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2-10-24 09:51:1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色彩藝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1.采用主題性設計教學模式
主題性設計教學就是以學生為本，采用啟發(fā)式教學，教師在講述基本色彩理論之后給學生設計一個課題，提出問題，讓學生開動腦筋進行分析思考，教師只關注學生的思路變化，及時為他們提供素材，啟發(fā)引導他們朝著正確的方向思考，師生互動學習研究，合作完成作業(yè)，不斷提高學生的色彩理論水平和技法技巧，不斷拓展學生的色彩視野和創(chuàng)作思維。這種主題性設計教學，引入色彩設計觀念，以色彩研究為手段，強化了色彩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這種主題性設計教學，設計主題可以多元化，擴大色彩研究學習范圍，使學生學習興趣具有廣泛性，學生專業(yè)知識具有全面性，夯實探索色彩表現力、創(chuàng)造性運用色彩的基礎。
2.運用電腦多媒體現代教學手段
藝術設計專業(yè)學生，一般都學習了素描與色彩寫生課程，基本掌握了色彩的調配、組合、表現、造型知識。色彩教學就是要使學生系統(tǒng)認識色彩理論、掌握色彩形式法則，運用色彩對比、調和、統(tǒng)一關系使畫面色彩優(yōu)化組合。在色彩教學中運用電腦多媒體現代教學手段，引入“電腦輔助設計”思想，把傳統(tǒng)手繪與現代計算機技術結合起來，讓學生認識電腦在藝術設計中輔助作用，也為專業(yè)課學習打下堅實基礎。傳統(tǒng)手繪與電腦輔助手段各有優(yōu)劣，不可能以一種替代另一種，要結合使用，優(yōu)勢互補，但電腦輔助設計的優(yōu)勢是強大無比的，恰當運用電腦輔助手段，可以培養(yǎng)學生的色彩審美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能實現教學模式由以教為主向以研究為主方向轉化，取得最佳的教學效果。
3.改革色彩課程教學體系
建立一個適合藝術設計專業(yè)的色彩教學體系，提高色彩教學在課程中所占比例，強化色彩基礎訓練，提高學生的色彩表現能力及創(chuàng)造能力。在色彩課程教學體系中要提高色彩調和練習和色彩對比練習的實踐課時比例，鍛煉學生的色彩創(chuàng)造能力。普通高校和高職院校的藝術設計專業(yè)在色彩課程設置中要各有側重，要區(qū)別對待、顯示特色。要適當調整色彩課程內容，不斷探索出一個科學有效的色彩課程教學體系。高職院校的色彩教學不能與高職院校完全匹配，要以培養(yǎng)學生色彩調和能力、色彩表現能力和色彩創(chuàng)造能力為側重點。如高職院校的室內設計主要側重于空間色彩認知和色彩搭配，所以要多安排“色彩調和”內容，使學生受到嚴謹的色彩構建訓練、理解色彩調配的重要作用，提高學生的專業(yè)技能水平。
4.改變色彩課程授課方式
高校藝術專業(yè)的色彩課程是一門基礎課程，所以在教學中要改革傳統(tǒng)的色彩教學方法，要注重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觀察方法，教師要求學生口述物體色相，以及物體之間的色相區(qū)別，寫生時要嚴格尊重事實，不能改變物體色相。在中后期寫生過程中，要注意培養(yǎng)學生把握整體畫面的能力，要求學生適當提煉物體的色彩偏向，適當添加主觀意向，既要畫得“像”，又要把握畫面氛圍，注重畫面效果。在講解動漫游戲專業(yè)學生作業(yè)時，要注意結合動畫或影視場景，讓學生知道專業(yè)對色彩應用能力的需求，知道色彩課程對后續(xù)課程的重要性，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向專業(yè)課程方向發(fā)展。高校在大學一年級開設《色彩》課程，加強與專業(yè)課程的結合，力求提高學生色彩能力。教師在具體教學中要加大由基礎課向專業(yè)課的引導力度，加強學生主觀色彩表現和色彩應用訓練，使色彩教學與藝術設計專業(yè)的后續(xù)課程緊密結合，增強學生獨立的色彩設計能力。
二、結論
1、高校目前藝術設計類專業(yè)基礎課面臨很多問題：課時量銳減，教學信息量大，教學任務多，教學質量要求高等問題。學生進校以前是在應試教育的指導下過渡的藝術生，基礎薄弱，基礎課教學要針對這一教育現實，通過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在有限的時間內把學生培養(yǎng)成能適應和接受藝術設計類專業(yè)要求的學生。
2、傳統(tǒng)的教育現象是“講得多、練得少”或“講得少、練得多”或“講得少、導得少”，而且很多基礎教師重畫技輕理論。有些老師經過一段時間教學之后容易形成固定的教學模式，不會主動反思和懷疑自己的教學中是否存在不合理或需要改進的地方，導致基礎課教學發(fā)展進展緩慢。
3、過去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傳授知識，認為學校教學就是把知識傳授給學生，教育質量的好與壞，主要看學生自己積累知識的多少，這種傳統(tǒng)的教育觀念仍在做怪。
二、加強教師自身修養(yǎng)
教書育人是老師的責任，老師是知識的傳授者，必須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教育環(huán)境和教育對象。博學多知，畫技精湛，通過經常的研究和學習，開闊自身的視野，具有高效的認識知識層次和分析問題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觀察、分析能力和藝術表現力。教師要主動地學習，苦練基本功，不斷提升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和教學質量。只有努力專研，了解藝術設計教育專業(yè)的發(fā)展脈絡，才能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
1、具有批判反思的思維意識和創(chuàng)新精神
藝術設計教師必須要主動思考，不斷總結，經常回顧教學細節(jié)，做好教學反思，才能不斷促進美術教學的發(fā)展。特別是藝術設計基礎課的教師擔負著培養(yǎng)學生能適應和接受藝術設計類專業(yè)要求的責任和義務。批判和反思的思維意識是要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敢于懷疑。無論是教案反思，教學反思，還是教學細節(jié)回顧，這都是一個教師的基本要求。當代藝術設計教師應不斷進行教學反思。教育家普遍認為，具有批判和反思的思維意識是一種促進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提高教師素質的重要理論。藝術設計教師不僅僅是儲存他人觀念的容器，也要對傳統(tǒng)教學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對當前課堂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自我觀察、自我評價、自我反省、并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藝術設計教師應努力成為一名研究型的教師，要不斷加強現代教育理論學習，要具備批判精神、反思精神、要不斷提高創(chuàng)新意識和問題意識的能力，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美術教學規(guī)律的研究和教學方法的改革與探索。
2、具有豐富的學識和精湛的專業(yè)技能
藝術設計教師不斷發(fā)現身邊的新材料運用于藝術設計教學之中，是通過講解形式美的基本原理和形式法則進行形象創(chuàng)造。通過教學，打開學生已有的思維模式，開闊學生的知識儲備，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造能力。藝術設計教師不但應具備各種畫種的專業(yè)技能，還要不斷的深入實踐，向民間藝術去學習，學校應該給藝術設計教師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不斷提高教師的專業(yè)技能。專業(yè)教師要“一專多能”，無論是現場作畫，還是示范教學。另外，藝術設計教師要學習新的技能技法，才能不斷提高教學能力。
