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4-28 07:41:5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非遺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西非貨幣聯盟貨幣合作區域合作
一、引言
區域貨幣一體化是一定地區的國家為建立相對穩定的貨幣區域而進行的貨幣協調與合作，其最終目標是組建一個由統一的貨幣管理機構發行單一貨幣、執行單一貨幣政策的緊密的區域性貨幣聯盟。
迄今為止最成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就是歐洲貨幣聯盟。因而，借鑒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成功經驗，促進西非貨幣聯盟的發展，探索非洲區域貨幣協調與合作前景就顯得十分迫切和必要，這將對西非區域政治經濟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西非共同體正在研究起草一個關于統一流通貨幣區域的草案。基于對貨幣一體化基本理論及西非貨幣一體化研究的綜述，本文介紹了西非貨幣一體化歷程及其架構，接著對貨幣一體化進程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對西非貨幣一體化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1.貨幣一體化基礎理論綜述
最優貨幣區理論。RobertMundell最早明確提出最佳貨幣區理論，主張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佳貨幣的標準。按照他的提法，所謂“貨幣區”是指由不同國家或區域組成，實行單一貨幣或雖有幾種貨幣但相互之間匯率永久固定、對外統一浮動的貨幣聯盟區。
最佳貨幣標準理論。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佳貨幣的標準。麥金農將社會總產品區分為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經濟開放性與可貿易商品在社會總產品中的比重成正相關關系，該比重越高，經濟越開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產品多樣性作為形成一個最佳貨幣的標準。與蒙代爾一樣，凱南的建議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是宏觀經濟需求波動的主因這一假設之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是多樣化的。因此，高程度產品多樣化性的國家可以承受固定匯率的后果，而低程度產品多樣性的國家則不能，它們適宜采用匯率靈活安排的獨立(最佳)貨幣區。針對以上實物標準分析無法圓滿解說最佳貨幣區理論的情況，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決定貨幣區的最優規模時，有必要考察一國的金融特點(而不是真實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只強調了資本要素的流動，但資本要素的流動不一定能成為國際收支的一種有效調節機制，而且，他還忽視了對經常賬戶考慮。
2.西非貨幣一體化研究綜述
從一定程度上說，貨幣區的概念建立于發達國家的經驗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眾多對發展中國家研究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典型代表，這些有關于法郎區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較法郎區國家與一組非法郎區國家在GDP增長比率上的區別。結果表明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強有力的貨幣聯盟，法郎區國家的GNP增長明顯比非法郎國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結果同時表明CFA貨幣聯盟的職能并不是盡善盡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認為法郎區國家的發展，尤其是匯率貶值引發的。另外一個與之相關的調查來自Guillaumont，他運用了比較分析和動向分析方法，評價了現存的貨幣聯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將注意力放在南非國家對貨幣聯盟的準備工作上，他們測出由于該地區國家集中，宏觀經濟易變，所以推斷該地區尚未為貨幣聯盟做好準備。西非國家有許多對建立貨幣聯盟潛在影響的測試，其中大部分是以歐盟的經驗為基礎。
三、西非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1.各國經濟結構普遍單一，國民經濟有增長無發展
盡管法郎區與非法郎區經濟近幾年來持續增長并且中長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斷定西非經濟己處在不再下滑的拐點，其基礎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擺脫不發達、消除貧困，仍是非洲各國面臨的長期任務。影響非洲經濟發展的幾大不利因素仍將長期存在。勞動力素質低，基礎設施滯后，從而嚴重抑制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另外，巨額外債、艾滋病蔓延、內戰等隱患也嚴重抑制了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最為重要的是，盡管西非經濟從1996年開始持續了9年的增長勢頭，但是這種低速增長的態勢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擺脫極度貧困所需要的動力，嚴峻的貧困現象成為中西部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的障礙。
2.次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發展緩慢，統一要素市場有待完善
西非地區與歐洲地區在國家間組織模式、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區成員國經濟落后，結構相對單一，工業化程度低，國內和地區內部各生產部門之間缺乏相互依賴關系，各國經濟互補性差，制約著地區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非洲內部貿易的不算太大的規模及其固有的內部支持的缺乏，就顯出對外貿易對聯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貿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賴性。盡管在非洲簽署了許多地區性貿易協議，在次區域范圍內可能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但還并沒有像歐洲那樣在全洲范圍內建成一個統一的商品與要素大市場，這使得西非貨幣聯盟匯率制度的基礎還不夠完善。
3.金融市場不發達，銀行體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統僅包括個別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資本、急需銀行監管的金融機構，這使得銀行很難達到規模經濟所要求的規模。這些不完善的金融體系不僅造成金融部門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動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場發展滯后，這不僅與非洲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落后有關也與西非國家獨立30多年來所實行的金融政策有關。
4.國家間缺乏一個超國家機構進行政策協調
西非法郎區和非法郎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個超國家的貨幣機構，使成員國商討得出的共同貨幣政策滿足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那么這個貨幣政策就必須向基礎設施最差的成員國傾斜。至今西非還沒有建立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能犧牲各個國家局部利益從而確保全局利益的超國家機構，制定、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區域結構政策，協調、監督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強勁的動力去促使各國形成政策協調、融合。
5.財政紀律的嚴格執行存在困難
在西非的法郎區與非法郎區國家，其財政政策協調的模式基本上與歐盟相似，均規定一定的經濟指標或是設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員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其真正意義上的政策合作也沒有正式展開。總的來說，西非的財政合作尚處于初級階段，稅收大權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國政府手中，各國財政與聯盟共同財政同時存在。
四、政策建議
西非貨幣金融合作目前處于第一個階段向第二個階段過渡一匯率合作階段，屬于較高形態的貨幣合作。鑒于西非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歷的貨幣危機，西非貨幣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漸進的道路，具體應該把握以下幾點：
1.促進兩個次區域的密切關系
進一步密切兩大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并以此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展，在適當的時候將東南非經濟共同體和北非一些國家包括進來。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蘭特作為非洲貨幣聯盟中的單一貨幣，這是和西部非洲貿易和投資一體化密切相關的，通常貨幣區成員國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則加入貨幣區的收益越大，損失越小。從收益來講，西非經濟兩個區域間的貿易交往和投資聯系進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為各自經濟體帶來較大收益。從成本來講，兩大區域內的國家經濟狀況越為相近，所受沖擊的相似程度越高。這樣，兩大區域各自的貨幣政策同樣有助于緩解對方國家受到的沖擊，各國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轉2.積極推進財政體制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
要實現兩大區域的進一步融合，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會進一步削弱，財政政策將擔負起調節國家經濟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積極推行財政體系改革，嚴格財政紀律，完善財政體系。首先，為了彌補鑄幣稅和通貨膨脹稅的損失，政府必須進一步健全稅收機制，合理利用稅收收入；其次，為了有效的防范債務危機。政府應當嚴格控制外債規模，同時健全國內債券市場，弱化債務風險。從勞動力市場來看，政府必須努力消除國家間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提高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性和彈性。
