤漸顯貧瘠，這種青壯群體缺位、老幼尷尬共生的孝道傳承斷層現實讓自古以來的家庭養老機制功能漸顯孱弱甚至失效，并極大地挑戰著崇尚尊老愛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國人道德心理底線。
第二，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的變遷導致人格變遷⑦。美國學者英克爾斯指出：“根據我的經驗……我們在人們身上發現的東西，基本上反映了他們所在社會制度的性質……事實上，大多數研究個人變遷的人認為，個人變遷更多是由制度的現代性所引起的。”⑧現代工商業社會有其獨特的經濟形態與社會結構，長久生活其中的人深受這種時代環境的影響，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思想形態及行為模式，這些人格特征被他視為對現代化的反應。楊國樞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本土化研究的調查研究》一書中提出，個人傳統性有五個因素：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和男性優勢。而個人現代性也是五個因素：平權開放、獨立自顧、積極進取、尊重情感和男女平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孝道理念所極力推崇和維護的五大因素受到了現代制度文明所倡導的新五大要素的挑戰。可以說，集體無意識的民族文化是國人道德基因的形成本源，但在近現代西方思潮大力沖擊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傳統文化對工業化文明時代的影響漸趨式微，導致現代國人普遍帶有傳統性和現代性并存的特質，這既符合社會轉型的特征，也與現代化社會的改革相一致。
2.現代社會老年人群體需求與權利保障制度現狀
第一，老年人群體的權利訴求。老年人屬于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各方面的特別關愛和幫助。根據的需求理論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可知，人的需要不僅分為高級需要和低級需要，而且是分層次的。我國在總結摸索老年人各種需要的基礎上，概括出“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教”這“六有”⑨需要。具體來說，曾經經歷青壯中年的老人在步入老年時代時，其身心狀態、承受能力、適應能力和抵御能力等都必然同步減弱，如果要保證老年人群體的生活幸福指數就必然需要以反哺或傾向性保障的理念予以特別對待。然而，人的需要不僅是物質的，而且還包括精神的，它既取決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又與個人自身條件具有密切關系。相比較國外老年人的3M需求，即物質需求（Money）、醫療需求（Medicare）和精神需求（Mental），我國老年人需求主要包括了經濟保障需求、健康和日常照料需求、自由生活和發展需求、社會交往和親情關懷、自我實現價值需求甚至養老模式方面的需求。
第二，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制度實施的現狀。一是家庭保障模式漸趨式微，多元養老保障模式并存。家庭養老模式一直是中國老年人養老問題的主要解決方案，但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受到直接沖擊，各種老年人照護機構所構成的老年人照護體系隨著時代變革開始形成，從目前國內現狀看，主要有老年人福利院、敬老院、老年人服務中心、養老院、老年公寓、護老院、護養院和托老所等主要形式。概括來說，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是目前我國較有代表性的三大主流養老模式。除此之外，還有互助養老、異地養老、以房養老、護理學院經營養老和旅游養老等多元養老模式并存的復合養老模式。多元化養老模式的相繼產生和發展雖迎合了部分老年人養老的多元需求，但由于大部分老年人更希望獲得包括經濟保障和精神慰藉等一般或基礎性的養老需求滿足，這也導致了目前多元養老模式存在的悖論――與三大主流養老模式所帶來的明顯福利主義色彩不同，多元養老模式更多是在深挖老年人群體市場，以老齡產業為導向建立起來的。從目前我國老年人財產占有、收入水平和老年人實際需求看，多元養老模式對我國整體養老問題的解決較難產生實質性影響。“農村家庭代際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為中心，‘養兒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國農村仍盛行。”⑩由于我國民眾的個人資金承受能力有限，大多數的老年人養老問題還是以居家養老，即由自己的子女甚或親屬養老為主要模式。從制度層面講，我國社會整體保障制度的實際落實和具體完善仍需要進一步加強。二是現有養老保障制度呈弱散狀態。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社會互助和個人儲蓄積累保障六大方面。其中，養老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險制度的核心組成，從我國當下社會養老保障的現狀看，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養老保障體制尚不成熟，主要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三無”和“五保”供養補給制度等組成，快速的老齡化現實導致現行養老保障制度體系薄弱且分散。具體來說，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甚至“亞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地區間、行業間不均衡發展等現實，導致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難以統一和規范。從養老保險的覆蓋面看，我國目前納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人群比例低于國際最低標準，且呈現統籌層次低、養老保險收支嚴重不平衡和養老保險轉軌成本高等特點。同時，現有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醫療保障制度問題多多，存在社會補貼和救助制度權威性不夠以及社會化養老機構不夠規范等問題。我國現有老年人養老保障制度體系是以政府、社會和個人三維一體共同構建的一道社會秩序安全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十分重視老年人權益的關注和照護，為積極維護老年人權益，相繼頒布了一系列以養老權為核心的法律法規，但這些法律規范的大部分條款均非專門針對養老目標實現而規定的，對有關如何養老這一系統性工程大多停留在實有權利的理論層面，可操作性不強，對老年人經濟收入、居住方式、人際交往、醫療健康、社會參與和生活滿意度等方面細節調整和規范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更是鮮見，與西方成熟國家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如英國的3U模式（Universality、Unity、Uniform）相比，我國現有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不僅分散而且效力層級不高。
三、現代法治語境下孝道制度體系的建構
毋庸置疑，無論社會如何改革和變遷，包括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規律是人力所難以抵抗或改變的，那么，面對不可能逃避和忽視的老齡化時代迅速到來這一全新的嚴峻課題，如何建立或設計一套現代制度體系，既可以較好替代傳統社會孝道倫理互助機制，也符合現代文明價值理念要求，需要政府和全社會的創新性意識和創新性思維。
