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纖維藝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選取我院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收治的腦腫瘤患者44例為研究對象，男性24例，女性20例，年齡在56-76歲之間，病程在1周-12年之間，腫瘤最大直徑在1-5cm之間的有例，5-10cm之間的例，超過10cm的例。其中幕上腫瘤11例，幕下腫瘤13例，腦膜瘤8例，腦膠質瘤6例，垂體5瘤，小腦囊性血管網織細胞瘤1例。所有患者均經過CT、MRI輔助檢查，結合臨床主要表現明確診斷。

2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實施顯微外科手術進行處理，采用德國“Moller”手術顯微鏡，調整放大倍數為4-16倍。患者進行全身靜脈麻醉，根據腫瘤所處位置的不同，選擇不同的入路途徑；開顱后上手術顯微鏡，先打開腦裂蛛網膜或者腦池，盡量放出腦脊液，促使腦組織的回縮，使腫瘤充分暴露，避免牽拉正常腦組織；進行手術，再顯微鏡下辨認并分離腫瘤，進而切除，操作過程中注意避免損傷重要的血管神經，盡最大可能保護正常腦組織；對于較大腫瘤或功能區腫瘤應進行分段切除，直至切除整個腫瘤。

3結果

所有44例患者中，行腫瘤全切除患者32例，其中26例患者癥狀消失，預后良好，6例患者癥狀緩解；行腫瘤次全切除患者8例，4例活檢。隨訪3年，1例腦膜瘤術后2年復發，轉上級醫院手術后治愈；2例惡性母細胞瘤術后3月復發，后死亡；4例膠質瘤術后1年內死亡。

4討論

腦腫瘤是神經系統常見病，其較高的致死率、致殘率，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健康。顱內腫瘤的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對患者的預后有較大的臨床意義。對于腦腫瘤，應事先明確腦腫瘤診斷，與寄生蟲、血腫及炎癥等相鑒別；其次明確腫瘤大小、部位、性質及其周邊結構情況。注意手術前的評估，對于患者術前準備、手術方式的選擇及術后處理均有著重要的作用[2]。目前顯微外科手術是常見的處理腦腫瘤的手術方式。傳統在肉眼下進行手術，對于一些腦底部、較深部位的腫瘤，操作困難，手術療效不佳，導致較高的病死率和致殘率。顯微外科技術的應用，能使得部分腫瘤全切除率提高，明顯降低致殘率、病死率。

4.1顯微手術能提高腫瘤的全切除率

顯微外科手術，主要是指在手術中利用顯微鏡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清晰顯示較深部位以及重要功能區的病變及周邊組織，使得腫瘤的切除范圍較為徹底。本文患者中2例腦膠質瘤，采用顯微外科手術實施腫瘤全切除，術后恢復良好，復查CT示腫瘤病灶消失。腦膠質瘤利用顯微外科手術也能取得良好的近期療效，達到臨床治愈。本文中的垂體瘤、內側型蝶骨嵴腦膜瘤及鞍結節腦膜瘤均進行顯微鏡下腫瘤全切除術，手術后患者恢復良好，隨訪預后較佳。諸如此種位置較深的鞍區腫瘤的手術，周邊有視神經、腦底動脈環、下丘腦及垂體柄等重要的神經、血管及組織，傳統的治療方法難以實施腫瘤全切術，不能根治腫瘤且容易損傷腦組織產生嚴重的并發癥。顯微外科手術因充分利用了顯微鏡的照明及放大作用，清晰辨認腫瘤及其周邊組織結構，在良好的手術視野中分離并切除腫瘤組織，即使在較深窄的區域亦能完全地切除腫瘤，明顯提高了腫瘤全切除率，且減少了手術出血的發生。

4.2顯微手術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手術副損傷

目前腦腫瘤的診斷技術較為發達，影像檢測技術的發展明確了腦腫瘤的部位、大小、性質以及其周邊組織情況。神經外科醫生充分掌握了腫瘤的情況，應盡最大可能減少手術副損傷。傳統的肉眼手術，深部病灶手術視野清晰度較差，與周邊的組織結構不清，手術操作時極易產生誤傷，損傷腦部重要的組織結構出現嚴重的并發癥。而顯微外科手術，充分利用顯微鏡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放大手術視野，充分清晰地暴露重要組織、血管及神經。即使手術的區域較狹小，仍然能夠在顯微鏡下進行細致的操作。掌握熟練的操作技術，細心分離切除組織結構，對于出現的微小出血，能及時發覺并實施電凝止血，從而減少手術的副損傷。此外,腦自動牽開器的應用,避免了手持腦壓板暴露病變時力量不均勻,不能持久的缺點,對病灶的顯露及減少損傷發揮了重要作用。顯微手術通過最大限度減少副損傷,從而減少并發癥,降低致殘率及病死率。