3.發展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
西非地區金融一體化要和經濟一體化同步推進，充分利用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內生性，相互促進。在發展貨幣市場的同時，要共同研究開發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推動債券交易市場聯網，建立各地區支付清算系統。加強各國和各地區中央銀行的合作，建立跨西非地區政策協調機構，協調各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維護西非地區的匯率穩定。建立區域金融信息的溝通交流機制，及時交流各國和各地區金融法規的制定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共同建立地區金融風險早預警系統。建立區域危機預警、救援和防范機制，主要是通過信息溝通宏觀政策相互協調、儲備資產的集聚與共享，共同保衛區域金融安全。
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的不斷加大，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性質定位成為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科學認識、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性質，對其今后的發展與保護以及研究都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 特點 文化性質
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深入展開，各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也不斷加深，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特點和性質是科學認識、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鍵。因此，開展多學科、多層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討論是十分重要的。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簡介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是對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一種遴選和保護，并對相關學術進行研究和公共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記錄、研究等各個國家都在分別進行，但是對其保護卻是近年才提出的問題。我國政府和學界對此反應強烈，自覺的以自己的歷史教訓和豐富資料為基礎，與同行進行國際間的交流，甚至在一些領域還能做到學術領域的前沿，例如我國學術界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創新這項重大文化工程逐步塑造成一個學術概念，并圍繞它對相關領域進行知識的整合。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界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包括六部分內容：口頭傳統和作為文化表達手段的語言；各種民俗活動、節日慶典和儀式禮儀；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各種傳統的表演藝術；傳統的手工記憶經驗；與以上文化表達有關的文化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對原來的民俗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喜劇學、音樂、美術等藝術類學科的一種綜合性研究。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鑒定，我們應該抱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依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筆者以為，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屬性討論時，必須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真性的涵義和使用尺度形成一定的共識。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生和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多是原始先民的文化創造，它們大多產生并流傳于長期的原始農耕文化的社會環境之中，反映著當時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反映著當時的社會環境、風俗習慣。尤其是在出現社會分層之后，出現的各種以口頭傳授方式不斷被傳承下來的文化，其創作和傳承的口頭性和具體性，就是所謂的民族文化記憶，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頑強和歷久不衰。很多民族的生活、經歷、災難、遷徙以及民族英雄的光輝等都是靠口口相傳的史詩、傳說和經書來傳承，例如各地的版畫、刺繡、泥塑、剪紙技藝，很多都是靠群體的記憶和口傳心授來完成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其漫長的歷史傳承中，吸收不同時代、階級、地域、文化素養的創作主體的世界觀和各種觀念，直接和間接地反映著其間所經歷的形形的事物和人物，浸透著各種民間信仰和藝術，它能夠在歷史長河中，通過多方吸收新的元素，摒棄其中過時的元素，不斷更新，在民族和群體中源源地傳承下去。它的存在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對文化發展規律的一種揭示，是一種積累式的遞進，它是無法脫離傳統文化去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來的。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性質
由于非物質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吸納了多種觀念，其中不免浸透著各種民間信仰和無數的神秘文化，使得民間文化顯得駁雜而散亂，因此，如何看待古代各種鬼神信仰、巫術、圖騰崇拜等就成了一個問題，這也就涉及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性質問題，即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涉及到的項目究竟是不是落后的封建迷信，有沒有保存甚至是存在的必要。對于某些項目有沒有保存的必要性，筆者認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首先，對于那些反映積極向上又富有創造力的民族精神、科學探索精神以及人民群眾智慧的民間文化，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和保護。這部分內容大部分體現在儒釋道三家的中國文化之中，此外在一些民間文化中也有一定的體現，例如山東濰坊的楊家埠年畫，制作方法簡便，工藝精湛，色彩鮮艷，內容豐富。每年春節年畫題材都會更換一次，許多新思想、新事物出現之后，馬上就能夠在年畫中反映出來，對社會的進步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另外，楊家埠木版年畫還間接地記錄下了中國民居和民間社會生活的情況，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其次，對于巫術以及圖騰崇拜的問題，我們應該尊重它產生的環境，并考慮對當時社會的作用。鬼神崇拜是指人類處在野蠻時期所發生的一些文化現象，是各個民族以及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們一經產生就迅速覆蓋了眾多的民族，并跨越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一直伴隨相生，綿延不絕。不管科學發展到何種程度，是昌明的還是愚昧，都不可能完全支配機遇，消滅各種意外，從而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愿望。在古代可以通過巫術給予當時科學知識所不能給的心靈的滿足和撫慰，并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力量，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引入各種規律和秩序，使得各項活動更有效率，因此，巫術在特定的時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功能。對于在民族發展中產生的各種偶像崇拜和圖騰崇拜，則都在塑造人民的信仰、世界觀和價值觀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對于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化應該進行保護。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是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民眾所創造的下層文化和少數社會精英所創造的精英文化共同構成，二者相互排斥與吸收，各自保持著自己的文化精神，由于很多是小農經濟和落后封建制度的產物，因此，仍有一些人認為，這些小農思想是拖慢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仍然會對人們的精神進行毒害。然而，這些民間文化的創造和傳承主體都是民間老百姓，它們源于民間生活，并構成他們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不能夠以封建落后來判定他們的性質。在民間的文化保護上要擺脫過去的二元性思維，繼承生生不息和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精神。
總而言之， 對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文化現象，如巫術、圖騰崇拜、宗教儀式以及各種所謂的小農思想都反映了在社會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古代，先民希望通過自然的、神秘的、以及崇拜物的力量，來達到常規力量所達不到的各種目的和愿望。它們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著，構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
參考文獻：
[1]周星.民俗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M].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0.
