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2-05-14 00:48:3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圖式理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一）信息驅動模式
在心理語言學、認知心理學和信息加工，兩種不同的方式，在其中人們分析和處理語言作為理解和學習的一部分來加以對比。其一，被稱為自上而下的過程，利用“高層次”感覺的信息來推測或闡釋數據中存在的"低水平"的信息。例如，我們都有經驗的讀一些東西不包含任何新單詞或新的結構，但我們還是無法理解其全面性的意義。這是因為我們已動用我們關于這一專題的知識來幫助我們理解。因此，在閱讀教學中，教師應先教給學生一定的知識背景，以便學生可以從書本上猜測詞義。這是說閱讀過程遵循自上而下的模式。
（二）意念驅動模式
一種方式是反映了閱讀加工過程的方法。一些教師首先通過引入新的詞匯和語言結構，然后復習文本逐句、逐段地學生教授閱讀。接著提問和回答，檢查理解，花很多的時間讓學生朗讀課文。這樣的教學方式使閱讀水平提高緩慢，識別單詞，短語，句子，段落，再到語篇的意義它基本上是線性的過程。這種教學方法是遵循一種自下而上的模型。例如，在字的識別，更高層次的信息是允許語言知識以及語言實際的詞匯，而較低級別的信息是實際的語音輸入。
（三）交互模式
交互模式的第三種類型，結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模式元素，假設模式的基礎上同時是對幾個知識來源的合成。第一種是讀者和文本之間雙向互動的背景知識理解過程。第二種概念涉及兩者過程之間的交互。完成對迄今在閱讀過程中閱讀的第一和第二語言的研究，我們知道閱讀集成了幾種技巧策略，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件描述而是有目的的，互動的，理解的，靈活的，并逐漸發(fā)展。圖式有序地在大腦記憶中儲存預設對信息處理體系尤為重要。我們可以三種模式相結合，幫助培養(yǎng)學生的閱讀策略和提高語言運用的效率。
二、閱讀定義及理解過程
閱讀是一個心理過程，也可看作是一個復雜的，動態(tài)的認知過程，讀者需要利用視覺信息與非視覺信息，把預設信息源能夠進行腦處理。閱讀不僅僅是認識詞句文章，是涉及到讀者的先驗知識，語言水平和元認知策略的整合。理解水平分為推理和批判。理解能力是閱讀能力基礎發(fā)展的必要。學生必須學習技巧，發(fā)展進步到一個更高的認知秩序即推理和批判使用的熟練程度。
（一）從最低級別的理解移到最高級別，認知加工涉及的理解能力稱為推理
要了解所選內容與文本交互的深層含義，得出結論，預測結果與合成思想等基本技能必須受雇于這一進程。了解語言模式也是必要的，特別是對上下文線索和信號詞推理技能，這些技能如下
（1）預測結果；
（2）解釋性格特征；
（3）得出結論并概括；
（4）感知關系；
（5）理解隱含的因果關系；
（6）解釋比喻性語言；
（7）理解情緒和情感反應
（8）理解作者的意圖；
（9）利用信號詞意義的理解；
（10）檢查語言模式包括大寫和標點符號；
（11）識別隱含序列；
（12）利用上下文確定詞義；
（13）綜合信息。
（二）認知加工是學生所需要的最高水平
這些技能都需要更高水平的認知來對閱讀材料判斷和評價。批判性的閱讀理解能力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因為推理能力也影響學生一生。勢在必行的是學生學會認知偏見，區(qū)分事實和觀點，批判性分析各種其他情況，基于健全的評價標準的能力作出決策。有效認知發(fā)展的本質是
（1）確定有關和無關的信息；
（2）解釋宣傳手段；
（3）認知偏差；
（4）理解作者的可靠性；
（5）區(qū)分事實和觀點；
（6）真實與虛幻的信息分離；
（7）理解謬誤的推理。
三、目前閱讀的趨勢和問題
閱讀是學習英語的一種基本能力。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促使人們越來越重視英語學習和閱讀理解更高的要求。閱讀是英語教學的中心，怎樣是閱讀過程和效果最優(yōu)化？關鍵是要運用圖式理論。圖式理論對英語閱讀教學有指導作用。接下來我們將討論一些英語閱讀教學現狀及局限性。
（一）目前的一些趨勢
在過去，在英語閱讀教學課，教師只注重語言技能的訓練使而忽略閱讀中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突破傳統(tǒng)的閱讀教學模式，學生應該更注重語篇的理解。他們應該使用話語分析來分析話語、文脈和段落來把握作者的意思之間的邏輯關系的交際功能。通過調查，61%的學生反映詞匯知識的廣度制約著他們的閱讀理解。28%的人反映，他們將失去耐心，當他們遇到一些困難和復雜的問題。11%的人認為由于閱讀速度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想。所以學生的閱讀能力和速度都很低。
（二）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
圖式理論的應用是幫助學生學習的前提。然而，在英語閱讀中圖式理論卻低效使用，首先，學生缺乏真正的閱讀實踐。語言能力是閱讀的基礎，學生在課堂上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等待被老師填滿。他們積極性不高少有機會去觀察，思考，想象的體驗閱讀過程，從而導致閱讀理解的接收受阻。其次，文化差異也在圖式理論教學的局限性。每一種語言具有民族特殊的和獨特的功能。它是學生通過閱讀外文資料掌握其文化的一個重要目標。許多教師不重視背景知識導致學生不了解文化差異，呈現出的態(tài)勢是圖式理論的局限性是語言能力和英語閱讀教學中的文化差異。
四、對圖式理論在閱讀理解中的探析
在閱讀過程中，學生是被動的接受者而嚴重挫敗了學生的主動性，妨礙了學習興趣和創(chuàng)造力的激發(fā)。閱讀理解是一個主動的過程，許多學生不喜歡英語閱讀理解，主因是良好的閱讀習慣和學習方法的不足。
（一）學生背景知識的積累
語言是與社會文化緊密相連。如果學生缺乏文化背景，他們無法深入了解的內容。為了豐富圖式在學生頭腦中的映像，我們應該使用實為了了解這些內容，我們需要知道周圍的婚禮習俗的東西，對閱讀教學的主要含義是一個預讀階段可以激活現有的先驗知識，并介紹了缺少先驗知識的需要。教師應充分利用教具等實例，收音機，地圖和圖表。它不僅擴大了詞的數量，而且擴充了學生頭腦中的圖式。
（二）激活學生的預測技能
預測是一個重要的閱讀技能。讀者的預測無論對錯，會使他的心緒更接近文本的主題，然后閱讀中可以確認或拒絕預測。閱讀的預測可以使閱讀更有趣和有意義，通過預測的話題，學生已有的圖式可以被激活，可以幫助記住單詞相關的話題從而促進閱讀理解的階段。激活學生的預測能力和建立新的內容圖式，學生的理解負擔減少就可以更有效地閱讀。
（三）學生新模式的理論建構
構建學生的圖式理論在閱讀前后活動至關重要。教師不僅要教給學生的背景知識，還需要分析和把握整篇文章。我們可以用瀏覽或掃描的方式助力學生建立圖式的文本架構。閱讀過程是讓學生獲取文本的總體思路和結構。這個任務是幫助他們進一步了解的內容和模式的形成。在閱讀后階段，教師可以通過閱讀材料與學生的知識經驗，舉辦各類活動以增強興趣。這部分是鞏固圖式合成階段。它應該提供學生機會與他們所讀到并知道他們的感覺。
（四）建立自信的英語閱讀
學生可能會有負面的閱讀想法。因此，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學生是通過讀來獲取信息、學習和吸收和享受來建立信心。告訴學生沒有必要感到任何壓力。只想得到你需要的信息或者享受自己，這就足夠。一個好的讀者也應該積極與作者溝通，猜一猜作者的言外之意，即使有一些新單詞，那沒多大關系，要從上下文猜出這個詞的意義。
五、結論
論文摘要:以在閱讀和聽力領域廣泛運用的圖式理論為理論基礎，時圖式理論和口譯以及口譯訓練之間的聯系進行探討。口譯作為一種復雜的語言活動，牽涉到源語和譯入語的理解和轉換，時源語的理解是口譯中的重要部分，而圖式理論主要解決背景知識在理解中的作用。將二者結合起來，突出并解釋跨文化意識在口譯中的重要作用。
一、引言
“圖式”(schema)是認知心理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圖式理論是認知心理學家用以解釋心理過程的一種理論。鄧剛(2001)’對圖式理論進行了系統(tǒng)的闡述。圖式是記憶結構，包括語言知識，社會一文化知識和其它知識，也包括己形成的神經反應模式。圖式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人們在理解新事物時，需要將新事物與已知的概念、過去的經歷，即背景知識，聯系起來。對新事物的理解和解釋取決于頭腦中已經存在的圖式，輸入的信息必須與這些圖式吻合。圖式理論現己被廣‘泛地用于聽力和閱讀研究。閱讀理解或聽力理解實際上是輸入信息中的前景(foreground)信息和讀者或聽者頭腦中已有的背景(background)信息的動態(tài)交互過程，背景知識其實就是已存入人頭腦中的圖式信息(schematic knowl-edge);語言的缺陷可以通過激活圖式的能力來補償，從而提高閱讀和聽力理解能力。
口譯(包括即席翻譯和同聲傳譯)一種即席的口頭復制過程，將一種語言所述的內容用另一種語言再表述[，涉及如何由源語(source language)向譯入語(target language)轉換的全過程。與筆譯不同，口譯有它的特點，即譯員必須及時地、獨立地進行一次性翻譯。這就要求口譯人員較強的自身素質，如雙語基本功、口譯技能、記憶力、知識面等。同時口譯人員在工作中常常充當”多面手”的角色，具體表現為翻譯員、接待員、導游員、宣傳員和聯絡員(李郁青，2005)。但對于譯員來說，口譯中最難的莫過于兩種文化的差異。可以說，口譯是翻譯文化而不是語言。因此，口譯人員的跨文化意識決定其能否把握翻譯尺度且不受文化差異的負面影響，已成為衡量一名優(yōu)秀譯員的重要準繩。
劉件福(2001)已嘗試以圖式理論為框架，用實驗的方法來探討中國大學英語專業(yè)本科生的背景知識在英語口譯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其研究結果如下:(1)背景知識與口譯成效(success of oral interpretation)呈正相關，背景知識對口譯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均有促進作用;(2)在語言水平相當的情況下，有無背景知識可能會導致口譯成效的顯著差異;(3)口譯成效與語言(包括源語和譯入語)水平相關;(4)口譯是一個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并非完全取決于某一個因素，如背景知識。本文只就背景知識中的文化因素在口譯中的作用用圖式理論加以理論闡釋，突出跨文化意識在口譯實踐和教學中的重要性。
二、文化圖式在口譯中的作用
(一)口譯中圖式的分類
口譯是一個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這些因素包括口譯人員自身素質(如雙語基本功、口譯技能、心理素質、記憶力、背景知識等)和外界非語言因素(環(huán)境舒適度、外來幫助、話題難易度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可以用圖式理論來解釋，總結為語言圖式(linguistic schemata)，文化圖式(culturalschemata)和語言外圖式(extralinguistic schemata) 。
