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3-01 19: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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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文章以企業年金的監管為立足點，針對監管的現狀，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對監管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機制問題給予分析，并通過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
企業年金是國家、企業、個人共同分擔養老保障責任的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是對抗老齡化危機、家庭小型化趨勢、長壽風險的重要的制度安排。然而企業年金計劃運作過程中面臨的風險紛繁復雜，因此，要達到保障企業年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建立高效率、高效用的監管機制尤為重要。
一、我國企業年金監管的現狀
(一)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的現狀
自2004年兩法施行以來，我國企業年金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黃金時期。到2005年底，我國企業年金積累基金為680億元；到2006年底，達到910億元；2007年企業年金的全年增量為400億左右，積累基金達到1300億元。然而，在監管方面卻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
(二)我國企業年金監管的機制
目前，我國企業年金的監管采用機構監管的模式。所謂的機構監管，即按照企業年金運營中涉及的機構的類別設計監管機構，不同的監管機構分別管理各自的金融機構。根據企業年金運營所涉及的主體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職能范圍，企業年金的監管主體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主要負責企業年金立法和執法的監管、負責經辦機構資格的確認等；銀監會，負責托管銀行的監管；保監會，負責監管保險公司；證監會，負責監管信托公司、投資管理公司；財政部，主要負責監管企業年金方面的稅收政策。這種根據機構職能分工負責的機構監管模式，在現實的操作中存在著諸多問題。
(三)我國企業年金監管機制存在的問題
1.存在監管盲區以及監管重復的現象。
監管主體過多，包括政府主體和非政府主體，政府主體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審計署等；非政府主體有行業協會、中介機構以及受益人等。這些主體之間的合作，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不能使監管發揮其最大的效用。
2.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以及受益人自我監管缺失
在年金監管的過程中，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的定位不明確，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職能；而委托人以及參與繳費的職工也缺乏安全與權益意識，每月繳費后，不再過問企業年金的運作情況，使得企業年金的運作缺乏受益人的自我監管。
3.企業年金擔保機制不完善，受益人利益缺乏最終保障
《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規定建立的投資管理風險準備金，為企業年金基金提供了第一線的擔保方式，但擔保的水平很低。除此之外，我國并沒有其他的基金擔保制度，一旦年金基金發生投資虧損，風險準備金無異于杯水車薪，無法保障受益人的利益。
二、發達國家企業年金監管方面的經驗
(一)美國企業年金的監管機制
美國的企業年金是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分別對不同層次的退休金計劃進行監管，同時，主要有三大組織機構來負責處理退休金的監管:國內稅屬、勞動部、退休金和收益保證公司。監管的主要法規是ERISA法案(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和IRC法案。在ERISA之外，美國的企業年金還受到稅收法、保障法、1947年全國勞動法、TaftHartley法案的部分管制。
(二)英國職業年金計劃的監管
英國養老金制度的監管機構有:國內稅收收入局；職業年金監管局；政府收益相關年金計劃；職業年金咨詢局；金融服務局。此外，英國還建立了兩大輔監管機制:一是建立"吹哨"機制，引進專業裁判或者仲裁者，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可以對受托人的不當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二是建立"成員抱怨"機制，實際上是鼓勵廣大成員通過該意見表達機制，直接將自己的意見或者不滿反映給監管者或監管機構。法律方面，主要是受1986年的《金融服務法》和1995年的《養老金保險法》的監管。
(三)日本企業年金的監管機制
在日本，對企業年金監管的部門主要有兩個:一是厚生勞動省和金融服務機構。在監管模式方面，日本的監管模式從定量限制監管逐步向"審慎人"規則方向發展。在法律規范方面，主要遵循《勞動標準法》、《公司稅收法》、《員工養老金保險法》、《DB養老金法》、《DC養老金法》。此外，近年來在簡化法規的驅動下，通過注冊的養老金保險公司、工會、員工養老金協會進行間接監管的作用正日益提高。
三、對改善企業年金監管的幾點建議
結合著我國企業年金監管存在的現行問題，借鑒國外美國、日本、英國的經驗，我認為，企業年金應在一下幾方面完善。
(一)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的轉變
所謂的功能監管，就是基于金融體系基本功能二設計的更具連續性和一致性的，能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協調的監管。在功能監管框架下，各個監管主體關注的是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及其所能發揮的功能，而不是金融機構的類型和名稱。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從總體上監管，而在具體的操作方面，銀監會負責監管托管事務，保監會監管賬戶管理事務，證監會監管投資管理事務。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監管過程中起著領導的作用，是法定監管人。
(二)中介機構的監管
明確行業協會以及中介機構的定位，加強信息的披露。通常情況下，企業年金計劃的受托人、賬戶管理人、投資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財務報表和基金財務報表必須接受獨立審計機構的審計；受托人必須聘請外部精算師對其償付能力進行評估；各機構必須經信用評級機構的評定。中介機構與行業協會要公正的進行并加強信息披露。此外，要建立企業年金的行業自律機制。這一點要借鑒英國的"吹哨"的機制和"成員抱怨"機制。自律監管要依賴于某些重要專業人員的監管。
(三)受益人的自我監管
提高受益人的安全意識，建立受益人的意見表達機制，加強受益人的自我監管。受益人的意見反映了受益人的要求、希望和不滿，是促進基金經理人改善經營管理以滿足受益人要求的動力。所以，建立受益人的意見表達機制，既是監管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激勵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
(四)建立企業年金基金的擔保機制
在這一點上，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建立養老基金擔保公司。養老基金擔保公司資金來源于年金計劃發起人的繳費、年金基金的部分投資收入以及年金基金擔保公司托管的計劃資產，比較可行。并且，通過賦予養老基金擔保公司一定的監管職權，能夠完善監管機制，提高監管的效率。我們國家的企業年金現在處于發展的黃金時段，建立企業年金基金的擔保機制是必要而迫切的。
參考文獻
[1]華金輝.企業年金監管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海南金融.2005.8.