[2]何星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民族文化現代化[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3）：32―37.
[論文摘要]受消費主義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觀念的影響，消費異化現象正在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異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費文化以及消費文化心態。消費異化為畸形、非理性消費行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費文化又助長了消費異化的泛濫。解讀消費異化與消費文化之間的關系，對倡導推進健康向上的消費理念有積極意義。同時，開展對屬于陋俗的消費文化、理念、行為的批判，有助于人們對消費意義的認知。全方位認知消費異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國情、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是抵制消費異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認為，消費異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進人消費時代的伴生物。所謂“消費異化”是指消費超越了自身的內涵，使人的消費價值目標發生偏離，導致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扭曲，消費的原始、本真意義發生了改變。這種消費“在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本來意義上的消費是對使用價值的消費，其目的是對需要的滿足，這是正常消費。異化消費則是使消費與‘需要’、‘使用價值’相背離，過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費，造成巨大的浪費，這是不合理的消費。“人們的消費就不再是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種手段，而成了一種對商品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即成了一種異化消費。論及消費異化及其種種表現，可謂涉及諸多領域，俯拾即是。擇其要者，僅從以下兩個側面略作說明。
其一，符號化的扭曲與曲解。消費或消費行為“符號化”是指人們消費的目的并非為了滿足于各種消費品一般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追求具體需求以外的某些符號表征。“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的服務和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閉現代社會，商品(包括各種服務)越來越多地帶有符號意義與特征，符號已成為商品的另外一種價值。然而，符號畢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屬性，也不應淹沒商品最基本的屬性。一段時間以來，相當一部分國人過分看重消費品的符號意義，過分追求符號的外延意義，使符號意義發生 扭曲，消費行為、觀念發生了異化。一些人的消費目的更多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欲望”。其中有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時尚”，還談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費過程中追求各種名目的名牌、高檔消費品，目的是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費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標識，并不考慮消費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是否相符。對于豪華、奢侈的追求徹底消解了消費品最基本的屬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煙，開哪國生產的高檔名車，穿哪個名牌的時裝成為這些人的消費追求;于是，為了迎合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應運而生地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天價”消費品:“天價年夜飯”、“天價香煙”、“天價豪宅”……。雖然他們只是人群中的少數或極少數，但所造成的“負激勵”效應卻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屬于富豪、大款階層的、對消費和商品符號化情有獨鐘消費者。這些人的收人顯然無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論，但對符號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顯示身份、地位，照顧“門面”，滿足虛榮心。于是，收人并 不豐厚的“白領”吃住高檔，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費，成為生活水平的虛假符號。超前消費導致了少數人“花明天的錢，今天盡情享樂”的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學者指出，高消費“為消費異化提供了溫床”閉。無論在我們這樣的發展 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這種過度符號化的異化消費都是非理性消費，應當予以批判。
消費符號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異化了消費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費行為的異化，但實際上是價值觀念的扭曲，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應—所謂，卜經濟”效應，遠遠超出消費領域或經濟領域。其中，消費文化的導向作用在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強勁的勢頭。整個消費過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號的左右，人與商品的關系也發生了異化。針對符號及其消費意義的逐步增多，許多時候物品消費即是符號消費的現實，有學者指出:“符號消費的實質在于社會身份的建構”。人們購買消費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趕潮流、領略時尚、炫耀財富與富有等等與真正的商品屬性毫不相關的欲望—“符號欲”。此間，人是否“在場”取決于商品的符號“價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號價值，人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商品變成了欲望和著迷的對象，炫耀性消費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有些商品會得到人們的偏愛，而這些問題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所無法解釋的。的確，根據生產決定消費的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對符號消費的“執著”。也許我們只能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剖析。因為“人的符號活動的實現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據此，有理由認為，消費文化的“異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費消費。某種意義上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符號化性質，與消費符號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費消費不僅是消費符號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凸顯浪費特征，形式多種多樣，甚至滲透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謂浪費消費顧名思義，消費本身即是浪費，絲毫不顧及節約理念的存在。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國人送葬時的花圈開銷。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國人每年為死者送葬燒掉的花圈價值竟然高達13.3億人民幣!無論出于何種需求目的，滿足什么類型的消費需求，每年白白燒掉十幾億元人民幣的紙張，對于一個人均資源非常不富裕的國度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中國本是一個有著勤儉持家，厲行節約節約濃厚傳統的國度，但由于消費主義以及 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優良傳統正在被人淡漠，各種消費中的浪費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時下的國人，無論身居窮鄉僻壤，還是大都市市民;無論是大款巨富，還是貧困人群，均對青年人的婚姻開銷表現出非常高的積極性和熱情。從嫁妝購置，到大擺婚宴，場面與鋪張一直呈上漲勢頭。各種花費，數量巨大，其中不乏有無謂的、屬于浪費性質的支出。當下青年人結婚上的花銷和“大方”的心態，窮人和富人并無本質差異，可謂“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窮人有窮人的浪費”。人們在分析國人在婚喪上花銷的浪費原因時，大多強調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實際的攀比之風的確助長了消費浪費風氣的蔓延。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從更深層次剖析，不難發現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的異化，背離了消費行為、消費模式最基本的準則:合理、正當、健康。