口譯中譯員的語言能力主要體現為雙語基本功，如聽力敏銳度、語音語調、句法和詞匯量等。語言圖式主要通過語境(上下文)、源語和譯入語的篇章差異(句法結構)、文體差異(正式或非正式，特定文體或一般文體)等體現出來。非語言因素如譯員的心理素質、背景知識、話題難易度、講話人意圖動機和環(huán)境等可歸結為語言外圖式。下面重點談談文化圖式與口譯的關系。
(二)文化圖式與口譯
劉明東((2003)認為，文化圖式指的是人腦中關于文化的”知識結構塊”，是人腦通過先前的經驗已經存在的一種關于”文化”的知識組織模式，可以調用來感知和理解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文化現象。根據這個定義，我們不難得到結論:文化翻譯包括口譯就是要理解并編譯(decode)源語中的文化圖式，然后重建(reconstruct)譯入語中相關的文化圖式。這就要求口譯人員能夠通過自己頭腦中的文化圖式信息來解譯源語中的文化圖式，且譯入語中文化圖式的重建要能激活起譯員頭腦中的文化圖式信息。只有做到這兩方面，口譯才能表達出原講話的全部內容，并且易于聽懂。比如，在翻譯中國古代四大美人時，把西子比作Chinese Cleopatra，就很好地建立起英語語言中的相關文化圖式，突出了西施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樣，遇到外國人不熟悉的建筑雕刻一一麒麟(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動物)，由于與西方的獨角獸(unicorn)相似，于是解釋為Chinese unicorn就比較好。
在此，難免要提到語言的文化可翻譯性(translatability ofcultural schema)問題。不同的翻譯理論家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就中英文來講，是可翻譯的，口譯更是如此。就以有中國特色的習語"三教九流”為例。譯者可以翻譯為people ofall sorts or people of different origins and backgrounds，但聽者可能還想知道”三教”和”九流”具體指代哪些。這時譯者要加以解釋，”三教，，指儒教(Confucianism)、佛教(Buddhism)和道教(Daoism);”九流，，指((the nine schools of thoughts)，分別為儒家(the Confucians)、道家(the Taoists)、陰陽家((the Yin-Yang)，法家(the legalists)、名家(the logicians)，墨家(the Mohists)、縱橫家(the political strategists)、雜家(the eclectics)和農家(the ag-riculturalists)。再tEi如，我們稱贊女子美麗用”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這種情況，譯員可以翻譯為’’Her beauty isbeyond description"，再進一步解釋”In Chinese， we often saythat her beauty would make the fish sink， the wind goose falldown and the moon hide herself， and put the flowers to shame" 。
(三)跨文化意識在口譯中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在實際口譯實踐中，譯員就要注重跨文化意識的培養(yǎng)。跨文化意識就是譯者認識到翻譯是跨越語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強調跨文化交際中參與者對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認知。文化差異對口譯的影響是顯著的。比如，中國食品的種類之多可謂世界之最，每個地方除了所屬菜系之外還有風味小吃。我們將“小吃”一般譯為”snack food" ，而在美國，"snack food”一般相當于中國人平時吃的”零食”。現在已聽到用”small eating”代替”snack food"來表達中國的”小吃”概念。還以小吃為例，我們有餛飩和餃子，但英語將其統(tǒng)稱為’’dumpling"而不加以區(qū)分。但外國人現在也用拼音”huntun"〔餛飩)，"jiaozi"(餃子)，"toufu"(豆腐)來表示此類概念。這些都是作為口譯人員應該注意的文化現象，從而能夠更好的理解源語文化內容并建立起相關的譯入語文化圖式。
一直到今天，其提供的許多有益的理論思考對歷史研究仍然具有借鑒和導向意義，但同時，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反映在認識論層面，其共同的錯誤就是把文本的歷史混同為真實的歷史。客觀主義歷史認識論把歷史認識客體———文本，理解為客觀的歷史客體———真實的歷史，肯定了文本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而忽略了文本與認識主體的相關聯性，完全混淆了文本與真實的界限。蘭克學派所指的“如實客觀”的歷史事實，實際上指的是文本的歷史，而他們卻把這些認為是曾經的歷史，這實際上是將文本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混為一談。過于絕對地認可文本歷史的客觀性，而否認歷史認識主體對史料及史著的滲入，過于看重文本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之間的同一性，而忽視文本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之間存在的距離，這既是蘭克學派的成功所在，也是其被后繼者否定的原因所在。歷史相對主義雖然承認有兩種歷史事實，認為世界上“不但包含著保存下來的歷史事實，也包含著沒有保存下來的真實事件”，但同時又認為“歷史事實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3］231。也就是說，既有限地認可真實的既往，但無法確認有真實的既往;既承認認識主體能夠生成歷史知識，又徹底否決歷史敘述的客觀性與解構歷史的真實性。歷史相對主義本身存在的矛盾，使它無法證明“自我指涉”的邏輯性。而最終結果是，相對主義只認可有一種歷史，即頭腦中的歷史。一個是把文本的歷史等同于真實的歷史，一個是用主體觀念中的歷史取代了真實的歷史，歷史客觀主義和歷史相對主義雖然推演的程序不同，但兩者殊途同歸，都把觀念或文本的歷史等同于真實的歷史。后現代主義則在歷史認識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過分夸大語言的作用，強調歷史書寫過程的藝術手段，強調文本的獨立性、個體性，根本否認或割斷語言與歷史的關系，完全將真實的歷史與文本的歷史混為一談，從而否認存在過真實的歷史。這些史學虛無主義的觀點顯然是建立在對語言或文本這種獨立物認識的基礎上的，僅把語言看成了結果，完全沒有意識到語言只是建構歷史的工具。
文本不能承受真實歷史圖景建構之重
“文本”一詞源自英文text，被后現代主義引入研究之后，其指稱相當廣泛，從粗糙原始的器具到制度化的繁文縟節(jié)，從衣衫襤褸者的淺唱低吟到肉食者的豪門盛宴，舉凡和人類活動相關的一切事物都被視作文本。在歷史學的視野中，文本當指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人類遺留下來的社會活動痕跡，它與人類所進行的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僅僅是真實歷史的“殘存信息”。這些“殘存信息”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遺存實物”，包括歷史遺址、圖像、器物、服裝、建筑、風俗等在內的能夠反映人類過去活動痕跡的存在;二是“元生文獻”，包括當事人親歷、親聞、親見、親感而撰寫的反映人類過去思想和活動的文獻;三是“解構材料”，包括歷史認識主體在研究前兩種類型文本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和口碑傳說。這三種類型的文本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它們已非元生的歷史鏡像，而僅僅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在個別方面反映歷史鏡像。因此，試圖以文本的方式進行歷史圖景的建構是一件異常困難甚至是難以完成的事情。首先，文本的維度僅僅具有編年的意義，而不具有建構的本質。文本表達的是觀念中的歷史信息，是通過話語符碼化構成的一幅臆想的圖景，而非真實歷史本身。真實的歷史是不在場的“存在”，是過去了的或消逝在未知時空體系中的存在，那種存在并不在歷史學的視野當中。在場的歷史是關閉的，認識主體通過文本經由分析、推理或想象來“再現”過往的歷史。歷史認識對象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它不是以當下的實在作為認識和研究的對象，而是以過往的人類社會作為認識和研究的對象。文本是經過認識主體深思熟慮、經心篩選的結果，它不會也不可能重置于另一個時空中人類的生活鏡像和情感體驗，它所表達的是事實的信息和概念，而不是事實本身，文本的存在僅幫助我們建立與真實歷史的聯系。不管是“遺存實物”、“元生文獻”，還是“解構材料”，它們在反映人類過去活動時，都不是以完整清晰的面貌出現的，而是以模糊不清、殘缺不全為表征。而且，文本是一種“為我存在”，而“為我存在”是與主體認識相關聯的，并非所有的人類社會活動都能進入認識主體的視野，為主體認識所指向的、納入主體認識范疇的僅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很小一部分。文本僅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這些過往的一小部分，或者說文本僅反映歷史遺留或歷史書寫者所指向的那一部分。以“元生文獻”為例，中國傳統(tǒng)歷史文獻可謂浩如煙海，但用這些文本去勾畫任何一個歷史現象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這一方面是由于歷史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因兵燹、災害、自然淘汰及人為的刪改禁毀等原因而造成損毀缺失，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夠反映歷史的文本雖然從數量上講是很可觀的，但這些可觀的文本不是以連續(xù)不斷的、完整的方式體現過往人們的生活，而僅僅表現了人類過往的模糊片斷。而且，這種僅僅流于文字的反映，與活生生的人類過往社會生活相比，其為不同已有天壤之別;與全部的人類社會活動相較，其量有差何止滄海一粟。所以，由于文本自身固有的支離破碎、斷縑寸紙的特性，雖然我們坐擁汗牛充棟，但有時仍然不能表現真實歷史的九牛一毛。其次，文本的解析不等于歷史的建構。今天普通人所認識和了解的歷史，它既非來自“遺存實物”，也非源于“元生文獻”，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解構材料”。這些“解構材料”本身不可能形成真實的歷史，它僅是歷史認識主體對“遺存實物”和“元生文獻”分析、推理的產物。歷史認識主體通過對“元生文獻”和“遺存實物”的提煉而形成文本意義上的歷史過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它是一種精神產品，被歷史認識主體賦予了精神性的成分。由于不斷地解構與建構，又形成新的整合，而隨著“文本”形態(tài)的變化，又不斷形成新的“解構材料”，由此不僅“元生材料”、“遺存實物”被解構，“解構材料”本身也處于不斷地被解構的過程中。