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1-10 10:38:0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貨幣匯率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從全球經濟來說，人民幣匯率的適當升值并非是解決國際貿易不平衡的唯一救命稻草，國際社會也完全沒必要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施加壓力。我國雖然尚未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國際資本通過各種變通的渠道流入我國的趨勢并未逆轉。結果使我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打了折扣，貨幣政策執行效果與預期目標不相匹配。由于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勢不可逆轉，為了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政策執行效果的有效性，有必要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一、通過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的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獨立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相對穩定的匯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謂“不可能三角”關系。我國奉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條件下的基本穩定。事實上，匯率管理有余，浮動有限，匯率較為穩定，使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累積，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在尋求規避本國風險，追逐國際套利機會的背景之下，更是窺歔中國。我國雖然尚未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國際資本通過各種變通的渠道流入我國的趨勢并未逆轉。
二、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會改變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從比較優勢理論看來，我國國際競爭力在工業化進程中建立了相對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低成本，雖然包括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在內的生產要素成本正呈不斷上升趨勢，但在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我國與歐美日發達國家形成上下游垂直產業關聯關系，這與橫向產業格局下轄依靠價格競爭情形有所不同，決定了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不會因為匯率適當變動以及國內生產成本有所上升而發生根本逆轉。也就是說，匯率變動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不大，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國際產業競爭力格局，反而會改變提高我國的貿易條件，對中國有利，更何況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并不一定意味著匯率本身的必然升值。
論文關鍵詞 匯率補貼 匯率操縱 反補貼
一、人民幣匯率補貼問題概述
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揮之不去且不斷蔓延，這使得西方國家的經濟萎靡不振。但中國經濟卻始終保持著高速發展，在對外貿易中取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為了扭轉自身的頹勢，轉移本國民眾對本國蕭條經濟的注意力，不斷指責人民幣匯率縱，對中國出口商提供補貼，從而獲得貿易上不公平的競爭優勢。這其中，美國試圖通過國內和國際法律途徑采取措施，認定人民幣匯率安排構成其國內法和WTO法律框架內所禁止的補貼行為。由于中美都是WTO成員國，美國若通過其本國法認定人民幣匯率構成補貼進而采取反補貼措施，就需要符合WTO法律框架內的SCM協定所認定的構成補貼的法律要件。因此，歸根結底，認定WTO某一成員國的貿易措施是否構成補貼，需要在WTO法律框架內加以界定。
由于一國匯率政策的調整除涉及該國主權問題之外，還要受到該國加入的國際條約的約束。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定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以下簡稱IMF協定）。西方國家需要證明中國的匯率政策違背了IMF協定下的相關義務來認定人民幣匯率被人為操縱。而IMF協定對匯率操縱進行的明確的界定：匯率操縱是指IMF成員國實施了對匯率水平具有實際影響的政策從而造成匯率低估的嚴重偏差，以擴大凈出口。西方國家指出人民幣匯率縱的具體法律依據是IMF協定的第4條第1款第3項。該項指出，IMF成員國不得通過操縱匯率或本國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的調整，獲得對其他成員國在貿易上的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匯率補貼分別涉及WTO與IMF這兩大國際組織在此問題上各自的管轄權，這一問題既涉及貿易補貼又涉及匯率制度的安排，因此需要進一步協調二者在管轄權上的沖突。對此，WTO與IMF提出了在貨幣措施與貿易措施有交叉情況出現時二者的協調機制，這包括報告機制和磋商機制。但在實際情況中，由于IMF自成立之初就采取盡量減少救濟措施的政策，此外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力度要遠比IMF強硬，這使得西方國家更偏向于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匯率補貼問題。
二、結合SCM協定分析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合法性
西方國家欲通過國際貿易法途徑解決即WTO法律途徑解決匯率補貼問題，就需分析人民幣匯率安排是否符合WTO法律框架內SCM協定認定補貼需要滿足的構成要件。SCM協定對補貼做出了定義，如果政府提供了財政資助或價格支持，并且因此授予了利益，則認定存在補貼。從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構成一項補貼需要滿足以下要件：（1）政府提供了財政資助；（2）授予了利益。只有同時滿足這兩個要件，才能認定補貼的成立。在滿足補貼要件的同時，還需要證明補貼具有專項性，具有專項性的補貼行為才受到SCM協定的約束。那么，人民幣匯率制度是否構成WTO所禁止的補貼，就需要結合SCM協定認定的補貼要件進行分析。
摘要：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名義匯率的貶值會引致國內產出和私人部門財富的增加，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取決于央行的調控能力。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通過改變我國貿易條件直接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與幅度，取決于進出口數量對進出口價格的彈性以及進出口價值增速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升值會刺激資本流入增加、加大國內貨幣政策的操作難度，進口價格對我國物價的影響不斷提高。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有效匯率，經濟增長，影響路徑
2005年7月以后，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從盯住美元的間接浮動匯率體制轉變為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機制，經常項目下的外匯交易管制取消，資本項目下的資本流動管制也逐步放寬，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通過改變我國貿易條件直接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與幅度，取決于進出口數量對進出口價格的彈性以及進出口價值增速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還通過影響資本流入、改變國內貨幣政策的操作等途徑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我國經濟增長，進口產品占國內需求比重的提升，導致進口價格對我國物價的影響不斷提高。