涉及國人消費行為中的浪費問題，除了前面列舉的兩個典型事例外，還可以列舉出許多。盡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來:餐桌上的浪費、一次性用品的泛濫成災、名目繁雜的“豪華包裝”等等。國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費不舍為天文數字，“豪華包裝”的資源浪費同樣驚人，媒體屢屢予以尖銳批評，依然有禁難止。無疑，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異化，堪稱日常生活消費中另一種特殊“符號消費”。消費異化的大行其道與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有直接關系。但剖析各種非理性消費，又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咎于外來文化的影響。必須承認，我們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費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無意之中助長了消費主義思潮背景下的消費異化。顯然，由于消費異化種種負面效應，致使消費異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許多情況下，浪費消費、消費異化在現實生活中助長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費異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兩者可謂“相得益彰”。過分追逐符號化、浪費鋪張是消費異化的主要內容，從不同角度凸顯著非理性消費的特征。針對五花八門的浪費，有人建議出臺《反浪費法》。誠然，依法治理浪費有可取之處，但對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的治理完全“依法辦事”可操作性并不強。因為消費畢竟是個人權利，在權利本位社會里，抵制消費異化主要還應來自道德、文化層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徹底改變、扭轉消費異化，但健康的消費文化對于倡導理性消費、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節約消費，自覺抵制消費異化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二
關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等，學術界多有論述，但主要側重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筆者認為，應側重文化批判的視角認識消費異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異化現象是必要的。如何營造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文化和文化氛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側重如下幾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與批判的文化。所謂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對各種直接影響人們消費心理、價值觀的陋俗文化進行批判(并非對整個消費文化進行批判)，還應對伴隨消費主義進人本土時挾帶的種種消極的價值觀和消費理念予以批判，如與異化消費密切相關的享樂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的批判等。這里所說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構新型消費文化過程中，刻意培養消費者對本土陋俗文化、外來消極文化認知的自覺，使廣大消費者能夠理性地消費，能夠對消費異化有本質的認識，進而強化對消費異化的抵抗力。當然，批判的目的不僅僅限于顛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構。我們確實需要建構新型的消費文化，一方面通過新型的消費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蝕;另一方面，則通過新型消費文化的建構，實現文化批判的目標。批判消費異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首先應在理論上對消費意義予以認知。必須告知國人，什么樣的消費理念、行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們倡導推行的。一般來說，消費的第一推動力是需求，即消費是由需求決定的。消費者消費各種消費品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費異化消解了消費品的自然屬性、物理屬性，突出、追求的是符號價值，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異化。因此，展開對消費異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關注消費倫理。根據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理論可知，消費具有倫理性，是一種倫理現象。因此，消費必須遵守相關倫理的約束。今天的消費倫理應側重兩方面內涵:一是弘揚傳統文化中勤儉節約的理念，并使之成為消費理念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續發展、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積極提倡可持續消費。消費理應恪守相應的倫理準則種種帶有“透支”性質的各種消費，既是消費的異化，也有違于合理的、適度的消費原則。“適度消費的精髓是節約。崇尚節儉的消費是自古以來的美德，即使在物質生活富足的今天也還是一種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們主張節約，決不是讓人們去過‘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對人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為了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使人、社會與自然能夠和諧發展，而這正是為了使人們更幸福的生活。
針對消費異化、符號化，除了應當大力倡導合理消費之外，還應經常告誡國人，能夠揮灑自如消費的只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應選擇適度消費，“適度消費就是在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在不降低消費水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消費不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與個人生理的承載能力，消費水平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費和避免超前消費。時下某些人的消費行為與國家倡導的節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也與收人、國情形成了悖論:一方面，我們承認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對各種高檔奢侈品的消費比之發達國家并不遜色;一方面存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拉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對商品符號和意義的狂熱追求;一方面，我們認同資源并不富足的現實，另一方面，消費資源消費的大手大腳讓發達國家“望塵莫及”;所謂消費的“個性化”，與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稱……。這些悖論說明了消費倫理的缺失(有人稱之為失范)，有必要針對消費異化、浪費消費重塑新型的消費倫理觀念。
第三，倡導理性的消費價值觀與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費價值觀?我們認為，核心內容應是適度消費，對各種消費有一種“量力而行”的自覺，能夠認知消費品的物的屬性和符號之間的關系，不為符號所左右，符號不會是消費價值的全部。消費只是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須對消費有正確認知。物質消費能夠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也具備激發人們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費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費異化為對物質、消費品占有的無限沖動，并形成了賺更多的錢，購買更多的消費品，縱情享樂的循環圈。這些現象與商品、消費的泛化與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價值觀念絕無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費異化，一覽無遺地表現為消費者對物質財富的極度追求，必然導致物欲泛濫，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無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隨之泛濫，各種腐朽、沒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對人們精神生活的負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費異化對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思想、精神也隨之發生異化。“人們在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滿足和快樂的同時，卻淪為了消費的奴隸，人們在消費中迷失了自我，進而導致精神家園的失落”。“費異化使人越來越與自身的本質相異，喪失著美好、素樸的‘精神家園’。事實證明，異化消費、過度消費、把消費視為生活終極目的的行為模式并不能夠給人增加幸福感，無法體驗精神生活的神圣與崇高，大多僅僅局限于物欲消費的滿足，人淪落為物、享樂的附屬物。主體性在物質消費、符號消費、追逐富足中悄然淪落，滿足各種欲望的多重選擇與精神家園逐步缺失并存，消費異化支配下的人勢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識無從談起。故此，建構新型消費理念、消費價值觀不僅是對消費異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們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消費社會的現實不可回避，批判消費異化，建構新的消費理念、價值觀念則是國人不能繞過的思想歷程。
