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1-24 14: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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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砦遺址; 家畜的食性; 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
Abstract:Xinzhai Site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its date belongs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late Longshan Culture and the first phase of Erlitou Culture. Based on the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δ13C and δ15N, the animal bones excavated in Xinzhai site in 2002 were researched. The result is shown that C4 plant is the staple food for these domestic animals and the C4 plant should be millet referring to the crops found in the site. The diversity of δ13C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means that the way of raising i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in the site.
Key words:Xinzhai Site, the diet of domestic animals,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δ13C and δ15N
一、 引 言
人骨或動物骨碳(δ13C)、氮(δ15N)穩定同位素分析是史前人類或動物食物狀況研究的有效方法①。δ13C分析可以探討其主食狀況,食用粟黍類還是稻麥類;δ15N分析可以追溯其營養級的高低,食用肉魚類的多少②。δ13C和δ15N分析相結合可以區分出樣品出自河海邊、粟或稻作區,以及牧區等等。
關于遺址中出土動物骨的分析,上世紀80年代蔡蓮珍、仇士華在對陶寺遺址出土人骨分析的同時,也分析了豬的主食,得出人以小米為主食,豬以谷糠為主食的結論,開辟了這項研究。
近年來,伴隨對人的食物的研究,有關動物的食物的探討也多有報道③。動物的食物研究,不僅可以據此了解其飼養方式,而且還由此可以對人的食物進行推測,并對其周邊的植被、環境等進行考察,為相關研究提供依據。本文擬通過對于新砦遺址出土部分動物骨骼的分析研究,為探討該遺址動物的食物及飼養方式等提供依據。
二、 分析方法、材料及結果
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及具體操作在相關的文章中多有介紹④,此處不再詳述。主要步驟為采集要分析的人骨或動物骨,制備成骨膠原,并水解成明膠,干燥后通過元素分析儀進行氣體分離與純化,之后通過質譜儀進行質譜分析,數據處理得到分析結果。質譜測量儀為Thermo Finnigan 公司的DELTA-plus, 碳、氮穩定同位素測量所用標準物質分別為USGS-24和IAEA-N1,樣品前處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碳十四實驗室完成,樣品分析測試由農業科學研究院質譜分析室完成。
新砦遺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劉寨鄉,新密市區東南約二十二公里處。1999~2009年期間先后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對于該遺址進行多次考古發掘,發現大型建筑基址,以及房址、墓葬、灰坑等,出土石器、陶器、骨器,人骨及各類動植物遺存,為該遺址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
