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0-10 09: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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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科技創新的作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自強不息與永攀高峰的精神、“重人倫”思想對現代科技創新起到積極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的思想、“中庸之道”、和森嚴的等級制度又是與現代科技創新文化要求格格不入的。應通過機制建構與“文化形塑”，構建有利于我國科技創新的文化環境。
科技創新是基于創新主體的文化與價值取向而進行的一項合邏輯與合價值的實踐活動。文化是科技創新的土壤，它潛移默化地對科技創新發揮著作用。這種作用涉及到從觀念、方法、價值等等各個方面。一方面，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可以是積極的、促進性的，亦可能是消極的、阻礙性的。另一方面，脫離實際的文化背景進行科技創新，或對科技創新進行理解與評價，既是不可能亦是毫無意義的。本文擬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科技創新的影響。本文所指“中國文化”指的是中國傳統精神形態，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等等；還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釋道合一的文化體系。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倫”這一核心展開的。即“重人倫”這一思想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積淀，已經成為國人生活的基本準則，進而影響到科技創新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重人倫”的思想對于科技創新活動而言只有積極影響，而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都可在“重人倫”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創新活動。這種凝聚力表現為文化心里的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而當代的科技創新，尤其是高科技創新，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工程。這需要各領域、各層級的科技創新主體共同協作完成。創新主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創新主體有著共同的目標、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因此，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是與當代科技創新的趨勢相適應的。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倡導自強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經》曾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代人觀察到自然運行的規律，又將它作為激勵人們的準則，即表現出“重人倫”的方面。科技創新活動總是充滿著困難與曲折，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創新主體的歷史性和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決定的，同時也說明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的復雜。因此，對于科技創新主體而言，百折不撓、永不放棄、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精神就尤為重要了。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重人倫”思想是與當代科技創新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相適應的。特別是在當代，科技的廣泛應用所引起的各種災害日益引起人類的注意。環境污染，物種滅絕，全球變暖等等問題都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質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傳統文化所倡導“重人倫”的思想同樣要求科技創新主體要正確地處理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因此，“重人倫”思想實際上是當代科技創新的應有之義。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為文化的科技創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國傳統文化一貫重視教化作用，這亦反映了傳統文化“重人倫”的一面。科技創新的教育功能不僅僅在于它提供的科學知識或強大的工具，還在于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而傳統文化歷來將倫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種程度上說，科技創新的目的就在于擴展人類的視野，提高人類認識能力，即開化人類。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能夠通過教化科技創新主體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創新主體始終將開化、解放人類作為自己的目標。
二、 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消極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復雜的體系，其中亦包含這阻礙科技創新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看似繁雜，但是仔細審視之下便會發現“政治本位”思想始終隱藏在這些因素的背后。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科技創新的消極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通過分析我們將看到這些因素與“政治本位”思想的內在聯系。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的思想。傳統文化中重官輕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而科技創新在在古代曾被認為是“奇技巧”。上述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容易導致將科技創新置于一種從屬的地位。從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從事科技創新事業，或有人將科技創新事業作為“做官”的進身之階，無論如何，上述思想對于科技創新而言是危害極大的。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為儒家的一條重要的倫理道德標準（亦即指導規范古代官員言行的金科玉律），對于處理人倫關系，調節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科技創新總是一種對原有傳統的反思、批判的行為。科技創新內在地具有冒險，激進的特征。因此，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與科技創新的精神相背離的。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森嚴的等級制度。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國傳統上一貫強調“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等級關系。在奉行森嚴的等級制度的環境里，科技創新主體日益滋生崇拜權威的思想，進而導致創新主體個人個性和創造性的泯滅。同時它還不利于科技創新人才的公平競爭與進取。
三、構建有利于我國科技創新的文化環境
首先，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揚棄”。就“為何要揚棄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問題而言，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文化的歷史性所決定的。首先文化總是變動不居的。雖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與歷史時期，保持著宏觀的穩定形態，但是從整個歷史長河，以及微觀層次上，都可以觀察到文化總是處于流變之中。而科技創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響。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科技創新本身的歷史性是由于文化的歷史性所決定的。始終處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創新主體規定者科技創新事業。鎖業科學認識與科技創新的復雜性與曲折性總是與文化緊密相關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既包含能夠促進科技創新的因素。譬如強調“以人為本”，注重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的統一等等。但同時亦包含著阻礙科技創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舊等方面。因此對于科技創新而言，揚棄中國傳統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時應科技創新之要求，實現對傳統文化的揚棄也是文化實現自我否定、不斷演進、辨證發展的體現。
