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6-29 03:56:2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翻譯教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1英語翻譯教學地位薄弱
我國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在整體大學英語教學中處于弱勢，很多學生由于從未接受過翻譯理論和技巧的指導，在翻譯實踐中出現了較多的問題和語言障礙。從指導思想上來說，大學英語教學大綱強調閱讀能力是大部分大學生今后工作所需要的主要語言技能，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始終注重閱讀能力的培養。由此可見，大學英語的指導思想在對學生翻譯能力的培養上并未給予足夠重視，“譯”處于一種被忽視的地位。在課程設置上，翻譯教學在整個外語教學中基本上是作為補充課程來講授的，沒有正式開設翻譯課程。《大綱》規定基礎階段四個學期的英語課均為必修課。英語寫作、翻譯技巧、英語口譯等為選修課，安排在四個學期基礎英語課程后。但由于我國絕大部分高校的教學設備、師資力量的不足，在基礎階段之后，很少有學校能夠開出面向所有學生的應用技能選修課。加上近幾年的擴大招生，師資緊缺情況更為嚴重，能夠開選修課的，不過寥寥幾門，只是起了點綴門面的作用，在某些大學中造成了這樣一種尷尬局面：上課的學生不感興趣，感興趣的學生沒有機會上課。
1.2翻譯教材缺乏質量
在教材方面，大學翻譯教學缺乏整體的規劃設計，缺乏高質量的教材，缺少大量合格的教師，也缺少研究機構。目前公共外語采用的大學英語教材，都沒有系統全面介紹翻譯知識、翻譯技巧的獨立單元，大多只是在課后練習中有一些漢譯英單句練習或零星穿插的英譯漢練習。這些翻譯實際上是一種造句練習，目的是使學生能夠熟練運用課文中的句型和詞匯，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同時，如果過分強調這樣的翻譯練習，會使學生誤以為只能有一種譯文，語言只有一種表達方式，從而形成死譯、硬譯的毛病。近年來盡管出現了不少翻譯教材，但由于種種原因，大部分教師仍以舊的翻譯教材為主，自己另外增加一些教師感興趣或熟悉的內容，設計一些相關的練習，教學安排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主觀傾向，教學效果不理想。就考試項目設置來看，近年來，各類英語考試試卷的主觀題的比重逐步加大，這一變化不僅涉及英語專業學生的各類考試，如英語專業4、8級考試（TEM4／TEM8），同時也涉及大學公共外語考試，如全國大學英語四級、六級考試（CET4／CET6）；不僅涉及全國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同時也涉及各種出國留學考試。翻譯題型，特別是英譯漢題型在主觀題中占了一定的比重。但是從試卷整體來看，翻譯所占比重并不大，而且試題也缺乏規范，題型單一，測試目的不明確，覆蓋面較窄，試題內容往往局限于對學生詞匯和某些固定結構的測試，很少能夠涉及到需要檢查的知識和翻譯技能，難以有效地與相應的教學階段接軌；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應試教育的風氣，使得一些學校的老師把重點放到了追求通過率和應付考試上，客觀上降低了對學生實用英語能力的要求，其結果就像有的學生說的那樣，學了那么多單詞和語法，但不會用，聽不懂，說不出”。
2應用英語翻譯的重要性好必要性
實用翻譯為支持科學研究，溝通地緣政治談判，幫助跨國公司尋求海外市場，促進科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21世紀是一個國際化的高科技時代，科學技術的告訴發展加劇了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碰撞與合作。翻譯---自古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隨著我國加入WTO，對外開放政策的推進，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為減少“走出去，請進來”的絆腳石，社會各界對外語翻譯人才的需求，不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都越來越高。例如福建一家出版社到國外開展銷會時把“可供合作出版書目”譯為：CatalogueoftheBooksforCoopera-tion。據說后來無人找他們合作，也許與翻譯錯誤有很大關系。近些年海外媒介出現一些“中國速度”、“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名詞，使得越來越多的外國友人對中國產生濃厚的興趣，近而來到中國了解中國。然而因翻譯卻鬧出一些啼笑皆非的笑話：一位美國游客在一個地方看到把“三姐妹山”譯為“MountThreeSisters”，覺得好笑，因為mount可作為動詞，在美國俚語中有tohavesexualintercourse的意思，恰好賓語又是threesisters。因此應該為Three-sisterMountain為妥。因此，社會對外語教育給予更大的期待，希望培養出更多高素質、國際化、應用型的翻譯人才，促進對外經濟合作、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同時成功達到“為中國與世界對話”，展現中華民族的強大與魅力。另外，聽、說、讀、寫、譯是相互貫通，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欲“聽懂”需要在頭腦里有“譯”的思維和意識，“聽懂”就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欲“說明白”也許要把母語思維，文化內涵轉換成受話者能接受理解的語言和文化，所以，實用的翻譯能力與時下受寵的聽說能力不但不沖突，還是提高聽說能力必不可少的部分。在翻譯領域中，交際能力亦即翻譯能力。
3提出對翻譯教學的建議
3.1培養學生掌握基本翻譯理論、翻譯技巧和方法
但必須讓學生明白，不管采用何種方法，使用何種技巧，翻譯時應遵循一條原則---必須符合原意。為了使學生在將來工作中具備基本的溝通交流能力，培養學生應用文體的譯法，包括調查報告、新聞、合同、通知和啟事及各類信函。另外社會急需既懂專業又懂英語的人才，所以還要培養學生科技文章的譯法，要求勤查專業詞典，切忌不懂裝懂，做到科學準確嚴謹。
3.2喬姆斯基為代表的語言教學觀認為，行為致使對外界刺激的習慣性的表面反映
是一種單純的由心理機制支配的行為，而人的語言行為是通過他的內在認識和情感力量而發生的行為，言語不是簡單空洞的符號，而是在特定場景中表達情感的方式[1]。所以要使翻譯做到“傳情，傳意”在教學中應將學生帶入交際環境。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教學過程必須交際化。教學過程不僅僅是教師的教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學生學習的過程。翻譯教學應該根據學生的實際需要制定教學目標，組織課堂活動。教師根據翻譯的目的給學生提供交際場景，創造性地運用語言進行語際轉換，安排模仿練習，互譯練習，情景活動等，訓練翻譯思維，提高翻譯意識。
4提高英語翻譯教學的策略
4.1提升英語翻譯教學的比重
針對目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現狀，各個高校都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翻譯能力”，翻譯教學與“聽說讀寫”的教學聯合并重。并且還要適當的課堂上的翻譯教學，提升翻譯教學在整個教學任務中的比重。翻譯應該和聽、說和課文學習一樣在課堂上有相對一定的時間安排。其次，教材應該系統性的增加翻譯基本理念和方法的技巧，例如，翻譯的原則，（不拘泥于嚴復的“信、達、雅”之說）、翻譯的方法（例如增減詞，詞類轉換，選擇詞義等）、翻譯的技巧（例如重構，修潤，轉換等）、翻譯的忌諱（例如“字譯字，句譯句”）等。然而大學英語教師也應該自覺的給課堂更多的引進一些翻譯只是的了解和練習。
4.2適當的結合翻譯教學以及交際法的教學
目前的英語交際教學主要強調的是“口語教學”十分的正確，但是這并不是說傳統的翻譯教學已經沒有作用。相反的，適當的使用翻譯法可以有效的幫助教學。已經有專家在廣泛研究的基礎上得出“學生的母語基礎在他的英語學習中可以是助力，也可帶來阻力。如果能充分利用他的母語基礎，化阻力為助力，就能切實減少他的學習英語的困難”的結論。在大學英語課堂中，講解課文中的一些長句、難句時，教師可以把翻譯練習與閱讀理解相結合，并同時告訴學生一些相應的翻譯知識，例如如何進行選詞用字、改變詞類、調整詞序、增詞減字、省略重復等等。再輔以相應的練習，加以復習概括。在翻譯時，學生也很難將其正確完成。主要問題是：（1）對狀語的位置排列不當；（2）非限定性定語從句使用不夠靈活；（3）“invoke”“root”翻譯不準確，不知道用增減變字法。學生會翻譯為：“約翰納什西弗吉尼亞的根被知道他的人所證明，在普林斯頓，或在麻省理工學院，那兒他在50年代教過一段時間的書，來解釋他的不諳世故”。老師可以給出正確翻譯““在普林斯頓，或在約翰納什50年代教過一段時間書的麻省理工學院，知道他的人常常用他出身的背景來解釋他的不諳世故”。點出句子里靈活翻譯非限定性定語從句（或在約翰納什50年代教過一段時間書的麻省理工學院）和減詞變字（出身的背景）之處。如此經常在講解閱讀理解時，結合解釋翻譯技巧與訓練，再配以一定練習鞏固，定能提高學生的翻譯能力。