[2]單美姣.我國企業年金監管制度的比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論文摘 要 本文針對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及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剖析改革方案實施的效應及其局限性，對金融改革新方案的缺陷和盲點提出自己的觀點認識，針對其具體局限性，提出改進措施，進而提出了歷史辯證的看待美國金融改革法案原則。
一、美國金融改革歷史上的兩大變革及效應與局限分析
（一）20世紀30年代-90年代前期：金融分業經營時期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的重工業迅速發展，證券市場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企業實現了大量的直接融資，金融機構也將大量貸款投放股票市場，引起了股市泡沫。美國國會于1933年通過了《格拉絲－斯蒂格爾法案》，第一次明確了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分業。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法案形成的分業格局使得商業銀行利潤下滑，與金融發展形勢不相符合，成為銀行向其他金融領域拓展的主要障礙。
（二）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金融改革法案誕生前：金融混業經營時期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銀行界為了生存和發展，對《格拉絲－斯蒂格爾法案》所導致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并開始想方設法避開分業經營的法律障礙，通過兼并投資銀行和金融創新等手段向證券業滲透，直至廢除《格拉絲－斯第格爾法案》，并制定了《1999年金融服務法》。從3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整個金融業的歷史，它不僅僅是一場金融制度的變革，更是一個金融機構競爭與整合、金融服務理念革命的過程。
二、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形成及其主要內容
為了恢復金融新秩序，填補監管空缺，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標志著歷時近兩年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立法完成，華爾街正式掀開新金融時代序幕。新法案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監測和處理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
第二，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
第三，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視野。大部分衍生品須在交易所內通過第三方清算進行交易。
第四，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在自營交易方面，允許銀行投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但資金規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級資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機構將農產品掉期、能源掉期等風險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業務拆分到附屬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匯掉期等業務。
第五，設立新的破產清算機制，由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負責，責令大型金融機構提前做出自己的風險撥備，以防止金融機構倒閉再度拖累納稅人救助。
第六，美聯儲被賦予更大的監管職責，但其自身也將受到更嚴格的監督。
第七，美聯儲將對企業高管薪酬進行監督，確保高管薪酬制度不會導致對風險的過度追求。
三、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實施效應及其局限性
由于此次金融改革法案，將涉及金融市場的所有領域，同時影響到消費者將如何獲得信用卡和抵押貸款，會降低實體經濟活躍程度，實施之后的效應有：
1．降低銀行凈利潤并危機經濟復蘇。新金融監管法案相關規定致使手續費下降、成本上升且在資本金等方面設限，這可能會給銀行業凈利潤帶來巨大負面影響。
2．對備受爭議的信用評級機構經營模式未形成有效監管。債券發行機構向評級機構付費給金融產品定級，這種模式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即評級機構為保證業務量可能會提高其客戶的產品信用評級。
3．對處在政府托管狀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涉及不多，美國房地產金融系統改革沒有被納入其中。
4．沒有明確薪酬制度如何改革。由于“無上限獎勵與有限懲罰”的畸形激勵機制，高管的薪酬與長期風險脫離等不合理制度的存在，并未明確如何改革。
5．“大而不倒”的經典難題并未得到解決。金融機構的倒閉具有系統性風險，深諳此道的金融機構高管往往會挾持公眾利益，而這一難題也許不能像法案中預見的那樣順利解決。
6．新法案不能有效防范金融機構管理層過度投機。新法案只是要求沒出問題的金融機構要承擔政府挽救倒閉金融機構的成本，對防范金融機構管理層過度投機的道德風險，效果不大。
7．造成華爾街人才流失。法案取得的微小“成果”便是損害競爭，迫使華爾街“人才流失”，這反而會有利于美國以外的商業和投資銀。
總之，美國的金融改革新法案寬泛但不夠深入，對一些根本性的體制癥結卻雖有觸及但并未深析。另外，過于繁瑣的監管和審查，不僅會降低金融效率，也會創造新的尋租空間。
四、歷史辯證的看待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
新法案是上世紀“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對金融業和市場監管進行的最大規?！靶蘩怼?，經過這次整合之后，美聯儲等監管機構的權力得到了加強。但該法案是不完美的法案，是經過折中、妥協的產物。另外，這次法案對于宏觀的系統風險有了一個統一監管的機構，這一點是原來金融框架里面沒有考慮的。有了這樣的宏觀監管機構提供了一個渠道，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對中國有借鑒意義的是，該法案賦予美國監管當局更多的權力來終結那些經營不善的大型金融公司，尤其是那些造假和誠信記錄不良的公司，當然，前提是有相對較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另外，法案要求金融市場更多的透明度，這也要求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參考文獻
[1]岳意定，王璇.金融監管體制的國際比較與啟示.經濟問題探索.2008(6).
[2]程琪.美國金融混業經營研究.西安:吉林大學.2008.