［4］16而且，“解構材料”不僅是歷史認識主體認識歷史的一種方式，也是歷史認識主體參與社會實踐的重要方式和結果。一個歷史敘事者不單是敘述歷史，也在敘述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和社會，也在敘述他自己。歷史認識主體將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通過歷史文本表現出來，既在結構過去，同時也在結構現實、結構自我。“只有現在是被經歷的。過去與將來都是視界，是從現在出發(fā)的視界。人們是根據現在來建立過去和投射將來的。一切都歸于現在。歷史難寫，正在于它與我們的現在有關，與我們現在看問題的方式以及投射將來的方式有關。”［5］7“任何成就都不是最終的。可以用來解決任何給定問題的證據，都是隨著歷史方法的每一個變化和歷史學家們的能力的每一種變動而在改變著的。”［6］345對于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歷史認識主體會“解析”出不一樣的認識結論;而對于同樣的文本，不同的歷史認識主體也必然會“解析”出不一樣的認識結論;即使同一歷史認識主體面對同一文本，在不同的認識情境之下也可能“解析”出不同的認識結論。被孔子所褒美、為史家所稱道的“古之良史”董狐也是通過“書法”來表達他對“趙盾弒其君”的主觀思想的。更何況大多數文本是經由選擇性記憶或針對性失憶的產物，任情褒貶、隨性抑揚情況在所難免。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歷史，它是歷史認識主體對部分歷史文本所進行的重構和解釋，它是文本歷史最重要的表達方式。文本是認識主體意志的產物，一切文本的歷史均是主體化的歷史。世界上存在兩種歷史，即文本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文本的歷史是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留下的痕跡，而我們了解并接受的歷史是歷史認識主體研究和寫作的結果，對于自身不去研究歷史的讀者來說，他們接受的歷史恰恰是歷史學家創(chuàng)造的文本歷史，而真實的歷史是不斷逝去的過去和已然的“曾經”，它獨立存在于認識主體之外。但由于時空的位移，這些過去和“曾經”暫時無法重現。［7］92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一個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現實，就像兩條漸近線一樣，一齊向前延伸，彼此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會相交。……這種差別使得概念并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8］744文本的歷史是“概念”的歷史，而真實的歷史是“現實”的歷史;文本的歷史經過歷史認識主體的精心重構和針對性選擇，而真實的歷史是已經過去了的人類生活的全部鏡像。文本的歷史即使飽含高度的客觀性，它仍然與真實的歷史存在懸距，仍然不是真實的歷史。所以，文本的建構不等于真實歷史的建構，文本的建構更不能承受真實建構之重。
種圖式知識， 這會使對新聞源語的解碼更加迅速、準確。在對譯語進行編碼時， 譯者應做到有
利于激活譯語讀者的已有圖式，同時也要有利于幫助譯語讀者建立新的圖式， 以便全面了解新聞
傳遞的信息。
[關鍵詞] 圖式理論; 新聞英語翻譯; 源語解碼; 目標語編碼
Abstract: Based on the schema theory， in decoding source English news report， translators fully trigger related schematic knowledge so as to make decoding more easy and precise. And in encoding target news，translators attempt to make it beneficial to activate the translation reader’ s relevant schematic knowledge and help them to set up more new schemata so as to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the news.
Key words: schema theory， English news report translation， source news decoding， target news encoding
圖式( schema) 理論自衍生以來， 一直受到了語言學家及語言教師的極大關注。該理論已廣泛應用于閱讀理論的研究，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圖式理論不僅對閱讀理論的研究和閱讀教學大有幫助，而且對翻譯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因為翻譯是將一種語言用另一種語言進行表達的轉換過程，這種過程“從表面上看是一種語言活動， 但從翻譯的主體即譯者的角度來說， 翻譯實質上是一種思維活動”[1]。
在這一思維活動中， 譯者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即: 圖式的轉換。因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對源語圖式進行正確解碼才能達到“信”，同時還必須將了解的源語圖式恰到好處地移植到目的語中去才能達到“達、雅”。也就是說， 翻譯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圖式轉換的過程[ 2 ]。
新聞英語作為一種特殊的應用文體， 有其獨特的篇章結構、句法特征與選詞特點。要準確無誤地傳遞新聞所傳載的信息， 譯者既要正確解碼，還要移植源語中的圖式( 包括語言圖式、語境圖式、文體圖式和文化圖式) 到目的語中。本文嘗試將圖式理論運用于新聞英語的翻譯之中， 以便更加真實、全面地傳遞其中所包含的信息。
一、圖式理論及其可行性
18 世紀康德認為圖式是連接概念和感知對象的紐帶。英國心理學家Frederick Barlett 認為， 我們對語篇的記憶并不是基于直接的復制而是解釋性的。這一解釋過程運用所接觸語篇中的信息連同與手頭語篇相關的過去的經驗一起構建出一種思想表達[ 3 ]。這里所指的過去的經驗并不是單一的事件或經驗的簡單堆積， 而是組織好并易于駕馭的。他把這一結構塊稱為“圖式”[ 4 ]。Cook 將圖式定義為“語篇過程所必需的思想表達” ( a mental representation essential to discourse processing) [ 5 ]。
張懷建、黃建濱認為， 圖式可以比作一個龐大的檔案系統(tǒng)， 它把個人的知識經驗分門別類貯存在大腦中。大腦接收一個新的信息后， 便會設立一個新的文件夾( 或先驗圖式) ， 或把新的信息輸送到現存的先驗圖式之中[ 6 ] 。
圖式理論認為， 人們在理解、吸收輸入信息時， 需要將所輸入的信息與大腦已知的信息( 或概念) 及背景知識聯系起來。換句話說， 對新輸入的信息進行解碼、編碼必須與圖式網( schemata) 相匹配才能完成信息處理的系列過程。圖式網簡而言之是指“世間典型情景在大腦中的反映”[ 7 ]。通俗地講， 每個人的大腦中都儲存著世間無數的事實。
這些事實在大腦中按情境分門別類， 組合成網絡圖式， 給讀者提供一種參照系， 使讀者對所閱讀的文字材料能夠正確理解[ 8 ]。這樣一來， 隨著知識的增加形成了不同門類和不同層次的各種圖式群。它們相互聯結，相互嵌入，縱橫交錯，在長時記憶中形成一個巨大的立體網絡系統(tǒng)。圖式一般分為內容圖式和形式圖式。內容圖式是指一組關于物體、思想或現象的概念或一系列相關的概念。即狹義的背景知識。它一般由兩方面的內容構成[ 8 ]: 關于某種文化或亞文化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知識;文章中涉及的有關學科或專業(yè)方面的知識。一般說來， 譯者的背景知識越豐富， 就越能夠對原文進行理解， 背景知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語言水平的不足， 以保證譯文的真實流暢。形式圖式是指關于篇章結構的知識( 即語篇知識) 。具體地說， 是指對文章的格式安排、結構排列等的熟悉程度。形式圖式對于理解和翻譯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中西語篇結構有異， 不同文章有不同的風格， 如果讀者對寫作格式相當熟悉， 就能十分容易通過格式的結構和發(fā)展， 理解原文結構并為重構譯文打下良好的基礎。
新聞英語包含的是信息， 翻譯的目的也是傳遞信息。對原文的正確理解是信息準確傳譯的關鍵一步， 這就要求譯者除了具備相應的語言素質外還必須對新聞英語的語言特點、文體結構、與消息相關的背景和文化知識以及相關的圖式有所了解。因此， 圖式理論用于新聞英語的翻譯之中不僅對譯者解讀原文有指導作用， 而且對目的語的再編碼也有所幫助。
二、圖式理論在新聞源語解碼中的運用
翻譯的核心是對源語的正確理解和解碼。根據圖式理論， 閱讀理解歸根到底是給合適的圖式填充新信息而使圖式具體化的過程， 整個理解過程是在圖式指導下進行的。在大腦長期記憶中， 過去的經驗已在大腦中形成各種圖式， 當有足夠的信息時，相應的圖式被激活。因此，譯者在對源語的解碼過程中應成功激活大腦中與文本相關的圖式以求得對源語的正確理解。
例如:
(1) Hans Blix， the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Vienna，was the unanimous choi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head the new arms inspection commission for Iraq yesterday， ending weeks of wrangling.2000.1.27. Financial Times
這是一段新聞的導語， 要正確理解和翻譯這條新聞， 必須激活譯者有關新聞導語的特點及其功能的有關圖式。導語作為新聞的開頭， 用最精煉、簡潔的文字反映消息的要點和輪廓。導語一般會交代五個要素即5 個“W”。激活了這個圖式， 譯者就對這條導語的結構和內容有了了解。這條導語交代了WHO( Hans Blix， the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Vienna) ，WHAT( was the unanimous choi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head the new arms inspection commission for Iraq) ， WHEN( yesterday) 等問題。因此， 可以將此導語譯成: 曾任國際原子能機構主任的漢斯.布利克斯， 昨天經聯合國安理會一致同意， 被任命為新的伊拉克核查委員會負責人， 從而結束了幾周來圍繞此事出現的糾葛。
(2) The death of princess of Wales unleashed outpourings of newly- coined honorifics， for instance “a present- day Cinderella whose clock struck midnight all too soon.”