4.3加強翻譯練習，培養翻譯技巧
翻譯教學的重點應放在培養學生翻譯技巧的訓練上，在翻譯課上究竟應該偏重理論還是應該偏重技巧，這在翻譯教學中一直是個倍受爭議的問題。筆者認為對多數非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他們學習翻譯的目的并非要成為專業的翻譯家，因此翻譯教學中似乎并不必要對其有很高的理論要求。在學生踏上不同的工作崗位之后，英漢或漢英翻譯也只是一項輔助工作的技能而已，所以翻譯教學的重點應該是要教會他們如何盡量快速、準確的翻譯。況且現在的學生一般沒有系統的學習過翻譯理論和技巧，都只具有初步的翻譯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感性知識的積累，還未上升到理性。對于這些處于感性階段的學生，應從技巧出發，進行一定的翻譯實踐之后再上升到理論高度。若是上來就講一大通翻譯理論，學生似乎很難接受，只有在一定的實踐之后，他們才能夠更好的理解理論。因此筆者認為，翻譯理論的講解應根據學生狀況，稍加介紹，能初步啟發學生對翻譯這門學科的認識即可，而整個翻譯教學的重點應該放在翻譯技巧的訓練上。至于翻譯技巧的重要性，香港翻譯家黃邦杰老先生曾舉過這樣的例子。有這么一句話:“Shelikedtobewithhimbetterthanwithothers.”有人將之翻譯為:（1）“她歡喜和他在一起，并不那樣歡喜和別人在一起。”（2）“她歡喜和他在一起，勝過和別人在一起。（3）“和他在一起，比和別人在一起，是她更加歡喜的。”但其本人也認為這些“不是明白易懂的中國話”。黃老先生認為譯者可以把重點放在考慮漢語比較句型的習慣用法上如：“甲比乙（更）聰明、（更）高、（更）好看、（更）有辦法……”;其次，可以在like一詞下功夫，即翻譯技巧中的“煉詞”。這樣這句話就可能這樣翻譯:（1）她覺得跟他比跟別人在一起更開心。（2）她覺得跟他在一起比跟誰都開心。（3）她覺得跟他在一起最開心。可見掌握了翻譯技巧之后，翻譯的路子有多么寬廣[2]！同時，翻譯是一項創造性的活動，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因此教師在講解了一定的技巧之后必須給學生做大量的有針對性、實用性的練習，讓學生通過實踐加深對這些技巧的認識，熟練對這些技巧的運用，從而才能真正達到提高翻譯能力的目的。
建構主義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并于90年代隨著多媒體的普及而充分發展。該理論強調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尤其重視真實學習情景的構建。同時，協作學習也是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建構主義強調“知識不是被動地接受的，而是認知主體在先前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建構的”（黃梨，2011），圍繞“情景”、“協作”、“會話”和“意義構建”四個主題展開建構知識體系。建構主義教學模式應“以學生為中心，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有教師起組織者、指導者、幫助者和促進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協作、對話等學習環境要素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最終達到使學生有效地實現對當前所學知識的意義構建目的”(王湘玲，寧春巖，2003)。“建構主義理論無論是對我國外語教學理論本身的研究還是教學實際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啟示作用”（黃慧，王海，2007），建構主義在科技英語教學師資不足的情況下，能最大限度發揮學生的學習能動性，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從而“帶動外語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條件、師資培訓等方面的變革”（同上）。
二、建構主義對科技英語翻譯教學的啟示
在建構主義指導下，科技英語翻譯教學圍繞以下環節展開：
1.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注意激發其創造性科技英語自身晦澀難懂的特點會讓學生難以建立興趣。這就需要教師在課程設計環節精心準備，注意興趣的調動和學習動機的引導，從而讓學生帶著問題去主動學習，并能發現問題，總結規律，在學習過程中鍛煉其創造性。
2.發揮教師在建構知識過程中的引導作用教師應注意角色轉換，改變“一言堂”式的被動傳授，通過各種預設問題逐步把學生帶入自主探索的過程。
3.重視“協作”在知識建構中的積極作用教學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師生之間應建立起一種協作機制，而非上對下的管理機制。同時，學生之間以集體討論等形式開展活動，促進團隊精神的培養。
4.利用先進教育技術教學引入多媒體、慕課、微課等先進的教育技術，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能提高教學和學習效率，優化最終的學習成果。
三、科技英語為主體的翻譯教學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優勢集中在理工科專業上，學生對本專業知技能的掌握，對本專業前沿理論的了解將極大促進學生的擇業和職業發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優勢學科，在翻譯教學環節引入理工科專業的英文文獻，不僅利于跨學科、跨專業發展理念的實施，還能培養學生翻譯技能，增加學生對本專業英文文獻語言特點的了解，也拓寬了專業知識面。科技英語翻譯教學模式的確立要求在教學意識形態、師資建設、教學手段、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上投入精力，開展系統的建設工作。
1.教學意識形態轉變教學管理部門及教師改變意識，統一行動，讓管理者、教師、學生都能正確認識科技英語翻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導是實現科技英語翻譯課程體系順利建設的重要保障。
2.師資建設英語教師對科技英語存在畏難情緒，使科技英語相關課程難以開展。因此，選派優秀教師赴國內外進修科技英語是師資建設的必要環節。同時，在本院校理工科專業中，選擇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備高素質英語能力的教師，配合英語教師共同開課也是師資建設的可行途徑。只有不斷開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專業發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現有師資力量，建設翻譯教學團隊。
3.教學手段積極引入微課、慕課教學手段，積極建設網絡在線學習平臺，改變教師被動講授、學生被動接受的教學局面，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帶著興趣、任務、問題去主動完成翻譯任務。
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中提出，教育信息化的發展要以教育理念創新為先導，以優質教育資源和信息化學習環境建設為基礎，以學習方式及教育模式創新為核心；到2020年，需形成與國家教育現代化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教育信息化體系，以及培養學生信息化環境下的學習能力和推動信息技術與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發展任務。反轉式教學克服了傳統教學模式中上課僅由教師進行信息傳遞，而課后要進行消化吸收時，卻沒有同學間的互助及教師指導，只能自己復習、學習的缺點，將消化吸收的環節放到了課堂上，以幫助學生實現個性化、分層次學習，從而培養學生自信和提高學習效率。反轉式教學的教學資源主要由視頻、課件組成，其組織與呈現方式更符合人體對媒體的適應性，更有益于學習效率的提高。反轉式教學模式的優勢在于學生成為課堂主體，增強了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意識。反轉式教學模式還使教師的教育觀念得到更新，教學手段和方法得到豐富。反轉式教學模式改革了傳統教學組織形式，改變了課堂組織思路，強調自主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以能力發展為中心、設計和組織新的教學模式為載體，在教學過程中積極推動“以學生為本”教育理念，注重教學實施過程中學生的參與性。
2在高職基礎醫學教學中應用反轉式教學模式的可行性