關鍵詞: 世界銀行業產業組織并購綜合經營
中圖分類號: F830.49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11-014-05
一、引言
銀行是世界金融市場上最重要的活動主體,在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浪潮不斷加快的背景下,銀行業結構的變化和組織績效的改善對國際資本流動與資金效益具有直接影響,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世界各國都把增強自身金融業實力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關鍵就在于增強銀行業的競爭力。
產業組織理論以哈佛大學梅森和貝恩提出的結構-行為-績效(SCP)的范式為主要分析框架,認為結構決定行為,進而影響績效(SCP)。以后該范式不斷得到擴展和修正,突破了以前靜態及單向的缺陷,認為結構、行為與績效三者之間是一個動態反饋關系,相互影響,它們同時還受到其它經濟發展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國外Pilloff研究了美國銀行業的兼并認為,正是銀行業的并購活動改變了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其中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信息技術迅速發展,但主要還是放松管制。
國內于良春和鞠源(1998)最早對中國銀行業的產業組織進行研究,得出中國銀行業具有寡頭壟斷特征,且存在著高度集中和國有壟斷低效率問題。林毅夫等(2004)對世界各國的銀行業結構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影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銀行業結構變化的5個因素,認為經濟發展階段和政府采取的發展戰略著重影響著銀行業的結構。
本文從產業組織理論的角度出發,使用規模經濟、集中度等概念討論銀行業市場結構,運用企業的壟斷程度、企業并購和企業集團化等概念分析銀行業的行為,從資源配置效率、技術績效、經濟效益等方面研究銀行業的績效。通過對英國《銀行家》(The Banker)雜志1998年-2008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給出銀行業的結構、行為與績效,并聯系銀行業發展演變的經濟環境說明世界銀行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對認清當前世界銀行業的格局和發展趨勢以及如何提升中國銀行業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世界銀行業產業組織分析
(一)世界銀行業的規模經濟
世界銀行業的總資產和一級資本持續擴大,呈現出規模大型化趨勢?？傎Y產反映了銀行的實力和規模,一級資本則反映了銀行的穩健性和風險應對能力。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暴發至1998年底結束,此后為了加強銀行抗風險的能力,各國逐漸重視并執行《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對照《銀行家》對1000家大銀行總資產和一級資本的變化可以看出世界銀行業的規模、經營實力和發展水平。見表1
從總一級資本額來看,總額從1998年的14881億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42760億美元,一級資本總額增長2.87倍,年均增長率為26.1%,高于同期的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同樣,看總資本額變化,1000家大銀行的總資產顯示出持續增長的趨勢。由從1998年的332114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963950億美元,總資產額增長2.90倍,大于總一級資本額的增長幅度。
可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世界銀行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總體實力不斷得到加強,規模不斷擴大。但是,從全球1000家大銀行的資產總額與一級資本總額增長趨勢圖(見圖1)觀察,世界銀行業發展并不平穩,上升趨勢中還呈現了波動,說明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1000家大銀行的總資產逐年遞增,但是總一級資本的表現不盡相同,有些年份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如2001年、2003年的數據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與之對照的是2004年和2007年則顯示了較快的增長,是世界銀行業規模擴張較大的年份。世界銀行業的快速發展反映了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趨勢,同時也是世界金融市場不斷擴大和銀行效率不斷提高的結果。
(二)世界銀行業的集中度分析
1.市場集中度分析
市場集中度指銀行業市場中幾個最大銀行所占的業務份額,一般而言,集中度越高,大銀行的支配力越強,競爭程度就越低。本文選取世界前25家大銀行的有關指標占整個行業的份額分析。從全球前25名最大銀行的區域統計數(見表2)看,近10年內基本上被美國、日本和歐盟的大銀行所控制。美國的上榜數量十分穩定,日本的上榜數量逐漸下降到3家,降幅和下降趨勢明顯,而歐盟的銀行數量雖然個別年份有下降,但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從前25家大銀行的排名位置看,歐美銀行占有絕對的領先地位。這不僅由于銀行自身的經營能力強,而且和區域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有關。比如,隨著美國放松對銀行的管制以及銀行之間的并購,出現了較多的超大銀行,在前25家中的排名中處于強勢地位。另外,歐盟成員國的擴大以及歐元的誕生加快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給歐元區內的歐洲銀行帶來了發展的機遇。
2.資產集中化趨勢
全球前25名最大銀行主要集中在美國、日本和歐盟三大區域,不僅體現在世界銀行業的空間布局和市場集中度上,而且體現在全球金融資產越來越集中到少數規模龐大的銀行手中,反映了全球銀行正在走向壟斷競爭的新格局。以每年排名前25強的銀行的資產、資本以及稅前利潤占1000家大銀行的比重(見表3)可以看出近10年資產明顯趨于集中且速度驚人。
從2009年的情況看,前25名的最大銀行的一級資本額為16920億美元、總資產為432538億美元,分別占1000家大銀行比重的39.57%、44.87%,說明它們的資產集中度非常高,市場壟斷力相當大。但是利潤方面共虧損323億美元,對比2008年的統計利潤3016.23億美元,可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巨大。前25強的資產從1998年的94055億美元到2009年的432538億美元,增長了4.59倍,年均增長41.8%,增長幅度較大;從絕對數來看,每年向全球最大銀行集中的資本增加數千億甚至數萬億美元,資本資產上升的趨勢明顯,如圖2所示。