分析材料為遺址發掘中出土的部分動物骨樣品,所分析的樣品采自遺址2002年發掘區域中西南面探方T7中的各堆積層位⑤。
分析數據見表一。
由表中的碳氮比數據可以看出,所分析樣品的比值均處于3.2前后,同已有的碳氮比為2.9~3.6比較標準⑥的對比顯示,所選擇的樣品均處于保存良好狀態,分析值有效。
三、 數據分析
1. 新砦遺址動物的食物狀況及相關考察
為方便分析,將表一數據做入圖中,見圖一。
動物的總體食物狀況
先看一下δ13C分析。由表一和圖一中的數據結果,25例動物個體中僅有少數幾例的δ13C值處于-20‰左右,而其余大部分其值均較高,處于-15‰~7‰前后,與C3類δ13C分布范圍為-23‰~-30‰和C4類植物δ13C分布范圍為C8‰~-14‰⑦的比較看,明顯是與C4類植物更為接近,顯然應以C4類植物為主。再看一下δ15N分析。據以往對于野生動物的分析,一般野生動物的δ15N值在4‰~5‰上下,由圖一中數據點的分布,δ15N分析值處在這一范圍之下而同時δ13C值又較低的也比較少,進一步顯示了其中的大多數為家養動物。
具體δ13C分析,將其中偏離較明顯的4例(3例鹿的個體SP-2805,SP-2806-2和SP-2810-2;1例豬的個體,SP-2812-2)排除并計算其平均值,為-10.22‰±2.35‰(N=21)。按照蔡蓮珍、仇士華先生文章中C4類植物比例的計算公式⑧,其相應的C4類植物百分比為75%。可見其食物中C4類植物比例較高。結合遺址中植物遺存的浮選結果,C4類植物應為粟黍,推測所分析的動物食物中的C4類植物應為粟黍的麩糠、秸稈等。
計算上述21個個體的δ15N平均值,為6.37‰±1.06‰(N=21)。比之一般野生動物稍高的δ15N值,應該是來自人工食料、人類的殘羹剩飯等。
其分析值偏離較明顯的3例鹿的個體,其δ13C值處于-20‰~-18‰前后,表明均以C3類植物為食,應該為自然植被。該3例個體的δ15N分析值分別為5.33‰,5.67‰和4.70‰,其中前兩例略高,或許有可能是受到哺乳的幼鹿,因為乳汁喂養會導致δ15N值升高。其分析值偏離較明顯的豬的個體,其δ13C分析值為-18.92‰,δ15N分析值為3.10‰,明顯是以C3類植物為食,且營養級又明顯偏低,為典型的野生特征,應是以自然植被為生。
豬和鹿骨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的相關性考察
由數據表可以看出,其中個體數較多的是鹿和豬,這里可以選擇這兩種動物進行δ13C和δ15N的相關分析,以考察其相關程度。將鹿和豬的數據分別作入圖二和圖三,并計算其相關系數。所得結果為10例鹿個體的碳氮分析相關系數為0.73,11例豬個體的碳氮分析相關系數為0.75
兩者的相關系數均在0.7以上,表明其δ15N分析隨值δ13C分析值的升高或降低的相關性程度較高,顯示其蛋白物質的攝取應主要同其家養食物、家養因素相關,由這一點也體現了兩者人工喂養的程度均較高。
不同種類動物骨分析值的比較
鹿的數據結果,由表一,鹿的分析值中有3例偏離較大,排除后計算其余7個鹿個體的δ13C平均值,其結果為-11.97‰±1.64‰(N=7)。
豬的數據結果,豬的個體中僅1例偏離較大,其余10個豬個體的δ13C平均值為-10.14‰±2.37‰(N=10)。
牛的數據結果,2個牛個體的δ13C平均值為-8.15‰±1.42‰(N=2)(由于數據SP2816所鑒定的種屬似有疑問,這里不列入比較)。
羊的數據結果,只有1例羊的個體,其δ13C分析值為-10.32‰。
將計算得到的δ13C分析值換算為C4類植物百分比,逐一做入圖四中。可以看出,按照其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排序為:牛―豬―羊―鹿,其具體百分比分別為91%,76%,74%和60%,可見食草動物中牛的食物中C4類植物百分比較之羊的明顯高,意味著新砦的人對于牛可能有更多的關照。豬的分析值較之羊的略高。而其中其百分比較低的鹿也達到60%,均顯示了家養動物的特征。
被排除的1例豬的個體(δ13C值‰-18.92‰,C4類植物的比例8.31%)和3例鹿的個體(δ13C平均值-19.66‰±0.85‰(N=3), 相應C4類植物的比例為2.62%,顯然其食物中的C4類植物百分比比之圖中鹿的值還低得多,若也排入其中,應處于圖的最右邊。
北京大學學者曾對新砦遺址的豬作過分析,其δ13C平均值為-9.6‰±1.4‰(N=12),相應的C4類植物比例為80%⑨,與圖四中的結果相比較,可見也同樣是處于牛和羊之間的位置上。