傳統高等教育的出發點是專業理論學習，強調理論體系的嚴密性和完整性，不考慮知識本身是否有很強的應用性，教學過程中側重于理論講授，強調理論的深入性與廣泛性。這些都不適合高職教學，一方面，高職教育強調理論知識以“夠用”為度，在教學過程中應選擇學科中最為實用的知識，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訓練，從而迅速提高學生專業技能，使其在離開校園后可以滿足工作崗位的要求；另一方面，高職生基礎普遍較差，抽象思維能力較弱，采用傳統教學方法難以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應當采用一些形象直觀的教學方法。
傳統授課方式容易讓學生感到厭倦，影響學習效果。美國心理學家赤瑞特拉通過實驗證實，人類94%的信息獲取來自視覺和聽覺。因此，反轉式教學模式有利于激發學生對醫學知識的求知欲，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學習效率，從而培養具有實踐能力、綜合分析能力、創新能力等適應工作崗位需要的綜合型醫學人才。反轉式教學模式與建構主義理論相一致，此教學模式亦可應用于高職基礎醫學的“三理一剖”（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和人體解剖學）學習。基礎醫學各學科中的知識點邏輯關系清晰，術語表達完整，描述規范。將反轉式教學模式應用于基礎醫學教學中，能夠提高知識轉化效率，有利于非臨床醫學專業學生在有限的學時內掌握更多醫學相關知識，有利于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為將來步入工作崗位夯實基礎。針對高職生就業容易、缺乏后勁、技能優勢不夠突出的特點，高職教育迫切需要解決用人單位對高職生的首崗勝任能力要求的針對性與增強學生發展潛力、遷移能力的矛盾。反轉式教學內容設計獨特、易學，可以提高學習效率，拓展現有課程資源，滿足不同層次學生對不同學科的學習要求，彌補目前高職教育中高教性不足的缺點。
【關鍵詞】文化 文化圖式 翻譯教學
文化圖式理論
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是認知心理學中用來解釋理解心理過程的一種理論模式。圖式（schema） 的概念是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首先提出來的。他強調圖式就其本身而言， 任何時候都只是想象力的產物[1]。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工智能專家魯梅哈特（ D. E. Rumelhart）作了大量研究，認為圖式理論是以等級層次儲存于長時記憶中的一組“相互作用”的知識結構或構成認知能力的“建筑組塊”[2]。而英國經驗主義心理學家Bartlett在其著作Remembering一書中將圖式定義為 “過去反應或過去經驗的一種積極組織， 是一種知識結構”。圖式是人們頭腦中的先存知識（existing knowledge）或稱背景知識儲存于人腦中的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3]。這種儲存不是事實、經驗簡單的羅列和堆砌， 而是圍繞不同的事物和情景形成有序的知識系統。人們在理解輸入的新信息時，需要把輸入的信息與已知信息 （即背景知識）聯系起來。對新輸入信息的解碼、編碼都依賴于人腦中已存的圖式、框架或網絡，輸入信息必須與這些圖式相匹配， 圖式才能起作用，完成信息處理的系列過程。
圖式可以分為語言圖式、內容圖式和形式圖式。文化圖式可以歸屬于內容圖式。文化圖式是指以文化背景知識為基礎形成的圖式，它通過一種知識組織模式把人類先前的知識儲存在大腦之中，是儲存文化知識的信息包。文化圖式也可以理解為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識，包括風土人情習俗民俗等內容建立起來的知識結構[4]，它在正確理解、準確翻譯文本的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化圖式的類型及翻譯方法
英漢語言產生于不同的文化環境，所承載的文化也不同，在表達方式上有不少差異。不同社會的成員受不同文化傳統、社會背景、及風俗習慣的影響，就會形成不同文化圖式。在翻譯中譯者能否正確理解和接收原文的意圖信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是否存在相關的文化圖式。如果譯者頭腦中有原文相關的文化圖式并且被成功地激活，就會將文化圖式進行成功傳譯。所以，在翻譯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考慮翻譯文本的結構及語法，而更多地應該考慮文本當中所蘊涵的文化背景。根據文化圖式在跨文化交際和翻譯過程中的表現及影響，一般可分為三類，即圖式重合、圖式沖突和圖式缺省。針對不同文化圖式，可以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即完全對應、交叉整合和零對應譯法[5]。
1.圖式重合與完全對等譯法。圖式重合指的是形成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圖式在相互理解過程中的一一對應關系。人類具有通性，各種文化有相似或共同之處。這些相似性或共同性在語言中必然會有所體現[6]。同一事物有可能激起不同文化交際者的相同反應。在中英兩種文化中，有許多基于圖式重合表達，在翻譯時譯者可以在目的語中找到相對應的文化圖式， 進行對等翻譯。例如：Still water runs deep（靜水流深）、Practice makes perfect（實踐出真知）、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失敗是成功之母）、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眾人拾柴火焰高）、Walls have ears（隔墻有耳）等。
2.圖式沖突與交叉整合譯法。圖式沖突指在源語和目的語中相同的文化內涵卻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圖式。圖式沖突一般是由于各民族不同的地理位置、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所造成的。在翻譯時，需要譯者用目的語中現有的能表達出源語所承載信息的不同文化圖式來翻譯源語中的文化圖式。例如：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謀事在人，成事在天）、Little bird told me so（道聽途說）、as deep as a well（虛懷若谷）、paint the lily（畫蛇添足），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no smoke without fire（無風不起浪）等。
3.圖式缺省與零對應譯法。圖式缺省指在一種文化中常見的現象在另一文化背景中卻不存在， 生活在一種文化中的成員難以建構其他文化的相關圖式，這就造成了圖式缺省。圖式缺省使人們無法建立起語言符號之間的聯想，從而導致交流困難。圖式缺省的情況下可采用零對應譯法，指在目的語中創建新的文化圖式來翻譯源語所蘊涵的文化圖式的翻譯方法。翻譯時可采用直譯加注釋、音譯加注釋或釋意法。例如：百步穿楊（To shoot an arrow through a willow leaf at the distance of 100 steps； Note： The allusion goes back to Yang Youji， an excellent shooter in the Zhou Dynasty， who could shoot an arrow at a willow leaf one hundred steps away and never missed the target.）、氣功（Qi gong， a system of deep breathing exercises）、太極拳（Tai jiquan， 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hadow boxing）、pumpkin -eater（養不起老婆的人）、waterloo（慘敗）。
文化圖式觀照下的翻譯教學策略
翻譯的最終目的不是語際的轉換而是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豐富。因此我們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有強烈的文化圖式概念， 不但要注意語言知識和翻譯技巧的講授， 更要注重文化知識的傳播。筆者基于上述文化圖式的三種類型和翻譯方法，提出相應的翻譯教學策略，以提高學生對兩種語言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及文化翻譯意識。