銀行業資本集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自由競爭經濟規律的作用,競爭是促進集中的強有力杠桿,集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走向高度集中和壟斷(楊艷琳,2006);另一方面也有人為的做大做強的因素,其中90年代以來全球金融業的并購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有力的支持了銀行業的快速集中。
(三)銀行業間的并購行為
隨著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面對金融服務領域激烈的競爭,90年代末以來,銀行業紛紛通過并購擴大規模和提升競爭力。表4和表5以90年代以來美國和日本的主要大銀行為例,說明世界銀行業的并購情況。
歐盟的銀行同樣進行了大量的并購,以英國匯豐銀行為例,1991年成立了匯豐集團控股公司。90年代以來,匯豐雙管齊下,在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都進行了一系列新的擴張行動。1992年收購英國米蘭銀行,使其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銀行集團。1999年6月收購了馬耳他最大的商業銀行──地中海中部銀行,同年底收購了薩法拉控股公司。從2002年初到2003年末的近兩年時間,匯豐進行了多達27項收購。
對照并購的歷程和上文對世界銀行業規模集中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銀行業規模的擴張與反復的并購不無關系。并購整合了區域市場,達到了規模和效益的統一,打破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由日本銀行獨領的局面,形成了美日歐三足鼎立之勢。
總之,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銀行加速并購,并購成為大銀行變得更大和更強的捷徑,上榜大銀行之間的激烈角逐往往是通過銀行之間的并購行為實現的,僅從前25名大銀行位置的變化即可看清楚。反過來,并購又推動了金融全球化,通過并購全球金融機構數量減少,單個機構的規模相對擴大,從而使得銀行競爭更加激烈。通過并購銀行業的集中度上升,銀行的風險防御力和競爭力增強;通過并購金融產業不斷優化升級,走向多元化綜合經營,發展成大型跨國集團。
(四)世界銀行業盈利水平與績效分析
對全球1000家大銀行利潤變化的分析,可以看出世界銀行業發展充滿了挑戰,呈現出起伏變化的特征。1000家大銀行稅前總利潤從1999年的1744億美元到2008年的7808億美元,總體上增長4.48倍,其變化幅度遠遠超過了一級資本和總資產的變化幅度,盈利水平持續提高,見表6。但是在1999年、2002年、2008年以及2009年出現了負增長,反映了世界經濟和金融波動對銀行業的影響;同時也比較充分地反映了世界銀行業的發展狀況,表明其總體績效處于不斷改善之中。如圖3所示。
資產收益率(ROA),是稅前利潤和資產的比率。資產收益率越高,表明銀行資產的獲利能力越強,其經營效率越高。資本收益率(ROE),即稅前利潤和一級資本的比率。資本收益率越高,說明企業自有投資的經濟效益越好,風險越少。資產收益率和資本收益率均反映了銀行的獲利水平和效率。通過這兩項指標的變化情況均可看出世界銀行業在2002年獲利水平突降,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降態勢也異常猛烈,如圖4所示。
總之,無論是從資產規模、資本金還是贏利來看,與十年前相比,銀行的規模都有了較大的擴張。反映了銀行的擴張是全球經濟總量以及世界貿易的迅猛發展對金融服務提高的必然要求,另外,金融自由化和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對金融業管制的放松也推動了這一擴張進程。
三、世界銀行業發展的經濟環境和轉型
(一)世界銀行業發展演變的經濟環境
銀行作為配置資源的中介功能決定了與世界經濟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其面臨的金融環境的變化會影響銀行經營的綜合表現。理論上看,一是隨著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各國經濟聯動性加強,世界銀行業的經營越來越受到經濟總體走勢的影響。二是銀行業本身競爭加劇,導致整個行業利潤水平的下降,利差水平不斷降低,三是由于金融創新導致銀行業面臨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競爭,主要受金融脫媒的影響,銀行的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都面臨強有力的挑戰。
另外,全球1000家大銀行各項指標值的變化充分地顯示了其與世界經濟的密切聯系。比如1999年日本受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銀行業虧損嚴重,整體上影響了世界銀行業的表現。期間雖然美歐銀行業有不錯的表現,但是1000家銀行的稅前利潤的增長率仍為-14.9%。再如2000年,由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尤其是美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一比率又急升至77.58%。
回顧歷史,銀行業加速增長是經濟金融發展和微觀經營改善的結果。2001年以來,全球利率處于歷史較低水平,助長了流動性過剩,全球廣義貨幣供應量(M2)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作為經營貨幣的行業,銀行業務規模必然加速增長(王家強,2008)。2003~2007年是世界經濟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企業與個人的信貸融資需求旺盛,全球財富積累規模空前提高,成為銀行業迅速發展的前提。從2003到2007年底的4年間,全球銀行的利潤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擴張,盈利能力逐年增強。然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以及隨之而來的信貸緊縮又一次使世界銀行業陷入了困境。
(二)多元化綜合經營制度的轉變
在金融全球化、信息化趨勢不斷加快的條件下,世界大銀行在外部實行并購的同時內部不斷紛紛突破傳統的經營方式,不斷調整經營戰略,多元化綜合經營成為世界大銀行增強其競爭力的重要市場行為。
在高科技的應用、金融創新的帶動下,出現了多元化經營和多樣化業務品種以及創新性“金融超級市場”,這既是世界商業銀行多年來不斷發展的結果,也是21世紀商業銀行經營方式轉變的方向。比如,美國1999年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走上了金融綜合經營的道路,銀行的可經營范圍擴大,規模和盈利能力的上升速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日本在1992年泡沫經濟破滅后頒布了《金融制度改革法案》,結束了二戰以來的主辦銀行制度,正式進入了金融綜合經營體制。英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陸續頒布了《1979年銀行法》、《金融服務法》(1986)、《1987年銀行法》和《英格蘭銀行法》(1998)。這些法令允許金融機構提供各種綜合性金融服務,確立了金融綜合經營的制度,極大的推動了金融服務的自由化。在金融綜合經營過程中,金融企業為了壯大自身實力或者快速地進入其他金融領域,進行了大規模的并購,同時由綜合經營引起的金融創新不斷增多。