第四，正確的輿論和媒體導向必不可少。消費主義以及消費異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體的導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現代消費文化”與大眾傳媒結緣，不斷推出各種感性“情調”、時尚，使消費異化具備了社會化特征。商家通過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大眾傳媒，無孔不人地進行“狂轟濫炸”式廣告宣傳，喋喋不休地(潛移默化地或公開地)引導人們、鼓勵人們進行消費，“各種傳媒鋪天蓋地地沖擊和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把大量虛假的物質需求強加于人。”圖某些媒體不負責任的鼓噪與消費主義一起成為消費異化的得力“幫兇”，迎合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念，助長了消費異化之風，消解了健康的消費文化。充斥各種媒體的享樂主義、物質主義、購物的享樂等內容傾向，直接加劇了消費異化的勢頭。因此，建構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媒體、宣傳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費主義濫筋于美國，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這種觀念、理念進人中國后，應當審慎考量之處為應看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觀念等不可以全盤移植西方國家的模式一樣，對待起源西方的消費主義我們也應謹慎對待，冷靜分析。對此，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百色市有關部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作了大量工作也出臺了相關措施，這些措施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做了一些努力，為了延續民族古老文化的生命力并使之發揚光大，學校教育應該而且必須為民族文化傳承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實現民族文化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社會的穩定和民族的團結
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傳承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有利于充分發揮學校的智力優勢，篩選、整理、加工、保存、傳遞、交流、吸收、融合、更新、創造非物質文化資源，實現民族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打造非物質文化品牌；另一方面有利于培養既了解和掌握本民族地方傳統文化知識、自覺維護和宏揚民族文化，又能融合多民族文化創造現代文化能力的新人，培養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和民族精神，形成良好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認同感，這不僅是實現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一大舉措，還可促進社會的穩定和民族的團結。
（二）有利于加強人文教育，構建起新的人文精神支柱
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叔子指出，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體現在對本民族人文文化的認同程度。百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底蘊深厚，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時代內涵，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資源。讓學生了解自己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可以豐富人文文化教育的內容，熏陶和感染學生的心靈，提升民族凝聚力，構建新的人文精神支柱，培養民族人才。
（三）有利于填補學校教育中地方民族文化的缺失，彌補國家課程的不足
地方民族文化作為一個地區地方傳統、生活歷史和精神觀念的結晶，是該地區最為寶貴的資源和財富，深入挖掘其內涵及發展價值，選擇對個人、對社會發展有用的部分納入課程體系，不僅能促進個體的成長發展，還能推動該地區的社會進步與發展。然而，傳統的學校課程體系以國家課程為主，地方傳統文化這一瑰寶一直被排斥在學校課程之外，難登大雅之堂，使得學生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越來越冷漠、越來越陌生，最終會倒致民族傳統文化的消亡。因此，學校應加大地方傳統文化引進力度，通過開設相關課程，引導學生從中汲取有益的精神營養，不僅能增強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歸屬感，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化石”得以長久保存并繼續發揚光大，還能彌補國家課程的不足，實現課程三級管理，辦出學校特色。
二、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傳承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分析
（一）傳承與發展工作的現狀
民族地區由于意識和能力問題，學校在傳承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與困難，具體表現為：
1．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的意識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地域、文化、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百色市的教育水平還比較落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工作也因意識和能力等問題難以進入到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成為教育的內容。目前只有少部分具有較強師資力量和設施完備的示范性學校，進行傳承與發展工作。
2．教育內容單一，穩定性差，不能推動傳承與發展工作
傳承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師資非常有限，主要由有這方面興趣特長的教師和有一定技能的民間藝人承擔，出現因人設課的現象，因面教育內容顯單一，不豐富，僅限于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如黑衣壯民歌、馬骨胡演奏等，學生學習興趣不高，實施過程中也會因師資問題難于維持，不利于推動傳承與發展工作的開展。
3．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把握不準，機械模仿
有些學校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引入學校課堂，但沒有深入地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神內涵及潛在因素的教育價值，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還是以技能模仿訓練為主，學生的學習方式依然是接受性學習和簡單的模仿性學習，體現不出傳承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正內涵。
（二）傳承與發展工作現狀原因分析
1．繁重的教學任務使教師們無力顧及傳承與發展工作
隨著國家對教育的重視，適齡兒童入學率不斷提高，很多學校出現了師資短缺、老化現象，面對簡陋的教學條件、繁重的教學任務，新的課程改革、傳統單一的評價機制，升學的壓力等一系列問題，教師們對于傳承與發展工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教師參與傳承與發展工作的意識和能力水平低
非物質文化遺產因不占有任何具體的物理空間，看不見，摸不著，只能被人們的感覺所感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這種特殊性決定了民間文學、民間美術、傳統手工藝、民俗民風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要進入學校，成為教育內容有一定的難度，加上教師教育教學觀念較陳舊，對于教育傳承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認識不到位，改革和創新意識缺乏，影響了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
3．經費短缺，缺乏指導，沒有良好的傳承與發展環境
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解讀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激發人類的創造力。它包括口頭傳統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人類以口頭或動作方式相傳，具有非物質性或無形性、活態性或動態性、傳承性或延續性等特點，被譽為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記憶的背影”。
二、檔案館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全面記錄歷史
一般來講，地方檔案館保存著大量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記載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的檔案資料，特別是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尚保存著諸多完好的非物質文化信息。很多特殊載體的檔案，如剪紙、刺繡、皮影、面塑、紙扎、布貼、香包、印染等等，都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由此看來，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檔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檔案館的文化功能日益凸現。檔案館在保存歷史史料的同時，輔之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相關的文化信息，不僅是對館藏的豐富與發展，而且也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繼承，進而實現對歷史的全面記錄。
三、檔案館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途徑
1、為申遺提供全面、完整的相關資料和鑒定憑證。第一，檔案館可利用館藏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調出第一手材料，為項目的申報提供大量翔實有力的佐證。第二，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無形性、動態性、傳承性的特點，非物質文化遺產會隨著時空的變化而改變。在申遺中，就可能出現大量無考證的記錄，檔案館館藏檔案的原始記錄就可為申報材料提供真實性鑒定。