要理解這段話， 需要譯者激活有關黛安娜王妃和灰姑娘故事的圖式。黛安娜只是貧民之女， 卻嫁給了王子， 頗像灰姑娘的童話故事。故事中的灰姑娘得到神仙的幫助， 去參加王子的舞會， 但是必須在午夜鐘聲敲響之前回來。激活了這兩個圖式， 譯者就能夠正確解讀這段話。“whose clock struckmidnight all too soon”是比喻黛安娜王妃死的過早， 又因為灰姑娘的故事家喻戶曉， 這段話可以直譯為:黛安娜王妃的逝世導致了大量新敬語的產生，比如“一個當代灰姑娘的故事， 只是鐘聲過早地敲響”。
三、圖式理論在新聞目標語編碼中的運用
在翻譯過程中， 譯者理解原文之后， 對目標語的編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譯文的質量好壞。圖式不僅幫助譯者理解原文而且對目標語的再編碼也有很大的幫助。目標語編碼的成功與否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傳遞作者想傳達的信息。根據國外語言學家的研究， 閱讀理解的關鍵在于成功地激活讀者腦海中與閱讀材料( 譯文) 有關的圖式。因此， 譯者在目標語編碼的過程中， 一定要提供足夠的信息量，既能激起潛在讀者的相關圖式， 以便能夠充分了解原作者借以傳達的消息， 又能夠幫助不具備此方面圖式的讀者建立新的圖式， 以促進世界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理解。
例如:
(3)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tend to have a short shelf life and a weak brand image.Asiaweek， Feb.26， 1999
在例( 3) 這段新聞中用了兩個商業(yè)詞匯: a short shelf life 和a weak brand image。“Shelf life”指商品的貨價期， 即商品擺在貨架上的最大期限， “a brand image”指品牌形象。中國人對于后者并不陌生， 而對于前者可能很多人并不知其含義。考慮到這一點， 為調動讀者有關日本首相頻繁更換的圖式， 譯者采取了解釋的翻譯方法， 將此句翻譯成“日本歷屆首相往往是上臺不久就下臺， 而且品牌形象也不佳”。如此這樣， 源語的信息就成功地傳給了讀者， 同時， 翻譯也就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再如:
(4) “The bubble has burst for the generation that expected to inherit the “the Pacific Centur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22.1999
“太平洋世紀”指的是美國人從東海岸( 大西洋) 向西海岸( 太平洋) 開拓進展的19 世紀， 也就是開發(fā)西部的那個世紀。此處， 通過增譯的方法將其文化意義譯出， 能夠幫助讀者建立有關美國太平洋精神的文化圖式。因此， 此句可譯為“一度期望發(fā)揚‘太平洋精神’( 美國西部精神) 的那代人的希望像肥皂泡那樣破碎了”。
四、結語
從以上可以看出， 圖式理論充分體現了人類已有的認知結構在處理外界信息時的主動作用。這種作用貫穿于信息加工的全過程。圖式用于新聞英語這一特殊文體的翻譯時， 一方面是激活譯者的相關的形式圖式和內容圖式， 從而幫助譯者充分理解新聞所傳遞的信息， 即完成對源語的解碼; 另一方面， 譯者將新聞翻譯成目標語即目標語的編碼， 也要注意圖式的轉換， 幫助潛在的讀者在閱讀新聞的翻譯文本時， 激活已存的相關圖式， 同時幫助他們建立新的圖式， 達到跨文化的交際目的。因此， 為在全世界更快更準確地傳遞新聞信息， 翻譯工作者要盡可能的獲取更多新的知識， 從而積累盡可能多的圖式知識， 以備翻譯過程中的隨時調用。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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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懷建， 黃建濱.背景知識與閱讀教學[J].外語界，1995，( 4) .
所謂圖書館資源管理模式，就是把“信息資源、人力資源和物資資源”整合，是一個兼容的管理體系。隨著網絡的發(fā)展，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現在，隨著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人們閑暇的時間越來越少，大部分人們越來越喜歡光顧網絡信息服務，人們已經把網絡作為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二、現代圖書管理模式
1.現代圖書知識管理模式。
所謂圖書館管理，是指運用現代管理學原理，通過計劃、組織、協調、控制、指揮等活動，對圖書館的各種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從而達到圖書館的預期目標、工作過程和圖書館的任務。這將對社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圖書館知識管理，主要是對于隱形知識和顯性知識的“收集、整理、儲存和運用”，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用戶對知識和信息的需求，使得資源的配置得到了優(yōu)化。這種圖書管理模式不同于傳統(tǒng)的圖書管理模式，即側重點、管理對象和理論基礎方面都存在這差異。
2.現代圖書數字化的管理模式。
運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圖書進行數字化的管理，即將大量的文獻信息以規(guī)范的數字方式儲存于計算機之中，把信息的“儲存、管理、檢索、和產權保護”等綜合在一起，這就為讀者提供了服務。它具有三個特點[2]“：文獻資源數字化、文獻傳遞網絡化、文獻資源共享化”。所謂文獻資源數字化，是將文獻信息轉化為用計算機設備存貯的，二進制代碼的信息，實現了對形式轉換后的信息，計算機的管理；而文獻傳遞網絡化，是通過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進行數字文獻的傳播；在數字圖書館時代，文獻資源共享化，就是人們通過網絡在網頁上點擊相關鏈接，就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文獻資源。
3.服務主導型的管理模式。
所謂服務主導型管理模式，就是以“為讀者服務”為中心，“讀者第一、服務至上”，這是它的管理理念，要達到六個基本目標：“管理的互動性、管理的專業(yè)性、管理的服務性、管理的高效性、管理的系統(tǒng)性、管理的開發(fā)性”。要實現這些目標就必須做到：“轉變管理的理念，明確管理的目標；完善管理的機制，提高管理的效率；創(chuàng)新管理的方式，提升管理的活力；強抓管理隊伍的建設，保障管理的實施；拓寬服務的領域，創(chuàng)新服務的模式”。在管理中，堅持“以人為本”、“以讀者為中心”的管理原則，圖書館就會整體優(yōu)化，步入現代化。
4.圖書一體化管理模式。
圖書一體化的管理模式，是將“收藏、借還、閱覽、導讀、參考咨詢”等多項服務融為一體的服務模式，即尊重讀者，體現人文思想，為讀者提供個性化的服務。通過信息資源，保障共享化，布局形式超市化。現代高校圖書管理，采用“全開放式”服務模式，給讀者帶來了便利，提高了文獻資源的利用率[3]，為今后在查閱資料方面更加快捷。
5.注重網絡閱讀導讀的引導。
所謂導讀，即為引導讀書者閱讀起到指導的作用。導讀的作用在圖書館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圖書館應該多多培養(yǎng)一批圖書館員，這些人要具備廣博的網絡閱讀知識，同時，他們要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網絡活動方面的指導，讓這種指導特別有效。同時，及時推薦專業(yè)的站點和熱門網站，使得光大的讀者學會鑒別精華和糟粕的方法，防止誤入不好的網絡。例如：在我校的圖書館就曾經在校園內開展“讀書咨詢”、“新書介紹”的活動，我們在校園的大學生活動中心，把一些新出版的新書，向酷愛學習的學生進行大力推薦，讓他們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三、總結
關鍵詞：后理論；知識圖景；知識生產；文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283(2012)02-0011-08
收稿日期：2011-10-12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課題(11ZDll3)
作者簡介：李西建，男，陜西大荔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賀衛(wèi)東，男，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牛。
“后理論”命題的提出已有多年，這是進入新世紀后經西方理論家的鼓噪，又一次移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學術話語。然而，與以往西方批評形態(tài)及研究模式的移植有所不同，“后理論”話語的提出更具全球性與根本性，它帶有某種程度的價值定位與方向選擇等方面的展望與規(guī)定。從伊格爾頓《理論之后》(After Theory)的出版，到拉曼?塞爾登等在《當代文學理論導讀》一書中對“后理論”現象的專題介紹，①再到國內學界對該命題的持續(xù)關注與探討，②種種跡象表明，文學理論在歷經后現代主義大潮的沖擊與“理論終結論”的影響后，是否已經無可挽回地進入了一個衰落的狀態(tài)，其發(fā)展的前景與出路何在?人們是否還可以繼續(xù)預測理論終結后文學理論的走向與這一境況下的知識生產等等，這實際已成為國內理論界高度關注與深入思考的一個焦點性問題。正是基于如上背景，本文力圖進一步分析“后理論時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理論的知識景觀，并對這一背景下文藝理論的知識生產作嘗試性的探討。