1.孝道制度法治化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然歸宿
作為一種有效的社會調整方式，市場經濟是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產生的，是以資本主義制度改革所創立的民主制度、權利本位和契約自由等重要的法權關系為前提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崇尚法治，社會分工的精細化迫使人類群體的區別分類，以此滿足市場經濟的不同需求，這種越來越高的規范性社會控制要求社會調整手段的法治化和社會生活的法治化。
在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傳入中國，經濟成為社會的“阿基米德”支點，這一切將中國傳統宗法組織和儒家倫理沖垮，舊有的鄉村構造也不斷遭到破壞。而當血緣關系分解并且讓位于氏族共同體、鄰居團體和政治團體的結合體時，便產生了這一問題：政治團體的法律程序將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同一血緣團體或同一共同體的成員之中。隨著社會的文明化程度加強，以血緣關系為表征的社會調整模式逐漸走向衰亡，代之以從人類團體的內部秩序中發展而來的法治型調整模式。雖然對傳統孝道存有爭議，但沉淀至今的卻是其永不磨滅的具有人性普適性的人際互助本能品德。如何建立一個不分年齡和性別并使老年人能充分、不受歧視而平等參與的現代法治社會，對于增進老年人群體的生存尊嚴至關重要。基于此，政府需要進一步推進老年人養老保障制度的規范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的體系建設，明確以個人、家庭、社會和政府等主體的老年人養老責任體系，滿足老年人急迫的現實養老需求，實現《聯合國老年人原則》提出的“照顧”、“尊嚴”和“參與”等目標。要在政府主導下，以立法的形式，整合社會各類服務資源，確保服務提供的效率與效益，以實現生態文明社會共存共生的良性發展。
2.構建現代法治語境下的老年人養老保障多元制度體系
在當代中國，如何協調好傳統與現代制度價值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轉型時期社會老齡化這一新的時代挑戰，不僅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借鑒西方國家已有的成熟經驗，更應結合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以及包括二元社會結構等制度現狀和傳統文化的本土實際，科學、合理地設計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多元制度體系。
第一，孝道制度法治化理念的多元化邏輯必要。“老年人保障體系是一個復雜的保障系統，具有多層次性質的范疇較多，且諸層次之間還有倫理選擇的問題。”相比較西方較為發達的工業文明，我國進入工業化文明的時間略晚，尚存在傳統與現代歷時性和共同性并存的問題。傳統孝道制度的柔性傳承和現代法治的剛性調整表面似有悖論沖突，也對如何構建平緩對接傳統孝道理念的現代養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從我國當前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實力現實，并結合我國的傳統文化制度看，當前我們宜以“經濟―政治”為分析框架，以安東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為基本指導理念，采取“‘補缺型社會福利’為主、‘制度型社會福利’為輔”，多種福利制度為補充的原則進行積極立法或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在政府、社會和個人責任分擔方面，應以特別補貼為例外，以家庭和市場為基本保障原則，以權利義務對等為基本準則，貫徹“家庭養老為核心，社會養老為補充”的養老保障理念，建立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社會各方力量共同輔助的綜合型養老模式。只有在個體無法滿足其生存、照護和交往等基本需求時，國家才作為三維體系重要組成之一的部分扮演應有的角色。當然，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體內容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如果將來國家綜合實力增強到一定程度后，就應積極轉換這一理念，從“補缺型社會福利”為主的理念轉為“制度型福利”為主的理念，實現自助、互助和國家保障相結合的良性互動，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措施和政策，建立一套不斷增加老齡人甚至全社會整體福利的全民福利制度體系。
第二，將孝道從家庭倫理提升為社會倫理，為孝道制度法治化提供可能。孝是超階級或跨越時代的，孝道文化不僅在塑造國民性格和民族心理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促進家庭穩定、社會和諧和國民道德素養的形成等方面均發揮了正能量傳遞的功能。隨著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領域改革的深水區和攻堅階段，理性認知中華民族傳統孝道文化的價值，批判性地汲取有利于和諧社會關系建立的內容，創新傳統孝道在現代倫理道德體系構建中的契合理念，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意義重大。從政府的角度講，一方面，應積極構建孝文化宣傳和建設工程。要以家庭和社區為主陣地，以傳統紙媒和現代網媒為中介，加強大型道德建設活動（如中宣辦和中央文明辦舉辦的包括宣揚“孝道文化”在內的“中國夢?講文明樹新風”活動），在全國范圍內形成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和自覺的道德踐履。同時，應從娃娃抓起，強化對學生的德育教育，形成幼時灌輸、長大躬行的倫理道德回歸良性循環。另一方面，政府應積極利用其權力主體地位，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關可以入法的孝道倫理道德規則予以肯定和落實，使傳統孝道的繼承和發揚真正走上法治化軌道。從社會和個人的角度講，需要正確認識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理性看待“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傳統孝道觀念，將養老院、敬老院和照護機構作為老年人養老方式選擇的正常對接，合理矯正市場經濟浪潮下的時代價值定位，強化個體的自律性，加強輿論監督和精神獎勵，將孝道傳承作為社會肯定性評價和個人正能量價值的重要因素，將孝道從家庭倫理提升為社會倫理的范疇，為養老社會化做好文化理念的鋪墊。這不僅會避免遺棄、虐待老人等類似影射人性丑陋面案件的再次發生，同時還能讓社會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尊老助老”的良好風尚，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互助新氣象。