2、建立、保存申遺過程中形成的檔案。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過程中，從申報材料的填報、鑒定、審批到確定等一系列活動將產生大量的檔案材料。對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保護便是檔案館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工作內容。該類檔案的主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和申報過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詳細情況，如存在地域、歷史、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現狀、價值、瀕危程度等方面以及申報過程的詳細記錄，使調閱者通過檔案就能大概領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貌和申報的全過程。
3、對傳承人進行立檔保護。主要是對傳承人的各項信息進行登記保護，比如姓名、性別、年齡、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單位、職務、作品以及與作品有關的人文知識、自然知識等背景資料。這些檔案的建立和保存將為未來的研究和傳承提供極大的方便和依據。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遺產保護 傳承與保護
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對民族民間文化的需求與日俱增，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是發展先進文化的根基和精神資源。因此，如何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和類型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文化遺產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兩大類。物質類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等不可移動文物，歷史上重要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等可移動文物和歷史文化名城、名街區、名村鎮等。非物質類包括口頭傳統、民俗活動和禮儀節慶、傳統手工藝等以及與此相關的文化空間。
二、當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
（1）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力度欠缺。通過查閱相關資料，得知我國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這導致了普查力度的欠缺和對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認識不清，其申報工作自然也會滯后。在這里，有一些廣為人知的文化資產并沒有申報成功，例如陜北的安塞腰鼓、傣族的潑水節、青海同仁的熱貢藝術等，這些仍然被拒絕在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大門之外，令人扼腕嘆息。
（2）保護意識落后，資金技術匱乏。當前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并未納入正式的軌道，因此對其的調查和保護利用工作就會很滯后，觀念的滯后是會帶來許多嚴重后果的，會導致一些本該被及時保護起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而逐漸敗落直至消失，這將是我們民族的巨大精神損失。一是對傳統文化或民間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但是很遺憾目前對這方面存在認識不清的狀況；二是將文化遺產“文物化”，文物是對整個文化遺產的保護，大部分都是一些實實在在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這樣非物質的文化遺產便不能得到足夠的重視；三是有一種觀點一直在流行，即非物質文化遺產注定是要消失的，因此要任其自生自滅。
（3）非物質文化遺產缺乏法律保護依據。當前我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立法方面是很不完善的，能作為參考的只有文物保護法，而文物保護法之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此其保護范圍只局限于有形文化遺產，而對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卻有相關的科學界定和保護措施。
三、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措施
（1）確定傳承項目，切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加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力度，組織專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評估、判斷、篩選，把具有重要價值和鮮明地方特色，具有時代相承特點，具有獨特的知識、出色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藝，保護和傳承它對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的，確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重點傳承項目，并根據其類別、特點、瀕危程度，申報不同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此推動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2）通過相關法律進行保護。法律是保o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途徑，在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的進程中，必須要注重加強中央與地方的協作與指導關系。全國各地政府應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基礎之上，根據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際狀況，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分工與職責。
（3）加強政府扶持力度，進行保護。一是增加投資。要想擴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力度，使得更多的群眾能夠正確意識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這就需要各地政府積極組織社會當中的各種資源，通過積極組織各種宣傳范圍廣、輻射能力強的宣傳活動，有效提升民間文化的知名度，從而有效提升人民群眾的參與度。二是協同合作，共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工作屬于全面、系統的工程，這就需要中央、各級政府、地方文化機構、宣傳機構以及非物質文化的專家進行協同合作，要積極爭取社會各界的力量，最大程度的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從而有效提升整個社會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認識。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延續生命，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辦法中，采取博博物館式、檔案式或者是數字化式的辦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錄音、錄像、文字記載等加以保護，或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持有者進行保護并鼓勵其傳承等辦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延續其生命力，應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生存環境和發展動態，堅持用發展的動態眼光審視與保護，只有這樣才能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魅力得以傳承。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生存環境和發展動態，就是不僅要把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所呈現的文化形態，還要將目光投向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所生存的環境之中，注重對其文化發生、發展的環境進行研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加強對其生存環境、生長土壤進行保護和培養，決不能單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采取切斷環境，“斷根取木”式的保護。堅持用發展的動態眼光審視與保護，就是要把發展、運動的哲學觀貫穿保護工作始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生、發展和生存需要特定的環境和背景，隨著環境和時代的改變，非物質文化遺產也要有順應時代改變自身的能力，吸收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因素，適應社會時代和環境的變化。如果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具有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對社會的變化置之不理，因循守舊，那么終將被社會所淘汰。所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當遵循這一發展運動觀，用運動的觀點審視全局，杜絕生硬的絕對式的、強制性的保護行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和保護在我國已經開展，希望在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力度的同時，也要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文化伴生與文化共生問題，堅持用運動發展觀審視全局，否則所保護的遺產項目難免會成為文化的“孤島”和記憶的“碎片”。