一、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匯率波動對經濟影響的理論分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崩潰以來，各國的匯率制度呈多樣化發展趨勢，概括起來可分為浮動匯率和盯住匯率兩大類。由于眾多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等重要經濟大國實行獨立浮動匯率，盯住匯率制度－－無論是盯住單一貨幣，還是盯住一攬子貨幣，抑或根據一組指數調整匯率，其名義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匯率安排，但從全球角度看盯住匯率制度實際上是一種間接的浮動匯率安排：只要被盯住貨幣匯率發生波動，實行盯住匯率國家的名義匯率即使不變，但相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也隨之改變。
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在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和購買力平價的假定前提下，對盯住匯率安排下匯率貶值或貨幣價值低估的影響進行過深入的理論分析（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1997）。他們的分析結論是，幣值低估會導致盯住匯率安排下本國貨幣供給增加和價格水平上升，最終結果是中央銀行儲備增加、私人部門變得貧窮，貨幣貶值類似于征稅。具體傳導過程是：
在初始均衡狀態下，M＝EP*Q／V（I），且W／P＝M／P＋B／P＋B／P，P＝EP，I＝I。這里M為貨幣供給，E為實際匯率，P為被盯住貨幣國家價格，Q為本國實際產出，V（I）為貨幣周轉次數，I為本國利率，I為被盯住貨幣國家利率，W為國內私人部門金融財富，B為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國內生息資產，B為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國生息資產。
在P、Q、V（I）不變的條件下，貨幣貶值或實際匯率E提高會立即引致M增加，出現超額貨幣需求。私人部門為滿足貨幣需求，只有出售外國生息資產B；而中央銀行為維護新的匯率穩定，必須購買私人部門拋售的外國生息資產、增加貨幣供給；貨幣供給的增加又會導致本國價格的上漲。這一過程直到“貨幣供給按與貨幣貶值及由此導致的本國價格上升相同的比例增加時”，才會結束。此時私人部門的超額貨幣需求得到滿足，但結果是中央銀行儲備增加、私人部門財富縮水，貨幣貶值類似于征稅。
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的理論是在嚴格假定前提條件下的簡單理論抽象，與現實經濟運行存在很大差距，其結論自然與現實經濟運行結果存在很大偏差：（1）理論模型的前提是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和購買力平價。事實上，多數國家或地區對資本流動均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各國貨幣購買力存在很大差別。（2）理論模型隱含的前提是市場迅速“出清”。事實上，即使資本能夠完全自由流動，現實經濟中市場“出清”也需要一定的過程。
我們將匯率波動對產出影響、資本管制和央行調控能力等因素納入模型考慮后，修正后的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模型改變為：Y＝PQ＝C＋IV＋EX－IM，M＝EPQ／V（I），EX＝EXQEXP，IM＝IMQIMP，且W／P＝M／P＋B／P＋B／P＝Y／P－G／P，P＝EP，I＝I。其中Y、C、IV、EX、EXQ、EXP、IM、IMQ、IMP、G分別為名義產出、消費、投資、出口價值、出口數量、出口價格、進口價值、進口數量、進口價格和政府資產。
在修正后的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模型框架下，盯住匯率制度安排下名義匯率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發生重大改變，名義匯率的貶值最終會引致國內產出和私人部門財富的增加，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取決于央行的調控能力：（1）名義匯率的貶值首先將改變貿易條件，即降低出口價格、提高進口價格，刺激出口數量增加、減少進口數量，只要出口數量的增加超過出口價格的降幅、進口數量的降幅超過進口價格的升幅，本國產出將擴大。（2）貿易狀況的改善將擴大貿易順差，在資本管制情景下，中央銀行為維護名義匯率穩定，必須購買貿易順差增加引致的外匯供給，導致本國貨幣供給增加，形成超額貨幣供給。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分析
2005年7月份以前我國實行盯住美元、外匯和資本流動嚴格管制的匯率制度，2005年7月份以后我國實行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經常項目外匯管制取消、資本項目管制逐步放松。在人民幣盯住一攬子貨幣匯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基本符合修正后杰弗里·薩克斯和費利普·拉雷恩理論模型的分析框架，修正后模型的結論與我國經濟運行的實踐更為一致。根據修正后的理論模型框架，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同樣通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兩個渠道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直接影響。
論文摘要：東亞金融危機凸現了該地區匯率制度不匹配以及區域協調機制的缺失。本文運用博弈論分析法探討東亞經濟體匯率制度的最優選擇，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分析顯示在短期，和共同釘住貨幣籃相比，各自獨立釘住貨幣籃更能提高各國的福利。從長期來看，在各自釘住的基礎上實現共同釘住貨幣籃，建立區域性匯率安排和協調機制是東亞各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選擇了出口導向型的國際貿易戰略和經濟結構調性的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保持了財政收支平衡和價格水平的相對穩定，世界銀行（world Bank 1993)稱之為東亞奇跡”。然而，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使得東亞各經濟體遭受巨大的沖擊，危機的嚴重性和傳染性暴露出該地區原有貨幣金融體制的缺陷，突出表現為匯率制度的不匹配以及區域協調機制的缺失。東亞金融危機之前，大部分東亞經濟體選擇了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Peg to the Dollar)，包括中國、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中國臺灣等，雖然他們名義上的匯率制度安排各異，但在實際操作中都演變為事實上的釘住美匯率制，McKinnon （2001)采用弗蘭克爾和魏(Frankel and We， 1994)的模型，引入爭外部”貨幣作為計值貨幣來測算東亞各經濟體的實際匯率變動，檢驗結果表明危機前各經濟體的貨幣都緊密地釘住美元，亞洲各國政府以每日為基礎保持本國貨幣對美元的穩定。 Kaw-ai and lkivama（2 000)通過統計資料說明在危機前的一段時期，亞洲的貨幣匯率隨著一個或其他主導貨幣（大部分指美元)的變動而變化。危機期間，東亞各國紛紛放棄了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然而Barry L;ichengreen and RicardoHausmann （1999）提出的原罪”假說original Sin Hypothesis表明當國內貨幣無法用于國外借貸或長期借貸的原罪”狀態存在時，國內投資幣種錯配和期限錯配無法避免的，一旦出現匯率波動，銀行和金融機構就必然要承擔風險。因此危機過后，東亞各經濟體又相繼的恢復了較前寬松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案涌謶帧保–alvo and Reinhart，2002）表明東亞經濟體選擇釘住美元以穩定匯率的政策是在金融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次優選擇，也是在國內資本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對世界美元本位貨幣制度的一種理性反應。