其次，要構建合理的與文化相適應的科技創新機制。科學技術之所以成為一種社會的構建性力量，不僅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知識或能夠讓人類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統化樣式，還包括相應的科技創新機制。
科技創新機制包含兩個基本維度，即組織和制度。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兩大思潮的影響下，17世紀英國成為了世界科技創新的中心。越來越多的人對科學技術發生興趣。但是對科技感興趣只是科技創新體制化的條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創新體制化的標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學院為代表的新型大學的誕生以及英國皇家學會的建立。英國皇家學會的誕生，其真正意義就在于它是歷史上第一個為官方認可的科技創新組織。這一方面表明科技創新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所認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創新一個有共同目標并遵守一定規范的科學共同體的形成。在法國，科技創新的體制化進一步確立了，其標志便是法國科學院的建立。在19世紀，科技創新體制化在德國最終完成，其標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學建立的現代化學實驗室。從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新型大學的出現、科學學會的建立以及實驗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創新體制化的基本表現。隨著科技創新的不斷發展，科技創新組織也越來越豐富。
科技創新機制的制度維度指的是相應的科技政策與法規。這其中又包括課題申請機制，評議機制，獎勵機制等等。各國通過科技政策與法規實現著對科技創新活動的宏觀管理，引導，激勵著本國的科技創新。
在19世紀中葉，德國的產品以低質、仿冒聞名。而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德國的科學技術突發猛進。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首先當時德國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識之士倡導成立了國立研究所。因此帝國物理研究所（PTR），德國威廉皇室學會（KWG）等各類研究所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國政府缺乏資金支持科技發展的情況下，一批銀行家、科學家等則成立相應的基金會。而現在，遍及德國的各類基金會已經成為資助科技創新的重要資源。第三，現行的匿名評議制度，其雛形亦是在德國形成。近年來，德國通過產權制度、專利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規以保護科技創新主體的利益，激勵科技創新活動。并且在科技獎勵方面，德國洪堡基金會與聯邦科研部聯合設立的兩項科研獎——沃爾夫岡-保爾獎和索菲亞-克瓦雷夫斯卡獎以高額的獎金吸引著國內外的科技創新主體來到德國，投身于科技創新事業。有次可見，科技創新機制對于科技創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再次，改革應試教育，倡導創新思維，提供有利于現代科技創新的良好教育基礎。教育是科技創新的基礎與前提。從創新主體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導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倡導教學自由，教育與研究相結合，且這一理念很快成為歐洲新型大學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說，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就是從柏林大學開始的。可見大學的功能之一就是進行研究，生產知識。另一方面，從上面的例子同樣可以看到，大學的另外一個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學還是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的基地。
在當代，應試教育已然不能適應科技創新的需要。基于知識的教育是與當代科技發展的大趨勢相背離的。當代科技呈現出的一個基本態勢就是學科的高度分化與高度融合。這一態勢亦解釋了當下知識爆炸的現象。在當代一個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對所有的知識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導科技創新就必然要求對應試教育進行改革。
對應試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變教育觀念，即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這一轉向實際上標識的是教育主客體關系的轉向。在英文中，導師被稱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還有“咨詢師”之意，而后者則還有“指導者”之意。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師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傾向于與學生進行平等的討論。
教師與學生的這種身份轉變，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意義上的教師的權威。它鼓勵人們提出“異見”，挑戰權威，而科技技術史的發展也表明許多科技創新就來自于這些“異見”，無論這些“異見”在最初提出之時有多么幼稚或離經叛道。由此可見，倡導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向實質上是倡導創新思維，倡導創新思維是改革應試教育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模式；創新；問題
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模式的創新成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一個熱門話題，有不少學者對于模式的創新也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并提出了許多新的教學模式如開放式教學、互動式教學、案例教學、實踐教學、多媒體教學等等，這些形式上的創新使得課堂氣氛更加活躍，提高了教學效果，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了學生的綜合能力，但在教學實踐中也出現了輕理論、重表象等種種問題，歸結起來主要是沒有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內容與形式的關系
教學內容是教學過程的核心與靈魂，是主要方面，教學形式和手段則是次要方面，無論如何變化都要以使學生掌握教學內容為主。如果不能處理好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例如，課堂上講笑話或播放視頻，如果教師能把握一定的度，采用這些形式能起到活躍課堂氣氛的效果，也能使教學內容更直觀生動，但是，如果一味地濫用這些形式，也可能起到反作用。如有的教師在課堂上講的故事或笑話連篇以博得學生的注意，或大段時間播放長篇視頻，有的教師的故事、笑話或視頻與教學內容相關性不大、針對性不強或過多，就可能會沖淡教學內容的主題，看起來課堂上笑場不斷，非常熱鬧，但久而久之反而會讓學生生厭，或者是一堂課下來還無從抓住教學中心內容，出現心理學上的后攝抑制負效應，這樣會使這些教學手段適得其反，達不到預定的教學目的。各種教學形式無論如何花樣翻新都應當以教學內容為中心，如故事或笑話應當圍繞教學內容而安排設計，而不僅僅是讓學生一笑了之，而應當讓學生從中有所感悟或被引入教學的主題進而深化對主題的理解，多媒體視頻的選取應當短小精悍，針對性強和教學內容密切相關，這樣才可能真正地理解抽象的理論知識，反之，過長或過多的視頻內容不僅容易使人分心，還無法使學生理解教學內容，這樣的教學最終會失敗。關于內容和形式關系上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輕視基本理論知識的學習。理論教學具有引人深入思考的特點，成功的理論教學會讓學生受益終生。有的教師輕視基本概念、原理這些理論基礎中重要的內容，片面地強調案例教學的作用，認為只有案例教學才能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幾乎拋棄了理論教學，代之以案例教學。沒有一定的理論儲備，任何創造性思維都將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學生連基本的概念和原理都未厘清，缺乏對理論的透徹學習，那么，案例教學中學生就缺乏深入分析的理論武器，這對案例教學是有害無益的。在開放式學習和案例討論學習等教學模式中，學生往往需要具備扎實的理論知識才有可能將分析推進到一定的邏輯深度，否則雖然引用的案例引人入勝，容易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但是引起學生關注的是案例本身，學生參與時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論知識而就事論事，而無法真正理解案例中包含的重要哲理，無法實現知識的遷移，更無法取得預期的教學效果，也達不到教學目的。教學形式的創新必須為促進教學內容的掌握服務，否則就會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教學改革的意義。