1.選用注重文化圖式的翻譯教材和練習資料。首先表現在翻譯教材內容的選擇上。翻譯不僅需要較高的中英文水平，廣泛涉及各門類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間的語言轉換。因此，對教材的選擇要特別注重文化圖式――包括文化的定義與內涵，文化、語言與翻譯的關系，英漢文化差異及其翻譯對策等內容；既有單句譯例又有篇章翻譯和各類文體翻譯的內容，既有正面的技巧講述又有譯文錯誤分析、譯文對比賞析等內容。同時應以文化雙向交流為主線，將其貫穿整個翻譯教材。在譯例的選用中應不忘傳達文化信息，使學生在掌握兩種語言、翻譯技巧的同時，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差異。
除此之外， 翻譯教師在布置課外練習時，翻譯材料范圍應涉及文化圖式的各個領域和層面，例如自然環境、歷史淵源、風土人情、傳統習慣、、文化心態、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一方面要讓學生使用講授過的技巧， 另一方面要牢記翻譯的最終目的是要調動并提高譯者對兩種語言和文化的理解運用能力。
2.培養學生移植文化圖式的意識。著名翻譯家Nida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義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一個相應的文化，詞語意義最終也只能在其相應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幾乎很自然地體現在語言上的不相同”[7]。在翻譯過程中，經常會遇到文化沖突或者文化缺省的問題，即在目的語文化中存在不同的文化圖式或找不到對應的文化圖式，這時候就需要指導學生在了解文化圖式差異的基礎上，發揮移植文化圖式的意識。文化移植是指把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象以其本來面目移植到另一個民族的文化空缺里。它不僅能把一種文化和語言中的信息以原有的形式貢獻給另一種文化及語言，使該民族能夠欣賞到原汁原味的異族文化，同時也給該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不僅豐富和發展了該民族的文化內涵和意蘊，而且也給它輸入了新的語言表達形式，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兩種民族文化的相融性。
3.提高學生的本土文化修養。民族語言代表了一種“本土生活方式”，而代表本土生活方式的母語，相對于只有“外語”才能進行的思維活動，往往更能賦予個人以某種思想的力量，不管他如何粗糙或者微妙；此外，母語因為在心理上更為接近，它也是民族國家最為廣泛文化群體的表達工具[8]。做翻譯時，譯者置身多元文化和多語種間，文化與語言相互影響，不同的文化形態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互動過程中，要客觀學習新知識，積極引進學習先進的外來文化成分，利用外來文化中的先進文明成果。但同時，還要沉淀積累較高的本土文化修養。在某種意義上，對本土文化的理解程度決定了一個譯者對源語文化內涵的闡釋程度。文化圖式觀照下的翻譯教學應該是目的語文化和本土文化并重的教學。翻譯教學應改變現狀，在內容設置和課程安排上也將本土文化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翻譯教師應提高自身文化圖式意識，除培養學生翻譯技巧外還應引導學生培養獨立的知識構建能力、科研創新能力和職業思辨能力。
結 論
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碼，同時也是文化的傳真。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譯者把語言中所承載的文化內涵準確無誤地翻譯出來是不容易的。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該具備文化圖式意識，針對不同的文化圖式類型選擇適當的翻譯方法，使原文的文化內涵得以最大程度重現。在翻譯教學中，教師應考慮最大限度地讓學生理解源語和目的語的文化圖式之間的關系，是對應、沖突還是缺省，并教會學生采用相應的翻譯方法。在翻譯教學過程中，教師應使學生練就對文化圖式的敏感性，懷揣文化移植意識，具備較高的本土文化修養，從而實現真正的跨文化翻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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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
一、繁榮：沉舟側畔千帆過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全社會思想更加解放，經濟更加繁榮，科技更加進步，教育更加發展。在這種氛圍下，廣大語文教師積極投身于語文教學改革，逐漸釋放出積淀已久的創造力，涌現出了于漪、錢夢龍、寧鴻彬、魏書生等眾多語文名師。他們具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非凡的改革勇氣和創新精神，辛勤耕耘在語文教學一線，在教學觀念、教學方式方法上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改革，在語文教學理論與實踐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績。
新時期語文教學改革正是由這樣一批名師領跑的，他們是語文教學的弄潮兒，搏擊在語文教學改革的潮頭浪尖，繼往開來，功在千秋。也正是在這些名師的輻射作用下，語文教學九格逐漸形成，受他們的引領，語文教壇后起之秀也如雨后春筍。從這個意義上說，是語文教學流派讓傳統的語文教學煥發了新時代的生機，是語文教學流派讓古老的語文教壇煥發出了新時代的光彩。
二、隱憂：亂花漸欲迷人眼
當下的語文教壇，名師薈萃，流派林立，堪比金庸筆下的“華山論劍”。一門語文，竟分生出如此眾多的教學流派，真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這種教學現象是其他學科少有的，因而也不得不令人反思，語文教學流派精彩紛呈的表象之下似乎又隱藏著某種隱憂。
1. 從語文流派的名稱表述看
語文名師積極撰文立說，在期刊上，出版自己的教研專著，表達自己的教學思
想。于是，許多借以表述語文教學風格的炫目的新名詞不斷出現在各種媒體，成為名師打出的特色旗號，這些旗號進而又被語文教學研究者用作劃分、確立語文教學流派的標簽。也有不少人正在以地域之名為語文教學樹立新派，試圖開創不同地域特色的語文教學流派。仔細推敲可知，不少語文教學流派的名稱表述或多或少存在著概念內涵和外延上的模糊性，同一地域的語文教學風格尚未能統一彰顯，不同地域的語文教學風格區別亦不夠顯著，以這些名號立派有失牽強，名不副實。
2. 從語文流派的理論體系看
不同教學流派的理論觀點主張又常常是以文學化的語言進行表述的，理論上的科學性、
嚴密性、系統性有待商榷，以這樣的理論立派根基不穩，體系不牢。近年來，更有甚者急于立派，不惜奢華地包裝原本厚實、樸素的教學本色，以求迅速地打造出獨樹一幟的門派風格，似乎不創立出一個獨立的語文派別就無法在語文界立足揚名，就無法在語文教學的“江湖”上行走，這種心態正在讓一些語文教學研究走向空談、務虛和功利的歧路。
3. 從語文流派的學術傳播看
在教育行政部門的推動下，在諸多教育學術團體的組織下，語文名師周游講學蔚然成風。
很多基層教師聽名師示范課、報告會，接受“頭腦風暴”，當時感覺津津有味、若有所悟，但幾堂課下來又常有心慌意亂之感：這樣的課我能上嗎？在我們學校能這樣上課嗎？到底該學哪個流派呢？一連串的問題在內心糾結……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很多普通老師并沒有真正帶著學習研究的心態去聽課，來去匆匆，甚至有點兒像看明星走穴演出一樣，就圖個新鮮勁兒。回到自己的崗位后，很少有人能自覺踏實、持之以恒地去研究語文教學，或我行我素、不求甚解，或迷信權威、東施效顰。
由上可見，名師創立的各色語文教學流派雖然美麗，卻“迷”了許多基層語文老師的“眼”，名師的進步理論和優秀經驗總是很難被轉化成一線語文教學的先進生產力，語文教學流派漸漸成了語文界上層少數精英的沙龍。這既有悖名師立派的初衷，也是語文界不愿意看到的結果，但的確是現實的隱憂。王旭明先生呼喚倡導“真語文”，嚴華銀老師呼吁“讓語文安靜”，的確是切中了語文教學的時弊。
三、皈依：萬紫千紅總是春
縱觀各色語文教學流派，它們不過是彰顯了語文的不同側面而已，它們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互為補充、合作共贏的，而不應當是彼此對立甚至相互攻擊的。
放眼語文教學漫漫前路，名師立派不應該是標新立異、各立山頭、唯己獨尊，而應該是傳播先進的語文教學理念，引領多元化的語文教學方向，倡導個性化的語文教學風格，實現最優化的語文教學效果。其終極目的，應當是指導老師用更好的方法教語文，把語文教得更好；指導學生用更好的方法學語文，把語文學得更好。
生活有多廣闊，語文就有多廣闊；語文有多廣闊，語文教學就有多廣闊。從這個意義上說，流派不同，方向相同，不同的語文教學流派最終是百川入海、殊途同歸的。
一文化圖式