第三，建立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復合型養老保障制度模式。經過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的養老保障社會制度已經初步建立和形成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養老基金籌資模式。我國現行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主要由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單位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這三大支柱組成，三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平面體系。但由于我國地區和行業的不均衡發展現狀，導致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單位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巨大。基于此，必須將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評價指標的選擇與加快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發展的步伐結合起來，將國民享受社會保障經濟待遇的程度、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問題及社會成員的覆蓋程度一同納入社會保障水平體系，構建起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綜合指標體系。在學習借鑒西方國家現行養老保障制度模式經驗的同時，必須結合我國國情實際，處理好國家、社會和個人在現行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中的責任分擔問題。同時，需要區別和正確認識工業化風險和自然進化風險所形成的問題應對策略。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既是我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阻礙，同時也為我國養老保障完善提供了緩沖的契機。傳統的孝道仍然在繼續發揮著代際互助的功能，并不會將所有的問題完全推給政府或社會。我們需要結合私人養老金計劃、老年人醫療制度改革、老年人產業制度促進、老年人照護制度完善和老年人補貼制度等社會保障制度措施，并加強放開“單獨”家庭二胎政策、推遲退休人員年齡制度、規范自愿型“以房養老”或“反向抵押貸款方式”政策的改革，采取重點突破、逐步推進的策略，最終建立較為完善的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以最終有利于我國以審慎的態度和多元化手段共同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的沖擊。
第四，建構以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多元養老保障法律制度體系。新的法律制度的出臺是對一定社會現象出現和相應政策出臺的終極呼應，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是養老保險制度規范、高效運行的重要保證。“先有社會保障的立法，后有社會保障項目的實現，已經是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一條基本規律。”以憲法為前提，構建以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不僅是對老年人群體這一弱勢群體的人道主義關懷的彰顯，是社會“積極福利”理念的理性實踐，更是落實憲法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的具體體現，是實現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統一的必由路徑。從我國目前的立法現狀看，我國《憲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刑法》、《婚姻法》、《繼承法》和《社會保險法》等法律中都有關于老年人權益的條款規定，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5號），各地方也相繼頒布了包括關于推進居家養老服務、民辦社會福利機構管理、老年日間照料服務中心、養老援助服務、低保人群貸款繳納養老保險、居家養老補貼和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但總體來說，目前有關養老保障問題的立法不僅分散不統一，而且效力等級不高，構成養老保障制度核心組成的有關統籌層級，資金的籌集、運行和使用，區域和行業不均衡現狀導致的制度標準不統一等問題均頻見紙端。這種形式上不統一導致的權威性不足和現實上不公正導致的實質硬傷，不利于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從長遠計，國家需要從基本法的層面制定包括《社會保障法》在內的統一性法律法規，有效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權威性，合理劃分政府、社會和個人三維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實質改革現行養老制度在地域、行業和部門間各類標準不統一的現狀，形成以養老保險制度為核心的《社會保障法》為龍頭，《民辦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法》、《養老金法》、《養老金監管法》、《老年殘障和健康保險法》、《老年人保健法》和《老年救濟法》等基本法為骨干，其他養老保障規范性法律文件為補充的全方位、多層次保障制度體系，以促進社會公平和建立全面保障目標之間的平衡。同時，針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應重點關注那些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老年人，尤其是生活在農村中的老年人，他們在養老金的享有領域處于邊緣地區，在生活和疾病等威脅方面缺乏充分的保障，因此，可以學習借鑒“加拿大援助計劃”和“新加坡公共援助計劃”經驗，加大對該類群體在社會補貼和社會救助法律制度體系方面的健全和完善。
在我國這樣一個既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借鑒，又面臨著較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更加嚴峻的老齡化問題，卻正處在從傳統到現代轉型時期的現實國情階段，必須在對自身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的基礎上，既要謹慎對待“民粹主義”傾向，又要高度重視和積極面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一史無前例的重大挑戰，科學制定短期、中期和長期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目標，用時間和空間的多維視角，從道德建設和法治建設、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努力構建一套現代法治語境下有效傳承和創新傳統孝文化理念的制度體系，形成社會群體間的自我動態協調的立體生態系統，以在弘揚中華孝道文化、增強政治共同體信仰、更好地維護老年人群體權益的同時，不斷促進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
一、要對事業單位職能進行準確定位