二、“放”與“收”的關系
教學模式的創新，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打破傳統的教師向學生灌輸知識的單向輸出模式，不斷地激發出學生的學習潛能，開拓他們的思維，改變原有的單一的思維模式，變集中思維為發散思維，提高他們的分析能力，培養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維。批判思維是創新的先導，如開放式教學模式，讓學生自己講解教學內容，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變被動接收教師傳遞的信息為主動搜集和學習內容相關的信息，并對搜集到的各種素材進行綜合制作成課件在課堂上講解，學生會對知識掌握得更加牢固；案例討論教學則讓學生們展開頭腦風暴，針對某個案例集體討論，各抒己見，各種思想的碰撞、交匯與融合促進了他們對于案例及相關知識的深入理解。這種教學模式上的“放”無疑有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其中也有可能出現一些問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多元化趨勢，文化沖突不斷，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些都容易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干擾，加之由于認識水平和能力的限制、價值觀的偏差等原因，部分學生可能會在認識上走入誤區，出現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錯誤的觀點。作為以為指導思想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應當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這時教師應當對學生的錯誤思想采用適當地方式和方法加以正確地引導，而不應當縱容錯誤思想的滋長和蔓延。要做到“放”中有“收”，盡可能地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讓他們擁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和為之奮斗的崇高精神。
三、主體與主導的關系
教師是教學的主導，學生是教學的主體，在教學活動中既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同時又要落實學生的主體地位，做到師生配合，教學相長這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教師主導作用發揮的好壞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能否取得實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思政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表現在制定教學目標，安排教學任務，組織教學過程，傳播理論，為學生答疑解惑等幾個方面。但當前一些高校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忽視教師的主導作用，沒有進行積極的引導和精心指導，采取了“放羊”的做法，如案例分析討論課上讓學生討論發言后教師沒有進行總結或點評，指出發言中的優點和缺點甚至是錯誤觀點，這樣會削弱討論課的實效，精彩的點評能對討論課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既能體現教師主導作用，也能激發學生的主體作用。在處理主體與主導的關系問題上容易出現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教師“一包到底”的現象，即從主題確立、計劃制定、活動開展、實踐總結、成果匯報，都由教師主持進行，沒有體現學生是教學活動主體的角色定位，這種問題在實踐教學中尤為突出，這種教師大包大攬的作法會導致學生學習主體的能動性無法充分地發揮出來。一項關于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生的主體性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很好發揮，體現大學生的主體地位的做法還沒有得到大學生的普遍認可；大學生參與學習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還不強，與大學生主體性發展需要相適應的主體能力還不完全具備。要改變這種現狀首先就應當激發學生“參與”意識。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要給全體學生足夠的思維和練習時間，學生才能真正有可能成為教學活動的主體。要運用多種形式激發學生參與，讓學生享受當學習的主人的樂趣，享受探求知識的樂趣。其次要引發學生積極“思考”。教學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學生的思考過程，只有引發學生思考的活動才能稱為教學。蘇霍姆林斯基說過：“一個人到學校來上學，不僅是為了取得一份知識的行囊，而主要的還是為了變得更聰明。真正的學校應該是一個積極思考的王國。”因此要啟發引導學生在參與教學過程中主動地探討索取知識，獲得成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處理好主體與主導的關系上，一方面既要扮演好主導者的角色，精心安排教學內容與形式，與學生展開互動，積極合理引導學生參與到教學各個環節中來，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有一定的思維和活動空間，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對基本理論、基本原理進行深入學習與理解并能在實踐中具體地靈活地加以運用，使理論以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逐步地滲透到他們的頭腦中去。
綜上所述，處理好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放”與“收”的關系以及教學中主體與主導的關系，有助于幫助大學生更好地掌握理論，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這就對教師的教學組織能力和課堂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2005）中規定：“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講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精神文明的傳播者，要不斷提高理論素養，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學水平，做堅定的者，做教書育人的表率，做大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作為一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自覺地不斷學習與實踐，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質、理論水平和教學藝術修養等，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只有不斷地提高自身理論素養和教學能力，才能實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教育功能，才能做好理論的傳播者，大學生的引路人和指導者。
參考文獻：
[1]朱寶榮.應用心理學教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科理論發展，都是從零散的、不系統的理論體系而隨著研究實踐的逐步豐富與提高而發展出系統的、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作為一門在國內較早從事專題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歷史的積淀，理應對其理論體系進行系統的研究與總結——主要是對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學科的術語、概念；學科理論的提升等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一門體系完善、結構嚴謹的科學技術史的二級學科。
當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轉向，是以內史研究之成熟為基礎或前提的。隨著國內科技史研究之內史研究的日趨成熟，我國的科技史研究應走出內史研究的門檻，從社會學、哲學的角度看科技的發展，通過考察科技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哲學等外在因素的關系，從而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作為國內科技史研究有機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須勇敢地邁出這一步。因為科技史研究從內史向外史的轉變，不僅僅是科技史研究對象的演化與擴展，更是研究思路與視角的重大轉換。