一、“后理論”及其文化場域
依國內學界的看法，詹明信是最早發(fā)出理論終結“訃告”的預言家。在上世紀的90年代初，在《德國批評傳統(tǒng)》一文中，他曾不無惋惜地慨嘆：“今天在理論上有所發(fā)現的英雄時代似乎已經結束了，其標志是下述的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馬爾庫塞的去世；阿爾都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貝歇的自殺為標志的‘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終結；甚至還有更老一代的學者如薩特的謝世等。所有這些事件都從不同的角度表明，結構主義的有所發(fā)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能再指望能夠在語言的領域里找到堪與60年代的地震圖標轉移或結構主義誕生所引起的震動相比擬的任何新發(fā)現。”進入新世紀后，伊格爾頓以《理論之后》的出版，宣告了一個理論時代的終結和對一種新理論到來的期待。他不無悲觀地指出：“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拉康、列維一斯特勞斯、阿爾都塞、巴特、福柯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距今已有數十年之久了。威廉斯、伊麗格瑞、布爾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達、西蘇、哈貝馬斯、杰姆遜和薩義德等人早先開拓性的著述也有數十年了。這以后并沒有很多可與這些奠基者的雄心和獨創(chuàng)性媲美的著作問世。他們中的一些人此后遭遇了不測。命運使巴特在巴黎的一輛洗衣行的車下命喪黃泉，福柯因艾滋病而備受痛苦，送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爾迪厄，阿爾都塞因弒妻被罰而關進了精神病院。看來，上帝并不是一個結構主義者。”伊格爾頓預言的依據是，一代思想家的紛紛離去與新的理論思想的空缺及貧乏。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近由拉曼?塞爾登等學者編撰的《當代文學理論導讀》一書的結論中，作者以“后理論”命名，進一步探討了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問題I生。該著作認為，新千年開端的一些著述奏響了新的調子，一個新的“理論的終結”，或者說得模糊一點，一個“后理論”(After-or Post-Theory)轉向的時代開始了。①且不論我們能不能有意義地進入“后理論”，我們最終發(fā)現，這一預告更像是在復位方向，而不像一個戲劇性的啟示錄。對許多人來說，來到“后理論”似乎意味著從文化研究與后現代主義控制的時代走出來。在這種情形下，文化研究或者說更一般意義上對文化文本(包括文學文本嗎?)的研究以及當代的種種理論都處于視野之外。這種對最近的過去的棄絕是令人驚異的。難道這個時代有太多錯誤的構思嗎?難道這類棄絕的術語不應該更仔細地思索嗎?難道現在的任務中沒有一項要重新承擔起對文學和文化以及對當代的理論化，以便更完整地理解這些轉型的或者說另一種思路的術語嗎?拉曼?塞爾登等人的思考，揭示了“后理論”時代所隱含的兩個重大問題域，其一是我們如何對待“文化理論”與“后現代主義”的思想遺產，其二是理論之后的出路何在，我們是否需要理論以及需要什么樣的理論等。而要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則需要依據對“后理論”時代所呈現的文化場域的科學認知與理解。誠如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種種文化觀念隨著由他們所映照的世界的改變而改變”。
“后理論”時代所依賴與生成的文化場域是復雜且極富悖論性的。這是一個“失與得”并存，文化多樣性與文化亂像雜糅共生的時代。一方面是某種觀念的快速生產與炮制，而另一方面是思想、價值等具有根基性的東西的衰落、遺忘與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性危機。英國學者邁克?費瑟斯通把這一時代稱之為消解文化整體性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形象已變得越來越復雜。與其說出現了統(tǒng)一的全球化，不如說全球化進程呈現出一個強勁趨勢，即全球差異階段的出現，它不僅開啟了“文化的世界櫥窗”，讓相距遙遠的異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在，而且提供了一個場所，讓文化的碰撞發(fā)出更嘈雜的音調。因此，全球化進程似乎并不是在制造文化的單一性；相反它是差異、權力爭斗、文化聲望的競爭將在其中進行到底的一個場所。伊格爾頓的判斷是，這正是一個消費社會蓬勃發(fā)展，傳媒、大眾文化、亞文化、青年崇拜作為社會力量出現，必須認真對待的時代，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各等級制度，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正受到嘲諷攻擊的時代。社會的整個感受力已經經歷了一次周期性的改變。我們已經從認真、自律、順從轉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樂、拼命犯上。如果存在著廣泛的不滿，那么，同時也存在著虛幻的希望。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起，文化也逐漸意味著電影、形象、時尚、生活方式、促銷、廣告和通訊傳媒。符號和景觀逐漸充斥著社會生活。伊格爾頓的結論是，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消失，后現代主義對規(guī)范、整體和共識的偏見是一場政治大災難，其結果是造成了一種“遺忘的政治”。這些新的文化觀念涌現于文化本身正變得日益重要的資本主義，這個發(fā)展非同尋常。“文化”表示的就是這樣輝煌的綜合，文化是搖搖欲墜的掩體，工業(yè)資本主義厭惡的價值觀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
人文科學的生存危機及其生產危機，也是形成“后理論”時代文化場域的重要根系與基礎。早在
20世紀后期，一些思想家就注意到了這種狀況。美國人類學者馬爾庫斯、費徹爾在談到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時指出：“知識的現狀，與其說是根據它們本身的情況，還不如說是依其所追隨的事物來界定和解釋的”。而人文學科“現時代的表述危機是一種理論的轉變過程，它產生于一個特定的變幻時代，與范式或總體理論處于支配地位的時期讓步于范式失卻其合理性與權威性的時期、理論中心論讓步于現實細節(jié)論這一過程有著密切的關系，其產生的前提在于，人們越來越發(fā)現大理論無法解釋社會現實細節(jié)。”這似乎是當代社會文化景觀的一種真實寫照，隨著后現代文化的轉向，許多時尚的、大眾的、流行的、通俗的以及形式多樣的文化樣式已紛紛成為一種新的閱讀文本。“事實上，后現代主義迷戀的恰恰是這一完整的‘墮落了的’景象……”在《理論之后》中伊格爾頓的分析更為深刻與徹底，“人文科學已經喪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詡不受權勢的玷污。它如還想繼續(xù)生存，停下腳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擔當的責任就至關重要”。人文學科或“文化”，是敏銳地顯示現代性整體危機的所在。文化涉及禮儀、社群、想象力的創(chuàng)造、精神價值、道德質量以及生活經驗的肌理，所有這些都陷入了冷漠無情的工業(yè)資本主義重圍之中。科學、哲學與社會學似乎都已臣服于這野蠻的秩序。哲學沉迷于“什么都不重要”與“什么都非不重要”的邏輯區(qū)分里，因而對改變世界不感興趣。當然，伊格爾頓并非一個文化悲觀主義者，后理論時代也預示著一種新的文化價值的生成與開啟，依某些學者的看法，《理論之后》并不標志著理論的死亡，而是預示著一種新的走向。文化理論必須重新積極進取地思考，這并不是為了給予西方世界的生存以合法性，而是為了能夠尋求新的價值方向。在“失與得”一章的結尾，伊格爾頓強調，“我們堅持的文化理論許諾要盡力解決一些基本問題，但總的來說卻沒能兌現承諾。在道德和形而上學的問題上它面帶羞愧，生物學、宗教和革命問題上它感到尷尬窘迫，在邪惡的問題上它更多地是沉默無言，在死亡與苦難上它則是諱莫如深，對本質、普遍性與基本原則它固執(zhí)己見，在真理、客觀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則是膚淺的。無論怎樣估計，這都是人類生存失敗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表明的，自己對這些根本問題建言甚少或無所建言，是歷史上相當尷尬的一個時刻”。作者的這一論斷，既是對20世紀以來文化研究與理論生產中的某些重大失誤的深刻反省與批評，也是對“后理論”時代人類的思想和價值創(chuàng)造所寄予的展望與期待，對新的時代語境下文學理論的發(fā)展及其知識生產是極富啟發(fā)性的。
二、文學理論的知識圖景