現有事業單位主要組建于計劃經濟時期，主要特點是政府職責范圍缺乏明確的界限，使事業單位承擔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本應由多種組織形式承擔的社會事業職責，其服務既有公益性，又有私益性，這種職能上的多元化是事業單位許多弊端的深層次根源，使事業單位陷入體制的重重包圍之中，左沖右突，還是在沉郁低唱“敢問路在何方？”。這種職能定位的模糊也直接導致了事業單位改革始終停留在微觀領域的淺層次施行業務性改革，較之行政體制改革、企業改革慢了一拍、乃至二拍。近些年來，圍繞究竟該如何定位事業單位職能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由于職能定位的混沌，中央機構編制部門對事業單位的定義也一改再改，最新、最權威的定義是，中央編辦在今年4月15日出臺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中的表述。所謂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廣播電視、社會福利、救助減災、公用設施管理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不管對事業單位如何定義，但有一點還是形成了基本共識，那就是事業單位是公益性的社會服務組織。要建立健全現代事業法人制度，首要的就是要對照公益性社會服務組織這一事業單位基本的職能定位，對事業單位進行全面清理，合理劃分和界定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職責。對完全履行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該認定為行政機構的要認定為行政機構；對完全履行競爭性經營開發職能的事業單位，該轉為企業的要轉為企業。對一時難以劃分的行政職責，可以作為過渡，按審批權限經機構編制部門批準或經機構編制部門審核后報黨委或政府批準，通過授權的方式交由事業單位承擔。經批準設立的履行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也應辦理法人登記，并依法以《事業單位法人證書》作為其具備執法主體資格的依據，其執法范圍應當以證書記載的“宗旨和業務范圍”為準。
二、要規范事業單位的管理
現在我們仍然習慣把事業單位當作行政機關的附屬物，事無巨細，都由主管部門說了算。對事業單位的管理一直套用行政機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事業單位中官本位、鐵飯碗、大鍋飯等消極現象日益凸現出來。事業單位拿著國家的錢養了不少的閑人，培訓了不少的懶人，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同時，日趨嚴重的行政化傾向使得事業單位的服務職能弱化，束縛了事業單位中人的進步，阻礙了事業單位的發展。要建立現代事業單位法人制度，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事業單位發展需要的管理體制。首先，要轉變對事業單位的管理方式。主管部門（舉辦單位）對事業單位的管理要由微觀具體事務管理轉向宏觀綜合管理上來，從過去以行政命令、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轉到運用法律、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管理上來。主管部門對事業單位的管理職責主要是政策引導，管好領導班子（或只管法定代表人），監管國有資產，并切實采取措施，保障事業單位的獨立運作權，使其能夠自主決定本單位的發展規劃，獨立開展活動，并承擔民事權利義務。其次，要賦予事業單位法人相應的人事管理權。要使事業單位法人享有充分的用人自，在按規定的程序審批后，可自主選人用人；要結合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事業單位人員聘用制，逐步形成人員能進能出、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機制；要擴大事業單位內部的工資分配自，逐步建立形式多樣、自主靈活的分配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第三，要規范事業單位機構編制管理。對職能單一、規模過小、服務對象單一的事業單位進行撤并，使合并后的事業單位具備法人條件。要精簡鄉鎮站所，將設置過多、過散的站所，尤其是不具備法人條件的站所歸并成綜合性的“農業服務中心”、“文化服務中心”等，使其具備法人條件。各級機構編制部門在審批成立新的事業單位時，應當把該單位能否具備法人條件作為審批的重要依據，不得再批準成立不具備法人條件的事業單位。
三、要建立獨立法人財產制度
現在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一大弊端是，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名義上屬于全民所有，但由于多元、多環節地對產權共同負責，實際上誰也不能對資產的保值增值負責。在事業單位財產所有權主體虛置的情況下，不同權利主體之間的權、責、利關系處于混沌狀態，于是在事業單位資產、資金管理過程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本最大化，只負盈不負虧，無節制的職務消費，過高而又盲目的投資饑渴等等非理司空見慣。建立健全現代事業法人制度，最基本的是建立獨立事業法人財產制度。首先，要明確事業單位的產權。要對事業單位的資產進行認真清理，明確產權關系，落實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相適應并可獨立支配的法人財產。對沒有與其開展業務活動相適應的資產的事業單位，財政或主管部門要劃撥或授予相適應的資產，作為法人的開辦資金。事業單位開辦資金數額須經會計師事務所驗證。其次，賦予事業單位獨立核算權。要切實落實事業單位的財務自。事業單位非法人過渡為法人后，一般應配會計、出納，獨立建帳。如因單位規模小不能配備專門財務人員的，可以實行財務制，由主管部門或委托中介機構帳目，但財產、經費的使用權在事業單位，且帳目要單立。有條件的地方和部門可以試行事業單位會計委派制。第三，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事業單位登記管理部門要主動與其業務主管機關和財政部門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加強對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管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凡涉及到國有資產產權轉移的，必須辦理有關產權轉移手續。各地要逐步建立事業單位法定代表人離任審查制度，把審查結論作為事業單位登記管理的重要依據。
關鍵詞：存款保險制度；建設；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1
我國金融體系的改革以及相關銀行制度初步的建立，在整個金融領域中優勝劣汰的機制開始慢慢的形成，到后來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一些個別的中小銀行和金融機構因為自身的經營不合理在競爭中走向了危機，甚至到最后的倒閉和破產。銀行自身的危機破產，使得存款人的利益同樣也會有損失，在信息不符合的前提下，一部分存款損失會使得銀行被大幅度的擠兌，最嚴重的是會發生金融危機。所以說，提供金融機構機制時候應該再建立“安全網”，這樣金融信心不符合的問題就輕松的被解決了。存款保險體制不但可以保護存款人利益，還可以對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起到積極的保護作用。
一、存款保險制度的消極作用
眾所周知道德風險是由存款保險制度所引起的。當存款風險處于自負的時候，存款人要時刻關注銀行運行的狀況。因為存在存款保險制度，所以存款人對于利息和回報會重點的去關注，對于存款銀行自身管理的水平以及資金的實力完全忽視。當存款人威脅對銀行以及機構的力量有所減少時，就意味著存款保險制度正在保護存款人。使得金融風險暴露有效的延緩是存款保險制度對監管局起到的作用，但是這一點容易被人利用，使得風險開始慢慢的積累。所以，有些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要么是沒有原則去拖延監管的行動，企圖把問題掩蓋過去，要么在問題惡化前果斷的離開使問題透明化。
然而存款保險制度自身確實有很多的缺陷。存款保險制度是因為要保護存款者自身的利益而推出的，但因為存款的銀行并沒有履行債務的責任使得風險向保險機構進行了轉移。存款保險制度除了自身制度的不足之外，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還不具備存款保險制度可靠有效的基礎。存款保險制度的引入，可能會給中國金融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隱患。