關鍵詞：后殖民主義 女性主義 中國科學史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Femin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ographyDuring its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ifferent topics， and made the same topic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New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br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new for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constantly. Very often， some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me from other fie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y of science.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y have shown their vitality in many fields，including history of science. Some scholars have noticed already these new theorie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have not become mainstream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feminism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柯林伍德說過，研究任何歷史問題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級的歷史，這里的次級歷史指的是對該問題進行歷史思考的歷史。[1]站在科學編史學的立場，反思科學史研究的過去，分析和借鑒新的研究視角與綱領，對于促進科學史學科發展來說極為重要。
一 引言
20世紀之前的西方科學史研究基本從屬于科學家與哲學－歷史學家兩大陣營，形成了相應的兩大編史傳統。這兩類編史者基本上都不是職業的科學史家，他們編寫出的專科史和綜合史，都是實現各自領域某種目的一種手段，沒有形成獨特的編史綱領。在編史方法上，直到薩頓為止的這些編史學傳統，往往都以編年史研究為主導，[2]在編史觀念或多或少受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實證主義哲學把科學史看成是一系列新發現的出現，以及對既有觀察材料的歸納總結過程，是不斷趨向真理和進步的歷史。在這種哲學背景中的科學觀和科學史觀影響下的科學編史工作，大多采用的是編年史方法，把科學史看成是最新理論在過去漸次出現的大事年表。
20世紀30年代以來，由亞歷山大柯瓦雷開創的“觀念論”科學史研究傳統開始在科學史領域占據重要地位。這一編史傳統強調科學的進步體現在科學理論與科學概念的進化上，可以說是新康德主義哲學史方法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某種體現。與此同時，另一種編史綱領也逐漸形成，這種社會史的編史綱領受歷史觀和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的影響，強調把科學的發展置于復雜的背景下進行考察，更加關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環境對科學發展的影響。（[3]， p.24）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和“社會建構論”等思潮對西方科學史研究產生的影響也開始明顯起來。
可見，西方科學史學史上的歷次重大變化都受到了其他領域新觀念和新方法的影響，積極吸收這些新的觀念和方法，促成了科學史學科的不斷進步。目前我國科學史研究仍然以實證傳統為主，研究方法大多限于歷史文獻的考據和分析。盡管實證傳統今后仍然可能是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主要編史綱領之一，但要促進科學史學科的全面發展，我們也必須及時、合理地吸收相關領域的新觀念和新方法。近些年來，西方科學史研究開始引入了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展現出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對此，我們需要給予適當的關注。
二 后殖民主義科學史及其啟示
后殖民主義是一種帶有鮮明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學術思潮，是多種文化政治理論和批評方法的集合性話語。它主要研究殖民時期之“后”，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系，以及有關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國家民族文化、文化權力身份等新問題。[4]這一思潮是在對殖民主義的長期反省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其代表人物有葛蘭西、法農、福柯、賽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漢蒂和湯林森等。
后殖民主義思潮最初集中在文化領域，主要關注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文化霸權與文化身份、文化認同與闡釋焦慮、文化殖民與語言殖民、跨文化經驗與歷史記憶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思潮開始影響到科學史研究，有關學者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科學在文化殖民中的作用與位置。雖然目前國內在文化研究等領域對后殖民主義的已形成了某種熱點，但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中，有分量的相關的研究卻依然不多見。
美國科學史家路易斯佩爾森（Lewis Pyenson）將“殖民地科學”作為一個專門領域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從1982年開始，以“文化帝國主義與精密科學”為題，論述了德國、荷蘭和法國的物理學、地球物理學、天文學與文化帝國主義的關系。佩爾森認為，西方人總是把自然的數學法則看成是文明的顯著標志，把由資本家支持發展起來的近代科學擺在世界面前，以顯示其文化人的姿態；而實際上，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牛頓原理等這樣一些物理法則對于實際應用來說，并非唯一有效。例如，對于建造結實耐用的橋梁來說，牛頓原理的作用，如同哥白尼理論對于航海那樣，都不那么必需。理論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實踐上的一致性。但是，殖民地科學家的工作由于顯示出對自然的操控能力而得到了殖民地居民的尊敬，他們的工作為歐洲的優越性提供了根據，他們通過抽象活動抑制了從屬地區的獨立情感。通過文本分析，佩爾森還揭示了法國殖民者的科學文化殖民策略：僅僅顯示科學優勢還不能完全抑制殖民地人們的自由思想，他們還必須被說服，解放的程度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任何東西也不能取代由科學帶來的發展及其價值和意義。[5]
佩爾森的工作在科學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醫學史家保羅帕拉蒂諾（Paolo Palladino）和米切爾沃伯斯（Michael Worboys）在對他的工作進行批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后殖民主義視野中的科學史研究。他們批判了佩爾森關于描述性科學和精密科學的劃分，認為精密科學同樣帶有帝國主義色彩；批判了佩爾森把文化殖民主義單獨抽離出來考察的做法，認為科學文化殖民與經濟、政治殖民等是交織在一起的；批判佩爾森忽略了殖民地科學文化對于宗主國科學文化的影響，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視角，并在潛意識將科學與帝國主義的關系簡單地看成是帝國科學向殖民地單向的流動等缺陷，強調西方科學與殖民地科學之間的互動關系。[6]
此后，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是，西方女性主義學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將其女性主義理論置于后殖民主義研究這樣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之中，堅持科學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這樣一個基本立場，闡明了歐洲擴張與現代科學出現在歐洲之間的因果關系。在哈丁的工作中，充分地體現了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在深層背景上的趨同。哈丁認為，后殖民時期的科學技術研究是從歐洲中心文化之外確立其關注和概念框架的，這一研究將運用包容性更廣的科學定義，這一定義鼓勵我們重新考察它何時是有用的、何時求助于一個更有限制性的定義代價太高。“科學”將被用來指稱任何旨在系統地生產有關物質世界知識的活動。在這種寬泛的科學定義下，所有的科學知識，包括近代西方確立起來的科學，都是所謂的“地方性知識”，或者“本土知識體系”。她認為，后殖民主義的科學技術研究的這種策略使得其能夠探究不同文化的科技思想和實踐的特色，它不僅可以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題，還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發生變化。（[7]， p.11）在這里，“本土知識”，或者說“地方性知識”的概念，是一個及其重要核心概念，正是在對這個基本概念予以注重的基礎上，我們才會推論出一系列重要可能結論。
后殖民主義科學史站在與傳統科學史完全不同的立場上，從一種新的視角提出了諸多全新的見解。例如，在傳統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中，往往只關注近現代歐洲的科學，那種“地方性的知識”只在人類學之類的領域中才被合法地研究；而后殖民主義的研究立場則在多元文化的意義上，把“科學”的概念進行泛化，將各種“地方性知識”包容進來。后者的觀念對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來說，有很大的價值。