4.3腦腫瘤手術治療注意事項

在圍手術期內，應口服糖皮質激素及鈣離子拮抗劑，利于術后消除水腫、減少血管痙攣的發生。此外，應用抗癲癇發作藥物，避免術后誘發癲癇，加重病情，不利于患者恢復。

第2篇

關鍵詞:現代藝術;廣告設計文化;視覺現代性

國內設計史家王受之先生在《世界現代面設計史1800-1998》中把現代主義藝術對現代平面設計從觀念價值、意識形態到設計藝術語言的影響置入一個決定性的地位,并把這些影響精確地歸結為:“立體主義的形式、未來主義的思想觀念、達達主義的版面編排、超現實主義對于版面和插圖的影響.

它們或是在意識形態上提供了現代平面設計的營養,或是在形式上提供了改革的借鑒,對現代平面設計總體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促進。”[1]142的確,現代主義繪畫帶來了藝術觀念和藝術語匯的現代轉折,從而深深地影響了平面視覺形態的變化,然而在他的論述中似乎忽視了另一股以俄國構成主義和荷蘭風格派為主的更為前衛的現代藝術精神的力量,正是他們對藝術形式的更為持久和深入探尋,成為塑造現代主義藝術設計語言特征的重要力量之一,并最終促成了現代平面設計現代性內涵的定型,以廣告設計為代表的平面設計也在這個轉折中走向具有現代性質的審美風尚和視覺形態。本文正是以此為基點展開論述.

一、構成主義的視覺語言創新

俄國構成主義設計運動在藝術上也稱為“至上主義”,是一場具有前衛精神的藝術運動和設計運動。它們在起源上具有相似性,至上主義和構成主義有一個共同的藝術理念,這個理念闡述重點落實在了對藝術形式的革命性認識:視覺藝術的某一要素,如線條、色彩、形式都具有其自身的表現力,從而獨立于世界表象的任何關系之外,這無疑突破了西方繪畫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傳統理念———形式因素只能是再現性繪畫造型的基本手段。馬列維奇(K.Malevich)、加伯(Gabo)、利西斯基(E.Lissitzky)、克利(Klee)等人,他們把最新奇的抽象藝術帶入構成主義體系中來。二十世紀初的現代藝術,尤其是立體主義和構成主義雕塑的幾何造型和構成形式,對二維藝術設計和建筑空間設計有很大參考價值。構成主義對平面設計語言的貢獻主要在于:平面視覺圖形進一步向更加簡單化和立體化的方向轉化.

(立體主義的理性化、絕對化和邏輯化)雖然,構成主義藝術大師們的視覺探索往往來自于藝術表現的基本動機和具有獨特的意識形態內涵,但是,構成主義的平面結構的理性處理、次序感最終奠定了現代版面設計系統的基本模式.

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認為平面視覺元素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內涵,設計是為無產階級和政治服務的。構成主義認為應該拋棄表現主義的方式而轉向理性主義。在視覺形式上它是未來主義與立體主義的一種綜合,但是在意識形態內涵上卻是藝術家和設計師為新興的蘇維埃政權尋找視覺風格的積.

和設計哲學說明了現代主義設計的復雜性質,而至上主義在后來的發展中精神內容和意識形態立場和構成主義出現了分歧,它并不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內涵,主張形式語言探索的第一價值。其構成主義的代表人物馬列維奇(K.Malevich)崇尚至上主義的藝術觀。他否認藝術上的實用主義的功能性和繪畫的再現性,主張探索絕對的至上的形式構成,甚至把藝術經驗凝結為單純的色彩要素的感覺效果。因此馬列維奇的至上主義藝術創作往往表現出立體主義的結構、簡單的幾何形式以及鮮明的色彩對比,形式探索和組合成為藝術創作的唯一核心。這種視覺哲學直接催生出日后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重視圖形的視覺風格。同時與之理念相同的抽象表現主義大師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sky)也進行了大規模的現代形式語言的探索,但是這種純粹視覺形式的探索雖然沒有社會政治的意識形態背景,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耐人尋味和不可理解的神秘主義精神動機。康定斯基的形式探索在現代主義設計教育中心———包豪斯的基礎課程中發揚光大,影響所及幾乎遍布每一個深受包豪斯熏染的現代主義風格設計師的造型語言和視覺形態之中.