究竟何種匯率制度更能刺激東亞國家經濟的增長，或者說東亞各國的匯率制度應如何安排實現最優，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綜觀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可以分成4類：1認為東亞應該實行“舍中間、取兩極”的匯率制度，即應該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或固定匯率制度（Obstfeld and Rogoff，1995）；2選擇恢復某種形式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Mckinnon（2000）認為東亞匯率制度選擇應恢復某種形式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他通過建立模型分析得出以美元作為名義錨可以比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更好的維持貿易伙伴之間的匯率穩定性。#釘住貨幣籃子。Rajan（2000）認為釘住貨幣籃子制度與浮動匯率相比能降低名義匯率的過度波動，與貨幣局制度相比，還能更為有效的降低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有利于貿易結構多元化的東亞國家。Williamson（2000）的共同釘住一攬子貨幣建議，實際上是把美元、日元和歐元作為共同釘住目標的匯率制度。每個成員國對這一攬子貨幣都有一個中心平價，并且維持本國匯率在此中心平價的一個固定范圍內浮動。4日元區方案。日元區方案以日元為主導貨幣，實行釘住或目標區匯率制度。Kawai和AKiyama（2000）提出增加日元在貨幣籃中的比重，Kwan(2001)則生動的討論了東亞日元區的可能性。但日元區方案能否實施不但取決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金融改革的順利進行，而且還取決于日本政府的政治態度。就目前來看，實現難度較大。本文運用博弈論分析探討東亞各經濟體的最優匯率安排，結果表明東亞各國只有進行貨幣合作，改革匯率制度，才能防范危機的再次發生并真正創造出保障經濟長期穩定成長的貨幣環境。
一、東亞經濟體匯率選擇的博弈分析
在東亞相機抉擇型政策協調機制下，缺乏制度化的匯率協調機制，雙邊匯率的頻繁波動不利于經濟的穩定發展。通過模型分析也發現，在短期，各國實行各自獨立釘住貨幣籃的政策（非合作博弈）可以提高各國的福利水平，而在長期，各國共同釘住貨幣籃子（合作博弈）是東亞各國的必然選擇。因此，先縮小雙邊匯率波動幅度，再向共同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發展，是較為合理的匯率制度改革方向，也應該是東亞經濟體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
本文借鑒Natacha Gilson Marecel Gerard的成本函數框架，通過計算合作與非合作兩種情況下的最小支付成本，來考量東亞經濟體匯率的最優安排。假設X國的最小成本函數為Y：
其中:Cx表示以貿易權數加總計算的實際有效匯率:Ix表示以外債權數加總計算的實際有效匯率.d為一國政府為穩定匯率所支付的固定成本;w反映出匯率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外債途徑影響政府的支付函數，在這里我們假定各國的w值相同。
假設一經濟體有A，B兩個國家(x=A，B，同時假定貨幣籃子幣種為美元、日元、歐元〔i=$，J、M、B，) u，是i、 x兩國的雙邊貿易占x國的總貿易的權重，vi是在‘國的總外債中，以i種貨幣計值的外債占總外債的權重， evi表示以對數形式表示的雙邊匯率。假設:x=A，以A國為例，得到A國的貿易加權實際匯率Ca‘和外債加權實際匯率La:
1.非合作博弈解
在非合作狀況下，兩國都追求自身的支付成本最小化，也就是兩國根據各自的經濟環境分別釘住貨幣籃子。這種選擇可以表述為;
根據最優化理論，對每個國家的支付函數分別求一階導數并使其等于零，就可以求出均衡解e’。由于美元、歐元、日元在東亞各國的外債貨幣構成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我們可以假設V$+Vj+Vm =1，同時令Ux+Uj+Um=f，則可求得均衡時，可得均衡狀態下的支付成本為:
2.合作博棄解
在合作狀態下，兩國追求的是兩國成本函數之和的最小化，也就是從兩國整體福利出發，共同釘住貨幣籃子，這種選擇可以表述為:
比較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兩種情況下支付成本的大小，可得Y0>Yx，即L0>Lx。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于各國在貿易和外債上存在差異性，與各自獨立釘住貨幣籃子相比，釘住共同貨幣籃的成本較高，因此，目前采取}l-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安排井不適合，無法促進東亞地區整體福利的提高，獨立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安排是目前狀況下的最佳選擇。
但是，從長期的發展趨勢來看，采取獨立釘住貨幣籃子制度，要求大國間匯率水平與國際資本流動保持相對穩定。這樣一國貨雨當局才能有效協調匯率目標與國內政策目標。市場參與者才有條件檢驗政府對匯率制度的承諾是否兌現，制度信譽才得以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成功案例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應，通過區域貨幣合作建立，種區域貨幣協調機制.各國雖然在名義上放棄了本國的貨幣主權，卻實現了整個區域內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各成員國的福利水平通過區域范圍經濟利益的提高而加以改善。因此，加強東亞經濟體的金融合作，由獨立釘住貨幣籃一子向釘住共同貨幣籃子邁進，建立區域性的匯率安排和匯率協調機制，是東亞匯率制度安排未來發展的方向。
二、結語
IMF曾經在1997年提出廠匯率制度選擇的指導性意見.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開放度、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外匯儲備、與貿易伙伴的融合意愿等等。用表中的指標對東亞經濟體進行綜合評價，東亞各地區的貿易地理分布相對集中，產品與出口結構的多樣性較差，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不強，因此，并不適合選擇彈性匯率制，而相對穩定的匯率安排才是其最優的選擇，這一點通過上述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到有力地說明。通過博弈模型分析甲我們可以看到由于目前東亞經濟體的貿易和債務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過早地進行貨幣合作反而會加大支付成本。因而，采取獨立的釘住貨幣籃子政策是當前的最佳選擇。但是從長期來看，隨著東亞各經濟體差異性的逐漸縮小.進一步的貨幣金融合作是發展的必然趨勢，最優匯率安排的實現需要分成幾個層次:第一，要逐步建立信息溝通機制與預警系統，維持區域內雙邊匯率的穩定;其次，增強相互監督意識，建立獨立的釘住貨幣籃子制度;再次，在獨立釘住的基礎上建立次區域的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匯率制度;再建立區域內釘住共同貨幣籃子，構建統一的匯率協調機制;最后向區域內固定匯率制邁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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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財政政策
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對最適貨幣區域的分析” 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A·芒德爾（1932－）。芒德爾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1962年的《適當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內外均衡》、1963年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兩部專著《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出版，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思想。30多年來，芒德爾在理論上對國際金融學說、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國際經濟學和世界經濟的運行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迅猛發展的今天，特別是在亞洲走出金融危機開始復蘇的時候，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授予芒德爾，其意義耐人尋味。