首先，涉及到的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問題。
“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和“李約瑟難題”這兩個問題曾一直困擾著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者們，至今仍無定論。早自20世紀初，任鴻雋、竺可楨等老一輩科學史家就已討論過前一個問題。實際上，這些前輩們所指的科學，是在近代歐洲出現的科學理論、實驗方法、組織機構、評判規則等一整套東西。如果我們將科學定義在這個范疇，那么中國古代無疑是沒有科學的。很多持“無”觀點的學者也多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而持“有”的學者，往往更多的是從民族自尊心的立場來考慮，要為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提供一個合法性的地位。因為如果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還哪來的科學史研究？然而，立足于后殖民主義科學史的立場，這一問題已經被消解了。因為在后殖民主義看來，與其他文化的系統知識傳統一樣，現代科學技術從若干重要方面看也屬于地方性的知識體系，它們也產生過系統的無知模式。（[7]， p.74）在這樣一種觀點下，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地位便勿庸置疑。既然普適的、唯一的、標準的科學體系是不存在的，近代西方科學也是地方性的科學體系，我們不需要拿它來作為參照對象，就可以找到自身的研究合法性。同樣，“李約瑟難題”在此也可以得到解決。因為都是地方性知識，所以就不需去討論“為什么中國沒有產生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問題。正所謂“在當我們采取了新的、不將歐洲的近代科學作為參照標準，而是以一種非輝格式的立場，更關注非西方科學的本土與境及其意義，‘李約瑟問題’就不再成為一個必然的研究出發點，不再是采取這種立場的科學史家首要關心的核心問題了。”[8]
其次，從這一擴展的科學定義出發，后殖民主義的視野將為中國科學史研究，尤其是古代科學史研究開辟廣闊的問題域。
由此所涉及到的，實質上是一個科學觀的基本問題。原來被看作是民間信仰或巫術迷信（而在實際的分析中卻可以看出情況并非如此簡單）的那些知識，在這里也取得了被研究的合法性。例如，針灸學、草藥學、古代婦科、女醫等都可得到與傳統的數學、天文、物理等知識相類似的重視。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主流科學史也曾研究過燃素說、煉金術等內容，然而不同的是，它是把這些主流科學之外的內容作為與主流科學相關的背景來研究，而后殖民主義科學史卻給予這些非主流的知識以獨立的合法性地位。此外，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學術思潮，其研究方法十分多樣豐富，大多采用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這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也可為中國科學史研究所借鑒。
三 女性主義科學史及其啟示
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從西方女權主義政治運動中派生出了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它運用女性主義特有的觀點和立場，將關注的焦點對準了范圍廣泛的各門學科。（[3]， pp88-89）其中，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源于與科學相關的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使得學者們開始思考科學史上女性科學家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女性出了問題，還是科學出了問題？科學在本質上是否與父權制相關？
為回答這些問題，西方女性主義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者一方面開始致力于尋找科學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學家，恢復她們在科學史上的“席位”。這些研究既希望通過補充女性科學家的歷史來完善既有的科學史，也試圖確證不是女性出了問題，而是科學出了問題。另一方面，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批的學者轉向批判科學中的男性中心主義偏見，揭示近代科學的“父權制”根源。例如，女性主義學者卡洛林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伊芙琳福克斯凱勒（Evelyn Fox Keller）、桑德拉哈丁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揭示了科學從其歷史起源開始，便具有性別建構的性質。[9]與此同時，很多女性主義學者注意到，這種被社會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形態建構的科學，反過來又進一步說明和強化著社會性別觀念本身。他們通過研究自古希臘到20世紀的生物學史和醫學史，充分說明了科學對性別差異和性別本質的建構和強化關系。例如，席賓格爾（Londa Schiebinger）、圖安娜（Nancy Tuana）、歐德蘇瑞（Nelly Oudshoorn）等就從不同角度進一步揭示了科學與性別意識形態互相建構、互相強化的本質。[10]可見，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認為的，批判性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不必將自身局限在科學中的女性主題上，而應該從各種角度深入分析科學中隨處存在的父權制現象，[11]也正是這種批判性的分析視角，構成了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在科學史研究領域的重要位置。使得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越來越成為西方科學史研究的一個新穎而極具潛力的方面，越來越受到關注。 [12]這里就這一新的編史觀念之于中國科學史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與價值做初步的理論分析。
第一，這種新的科學觀和編史綱領的引入，將給中國科學史研究提供新的問題域。
如同思想史編史傳統的出現為科學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一樣，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關注女性對科學所做的貢獻，關注科學背后隱藏著的性別權力關系結構，關注科學事件對女性的影響，關注科學對女性本質的規定，關注與女性相關的“邊緣”科學史等這些不能為以往科學史研究所注意到的內容。如果把女性主義視角納入到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去，無疑將會為中國科學史研究開辟廣闊的問題域。
傳統中國科學史研究對女性關注很少，有的學者可能認為，女性科技人物研究得少，不是因為他們不關注女性，而是因為她們本來就對科學貢獻少，歷史文獻記載的也少。事實上，在近期學者對中國古代所有科技人物的生卒年資料進行搜集時，收編了上溯春秋時代，下迄民國末年，甚至少數延伸到20世紀50年代；空間上限于在中國出生和去世者，以致少數在外國去世者在內的中國古代科技人物；本著凡是能找到的婦女科技人物，全部收編的原則，最后在所收入的1522名人物之中，女性確實僅占19名。[13]然而，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來看，這正說明了女性在科學史上的“集體失憶”，她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的科學工作被由男性掌控的歷史文本所忽略和邊緣化，她們沒有話語權，沒有歷史記憶。為此，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除了要挖掘和恢復被以往科學史忽略的女性科學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從既有科學歷史文本中分析女性受壓制、被忽略的原因，解構文本背后的性別權力關系。 ([14]， p.166)
以醫學史為例，要研究中國古代女醫問題，從女性主義編史學的視角出發，首先必須進行古代女醫的發現、填補研究。然后還要深入探討中國傳統性別制度的規定及其在醫學領域的體現、古代醫學實踐中的實際運作與性別制度、觀念的規范之間的差距、男醫與女醫的個人身份認同、醫學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與“女醫形象”等問題，分析古代各種醫學話語本身的非中立性、非客觀性，重新思考古代醫學領域的基本概念、范疇和理論假定等等，這些都是不可能在有性別盲點的科學史中被考慮到的內容。醫學史的情況如此，其他學科史研究的情況也如此。
第二，這種新的科學觀和編史綱領的引入，將為中國科學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視角和方法。
盡管女性主義學術研究內部流派紛呈、觀點多樣，但作為學術研究，它們共享一個基本的概念范疇，即社會性別（Gender）。這一概念指的是，社會文化建構起來的一套強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標準以及男女必須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準則等，它區別于傳統的生理性別（sex），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隨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14]，p.4)社會性別既是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的重要范疇，同時也是其基本的分析視角，從這一視角出發，除了會發現傳統科學史研究發現不了的新問題之外，還能對傳統科學史已經研究或正在研究的問題，從新的分析方法和切入點入手，得出與前者不同的結論和評價。