綜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國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然而當前的保護現狀是不容樂觀的，作為新時代的高中生，我深感肩上的責任重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也不是單靠政府就可以完成的，也需要我們民眾增強保護的意識，提升自己的文化修養，并且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提供消費市場，這樣才能有效對其進行保護，將我們民族的“記憶”留住。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9)05－0049－0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始終貫穿著一種整體論思想，不僅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視為一個綜合的整體，而且提出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環境。如《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要求締約國竭力采取種種必要的手段，以便“促進對表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所需的自然場所和紀念地點進行保護的教育。”《伊斯坦布爾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堅決行動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表現和傳播的環境。”劉魁立先生則提出“我們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該有一個整體性的原則。從整體上加以認識，在整體上進行關注和保護。”并指出這一整體性原則包括：“既要保護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護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視文化的‘過去時’形態，也要關注它的‘現時’形態和發展；既要重視文化的價值觀及其產生的背景和環境，又要整合和協調各方面的關系及其利益訴求；還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等。這是做好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和搶救工作的重要保證。”“劉先生的觀點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需要考慮的各個方面，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此后，伴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逐步推進，整體性保護理念逐漸被廣泛接受，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中的一項重要原則。然而，有關這一理念的來龍去脈以及其具體所指仍有必要進一步梳理和闡釋，下文試詳論之。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出是人類保護文化遺產的一次巨大飛躍，是對過去只局限于保護物質文化遺產的修正與補充。后出轉精，人類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護文化遺產的所有經驗。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理念是積極借鑒學術研究和人類遺產保護實踐經驗的結果，既吸收了人類學、民俗學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繼承了人類保護自然、文化遺產的有益經驗。筆者認為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的整體性特征，吸收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整體論”思想，并借鑒人類此前保護文化遺產的有益經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理念應該是涵蓋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相關環境和人這三項要素，從歷時性和共時性(時間向度和空間維度)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的綜合、立體、系統性保護。具體來講，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理念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首先是對一個個具體文化表現形式的完整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顯著特性則是活態流變性，它本質上是條流動的文化“河”，是過去的記憶、現在的實錄和未來的表征，反映的是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創造力。因此，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能像保護物質類文化遺產那樣簡單的采取博物館和檔案館的收藏、記錄式保護，不能將文化傳統固定在既有時態上，割裂它的發展和流變，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人為“化石化”，而應該既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變遷，又關注其現時狀態，同時還著眼于其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從時間向度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歷史內涵、現時狀態和未來發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蘊含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承載著廣大民眾積蘊已久的情感需求和價值觀念，通常表現為一種過程或活動，由多道工序或多種形式共同構成，這就決定了其內涵的豐富和構成的復雜性，需要我們審慎地從歷時性和共時性的多重維度全面、系統地對其進行完整保護。以“一口敘說千古事，雙手對舞百萬兵”的皮影藝術的保護為例，作為我國一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皮影藝術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內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藝、皮影戲的演出道具、演出劇本、音樂的伴奏、演員的表演藝術(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藝)以及與觀眾的現場互動等多個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會直接影響皮影藝術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們對皮影藝術的保護也應是既從時間上關注其演變規律與文化內涵，又從結構上對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護。
對具體的文化表現形式進行完整保護是我們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的基礎，這對于我國目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尤有意義。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在已經公布了兩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初步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保護名錄體系。建立保護名錄只是我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來就需要對進入名錄體系的一個個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實施有效保護，激發其可持續發展的活力。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對具體項目進行具體分析，既重視其時間向度上的歷史內涵和演變規律，又關注其空間維度上各個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復雜性，既不割裂其發展和流變，也不人為將其復雜存在過程簡單化和平面化。唯有將一個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具體細胞保護完整，我們才談得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整個龐大肌體的良好保護。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是對彼此關聯的多種遺產類型的完整保護
劉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非常重要的特點就在于它的發生和構成中的混元性、現實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多種文化表現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難以截然分開，而且還常與物質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有著密切的關聯。民間舞蹈既離不開音樂的伴奏，又大多與特定的民俗、禮儀相關；很多民歌同時也是人們生產、生活知識、民間傳說等內容的表現；傳統手工技藝表現的題材也許正是流傳千年的民間故事與傳說；少林武術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環境；梁祝傳說也伴隨著梁祝冢、梁祝讀書臺、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質遺存。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法而在保護中同樣地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人為分割進行單獨保護，而應該充分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對之實施共同保護。如此既可以避免單獨保護導致的人為割裂或重復工作，也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達到完整保護的效果。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的優秀文化整體的全局保護