二、存款保險制度的積極作用
保護公眾存款的合法權益，對金融秩序進行有效的穩定。當某銀行因為自己經營不合理或者是別的原因，使得銀行自身的支付比較困難甚至是破產的時候。存款保險機構就會并支付存款，這樣存款就可以避免或者是減少損失。銀行有了存款保險制度讓社會公眾大可放心，甚至還可以對銀行的業務進行監督。對于那些即將破產的銀行要及時的警告，也可以將銀行與可靠的銀行進行合并或者是索取巨額的貸款，幫助這家銀行順利的渡過難關。所以說，對于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防止銀行因為倒閉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于市場的穩定以及金融風險有著積極的作用。存款保險制度使國有商業銀行競爭的優勢得以淡化，將銀行的競爭市場中過于集中的趨勢進行軟化，可以公平公正的進行競爭。
讓銀行體系競爭的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優勝劣汰的機制可以充分的發揮作用。同時存款保險制度也是對中央銀行的輔助，對于提高金融的監管水平有著很重要的影響。當銀行發生風險的時候存款保險機構對其有著保證支付的義務，所以投保銀行自身的經營狀況是存款保險機構時刻注意的重點，而且存款保險機構也有權利對該銀行進行監督管理。所以作為對中央銀行金融機構的輔助以及和信息的來源，對金融的監督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對金融監督管理實現的目的有極大的意義。
三、對于建立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建議
(一)存款保險制度治理的結構
公司董事長以及總經理是由國務院進行任命的。而公司的董事長來自銀監會、保監會等，對于重大的事項由董事會經過討論再進行決定。因為考慮到對區域性銀行及農村銀行存款保險的需求，建議根據區域來進行對公司的設置。
(二)存款保險制度的定位
存款保險制度不僅是對存款人提供存款上的保險，還有利的增強了群眾對于銀行產生的信心，對于金融體制有一定的穩定性，我國應該把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作為對金融危機防范的主要措施。應該由政府的財政部門以及中央銀行出資，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存款保險公司，并實施一級的法人制度，對存款人利益的保護以及對金融體系的維護是存款保險公司的主要任務。
(三)對于風險的管理
存款保險公司首先要明確自身具備的監督權以及責任。基本的職能主要是對保險政策的制定進行負責、及時對保險費進行收取和理賠、監督管理投保銀行資產的負債并對出現問題的銀行采取兼并措施或者是進行等等。在整個銀行體系中存款保險機構也屬于其中的一個部分，所以必須要對自身的相對獨立性以及權威性進行保持。為了有效地防范道德風險的發生，銀監會及和保監會可以同時對存款保險公司進行監督管理。
(四)對于制度的安排
對于保險的范圍以及報銷的比例要合理的進行確保。并參考國際上的先進制度，對在商業銀行中活期、定期以及儲蓄的存款可以提供保險，對同業、外幣及大額存單等不提供保險。對于投保的方式采取的強制投保的制度，而保費的比率也應該依據金融機構類型進行區分。資產規模對于中國市場的影響，使得國內的商業銀行分成了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四大國有的商業銀行，第二層是股份制的商業銀行，第三層各城市的商業以及農村的商業銀行。為了防范存款保險中關于道德問題的發生，應該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評估系統。對投保費率的確定，從而引導市場可以對金融機構進行篩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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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連洲，男，1986年參加工作，現為天長市衛生局衛生監督所監督三股副股長。該同志一直在衛生監督工崗位上勤勤懇懇，默默奉獻，特別是2014年到醫療衛生監督股以來，帶領全股室人員拼搏在醫療衛生監督執法第一線，按時完成上級和所里交辦的各項工作任務，深受領導和同志好評。因工作扎實、成績優異，曾被評為天長市衛生工作先進個人，較好的發揮了模范帶頭作用。
作為衛生監督員，他注重理論學習，以政治上高標準、思想上高境界、業務上高水平、工作上高成效為目標，樹立終身學習理念，端正學習態度，講求學習實效，做到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以長才，為全面做好衛生監督工作夯實法律知識和業務基礎。
他常以“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從嚴要求自己。在他眼里，衛生監督執法與人民生命健康息息相關，來不得半點馬虎。他時刻提醒自己，要遵循基本行為準則，依法履行監督職責，在誘惑面前要守住“底線”、不越“紅線”。在查處醫療機構違法違規和打擊非法行醫工作中，難免遇到有些當事人想用不正當的手段來達到寬大處理或取消行政處罰的目的，他始終保持做到廉潔自律，按法辦事。
關鍵詞物流物流責任保險立法完善
物流業是一個新興的產業，我國政府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把物流列入要大力發展的現代服務業之一。但是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前景下，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物流業同時還是一個高風險的產業，在物流的每一個環節：運輸、倉儲、包裝、配送、裝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無一不充滿了給客戶或他人帶來財產毀損和人身傷害的風險，而由此造成的損失往往使物流企業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由此可見，物流業的發展離不開保險業的支持。不過，我國目前物流保險尤其是物流責任保險的現狀不容樂觀，物流責任保險發展比較緩慢，這對我國物流業的發展是相當不利的。
一、物流責任風險與保險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環節，而每個環節又都充滿了意外和風險，因此物流服務中的責任風險也非常復雜。一般說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1.1從損害的性質上來看，物流責任保險是物流保險中的一種類型，是對物流責任風險的保險保障
物流企業在提供物流服務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以下幾方面的損失，一是自己的財產損失，例如自己的貨倉、車輛、集裝箱等倉儲、運輸工具的毀損丟失；二是由于自己的過錯給客戶或他人造成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而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即責任風險；再就是商業風險，例如因為政策原因、行市匯率變化或者由于客戶破產、清算等帶來的商業上的損失等。通常情況下，第一種屬于物流財產保險的承保范圍；第二種則由物流責任保險予以承保；而對于物流企業的商業風險，一般無法通過保險的方式得到補償。由此可見，物流責任保險是對物流責任風險的保險保障，是物流保險中最重要的類型之一。
1.2從物流服務的階段來看，物流公司的責任風險主要來自以下幾個過程