3、藝術設計教師要具有科研能力
作為當代高校藝術設計教師必須是：師德高尚，永不滿足、追求卓越的美術學習態(tài)度，并且具有發(fā)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擁有研究精神，具備研究能力，完成各種課題或項目設計、作品的設計與制作的能力。美術教師不只是一名教書者，更是學習的引導者和創(chuàng)新者。藝術設計教學是講授理論知識和傳授專業(yè)技能的特殊的教學活動，科學研究則是進一步探究事物的性質和規(guī)律，以便發(fā)現新事物獲取新知識的一種活動。加強藝術設計科研活動意義重大，它能提升自身專業(yè)素質，提高教學質量，加快教學發(fā)展。美術科研主要包括專業(yè)技能的方面的參加各項藝術賽事，教學改革和藝術設計學術論文的撰寫。當代美術教師應不斷地提高自身的創(chuàng)造力。美術教師由于專業(yè)特點，不能同其他專業(yè)一樣整日地坐在辦公室內備課，他們要到生活中尋找創(chuàng)作靈感和素材。不走出去創(chuàng)作，不去參加各種美術技能比賽，他們的藝術生命就會慢慢枯竭，美術教學就會滯后。因此，學校應該給美術教師更廣闊的學習空間，不斷提升他們的專業(yè)水平，以適應教育改革發(fā)展的需要。
三、改變傳統(tǒng)色彩教學理念
要對傳統(tǒng)色彩教學有新的看法：繪畫的色彩，是作品的生命力。現在真實再現物象的色彩，表達物象的質感，已不是藝術表現的最高境界，色彩本身要具有充分的表現力和相對的個性。從早期文藝復興開始，色彩的表現方法極其豐富，歷代藝術家辛勤耕耘，給后后人留下了無數的藝術寶庫。傳統(tǒng)色彩在體現物體固有色方面形成了藝術特殊。在準確的造型基礎上，賦以固有色的色彩表現。固有顏色，通過含糊與鮮明、明麗與暗淡的調子，創(chuàng)造出了身臨其境的空間。怎樣在色彩基礎教學中吸取傳統(tǒng)繪畫的營養(yǎng)，啟發(fā)學生的色彩感應力，成為一個新的研究問題。色彩繪畫藝術在它發(fā)展的過程中，規(guī)則是不斷變化的，在設計色彩教學中對色彩基礎教訓有一個深刻的、全面的認識。在平時課堂寫生中，從一開始就要學生重視對色彩的感覺，不要受太多的色彩理論束縛住學生的思維。打破傳統(tǒng)的色彩理論依靠色彩的空間關系去表達。現在，要求學生根椐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和感應，重新組合、安排色彩來構成畫面。空間關系應理解為色彩結構上的位置關系，色彩的強與弱應根椐畫面的需要來分配。在教學中要求學生根據自己的主觀精神，使自己的畫面中創(chuàng)作更多的抽象因素。要求學生將自己的主觀感受運用到色彩畫面中，將會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具有個性的藝術作品。
四、改革措施向設計方向轉移
設計色彩的基本訓練包括構圖、構形、構色及形式構成。與繪畫色彩不同，設計色彩教學在繪畫色彩的基礎上把重心向設計實踐方面轉移。教學中不能用繪畫色彩的教材和教學模式進行，而是向設計方向轉移。
1、著眼點的轉移
由繪畫創(chuàng)作的自由性向設計創(chuàng)作的受限性轉移。在教學中借助設計色彩優(yōu)秀作品與學生共同欣賞，一起尋找作品中美之所在以及與繪畫色彩的異同，使學生加深對設計色彩表現的特點及其傾向性的認識。
2、寫生觀察，由寫實向寫意轉移
繪畫重寫實，設計重寫意。在教學基本訓練中，不要只局限于面對景物寫生，應自由想象，讓學生的思維天馬行空似的馳騁，去尋找美的表現。寫生重感悟，想象寓求新，合乎設計基礎的重點要求。
3、在技法上向“色的分解”轉移
將變化萬千的自然色彩概括為幾套色的歸納色彩寫生方法，旨在培養(yǎng)學生用極簡練的藝術語言去表現自然界中對象的豐富變化，使學生從自然結構中歸納出藝術形象與概括的色彩秩序，強調寫生時將自然形態(tài)轉化為藝術形態(tài)的有序步驟與造型特征以及形式美法則的具體運用，從而順利進入到色彩諸關系對比元素聯系的整體系統(tǒng)中去。在形態(tài)上重視輪廓影像效果，省略繁瑣細節(jié)，以形成特征強烈的視覺效果。4、在色彩的選擇上和使用上向紅、黃、藍三原色轉移將畫面各種色彩分解為基本色塊紅、黃、藍的組合。間色和復色分解為原色的空間混色，灰色可分解為任意一對互補色塊。色味則有色相和色塊多少來控制。使畫面增加色彩豐富、響亮、閃爍、強烈的藝術性。
5、在表現技法方向，向裝飾性畫面轉移
從靜物到風景再到人物，都以色點、色塊、色階來表現。利用點、線、面以及相結合的裝飾手法進行畫面刻畫。采取色相推移、明度推移、純度推移、冷暖推移、面積分割的色彩裝飾手法；也可采用中國畫勾線、勾邊的裝飾手法。
6、把創(chuàng)作思想和實踐的重心轉移到創(chuàng)新思維、理性認識和象征意義上來
創(chuàng)造性是評判裝飾藝術作品的優(yōu)劣的重要標準。以往的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在設計色彩教學中只重視求同思維，而忽視求異思維，只強調邏輯思維，而輕視想象思維的種種弊病，會導致學生創(chuàng)作思維的思路閉塞，想象力貧乏。所以，在設計色彩課中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思維，課程目標首先是進行命題性色彩創(chuàng)作練習，創(chuàng)作出符合命題題意的設計性突出的作品。著重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觀念，主觀表達的能力和綜合設計的能力。把握主題、強化裝飾造型、構圖、色彩和表現手段。然后是進行設計性裝飾畫創(chuàng)作練習，模擬客觀環(huán)境、空間進行假設設計、運用象征等手法創(chuàng)作出符合環(huán)境空間整體，和諧新穎的設計色彩作品。
五、結語
1色彩藝術在園林景觀設計中的作用
1.1色彩能讓人感受園林景觀的美
色彩在園林設計中是真實、客觀存在的，又抽象地存在于人們的思維活動中。色彩可體現不同的風格主題和藝術形態(tài)，且其具有張力美。此外，園林景觀設計是在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基礎上進行的，設計中所用的色彩要能體現環(huán)境這個主題，以形成一種和諧、安然、質樸的美感。
1.2色彩能創(chuàng)造園林景觀的不同意境
園林景觀設計中，意境一直是設計者追求的一種精神效果，也是設計者在精神層次上對園林景觀的一種表達，意境可體現園林景觀的設計效果和設計思想，具體地說，意境既能客觀反映園林景觀，又是人們主觀方面的想象產物。
1.3色彩能豐富園林景色
園林景觀具有很多諸如味道、色彩、形態(tài)等的美學特征，它是由各種色彩經過特定的美化效果而結合形成的。園林景觀是一種綜合性較強的藝術形式，園林景觀的姿態(tài)多樣且風格不同，冷色系有一種安靜、冷艷的濃重感，而暖色系讓人有一種熱鬧、溫馨的感覺。合理運用不同的色彩、方式及手段可制造出不一樣的園林景觀，讓人在園林景觀中，產生一種獨特的美妙且神秘的感覺，色彩作為園林景觀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園林景觀的建設中的作用不容小覷。
2色彩藝術在園林景觀設計中的應用
色彩是園林景觀設計的重要部分，將色彩應用于園林景觀設計，不僅能體現其多樣性，還能賦予園林景觀活力和生命力。但園林景觀設計是圍繞生態(tài)環(huán)境進行的，這就要求園林景觀的設計一定要凸顯環(huán)境的主題，這也說明園林設計的主題是多樣且沒有界限的，而且設計風格多種多樣，色彩不一。
2.1同類色
同類色是指比較接近且差別不大的色彩，同類色的純度、色相以及明度都比較相似，讓人很難進行辨別和區(qū)分，所以，同類色的色彩之間有較好的協(xié)調度。同類色讓人們在心理和園林的空間環(huán)境上都有一種柔和感，并且同類色能凸顯出園林景觀的層次感。
2.2對比色
對比色是對有較大差異的色彩，進行合理的組織和搭配，進而制造一種張揚、醒目且能吸引人們視覺注意力的景觀。在園林景觀設計中，經常運用對比色組成藝術感較強的各種建筑物、花壇和圖案等，以沖擊人們的視覺壓力，產生熱鬧、快樂的感覺。此外，補色對比的純度與明度對比也不相同，補色對比會讓園林植物搭配由于補色而更加合理。景觀植物造景設計中，對比色彩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園林景觀的藝術效果。
2.3冷色系