知識圖景是沃爾夫岡?伊瑟爾在探討文學理論的理論視角時所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它表示理論構型的一種整體樣態(tài)。“被表現的事物并不具有客體的性質，而是具有圖式的性質”。知識圖景的顯著特征是顯示思想的全景，它通過干預現實，對現存的事物進行重組，從而也提供了一種闡釋方法的綜合性框架。“如果理論框架是建構性的，則它實質上是加諸于作品之上的一組坐標體系以對其進行認知；如果它是操作性的，則是為了解釋事物的生成過程而構造的一套網絡結構。”。由此可見，知識圖景與馬克斯?韋伯所講的“文化是富有意味的網”，福柯的“知識型”以及布迪厄的“場域”等，均是含義相近的概念，表明知識圖景也是特定時代知識系統(tǒng)所賴以形成的一種更具根本性的話語關聯總體，正是這種關聯總體為特定知識系統(tǒng)的產生提供背景、動因、框架或標準。由此觀之，文學理論的知識圖景就不只是一個學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種既與學科的知識譜系密切相關，又包含和融匯著其他學科的思想、觀念、理論與方法的多元知識系統(tǒng)。其中既有豐富的思想取向、文化觀念與相對穩(wěn)定的學理基礎，又有審美與文學批評實踐活動的不斷積累與建構。從這種界定來判斷，我們所理解的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的知識圖景，既不是基于“語言學轉向”視閾下的知識范式，也不是為“文化研究”所取代且脫離了文學性的理論形態(tài)，它呈現出或者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從文學理論基本的知識面貌看，大理論的消退與小寫的、眾多的“理論”形態(tài)的孵化與生成是一個重要的轉向。伊格爾頓的觀點是，文化理論的黃金時期早已消失，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以及類似的種種主義已風光不再。不管怎樣說，正是后現代主義的理論使我們確信，宏大敘事已經成為了歷史，后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終點。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在“理論之后”，而應以一種新的質疑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論。如果說它注定要和雄心勃勃的全球歷史緊密結合，它一定有著自己可以響應的資源，其深度和廣度與自己所面臨的局勢相當。拉曼?塞爾登等人指出，1985年到2005年之間的“當代文學理論”領域發(fā)生了許多動蕩和變化，首先，單數的、大寫的“理論”迅速地發(fā)展成了小寫的、眾多的“理論”――這些理論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發(fā)，但也大量的相互競爭。文學研究的領域充滿復雜性與多樣性，過去30年來的理論論爭留下了不少重大的教訓。這些教訓是：所有文學批評活動總是要由理論來支撐；不論是什么樣的理論都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如果不是明顯地政治的――立場；而不是看起來哲學上絕對的；大寫的理論不再顯然是單一的、令人敬畏的；理論是要被使用的、批評的，而不是為了理論自身而被抽象地研究的。所謂“大理論”的消退，是指現代性宏大敘事的衰落，這種理論以雄心勃勃的創(chuàng)造解釋一切，尤其是先驗地預設文學理論的整體面貌與標準話語，在以往文學理論知識構成中，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觀念的流行，定于一尊的大原理與概論性書寫，大都與“大理論”的思維模式息息相關。“作為一種知識的系統(tǒng)生產，‘大理論’的知識構成往往具有一種‘學科帝國主義’的局限性，其知識系統(tǒng)在急劇膨脹的同時，擴大了這一知識視域中的某些問題，而遮蔽了另一些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種‘學科帝國主義’缺乏自身的反思批判性，因此需要調整知識生產的策略和視域并形成另類視域，而小理論則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所謂“小理論”是指具有反思性且面向文化與文學實踐的理論，這些理論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行動而不是文本或立場觀點；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決方案，而是進一步思索的前景”；這種理論或許會重新奠定文學性的根基，回歸詩學，甚至重新恢復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生機，重建文學文化的公共領域。因此，伊格爾頓的“后理論”其實是“更多的理論”，是“在一種更宏偉、更負責的層面上，向后現代主義逃避的那些更大的問題敞開胸懷。這種問題包括道德、形而上學、愛情、生物學、宗教與革命、惡、死亡與苦難、本質、普遍性、真理、客觀性與無功利性等。這就是說，他的這個宏大的新構想既包含了一種拓展的，也包含了對自由主義某些原則的重新評價。”
其次，知識范式上的跨界性即跨學科性將愈來愈突出，從而為所謂“小理論”的生成提供學科的依
據和學理的基礎，有利于突破文學理論的單一學科化模式，強化與延宕理論的多元性、具體性和差異性。文學理論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跨界研究與跨學科性。卡勒對理論的界定有四點：“1，理論是跨學科的――是一種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學科的作用話話。2，理論是分析和推測――它試圖找出我們稱為性、或語言、或文字、或意義、或主體中包含了什么。3，理論是對常識的批評，是對被認定為自然的觀念的批評。4，理論具有反射性，是關于思維的思維。我們用它向文學和其它話語實踐中創(chuàng)造意義的范疇提出質疑。”在“后理論”一節(jié)中，拉曼?塞爾登等強調，后理論時代的理論，重要的不僅是理論的含義，還有那“某種東西”(“文學的”、“讀解”、“文化”、“政治”)的含義以及如何理解這些術語之間的關系。一些新的批評還引進了一些更專門的領域，譬如與法律、生態(tài)、空間、地域等相關的話題與討論。這類話題與討論也常常被稱作新的跨學科的創(chuàng)造，既不是狹窄的文本，也不是完全理論的，而是內在形式的精微與深刻之處以及當今社會與政治的介入。審視20世紀西方文論及批評方式的意義與經驗，從知識范式的層面看，它所彰顯的價值就在于跨界研究與跨學科的構型作用。20世紀西方的諸種理論及批評實踐，主要呈現為一種闡釋性的話語系統(tǒng)，其特征是把某種具有構型性的學科觀念與文本內涵有機結合，在與學科觀念相統(tǒng)一的方法論的指導下，通過生成具有范導性的理論話語概念，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具有特定知識系統(tǒng)、方法論意義與闡釋空間的話語模式，即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范式”創(chuàng)造。無論從學理的構成，還是從闡釋空間的拓展看，諸多批評形態(tài)大都體現出重要的理論生成效果，起到類似詹姆遜所說的“元批評的作用”，這當然是跨學科互滲的結果。所以說，學科的范圍不存在神圣的規(guī)定。如果歷史駛入另一個階段――如果傳統(tǒng)的學科框架成為進一步認識的遮蔽，人們沒有必要效忠于某種“學科領土權”而拒絕敞開邊界。許多學科的疆域始終游移多變。從一個學科內部的積累到多學科交叉導致的視域調整，從社會需求的浮動到學院建制的改變，這一切均有可能成為重新勘定學科版圖的理由。但是，文學理論的跨界研究與跨學科互滲，絕不意味著文學性及其知識譜系的消解，作為文學理論知識形態(tài)自主性依據的學科理論范式層，似乎更應是這種跨界性與跨學科性所依持的圓心，而那些借助于某種思想與觀念實施文學批評實踐的諸多理論實驗與探險則更多地游移于這一圓心的周圍。
最后，鑒于對文化研究闡釋經驗的深刻反思，后理論已顯現出回歸文學的某種表征。戴維，凱洛爾和喬納森‘卡勒在90年代曾指出過，倘若文學經典的現狀受到質疑，倘若文學、藝術和一般文本證據已經形成的完整性被內在矛盾、邊緣性和不確定性等觀念驅逐，倘若客觀事實被敘事結構的觀念取代，倘若閱讀主體規(guī)范的統(tǒng)一性遭到懷疑，那就必然是，很可能根本與文學無關的“理論”在搗亂。在一些學者看來，20世紀80年代后對文化研究及其諸多理論的興趣與依賴，似乎起到了一種更闊大的作用，但也可能讓人感到的是對文學正業(yè)的一種偏離，一種令人畏懼的、受到挫折的偏離，或者是一種時髦的偏離。文學與文學性的顯著標志被種族、性、性別的種種規(guī)范、律條遮蔽了，如卡勒所強調的，“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研究及其文本分析的方法就只能遵從社會學意味很強的文化研究的模式，淪落為文化研究的一種‘癥候式解釋’”。事實上，文學理論與研究已拓展的太遠，它變成了自覺虛構的后現代文化的共同語。這樣的拓展在卡勒看來，勢必使文學的特征與批評鋒芒喪失，因此，他合理地指出，也許該是在文學中重新奠定文學性根基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回歸詩學，回到被理論“拋入外圈黑暗之中”的文本細讀的傳說……按照我們的理解，“后理論”在關注大問題的同時，更應關注文學作為一種審美符號的藝術性建構，關注審美性經驗及其闡釋在文化研究中的歸位。這種歸位或者側重文化詩學的理論取向，或者側重一種元批評的闡釋方法，或者更注重新構筑理論場域中的文學與審美的深度結合等等，無論理論與學科的跨界有多廣，作為“與文本相關聯的詩性(審美性)闡釋理論”，它應始終保持審美性的質量，即通過審美價值判斷，把生活與作品中蘊涵的美發(fā)掘出來，以超越人類的日常經驗和社會生活的具體形態(tài)。
三、知識生產的路徑及選擇