（1）運輸過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誤造成貨物的毀損丟失或者錯發錯運、錯誤交貨等是運輸中最主要的責任風險。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運人進行運輸，那么由于其他承運人的過失造成貨物的毀損丟失或者錯發錯運、錯誤交貨，物流公司同樣要承擔責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運輸過程中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害或人身傷亡的，還要承擔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
（2）裝卸搬運過程。裝卸搬運活動往往是造成客戶貨物毀損丟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裝卸搬運過程中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擔責任。
（3）倉儲過程。由于倉庫損壞、進水、通風不良、沒有定期整理和維護等過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對客戶承擔責任。
（4）流通加工、包裝配送過程。此過程中發生的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物流公司要承擔責任。
（5）信息服務過程。由于信息錯誤或者延誤，造成貨物發貨、配送、運輸等出現差錯的，物流公司便可能會承擔責任。
（6）從責任的對象來看，物流責任保險既包括對客戶（即物流合同相對方）的法律責任，也包括對第三方的法律責任。例如，物流公司由于失誤造成貨物的毀損丟失或者錯發錯運、錯誤交貨的，屬于對客戶的法律責任；而物流公司在運輸過程中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害或人身傷亡的，則屬于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狹義上的物流責任險僅指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的保險。
二、物流責任保險的現狀及其存在問題
2.1我國目前物流責任保險的現狀
與物流業的快速發展相比，我國的物流保險尤其是物流責任保險要滯后得多。由于缺乏統一的保險險種，物流企業和客戶只能在各個物流環節里面分別投保責任險，致使有的環節重復投保，而有的環節則得不到保險的保障。這一境況在2004年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2004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正式推出了“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物流責任保險”是指被保險人在經營物流業務過程中，對由于列明原因造成的物流貨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的，由保險人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負責賠償。除物流責任基本險外，還有“附加盜竊責任保險”、“附加提貨不著責任保險”、“附加冷藏貨物責任保險”、“附加錯發錯運費用損失保險”、“附加流通加工、包裝責任保險”以及“附加危險貨物第三者責任保險”等附加險供物流企業選擇投保。
上述物流責任基本險及附加險的出現，為廣大物流企業通過保險方式分散、轉嫁責任風險創造了條件。上述條款具有以下積極意義：首先，它填補了我國物流企業綜合責任保險的空白；其次，它覆蓋了物流服務的各個環節，初步滿足了我國物流企業的基本責任保險需求；第三，它簡化了物流企業投保責任保險的手續，節約了保險費用，減少了索賠理賠的環節和成本；最后，它豐富了保險產品品種，有利于我國物流保險市場的開拓和發展。
2.2我國目前物流責任保險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的推出為我國物流責任保險的發展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但是物流責任保險市場并沒有因此突飛猛進。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整個市場環境的影響，物流企業認識不足等，但是“物流責任保險”條款存在著許多顯而易見的缺陷卻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相對于物流企業的責任風險而言，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的范圍顯得過小，不能充分滿足市場需求。根據該保險條款，物流責任保險只承保物流企業提供運輸、儲存、裝卸、搬運、配送服務過程中造成物流貨物損失的五種情形，提供包裝、流通加工、信息處理服務過程中造成的貨物損失只有在投保相應附加險種的情況下才予以承保；除了可以附加投保“危險貨物第三者責任險”外，物流服務過程中給第三者造成的人身傷亡或其他財產損失也不屬于保險的范圍。此外，該條款還對發生在我國境外的財產或費用損失不負責賠償，這更無法滿足物流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需要。
其次，保費的計算不夠科學合理。物流責任保險條款并沒有依照責任保險的傳統做法，按照保險風險的類型與范圍、保險人的累計賠償限額和單次事故賠償限額等來確定保險費用，而是按照被保險人的營業收入來計收保費。一方面，這種方法不符合責任保險的通常做法，因為物流企業的收入與其責任風險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另一方面，這種方式也會阻礙物流企業的投保，因為越是大的、經營得好的物流企業，其保費就越高，而不管其風險控制的好壞。這種不合理的收費方式使得保險費用過于高昂，增加了物流企業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險種的推廣。
三、物流責任保險發展與完善的幾點建議
3.1物流企業方面
物流企業必須端正思想、認清形勢，認識到物流責任保險的重要性。物流責任保險不僅能夠轉移、分散物流企業的責任風險，減少虧損、增加盈利，還能夠通過保險公司的介入，增強企業風險分散、控制的理念和能力，從而從源頭上減少自己的責任風險和支出，從而形成良好的經營和運行模式。
此外，各級物流主管部門、物流企業自治組織等也要加強對物流企業的指導協調工作，通過傳授知識、交流經驗、業務培訓等手段，指導物流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投保適合的保險險種，在遭受保險事故時，指導物流企業正確索賠，以減少損失，同時獲得應有的賠償。
3.2保險公司方面
首先，保險公司應當加大對物流責任保險的推廣宣傳工作。許多物流企業對物流責任保險知之甚少，甚至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有物流責任保險這一回事。因此，擴大對物流企業的宣傳與交流是物流責任保險市場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
其次，保險公司應適當擴大物流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以滿足市場需求。目前的物流責任保險覆蓋面較小，難以滿足物流企業風險防范的需求。所以保險公司應審時度勢，認真研究現代物流業務的流程，適當擴大物流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
最后，保險公司應合理確定物流責任保險的費率。物流責任保險費率的制訂，應根據保險業務的風險大小及損失率的高低來確定。這應當包括：①發生意外損害賠償責任可能性的大小，這是制訂物流責任保險費率的基礎；②現行法律制度對損害賠償范圍及數額的規定，法律規定的范圍越寬、數額越高，表明風險愈大，費率也應愈高，反之亦然；③保險公司賠償責任限額的高低，賠償責任限額與免賠額的高低對物流責任保險的費率有客觀影響；④第三方物流企業的信用和風險等級，針對物流企業的不同信用等級，其發生風險和賠付的幾率等可以設定不同的保險費率。
3.3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責任保險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支持，當前我國調整物流責任保險方面的立法主要有：