構成主義的形式語言探索有鮮明的藝術主張和理論基礎,1922年亞歷克賽•甘(AlekseiGan)在《構成主義宣言》中不僅闡述了構成主義明確的意識形態追求,更為重要的是還提出了構成主義視覺語言創造的三個基本原則:技術、肌理和構成。技術是社會功能和實用價值,肌理是對現代材料的了解,構成就是視覺元素的組織規律。這三個原則深深地滲透在了這個設計家群體幾乎所有的設計類型之中。利西斯基(E.Lissitzky)是構成主義的集大成者,被視為現代主義平面設計風格的創始人,他的貢獻主要在于對現代版面的理性基礎的探索和廣泛采用攝影拼貼。利西斯基安排視覺元素的出發點是結構,清晰的結構本來源于建筑設計現代視覺形態和技術要求的基本標準。然而,在利西斯基之后結構的展示成為平面視覺形態的基本面貌。在構成主義另一位重要人物羅欽科(AlexanderRodchenko)的平面視覺形態創造中仍然是將平面元素組織為清晰的結構,只是字體更為粗壯,圖形更為幾何化,線條更為抽象,對比和視覺規律、視覺流程一目了然.

二、荷蘭風格派運動的理性視覺編排

荷蘭風格派運動是立基于立體主義的理性化視。(Mondrian)、杜斯伯格(Doesburg)等風格派畫家的繪畫探索創造出純粹抽象、高度簡單的幾何組合。這是一種新的觀察世界的視覺方式使然。這種視覺哲學認為,世界是由縱橫兩種基本結構組成,紅、黃、藍是構成世界的三種基本色彩;所謂藝術真實在于從有機的運動過程中尋找理性的平衡,這也是視覺藝術的靈魂與核心追求。這種藝術觀進而影響到對平面版面編排風格,出現視覺元素的高度抽象和理性化編排模式,強調縱橫編排的理性邏輯次序和簡單的色彩計劃。這種視覺哲學還認為:立體主義還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而延伸為真正的視覺藝術,即通過有機運動、在對抗中而達到高度的平衡與和諧。這個對抗于平衡的中介點對人類來說意義非凡,也是所有視覺形態的意義和價值所在。1925年包豪斯平面設計大師拉茲羅•莫霍伊—納吉(LaszloMoholy-Nagy)與風格派大師西奧•凡•杜斯伯格(TheoVanDoesburg)合作出版《新格式塔的基本觀念》就是這種新的視覺方式和設計理念的理論集成。荷蘭風格派是視覺語言現代性表述和現代轉折的界碑和中堅力量,從繪畫而至現代設計的所有領域都受到構成主義視覺哲學的影響和滲透:繪畫、雕塑、建筑、家具、工業產品的設計無所不包。它們的視覺形態完全擺脫裝飾動機,被抽象出豐富的幾何單體元素,這些元素的組合、視覺流程和結構清晰,在色彩計劃上原色和中間色廣泛應用。這些視覺理念沒有被封存在形而上學的烏托邦之中,尤其在廣告設計領域廣泛傳播、發揚光大。這種影響在西方視覺語言創造中已經成為一種千絲萬縷的文化基因至今揮之不去,共同塑造著當代視覺環境和視覺形態的文化表述.

三、傳播與意義:廣告設計文化功能的顯現

第3篇

[關鍵詞]財產稅；稅收公平；地方財政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稅收公平性問題基本可以歸結為對稅收歸宿的討論，本質上是稅收對相對市場價格的影響。自tiebout提出“用腳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來，有關財產稅稅收歸宿的研究一直是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基于邏輯基礎的差異，關于財產稅稅收公平的研究文獻大體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即“受益論”與“新論”，并分別在實證文獻中得到了支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關財產稅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兩種觀點的應用。本文綜述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財產稅公平性研究的理論文獻，一方面為國內學者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狀況與發展方向提供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內學者研究國內物業稅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論”與財產稅稅收公平