筆者曾以第八屆東亞國家科學史會議論文集中的兩篇醫學史論文作為案例，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這兩篇論文考察的都是中國古代女醫問題，但由于采用的視角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和分析的深度也有所不同。[15]具體而言，其中一位學者通過對古代女醫的醫術技能、醫學教育和醫學地位等的分析認為：古代一些下層女醫在醫術和道德上都不行，杰出的男女醫得到的尊敬一樣。這些結論限于文獻表面文字的搜集和總結，沒有對文獻作者及其意圖進行深入分析，對于中國古代記載女醫的文獻為何如此稀少的原因，也只是簡單地從封建傳統文化對女性的壓迫角度稍做分析，因而結論也鮮有新意。[16]另外一位西方學者則從社會性別視角來分析這個問題，首先揭示了古代男女醫的社會地位并不平等，認為得到尊重的女醫只是少數有家學背景的人；然后分析認為文獻材料的男性作者們對女醫的醫術和道德進行了詆毀，并認為詆毀的背后掩藏著上層社會意識形態與男醫共有的對女醫的排斥立場和意圖。此外，她還注意到了不同女醫之間的差異，以及醫學文化的多元化等問題。[17]這種不同的立場，特別是因有無社會性別意識以及對于醫學的社會性別維度的認識的差異所導致的研究風格與結論的差異，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此外，女性主義對科學史進行研究所采用的具體分析方法包括隱喻分析、解釋學方法和深度訪談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別于傳統科學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鑒。其中，隱喻分析是西方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的關鍵方法。因為隱喻常常表達著人們對于事物的基本認知和評價方式，通過對科學中涉及到的性別隱喻進行分析，能揭示出科學史中的性別關系結構。
第三，這種新的科學觀和編史綱領的引入，將引起對傳統科學觀和科學史觀的反思。
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與女性主義科學批判是緊密相關的，它們除了對傳統科學史研究的
視角、方法和內容等產生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支撐在其背后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進行了反思和批判。
傳統的科學觀認為，科學是價值中立的、純粹客觀的、超乎社會之外的知識活動，它與
性別之間不存在任何的內在關聯，即使科學中存在性別不平等的現象，那也只是科學之外的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在科學領域的折射而已。建立在此科學觀基礎上的傳統科學史研究，則把科學史看成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觀的、價值中立的科學活動的歷史，且這一歷史有其獨立的內在發展邏輯。女性主義科學觀則認為，所謂價值中立、性別無涉的純粹科學只不過是父權制文化從封建教會時期轉向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一種觀念上的人為建構，它并不具有建構者所認定和宣稱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價值取向。[18]
可見，在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者看來，近代西方科學“進步”的歷史是其與父權制意識形態相互結合、加強的歷史，傳統的科學編史學將科學看成是脫離社會情境的、純粹的、抽象的、價值中立的智力活動，因而無法揭示社會、經濟、政治、性別等對科學的影響。也就是說，科學活動不僅與性別、政治、經濟等社會情境緊密相關，科學知識本身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的形成是負載了利益與價值取向的。隨著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傳統的引入，這種新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將會在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產生深遠影響。科學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內史”實證研究，而應該考慮到歷史的具體情景及其與多種社會因素，尤其是與社會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
四 余論
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都是西方20世紀以來興起的重要思潮，它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婦女與殖民地民族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相似性。他（她）們都處在邊緣、從屬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異己的他者，正是這種相似性，使女性主義與后殖民主義有了一種天然的親合力，二者之間展開了頻繁的交流和對話。[19]
對于科學史研究來說，它們都為傳統科學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問題域，引入了新的分析視角與方法，對傳統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后殖民主義背景下的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因其主要關注第三世界的女性科學史，對于身處第三世界，具有性別研究盲點的中國科學史研究來說，尤其需要引起關注。然而盡管如此，國內科學史界對這些新思潮持有的仍是或漠視或誤解的態度，為此，有必要對一些問題給予澄清。
第一，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狹隘的‘女性’目的，而是更強調以邊緣人的視角對主導地位的科學建制進行批判、審視和重建。第二，研究女性主義科學史的學者不一定就是女性。女性主義科學史研究同傳統科學史研究一樣，是男女主體都可從事的工作。第三，研究科學中的婦女不一定就是女性主義科學史，沒有直接關涉女性主題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義科學史，判斷的標準在于社會性別視角和批判性分析維度的運用。 ([14]， pp.166-167)第四，后殖民主義視角下的科學史研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近代科學，而是要消解其普遍性與抽象性，不是要以弱勢邊緣的“科學”取代它，而是強調科學文化的多樣性、多元化共存與相互協調發展。第五，研究殖民地的帝國科學機構和科學活動，不一定就是后殖民主義的科學史研究，后者的關鍵在于對帝國科學文化的殖民化性質進行揭示與批判。第六，采用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方法，并不表示拋棄傳統科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文獻考證與分析等仍將是具體研究過程中重要方法。第七，不是在西方可能過時的理論就不能引入和研究。有的學者認為，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在美國已經沒有當初那么受歡迎，言下之意，我們沒必要去關注和研究。首先，對某個思潮或流派的歷史研究并不會因為其過時而停止；其次，在沒有認真分析過這些對西方科學史研究產生深刻影響的新思潮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將其棄置一旁，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合理的態度。再次，我們還可以提問：在當下并不過時的思潮又是什么？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恐怕也遠非易事。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對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潮，我們可以照搬來應用于我們的科學史研究。對于這些理論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們需要做冷靜的分析，要時刻注意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性、中國傳統科學及科學觀的特殊性，充分考慮中西方在文化、民族、性別制度、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種種差異，在差異的基礎上尋找共同點和特性，立足于本國具體情境，在避免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同時，也謹防后殖民主義文化對我們形成的新的文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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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大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始建于1949年4月成立的大連大學（1950年7月大連大學建制撤銷，1978年10月成立大連工學院旅大分校，后為大連工學院分院，1983年11月大連工學院大連分院獨立辦學更名為大連大學）、1948年3月成立的關東文法專門學校（后為大連師范專科學校）、1950年10月成立的旅大市衛生學校（后為大連市衛生學校）。1987年10月，大連大學、大連師范專科學校、大連市衛生學校三校合一，組建新的大連大學，大連大學設工學院、師范學院、醫學專科學校。時任大連市副市長趙亞平出任新的大連大學校長、黨組書記。現任大連大學黨委書記王志強，校長潘成勝。