分期等相關考察
據考古學研究,新砦遺址地層堆積包含三期,一期為龍山文化晚期,二期為新砦期,三期為二里頭文化一期。碳十四測年顯示二里頭文化一期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疊壓在該文化層下面的新砦期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750~公元前1870年前后,在新砦期下面的龍山文化晚期則處于新砦期的年代之前⑩。此次采集的樣品中包含了其中的二期和三期,現將新砦二期和三期分開計算以作考察。
按照分期計算數據平均值并列入下表(排除了4例偏離較大的),見表二。
由表中計算值可見,二期和三期都有數據的是豬和牛,但牛的數據各期都只有一個,難以具有統計意義。其δ13C分析值顯示均是以C4類植物為主食,δ15N分析值表明兩者均處于6‰上下。豬的數據二期有8個,但三期只有2個,數據也不多,只能做大致比較。δ13C值兩者的差值為0.68‰,應該說差別較小,δ15N值兩者相差0.7‰上下,也差別不甚明顯。(t檢驗顯示δ13C和δ15N在二期和三期之間T值分別為0.743和0.462均大于0.05,表明無顯著性差異)
可見在能比較的動物中由二期到三期其食物狀況基本是呈延續狀態,保持了大致的一致性。
新砦二期的樣品大多為新砦二期晚段,考慮到新砦二期晚段至少有數十年的時間跨度,而且通過對于樣品采集單位的梳理發現其相互間存在大致的序列關系,因而這里似乎有條件對于數據隨時間變化的情況進行考察。由發掘記錄,其中屬于二期晚段稍早時段的有房址F5,開口于③層下;屬于稍晚時段的有灰坑H55等單位,所在層位為③b層;其上還有屬于三期的灰坑H47等單位,所在層位為②層。按照排出的序列整理數據,這里主要針對δ13C分析而言,并作入圖五中。由于這種考察樣本量越多,則統計效果體現得也越好,所以這里首先做了整體考察。圖五中使用了排除少數偏離較大數據之外的所有數據。由數據所呈現出的趨勢線可以看出,盡管數據間有高有低相對比較離散,但其趨勢還是能夠體現出來,即隨時間由遠及近,其δ13C分析值有漸高的趨勢,意味著動物食物中C4類植物百分比逐漸增多。這種趨勢在二期本身已比較清晰,增加了三期的數據,則更為明顯。
之后再對于鹿的序列做同樣的考察,見圖六。由圖六可以看出,盡管其樣本量更少,而且缺乏三期的數據,可考察時間段相對更短,但似乎仍然存在這樣隨時間由遠及近δ13C分析值漸高的趨勢。表明鹿的飼養中也存在這樣的變化過程,即最初其食物中C4類植物比例相對較低,后來逐漸有所增加。
最后看一下對于豬的序列的考察,見圖七。由圖七可以看出,豬的分析值的變化趨勢與鹿的變化趨勢是相反的,其分析值隨時間由遠及近逐漸降低,表明豬的食物中C4類植物百分比有所降低。但進一步的比較也可以看出,豬的這種降低的趨勢似不及鹿的升高的趨勢明顯,表明其降低的程度比較小。上述分析結果由于樣本量有限今后還可進一步的考察。
同該遺址人的食物狀況分析結果的比較
先前北京大學學者11對于新砦遺址出土的部分人骨已作過分析,這里可以以此比較。
所分析的8例人骨中有7例是新砦時期的,分析結果顯示δ13C平均值為-9.6‰±1.6‰(N=7),相應的C4類植物百分比大致為80%,顯然是以C4類植物為主食。人的食物中少量的C3類植物,結合遺址浮選出的稻作遺存12,推測至少其中有部分應為稻類植物,另外也不排除可能還有部分果蔬類。將新砦遺址新砦期家養動物與之比較,其δ13C分析平均值為-10.71‰±2.10‰(N=17),相應的C4類植物百分比為71%,顯然也是以C4類植物為主食,與人的主食類型相一致。
人骨δ15N分析顯示,其分析值處于7‰~10‰之間,平均值為9.1‰±0.98‰(N=7),結合遺址新砦期動物的δ15N分析平均值大致處于6‰前后(6.29‰±0.76‰(N=17))來看,新砦期的人較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平均高出動物大致為3‰,表明人們食物中有一定的肉類,有的個體甚至還較多,高出達到一個營養級上下。盡管如此,但仍然不像如畜牧為主的區域中肉食在人們食物中占有較高比例的情況13,明顯為一般旱作農業區的分布范圍。
具體與各種動物的比較,在其主食上與人更為接近的是牛,接下來依次是豬―羊―鹿。在其蛋白物質的食用程度上與之相近的則依次是羊―豬―鹿―牛。
2. 同相關遺址的比較
相關情況要比較的遺址為二里頭遺址和陶寺遺址。