藍、青及其相近的色彩都屬于冷色系的色彩。冷色系色彩的可見度較低，波長特別短，會給人們造成視覺上的距離感。因此，在設計園林景觀時，經常在空間較小的邊緣位置，選擇一些冷色調的花卉或植物，以增強空間的層次感和深遠感。此外，冷色系的收縮感也較強，就視覺而言，冷色系就比面積相同色塊的其他色彩顯得小，所以，園林景觀的設計中，經常將冷色系搭配著暖色系進行，以渲染歡快、明朗的園林氛圍，滿足人們的視覺要求，但部分園陵的建設經常采用單一的冷色系，以給人一種莊嚴、肅靜的感覺。
2.4暖色系
暖色系能讓人產生安穩(wěn)、和諧及溫暖的感覺，通常象征著和諧、熱情、歡快等，主要包括黃、紅、橙以及其相近的顏色，且經常用于大廳、花壇等比較熱烈的場合中。此外，暖色系還能平衡相關活動和人們的心理溫度，因此，暖色系不適合在可見度比較高的地方進行大面積使用，例如，高速公路旁邊等，若在公路旁邊安置大面積的暖色系色彩，容易引起人們關注，分散人們的視覺注意力，以致發(fā)生安全事故。
2.5黑白色和金銀色
1.特殊表達
在藝術作品的設計表達過程中，設計師會通過采用一些夸張和強調的手法，來結合自身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通過對色彩的充分運用，來表達出獨特的視覺效果。并且在藝術作品中，色彩的選擇作為一項藝術符號，往往能體現出藝術作品的本質。藝術作品的設計并不會將設計的核心思想直接表達出來，設計師會通過象征或暗示的手法，進行視覺隱喻，通過色彩來傳遞到作品上。
2.特殊觀念
設計師通常在設計觀念方面，考慮到作品應當符合現實生活的形式，來選擇大眾化的設計。但藝術設計中，設計師通常會在設計觀念方面進行仔細的研究，理解作品的時代意義，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結合作品的地域環(huán)境和時代背景，通過對色彩的運用進行體現，強化藝術作品的真實性和觀賞性。
3.色彩運用
藝術設計是一門觀賞性藝術，并通過動態(tài)或靜態(tài)的形式，向受眾表達作品的主題和思想。藝術作品在傳達思想的過程中，除了對聲音的運用外，更多的就是藝術作品中的色彩運用。色彩是人類感知系統(tǒng)獲得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并且色彩還能為受眾提供更為廣泛的視覺審美平臺。優(yōu)秀的藝術設計作品能夠通過對色彩的運用，將設計思想融入到作品之中。并且在現代藝術設計的過程中，也往往會重視色彩的運用，以夸張和強調方式為觀眾帶來強烈的視覺刺激，強化作品的主題思想。色彩的選擇也會對人們的情感波動產生影響，藝術作品的色彩能夠傳達民族、文化和時代等多方面信息，并通過設計師對色彩的選擇，來傳遞出作品的深層次情感。色彩是設計師與受眾的溝通橋梁，能夠在傳達信息的基礎上，引導受眾的思維變化，從而使受眾的思想與作品情感相結合。
二、藝術設計中色彩的內涵
論文關鍵詞：傳達，主題，情節(jié)人物
張藝謀以執(zhí)導充滿濃烈中國鄉(xiāng)情鄉(xiāng)味的電影著稱，其中反映農村題材的影片大部分都成為經典，彰顯了他的獨特風格和不凡成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先后執(zhí)導的《秋菊打官司》（1992年，簡稱《秋》）、《一個都不能少》（1998年，簡稱《一》）、《我的父親母親》（1999年，簡稱《我》）等三部影片，將審美的視角投射到當代農村，從不同角度展示農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傳達出更為現實更為切近的熱點話題，拓展出更為宏大更有張力的審美空間。在故事的敘述上，既返歸傳統(tǒng)又突破傳統(tǒng)，追求中國審美視野中的融合。從而使得影片平實、簡約、質樸中彰顯出厚重、秾致、豐富的鮮明特色。
一、傳達：平實與厚重
這三部影片，張藝謀都是把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放在宏大的人文背景上，從獨特的角度，運用紀實和抒情的藝術表現手段進行觀照和反映，在平實的影片之中蘊含著厚重的內涵，使得尋常的一樁樁生活小事散發(fā)出動人的魅力。在談到《一》和《我》影片的賣點時，張藝謀說：“我們用很平實的手段表現了很濃重的內容，用表面的平實和內在的凝重，通過不露聲色地表述來體現我們的關愛。”
三部影片文學藝術論文，講述的都是很簡單的故事，再現了老百姓的本色生活。這些影片平淡而真實，沒有什么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jié)，也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英雄壯舉，感人至深，促人深思。《秋》說的是西北溝子村村民秋菊為丈夫“要說法”的事，因村長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作為一個身懷六甲的農村，秋菊靠種地為生，為了能使村長賠理道歉，她只得靠賣辣椒的微薄收入來打官司，從調解到裁決再到判決，從告村長一直到事先沒有料想到告了市公安局局長。就農村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新鮮的事，給人以拍案驚奇的感覺。
《一》的故事發(fā)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偏僻的鄉(xiāng)村小學，十三歲的臨時代課教師魏敏芝追尋一個輟學的學生。為了50元錢的工資，維持一所只有28名學生的山區(qū)小學的教學秩序。魏敏芝只身一人跑到城市里，身無分文，睡車站，蹲馬路，守望電視臺，它不僅把失學的學生領回了學校，還從城里帶回了許多東西，引來了社會的廣泛支持和大力援助。“小人小事”，在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qū)可能每天還在上演著。
《我》講的是現代版的“織女”愛情故事，三河屯村鄉(xiāng)風淳樸，一個農村“織女”追求有文化的教學先生論文提綱格式。一段戀情，就像一首舒緩流暢的散文詩，不多的幾句對白，一只“紅發(fā)卡”成就了美好姻緣。自由戀愛開了三河屯村的先河，在彼時彼地可謂是令人無法想象的驚世駭俗的傳奇。
這三部影片，敘述的故事契合情境，返樸歸真。以平實的故事所凝鑄的素樸來再現平實的生活,“在司空見慣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來。”張藝謀以平實處見厚重的方式傳達主題，關注凡人小事，選材取向由“傳奇”轉為“平話”,把鏡頭的焦點對準現實生活，借日常性事件展示題旨，從一個獨特、真切的角度觀察人性、人情、人文深處，文化或哲理意味更為濃厚。
《秋》中案件不離奇，氛圍也不奇異，卻能引起觀眾的好奇。影片中，我們沒有看到人們所習見的“包青天”的形象，看到的是秋菊打官司過程中的一路“綠燈”，“人治”正在漸漸地被“法治”所替代。不過，在我們這個具有幾千年封建文化傳統(tǒng)的國度文學藝術論文，尤其是還非常講究秩序的廣袤農村，注定了這個轉換是非常艱難的，相當漫長的。影片在“情”和“理”的處理上，一方面是“理”在走向彰顯，在走向前沿，另一方面，“情”又在不時地掣肘，不時地制約。當王善堂在聲聲警笛中隨著陣陣塵煙被帶走時，贏了“說法”要回來“理”的秋菊只是一片茫然，那茫然中不正是感到自身“情”的失落、“情”的無奈嗎？令人欣喜的是“秋菊”們已經意識到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尊嚴，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傳達出一個極具時代意義的普法教育的主題。
張藝謀導演曾明確說：“電影除了好看以外, 還能告訴大家什么, 讓大家想什么, 關心什么, 愛什么。”《一》中,水泉小學作為山區(qū)小學, 條件簡陋，環(huán)境艱苦, 由于各種因素，失學的學生很多,優(yōu)秀的師資很少，但那所學校還在支撐著，堅持著。那里還有孩子們歡快的歌聲和稚嫩的讀書聲,還有數著粉筆敬業(yè)勤業(yè)的老師，自覺追求文化的行為既顯示出導演的情感傾向，也顯示了村民們對未來的希望和寄托。“文化”作為“干細胞”，對受教育者，受熏陶者而言，更具有可塑性，更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在水泉村，這樣的重大使命，卻讓一個無論哪方面都沒有成熟的小姑娘來承擔，無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為觀眾，情何以堪，驚悚之余，更深廣的憂憤當油然而生。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最容易擊中人性中最柔軟的那部分。