圖式這個詞匯源自希臘語，最早它是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被提出的。英國經驗主義心理學家Barlett把它作為心理學的一個概念提出來，他認為圖式是積極地組合過去事物和語言。大多數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圖式理論是用來解釋心理過程的理論。盡管不同學者對圖式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圖式是大腦為了儲存和處理信息的便利，而將對新事物認知與過去的認知、經歷有機結合起來的一種形式，是具有相互關聯的知識所構成的完整的信息儲備系統。圖式分為形式圖式、內容圖式和語言圖式。文化圖式是從屬于圖式理論中內容圖式的組成部分之一，指的是內容圖式中的文化知識，是“人腦中關于文化的知識結構塊，是人腦通過先前的經驗己經存在的一種關于文化的知識組織模式，可以調用來感知和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文化現象”。換句話說，對于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來說，同樣的事情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圖式。因此，在翻譯傳遞具有文化信息內容的時候，首先譯者必須要充分而正確理解源語語言中所傳遞的文化信息，激活內化在大腦中相關的文化圖式，找到與之相匹配的文化信息，然后翻譯成目的語讀者所能理解接受的語言，在表達方式上，譯文內容既要準確傳遞文化信息又要盡量保留原文文化信息。
二現階段我國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落后的教學方法和手段
現階段我國的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大都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課堂上，教師只是一味傳授翻譯原則與翻譯技巧。由于現有教學條件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還是采用黑板加粉筆的教授法，計算機輔助教學很難全部實現，這無疑使教學效果相對較差。因為在這種教學環境及條件下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缺乏主觀能動性。這種單一的教學方法使得課堂缺乏師生之間必要的互動，學生對這樣課堂提不起興趣，教學效果自然就不會令雙方滿意。由于條件限制，本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很多院校的商務英語翻譯教學根本無法滿足學生的實際需要，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學生們會發現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偏純理論的較多，書本上所學到的知識與實際操作過程脫節非常嚴重。
（二）水平有限的教師隊伍
商務英語翻譯教學要求教師既精通商務理論知識，又要掌握商務實踐技能。但目前大多數商務英語翻譯課的教師是出自本科院校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就普通英語翻譯而言，他們理論知識過硬。但他們對商務英語專業知識卻缺乏了解；或者有些教師根本就沒有接觸過商務英語的專業術語和詞匯；更不用提商務實踐知識；他們無法了解商務英語翻譯的特點。這就使得教師對翻譯教學課堂只能是照本宣科。由于大部分商務英語教師缺乏商務背景，缺少在教學外的商務英語實踐經驗，很難滿足學生的求知要求，難以勝任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工作的需要。
三商務英語翻譯教學的改進
（一）教學方法的多樣化
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教學方法顯然已經無法滿足企業對商務英語人才需求，對此，高等學校和商務英語教師現在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創新商務英語教學方法。筆者認為情景教學法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情景教學法是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注重培養學生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能力的一種教學方法。首先，教師通過描述特定的教學情境，學生分組進行討論教師設定的教學情景，再對該情境進實際演練。在這種教學法中教師充當指導者及組織者，并對學生的小組討論活動給與指導。學生運用所學的商務英語翻譯理論及技巧知識在接近真實交際的商務情景中，可以親身地感受到更為真實的商務氛圍。其次，學校要與企業建立校外實訓基地，讓學生親自接觸翻譯實踐，讓學生參與其中的部分翻譯工作。讓他們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翻譯，這對于提高學生的翻譯能力無疑具有很大幫助作用。最后，在教學中，學校要加大教學設備的投入力度，盡可能創造條件讓教師可采用多媒體輔助教學來授課。這種形象化的方式可使學生直觀真實地感受工作中遇到的翻譯難點。把這些難點與課堂上所學知識進行對比研究，學生們學習的興趣自然而然就會形成，學習效果會遠遠超過傳統的教學方法。因此，在商務英語翻譯教學中，為了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教師首先要明確教學目標，把翻譯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努力營造“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充分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為學生創造更多的翻譯實訓實踐機會。
（二）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商務英語翻譯教學的整體水平的提高，單一依靠多樣化的教學方法是不夠的。商務英語翻譯課的教師本身的翻譯素養和專業知識也是滿足這一需求的主要條件之一。首先，商務英語翻譯教師要主動尋找機會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例如，可以多參加一些商務英語課程會議，與同行們相互切磋，交流經驗。也可以利用寒暑假及課余時間多參加一些商務翻譯活動，與企業負責人進行溝通交流，看企業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在課堂上可以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而不是一味地照搬書本知識。其次，商務英語翻譯教師必須與時俱進，充分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及方法。提高多媒體使用技能和網絡應用能力，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對學生更好地傳授語言知識和培養商務英語實踐能力。最后，商務英語翻譯教師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商務文化背景知識，學習商務文化知識，拓展自己的知識面。在課堂上不斷對學生進行文化背景知識的輸入，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剖析文化差異
1地理位置
“西風”這個單詞展示了典型的英國文化。在英國人的思想中，西風溫暖舒適，因為英國處于大西洋西部，歐洲大陸的東部，西風源自大西洋。《西風頌》這首詩就是英國人熱愛西風最好的例證。有一家汽車公司用西風作為它的品牌是另外一個好例子。在中國，西風給人是冷而不是暖的感覺，因此中國有一家東風汽車公司而不是西風汽車公司。
2思想方式
由于思想方式的不同，同一種動物由在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意義。例如，在英國許多商品都把貓頭鷹作為品牌名，因為鷹被人認為是一種聰明的動物。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睿智與貓頭鷹毫不相干。反之，貓頭鷹被認為是預示著死亡，所以很多人不喜歡這種動物。
3顏色意識
盡管在不同的文化中，對于顏色的意識有相同點。但由于地理位置、歷史文化背景以及風俗習慣的不同，紅色在中國文化中代表著幸福喜悅，而在西方，紅色會讓人聯想起危險及恐懼。
4數字文化
在中國，數字“8”被認為會給人帶來吉祥與幸運，因為它和漢語中“發”諧音。同樣數字“6”也深受人們的喜愛，因為它代表“順”。所以許多人喜歡在電話號碼和門牌號上選用這兩個數字。在西方，數字“13”被人們認為是不吉祥的，因為耶穌和他的12個門徒在吃最后的晚餐時，背叛者尤大就坐在第13個座位上，從此以后13就不受歡迎。因此在西方很難看到有13個人在一起吃飯或是桌上有13道菜，甚至連大樓的13層也被稱之為14層。
（四）文化圖式在商務英語翻譯教學中的運用