(三)銀行業新技術的運用
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通過以來,金融綜合經營成為整個世界金融業未來發展的主流趨勢。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和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以及電子商務帶來的沖擊,為全球銀行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進了世界銀行業整體盈利能力的增強。
就銀行業自身而言,逐漸向全能化銀行、金融超市加速發展,盈利水平被作為衡量綜合實力最重要的指標。電子網絡和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新業務、新產品和技術創新不斷涌現,對全球銀行盈利水平的大幅度增長起了重要作用。網上銀行不僅增加了現代銀行的業務渠道,而且具有極大的便利性,能夠提供更為個性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網上銀行可以更方便地實施市場分割的策略,它具有的成本優勢和在市場上迅速擴張的能力給傳統銀行業的改造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又進一步推動了金融制度的創新。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技術和服務的不斷創新,金融業不同部門之間的業務不斷交叉、融合,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不斷發生變化,金融企業為了分散風險、追求范圍經濟而不斷地對企業組織形式進行變革,如金融控股公司就是金融組織制度創新的產物。
四、結語:世界銀行業的發展趨勢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都在調整中艱難前行。以至于國際銀行業近年來的一些發展方向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如旨在分散金融風險的金融創新竟然起到了放大風險的負面作用,綜合化經營大大增加了銀行風險暴露的廣度和深度等(趙幼力等,2008)。然而縱觀世界銀行業的經營環境和行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未來銀行業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
第一、金融自由化進程對銀行經營的影響很大,雖然金觸控股公司遭遇全面風險,但綜合化經營趨勢不會改變,銀行業未來將繼續走跨國集團化、規模集中化的道路。金融分工界限逐漸淡化,但區域與國別的差異將會繼續存在,金融市場的競爭將更為激烈。金融危機過后,世界銀行業可能再度掀起并購熱潮,這不僅會增強銀行的實力,更為銀行業實現多元化經營提供現實可能。
第二、世界銀行業的格局調整與結構變化,將為未來國際金融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亞洲的銀行業將會崛起。次貸風波使得國際大銀行深刻地認識到新興市場的重要性,未來將會繼續大力開拓海外市場,分享亞太等新興市場的增長紅利,歐美市場早已成熟的零售業務和非信貸業務在新興市場還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這將會給國際大銀行帶來新的發展機會,促進盈利增長。
第三、高新技術的應用范圍擴大,仍會是銀行業發展的推動力,網絡銀行的發展將使虛擬銀行的發展加快,手機銀行、電話銀行等行將成為世界銀行業新的發展熱點,銀行服務科技化的程度和現代化管理水平都會進一步提高。
第四、針對次貸風波中金融創新帶來的短期金融抑制負效應,銀行業未來將更加穩健合理的利用金融創新,以便更好地分散并降低風險、增加市場流動性、豐富市場投資品種以及增加投資人獲利渠道。銀行資本金的重要性日益凸現,資本實力已成為國際銀行業衡量穩健性及對抗風險能力的主要指標。當前,補充日益下降的資本充足水平,加強世界銀行業的風險管理和監管更為重要?，F有的分散監管架構不適應于各類金融市場之間緊密聯系的發展趨勢,監管重疊和缺位的問題時有發生。所以要在支持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的過程中,有效地防范各類風險,提升監管效率,改革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與架構。
注:
1.本文感謝蕭灼基教授和胡堅教授的指導,作為“2009年全國博士生學術會議(金融論壇)”參會論文的一部分,得到了參會專家與學者的有益評論和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表示感謝,當然文責自負。
2.《銀行家》從1989年開始按一級資本(Tier One Capital,也叫核心資本)對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這1000家大銀行的實力基本上代表了世界銀行業的總體發展水平。
除非特殊說明,文中數據亦來自1998-2008年第7期的《銀行家》雜志或者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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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信息;監管成本;效益分析
Abstract:The listed company′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ne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 so the Government′s regulatory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s of regulatory benefits in excess of regulatory cost. Read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e domestic macro level tend to use regulatory approach to study information regul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gulatory cost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profitability. We should combine the two to explore a reasonable rang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effectiveness using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Key words:accounting information;regulatory cost; benefit analysis