（1）《保險法》：物流責任保險合同作為保險合同的一種，首先應該受到《保險法》的調整和規范，《保險法》第50~51條對責任保險作了專門規定，這正是物流責任保險以及其他責任保險得以承認和發展的堅實基礎；
（2）《海商法》及其他運輸法規：《海商法》是調整海上保險關系的重要法律文件，海上運輸責任保險應該首先適用《海商法》的規定，《海商法》沒有規定的則適用《保險法》的規定。除《海商法》外，《鐵路法》、《民用航空法》等也是開展物流責任保險的重要依據。此外，《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也是海事法院審理海上運輸責任保險案件的重要程序法。
（3）《民法通則》與《合同法》：《民法通則》是調整平等主體間民事關系的重要法律，物流責任保險關系作為民事關系的一種，應該受到該法的規范；此外，物流企業與客戶之間是一種物流服務合同關系，物流企業與保險公司之間是一種保險合同關系，《合同法》的規定同樣適用于物流服務合同和物流責任保險合同。
綜上可見，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責任保險的法制環境，但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的、統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險法。而且現行物流責任保險立法還存在許多問題，例如現行法律的規定過于籠統，不能滿足物流保險活動的需要；物流保險法律法規的發展參差不齊，阻礙了物流保險活動的開展等。所以，目前的物流責任保險法律制度已不能適應現代物流發展的需要，需要進一步完善。
關于我國物流責任保險的立法完善，在理論上有以下幾種可能性：首先，制定一部單獨的物流責任保險法規；其次，制定一部單獨的物流保險法規，在其中規定物流責任保險的內容；最后，制定一部單獨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確規定物流保險以及物流責任保險的有關問題。筆者贊同最后一種觀點，其理由如下：首先，我國已有一部《保險法》，物流保險及物流責任保險雖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則和具體制度規則方面與其他保險沒有實質區別，所以沒有必要制定單獨的物流保險法規；其次，物流責任保險是以物流為基礎的，在物流法中規定物流保險以及物流責任保險的相關法律問題，更有利于兩者的協調。所以我國應在制定物流法的同時，解決物流責任保險法的完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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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證券私募發行是當今世界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已成為各國經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投融資方式。近年來，全球證券私募發行呈加速發展之態勢，在經濟領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論文將通過對《公司法》與《證券法》相關法條的研究分析，對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傾向性立法建議。
我國2005年10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同期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順應了迅速發展的經濟對于建立新制度、擺脫更多束縛的要求，其中通過“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向特定對象募集設立”、“公開發行的定義”、“上市公司可以非公開發行新股”等規定，初步形成了我國證券私募制度的基本框架，成為我國有關私募立法的原則性規范。但是我國的證券私募制度剛剛起步，整個規范機制尚不健全、不成熟，有許多的規范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私募發行的含義及問題
“私募又稱不公開發行或內部發行，是指面向少數特定的投資人發行證券的方式。”學者郭靂認為，“證券私募發行是針對特定對象、采取特定方式、接受特定規范的證券發行方式”。而我國《公司法》第78條第3款將向社會公開募集和向特定對象募集（即學理界所稱的私募設立）作為募集設立的下位概念。因此，《公司法》上的私募設立應指發起人認購公司應發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特定對象募集而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種設立方式。但這其中又是存在問題的。根據邏輯學概念劃分規則，劃分的子項之間必須是相互排斥的，因此私募設立是與發起人認購公司應發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社會公開募集（公開募集設立）相對應的一種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方式。私募設立與公開募集設立之間的這種對立關系使得只要界定了二者之間的一種外延，就可以確定另一種的外延。但是通觀《公司法》的全篇，并沒有規定何為“向特定對象募集”，何為“向社會公開募集”，對哪些人屬于《公司法》第78條第3款中所指的“特定對象”也沒有任何界定。
《證券法》第10條第2款從正面規定了何為公開發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公開發行：（一）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二）向累計超過二百人的特定對象發行證券；（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它發行行為。”同樣，根據邏輯學上的排中律，公開發行與非公開發行之間存在著非此即彼的關系，凡是不屬于公開發行的即為非公開發行。因此，對于《證券法》第10條第2款的規定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在沒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何為其他屬于公開發行的行為之前，我們的《證券法》上規定的公開發行行為只有兩種，即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和向累計超過200人的特定對象發行證券，除此之外的其他發行行為，即向累計不超過200個特定對象發行證券都屬于私募發行。該條款中還明確規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規”才可規定何為公開發行，這進一步排除了依司法解釋等認定何為公開發行行為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國對私募發行界定未能把握“私募”的本質而失之過寬。
二、私募主體及決議機關