二里頭遺址14地處中原,位于河南偃師,新砦遺址的西偏北方向,兩者之間僅距數十公里。年代為公元前1700多年到1500多年。我們曾對該遺址的部分人骨和豬的3例個體的食物狀況作過分析15,其中豬的分析結果其平均值為-10.53‰±2.98‰(N=3),相應的C4類植物百分比平均值為73%。新砦遺址8例豬的個體平均值為-10.00‰±2.28‰(N=8),相應C4類植物為77%,可見與二里頭遺址的比較接近。二里頭遺址豬的3例個體δ15N分析平均值為8.39‰±0.61‰(N=3),較之新砦遺址豬的分析值6.43‰±1.02‰(N=8)明顯偏高。近年有學者對于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動物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測定16,這里可以與之比較。
陶寺遺址17位于山西襄汾,年代為公元前2400年到1800年前后。先前我們也曾對該遺址的部分人骨和豬的6例個體的食物狀況作過分析18。其中豬的分析結果δ13C分析平均值為-6.15‰±0.50‰(N=6),比之新砦遺址的豬的分析值明顯偏高;δ15N分析平均值為7.92‰±0.62‰(N=6),較之新砦遺址豬的分析值也偏高。目前新的研究成果19中家畜的種類和數量都有增加,這里也可以與新砦遺址加以比較。
三個遺址的比較數據見表三和圖八。由于新砦遺址的分析數據中新砦期的占主要部分,此處專門用這一部分進行比較,而二里頭遺址的則選擇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另外,三個遺址中人的分析數據也加入表三中,后面結合討論。
表三分別列出了三個遺址的人、牛、豬、羊和鹿的分析結果平均值。在圖八中三個遺址的數據圖標分別以紅、綠和黑色加以區別。為便于觀察,還可以將表三中的δ13C和δ15N分析值分別做入圖九和圖一中,以結合分析。
δ13C分析的比較
先看一下δ13C分析,可參見圖九。
較之其它兩個遺址,新砦遺址的四種動物相互之間更為聚集,表明其食物中C3、C4類植物的比例更為相近。二里頭遺址,豬和牛比較聚集,依次散開去的是羊和鹿。陶寺遺址的三種動物彼此間都比較離散。
同種動物的比較中,二里頭遺址和新砦遺址的豬之間和牛之間比較相近,二里頭遺址的羊較之新砦的羊降低4.68‰,相應其C4類植物比例降低36%,C3類植物比例也相應升高36%。差別最為明顯的是鹿之間,兩遺址的鹿之間相差7.04‰,表明二里頭遺址的鹿較之新砦遺址的鹿其食物中C4類植物比例降低54%,相應C3類植物比例增加54%。
陶寺遺址的豬較之新砦遺址的豬分析值升高3.25‰,表明陶寺遺址較之新砦遺址的豬其食物中C4類植物比例增加26.38%。其牛較之新砦遺址的牛分析值降低2.1‰,表明陶寺牛食物中C4類植物比例減少16.15%。其羊較之新砦的羊分析值降低6.9‰,表明陶寺羊食物中C4類植物比例減少53%,相應C3類植物比例增加。
通過分析可以推測,除了二里頭遺址的鹿,三個遺址相比其中新砦遺址四種動物圈養的程度均比較高;二里頭遺址和陶寺遺址豬和牛的圈養程度均高于羊的二里頭遺址的鹿同新砦遺址的鹿之間的差別遠遠大于其他動物之間的差別,有別于一般家畜之間的差別。兩者的C4類植物比例相差如此之大,顯示了野生同家養之間在食物特征上的明顯的區別。
最后看一下動物的分析值與人的分析值的關系。先看一下人之間的情況。三個遺址中陶寺遺址的人其δ13C值最高,表明人們食物中C4類植物比例最高,其值為-6.34‰±1.10‰(N=12),相應C4類植物比例達到100%。其次為二里頭遺址的,其值為-8.72‰±0.89‰(N=17),相應C4類植物比例為87%。新砦遺址的最低為-9.6‰±1.56‰(N=7),相應C4類植物比例為80%。
動物與人分析值之間,其中除了二里頭遺址的鹿之外,新砦遺址的人同其動物的分析值最為接近,其次是二里頭,再其次是陶寺。具體各遺址中,新砦遺址的人與豬、牛、羊、鹿的分析值相對都比較近;二里頭遺址人與豬、牛相對較近,與羊較遠,與鹿相距最遠。陶寺遺址人與豬的最近,其次是牛,再其次是羊。在以C4類植物為其主要農作物的區域中,家畜的食物與人的食物越接近,應該意味著其圈養程度也越高,可見其考察結果同前面由動物食物中C4類植物比值的高低判斷其圈養程度是一致的。
δ15N分析的比較
關于δ15N分析,參照表三、圖八和圖一。先看一下動物,其中除了二里頭遺址的鹿的分析值明顯偏低外(4.34±0.97‰, N=16),各遺址的動物大致均處于6‰~7‰前后的范圍,屬比較典型的家養動物的特征;新砦動物間較之其他兩個遺址更為聚集;遺址相互間相差不甚明顯,但從總體情況看似有從新砦遺址―二里頭遺址-陶寺遺址分析值略有升高的趨勢。