開放經濟條件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匯率制度安排及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問題也一直是經濟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芒德爾的學術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政策選擇提供一個理論視角。
一、 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思考：
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說起
（一） 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簡介
1． 芒德爾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
“最適貨幣區域”分析理論是芒德爾走向諾貝爾獎臺的關鍵。該理論是在圍繞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爭論中發展起來的。50年代，西方學者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進入白熱化階段：以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學者推崇固定匯率，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學者鼓吹浮動匯率。一般認為，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與成本，并且這兩種匯率制度的利益與成本均依賴于經濟社會的各種條件。芒德爾于1961年發表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論文，通過重新系統地闡述不同匯率制度下的優劣點問題而進一步提出，如果通過適當的方式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各區域內實行共同的貨幣或固定匯率制，不同區域之間實行浮動匯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顧兩種匯率制度的優點而克服兩種匯率制度的弱點，這就是芒德爾最早提出的“最適貨幣區域”思想。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是關于匯率機制和貨幣一體化的理論，旨在說明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某一區域（若干國家或地區）實行固定匯率和貨幣同盟或貨幣一體化是最佳的。
芒德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適貨幣區域的標準。他定義的“最適貨幣區域”是：相互之間的移民傾向很高，足以保證當其中一個地區面臨不對稱沖擊時仍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幾個地區形成的區域。芒德爾認為，一個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生了需求轉移。假定有A、B兩個區域，原來對B地產品的需求現在轉向對A地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業率上升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加。若A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A國，B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B國，則B國貨幣匯率的下跌將有助于減輕B國的失業，A國貨幣匯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但若A、B是同一國家內的兩個區域，它們使用同一種貨幣，則匯率的任何變動都無助于同時解決A區的通脹和B區的失業，貨幣當局于是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怪圈：如果他們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貶值）直接處理B地的失業，那么，就會進一步惡化A地的通貨膨脹；反過來說，如果他們通過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升值）努力解決A地的通貨膨脹，他們就要冒進一步惡化B地失業問題的風險──被用來改善一個地區形勢的貨幣政策會使另一地區的問題更加惡化，除非這兩個區域使用各自的區域貨幣。芒德爾指出：浮動匯率只能解決兩個不同通貨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通貨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同一貨幣區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只能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在芒德爾的分析中關鍵是統一貨幣區內的勞動流動程度。如前述，如果勞動力是充分流動的，那么我們將會發現B地失業工人會向A地遷移，這種勞動力的流動也許通過抑止A地工資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資水平來緩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可同時緩解A地通脹和B地失業。因此，他認為：若要在幾個國家之間保持固定匯率并保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必須要有一個調節需求轉移和國際收支的機制，這個機制只能是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
2． 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的確立
芒德爾邏輯性地把最適貨幣區的特征概括為“勞動力遷移的偏好足以確保充分就業”。其后，麥金農（1963年）和凱南（1969年）又對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作了發展研究：
（1）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指出，應當用經濟高度開放作為最適貨幣區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一個經濟高度開放的小國難以采用浮動匯率的兩條理由是：首先，由于經濟高度開放，市場匯率稍有波動，就會引起國內物價劇烈波動；其次，在一個進口占消費很大比重且高度開放的小國中，匯率波動對居民實際收入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閉經濟中的貨幣幻覺會消失，由此，匯率變動在糾正對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凱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作為確定一個最適貨幣區的標準。凱南的建議同芒德爾一樣，也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的需求波動這一假設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將是多樣化的。在固定匯率下，某一種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對國內就業影響也不會很大。相反，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線下降了，低程度產品多樣化（因而出口產品種類也是不多的）的國家，勢必要更大幅度地變動匯率，才能維持原來的就業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樣化，外部動蕩對內部經濟的影響經過平均化后變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當穩定。因此，產品多樣化國家可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而產品非多樣化的國家難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它們應當是一個采用靈活匯率的獨立（最適度）的貨幣區。