證券市場中交易對象的虛擬化和交易雙方的非對稱性，決定了信息的重要性。但是，信息的無形性和價值的不確定性使得僅憑市場機制難以實現供需均衡，為此政府對證券市場的監管活動油然而生。證券監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信息供需矛盾，提高了信息在決策中的價值和市場的運行效率，鑒于政府監管也會給證券市場帶來一定的負作用，其監管效益也不斷地受到人們的質疑。本文借助于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評價政府監管的有效性，并探尋政府監管的合理區間。
一、文獻綜述
證券市場的監管活動以20世紀30年代為轉折點，在此之前主要是行業自律組織實施的分散監管。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催生了政府監管模式的產生，并得到迅速推廣。政府監管為快速恢復經濟、提高信息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受到了一定的非議。斯蒂格勒(Stigler，1964)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強制性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并沒有給投資者帶來實際利益;本斯頓(Benston，1969，1973)的實證研究表明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披露規定對投資者不具有明顯的價值，也沒有對交易的證券產生可以測量到的正面影響。
信息披露的成本是不容忽視的，它主要包括編制詳細財務報告的直接成本、向競爭對手泄漏有價值信息的成本、證券銷售上的延誤成本、投資者相信誤導信息的成本等。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 Meckling，1976)也認為強制性信息披露無意于投資者收益的增加。周(Chow，1983)的研究表明對會計信息進行監管增加了企業的個別成本和社會成本，而幾乎不存在有益的證據。瓦茨和齊默爾曼(Watts & Zimmerman，1986)認為信息管制不僅直接耗費資源，還會影響企業的投資、生產以及融資等方面的決策，而且這種影響不一定改善帕累托法則意義上的福利。
羅斯(Ross， 1979)對金融市場上信息披露立法的成本收益進行了研究，認為信息管制的收益主要體現在有效性和公平提升兩個方面，管制成本主要包括立法對市場的經濟沖擊存在著直接成本、貫徹這種立法存在的間接成本。伊斯特布魯克和費雪(Easterbrook & Fischel，1985)將證券管制的成本劃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信息的編纂、散發、訴訟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成本，也包括參與披露過程的當事人在時間上的機會成本，以及打印與郵寄披露文件和披露規則的費用;間接成本主要是披露導致企業放棄本可以經營的盈利項目的損失和信息噪音給投資者決策帶來的不便;其研究結論認為沒有滿意的數據表明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法規是有益的。
我國的證券市場起步較晚，對證券監管的成本效益研究也比較少，最近幾年才引起人們的重視。楊蓉，宋永新(2002)將證券監管引起的成本劃分為直接資源成本和間接效率損失，直接資源成本包括監管機構執行監管過程中所耗費的資源與被監管者因遵守監管條例而耗費的資源，即行政成本和執行成本;間接效率損失主要指因被監管者改變了原來的行為方式而造成的福利損失，主要表現為道德風險、靜態低效率和動態低效率等。呂曉梅(2004)將會計信息監管的成本分為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顯性成本包括管制制度的組織成本、實施成本和后續支出，隱性成本包括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成本、合規成本和社會凈福利損失;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收益主要體現為投資者對市場欺詐及市場失靈的預期減少所帶來的投資總額的增加。
吳水澎、畢秀玲(2002)認為政府會計監管的效果評價考慮的應是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其中社會效益主要表現為會計信息使用者決策的改善程度，從而使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實現程度，具體可分為會計監管措施被認可的程度、會計信息不對稱性的改善程度、會計信息造假的減少幅度、與國際化進程的協調程度等等;社會成本既有直接的成本消耗，如用于機構管理(包括公務員工資)、咨詢、設計、印刷、宣傳、推廣、修改、指導、培訓等方面的成本消耗，還有間接的成本消耗，如被監管者的制度轉換成本、尋租成本、效率降低成本、機會成本等。洪偉力(2000)從資本形成量、資本配置效率、投資風險的分散、現代企業機制的構建、資本和市場的流動性等16個方面對證券監管的效果進行了考察。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國外大多采用實證的方法來研究某項監管規則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國內傾向于從宏觀層面上采用規范的方法研究信息監管問題，對會計信息監管成本的研究多于對監管收益的研究，將二者結合起來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模型探尋監管的合理區域的研究比較少。
二、會計信息監管成本分析
監管成本是指監管活動所引起的一切合理的資源耗費，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因監管活動而發生的一切合理支出;間接成本是指監管活動所引起的效率損失，如監管者監管不當和被監管者改變了原來的行為方式而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監管活動對市場競爭或市場創新的影響等。從成本承擔者的角度看，監管成本又可分為監管者的實施成本、被監管者的遵從成本和社會福利損失等，其中實施成本和遵從成本一般屬于直接成本的范疇，而社會福利損失屬于間接成本的內容。
(一) 監管者的實施成本
監管者的實施成本是指監管者為了有效地開展監管活動而發生的一切合理的資源耗費，具體包括監管規則的制定成本、監管規則的監督執行成本和監管過程中的信息搜集成本。一項法規的出臺，需要經過提議、草案、征求意見、修改、通過、頒布等多個環節，多次反復，曠日持久，其制定成本一般是比較高的。法規的執行成本不僅包括監管部門和監管人員為貫徹法規而付出的監督成本，也包括法規出臺后的宣傳、解釋、指導、培訓等成本。規則的制定與執行是一脈相承的，在制定過程中要考慮其可行性和執行的難易程度，過高的執行成本可能難以實現規則的目標。證券監管規則的制定和執行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礎上，充分的信息是確保監管規則制定合理、有效運行的前提，而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反饋等活動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監管者為此付出的信息成本是高昂的。