《我》所奏響的在今天看來完全是純真愛情的“絕唱”，純愛的主題貫穿在人生的始終，相濡以沫、風雨共擔的40多年的執(zhí)子之手，雖然平平淡淡，卻構建了最質樸浪漫的故事，情感的內斂，生活化的風格，完全是平民化的愛情故事。沒有山盟海誓，沒有鮮花戒指，但雙方都恪守著那一份神圣的情感。影片本來可以渲染出更多的氛圍，可以編織更多的情節(jié)，然而，導演將其都簡化了。導演張藝謀在說明影片的創(chuàng)作意圖時說：“這是為拒絕真情與真愛的世紀末唱一首帶有戀舊回歸色彩的愛情挽歌。”[1]在面對多元文化沖擊、社會經濟轉型的今天，人們的情感世界受到擠壓，真摯純樸的愛情觀也受到了嚴重扭曲，如何使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得以回歸和傳承文學藝術論文，這部影片給人們以警示和思考。
三部影片，從主流意識來看，回應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工程，也就是普法工程、希望工程、扶貧工程。讓人有尊嚴的活著，讓人有希望的活著，讓人有依戀的活著，構成了新時期農民的追求的三個方面，三個維度。張藝謀正是通過平常、實在的故事，運用電影語言，采取藝術的表現手段，傳達出厚重、真切的深層底蘊。
二、營構：簡潔與秾致
在敘事的表層框架里，張藝謀將這三部影片故事的主體內容放在集中明快的情節(jié)中。圍繞“一條線”來展開。淡化情節(jié)，弱干強枝，在簡筆勾勒的同時，注重強化細節(jié)，多用工筆，精巧而細密，濃艷而別致。在談到《我》劇時，張藝謀說：“……用減法，不用加法，沒有很強的戲劇性，沒有強烈的矛盾沖突，而是讓它走向平實，走向單純，走向細節(jié)化，甚至把細節(jié)加強……”。
三部影片的情節(jié)單純、平淡，主要是“以剖析主人公內在心理為基礎”[2]，沒有大的矛盾沖突，就像山間小溪，自然地流淌，自如地推進。同時張藝謀大膽運用戲劇的因素，情節(jié)依照慣常模式向前發(fā)展。《秋》圍繞“打官司”這一條線索，層次在鄉(xiāng)、縣、市三級打官司中漸次升級。《一》以 “尋找學生”為一條線索論文提綱格式。情節(jié)集中在魏敏芝代課期間這個時空段中，張慧科輟學以后，魏敏芝籌措路費、途中跋涉、城里找人，一步一步地推進。《我》以情感作為一條線索，匠心獨運，只選取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情節(jié)內容主要是兩人的相識、相知、相愛、思念的情感變化和發(fā)展。三部影片這樣的安排，使人感覺到絲毫沒有人為的外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從總體上看，單線條展開情節(jié)文學藝術論文，具有中國傳統(tǒng)的敘事特點。
在情節(jié)部分，張藝謀宕開一筆，三部影片戲劇性的“陡轉”各具特色，追求“自然本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濃度，加重了影片的人文色彩。
《秋》中情節(jié)“突轉”表現在：深夜，秋菊難產，村長帶人將秋菊抬到醫(yī)院生孩子。順勢而下，孩子滿月時，秋菊請村長吃飯，可是村長王善堂卻行政拘留了。不難看出，張藝謀發(fā)揮“情節(jié)點”的作用，“一件事”改變了故事的方向，似乎偏離了人們的思維定勢，給人一種“猛抬頭”的新異感覺，深層的推動力正是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和濃郁鄉(xiāng)情的浸染。
《一》中，運用了蒙太奇的藝術手法，把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態(tài)反應放在兩個空間里互相切換，魏敏芝坐在電視臺的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訪，張慧科在街頭流浪。這樣一勾連，從老師尋找學生轉換為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關注，對學生的關愛，社會效果頓時被放大了。“一個都不能少”，主題被升華了。
相愛容易，相處太難，尤其是一方處于不幸和磨難之時。《我》中，駱先生到城里接受所謂的“審查”時，風雪中的昭姊那“守候”、“尋歸”兩幅動人的畫面，凸現了張藝謀構圖藝術的魅力，也將純真的愛情詮釋得淋漓盡致。
在細節(jié)的處理上，張藝謀注重濃墨重彩，追求細膩傳神。他說：“我們花在細節(jié)上的‘筆墨’,在細節(jié)上的鏡頭數量，要遠遠大于在主要情節(jié)上的。我們把細節(jié)情節(jié)化，用處理情節(jié)的節(jié)奏和篇幅，去處理這些細節(jié)。”三部影片的細節(jié)編排側重于步步為營以寫實，環(huán)環(huán)相扣以寫意。每個細節(jié)都承載著豐富具體的信息，全方位的刻劃人物和表達主題。
張藝謀善于選擇日常生活中不同類型的物件、聲音以及情景，作為細節(jié)來精心營構。“言為心聲”，《秋》以“要說法”這句話作為統(tǒng)攝全片的細節(jié)，從向村長要到向鄉(xiāng)里要，向縣里要文學藝術論文，向市里要。潛在的根源在于一個“要命的地方”，以至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要說法”成為了大眾流行語，可見一個語言細節(jié)負載了多大的文化含量。《一》中，尋常粉筆“寫”全“篇”，圍繞粉筆，鄭重的交接、無意的踩碎、日記中的珍愛、社會上的捐獻，我們看到的是師生們對粉筆的珍惜和愛護、高老師的高大形象、各界人士的熱心助教，特別是在看到孩子們在黑板上自由舒暢書寫那色彩繽紛的粉筆字時，我們感受到的不僅是孩子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感受到的是信心，是希望。小小的粉筆，是蕩漾心旌的載體，是意味深長的象征物，讓人感到驚心動魄的震撼。《我》以“織布”的細節(jié)，來“編”故事“織”情節(jié)。情絲由著棉絲牽，時光隨著機聲回。“唧唧復唧唧”的織布聲中，織布、送布、眺望上梁布這幾個細節(jié)，織出了少女的情，織進了少男的心。“唧唧復唧唧”的織布聲，引出、插入駱先生的讀書聲，聲音的交替，畫面的切換，現實與幻覺交融在一起。“唧唧復唧唧”的織布聲中，昭娣將至真至純的情感，一絲一縷的織進“檔棺布”里，聲聲織布聲似乎是在傾訴那至死不渝的情，至死不變的愛。
張藝謀很巧妙地借助細節(jié)來含蓄地表達主題，但又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一》中以歌聲和呼喚聲為細節(jié)。起始是歌聲，結尾是呼吁之聲。歌聲、呼喚聲和心聲融為一體。《我》中，“圖文識字歌”，聲聲“韻”到底，用聲蘊意旨，以聲頌園丁。建校時，駱先生領讀聲，引領了文明的先聲；中途，駱先生讀書聲，是山窮水盡后又一村的柳暗花明；結尾時，兒子的領讀聲，喻指薪火相傳，綿綿不絕論文提綱格式。
三部影片的細節(jié)具有很大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張力。難怪張藝謀說：“你把細節(jié)一放大，立刻產生了刻骨銘心的情感。”[3]
三、造形：質樸與豐富
三部影片中文學藝術論文，作為新時代農村女性，她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不同時期，身份各異，她們仿佛是同根母藤上綻放的姊妹花，流淌著同樣的汁液，都有著“一根筋”的特性，卻迸射著不同的神采。因而都是具有著豐富的內涵，洋溢著本真的芬芳的立體形象。因此，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張藝謀電影又一個極具特色的“亮點”。
比較秋菊、魏敏芝、昭娣這三個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中，面對公理，面對責任，面對情感，她們更多地展示了頑強、執(zhí)拗的一面，樸質中有著豐富，倔強中不乏柔和。
梅蘭竹菊，各有秉性。秋菊為了“要說法”，從鄉(xiāng)里、到縣上、再到市里，她“不到黃河心不死”。為了突出秋菊倔強的性格，影片以“曲”展示“直”，用“退”表達“進”。“退禮”，縣公安局的行政裁決書下來后，秋菊得知李公安以村長的名義買的“點心”時，當即送回。“退錢”， 市公安局的行政復議書下來后，村長勸秋菊丈夫拿回了250元錢，秋菊認為村長沒有給個明確的“說法”，就把錢扔到地上。“退堂”，市法院開庭，當得知被告不是村長王善堂，而是市公安局長，到了法院門口的秋菊，愣是不肯出庭。“退”，實際上表現的是秋菊的那種不顧一切“要說法”的“進”，體現了秋菊的“倔”。這種辯證的藝術處理，使得人物從“扁平化”走向“立體化”。