一般認為，上述三位學者的思想構成了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框架，盡管70年代后，關于最適貨幣區標準問題在西方學者之間一直沒有停止研究和爭論，諸如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政府政策一體化標準、通貨膨脹率相似標準等。
（二）開放經濟下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選擇分析
1． 各家最適貨幣區域理論對構成統一貨幣區的條件眾說紛紜。這些討論多圍繞執行固定匯率的宏觀成本，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各國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從而往往不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調節措施。盡管如此，但對進入貨幣區所帶來的微觀效率常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貨幣區的形成能消除匯率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效地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生產專業化發展，加速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最佳貨幣區的主要運行機制，有利于成員國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最佳貨幣區的建立還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降低國際貿易中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正是這種不言而喻的微觀效率是選擇人民幣固定匯率的主要理由，盡管按IMF的正式分類，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1994年1月起，人民幣匯率始終處于8．26—8．70范圍內定住美元，可以認為其實質上采用的是某種較寬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馮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匯率的好處主要在于可減少由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所代表的風險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是有害的。在發達國家，這種風險可以通過遠期外匯市場基本規避，所帶來的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而在中國及類似的許多欠發達國家，由于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利率遠未市場化，遠期外匯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旦發生匯率不能預期的大幅波動，其所帶來的風險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
2． 當今世界，對應三大區域經濟集團：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洲經濟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均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似乎亞洲地區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我們可以承認一個事實上松散的“亞洲美元區”的存在。與中國相類似的理由，盡管名義上的匯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亞洲各國（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泰國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些國家（地區）與美國的雙邊匯率變動的標準差，甚至還小于歐元區內各貨幣間的標準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考慮，也可發現這些國家確實已具備構成統一貨幣區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有類似的通脹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或地區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標準差為3．67，而歐元區為6．1和4．11（鄭輝，1999）；再則，亞洲九國或地區均采取外向型的經濟政策，均可視作開放小國或地區（除中國大陸人口基數偏大），采用固定匯率按麥金農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用商品和勞務的流動規模還是用資金的流動規模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外向態勢已經形成，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對外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加強、產品出口多樣化必將是個趨勢，采用固定匯率無論是按麥金農的“經濟高度開放”標準，彼得·凱南的“產品多樣化”標準，還是按芒德爾的“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性”標準來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說轉型期我國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宏觀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表明現時固定匯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爾、麥金農或凱南的論述或多或少能為這種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論上的支托。
二、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作用大于貨幣政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
1． 芒德爾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論述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而在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貨幣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研究部主任的經濟學家馬庫斯·弗萊明（Marcus Fleming）也對這一問題作出了類似分析。因此，這種分析稱為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當然，就分析的廣度與深度而言，芒德爾的貢獻要大于弗萊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奠定了芒德爾在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芒德爾把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怂固岢龅模糜诜治龇忾]經濟中國民收入與利率的決定，并說明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應）。芒德爾的分析說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果與國際資本的流動程度密切相關。特別是證明了匯率制度的極端重要性：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有力而財政政策無力；在固定匯率下，情況正好相反。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也可以概括為：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無法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或者說單獨的貨幣政策基本是無效的。