自庇古以來，人們對公共品的市場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態度，tiebout模型改變了這種局面，為公共品的市場提供勾勒出一個理想的“用腳投票”式的市場運作模式。盡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當地反映現實，但其富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財產稅“受益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產稅的“受益論”觀點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這種觀點認為財產稅是一種幾乎能夠鼓勵當地居民做出正確財政決策的受益稅。房屋業主作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擔者，他們通過“用腳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稅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選擇最佳方案，以使他們房屋價值最大化，這種選擇的結果使財產稅成為房屋業主對其所獲服務的支出，從而也使財產稅成為一個有效稅種。

“受益論”觀點在局部均衡框架內分析稅收歸宿，認為對房屋所征的稅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邏輯是：由于財產稅是基于住宅單元價值的比例稅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較大，所以與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擔的財產稅義務較重。“受益論”成立需要兩個核心理論基石：一是分區制，即要求一個地區能夠有效地保證財產稅稅基不受新居民過多的影響；二是資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夠充分體現到住房價值中。大量關于分區制的理論文獻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況，模型構建的基礎是居民對于地方服務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價格彈性，而收入與價格彈性在居民與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差異，這為居民對公共服務的分類選擇提供了可能。顯然，這類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擬現實。事實上，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職責之一，miller對加州雷克伍德計劃的分析、elllckson對euchd訴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試圖證明社區居民通過地方政府影響土地控制的情況確實存在。而沿著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論則是中位選民定理。中位選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經濟學文獻對該法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統計檢驗。tnman調查了長島58個學區，結果發現中位選民模型能夠很好地預測學校支出之間的差別；在miller對洛杉磯縣的詳盡研究中，發現普通選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終決定者；randau holcombe總結了其他類似研究，發現這些研究很有說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選民模型作為政府決策的合適基準，就如完全競爭之于私有市場的基準一樣。

資本化問題要求房屋購買者比較確切地了解社區之間的財政狀況以及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oates首先提出了這一觀點并予以統計證明，他研究了美國新澤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數據，認為“如果一個城市提高稅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稅收收入改善學校系統，那么回歸系數表明預算開支增加所帶來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稅率對地方財產價值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對地方房屋價值的影響，結果表明，各種地方公共事件的影響都會非常準確地體現在房屋價值上。

二、財產稅“新論”與稅收公平

與財產稅“受益論”相對立的另一種觀點是財產稅“新論”，這一觀點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經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進一步完善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mieszkowski通過調整harberger有關稅收歸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適用于對地方財產稅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將整個經濟中的行政區域分為兩類：高稅區域與低稅區域，同時假定整個國家的資本供給完全沒有彈性，研究表明，資本所有者作為一個整體負擔了全國財產稅的平均稅負，mieszkowski把財產稅的這一特征稱為財產稅歸宿的利潤成分。同時，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資產多，他們承擔的稅賦也多，所以財產稅屬于累進稅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顯然，“新論”的這一結論與傳統“受益論”觀點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論”模型中，資本的競爭性回報也得到了考慮。在稅率較高的行政區域中，財產稅使資本流出該地區，從而降低了當地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以及對這些要素的競爭性回報，最終提高了房屋價格；同時，由于資本被吸引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從而使流入地的土地與工資價格上升，并使房屋與商品價格下降，這一結果被稱為財產稅的消費稅效應。然而，就經濟總體而言，財產稅“新論”認為相對于利潤稅成分，消費稅效應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對稅收歸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潤稅成分。

財產稅“新論”同樣也依托兩個核心假設：一是資本可以因為不同地區間稅率的差異而自由流動；二是在全國范圍內資本總量保持不變。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類型的特征，這兩個基本的假設仍能保證“新論”結論的成立，因此，對“新論”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其兩個假設的經驗驗證方面。

三、稅收競爭與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

稅收競爭對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實際上是財產稅“新論”在地方公共產品供給上的一種應用，也可以說是對“新論”的一種經驗驗證。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學者是break和oates，他們認為，由于稅收競爭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對流動資本征稅的心態，可能會導致他們將支出控制在沒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導致地方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們建立了一個存在許多相同 行政區的模型，這些行政區內的土地是固定的，資本則可以自由流動；每個地方政府選擇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結論是：如果人頭稅可行，則用人頭稅資助的公共服務是有效的，此時財產稅稅率為零。如果人頭稅的使用存在限制，則財產稅融資的結果表明地方政府選擇的公共服務會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資本外流而采取稅收競爭策略，從而減少了對資本稅的使用。

brueckner對這種簡單的稅收競爭模型做了進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勞動力要素，且允許這一要素根據其對不同公共服務的偏好而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域，進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勞動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區域間流動的影響，結果表明仍然會出現稅率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點。一般來說，wilson證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復雜的考慮生產結構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財產稅降低了地方資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務提供水平低下的結果就會產生。不過，如果行政區域面積可變時，公共服務數量不足的問題會有所減輕。而當大的行政區域與小的行政區域共存時，大的行政區域比小的行政區域提供的邊際服務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當然，小的行政區域也可能會提供過高的公共服務水平，因為在小行政區域相對低稅率會使小行政區域獲得巨大的資本存量。