魏敏芝的“直”，這也符合她的年齡特點和生活實際，體現在“追”字上。工作交接后，向村長追要50元的工資；在電視臺門口，反復追問別人“你是臺長嗎”；為了兌現“一個都不能少”的鄭重承諾，追尋學生，可謂是經歷千難萬難。
《我》是一部“零情話”的“真情戲”，不借助于語言而通過動作、表情等方法和途徑文學藝術論文，表現昭娣和駱先生純真的情感。在追求愛的過程中，突出了昭娣“巧”抓機會，“巧”用物品，真是“巧”費心思。用青花瓷碗“送公飯”，繞道挑水聽讀書聲，在送學生的路上等待，最終贏得了駱先生的傾情之戀。從清純少女到蹣跚老婦的漫長一生中，時時處處都蘊含著“巧”，可謂無“巧”不成書。“巧”織布，貫穿于情節(jié)的全過程，既展示昭娣的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將“一根筋”的性格特點充分地表現出來。
張藝謀對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現為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去除了外加的理想化的雕飾和刻畫，著力反映人物自身的樸質和本色的魅力，展示一個個具有豐富色彩的個體。秋菊“要個說法”，也就是村長打人認個錯。這本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但村長為了自身的權威，硬是不肯低頭。在民間，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秋菊的所謂“打官司”，無非是“上面的人壓下來叫村長認個錯”。“上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法律”。她為“要個說法”，不惜花費賣辣椒的血汗錢。事實上，她打官司的各項費用遠遠超過了200元。可見她對“說法”的執(zhí)著。面對深夜救助自己生子的村長被帶走之后，秋菊沒有勝訴后的，而是一片茫然。影片里，并沒有把秋菊刻畫成一個自覺的維權主義者，而是一個懵懂中又有一點法律意識的農村大嫂論文提綱格式。
十三歲的魏敏芝，在城里，也許是一個撒嬌耍潑的小辣女。可是，為了五十元的工資，她接過了高老師的粉筆，開始了她短暫的一個月的教學生活。對她而言，自身知識和教育理論都是非常淺薄的。“一個都不能少”等于“六十元錢”，很簡單的算式。為了使等式成立，魏敏芝不顧一切地追尋輟學的張慧科，魏敏芝形象的逆轉，由“為錢”到“為責任”。張藝謀沒有賦予魏敏芝偉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品質，而是放在實實在在的生活之中，放在魏敏芝所生活的具體的環(huán)境之中，讓人物“有規(guī)則的自由運動”，因而魏敏芝的形象大放異彩，獨具風貌。
“一份情，一生愛”，昭娣要的是一份不變的深情。當初文學藝術論文，昭娣對駱先生的愛，也許是少女對異性青年的本能的渴慕和追求，也許是出于對知識人的喜愛和尊重。當時光流轉，步入老年時，丈夫意外地病逝，昭娣固執(zhí)地用超過車費幾倍的錢，請人將丈夫的遺體從城里抬回來，按照傳統(tǒng)的方式操辦丈夫的喪禮。作為一個農村老婦，生活簡樸，但由于駱先生精神的感召，她還是把平生的積蓄全部捐獻出來，助建一所新的小學。昭娣的慷慨之舉，正是情感的作用。張藝謀并沒有將昭娣隨意地拔高和放大她的精神境界。
張藝謀在塑造切合農村婦女這個群體時，還非常注意選取臺詞、道具、背景等，從而使得人物形象更為豐滿。從縱橫兩個角度來看，這些形象既扎根于深厚的鄉(xiāng)土文化，又經歷著時代精神風雨的洗禮，因而更具有打動人心的魅力。
四、結 語
“看似尋常最奇崛”。綜觀張藝謀三部當代農村題材的影片，以尋常百姓為表現對象，以尋常小事為表現內容，情節(jié)簡潔而細節(jié)精致，人物質樸而內涵豐富，力求用最儉省的電影語言，營造出最厚重的藝術內涵，傳達出最深廣的時代主題。在同時代的農村影片中，無疑是翹楚之作。
[參考文獻]
[1]鮑十.我的父親母親[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0年2月
[2]汪流.電影編劇學[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2月
論文關鍵詞：戲劇翻譯，歸化，異化，翻譯目的
一、歸化和異化
歸化和異化策略起源于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1813的著名論文《論翻譯的方法》，文中提到，翻譯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 另一種是“the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author towards him”（Shuttleworth&Cowie, 1997: 43-44）。1995年，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其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書中，將第一種方法稱作為“異化法”，第二種方法為“歸化法”。歸化和異化是意譯和直譯理論的延伸。
1.歸化策略
歸化，即是在翻譯處理中要求譯者向目的與讀者靠近，采取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歸化派的代表人物為美國翻譯理論家E.A.奈達，他認為，“所謂翻譯，是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源語的信息。”（Nida,E,A&Taber, C.R., 1969）。他提出了“功能對等”和“讀者反映論”的觀點，認為判斷譯本的好壞不宜拘泥于相應的詞匯意義、語法類別和修辭手段的對比，重點是考查接受者正確理解和欣賞譯本的程度。因此歸化的特點就是重視讀者，采用地道的通順英語進行翻譯。這種翻譯方法可以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沖突，消除文化障礙怎么寫論文。
2.異化策略
異化文學藝術論文，即是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讀者所采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摘要體現了翻譯作為文化交流媒介的功能，譯者引導讀者理解和接受，并進一步欣賞源語文化。
3.歸化和異化策略的關系
歸化和異化都是翻譯的策略，然而近兩個世紀以來，圍繞翻譯是走向歸化還是異化之路，學術界卻爭執(zhí)不休。歸化和異化策略各有有優(yōu)劣。翻譯的目的不同，語境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歸化和異化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應該在翻譯中得以統(tǒng)一，以促進翻譯的發(fā)展。
二、王佐良、巴恩斯《雷雨》譯本的歸化策略
由先生創(chuàng)作的《雷雨》以其交織錯綜的情節(jié)，個性鮮明的人物在戲劇舞臺上長演不衰。而人物與情節(jié)塑造的成功與其簡潔易懂又含蓄深沉的語言有直接關系。關于其語言藝術美，錢谷融先生有如下評價，“我確實太喜歡劇本中的語言了，每次讀先生的劇本，總有一種既親切又新鮮的感覺，他那色彩明麗而又精煉生動的語言，常常很巧妙地把我?guī)нM一個奇妙的藝術世界，給予我無限的喜悅。” 王佐良和巴恩斯(A.C.Barnes)的英譯本《雷雨》不僅再現了原作的戲劇藝術魅力,也再現了原作精煉含蓄的語言特點，使文段讀起來朗朗上口，非常適合舞臺表演。關于劇本的翻譯技巧，筆者認為，歸化策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下例子為證：1. 魯貴：四鳳，別――你爸什么時候借錢不還帳？你現在手下方便，隨便勻我七塊八塊好嗎？（王佐良&巴恩斯，1958；p21-22）
LU:――don’t be like that, Sifeng. When did Iever borrow money and not pay it back? Now, what about a little loan of sevenor eight dollars, now that you are in the money.