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是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活動（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政府有價證券）影響貨幣量，貨幣量影響利率，利率影響總需求和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國外與國內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在貨幣市場上進行干預，以滿足公眾對這一匯率的外匯需求。這樣，中央銀行就要根據對本國貨幣的需求來調節貨幣量，而無法按貨幣政策的要求控制貨幣量。這樣，利率與匯率總維持不變，貨幣政策無法發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變，財政政策沒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減少的擠出效應，所以財政政策的效果最大。當一國面臨國際金融和貨幣因素的沖擊時，固定匯率是合意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資本的套利活動可以自發化解貨幣因素的外部沖擊，并使財政政策糾正經濟失衡效果達到最佳。（2）在浮動匯率下，匯率由市場供求力量決定，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這時財政政策就無用了，因為政府支出增加（擴張性財政政策）使貨幣需求增加，利率上升。當國內利率上升到高于國外利率時，資本流入，這就使匯率上升，從而凈出口的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仍然不變。但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因為貨幣量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了國內利率，這不僅使國內總需求增加，而且會引起資本流出，使匯率下降，這又通過增加凈出口而進一步擴大總需求，擴張性貨幣政策見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紀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進的主流趨勢。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從而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業已排除，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之中。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作為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理當可成為我們當前及今后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之一。
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導（從1998年5月增發1000億國債算起），對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無效或收效甚微（例如從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調），理論界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盡管我們目前利率市場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資本的完全流動也尚需時日，無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將固定匯率與當前積極財政政策聯系起來，但至少這一開放經濟中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理論模型能為我們分析相關政策問題擴大了理論思考空間。
最后要說明的是，任何學術理論（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前提，所以對政策實踐的意義都僅是指導性的。更何況，芒德爾的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背景，不可能為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這就要求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發展適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了解芒德爾理論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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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馮用富． 我國不宜選擇浮動匯率制?N?． 經濟學消息報，1999－12－31（2）．
〔2〕鄭 輝． 有關人民幣匯率安排?J?． 上海經濟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國際金融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爾斯·金德爾伯格． 國際經濟學?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根據知識貿易學的基本規律，貿易必然導致風險，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必然導致基于特殊傳播機制的知識溢出性風險。具體講，導致各種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爸R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校或研究機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形態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的匯率風險、基于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梢赃@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靠什么來約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澳門地區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部的聯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②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2.認真研究貿易國的政治、經濟及法治狀況，牢牢把握貿易國的政策特征和價值偏好。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地區，中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擁有極為廣闊的需求市場，并吸引了大批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出版業、廣告業乃至各種文體娛樂行業。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國內文化消費需求空間很大。作為中國知識產品貿易的主要輸出國，美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治運作特點、經濟發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價值評估體系都是各國知識產品貿易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信息。一般來講，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消極財政政策時，這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反之，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對于知識產品貿易商來說，只有認真研究了貿易伙伴國的政策變化動態并隨時關注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才有可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取客觀的比較收益，否則，巨大的貿易風險將不期而至。就歐洲和美國來說，中國的電影電視產業要想打入這些國家的主流音像市場是很難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經濟實力有限，更是由于這些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質疑和困惑。由此，中國在輸出知識產品的時候要盡量尋找那些極富傳統感染力的文化產品，避開那些帶有單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識產品;中國輸入到歐洲和美洲的知識產品要盡量體現出對那些國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我們的核心目的是輸出出版業和傳媒業的文化產品，把古老的東方儒學文化傳播到遙遠的非洲部族。