商務英語翻譯教學，由于學習者缺少商務文化知識導致誤譯和譯文中出現大量中式英語等現象，針對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在商務英語翻譯課堂上，教師要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把中英之間的文化差異進行比較對照，商務英語翻譯教師更重要的是要學會運用文化圖式理論對源語文本和譯文進行對比研究，然后再指導學生利用文化圖式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筆者認為，要達到這一目的，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一是原有文化圖式的激活。看來具有語法錯誤的句子在商務英語中卻被完全接受，這些是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就要傳達給學生的，那么下次再遇到類似的問題學生就不會變得迷惑。
二是新的文化圖式的創造。在授課過程中，如何教會學生建立新的文化圖式尤為重要。除了教師自身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外，老師可以讓學生課下去查相關資料，課上教師可以進行提問，教師則可以就相關內容給與點評及補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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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針對文學理論概念多、理論性強、發展變化大以及具有抽象思辨性的特點，師范院校中文系文學理論教學要加強對文學理論課重要性的認識，培養學生的理論興趣；要對教材作出適當調整，順應學生的接受水平；要聯系中學語文教學實踐，重點培養學生文學鑒賞的能力；要采用多種教學手段，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文學理論。
文學理論課是高等師范院校中文系的一門專業基礎課。由于文學理論概念多、理論性強、發展變化大，具有抽象思辨性，許多學生對這門課程有畏難、冷淡情緒，甚至有些反感。在這些心態下，想學好文學理論課是很困難的。如何針對文學理論學科本身和師范生的特點，開展卓有成效的文學理論教學活動，是多年以來教師在教研活動中思考的重要問題。
一、加強對文學理論課重要性的認識，培養學生的理論興趣
高等師范院校中文系不是培育作家的搖籃，也不是栽培編輯、記者的花圃，而是培養中學語文教師的基地。對于師范院校中文系的學生來說，學好文學理論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文學理論課程作為理論學科具有很強的工具性，為學生學好文學史、文學批評以及其他文學課程奠定了理論基礎，樹立了指導思想。另一方面，中學語文閱讀教學中文本解讀的理論和方法直接來源于文學理論。
當前，中學語文教學的文本分析存在著一些問題，表現在：文本解讀的應試化，有些教師在分析文本時完全是按照高考題型來進行設計和講解的；文本有機整體的破碎化，文章是一個有機整體，一個詞、一個句子、一個段落、一個層次都與整個文章有著內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有些教師將文本肢解得零散破碎，使活生生的文章成為一具“僵尸”；文本分析的模式化，主要表現在文本解讀的主題思想、層次結構和寫作特點上。這些傾向實際上都是不了解文學作品的審美特征和缺乏現代文學理論素養所導致的。
理論是人的靈魂，沒有理論的頭腦，就是沒有靈魂的頭腦。因此，師范生必須培養自己的理論興趣。只有具有了扎實的文學理論知識，才能明晰文學創作和文學鑒賞、文學評論的基本過程，掌握文本解讀的基本方法與技巧。
二、對教材作出適當調整，適應學生的接受水平
師范院校文學理論課大多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大一學生對文學名著閱讀甚少。筆者對所在院校中文系進行的調查顯示，在語文教學大綱推薦給中學生閱讀的30種文學名著中，只有10%左右的學生讀過其中的大約10%。而上海譯文出版社針對大中學生閱讀名著進行的調查顯示，85%的大中學生以各種各樣的理由不讀名著，他們愛好甚至迷戀的是言情或武俠小說、時尚音樂、流行電視劇、好萊塢大片和網上聊天。也就是說，中文系學生在大一時對中外文學史非常陌生，對中外文學名著的閱讀非常少，藝術感受能力差，理解能力弱，理論素養低。
目前，大多數師范院校采用的文學理論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學理論教程》。這套教材原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規劃國家級重點教材，其編寫者主要是北京師范大學的著名文藝學教授，他們研究視角多樣、文學觀念開放、學術視野恢弘，使該教材獲得“高、大、全”的美譽。“高”主要指起點高，編寫者站在當代西方文藝學學術視野的高度，廣泛吸收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以及接受美學、敘述學的新知識，使教材內容新潮、學養深厚。“大”主要指體系巨大，這本書包括五編十六個章節，體系繁雜周密。“全”主要指理論全面，馬列文論、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兼容并包。應該說，編寫者這樣做的出發點是好的，是想讓學生盡快掌握最新的文學理論知識，但是忽視了大一學生的知識背景，脫離了大一學生的審美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學生望而生畏，聽課也常常跟著感覺走。
針對教材與學生知識、經驗脫節的矛盾，處于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就要對教材“消腫”“減肥”，對教學內容調整和壓縮，以適應學生的接受水平。例如：教師可以不追求理論體系的完備，而是先講學生最熟悉的知識。教材的第四編文學作品包括了文學作品的基本體裁、文學典型、文學風格等。對這些內容，學生在中學語文閱讀教學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感性知識和審美經驗，教師在教學中可以將第四編調整到課程的最前面，然后可以講授教材的第二編——文學活動，讓學生明白文學的性質和作用。事實證明，這樣安排教學內容效果非常好。因為按照教學的可接受性原則，教學的內容、分量、進度、方法必須符合學生的實際，講授的知識應該是學生在經過一番努力后能夠掌握的，這樣才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有利于學生的學習和進步。
三、密切聯系中學語文教學實踐，重點培養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
師范院校中文系的培養目標是中學語文教師，要求畢業生具有體會、領悟、分析、評論文學作品的能力，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高雅的藝術品位、敏感的語言直覺、自覺的文體意識、熟練的鑒賞方法等。因此，在文學理論課教學中，我們在教授文學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特別加強了文學文本和文學鑒賞兩個章節的講授和練習。例如：我們在文學鑒賞課的教學中主要講授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學鑒賞的性質、過程、意義，主要解決文學鑒賞的審美態度和審美趣味問題；二是文學文本、文學語言的相關知識，主要解決文學鑒賞的知識積累問題；三是鑒賞的方式方法，如評點式鑒賞、語義學鑒賞、接受美學鑒賞、文化學鑒賞等，主要解決文學鑒賞的操作方法問題。
為此，我們在教學中有意識地聯系中學語文課本，選擇語文課本中的作品來闡釋、印證相關的理論。例如：當講述文本具有一種能夠召喚讀者進行閱讀的結構機制，存在著意義空白和不確定性時，我們就要求學生鑒賞語文課本中莫泊桑的小說《項鏈》。課文后面“思考與練習”的引導傾向和教學參考書的主題提示主要都在批判主人公馬蒂爾德的虛榮心，實際上這部小說的主題內涵是十分深廣的。當馬蒂爾德夫婦歸還了借錢買來的項鏈后，她那人性中堅強的一面開始顯露出來，“路瓦栽夫人懂得窮人的艱難生活了，她一下子顯出了英雄氣概，毅然打定了主意。她要償還這筆可怕的債務，她就設法償還。她辭退了女仆，遷移了住所，租賃了一個小閣樓住下。她開始與生活抗爭，挺起頭來正視現實中的厄運”。通過這些學生可以進一步認識到，馬蒂爾德的性格還具有善的和美的一面，她熱愛生活，自尊、剛強、誠實、天真，能與厄運頑強抗爭，表現出了一個人的尊嚴和自強。同時，小說還給我們以人生的啟示，即生活中不要忽視某些偶然的因素或小事，它常常會扭轉和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和前程。通過這樣的理論聯系實際，學生既理解了文學理論知識，學會了鑒賞方法，又熟悉了中學語文課文，為以后的語文閱讀教學打下了基礎。
四、采用多種教學手段，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文學理論
大學教學沒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對師范院校的文學理論教師來說，如何采用多種教學手段調動學生各種感覺器官，讓學生去聽、去看、去講、去動，使學生能夠把枯燥抽象的理論與自身豐富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在積極主動的參與過程中學習文學理論才是關鍵所在。