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積累下來的優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結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保護我們的優秀文化傳統，守護我們共有的精神家園。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作為一項積極有效的保護措施，名錄的設立對推進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升民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愛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體性保護理念可以作為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為我們提供整體的思維和方法，可以有效幫助我們避免狹隘的目光而獲得寬廣的思路，從時間和空間的立體角度，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立足全局，通盤考慮，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的保護和未來的發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類學家堅持用整體論思想來觀察人類社會文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對人類科學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我們也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理念作為―個重要的原則來指導我們的思考和具體工作。也許我們可以將人類學家的自省反過來說：整體性保護理念雖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涉及內容廣泛，然而絕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據保護對象的主次不同和輕重緩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理念反對單一、平面、孤立、機械的保護方式，強調綜合、系統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相關的環境和人進行共同保護。這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一件內容復雜、牽涉頗廣的工程，然而這絕不等同于我們的保護是面面俱到、無所不包。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絕不是囊括宇宙，照臨八方，涵蓋自然和社會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沒有必要做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理念只是盡可能全面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對其產生影響的因素加以考察，區分輕重緩急，從中找出最需保護的方面進行重點保護。我們要堅持一種主次分明的辯證整體觀，唯有如此，我們才不至于茫然無從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盡可能使保護效果接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不是僵化保護，而是發展中的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希望從時間向度上全面考察保護對象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不是提倡重新恢復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所有歷史，更不主張全盤復古，一味將過去的奉為珍寶。我們珍愛傳統節日，專家學者也不斷呼吁要挖掘傳統節日豐富的文化內涵，但這并不意味著有必要將有史以來所有的傳統與活動重新演練一遍。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節日的很多習俗已逐漸喪失其功能意義，轉而在符號意味和娛樂性上有所強化。由此，民俗學家提出傳統節日要進行適應現代生活的繼承與革新，要具有足夠強的現代性；提議政府和民間可以創新過端午節的活動方式，可以通過開展多種多樣的活動，來激發人們對端午節以及過節的興趣。
也許，將傳統融入現代生活是我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必由之路。面對我們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更應該堅持發展的眼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特征是活態流變性，它會隨著周圍環境和人的不斷變化而發生著絕對的改變。我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是為保護好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保護好文化的特質，另一方面則是為未來提供創造的動力，促進社會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們應該用積極態度正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斷變遷的特性，在人和社會環境等各種因素不斷變化中努力協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生態系統內部各種因素的關系，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力和生命力，從而更好地適應社會和人的發展需要，使其成為建設和諧社會和文化的重要動力和組成部分。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認識；保護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4）06-0255-01
泱泱中華，漫漫五千年，炎黃兒女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創造了極其輝煌的東方文化，形成了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內的多種文化元素并存的獨具特色的中華民族文化體系，為全世界人類的傳承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在，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保護和發展面臨著很多新的情況和問題，怎么樣才能使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落到實處，達到預期目的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眼下，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都對這項工作作出了具體部署，并出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業內人士也紛紛發表極具見地的看法，但均未談及這個非常重要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作為一名群眾文化工作者，積十余載工作經驗和教訓，獲得深刻體會是：關鍵點在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的正確認識。以下是筆者的一點粗見，僅供業內人士參考。
首先，不要以簡單的政治概念和合二元對立的方法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作判決。
長期以來，由于種種歷史原因，我們周圍的不少人深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對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多種文化現象，不是以科學態度和方法去探究其出現的合理性和傳承發展的規律性，而是習慣于簡單地以進步或落后、有益或有害等簡單思維定式來進行判斷，吧消極因素看得很重，重到看作詩人類理性思維和當前意識形態的對立面，這顯然不對的。比如說“出菩薩”這種農村里較為盛行的文化現象，就有很多人認為是搞“迷信”。當然，這里面不排除迷信因素，但我覺得我們更應把他看成是一種文化現象。我們的任務是使其搞得更健康一些，迷信色彩更淡一些，而不是簡單地給它帶上一頂“迷信”的帽子一下子徹底廢除了事。
其次，要以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
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是中華文化五千年的傳承。宇宙、自然、人事都是無限的，不管若干年后科學技術如何發達，也無法解釋宇宙間和自然界的全部現象。我們只有有了只有的認識準備以后，才能對一些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有一個合理的把握尺度，如一些宗教習俗、祭神拜鬼的活動看成是人類精神領域的封建毒素和精神鴉片而一棍子打死。相反，只有把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中所表現的所謂不為現代文明接受的東西和我們的現代科技一道看作是人類文化的共同構成因素，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只有這樣我們才是歷史唯物論者，而非機械唯物論者。
第三，不要求全責備，要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獲取其積極的信息和健康的內涵。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就是要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繼承和利用，保護中華文化的獨特性，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傳承中華文化精神，守護中國人的共同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精神集中體現的就是對生命意識和自強不息的崇尚。對于這一點，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應該說都有表現，只是有的表現強烈些，有的不那么強烈罷了。諸如剛柔相濟的地方民歌，粗獷激烈的民風習俗，好看動聽的“采茶燈”，驚險刺激的“踩高蹺”，還有俏皮詼諧的“舞獅”等等等等，都無一例外地向觀賞者展示了其對生命意識和自強不息的崇尚。毋庸置疑，如果我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去看待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肯定是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這一偉大工程的。
第四，要從群眾文化活動的功能角度來評價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個體活躍群眾文化生活的積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