【論文關鍵詞】 歐盟 經濟一體化 歐洲模式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其5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世界展示了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在區域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歐洲模式中尋找經濟合作的經驗和靈感，通過分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來分析歐洲模式，以期對現實有所指導意義。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歐洲經濟一體化以“舒曼計劃”為起點，啟動了從煤、鋼、原子能領域到共同農業政策領域，乃至貨幣聯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經理了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乃至歐洲聯盟的一個過程。站在歷史的角度，這一發展進程明顯的分為四個階段。
1.共同體建立到1968年關稅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1958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國在意大利的羅馬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將他們之間的合作擴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經濟領域，決定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樣歐洲經濟一體化就由一個領域擴展到多個領域，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出現三個共同體共存的現象。特別是《羅馬條約》規定了下一步一體化的新目標：建立關稅同盟和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而經濟一體化進程有約可依，按照條約規定的日程進行。到1968年，關稅同盟提前一年半實現，共同農業政策也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2.自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階段。進入7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共同農業政策執行難以為繼。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石油國石油禁運帶來的能源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歐共體國家紛紛采取自保的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洲市場分割嚴重。在七十年代，歐共體國家提出的穩定貨幣匯率的經濟貨幣聯盟計劃也最終流產。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相對緩和時，歐共體才建立起穩定貨幣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發動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個階段。進入八十年代后，歐共體國家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加上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推動，歐洲在次走在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前列。1987年簽署生效的《單一歐洲法令》規劃了歐共體到1993年實現成員國之間在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特征的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市場的正常運作做準備，在歐共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主導下，開始了實現歐洲單一貨幣的準備工作?？梢哉f，在這個階段歐共體變成了一個具有經濟聯盟性質的共同市場。
4.以90年代初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的啟動為標志，歐洲經濟一體化走進其發展的第四階段。冷戰的驟然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歐洲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劇變后的中東歐開始了一個申請加入歐盟的“回歸歐洲”的過程和統一后德國在歐洲地位的變化。最終歐共體國家選擇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1991年12月的《馬約》是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它確立了歐洲一體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經濟與貨幣聯盟作為其發展的重心。此后經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年的《尼斯條約》和2011年的《歐盟憲法條約》，歐洲經濟合作向一個完全經濟體化的經濟聯盟更加接近。
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盡管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體化或者迅速發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碩果累累、或者成就難覓，但是最終歐洲一體化還是得以順利的進行，體現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獨特的進程特點。
1.一體化過程的漸進性。無論是合作的范圍、領域，還是組織協調機構的建立、運行機制的完善以及一體化程度的發展本身，都體現了一個漸進性的發展歷程。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6國煤鋼領域的一體化發展到現在27國開始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每前進一步都是歐盟成員國反復協商、謹慎考慮后的結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對給成員國一定的準備和過渡時間。
2.一體化過程的協調性和妥協性。歐盟是各國聯合起來組成一體化 集團，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爭執乃至對抗，但歐盟各國最終都能認識到一體化集團是他們獲得發展的最快、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成員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通過互相協商和互相配合，通過實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則來消除矛盾。這些原則包括:民主平等原則、共同受益原則、核心歐洲原則以及靈活性原則。
3.組織運作機制的超國家性和均衡性。為保證一體化順利進行，歐盟設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協調機制。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權力的分配上不但強調每個成員國參與，而且強調各機構在其管轄范圍內超越各成員國政府的權力，以及各機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凸現出歐盟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