多年來，大連大學在先進大學文化的引領下，秉承“讓每個人都成功、讓每個人都快樂”的核心理念，倡導“崇尚學術、崇尚科學”的優良校風，堅持“面向未來，發展是硬道理”的科學發展觀，堅持“以貢獻求支持、求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現已發展成為一所擁有哲學、法學、經濟、教育、文學、藝術、歷史、理學、工學、醫學、管理11大學科門類的綜合性普通高等學校。學校現有25個學院，61個本科專業，20個一級碩士學位授予點，120多個二級碩士學位授予點，全日制在校學生15000余人,外國留學生、成人教育學院學生5000余人,設有附屬中山醫院、附屬新華醫院2所三甲醫院。
大連大學始終把建設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放在首位，努力積聚豐厚的人才資本。學校現有教職工4500余人，專任教師1024人，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451人（含2所附屬醫院），其占專任教師比例數列遼寧省80余所高校中的前列。專任教師中有長期在校工作的中國科學院院士1人，博士生導師16人，正高職人員393人；有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百人層次人選2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17人；有全國優秀教師、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資助計劃入選者、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師獎”獲得者、遼寧省優秀專家、遼寧省高校教學名師、遼寧省百千萬人才工程百人層次人選等30余人。學校被市政府確定為大連市“人才儲備基地”。
大連大學不斷深化教學模式改革，利用多學科的綜合優勢，注重專業內涵建設，優化與整合課程體系，為學生提供了“因材施教、教學相長”的學習環境，構建了以學科競賽為核心的大學生課外創新實踐體系，為學生的自主實踐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機會，學生培養質量明顯提高，考取研究生比率和一次性就業率逐年上升，在大學生學科競賽中取得了獲節能減排競賽連續兩屆全國特等獎、“挑戰杯”科技作品和創業計劃大賽全國二等獎等標志性成績，還在數學建模、機械設計、電子設計、力學競賽、ERP競賽等、以及外語和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藝術類賽事中獲得多項獎，以學生為第一作者發表的論文、文章與作品數量逐年上升，以學生為第一發明人而被授權的專利達數十項。學校建有國家大學生素質教育基地、大學基礎物理實驗示范中心、高校特色專業建設點等7個基地；建有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及培養基地7個，省級示范性專業、特色專業、品牌專業、綜合改革試點專業、重點支持專業、工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專業13個，省級精品類課程20門，是省微電子通信與IT產業人才培養、培訓基地。2005年以來，學校共獲得省級教學成果50項，啟動校級教改課題425項，建有270個穩定的教學實踐基地。
學校注重塑造先進的大學精神，積極樹立現代文化模式，大力倡導求實的文化理念，建設了一批以素質教育博物館和紀念園為標志的文化載體。
大連大學有7個遼寧省省級重點學科、重點培育學科，3個省高水平重點學科，5個省優勢特色重點學科，有8個學科獲省提升高等學校核心競爭力特色學科建設工程“一流學科計劃”和“特色突出計劃”；已建成先進設計與智能計算機重點實驗室、遼寧省通信網絡與信息處理重點實驗室等22個部、省級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及人文社科基地。近年來，學校承擔一批國家863和973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其中國家863、973項目和國家支撐計劃項目50余項，國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0余項；學校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5項，國防、軍隊科技進步一、二等獎7項，省部級自然科學、技術發明和科技進步一、二等獎25項，列遼寧省80余所高校的前列。
學校總占地面積121.5萬平方米，建筑面積55.3萬平方米，圖書館面積2.16萬平方米，館藏圖書160萬余冊。由綜合體育館、中心體育館、網球館、游泳館等組成的體育場館面積達2.07萬平方米，體育設施達到國際比賽標準，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美國田徑隊的訓練基地。
大連大學注重吸引國外智力，積極開展國際間交流與合作。先后與日本筑波大學、中央大學、名古屋外國語大學、北陸先端科技大學院大學、金澤大學，美國特洛伊州立大學，韓國中南大學院、群山大學、昌原大學校、鮮文大學等6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友好合作關系，聘請外國專家與知名學者來校任教、講學、訪問，學校也組團或派教師出國進修、考察及學術交流。
目前，大連大學已經進入了“調結構、建特色、上層次”、努力創建全國一流教學研究型地方大學的新的發展階段。學校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是——全面貫徹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繼續實施“質量立校、人才強校、文化興校、依法治校”的辦學方略。以學科建設為龍頭，以提高教育質量和服務地方能力為重點，以人才隊伍建設和大學文化建設為支撐，以特色建設和內涵發展為主題，以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為動力，凝練學科方向，轉變發展模式，立足大連，服務遼寧，面向全國，培養“會做人、能做事，會學習、能創新”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到2015年，力爭實現博士學位授權單位的突破，初步建成規模適度、質量優異、結構合理、特色明顯，優勢突出，部分學科居于省內地位、綜合實力處于國內地方高校一流水平的教學研究型地方大學。
音樂學院
音樂學院的前身是1987年的大連大學師范學院藝術系，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學院的辦學水平逐年提高，專業結構日益合理，學科建設發展迅速。學院現設音樂教育、舞蹈、管弦、鋼琴、聲樂、文藝編導、音樂理論7個系，共有40余個專業方向，擁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的音樂與舞蹈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權。
學院現有在校生805人，教職工79人，專任教師6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9人，外聘教師20余人。近年來涌現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造詣，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的學科帶頭人。學院在研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1項，省級科研項目21項，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在、省級大賽中獲獎項40余次，大連大學青年交響樂團連續兩年在法國、美國、加拿大交響樂比賽中獲金獎；聲樂專業在第一、第二屆、第四屆全國高等院校聲樂展演賽中榮獲金獎5項；合唱團應澳門政府，澳門文化局邀請參加第25屆澳門國際音樂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舞蹈團在第七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校園舞蹈大賽獲表演銅獎；青年教師在國際鋼琴、聲樂比賽中獲獎7人次，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由中國音樂家協會普通高校音樂聯盟主辦的“神州唱響”全國高校聲樂展演連續四屆在我校舉行，中國音協黨組書記徐沛東、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金鐵霖、馬秋華等親臨比賽現場并給予了高度評價，我校師生獲得教師組、學生組多項金獎。
學院有著廣泛的學術交流活動，幾年來先后邀請了國內外數十位專家、學者到校講學、任教和舉辦音樂會。多位教師應邀出訪美國、韓國、日本、加拿大、德國、奧地利、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活動和舉辦音樂會。學院與德國福特旺根藝術大學、美國加州斯坦尼勞斯音樂學院、俄羅斯國立師范大學、日本作陽大學等十余所院校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
音樂學專業（師范類）
培養目標：培養擁有現代教育觀念，綜合素質全面發展，既有扎實的音樂實踐技能，又具有適應中小學教學能力的音樂教育專門人才，以及能夠勝任在專業文藝團體、藝術院校、文化機關及廣播影視部門從事表演、教學、研究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
主要課程：教育學、藝術學、藝術概論、中國音樂史與名作欣賞、西方音樂史與名作欣賞、樂理與視唱練耳、多聲部音樂分析與寫作、民族民間音樂、合唱重唱、合唱指揮、學校音樂教育導論與教材教法、聲樂、鋼琴、即興伴奏、心理學、當代教育學、現代教育技術等。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
音樂表演專業
西洋管弦、民族器樂、鍵盤演奏、聲樂種類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系統的音樂表演方面的專業基本知識、音樂實踐技能和教學能力，能在專業文藝團體、藝術院校、藝術研究單位和文化機關、出版及廣播影視部門從事表演、教學、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