在原文中，中文的貨幣單位是“塊”，魯貴說，“勻我七塊八塊”；此處，譯者并沒有采取異化的策略，例如解釋“塊”這個貨幣單位在漢語貨幣中的地位，或是在英文中找出其對等的貨幣單位；譯者使用了歸化的策略，直接將“塊”以為“dollars”, 使作品走向讀者，從而使讀者輕而易舉的理解文章文學藝術論文，更加適合舞臺表演。
2. 貴：你看你這點骨頭！老頭說不見就不見，到下房在等一等算什么！我跟你走，這么大院子，你別胡闖亂闖走錯了….( 王佐良&巴恩斯，1958；p38)
Lu: come down off your high horse! If theold man says he won’t see you, then he won't. Now, why not go down and wait abit longer in the servant’s quarters? Come on, I’ll take you along, otherwisein a big house like this you’ll be losing your way and losing your way andblundering into places where you shouldn’t be.
在此文段中，魯貴說，“你看你這點骨頭”。“骨頭”，這個詞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文化里，有其獨特的含義。在舊中國迷信的說法中，有一條稱為稱骨論命，即一個人的骨頭越重，說明他的命越好；而骨頭輕，說明這個人出身低下，命不好。這里，魯貴是罵魯大海的出身低下，不配和周仆園討價還價。譯者同樣忽視了“骨頭”這個詞的文化含義，采取了歸化的策略，直接將其譯為“Come down off your high horse”。“high horse”是英文的一個典故，它表示的意思是“趾高氣揚、自以為很了不起”，相應地，“to come/get(down)off one's horse”意思即為“謙和一點，別擺架子了”。譯者使用的是原滋原味的英文，使英語讀者在讀譯本的時候感同身受。
3. 沖：我以為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人努力，我們應當同情的怎么寫論文。并且我們這樣幸福，同他們爭飯吃，是不對的。這不是時髦不時髦的事。(王佐良&巴恩斯，1958；p106-107)
CHONG: I thingk we ought to sympathize withthem. After all, they’re only doing their best to help their own people. Besides,it’s not right that people who are as well off as we are should grudge themenough to keep body and soul together. And it’s not a matter of fashion,either.
在這句話中，周沖提到“爭飯吃”，譯者使用了很形象的一個英文成語，“to keep body andsoul together”, 它的意思是“Obtain one’s basic living expenses, to earn engouh money to keeponeself alive.”,意思是“賺到剛夠維持生計的錢，不被餓死”。譯文非常貼近英文讀者，譯者又一次使用歸化的策略，使譯文走向讀者。
這只是筆者從文中截取出的三個例子，但是我們由此可以窺豹一斑。可以說，王佐良和巴恩斯先生的譯本文學藝術論文，譯文中廣泛應用了英語中的俚語和成語，文筆流暢，可以稱得上地地道道的英語。這就是歸化的策略，譯本完全貼近英語讀者。
三、結語
戲劇作品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它可以作為劇本來指導舞臺表演；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因此戲劇作品的翻譯不同與其他題材作品的翻譯，可以根據其不同的用途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如果劇本是為舞臺表演服務，那么為了使廣大外語聽眾不被文化差異所干擾，更好更快的理解原文，譯者可以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使作品走向讀者；如果劇本是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譯者可以采取異化的策略，向讀者傳遞原語文化，使讀者讀到原滋原味的原語表達。從這一層面上來說，歸化和異化策略之爭，也不是絕對的非此即彼，就戲劇作品翻譯而言，譯者可以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來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Nida, E.A. & Taber, C.R.. The Theory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J. Brill, 1969
Shuttleworth & Cowie. Dictionary ofTranslation Studies ［Z］.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1997.
論文關鍵詞：弗吉尼亞伍爾夫《奧蘭多》，雙性同體
“雙性同體”一詞，從柏拉圖開始，就被賦予超越性別的精神和文化內涵，指人類最初身兼兩性、渾然完整的圣潔狀態(tài)。柏拉圖從神話起源上理解，人類最初就是雙性同體，宙斯把人類分成男女不同性別的個體，所以人類渴望尋找自己的另一半。榮格認為，從人類學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是雙性同體，人的情感和心態(tài)總是同時兼有兩性傾向，即男性的強悍果敢和女性的溫柔細致。現代女性主義文學先驅、英國著名小說家、評論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沿用“雙性同體”這一意象，將它發(fā)展成為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論，并將它視作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想境界。
一．“雙性同體”觀的形成和發(fā)展
伍爾夫在她的女性主義宣言《一間自己的房間》里提及：“我們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在男性的頭腦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頭腦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適意的存在狀態(tài)是，兩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伍爾夫認為，人類的大腦同時具有男女兩性的性格特征，“雙性同體”既是兩性關系的最佳狀態(tài)文學藝術論文，也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最佳狀態(tài)。因此她推斷，莎士比亞就是雙性同體的，濟慈、斯特恩、考珀、蘭姆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普魯斯特更是十足的雙性同體，沒準女性氣質稍多一點。相對于單一性別的大腦，雙性同體的大腦更易于引發(fā)共鳴，它能夠不受妨礙地傳達情感；它天生富于創(chuàng)造力、清晰、不斷裂。[1]
在評論界，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自問世以來便遭到一些女性主義作家的反對。美國女性文學批評家伊萊恩肖瓦爾特在其代表專著《她們自己的文學》一書中指出，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并非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只是一個“無性與不育”的隱喻；是她逃避現實，壓抑憤怒，討好男性的一種手段。[2] 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艾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也提出，“雙性同體”只是一種虛幻的假設理論，是一種對男權社會的退卻與和解。[3] 盡管爭議不斷，但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作為超越性別特征的一種創(chuàng)作理論，挑戰(zhàn)了男性霸權文化，解構了性別二元對立，把兩性和諧統(tǒng)一視為美好的性別理想。這既是引導女性反抗性別歧視、走出性別困境的一種策略，同時也為女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天地。
二“雙性同體”觀在《奧蘭多》中的體現
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在《奧蘭多》中得到了最直接的體現。《奧蘭多》是伍爾夫創(chuàng)作的一部最具夸張?zhí)厣男≌f，它集傳記、史記、小說為一體，打破了小說與非小說的界限，以性別突變、時空穿越等特征，記錄了主人公奧蘭多從16世紀的男性到20世紀的女性的轉變過程。[4] 先男后女的人生經歷讓奧蘭多身兼兩性特征，洞悉兩性奧秘。奧蘭多在三十歲時由男變女，三十歲前的男性奧蘭多英俊富有，既有女王寵幸，又不乏名媛追捧。三十歲后的女性奧蘭多美麗高貴，儼然淑女典范中國。伍爾夫并未讓奧蘭多在性別轉變之后旋即進入兩性和諧的理想狀態(tài)，而是讓奧蘭多遵從現實世界的常規(guī)，一次次面臨彷徨困惑，一步步通過不斷磨合逐漸走向雙性融合。