同種動物之間,在可比較的豬、牛和羊三種動物中,陶寺遺址的分析值均為最高者(陶寺遺址的豬、牛和羊7.48‰±0.59‰(N=17),6.57‰±1.16‰(N=6),6.82‰±1.04‰(N=5)),表明所食用的蛋白類物質略多;除了羊外,二里頭遺址的豬(7.28‰±1.23‰,(N=22))和牛(6.54‰±0.85‰(N=14))的分析值均比新砦遺址豬(6.43‰±1.02‰(N=8),和牛(5.88(N=1))的高。新砦遺址的羊(6.79‰,N=1)和鹿(6.12‰±0.43‰(N=7))的分析值較之二里頭遺址的羊(6.31‰±1.22‰(N=21))和鹿(4.34‰±0.97‰(N=16))高。
總之,陶寺遺址各種動物的分析值均是三個遺址中最高的。除了二里頭遺址的鹿的分析值比較低,明顯為野生動物特征,其他均顯示家養動物特征。
與人之間的關系。三個遺址的人的分析值比較可以看出,其中二里頭遺址的最高(10.90‰±2.12‰,N=2),陶寺和新砦遺址的相對比較相近(8.88‰±1.28‰,N=7;9.10‰±0.98‰,N=7)。排除了二里頭遺址的鹿,動物的分析值和人的分析值最為相近的是陶寺遺址,其次為新砦遺址,二里頭遺址的人和動物之間相差最大。
綜合δ13C和δ15N分析,其中除了二里頭遺址的鹿為野生特征,其余均為家養特征;新砦遺址圈養程度相對最高,陶寺遺址圈養程度最低;新砦遺址的鹿為明顯家養,這同二里頭遺址的明顯不同。二里頭遺址人較之其他兩個遺址的人食用的肉食更多,在δ15N分析值上也較之其他兩個遺址與動物之間的差值最大,意味著由家養動物獲取的肉類也應該最多。
標準差的比較
由表三并結合圖八還可以觀察到δ13C和δ15N分析統計值的標準差,標準差反映的是數據點分布的離散程度,這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個體之間食物中C3類、C4類的比例及蛋白物質多少等情況的一致性程度,由此也會涉及到圈養、放養等的喂養方式及其差別。為便于觀察可以結合圖一一和圖一二來看一下。
動物δ13C分析計算得出的標準差中,豬的分析值二里頭的最高,牛的分析值中陶寺的最高,羊的分析值中二里頭的最高,鹿的分析值中新砦的最高。由此看動物個體之間植物類食物一致性程度最高的是陶寺的羊,相對差別最大的則是二里頭的豬。
人之間,新砦的人之間相對差別最大,而其差別最小的則是二里頭的人,表明前者主食類食物差異較大,而后者則差異較小。
δ15N分析,其標準差動物之間二里頭的豬較之其他兩個遺址略高,陶寺的牛較之二里頭的牛略高,二里頭的羊較之陶寺的羊略高,二里頭的鹿較之新砦的鹿略高。其中最高的是二里頭的豬,最低的是新砦的鹿,表明前者食用蛋白類物質差異較大,而后者則差異較小 。
人之間,二里頭的人之間相對差別最大,而其差別最小的則是新砦的人,表明前者蛋白類食物差異較大,而后者則差異較小。
四、 幾點初步認識
1. 動物的食物特征及相關問題
新砦遺址地處中原,是典型的旱作農業區,這里從距今8000年前后的磁山―裴李崗文化,到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再到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文化時期,粟黍植物遺存多有發現,表明粟黍作為主要農作物至少已經歷了8000多年,粟黍農業為該區域的傳統農業。新砦遺址植物遺存研究也表明,該遺址所發現的植物遺存中粟黍的比例也比較高,因而先民有條件利用粟黍的麩糠、秸稈等副產品飼養家畜。由δ13C值分析,所采集的25個動物樣品中有21個,所占比例為84%,其食物中C4類植物的百分比相對較高,平均百分比為75%, 表明食物中粟黍占到了相當高的比例, 而且這些動物個體的δ15N分析值也較之一般野生動物高,達到6‰以上,明顯有人工食料的飼喂。
不同動物之間的比較顯示,其中牛的C4類植物比例最高,其次是豬的,再其次是羊的,最后是鹿的。這是新砦人對于不同動物的飼喂狀況。
在先前我們所分析過的以C4類植物為主食區域中的一些遺址中發現,家畜的食物與該區域中人的食物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即在這些遺址中,若δ13C分析顯示人是以C4類植物為主食,則所馴養的家畜的主食中C4類植物也占有較高的比例。比如前面提到過的陶寺遺址,當時所分析的人的主食中C4類植物占到80%,而家豬的食物中C4類植物百分比也達到70%左右,對此當時蔡先生和仇先生推測陶寺遺址的人是以粟或黍為主食,而豬則是以谷糠為主食。反過來由新砦遺址的幾種家畜的分析這里也可以推測,新砦遺址的人似也應是以C4類植物為主食。新砦遺址人骨分析表明人們食物中C4類植物占到80%,顯然是以粟黍為主食,這同我們的推測相一致。這一分析結果無疑也為新砦遺址動物食物分析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