美國國會為了貫徹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專門成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來統一管理企業的信息披露問題。盡管SEC將會計準則的制定權轉授于民間會計職業團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監管成本，但它自身還大量的會計系列文告和相關披露規則，這些規則的制定、實施成本是巨大的。1936年，美國國會劃轉給SEC的經費總額為300萬美元，到1980年達到了7 230萬美元[6]，1991年SEC的經費達到了19 300萬美元[8]。安然事件后，SEC為了加強信息披露的監管，其經費預算已高達七億七千六百萬美元[2]。英國的證券監管成本也是比較高的，拉麥斯(D. Lomax)的研究表明，僅英國證券與投資委員會(SIB)的行政費用就高達500萬英鎊，加上其他自律管理組織的費用，估計在2 000萬英鎊，如果再加上其他監管機構的運行費用，這一數字在1億英鎊以上[4]。
(二)被監管者的遵從成本
遵從成本是指被監管者因遵守、執行監管規則而付出的代價，也稱為合規成本，主要包括機構運行成本、信息成本、制度轉換成本等。企業為了按照監管規則的要求，及時、有效、高質量地對外提供信息，需要設置相應的機構和配備專業人員來搜集、整理、編制、會計信息，并接受獨立第三者的鑒證，這不僅需要耗費一定的資源以確保這些機構的正常運行，更需要支付高額的信息鑒證成本和額外的信息搜集成本。尤其是在披露管制導致了額外的信息披露要求，而這些信息對內部決策沒有太大的價值時，信息的生成成本是巨大的(如要求企業披露替代現存資本設備的市場成本等)。當一項新的監管規則替代舊規則時，被管制者為此還要付出一定的制度轉換成本，即學習成本、新舊制度的銜接成本和契約重擬成本等。
菲利浦和澤切爾(1981)的研究表明，1975年美國企業按SEC的10—K、10—Q及8—K格式編制報表所支付的變動成本為21 300萬美元。巴斯塔波(1977)通過考察13家公司按照SEC第190號《會計文告》(ASR-190)(1976年3月頒布)中的要求公布存貨和廠場設備重置成本數據的情況發現，企業為此多負擔的成本平均為12 400美元[6]。2002年美國的薩班斯——奧克斯萊法案(SOX)強化了對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增加了被監管者的成本支出。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上市公司遵循SOX的成本支出約在1.3-2.5百萬美元之間[8]。Poonam Puri & Anindya Sen(2003)的研究發現SOX導致企業的會計費用增加了105%，從243 000元增加到499 000元;律師費用增加90.6%，從210 000元增加到404 000元。周勤業等(2003)對2001年信息披露費用進行的調查表明，我國上市公司2001年信息披露費用平均為132.33萬元，扣除樣本中最高值中石化(6 696萬元)，樣本公司平均信息披露費用仍高達119.15萬元，平均日常信息披露費用占管理費用的4.09%。據英國1986年金融服務法推算，政府監管的守法成本至少達1億英鎊。
盡管被監管對象承擔的法規遵從成本可以通過提高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適當地向消費者轉嫁，但究竟能否轉嫁以及轉嫁的程度高低，取決于有關服務的供求彈性等多種因素。因此，高昂的遵從成本可能會使企業不堪重負，或加重消費者的負擔，這都有悖于監管的初衷。
(三)監管活動引起的效率損失
監管者在對上市公司對外披露的信息進行監管時，由于信息價值的復雜性，存在著決策有用需求和反映受托責任需求之間的沖突，存在著不同需求者之間需求愿望的沖突，從而使得監管者無法確切知道信息需求的最優數量或從社會角度而言適當的數量，這是監管引發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監管活動引發的效率損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監管可能會削弱市場競爭
監管是對自由競爭市場的一種人為干預，它改變了自由競爭的規則，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再分配。在整個監管活動中，必然存在著受益者和受損者，受益者因監管規則而獲得了壟斷利益，受損者或艱難維持、或退出、或游說政府改變監管規則，二者處于一個不平等的競爭地位，損害了市場的公平原則。斯蒂格勒(Stigler，1964)通過實證分析美國SEC對證券市場管制前后的股價變動情況發現，SEC管制的主要功效是將新公司排除在市場之外。此外，過度嚴厲的監管不僅提高了企業的遵從成本，也降低了企業進入市場的積極性，降低了整個市場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從而造成國家利益的損失。20世紀90年代SEC已經意識到過嚴的信息披露規則對美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并積極與其他監管機構合作尋求解決辦法。
2.監管的滯后性引發效率損失
政府對證券市場信息披露的有效干預依賴于對市場信息的全面、及時和準確地把握，片面、過時和失實的信息必然帶來決策的失誤和管理上的顧此失彼。由于監管者處于社會層級結構的塔尖，遠離市場活動，其獲取信息的鏈條比較長，再加之信息傳輸中的時滯、失真，使得監管者對市場發生的問題存在著認識時滯、決策時滯、實施時滯和生效時滯，從而出現監管規則運行時的市場環境與制定時的市場環境迥異，規則的效應難以充分發揮，甚至制約經濟的發展，阻礙市場創新。
3.監管引起決策上的道德風險
監管是對企業經濟行為的制約，它可能會改變企業的決策行為，或是有意的冒險行為，或是無意的謹小慎微等都可能使企業承擔不必要的機會成本。監管的目的是為投資者創造切實可信的信息環境，減少信息不對稱引發的決策失誤，但監管也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未突破監管規則的就是安全的，使投資者對政府監管的對象產生過分信賴，降低了風險意識和甄別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盲從式的非理性投機和對政府護市的依賴性預期，徒增了資源無效配置的概率。
4.監管引發的尋租行為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
監管是一種權利分配，是部分人借助于權力對他人實施限制，是政治權力對經濟市場的介入。政府的壟斷性管制權易于產生政府官員設租、被管制者尋租和避租現象。所謂“租”是指某種生產要素的供給由于自然存量、政府管制等種種因素造成在市場上難以滿足需求時而產生的差價。這種差價為尋租行為提供了機遇，尋租者通過游說、行賄等手段來獲得擁有生產要素價差的機會，而擁有資源監管權的政府官員除了被動地接受尋租者的回報或賄賂外，還可能直接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政治創租”和“抽租”，以謀取私利。尋租行為的存在使得大量的稀缺資源用在了非生產性領域，降低了生產性資源的配置，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同時，也腐蝕了政府的一些官員，危害社會肌體的健康發展。
三、會計信息監管效益分析
政府對會計信息實施監管的效益主要體現在對信息質量的提高和縮小供需差異等方面，從而降低信息使用者的信息甄別成本，減少投資者對欺詐的預期，增加投資者的交易剩余，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