目前的文學理論教學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是單純講理論，學生感到枯燥乏味，沒有學習興趣；二是側重文學現象的介紹，雖然形象生動，但沖淡了學科的理論性。我們認為，必須把這兩者巧妙地結合起來，在理論框架的規范下，以基本觀點為支撐，運用啟發式、參與式、討論式、質疑式等多種教學方式，注意教學方法的靈活性及各種教學方法的配合，將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有機結合起來，進而增強教學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說服力。例如：我們在講授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創作方法時，首先播放電視劇中的片段，讓學生獲得感性知識，然后讓學生自學教材中的內容，學生就容易理解兩者在藝術表現手法、作者情感傾向、典型塑造上的不同。學生學得輕松，教學效果自然好。
參考文獻
一、 學科性質:語文學科教學近十年來的研究重心
1.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學術關注度
“工具性”與“人文性”,是近十年來語文學科教學領域研究者普遍關注的核心范疇。這場關于語文學科性質的討論,肇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仍時有研究文章見諸報端。統計中國知網(CNKI)1996至2008年間以“人文性”為主題的全部文章及其中涉及“語文”主題的文章數量(見下圖),自2001起,“人文性”成為整個學術領域普遍關注的熱點,其中,語文教學研究領域對于“人文性”的關注又尤為突出。
“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爭論源于當時語文教學問題的集中爆發。語文教育大討論中涉及到的語文教學存在的問題包括考試評價、課堂教學、教材編制等方方面面,但是各個層面的問題最終都被歸咎于語文學科的性質問題。人們期望通過厘清語文學科性質來解決語文學科教學的所有難題,帶領語文教學步出“誤盡蒼生”的困境,學科性質之爭因而受到空前的學術關注。
2.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表述與實質
“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的結果首先出現在2000年頒布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其表述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稍后在2001年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和2003年頒布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中,則進一步表述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新課標”中的表述存在諸多問題:在實踐層面,“新課標”明確指出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并不能帶給語文課堂教學以切實細致的指導,廣大一線語文教師陷入了迷茫與試誤之中。在理論層面,有研究者認為“這一表述有其歷史進步性,但與其把它看成對學科性質的一錘定音,還不如把它視為對上世紀末關于語文教育大討論的總結”①。工具性與人文性并不屬于一對范疇,“用不科學的含混的概念來為語文課程定性,以致引起種種誤解和歧義”②。
近十年來的語文學科“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60年代與80年代的“工具性”與“思想性”之爭。其實質就是歷史上的“文”與“道”之爭。“文”與“道”的說法最早是由唐代韓愈和柳宗元提出來的,“文”為形式,“道”為內容,“文”和“道”說的是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之間的關系。形式與內容是同一個對象的不同存在形態。在人們的實際使用語言的過程中,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總是如影隨形、無法割離的。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語言形式為表,思想內容為里。沒有形式的內容與沒有內容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世紀之交的語文學科性質之爭,之所以用“人文性”替換“思想性”,有其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20世紀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獲得巨大成果的同時,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面臨環境極端惡化、生態遭到破壞、能源逐步匱乏的人類共同困境,教育界的一個重要對策是:復興人文主義教育。20世紀70年代以來,蘇聯、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提出“學校的人化”和教育的“人化”“人性化”“人道化”等主張,這種世界性的人文主義思潮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的教育界,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語文教育。然而,“工具性”與“人文性”之爭,仍然是一個關于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的老問題,且歷史上已達成過“文道統一”的共識。
二、 方法論反思:“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邏輯與視角考察
1. 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邏輯謬誤
分析眾多研究者對于“語文學科性質”的研究,采取的思路大致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為概念分析,具體研究形態為對“語文”二字進行拆分解析,“語文”二字被拆解為“語言、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文章”“語言、文化”等多種情況,基于拆分的基礎再進行解釋說明,從而得出語文學科的性質;一為歷史梳理,1949年葉圣陶擔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在討論舊有的“國語”“國文”兩門課程時,提議一律更名為“語文”,葉圣陶說:“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③
考察這兩種基本思路背后的深層邏輯,研究者采取了如下的思維模式:語文學科是一個既已存在的事物,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對其進行分析研究,看其究竟是何性質,工具性?人文性?或者其他?然后根據語文學科的性質,再來確定語文教學的目標,從而帶動關于語文學科教學的一系列問題的解決。無論是從概念分析的角度還是從歷史梳理的角度進行的研究,都屬于上述思維邏輯的具體表現。
謬誤發生于思維之鏈的起端。將語文學科教學的系列問題寄希望于學科內部根本性基礎理論問題的解決,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是,首要理論問題是否是“語文學科性質”,則大可值得深究。語文學科是業已存在的客觀實體,還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為了學生的語言發展而作的主觀設置?早在語文獨立設科之初的1902年,梁啟超就撰文提出要確立正確的教育宗旨,認為“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茍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④。語文學科教學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其教育價值觀和學生發展觀,應該說,這是一個靈魂問題。學生的發展和教育的機制不是一個可以脫離社會歷史條件而存在的純“科學”問題,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及其對人的身心發展的要求的變化,人們對于語文教學有一種價值的預設,有一種預期能夠實現的目標,這是在主觀上預先建立起來的教與學的形象。價值預設決定了語文學科教學的具體形態,而不是本末倒置。這提供給我們今天的研究一種新的思維角度,在討論語文學科的性質之前,我們首要應考慮的是:在今天的現實條件下,我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樣的語文教育?這是一個關于語文教學的價值問題,而不是一個關于學科性質的事實問題。事實與價值的倒置,實然對應然的替換,是關于“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論證過程中表現出的邏輯謬誤。