依據遺址植物遺存的研究21,遺址中不僅發現了粟黍,還發現了稻類,而且其比例高于粟黍,這樣看稻類會否成為新砦人的主要依靠食糧。但通過家畜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并結合人骨分析的比較表明,此時無論是人還是其家畜仍然是以粟黍為主。當然,也不能排除其食物中包含有少部分的稻類,因為畢竟還有大致20%比例C3類植物的存在。
人骨和動物骨中δ15N分析顯示兩者之間存在一個營養級差上下的差值,結合動物學關于遺址動物的種屬,骨骼破碎程度、動物死亡年齡等的研究22,可以表明此時家畜應為人們食物中的主要肉食來源,另外也還有少量野生的陸相動物、水產類等。
2. 關于鹿的飼養
傳統觀念中的家畜,似乎沒有聽說過還有鹿。但新砦遺址動物骨的分析向我們展示,鹿也曾被作為家養動物進行飼養。
采集到的10例鹿的個體可以分為兩組,其中3例其δ13C分析值在20‰左右,顯然是以C3類植物為食,這與二里頭遺址被認為具有野生特征的鹿的分析結果相一致。而其余的7例其δ13C分析平均值為-11.97‰±1.64‰(N=7),相應C4類植物百分比為60%,表明在鹿的食物中C4類植物已占到50%以上,顯示出了與前3例不同的明顯的家養特征。盡管在新砦遺址中鹿的C4類植物百分比比之其他動物都低,但同后面所分析的二里頭遺址的羊,陶寺遺址的羊甚至牛這些家養動物相比,卻明顯偏高,顯然是處于家養動物的行列。而其δ15N分析平均值為6.12±0.43‰(N=7),也較之表一中基本均是以C3類植物為生的具有野生特征的鹿、豬的分析值有一定的增高,這一點也同樣顯示了其家養特征。
對于所提供的鹿的個體的碳氮分析值相關性的考察發現,其δ15N分析值隨δ13C分析值的升高或降低而呈現大致相同的變化趨勢。由于該遺址的人以C4類植物為主食,因而家畜食物中C4類植物百分比的變化也有理由視同于人工喂養程度的增加或減少,而且由于家養動物其分析值一般高于同類野生動物也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這里δ15N分析值大致與δ13C分析值呈正相關應該有助于對其家養特征的判斷。而且豬的分析值的相關性考察結果與鹿的相近,也進一步表明鹿的家養特征較明顯。
在新砦遺址鹿的飼養是當地的傳統,還是階段性的,就目前已有的材料還難以說清,但至少依據動物學研究結果,在新砦二期較之新砦一期鹿的數量有明顯增加23。結合環境研究,當時氣候溫暖濕潤,雨量較多24,利于自然植被的生長,也促進了食草動物的繁殖。由此看這樣的環境也有利于鹿的人工喂養。在新砦三期,鹿在所發現動物骨骼中的百分比仍然不低,但目前所分析的樣本中三期的僅有1例,為野生特征。而相距較近的二里頭遺址動物分析結果顯示,所分析的二里頭時期鹿的樣本中,基本也均為野生特征。
關于鹿的飼養,通過對于新砦二期晚段按照地層序列排列的數據結果的考察發現,隨時間由早到晚,鹿骨δ13C分析值呈略有增加的趨勢,意味著其食物中C4類植物的比例逐漸有所增加,這同家畜總體分析結果隨時間的變化趨勢是相一致的。看來鹿的飼養中可能存在著一個漸變過程。而豬的考察結果也表明,豬的飼養也同樣存在這樣一個過程,只是豬與鹿的變化趨勢恰好相反,而且其變化趨勢相對也不像鹿那么明顯。是否由于鹿的飼養以及其它動物飼養量的增加而對豬的飼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還是由于其他原因,還有待于做進一步研究。
3. 關于家畜的飼養模式
由新砦、二里頭和陶寺三個遺址的比較可以看出,其家養動物中圈養程度存在差別。
新砦遺址的豬、牛、羊和鹿四種動物食物中C4類植物的百分比均在60%以上。二里頭遺址的豬和牛其C4類植物比例相對較高,達到74%以上,而羊則相對較低,為38%。陶寺遺址的豬,其C4類植物比例最高,為100%;牛的C4類植物比例也較高,為67%,但顯然與豬之間存在一定的差別;而羊的C4類植物比例明顯最低,僅為21%。由此看,總體上新砦遺址家畜的圈養程度最高,其次是二里頭遺址,再其次則為陶寺遺址。
在飼養模式的相似性上看,除去關于鹿的飼養,新砦與二里頭更為相近,與陶寺相差大一些。由每個遺址中不同種類動物之間看,三個遺址基本均是豬和牛其C4類植物百分比較之羊高。均為食草動物中的牛和羊,兩者的食物卻存在如此大的差別,可見不僅僅是新砦遺址,二里頭和陶寺遺址也均如此,即對于牛的照顧是呈比較普遍的狀況,由此看對于那個時期牛在生產、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還有待于繼續探討。總之,新砦與二里頭和陶寺遺址之間在飼養模式上存在較大的共性,但也有差異,主要體現在牛和羊上。