(一)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會計信息監管主要是為了彌補市場競爭的先天性缺陷——個體利益膨脹導致整體利益無法實現最優而建立的一種讓利益各方進行有效博弈的制度，最終目的是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實現信息供需平衡。 根據非對稱信息理論，市場上買賣雙方各自掌握的信息是有差異的，通常賣方比買方擁有較多的信息。擁有信息優勢的賣方就希望通過輸出對自己有利的信息使自己獲利，而擁有信息劣勢的買方則通過各種手段去獲取信息以降低其風險。由于會計信息生產的特點使得企業內部與外部的信息使用者之間、不同的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間都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它不僅表現在數量上，也表現在質量上;既有事前的信息不對稱，也有事后的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是誘發證券市場中一切問題的根源，事前的不對稱性導致“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事后的不對稱性引發“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降低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破壞了市場經濟中的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導致了社會福利的凈損失。治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求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以弱化其信息優勢。由此就產生了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一系列制度約束和對其披露信息充分性和公允性的鑒證，公認的會計準則和獨立的審計制度應運而生。 上市公司通過財務報告公開披露的信息，尤其是超越法定披露要求所進行的自愿性披露，具有一定的信號顯示功能，可以解決一定的逆向選擇問題，來促進合理交易或契約的形成。會計信息在控制道德風險中的作用不僅體現于股東與管理者簽訂的旨在激勵管理者采取符合股東目標行為的雇傭報酬合約中充當了訂約的指標，以及提供契約監督、實施的依據，也體現在信息決策有用性所支持下的證券市場及相應的經理市場中。因為競爭性的證券市場和經理人市場對經理的道德風險行為構成了外在的約束，會計信息的數量和質量將反映在股價和經理人價值中。一個依靠披露虛假信息來欺騙市場的管理者，終將被市場所淘汰。
(二)政府監管節約了一定的交易成本
證券市場的競爭實質上是信息的競爭，其競爭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搜尋、檢驗和證實信息價值的過程。但由于信息的價值不可能在獲得之前進行評估，只能以既有的知識、經驗和承受能力，收集、估計信息含量水平，并以試錯方式進行決策。一旦信息搜尋不充分或搜集了錯誤信息，要承擔巨額的決策失誤成本。政府通過制定強制性的信息生成、披露規則，可以降低信息的搜集成本，提高信息的質量和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充分或錯誤信息對決策的影響，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這是因為(1)在會計信息非管制下，每個投資者為了決策的需要會參與信息的搜尋工作，盡管個體的搜尋活動是在信息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則下進行的，但個體理性并不代表集體理性，許多個體在重復搜尋相同的信息，個體搜尋信息的成本之和可能會遠遠大于信息管制成本;(2)由于投資者之間能力的差異，個體信息的搜尋活動必然增加信息的不對稱性，增加交易的摩擦。(3)企業對外提供的會計信息是企業內部會計系統的副產品，其邊際成本很小，如果會計信息不受管制，每個信息使用者將以壟斷價格購買同一公司的同一信息，不僅增加了信息的不對稱性，也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可以說會計信息管制相對于非管制而言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小約翰科菲(John C. Coffee，1984)認為強制披露制度是一種理想的減少成本戰略，它通過對搜尋信息成本的社會補貼來確保信息的數量及信息的準確性。沒有強制披露制度將導致更為嚴重的低效率。
信息管制對社會交易成本的節約是建立在合理管制前提下的，一旦超過了合理的度，過分的信息管制就可能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因為過分的管制不僅增加了企業的信息生產成本，更為嚴重的是導致會計信息“堆集”，而提高了信息的分析成本，降低了信息的使用價值，使信息使用者無所適從。
四、政府適度監管的選擇
政府監管是對市場失靈的一種有效補救，但它并不能解決所有市場失靈問題，政府活動也存在一定的失靈，有時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可怕。因此，政府對證券市場信息監管規則的出臺應謹慎從事，應進行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只有當監管效益大于監管成本時，監管政策才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這里的成本效益不僅要考慮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可計量的直接成本，更要考慮監管活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評估監管政策所引發的效率損失。盡管對監管成本和收益的準確計量有一定的難度，但仍然可以借助于成本效益分析模型來尋找政府監管的合理區間和監管強度。
圖1中R=F(Q)為監管的收益曲線，它符合收益遞減規律;C=F(Q)為監管的成本曲線，它由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兩部分組成，變動成本決定了直線的斜率。由圖可知，當監管度Q
政府監管的區間應是市場失靈的區域，或市場調節成本較高的地方，而對于能夠通過市場機制實現有效調節的領域，政府完全沒有必要介入。即使在政府信息管制的區域內，也要賦予企業一定的靈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企業的自愿披露行為，因為法規不可能對所有的方面都做出全面的規定。一項好的監管規則不是強硬的完全限制個體自由，而是在花費最小的成本的情況下實現其目標，這就意味著應充分考慮市場自律的力量和市場主體自律的可行性。政府管制不是限制、削弱市場主體的力量，而是正確引導市場自律組織充分發揮其自身的監管優勢。因此，政府的適度管制應與市場自律進行有機地結合，強制性披露應與自愿性披露進行有機地結合，信息的免費供給應與市場調節進行有機地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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