2.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視角局限
所謂研究視角就是觀察、分析、解釋一個事物或一種現象的特定角度,是研究者所采用的深層次的途徑和哲學觀。任何一個視角都意味著一套從基本的范疇、命題到方法原則構成的理論的話語。研究者以“語文學科性質”為切入點來進行研究,反映的是一種從客體的角度去解釋分析的“實體思維”。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怎樣,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發展了,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的。”⑤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闡述了兩點:一是批判舊唯物主義,因為它僅從客體而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事物;二是強調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長期以來,人們對于語文學科性質的研究囿于機械唯物論及形而上學研究方法的視角,將文與道、內容與形式放在二元對立的兩極,往往強調一面而忽視和排斥另一面,遮蔽了語文學科教學中主體的實踐與活動。語文教學內在地蘊涵著教育中的價值、關系、過程和多元活動,語文教學不是一種“作為事實”的存在,而是一種“作為關系、過程和價值”的實踐樣式!
“語文教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僅有“語文”,更有學生、教師與社會生活,是一個人與語言、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多維互動過程。關注于“人文性”與“工具性”問題的研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概念轉化,即以“語文”替換了“語文教學”。我們無法以一個靜態的“語文”概念來代替一個動態的“語文教學”過程。一切的教育價值理念與課程設計,只有進入具體的教學場域,才能具有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教師與學生在特定教學情境中多樣化的學習活動,才能真實地達成。一個學科的基礎理論,必須是“基礎的”理論,換言之,基礎理論是相對于“應用理論”和“技術理論”的理論,是能解釋、說明這門學科中最為基本的范疇的理論及其體系。把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脫離語文學科教學與學生、與教師、與社會生活等多重復雜的關系來進行理解與研究,漠視了語文教學的過程屬性與過程價值。“我們過去總糾纏在人文性、感悟和工具性等概念中,這是沒有意義的。”⑥ 我們必須要從對于“語文是什么”“語文應是什么”的思考轉型為“語文教學是什么”“語文教學應是什么”的思考。前者是一種封閉的、靜止的、平面的分析研究,忽略學生主體與客體的雙向對象化運動,以及運動中的多種語言活動形態對主體的發展效應。后者則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立體的分析研究,關注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狀態。二者的研究視角、思維方式無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三、 “回到原點”: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論域轉換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歷史機遇,搭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實踐平臺。隨著學校層面的深刻變革,教學實踐中出現了許多新的、涉及語文教學領域的基礎理論問題。一個學科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要不斷對其理論體系和思維方式等問題進行批判性反思。無論是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還是外在社會變革的迫切要求,都呼喚著語文學科教學理論研究重心的轉移以及論域的轉換。
“回到‘原點’的思考是重建體系的出發點。”⑦“‘原點’,具有‘起點’和‘終點’的雙重性。作為起點,是一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起點,是具有生命力的最核心的基本要素。作為終點,是原點發展的文化積累的結果,是起點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原點’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一個范疇。抓住了原點,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⑧
“回到原點”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把握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主題、研究的起點。教育與教學,使一個人從自然的人成為社會的人,因此,教育教學,就是對人的生成、變化和發展的把握。語文學科教學只有從學生成長和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它,才能無限接近其本意,實現學生真正、真實的語言發展。活動是主體發展的基本方式,學生的語言發展是在言語活動中生成、在言語活動中表現、在言語活動中轉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語文學科教學就是科學、合理地為學生組織、設計和展開多種形態的語言教學活動的過程,學生的知識習得、能力形成與情意發展都是在言語活動中,通過言語活動而實現的。語文課堂教學應當成為語文教學研究的主戰場,回到課堂教學,探索學生通過言語活動,如何實現語言及其自身的發展,這就是回到了語文教學的“原點”。重視學生主體,抓住“活動”這一重要范疇,可以幫助我們從根本上把握語文學科教學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對于學科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改進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前語文教學領域的研究需要轉換研究的論域,從“活動”的角度來看待語文課堂教學中現存的問題。言語活動既是學生語言發展的基本方式,對于研究者來說,也是研究學生語言發展問題的重要概念工具。言語活動表現為不同的形態,并指向不同的發展目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作為我們的理論依據和分析思路,對言語活動的形態、機制等命題進行考察,以期使研究有進一步的突破,從而更好地指導實踐。語文學科教學研究同樣面臨研究視角的轉換,從“實體思維”轉向“關系思維”,從靜態的、單純的邏輯分析,發展到動態的、多方位、多層次的辯證分析。視角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不同的視角會使我們對語文教學產生更多嶄新的認識。
總之,“語文學科性質”研究體現的是一種靜態的“機械的認識論”的思維方式。語文學科教學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種基于“關系”“過程”與“價值”的思維方式。回到課堂教學的“學生言語活動”研究,便是主體意識、價值意識、過程意識和實踐意識在具體研究論域中的實現。我們呼吁語文學科教學領域通過研究論域的轉換,用本學科的話語方式和立場,通過對語文教學這一現象的描述與解釋而形成逐步成熟的基礎理論與話語體系。
參考文獻:
①倪文錦著《我看工具性與人文性》,《語文建設》2007年7至8期
②錢夢龍著《訓練――語文教學的基本形態》,《課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7期
③葉圣陶著《葉圣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華書局1989年版
⑤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李節著《語言學視野中的語文教學――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寧教授訪談》,《語文建設》2008年第9期
⑦[美]馬?J?阿德勒著《哲學的誤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