“后理論”時代知識生產問題的提出極為重要且極為復雜，它無疑面臨著諸多的困惑與焦慮，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zhàn)與選擇。諸如全球化語境所帶來的文化身份的認同性危機與趨同現象，高度體制化的知識生產與消費語境的日漸建立，文化建構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與精神價值趨于消解的狀況，理論生產的空前冷落以及無可奈何地被邊緣化的現狀。更為嚴重的是，“全球化經濟活動中，物質商品與文化產品往往是共生的，經濟的全球化時代要驅動文化思維、審美趣味的一體化，甚至文藝產品的克隆化。面對異土情調、異樣風格的西方消費文化的大舉挺進，第三世界往往顯得驚慌失措，精神陣地潰不成軍，其文化核心階層大抵最后借助民族主義的政治權威或的道德律令作生硬的限制與抵抗”。從廣義的文化與價值層面表現出的消解性危機，到精神生產領域內人文學科所呈現的時代性焦慮，再到文藝理論和文學研究的困惑與茫然，諸多現象無一例外地表明，面對后理論時代的知識生產的多重性危機和焦慮，只有科學的思考和探索知識生產的合理路徑及其選擇，才能找到文學理論發(fā)展的基本方向。依照我們的理解，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知識圖景生成的價值定位，將可能構成其知識生產特定取向與路徑的關鍵所在，進而也成為當代中國文論需要深度反思及其認同性選擇的重要面向。
其一，與“大理論”消退及“小理論”的孵化與使用相關聯，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則更多地轉向文化政治，強調理論生產應承擔公共領域內更多更大的社會責任。在伊格爾頓看來，理論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學、讀解、文化或美學，而是政治。后現代主義對絕對真理和普遍性等概念的厭倦意味著它已經喪失了深度與雄心。后現代文化理論遠非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而更是其同謀、附隸于――正因為是資本主義――其侵略性、雜交性與多元性之上。至于價值問題，伊格爾頓評論說，對固定的等級制的解構“輕而易舉地與人們熟知的市場對一切價值的革命性鏟平同時誕生了”。如何走出這種困境，理論之后的價值選擇是什么?伊格爾頓提出的補救辦法是一種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評或文化政治。他說，“文化可利用它漂流在社會之中這一事實，超越社會偏狹的界限，探究那些對全人類至關重要的事件。它可以具有普遍性，而非僅局限于狹窄的歷史性。它能提出終極問題，而不僅僅是那些實用的或狹隘的問題”。“后理論”其實是“更多的理論”，是在一種更宏偉、更負責的層面上，向后現代主義逃避的那些更大的問題敞開胸懷。這些問題包括道德、形而上學、愛情、生物學、宗教與
革命、惡、死亡與苦難、本質、普遍性、真理、客觀性與無功利性等。“文化理論的作用就是提醒傳統(tǒng)的左派曾經藐視的東西：藝術、愉悅、性別、權力、、語言、瘋狂、欲望、靈性、家庭、軀體、生態(tài)系統(tǒng)、無意識、種族、生活方式、霸權。無論任何估量，這些都是人類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忽略這些，目光會相當短淺”。如上表述應看作是伊格爾頓“文化政治“觀念的核心所在，即文學理論生產中的”微觀政治”取向。
歷史地看，面向社會文化公共領域，指出社會發(fā)展中與人的存在息息相關的問題性，是20世紀西方文論在知識生產方面的一個顯著特征，它由此推動和形成了西方文論參與文化政治建構及新觀念的不斷生成。伊格爾頓作為政治批評的倡導者，堅信所有的文學批評都是政治批評。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乃是我們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的一部分，與人的意義、價值、語言、情感和經驗有關的任何一種理論，都必然會涉及種種更深廣的信念，涉及那些與個體和社會的本質、權力和性的種種問題。……純文學理論只是一種學術神話。時隔20年在對后理論時代的描述中，伊格爾頓秉承其“政治批評”的信念，繼續(xù)依持那些形而上學的宏觀政治的大問題，但卻更加強調知識生產向文化政治的轉向與滲透。所謂文化政治，即是指區(qū)別于具有宏大敘事特質的社會政治的一種微觀政治。它更多地指向性別、種族、族裔、性、年齡、地緣、生態(tài)等文化權力關系。與社會政治相比，它更富于生存的具體性與文化意味，與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往往被文化所規(guī)定和塑造。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政治是社會政治的實踐性呈現與延伸，它構成了文學生存的棲息地，是文學理論面向公共文化領域的基本寓所。誠如伊格爾頓所認為的，“所謂微觀政治現在就成了時代的命令。……如果所有的理論，就像有些人所懷疑的，天生就是總體化的，那種種新型的理論就得是一些反理論：局域性的、部門性的、從主體出發(fā)的、依賴個人經驗的、審美化的、自傳性的、而非客觀主義的和全知性的。……代之者則將是那個流動的、不再居于中心的主體。不再有任何連貫的系統(tǒng)或統(tǒng)一的歷史讓人去加以反對，而只有一批各自分立的權力、話語、實踐、敘事。由此可見，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可能將成為“眾多的理論”，“差異的理論”，面向文學實踐與文化問題的理論，這些現象和存在正是形成其理論的動力和價值的基礎所在。
其二，與知識范式上的跨界性和跨學科性相適應，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應更加突出反思性與思想生產的深度綜合。這也是文化研究面臨的問題之一。為什么需要反思性，伊格爾頓的分析是，我們擁有一個不間斷地在穿衣鏡前表演的整體社會，把它所做的每一件事編織進一個巨型文本，每時每刻都在塑造著這個文本世界那鬼怪般的鏡像，這意味著文化變得日漸狹隘，也變得日漸空泛，平淡乏味在偏狹盲從中找到了回音。因此，文化在認同意義上已變得更為迫切。由此可見，對我們的處境進行批判性反思，這是我們處境的一部分，是我們屬于這個世界的特殊方式的一個特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認為，后理論的真正使命就是對迄今為止尚未觸及和思考過的問題進行探索的種種可能性。但這一工作只有在反思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那些被大理論和文化研究所遮蔽的大問題，反倒可以在理論之后的小理論的視野中凸現出來。華康德甚至認為，一種真正新穎的思維方式，即生成性的思維方式，其標志之一就是它不僅能超越它最初被公之于世時受各種因素限定的學術情境和經驗領域，從而產生頗有創(chuàng)見的命題，而且還在于它能反思自身，甚至能跳出自身來反思自身。只有這種反思性甚至批判性的價值取向，才為文學理論進入“深度綜合”奠定觀念基礎。因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對其他學科的不滿，它不僅針對其它學科的內容，而且也針對其它學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屬于后學科”。文化研究打破了各學科間的界限，促進了文學研究與文藝理論的跨學科的知識整合，但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學理論。所謂文學理論的深度綜合，既指思維形態(tài)與方法論層面的吸收與借鑒，也包括在思想根基與文學性向度方面的建基與會通。博采各種文論形態(tài)有益的資源與創(chuàng)見，在一種新的基點上進行創(chuàng)造性建構，是理論創(chuàng)造走向博大精深的一個必要環(huán)節(jié)。無論如何地實施跨學科與跨文化，一個必要的前提是文學理論為跨界中的聚焦點與圓心，它既是一種廣延性極強的人文科學理論，又是一種研究與闡釋文學審美現象的自主性理論，它必須依賴特定的文學經驗、形式、情感、心智與形象，類似于杰姆遜所講的一種文學的“協力關系網”，拉爾夫?科恩所強調的，文學理論應成為一種闡釋的指南、貫通性的源泉、分析的基礎，以便發(fā)現和開拓出生活與意義的某種可能性空間。
拉曼?塞爾登等在《后理論》一書中指出，伊格爾頓敦促理論承擔風險，他自己就承擔了進入某些極端敏感的政治領域的風險，但是我們也注意到，盡管他的新構想包羅甚廣，但卻缺少了一個重要的話題或范疇，那就是“藝術”，也可以說是“文學”。在他的手中，“文化理論”似乎從文學或審美領域游離開去了，而其他人卻尋求對文學和審美的結合，或重新構筑與它們的關系。這一評價是中肯且富有見地的。不僅是對“文化研究”現象的深刻反省，也包含了對當代文學理論過度推崇文化闡釋的某種程度的批評。事實上，文學藝術領域中的文化與審美是不能絕然分開的，文化政治也往往采取審美的方式，使之成為一種審美的政治。詹明信說，我歷來主張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但我絕不認為這是著手點。相反，應從審美開始，關注純粹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然后從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不要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號，而我卻更愿意穿越種種形式的、美學的問題而最終達到某種政治的判斷。文學理論所面對的“知識型”，是豐富的“詩性”及“詩化”形態(tài)，是具有審美經驗特征的文化類型，是“詩化的文化”，這一本體規(guī)定決定了理論的“思”是詩性的思，“思的為詩的本質保藏著存在的真理的威能”。所以，從詩性維度守護藝術，從真理內涵理解藝術，是一種符合人的本真存在的價值向度。而當代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重申審美取向與藝術性的重要，恰恰體現了回歸這種理論生產本性的基本訴求。在《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簡史》中，彼得。威德森進一步指出，20世紀后期，“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和術語，已經大成問題了。一方面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污染把它視為高檔文化之典范；要么相反，通過激進批評理論的去神秘化和解構，使之成為不適用的，至少是沒有拐彎抹角的辯護。這也就表明，需要將“文學”拯救出來，使之再度獲得資格，這總比不尷不尬地混跡在近來盛行的諸如“寫作”、“修辭”、“話語”或“文化產品”泛泛的稱謂之中好一點，正因為這樣，我才同意伊格爾頓的如下說法：“文學的確應當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產的領域；但是，這種文化生產的每一種樣式都需要它自己的符號學，因此也就不會混同于那些普泛的“文化”話