初為女性的奧蘭多在返回英格蘭的海船上，長裙曳地，光彩照人。不僅船長為之傾倒，就連一個水手也險些因為驚艷而跌入海中。奧蘭多在體會到身為女性的愉悅甜蜜時，也感受到順從、貞潔，衣著優(yōu)雅是女性必須堅守的神圣職責。與此同時，她還意識到，變?yōu)榕院蟮乃俨荒馨蝿Υ檀┠橙说纳眢w，再不能統(tǒng)領軍隊，也再不能佩戴象征英勇的勛章。她惟一能做的是給老爺端茶倒水，察言觀色。
隨著女性體驗的增加和女性意識的增強，奧蘭多逐漸覺察到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女性處于他者的從屬地位。即使她作為上流社會的貴婦，得以與艾迪生、蒲伯、斯威夫特等文化名流交往。這些大名鼎鼎的才子詩人們也送詩過來請她過目，征求她的意見文學藝術論文，但絕不表示他們由衷地尊重她、欣賞她。她很清楚“聰明男人只是陪她們玩玩兒，奉承她們，哄她們開心”。[5] 奧蘭多曾經對身為男子非常自豪，可如今的她卻看不起所謂的男子氣概。她甚至對文人圈子的虛偽倒了胃口，盡管她必須得繼續(xù)尊重他們的作品。性別的改變不僅讓奧蘭多在兩性間搖擺不定，而且讓她官司纏身。根據法律，身為女人，就不應擁有任何財產，這基本上與被宣判死亡是同一回事，因此她曾經享有的頭銜、宅邸和財產都將與她分離。法律在不能確定她的性別以前，只允許她隱姓埋名，暫居鄉(xiāng)間。可見，女性已經完全被社會邊緣化了，即便是作為文人雅士們的女恩主，奧蘭多也概莫能外。《女性簡史》的作者約翰蘭登戴維斯先生毫不吝惜地告誡女性：“當人們再不想生兒育女，女人也就再無必要。”女性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回想曾經作為男性所享受的特權，奧蘭多百思難解。在她看來，她本身并沒有改變，只不過選擇了女性的服裝，流露出女性的氣質。為何曾經由她隨意塑造的世界僅僅因為服裝、性別的改變使她舉步維艱？伍爾夫的一段關于服裝功能的言論多少回答了奧蘭多的疑問：
衣服能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能改變世界對我們的看法……即不是我們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們；我們可以把它們縫制成手臂或胸脯的形狀，而它們則根據自己的喜好塑造我們的心、我們的腦、我們的語言……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劍，而女子的手必須扶住緞子衣衫，免得它從肩膀上滑落下來……男女若是穿同樣的衣服，對世界或許就有同樣的看法了。[5]
通過以上言論我們不難發(fā)現，在父權社會中，男子是自信的、僭越的，因為他們是社會的第一性，是社會的中心和決定力量；而女子是謙恭的、順從的，因為她們是社會的第二性，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依附于男子的“他者”。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不管奧蘭多如何努力、掙扎，都不能擺脫身為女性所遭受的的束縛與歧視，就連伍爾夫本人也難逃此宿命。伍爾夫出生于英國一個知識貴族家庭，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男權意識嚴重的家長。他給家中的男孩提供良好的教育，讓他們上名校，可女兒卻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識。伍爾夫在日記中寫道，如果父親不是過早去世，她根本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如此豐贍的作品。他會扼殺我的生命，不能寫作……[6]
由此，我們不難想象文學藝術論文，20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無一例外地被要求成為孝順的女兒、隱忍的妻子、賢良的母親。總之，女子無才便是德。男性文化霸權無情地剝奪了女性享有平等權利和同等智慧的機會，女性喪失了話語權，不能隨心所欲地自由寫作。奧蘭多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由于對自身性別、身份的種種困惑，她的長詩《大橡樹》的創(chuàng)作也多次被迫中斷。熟知兩性心理的她輪番發(fā)現兩性都有可悲的缺陷，仿佛她本人既不屬于男性，也不屬于女性。正當奧蘭多陷入兩難境地之時，換裝成為她自我解脫的新出路。柔美的長裙，陽剛的馬褲，或者是分不清男女的中國袍子，奧蘭多通過頻繁易裝獲得了只穿一類服裝的常人無法想象的雙重收獲，她游刃有余地在雙性之間自由轉化，輪番享受兩性的愛戀。
伍爾夫認為“每個人身上，都發(fā)生從一性向另一性搖擺的情況，往往只是服裝顯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內里的性別則恰恰與外表相反……我們姑且撇開一般，僅僅注意它在奧蘭多這個特例中產生的奇特作用。”[5] 借助換裝實現雙性同體的奧蘭多由于汲取了雙性營養(yǎng)，兼具雙性特質，理智與情感在她的頭腦中自由平等地交融。因此柯勒律治說，睿智的頭腦是雙性同體的。[1]
擁有雙性氣質的奧蘭多終于完成了飽含其畢生心血的詩作《大橡樹》，由于詩中充滿了對真理、自然和人性的關注而大獲成功。完整的雙重人格不僅完善了其創(chuàng)作才能，也使其收獲幸福的愛情和完美的婚姻。奧蘭多的丈夫謝爾同樣也是雙性同體，兩人初次見面時就彼此吸引中國。由于深諳異性的心理，他們能相互心領神會，交流默契。兩種性別特質沒有孰優(yōu)孰劣，而是對立統(tǒng)一地在一個人身上體現。[7]
三“雙性同體”觀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小說《奧蘭多》蘊含了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以藝術的形式表現了“雙性同體”的優(yōu)越性，呼喚兩性之間的包容性。盡管在父權社會，男女兩性地位懸殊，女性在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都很難與男性抗衡，但伍爾夫一直在為女性爭取獨立自主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權利。她試圖通過奧蘭多這個雙性同體的人物來探索一條重建女性自我、恢復女性社會地位、樹立女性堅強自信的道路。[4] 雙性同體的奧蘭多無疑是伍爾夫創(chuàng)造的一個完美人物，伍爾夫正是通過描述奧蘭多的生活經歷和心路歷程，表明自己所期待的兩性平等共存、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望。雖然這種通過淡化性別意識而達到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的完美構思，在有缺損的男性中心社會結構中，只能是一種幻想。[8] 但是，“今天，生產力的發(fā)展，已經給男女兩性提供了大致相當的經濟地位，加上共同的自然界所構成的大體近似的心理和外部環(huán)境，必然使男女兩性在精神上和品質上日益接近。當今的世界已是男女兩性互相溝通、對話的時代了。”[9] 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思想無疑是具有辯證精神和發(fā)展眼光的，在當時的父權社會尤其難能可貴。伍爾夫肯定男女兩性的差異，但反對夸大差異。在她看來，雙性的心靈讓人類社會更和諧、更平等。男性和女性作為平等的個體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文學藝術論文，女性才能得以實現自身價值，促進自身發(fā)展，獲得人的自由和尊嚴。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不忽視，不排斥，也不抹殺任一性，而是把兩性和諧統(tǒng)一視為美好的性別理想。只有兩性平等地對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漸融合，人類社會才能夠真正達到和諧統(tǒng)一。
結語
綜上所述，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作為解決兩性沖突、促進兩性平等的理論依據，為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來研究女性主義的學者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雙性同體”雖然是一種文學理想和社會理想，帶有幾分“烏托邦”的色彩。而且，“雙性同體”的人物作為社會的“第三性”，也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容易導致人物解讀的形式化和機械化。但是，伍爾夫通過“雙性同體”人物的塑造，不僅顛覆了父權社會的男性中心主義，還規(guī)避了女性走向分離主義的立場。雖然伍爾夫運用的是女性的視角，但思考的卻是雙性的問題，即她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沒有停留在男女二元對立的這個矛盾層次上，而是走向男女二元對立的統(tǒng)一。[10] 因此，伍爾夫的“雙性同體”理論必將以其開放性和包容性對女性文學的創(chuàng)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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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纖維藝術，從以往的藝術形式上來看，它既不屬于繪畫，也不屬于雕塑，既不用筆，也不用紙。由于所選用的制作材料是棉、毛、麻、絲、塑料、金屬及人造化纖等不同性質的纖維，故稱為“纖維藝術”，主要分為平面、立體和空間三大類。它是在挖掘和研究傳統(tǒng)染織藝術的基礎上，在現代藝術發(fā)展中作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出現并逐步獨立。最早的纖維藝術的雛形，出現于中世紀西歐古堡的墻壁上。它既防潮保暖，又起著美化與裝飾環(huán)境的作用。后來又受到了19世紀末英國工業(yè)革命以后威廉?莫里斯的工藝美術復興運動以及包豪斯等革新力量的影響。現代纖維藝術始于1930年。有一位安娜?歐伯絲（Annealbers）夫人，她首先制作了纖維藝術作品，在美國展出后引起了很大反響。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纖維藝術盛行于西德、日本、瑞典、美國、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南斯拉夫等國，確有與雕塑藝術并駕齊驅的傾向，從平面到立體，甚至對于時間的追求，一舉揭開了纖維藝術的新局面。