結合對于各遺址人的食物與其家畜的食物的比較可以看出,兩者間關系的密切程度隨動物種類的不同而各異。依據動物的食性特點來看,家豬作為雜食類動物,除了豬草,谷糠以及人的殘羹剩飯使其δ13C和δ15N分析值更多地體現的是與人的食物相近的特征。牛和羊作為食草動物,除了食用來自農作物的食物外,還有著寬泛的來自自然植被的食物選擇范圍,所以它們的食物與人的相對較遠,更多地體現的是其圈養或放養的程度。
放養還是圈養,抑或放養、圈養的程度如何,這首先應同農業發展水平相關,因為足夠的農作物,才會相應有足夠的家畜飼料,也才能具有較強的圈養能力。由新砦遺址人骨分析顯示,C4類植物在其食物中占據了較高的比例,而且在遺址中也發現了較大量的粟黍植物遺存,表明新砦時期粟黍的種植規模較大,因而遺址中四種動物均體現出了以C4類植物為主的特征。但其飼養模式同時也應同其環境條件,資源利用意識,飼養傳統、理念等等有一定的關系。比如陶寺遺址,從人的主食狀況來看,其食物中粟黍的比例相當高,明顯高于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植物遺存研究也顯示了粟黍明顯的高比例25,表明粟黍的種植已具有相當的規模。但由分析結果可以看出,遺址中除了豬是與人的主食比較接近具有較高的C4類植物比例外,牛和羊與之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別,其C4類植物百分比明顯偏低,而其中羊的偏離程度明顯最大,且還遠遠低于其它兩個遺址的羊。這些也表明,具體的飼養模式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或制約,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是其中有主次之別。因而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環境等不同的條件下,其飼養模式會表現出不同。由此,即便在同一區域中當環境條件改變,或者相同的環境中當時生改變,或許都會對于飼養模式帶來影響,導致其發生變化。比如在前面對于不同家畜個體其δ13C分析值隨地層序列變化的考察而看到的現象也應該算是一個小小的例證。
無論其飼養模式如何,如若動物個體間食物的差別越小,即其一致性程度越高,則顯示其飼養方式的規模化程度越高,其飼養方式越具有其普遍性,反映的是群體效應。反之,則表現出的是飼養方式的個體化,互相之間為獨立個體,體現的是分散態特征。由觀察到的情況,這種差異比較表現得較明顯的是在其主食類型上,比較典型的是陶寺遺址,除了牛外,豬和羊均比新砦和二里頭遺址的統計值低,表明在陶寺遺址豬個體間和羊個體間其食物差異較之另外兩個遺址的都小,但牛的飼養其個體相互間的差異卻比較大。而其中更為突出的是羊,羊的統計值相當低。結合其主食類型分析,C4類植物僅占21%,表明其放養程度相當高,由此可以看出,所分析的羊的個體應該均是處于大致相近的主食類型環境,其食物的一致性程度較高,其飼養的群體性比較突出。
考古學文化明確、年代清晰的三個遺址的比較將會為我們進一步的相關研究提供參照。
以上僅是通過目前的樣本所得到的分析結果。由于分析樣本容量有限,特別是牛和羊的個體數較少,難免會對分析結論帶來影響;另外,本研究中的樣本也僅出自一個發掘探方,顯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還需要今后更多地分析加以充實并對所得結論進行驗證。
注釋:
① 蔡蓮珍、仇士華: 《碳十三測定和古代人食譜分析》,《考古》1984年第10期。
② a. Ambrose SH.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one and tooth collagen for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analysis[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1990, 17:431~451. b. DeNiro MJ. Post-mortem preservation of alteration of in vivo bone collagen isotope ratios in relation to palaeodietary reconstruction[J].Nature,1985,317:806~809.