在我國教育領域深化改革的當下，中學歷史教學應當注意加強歷史圖片的運用，通過歷史圖片直觀的、真實的、清晰的展示歷史碎片，促使學生可以更加準確的了解歷史知識。所以說，歷史圖片應用于歷史教學中是非常有意義的，即可以豐富教學方式的多樣性、啟發(fā)學生思維，提高學生學習效率。
（一）豐富教學方式的多樣性
盡管歷史教材中也穿插一些歷史圖片，但僅有一兩張圖片來對某些內容加以說明，起到的教育意義并不強。在歷史教學中，注重科學、合理、有效的運用歷史圖片進行教學，可以實現多種方式的教學，這可以提高教學趣味性、教育性，對于提升教學效果有很大作用。歷史圖片與描述歷史事件的文字結合在一起，就是非常有效的教學方式，可以使歷史相對真實、生動的展現在學生的面前，促使學生清晰、準確的了解和掌握歷史知識。
（二）啟發(fā)學生思維，提高學生學習效率
一直以來，中學歷史教學內容都是由文字組成的，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知識通過一個個文字描寫出來。學生在學習歷史課程的過程中，需要對大量的文字進行閱讀，才能夠掌握中國歷史。而歷史圖片的運用則可以改變此種情況，使學生通過歷史圖片直觀的了解歷史，并通過歷史圖片對歷史進行分析、思考、學習。這一過程中學生的思維得到啟發(fā)，學習能力得到強化，促使學生掌握的歷史知識更豐富。所以，在歷史教學中科學、合理、有效的運用歷史圖片來展開教學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二、歷史圖片在中學歷史教學中的應用
歷史圖片有效的、合理的、科學的應用于中學歷史教學中，可以實現歷史教學圖文并茂，直觀、真實、準確、清晰的教授學生歷史知識，促使學生歷史知識水平得以提高。對于歷史圖片在中學歷史教學中的有效應用主要是：
（一）直觀地傳達歷史信息，簡化教學內容
相對文字信息來說，圖片信息更容易傳達信息，并且更容易被學生所接受。為了在素質教育背景下可以有效的開展歷史教學活動，合理的運用歷史圖片可以將歷史事件或歷史現象直觀的擺在學生的面前，通過歷史圖片直觀、直接、形象的信息傳達，可以在學生在認知范圍內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析和思考，從而理解和掌握歷史知識。所以說，根據所要教授的歷史教學內容，運用與之相符的歷史圖片，可以將歷史信息清晰、直觀的傳輸給學生，促使學生有效的學習、理解、掌握歷史知識。
（二）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習能力
正處于青春期的中學生具有較強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歷史教學中，激發(fā)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可以使學生積極主動的投入到歷史教學活動中，不斷的、深入的學習歷史知識。學生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滿足，首先要保證歷史教學具有較強的趣味性，這樣才能夠激發(fā)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以往的照本宣讀的歷史講解方式，嚴重缺乏趣味性，整個教學課堂氛圍沉悶、死氣，不僅不能夠激發(fā)學生興趣，反而會使學生產生厭煩心理，最終排斥學習歷史知識。而歷史圖片的有效應用可以改變此種現狀，因為在歷史教學中適當的穿插歷史圖片，再利用精心設計的語言加以鋪墊和修飾，可以使歷史圖片具有濃重的歷史氣息和神秘感，這可以激發(fā)學生的興趣，促使學生對歷史產生好奇心和求知欲，從而積極投入到歷史教學活動中。所以，在歷史教學中適當的穿插歷史圖片，可以提高歷史教學的趣味性，使歷史教學活動生動、愉悅、科學、合理的開展，更加高質的教授學生歷史知識。
（三）培養(yǎng)學生審美能力，欣賞歷史畫卷
歷史的美感來源于中國古代人們的真實、勇敢、堅強不屈，在戰(zhàn)爭頻繁的年代中依舊保持一顆健康的心，永遠憧憬美好生活，對未來永遠抱有希望。這是歷史教學中需要傳授給學生的精神。歷史美感作為歷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這部分內容的教授需要學生具有審美能力，使學生能夠通過歷史表象看到中國歷史的美感。而學生審美能力的培養(yǎng)，需要借助于歷史圖片。歷史圖片將真實的歷史畫面呈現出來，這可以使教師以歷史圖片為例，就歷史圖片進行剖析和講解，將審美技巧、審美要點等傳授給學生，培養(yǎng)學生的審美能力，促使學生對歷史圖片進行審美，感受歷史氣壯山河的美、歷史動人心脾的美、淳樸自然的美、怡然自得的美等等，從而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中國歷史。所以說，在對中學生進行歷史教學的過程中借助歷史圖片來培養(yǎng)學生的審美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使學生以自己角度來審視歷史，這可以使學生不僅能夠準確的掌握歷史知識，還能夠產生獨到的見解。
三、結語
圖書館是一個信息的寶庫，擁有紛繁復雜的信息資源，而圖書館管理員的只能就是對這些信息知識進行收集、整理，并以合適的方式提供給讀者使用。因此，圖書館管理員進行個人的知識管理，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為讀者提供更專業(yè)有效的服務。隨著圖書館的科技發(fā)展，參考咨詢和信息資源的再加工等工作在圖書館各項業(yè)務中占據了更大的比重，而這些都需要一些專業(yè)的技術人才，需要圖書館管理員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知識，把握科學發(fā)展的脈絡，才能適應時代的發(fā)展，否則就會被社會淘汰，停滯不前。因此，個人知識管理也是圖書館管理員自身發(fā)展的需要。
2、圖書館員個人知識管理的技能
個人知識管理是知識管理的一部分，遵循知識管理的普遍規(guī)律，但是更加具有獨立性和實施的可能性。個人知識管理一般包括已有的知識，獲取新的知識以及創(chuàng)造新的知識3個方面，可以看做是一套解決問題的技巧與方法，個人知識管理技能有7個方面。
2．1獲取信息這是知識管理的第一步，圖書館管理員要熟悉各種信息資源，如互聯網、數據庫以及其他資源庫，熟練掌握信息檢索的技能和方法，提高檢準率和檢全率。
2．2評估信息就是對信息的過濾和篩選，要對龐大的信息資源進行評估，判斷其質量，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需要的信息保留，無用的信息摒棄。
2．3組織信息利用電子文件夾，個人知識管理軟件以及網頁等方式來組織信息，建立信息之間的聯系，方便以后的查找和使用。
2．4分析信息分析信息涉及到如何對數據進行分析，并從中得出有用的結論。
2．5表達信息就是個人的隱形知識向顯性知識轉化的過程，可以通過文本、PowerPoint、Flash、網站等形式來表達信息。
2．6信息安全圖書館員可以通過采用密碼保護、重要文檔備份、打印存檔、文件加密、病毒防御、存取訪問控制權限等措施來對信息進行保護。
2．7信息協同圖書館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學習型組織。當前，圖書館員可以利用E－mail、BBS、多媒體會議系統(tǒng)、在線數據庫、協作文檔編輯等工具進行協同學習。
3、如何增強圖書館管理員個人知識管理的能力
3．1要樹立個人知識管理的觀念現在是信息時代，誰掌握了信息，誰就能在競爭潮流中占得有利地位。個人知識的管理和應用，是一個人將內化的知識轉化為外在的行動的一個方法，是發(fā)揮個人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人生價值的一個方式。因此，要重視個人知識管理。
3．2建立個人的知識系統(tǒng)架構知識系統(tǒng)架構，簡單地說就是儲藏知識的架構。知識架構的系統(tǒng)化，有助于將收集到的數據資料系統(tǒng)地儲存以便快速索取，同時便于發(fā)現知識間的聯系，激發(fā)知識創(chuàng)新。圖書館管理員可以利用合適的知識管理工具，如搜索引擎、維基百科、論文數據庫、豆瓣網、思維導圖等建立自己的知識存儲結構，對所需知識進行管理。
3．3建立自己的學習網
隨著科技的進步，新技術也改變了圖書館的傳統(tǒng)業(yè)務工作，給工作人員帶來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圖書管理員，尤其是年輕的館員，接受新知識的欲望和能力很強，因此，要經常參加繼續(xù)教育學習，通過外出進修、培訓、參觀或其他途徑來拓展視野，提高自己的各項技能，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存儲，多瀏覽行業(yè)專業(yè)網站，建立自己的專業(yè)網絡，媒體網絡等。
3．4在圖書館中建設學習型組織，營造一個和諧上進的學習知識、管理知識的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