現代的染色藝術，是把以往用于紡織品圖案的印、染色技術提取出來，作為一種藝術創(chuàng)作手段加以利用，它以現代視覺語言，全力追求畫面的簡潔效果和清新魅力，并努力表現隱藏于畫面之中的民族之魂和作者的個性情懷。有資料顯示，從人類開始裝飾自身的時候起，染色藝術就誕生了。其中有起源于印度的蠟染，也有發(fā)源于我國而后又在唐代傳入日本的蠟染織物。然而，把染色藝術發(fā)展到如此面貌嶄新和藝術高度的卻是日本。自明治以來，從為海外萬國博覽會制作壁掛及其它紀念性作品，染色藝術已經和油畫、版畫、日本畫等其它繪畫藝術一樣，廣泛得到政府的支持、專家的認可和廣大國民的喜愛，從而確定了它在美術領域的獨立地位，成為國民喜聞樂見的新的美術形式。
染色藝術，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對厚重古雅的色調有所追求，強調藍、茶、黃、黑等天然染料樸素之美，有的則有效地運用了化學染料那種明快、鮮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強烈的現代感。總之，作者把色彩作為情感的抒發(fā)與寄托。造型上雖然也有寫實的，但卻能跳出傳統(tǒng)寫實的理念和模式，把簡潔的塊面運用和理性的畫面構造作為敘述語言。有的畫面構成氣勢雄渾，極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雖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動著一種激情與風骨。那種顯著的色調構成和構圖的多樣化，對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讀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裝飾性，到位的造型力，具體和抽象的和諧，使染色藝術的風格獨樹一幟，富有極強的藝術個性和感染力。
我們強烈地感到，在現代化達到相當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輸入西方現代技術，物質文明極大豐富；同時，古老的民間傳統(tǒng)工藝品越來越得到人們的珍愛和強烈需求，成為現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這并非偶然。由于戰(zhàn)后日本經濟高速發(fā)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費的國家。隨著民眾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和生活習慣上的歐化，對美化生活的要求越來越高。人們總是渴望得到物質與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這種社會的發(fā)展需求，現代日本染織作家們，立志克服過去手藝人的匠氣，而以現代染織造型作家的姿態(tài)登場，作品日趨文化性。也順應時代要求，直面現代藝術，創(chuàng)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個性強烈的染織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風畫，在傳統(tǒng)器物上表現現代美。還有作為室內裝飾的壁畫、壁掛或橫額，多以表現風俗民情為內容。一些頗具地域色彩的民藝品，也都是運用了蠟染及友禪染、紅型染及型染畫等手法制作成的藝術欣賞品，風格粗獷、單純大方，感情熱烈、真誠奔放，充分表現了作者的聰慧和對美的獨特見解。看了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無窮。另一方面，還有結合現代建筑，如賓館、美術館、博物館、會議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場所，制作的現代纖維作品都極為鮮明地體現了20世紀現代藝術的特色，給人以時代感和材質美的享受，與現代人的生活氣氛和建筑環(huán)境十分協(xié)調。
這些藝術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對外貿易方面已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有些獲獎作品成為當代日本民族燦爛的文化遺產，被收藏于國立美術館。有幾位染織作家（染色藝術家和纖維藝術家）已被國家指定為“人間國寶”（無形文化財產保持者），這些藝術家在繼承和發(fā)掘民族傳統(tǒng)的基礎上，不斷進行藝術性探索，努力開拓著新的創(chuàng)作途徑。近年來，配合現代建筑藝術，染色藝術和纖維藝術在室內裝飾中，起到了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養(yǎng)、美化人民生活環(huán)境的作用。因此，藝術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藝術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之一。
其實一些傳統(tǒng)染色技法，如蠟染、絞染等，據歷史考證，幾乎都是先后從中國傳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發(fā)展。在日本久負盛名的“西陣織”絲織藝術品及其技術，就是隨著我們的祖先秦人帶到了日本的京都，現代染織作家又將其發(fā)展為可以與雕刻藝術相媲美的藝術；還有我國染色中的藍染，傳入日本的沖繩島以后，被發(fā)展為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紅型染，日后幾十年中，被當代日本民藝運動的倡導人之一，已故東京藝術大學教授芹澤圭介先生研究創(chuàng)新為頗具藝術特色的“型染畫”，為當代日本染色藝術增添了不可磨滅的光彩。這些本來都屬于中國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產，但沒有應有的重視和繼承，有些甚至將面臨人亡藝絕的危險。我們有責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時搶救，將會造成我們在經濟上的，更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藝術上的損失。如果我們能盡快地把這一事業(yè)重視起來，就會大大有益于我們挖掘、研究、整理我國傳統(tǒng)的民族藝術，包括少數民族的藝術，特別是民間工藝美術。這對于傳承民族藝術，提高藝術品的文化品質，促進文化藝術事業(yè)發(fā)展，有著積極的意義和文化價值。同時也無疑對開拓我國纖維藝術和染色藝術，繁榮我國美術創(chuàng)作，將歷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對此我們應該充滿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學這一學科，對民族藝術的保存與發(fā)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從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悅的民藝運動，到大阪、倉敷等城市的民藝館以及大阪民族學博物館的建立，大大激發(fā)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遺產和進一步弘揚民族文化藝術的欲望。好多藝術家努力成為學者型的藝術家，除廣泛學習民族文化外，陶藝家研究多種釉的結合，染織作家研究色的化學反應。藝術與科學的相互滲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現代特質的藝術家。包括日本畫畫家和現代雕塑家，他們極為重視材料的選擇和制作所產生的藝術效果，作品不論在表現手段與藝術風格上都有相當的創(chuàng)新性，使當代日本美術事業(yè)的發(fā)展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纖維藝術和染色藝術，之所以能夠蓬勃發(fā)展，脫穎而出，也得力于獨特的創(chuàng)新教育。其特點至少有如下幾點：
一、極力反對模仿，重視藝術創(chuàng)造，培養(yǎng)重點是，在探索和發(fā)展的氣氛中發(fā)展學生個性和創(chuàng)造力。所以在師資力量的配備上，既有頗具實力的教授講造型基礎，也經常聘請活躍在藝術界的先鋒藝術家講藝術論，以此培養(yǎng)學生全面的藝術素質。
二、藝術與科學結合。學校設有材料學和染色學課程并備有染色實驗室，其教學不是停留在理論探討和紙上談兵，除進行必要的繪畫學習外，還要掌握材料的選擇、染色配方、工具的使用和工藝流程。讓學生把自己的設計意圖付諸實踐，獨立完成一件件作品的構思與制作。通過實踐制作，啟發(fā)受教育者不斷發(fā)現各種纖維材料在造型上的可能性和表現力。