《公司法》與《證券法》對于私募的主體并未明確規定。黃健先生認為：“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將原條文159條刪去，這意味著公司債券的發行主體不再限定于具有國有成份的公司，而是允許符合條件的各類公司平等地利用債券市場籌集資金。”但是，《公司法》將私募設立這一設立方式規定于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中，因此，我們認為私募設立應僅僅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但誰有權決定以私募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呢？在取得營業執照之前，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成立，不得為私募主體。因此，在私募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時，私募主體應為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發起人作為設立中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機關可決定采用私募方式設立該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以后采用私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主要是私募發行新股或私募發行公司債券兩種形式。只有已經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才可私募發行新股，同時，因為發行新股將導致公司注冊資本的增加，根據《公司法》第100條以及第104條之規定，應該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的方式做出決議，即應有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私募發行新股的決議。由于發行公司債券并不僅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因此，私募發行公司債券的主體應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兩種，根據《公司法》第38條、第100條之規定，私募發行公司債券仍應由股東會或股東大會做出決議，但僅需以普通決議方式通過即可。
三、私募證券的種類：股份及公司債券
根據現行《公司法》與《證券法》的相關規定，我國私募發行的證券種類目前包括股份與公司債券兩種。《公司法》第78條規定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時可以向特定對象私募股份，根據《證券法》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還可于成立后私募發行新股。而私募債權也是為我國《證券法》所允許的，但“私募債券市場通常為部分債信評等較差、急需長期資金之企業的主要籌資管道，例如具有高風險、高報酬的垃圾債券，大多是在私募市場中發行。”同時我們要注意，私募發行有價證券不受《證券法》第12至第18條關于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公開新股、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條件和程序限制。
有疑問的是：私募發行的股份或公司債券是否僅限于普通股與普通公司債券？現行法中未明確規定，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來看，似乎不應僅限于上述兩種，優先股、可轉換公司債券、實物券形式公司債券也應處于可私募發行的證券之列。但是應注意的是，因私募發行的證券不得自由轉讓，因此私募發行的股票應為記名股票，私募發行的公司債券應為記名債券。
四、私募對象：何為特定對象？
《公司法》規定私募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時，必須向“特定對象”募集；根據《證券法》第10條規定也可推斷，私募發行是向累計不超過200人的“特定對象”發行。“特定對象”這一詞反復出現，但是兩法都沒有解釋到底什么人才屬于“特定對象”。可以說，對這三個字的解釋關系到我國是否能真正確立規范的私募發行制度，也關系到我國的私募發行制度是否能與各種形式的非法集資相區別。
筆者認為，私募發行制度的核心在于注冊和豁免，其背后所蘊含的理念是該次發行不涉及社會公眾的利益，該次發行的投資者具有自我保護的能力，不需要注冊制度所提供的保護。“這就要求界定什么樣的投資者具有自我保護能力，這些內容直接涉及到私募發行制度的建立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借鑒美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首先可以肯定，我國已經出現的較為成熟的機構投資者屬于“特定對象”的范疇。其次，在新股發行或公司債券私募發行中，發行人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以及與發行人存在關聯關系的人（下文將這些人統稱為內部人）也應屬于“特定對象”的范圍。再次，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風險承擔能力并具備相關財經專業知識及投資經驗的自然人也應屬于“特定對象”的范圍。
五、發行方式：何為“公開勸誘”、“變相公開”？
規定私募發行制度的同時，通常也禁止私募發行以公開方式進行，我國《公司法》對于私募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未加規定，但我國《證券法》第10條第3款明確規定：“非公開發行證券，不得采用廣告、公開勸誘和變相公開方式。”我國臺灣地區也有相似規定：“臺灣地區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7規定，有價證券之私募及再行賣出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
廣告作為一種公開方式當然毋庸置疑，但是，如何理解“公開勸誘”、“變相公開”呢？假如現有a、b、c、d四人擬以私募方式設立一注冊資本為1000萬的股份有限公司，四人已經認繳并實際繳納了500萬出資，剩余部分欲尋找“特定對象”認購。a、b、c、d向雜志上刊登的上一年度“本市最富裕的一百人”打電話詢問是否愿意購買該（設立中的）公司私募發行的股份，最終募足剩余股份。a、b、c、d四人的行為是否是“公開勸誘”或“變相公開”？假如上述例子中，a、b、c、d四人是拿著本市的電話號碼簿逐個撥打電話詢問，最終募足剩余股份呢？假設a、b、c、d四人正在尋求符合條件的“特定對象”認購該公司私募發行的股份時，d在報社工作的好友在當地報紙上以簡訊的形式報道了a、b、c、d四人擬以私募方式設立一股份有限公司，a、b、c、d四人的行為是否是“公開勸誘”或“變相公開”？要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恐非易事。本人傾向于仍應從私募發行制度的存在的根源出發來解釋何為“公開勸誘”、“變相公開”。上文曾一再強調，私募發行之所以適用不同于公開發行的特殊制度，根本原因是私募發行中的投資者無需《證券法》的保護。如一種發行方式很可能涉及到需要《證券法》保護的社會公眾時，該發行方式就應被認定為公開勸誘”或“變相公開”。本人認為上述三個例子中，第一種情形不應被認定為“公開勸誘”或“變相公開”，因其針對的對象經過選擇，并符合“特定對象”所應具備的條件；第二種情形則應被視為“公開勸誘”或“變相公開”，因其實際上是針對不特定的對象，發行人與應募對象之間的關系并不能保證應募人能獲得相關的信息；第三種情形也因被視為“公開勸誘”或“變相公開”，因為在報紙上刊登相關的消息實際上能起到宣傳的效果，考慮我國有償新聞泛濫這一現實，更因對此種方式加以禁止。
私募發行制度在我國《公司法》與《證券法》中剛剛確立，確實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除去上述幾個問題之外，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但我們同時應該認識到該法律制度的構建也會受到證券市場發展水平的制約，需要其他配套機制的發展與完善，如市場退出機制、場外交易制度等方面的發展，以及投資者水平的提高。雖然在短期內，系統性的私募發行法律制度還無法得以確立，但是，應當看到在我國建立該制度具備可行條件，因此，長遠看，未來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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