主要課程：藝術學、藝術概論、中國音樂史、外國音樂史、基本樂理、視唱練耳、和聲學基礎、民族民間音樂、音樂作品分析基礎、音樂欣賞、表演主科、樂隊合奏、合唱等。
文藝編導種類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理論修養和藝術鑒賞能力，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編導、策劃、創作、制作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技能，能在全國廣播電影電視系統、文化部門、傳媒公司及群眾藝術團體等部門從事節目策劃、編導、節目制作、文字撰稿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
主要課程：藝術學、藝術概論、中國音樂史、外國音樂史、廣播電視學概論、傳播學、導演基礎、表演、新聞學、采訪學、色彩學與構圖、電視攝影藝術、電視畫面編輯、照明藝術、編導創作實踐等。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
舞蹈編導專業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現代舞蹈意識和理念、掌握一定的文化基礎和專業理論基礎、具備一定的編導能力和教學能力，能適應社會多種藝術工作崗位、能教學、能表演、能編導的高素質應用型舞蹈編導人才。
主要課程：藝術學、舞蹈編導、樂理視唱、舞蹈作品賞析、藝術概論、中外舞蹈史、芭蕾舞基訓、中國古典舞基訓、現代舞及編舞技法、民族民間舞、教學劇目、中國民間舞蹈文化、舞蹈教學法及舞蹈編導理論等。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
大連大學2014年音樂類專業招生計劃一覽表（擬定）
文藝編導類別招生地域為黑龍江、江西、湖南。
以上擬招人數根據實際報考情況進行調整，專業設置與招生計劃等相關細節請在填報高考志愿時以各省招生主管部門公布為準。 美術學院
美術學院是1996年由大連大學師范學院藝術系和大連大學工學院工藝美術系合并而成，經過多年的建設，學院的辦學水平逐年提高，學科建設發展迅速。學院現設美術學、環境設計、服裝與服飾設計、視覺傳達設計、數字媒體藝術本科專業，擁有美術學、設計學兩個一級學科碩士點，包括民族民間美術、美術史論、油畫實踐與教育、中國畫實踐與教育、藝術設計理論與實踐、服裝藝術設計、環境藝術設計、工業造型設計八個研究方向。
學院現有在校生800人，教職員工72人，其中專業教師57人，教授5人，副教授18人，講師29人，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3人、碩士學位的12人，其中院長石峰為大連市美術家協會主席。現有教學面積6500平方米，是一個集專業教學、創作設計、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于一體的綜合性、多學科、高層次的學院。學院設有基礎部、理論教研室、服裝藝術設計教研室、環境藝術設計教研室、裝潢藝術設計教研室、新媒體設計教研室、辦公室七個教學與行政部門；設有教學指導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指導日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共建立了18個美術寫生、教育實習、生產實習、畢業實習等基地，為鍛煉學生實踐技能提供了條件。學院堅持“厚基礎、寬口徑、重技能、拓方向”的辦學理念，在本科教學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凝練出鮮明的辦學特色。
在教學中，學院教師引導學生參與課題、工程、項目等社會實踐活動，并通過模擬課題形式，確定課題的市場定位、技術的可行性與藝術設計的需求點，讓學生在大學階段就能親身投入藝術設計的全過程，為其走向社會奠定基礎。學院重視實習基地的建設，旨在加強實踐訓練，培養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學院依托各類工作室進行拓展教學，先后建立了中國畫工作室、繪畫語言實踐工作室、版畫工作室、壁光陶藝工作室、雕龍工作室、服裝CAD工作室、裝飾藝術工作室、“方式”藝術設計工作室、新視覺藝術工作室等，專業老師結合美術創作和藝術設計的大賽進行專業拓展教育，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學院啟動了“學術沙龍”和名師講壇活動，聘請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來講學，帶來了學術領域的前瞻思想和兄弟院校的成功經驗。學院組建多個學生社團活動進行專業拓展教育，現有DV協會、攝影協會、服飾協會、漫畫協會、吉他協會、書法協會、模特協會等學生社團，學生在社團活動中，提高了綜合素質。
近三年來，學生創新立項達到68項，共有300余人次參加，占學生總數的30%。學生共參加了74項市級以上大賽，獲得354項獎項，其中107項、省級60項、市級187項。93%的在校生參加各類設計大賽，獲獎或入選的學生比例達47%。如在中國建筑協會室內設計分會主辦的“新人杯”青年學生室內設計大賽、中國美術院校在校學生作品年鑒、臺灣金犢獎廣告大賽、靳埭強平面設計獎、中華杯國際服裝設計大賽、遼寧省大學生藝術展演大賽、大連市高校學生藝術設計大賽等重大賽事中均獲得優異成績。學院與日本東京服飾專門學校、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爾大學、韓國東首爾大學等多個院校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
美術學專業（師范類）
培養目標：掌握美術教育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以及相關的綜合知識，培養能夠在中小學從事美術繪畫教育或在美術館、群眾藝術館、藝術研究所、企業單位、街道辦事處、社會團體、畫廊等行業中進行美術創作的應用型人才。美術學專業能夠適應不同行業對美術類人才的需求，在社會中傳播文化藝術。
培養模式：突出專業方向，通過學分制和導師制等教學管理的新模式，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目的性和靈活性，以培養和提高其專業素質和綜合運用能力。
主要課程：中國畫、油畫、版畫、陶藝、美術史論等方面的知識與技能、中外美術史、藝術美學、技法理論、構圖學、繪畫、攝影、計算機應用、美術教育心理學、美術教育學、書法與篆刻等。
專業特色：注重專業實踐能力與綜合素質培養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
服裝與服飾設計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較強的服裝綜合設計能力、創造能力和工藝制作能力及產品營銷能力，能夠跟蹤或領導服裝設計新潮流的服裝設計和經營管理方面的應用型人才。
培養模式：在思維方式上，突出現實與抽象的辯證統一；在內容上，立足民族服飾，了解并掌握國際服飾的特點與發展趨勢，突出古典與現代的有機結合；在能力上，強化操作技能，充分利用大連國際服裝節和各類服裝設計大賽的契機，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實踐。
主要課程：中外服裝史、服裝概論、服裝設計、服裝畫技法、服飾材料、服裝工藝學、服裝制作、服裝市場營銷、服裝CAD、服裝造型設計、立體剪裁、現代藝術設計史、服裝企業管理等。
專業特色：注重專業實踐技能與綜合設計能力培養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環境設計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環境藝術設計創意、工程設計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能在室內設計、環境設計兩方面具有相應專業能力的應用型人才。
培養模式：突出思維能力的培養，強化技術技法訓練，注重實踐機會，提高創新能力的培養。通過課程結構的優化組合、教學模式的更新和個性化專業方向的設置，拓寬學生擇業方向，提高專業技能和適應社會發展的能力。
主要課程：藝術概論、美學概論、素描、色彩、透視學、建筑制圖、室內外效果圖、環境設計與規劃、造型設計、展示設計、園林設計、建筑裝飾材料分析、民間藝術、計算機應用等。
專業特色：注重專業項目實踐能力與綜合設計能力培養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
視覺傳達設計
培養目標：培養具備裝潢設計創作、教學、研究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能在裝飾設計與平面視覺傳達兩方面從事具體工作的應用型人才。
培養模式：突出思維能力的培養，強化技法訓練，增加實踐機會，提高創新能力，通過課程結構的優化、教學模式的更新和柔性化專業方向的設置，拓寬學生的擇業面，提高其業務技能和競爭能力。
主要課程：藝術概論、美學概論、素描、色彩、圖形設計基礎、廣告設計、字體設計、包裝設計、展示設計、網頁設計、廣告攝影、室內設計、企業形象設計、計算機藝術設計基礎、影視媒體藝術設計、世界現代設計史、書籍裝幀設計等。
專業特色：注重專業實踐技能與商務溝通能力培養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
數字與媒體藝術
培養目標：培養具備現代藝術設計觀念和理論基礎、技術基礎；具備現代新媒體藝術知識的應用和創新能力，能在企事業單位、專門設計單位、科學研究單位、高等院校等從事視覺傳達設計、影視編輯、動畫設計和多媒體制作等方面的應用型人才。
培養模式：學習新媒體藝術設計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使學生具備能將技術、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的基本能力。學生通過思維模式、技術手段以及藝術表現方法的訓練達到自身專業素質的提高，最終實現人與環境、人與市場和諧相處，并將這種關系轉化為商業藝術設計上的能力，從而拓寬學生擇業方向，提高職業能力和適應社會發展能力。
主要課程：角色設計素描、中外藝術設計史、影視美學、計算機圖形設計基礎、計算機影視設計基礎、腳本采編、影像攝制、影視編輯、影視廣告、多媒體制作、計算機動畫設計基礎、視頻動畫等。
專業特色：注重數字媒體實踐技能與綜合設計能力培養
基本學制：四年
授予學位：藝術學學士
大連大學2014年美術類專業招生計劃一覽表（擬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