4.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外部敏感性。這主要是指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深受世界外部環境的影響。一定時期的國際形勢對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步伐影響較大，歐洲經濟一體化體現出明顯的對外部環境的敏感性依賴。如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和世界性經濟危機不僅使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緩慢，也導致一體化步伐受到嚴重影響，更為嚴重的是使歐共體在20 世紀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內分階段實現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計劃也因此受阻。 從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這一發展模式的出現，既有二戰后獨特的歷史條件——冷戰的大環境，更有歐洲各國在應對來自外部環境時所進行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關鍵字：船舶融資 風險 風險防范
船舶融資租賃業務是一種融物與融資相結合的特殊金融業務， 不但具有一般金融風險的特征， 而且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的風險特征。以下簡單介紹幾種船舶融資租賃的風險。
一、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一般是指由于利率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金融風險。船舶融資租賃的租期一般都比較長，在這個租期中，利率市場可能會經歷一個甚至幾個波動周期，造成融資的資本隨利率的波動而波動。而在融資租賃交易中，船舶融資的資本是由出租人負責向第三人籌集，通常是向銀行貸款，當融資租賃的租金率固定時，利率的頻繁變動必然會導致某一方當事人利益受損，從而對出租人而言出現較大的貸款利率風險。
二、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 是指船舶融資租賃主體在融資租賃的過程中， 以外幣定值或衡量的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以及未來經營活動可望形成的現金流的本幣價值， 因有關貨幣匯率的上下波動而產生損益的可能性。
隨著1976年IMF通過"牙買加協議"正式承認浮動匯率制的合法以后，國際會融市場開始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各國中央銀行不再承擔維護匯率穩定的義務，本幣的匯率由外匯市場的供求來自行決定，國際上幾種主要貨幣如同元、美元、馬克之間時刻都在劇烈的上下浮動中。2008年金融危機危機以后，國際金融局勢更加不穩定，外匯市場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國際船舶融資租賃市場的影響不可小覷。尤其目前人民幣處于升值期，國內的造船廠為了避免匯兌損失，紛紛要求國外船東用人民幣來支付造船款，而事實上，現在大多數的國際航運公司其運費都以美元為支付單位，這就給許多船東造成了匯兌的不便。并且由于浮動匯率制下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貨幣價格變化無常，如果出租人是從國外銀行取得的貸款來為承租人融資，由于貸款取得的時間與償還時間是不一致的，以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幣種不同，出租人就將面臨著匯率在此期間波動帶來的損失風險。
三、船舶優先權風險
船舶優先權是指某些法定的海事請求人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經營人提出海事請求，對產生該海事請求的船舶具有優先受償的權利。船舶優先權是海商法上特設的法定擔保物權，其具有秘密性、優先性、不滅性、法定性等， 從而給船舶融資租賃活動帶來了特殊風險， 如在船舶融資租賃中， 由于船舶經營完全處于承租人的占有和控制之下， 所以船舶優先權的產生對出租人來說具有隱秘性， 即只要有相應的海事債權發生， 則這種擔保物權就相應產生而無需公示， 且船舶優先權不僅優先于一般債權， 而且優先于船舶抵押權、船舶留置權而受清償。另外， 船舶優先權產生后， 即依附于產生優先權的船舶， 并隨船舶轉移， 除非船舶本身滅失或被法院強制拍賣才消失， 這就大大增大了出租人實現債權利益的風險。
四、船舶留置權風險
我國《海商法》第25條第2款規定："船舶留置權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依約履行合同時，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證造船費用和修船費用得以償還的權利"?？梢钥闯?， 《海商法》并沒有規定船舶留置權的對象必須是債務人所有的船舶，只要該船舶是處于承租人的占有之中，便可對其行使船舶留置權。因此在船舶融資租賃中，倘若承租人不支付船舶的維修費用，則船舶就面臨著成為船廠行使留置權的對象的可能，從而給出租人的利益帶來風險?？梢姡傲糁脵嗟囊幎ㄊ沟么叭谫Y租賃中的出租人與其他一般動產設備融資租賃的出租人相比，具有更大的風險性。
船舶融資租賃中的各種風險， 盡管不可能絕對避免， 但基本可以事先防范， 關鍵是當事人必須清楚意識到這些風險的存在， 并采取積極措施加以處理。
一、利率風險的防范
一是保持租金率的計算方式與貸款利率的計算方式的一致性。即當融資租賃合同中約定是固定的租金率，借款時也應當以固定利率借入。這樣就可以使租賃公司以預定利息來計算貸款利息。反之，如果租賃合同中約定的是可以隨市場利率變化而加以適當調整的租金率，那么租賃公司在借款時也應當以相應的浮動利率來借入貸款。
二是利用貨幣調換。貨幣調換是指有互補需要的雙方，將以不同貨幣為單位的債務或投資進行互利的交換。
二、匯率風險的防范
一是采取同種貨幣結算。匯率風險是在兩種不同貨幣交換時才產生的，因此，如果承租雙方在融資租賃過程中使用同種貨幣，則不會涉及到防范匯率風險的問題。這是一種最簡單而有效地防范匯率的方法。
二是利用遠期外匯買賣或者掉期交易。利用遠期外匯買賣即若合同預定的承租人支付租金的的貨幣與其所要償還的貸款貨幣不一致，那么其可以通過遠期外匯買賣來取得所需要的貨幣，由于遠期外匯買賣都是中長期交易，而船舶融資租賃的租賃期限一般都比較長，則出租人就可以根據租金支付同期通過多次遠期外匯買賣來規避匯率風險，或者出租人也可以采取掉期交易這種方式來規避匯率風險，即在賣出一筆即期外匯的同時買入同樣數額的遠期外匯，或反之在買進即期外匯的同時，賣出同樣數額的遠期外匯，這樣由于交易的相反方向就可以在相應的交割同中以相應的匯率成交，使損失與收益相抵消或者將損失降至最小。
三、船舶優先權風險的防范
一是在合同中約定保證金。出租人可以在船舶融資租賃合同中設定保證金條款，規定承租人有預先繳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的義務，并約定一旦租賃船舶產生船舶優先權致使船舶被法院司法扣押時，出租人有權使用保證金優先支付受船舶優先權擔保的海事債權，不足部分由承租人承擔或者出租人保留追償權，如果在支付完之后保證金仍有剩余則可用來沖抵出租人對承租人的租金債權。
二是以船東身份加入船東互保協會。出租人以船東身份加入船東互保協會成為入會船，將入會費用以及保險費等作為成本分攤在租金中由承租人承擔。由于船舶優先權所擔保的海事請求、賠償請求都是在船東互保協會保險條款的承保范圍之內。所以出租人可以通過加入船東互保協會來規避這種風險。
四、船舶留置權風險的防范
一是加強對承租人使用船舶情況的監督。出租人為防范此種風險必須要做到對承租人使用船舶情況的及時監督，全面掌握承租人修船、船檢的相關情況及費用結算的情況。
二是要求承租人事先提供一定得履約擔保。如出租人可以與承租人在合同中根據具體實際情況與承租人在合同設定保證條款，要求承租人以遇預先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或提供保證人的方式等來做出履約擔保。
當前，中國的船舶融資租賃正處于起步階段，并缺乏對船舶融資租賃交易系統的法律規定，與發達國家相比，不論是在經驗上還是在專業水平上都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只有深入了解、研究借鑒國際立法以及相關的實踐經驗，在此基礎上完善我國相關的法律制度，同時，航運業應逐步提高自身的資信度和風險防范意識，才能有效的規避船舶融資租賃各當事方所面臨的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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