③ a.吳小紅、肖懷德、魏彩云、潘巖、黃蘊平、趙春青、徐曉梅Nives Orgrinc:《河南新砦遺址人、豬食物結構與農業形態和家豬馴養的穩定同位素證據》,《科技考古第二輯》第49~58頁,科學出版社,2007年。b.陳相龍、袁靖、胡耀武、何駑、王昌燧:《陶寺遺址家畜飼養策略初探:來自碳、氮穩定同位素的證據》,《考古》2012年第9期。c.侯亮亮、李素婷、胡耀武、侯彥峰、呂鵬、曹凌子、胡保華、宋國定、王昌燧:《先商文化時期家畜飼養方式初探》,《華夏考古》2013年第2期。
④ a.蔡蓮珍、仇士華: 《碳十三測定和古代人食譜分析》,《考古》1984年第10期。b.胡耀武、楊學明、王昌燧:《古代人類食譜研究現狀》,《科技考古論叢》(第二輯),第51~58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0年。c.張雪蓮、王金霞、冼自強、仇士華:《古人類食物結構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d.胡耀武、何德亮、董豫、王昌燧、高明奎、蘭玉富:《山東滕州西公橋遺址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海岱考古》(第二輯),第278~288頁,科學出版社,2007年。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II)――新砦遺址聚落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待刊)。
⑥ a. Ambrose SH.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one and tooth collagen for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analysis[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1990, 17:431~451.
b. DeNiro MJ. Post-mortem preservation of alteration of in vivo bone collagen isotope ratios in relation to palaeodietary reconstruction[J].Nature,1985,317:806~809.
⑦、⑧ 蔡蓮珍、仇士華: 《碳十三測定和古代人食譜分析》,《考古》1984年第10期。
⑨、11 吳小紅、肖懷德、魏彩云、潘巖、黃蘊平、趙春青、徐曉梅Nives Orgrinc:《河南新砦遺址人、豬食物結構與農業形態和家豬馴養的穩定同位素證據》,《科技考古》(第二輯),第49~58頁,科學出版社,2007。
⑩ a.北京大學震旦文明考古中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516~517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b.張雪蓮、仇士華、蔡蓮珍、薄官成、王金霞、鐘建:《新砦―二里頭―二里岡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與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12、21 北京大學震旦文明考古中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484~494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
13 a.張全超、常喜恩、劉國瑞:《新疆巴里坤縣黑溝梁墓地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西域研究》2009年3期。b.凌 雪、陳曦、王建新、陳靚、馬健、任萌、習通源:《新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人類學學報》,2013年第2期。
1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5、18 張雪蓮,仇士華,薄官成等:《二里頭遺址、陶寺遺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科技考古(第二輯)》,第41~49頁,科學出版社,2007年。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1999~2006年)》,第1356~1365頁,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 1980年第1期。
19 陳相龍、袁靖、胡耀武、何駑、王昌燧:《陶寺遺址家畜飼養策略初探:來自碳、氮穩定同位素的證據》,《考古》2012年第9期。
20 a.二里頭遺址人骨數據來自:張雪蓮,仇士華,薄官成等:《二里頭遺址、陶寺遺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科技考古》(第二輯),第41~49頁,科學出版社,2007年。b.動物骨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1999~2006)》,第1356~1359頁,文物出版社,2014年。c.陶寺遺址人骨和部分豬骨數據來自:張雪蓮,仇士華,薄官成等:《二里頭遺址、陶寺遺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科技考古》(第二輯),第41~49頁,科學出版社,2007年。d.牛、羊和部分豬骨數據來自:陳相龍、袁靖、胡耀武、何駑、王昌燧:《陶寺遺址家畜飼養策略初探:來自碳、氮穩定同位素的證據》,《考古》2012年第9期。
22 北京大學震旦文明考古中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466~483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
23 北京大學震旦文明考古中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596~601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