關于稅收競爭導致公共服務低水平提供的傳統理論都遵循了一些相當嚴格的假設，諸如地方公共服務不會出現人口規模經濟效應、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完全由選民意愿決定等。而事實上，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其人口規模效應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對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場勢力。因此，關于財產稅稅收競爭的最新理論也在這些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wilson證明，當地方公共服務具備規模經濟效應時，稅收競爭模型不一定會產生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結果。luc noi-set將稅收輸出分析融入到標準的稅收競爭模型中，放棄了傳統稅收競爭模型中一個經濟體只生產一種產品的假定，并進一步假設這個經濟體中某個地區對某個特定產品具有專業化優勢，即在這個產業上具有市場勢力。結果表明，面對家庭與企業的利益權衡，政府可以通過對可流動的資本征稅獲得壟斷租金，從而通過稅收輸出或租金收益給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這種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稅收競爭引致的資本流出而導致的福利損失。toshihiro ihori與c.c.yang在稅收競爭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區域內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政治競爭模型。他們構建了一個有n個相同地區(n表示競爭強度)、n個居民、資本與勞動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個地區中位選民擁有的資產數量小于這一地區平均的資產數量。于是政治家為選舉獲勝而對稅收政策的選擇可以導致地區間的一個最優競爭強度，而這個競爭強度剛好可以保證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并且如果稅收競爭低于最優競爭強度，則加強稅收競爭有利于社會凈收益的增加。

四、財產稅改革、限制措施與稅收公平

美國財產稅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公平要求，也與財產稅的特點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時間為軸線，介紹了美國財產稅的改革歷史。20世紀初，美國實施了最古老的稅收限制形式，即對特別類型(級別)的地方政府的財產稅率進行限制；大蕭條時期，由于公民不愿意為地方政府公共設施建設而承擔納稅義務，第一次財產稅革命發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國共有16個州通過稅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對地方財產稅稅收設定了一個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亞第13號提案的通過標志著現代財產稅稅收革命的開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現代財產稅限制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對財產稅收入增長率的限制，此外，把對財產稅稅率的限制與對評估價值增長率的限制結合使用的措施也開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進而arthuro'sullivan給出了地方政府進行稅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財產稅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為了抵消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減少財產稅的要求；三是從財產稅過渡到對使用者收費的要求。

對于現代財產稅限制的影響。preston和ichniowski調查了1976—1986年間在市政府層次上的財產稅限制對財政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財產稅限制減少了財產稅稅收收入及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時，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財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也同時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設計了一個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對稅收限制反映的簡單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兩種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只生產一種公共產品的情況。假定地方官員有一個支付函數，并在他們的預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額最大化，如果預算限制是由稅法決定的，則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組合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政府官員在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間的邊際替代率(mrs)必須等于要素價格。顯然，如果支付函數與生產函數一樣，那么投入組合的選擇就是有效的，否則政府的投入組合就缺乏效率，此時，預算消減會導致地方政府改變它的投入組合與產出水平。然而對這一模型的實證檢驗存在相互矛盾的結論：figlio提供的證據表明稅收限制會導致地方政府削減服務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則給出了相反的結論。這種實證方面的差異或許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縱選民的能力加以解釋，即如果一單位稅收削減帶來的公共產品的損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過地方政府的越限試圖，從而消除稅收限制的沖擊；反之則反是。

財產稅限制的影響也體現在其他方面。人們認為政府雇員工資過高可能是導致稅收限制的一個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實施限制和不實施限制的州中教師的工資，結論是實施稅收限制的州中教師工資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購置價值稅收體系的加利福尼亞的財產稅改革，結果發現老年人與低收入私房業主是兩類受益人群，很明顯，這兩類人群的遷移率低于平均值。這說明，只要市場價格的增長快于再評估限制，以購置價值為基準的稅收體系就會導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場活動越頻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財產稅。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權從一項來源中吸納財政收入作為判斷地方政府是否對財政收入具有控制權的標志，其具體分析了加利福尼亞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財政收入的變化，結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財政收入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